明升暗降

经过几轮政治斗争，军机处的大臣走的走，退的退，朝中急需干部了。

1907年7月，袁世凯借清政府预备立宪之机，写了一封奏折，陈述预备立宪需要做的十项举措，以显示自己深刻领会了太后新政改革的意图，并紧紧围绕在太后周围，绝无二心。

慈禧是个政治强人，从1861年执掌大权以来（那时袁世凯才两岁），把各路满汉大臣收拾得服服帖帖，谁要是受到她的些许怀疑，那绝没有好果子吃。清末新政是一改祖制家法的大事，下面的大臣不管是谁，不管心里同意还是不同意，表面上都必须得听太后的，太后的权威绝不允许受到丝毫挑战。因此，朝廷发布精神，封疆大吏如果不跟着摇旗呐喊，怎么个意思？你还有自己的想法吗？难不成你比我还高明不成？是不想要脑袋上的红顶子呢，还是不想要吃饭的家伙了？

清末时期的封疆大吏到底懂不懂立宪？

那个群体的人鱼龙混杂。懂的人自然是不少的，但不懂的官僚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太后的威势之下，这些官员最要紧的不是懂得立宪的专业知识，而是懂得紧跟。上边喊什么，你就喊什么，这就错不了。所以李鸿章就曾辛辣地自嘲道，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倘若连官都不会做，那也太愚蠢了。

不管是否明白太后的改革意图，这些官员不假思索地跟着摇旗呐喊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把于己有利的政策规定大加利用，钻制度空子，把于己不利的规定给淡化和弱化处理，上级想挑毛病的话，既挑不出来，也挑不过来，因为自己是绝对跟着上面精神走的，绝不硬对抗，这样通过“化骨绵掌”的软执行，上面再好的政策在传达到基层的时候都会销于无形。

不过，仅仅这样做还只能算是个庸官。在官场要想获得提升，跟着喊也要有技巧，要装作真心实意地喊，喊个抑扬顿挫，更要喊出个所以然来，这样才算真正理解了上边的指示精神。

袁世凯就达到了这个境界。同样是上奏折，拍马屁，只有他的文章能引起太后的兴趣。

这大概得益于袁世凯天天收集领导的口谕、诗词、小曲之类的文字并进行仔细研究，用现在的话讲叫心理分析，这才能准确地号到老佛爷的脉。更何况袁世凯手底下还有杨度等这样一流的笔杆子给他写稿。

慈禧老太太拿过袁世凯的折子一看，写得太好了。人才啊！既然你这么有才，比练兵还有才呢，那还等什么？赶紧调到中央来研究立宪吧。

于是袁世凯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调为外交部长（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削去了兵权。虽然军机大臣对普通人来说，是个极为荣耀极为显赫的位置，将来可能封侯拜相，实现读书人的最高梦想。但是，对袁世凯来说，这明显就是清廷用明升暗降的手法，把自己调到了军机处，与自己的军队分离开来。

就在袁世凯调离军队的前后，袁世凯的爱将，北洋之龙王士珍、北洋之虎段祺瑞和北洋之豹冯国璋，也先后被调离带兵一线，“另有任用”。

早在1906年彰德秋操之后，王士珍因才能突出，先被“掐尖”，调任江北提督，1908年又升任兵部右侍郎，陆军部的副部长，一个有职无权的位置。

1906年，因为冯国璋练军有功，成绩显著，清政府任命他为贵胄学堂总办，专门给满族亲贵、八旗子弟、官宦人家讲军事。不过冯国璋为人谦和，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倒结交了不少人，名声不错。1907年6月，冯国璋调任陆军部军谘正使，一个大参谋的位置。

1907年10月，段祺瑞被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专意督办陆军各学堂。是个“副”都统，兼任军校教官。

把老虎放进笼子里，还有什么杀伤力？乖乖地听话就是了。

在慈禧这样于宫廷中斗了一辈子的高手面前，袁世凯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即使不写文章，他也知道自己早就被列入了黑名单，实权的剥夺是迟早的事。不这样，皇家的人连觉都睡不好。

用了杯酒释兵权的手法，没直接诛杀，已经是不错的待遇了。

看来今后凡事要小心了，树大招风啊，自己的袁家军到了关键时刻听不听自己的，谁也说不准。

与袁世凯一同调入京城的封疆大吏是在湖北练兵的张之洞。

慈禧调张之洞进京，是想收到一箭双雕之效。一则是把掌兵大员调到京城眼皮底下，二则是让张之洞来牵制袁世凯，实现汉大臣互掐的效果，谁让瞿鸿机老头这么不中用。

同时，为了安抚袁世凯，她批准了新任直隶总督由袁世凯推荐的杨士骧接任。杨士骧也就是袁世凯一生中看得上眼的“三个半”进士之一。

作为国家最高掌权人，慈禧这么安排，有着深远的政治考虑和深刻的人性思考。

把袁世凯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他即使是只虎，也得乖乖地装成大山猫任自己抚摸，一举一动也都在自己的监视之下，他掀不起来大浪。而且老佛爷相信，人一有了权力，就会变得六亲不认，部属有实权之后，也不会乖乖地听从以前的老领导。

啃着根骨头的时候，小狗也可能会冲旧主龇牙。

三字经横念，人、性、苟嘛。

听你的，是给你面子；不听你的，也是情理之中。

不管怎么说，把袁世凯调离他经营多年的军队，授之以文职，朝廷就迈开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坛上，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距离慈禧太后归天就剩一年了。

慈禧太后虽然否决了内阁总理制，但形式上的立宪制仍在继续进行着。1908年7月，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西方三权分立为立政基础，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第一次产生了新鲜的政治生态，第一次提出限制皇权、承认民权的概念。清政府同时宣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君主立宪制正式进入了筹备阶段。

后世的史书，一直诟病清末的预备立宪是假立宪，其实，扪心想一下，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预备”的渐进式，不是最稳妥的办法吗？即使想一下子立宪，也是完全、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呢。

中国人也太急躁了，想一下子超过英国、盖过日本，重新成为世界老大。

所以，当清廷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的时候，认为立宪能救国强国的知识分子、士绅阶层却再也忍不住了，认为时间太长，认为清政府根本就不想立宪，于是，许多人投入了革命派的阵营。

历史犹如过眼云烟，真假无从辩解，争论是非也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我们不妨问一句：一项影响国运的改革，能视为儿戏吗？

由皇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九年期其实是远远不够的，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阶段、一个复杂的设计、一个危险的过程。即使是一辆飞驰的快车，你想使它突然停下来，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更何况是历史巨轮要改弦易辙？

有几人能真正从改革实践的角度，体验一下清末预备立宪的合理性呢？多数是站在道德审判的立场来指责，而不是进行理性反思。

今天，当我们把镜头回放，重新反思清政府预备立宪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时机上看，清廷在本该改革的时候而没改革，为了维护一家族或一派系之私，必然失去民心，失民心是从失去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开始。过了这个时机，改革与否已经不重要，只是在等待着那个爆发时刻的来临。

改革的举措，从理论上和技术层面上来看，平心而论，也不失为先进的举措，但已经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即使你此时真的是为百姓，但百姓已经对你失去了耐心：算了吧，不要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