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长宜放眼量

李书磊在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关于读书和做官有段精彩论述，见识非常高：“古时候学而优则仕，做官的都是读诗书的人，这很好，很值得欣赏。但我真正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读了书做官总有点把读书当敲门砖的意思，既贬低了诗书也贬低了做官；做了官读书才是一种雅兴，一种大性情，一种真修炼……古代的官员千里宦游，两袖清风，满墙书卷，白天升堂处理俗务，晚来在灯下读书咀嚼真谛，庶几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尽管做到这一点的人少之又少，但不管怎样，只要是官员在读书学习，无论是读书做官，还是做官读书，都已经达到人生中的一种很高的境界了。

读书，其实是一个非常磨炼心智的过程。通过秀才、举人、进士的层层递进和知识的提升，加上年龄阅历的不断增加，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对权力的理解、对社会的洞察也比常人要高明、通透。你不得不承认，过了而立之年，或是不惑之年以上的人，普遍要比年少气盛的权贵成熟、稳重、老到、得体。

唐代白居易够厉害吧。他中进士的时候，是29岁，在长安塔下兴致勃勃地题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其他的都比他年龄大。这样有年龄、有阅历又饱读诗书的人出来做官，总体上，肯定要比刚读一本书就走马上任的官员要强出数倍。

不是说秀才的学历不能当官，而是他们对权力的理解、对官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对责任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太监们什么学历都没有，不是也照常掌权吗？魏忠贤不也能做到权倾朝野的“九千岁”吗？但是，做官的素养可就相差太大了。

南宋名臣张南轩对孝宗皇帝说：“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必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天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明代于慎行高度评价了这句话，认为“此二语者，可为万世用人之法矣”。他接着指出，要找那些有小才、私智，具备当官条件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当国家处在安危关头，需要顶梁柱的时候，只有那些具备过人的见识、过人的气魄，并具备光明磊落的公正之心的官员，才能胜任。而选拔这样的官员，却是千难万难的，绝不是批量生产出来的。

当一个社会从学校里批量生产大量的“官”的时候，官员的选择标准就已经下移，并导致官员素质的降低，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兴衰。

这样做的后果，极可能带来社会风气的逆向发展：官员职位的高低与官员的道德素质成反比！与官员的文化水平成反比！！

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值得害怕的倒不是大人物的缺德，而是缺德使人成了大人物。

社会一旦这样，这个国家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袁世凯先生提议废除科举考试，其本意是好的。废科举，兴西学，“设立学堂并非专为储备人才，而是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都获得普及教育，具有最基本的知识，上知报效中国，下知自谋生业。才高者能参与治国，才能低的也不失为合格的公民，即便是女人也不能让她在家待着，也应该让她受教育。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国家怎能不富？以此国家怎能不强？”

理想与现实之间，其实差距相当大，中间的鸿沟在哪里？鸿沟有多大？改革者一定要考虑清楚。

袁世凯自己一直以为干了件功在千秋之事，其实他并不知道，科举的废除，就是对病人的“休克疗法”，在当时条件下，他直接斩断了知识分子与国家联系的血脉和纽带，加剧了精英的流失。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经说过，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终身之计，在于树人。新的人才培养，不是像计算机程序那样简单，是需要时间浸润和慢慢培养的，否则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断层、断裂带。

这一断层，恰好碰到政治强人慈禧归天，所以，大清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被下了猛药，上吐下泻，无需外力，自己就把自己搞死了。

如此说来，科举制度只可改造，而不可埋葬，不可因噎废食，它里面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因素，也包含着许多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可变因素。现在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其实借鉴了大量的中国古代考试取才和官员选任的方法，如借鉴中国古代“官”“吏”分离，西方将“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但这些在中国本土反而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研究后指出：“这种分割制度的确立是为了实现政策变化和政策延续性、变革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政治官员来来去去，但公务员则是永恒的。政治官员由新的领导人任命，是执政团队的一部分，是决策者，而公务员则由非任命产生，是政策的执行者。”

本来，科举制度尽管录取率极低，但它对每一个人开放，不限年龄，不限地域，考试失败了也还有无数次机会和希望重新再来，这就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整合与凝聚机制，尤其是凝聚最有思想的社会精英的最好黏合剂。

科举制度废除了五六年之后，一场本来没怎么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抗的辛亥革命，却领导着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分子（至少不是下层走投无路的赤贫阶层，且在农业文明中，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中产阶级的力量本来是极其微弱的）把一个王朝给踹翻了，这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有进步思想的军人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

用政治学术语说，就是现有体制再也无法吸纳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从而使他们迅速地游离，不断寻找实现自己生存和价值的可能机会。

游离于体制外的读书人与社会不安定人群一旦结合，就会产生掀动社会的滔天巨浪。

更何况，骤然废除科举，多少人，甚至是祖孙几代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一下子消失了，支撑他们为国奋斗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了。

而新式学堂、西式技艺，对他们来说，由于知识结构、经历、视野、年龄、经济状况等因素制约，是一个不可能一下子到达的陌生领域。

他们的出路断了。

社会带给他们的痛苦，就会在心中悄悄滋长。在以后的生活中，当遇到不顺之事时，他们就会想，如果不是取消科举，老子说不定已经当到什么什么官了，哪像现在这样遭罪。所有的不顺都会归结到科举考试废除这件事上来，进而归结到现行制度不好上来。

无数次自我催眠就会使小小的怨气积成冲天之怒。

一大批有思想、有文化的人，就这样走向了政府的对立面。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趁机发泄长期累积的不满。

面对清末新政推行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有思想却没机会的群体，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参与革命，是迟早的事。这批人不一定加入革命党，但会加入反对政府的阵营。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必须注意，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必定有其民族独特的精神特质和精神支柱，而这一精神的主要承载者，必定是知识阶层和精英群体，他们也是芸芸众生的楷模与表率。

科举考试所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和以“士”为奋斗目标的准士群体，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浸润、示范并孕育了一种“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君子精神，“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的士的精神；在王朝或国家危亡的时刻，他们舍其生而取其义，舍其事而成其心。假如没有“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精神浸润，也就没有文天祥，没有史可法。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和民族之魂。

由此看来，科举废除带来的后果，从更长远的视野来说，它就不仅仅是士这一群体的衰亡，也不仅仅是带来大清灭亡这么简单，它更是一次文化的断层、精神的割裂，给民族之魂留下了巨大伤痕。

这一点，主张废除科举考试的人，以及叶赫那拉氏，是做梦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