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的便是最好的

这里不妨再把孙中山日后的政治抉择先做一下简要交代。20世纪20年代前后，孙中山在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多年思考的基础上，正式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的建设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

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共和，相反却走向了军事强人独裁政治之路，孙中山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1924年孙中山发表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集中阐述了他三阶段的政治主张:“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孙中山认为:“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

至此，我们才明白，中国的政体选择，不应该用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私心来解释，在那选择的背后，是有一双巨手在拨动的，这双巨手就叫历史发展规律。于这片土壤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诞生这样的产物。

亨廷顿通过研究发现亚非拉国家不切实际地以欧美先进国家为模板实行改革或革命之后，多数陷入了无休止的冲突、内斗甚至战争之中。他认为，与这些国家缺乏食品、文化、教育、财富相比，他们面临的更严重的短缺，就是“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

只有制定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有效的制度，政府才能享有公民的忠诚，从而有能力去开发资源，征用民力，创制并贯彻政策。

亨廷顿告诫各国改革者，传统的东西绝不能一笔抹杀，它们有着巨大的合理性和可资利用的价值。“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传统性不但具有顽固性，而且会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或层面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譬如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家族因袭、裙带关系和门阀政治等就是如此。这些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构成了相当多数新兴国家的特定国情。问题不是去消灭它们，而是借助它们来实现社会动员和整合，从而最终导致现代化。”

面对欧风美雨的冲击和洗礼，各后发国家力图走向现代化，这些国家中，日本是成功的典范，日本转型最快，而日本的传统性也保留得最完好。这恰好与政治学大师的观点合拍。

据《菊与刀》一书记载，19世纪80年代，宪法的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就日本当时遇到的问题，向英国学者斯宾塞求教。经过深入了解，在写给伊藤的意见中，斯宾塞认为，以大和民族的心理为核心的日本等级制，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经济腾飞的基础。民众对“长辈”的尊重和服从，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这种无法撼动的等级关系是一笔可贵的资源，是日本政府应该加以引导和利用的，它可以为日本的复兴提供一个契机。

日本近代社会的发展，确实与此项重大举措关系很大。

明白了这些历史经验和政治学原理，此时再来反观袁世凯和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的行为举动，相信定会更加客观、理性。

到底是用先验预设的抽象理论作为治国之道，还是用从历史和社会客观实际出发提炼总结出的经验理论作为治国之道，二者哪个符合世情、国情、民情？读者心中自会得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