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的休克疗法

由直隶总督袁世凯牵头，一些封疆大吏附和，废除了科举制度，这一主张，到底是功还是过呢？

看历史是需要放长眼光、放宽视野的。

短期看来有利的事，长远看来可能有害；短期看来有害之事，长远看来可能又有利。辩证法就是这么怪。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流行千余年的一种比较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衰落于明，终结于清。

它给了穷人子弟一条通往上层的金光大道，只要你努力，你就有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让命运挣脱出身的藩篱。据统计，北宋入《宋史》的官员中46.1%来自寒族；明初平民出身的进士竟达58.2%；清代平民进士约37.2%，但明清平均达42.3%。平民子弟只要自身素质过硬，就可以在科考赛场上威风凛凛地把富二代、官二代给干趴下。

古代对科举考试极为重视，礼部这个教育部是国家六大部之一，仅次于吏部和户部。科场考试如果舞弊，那就是大案，涉案人员是要处斩的。没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想当官吗？太难了。虽然后来官也有买的，但在皇权时代，这个“捐官”是非常不光彩的，不仅受时人的指指点点，被看不起，而且要记入档案，写入史书，让你的后人也脸上无光。一句话，没有这个光环罩着，你永远是个假冒伪劣产品。

这可不像后来，假的多了，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这样，本着公平竞争、择优录用原则的科举考试，使国家的管理层不断地从普通平民阶层中补充新鲜血液，一千年来，为中国社会选拔了大批精英和栋梁。在一个王朝危难之际，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官员进士忠心耿耿地效忠于朝廷，留下千秋佳话。我们所熟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就是状元出身！

当然，这是人所熟知、有目共睹的好处。

另外，还有一些对统治者来讲不能说出口和形成文字的好处，我们也不得不了解一下。

在这里，简要探讨科举选人用人制度里面的一些隐含的东西。

任何一项制度的设计，既有其外在目的，也有其内在不可说出的隐性内涵。

一般来说，新主登基之时，都会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朝中存在大量的前朝老臣，这些老臣，有的比自己的老爹太上皇大人资格还老，天下都是他们跟着打下来的，新君继位，他们到底听不听自己的话，会不会摆老资格，这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那么，到底怎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超出现有体制构架，提拔一些没有任何资历、只读过书本的年轻人来当官。

因为没有任何资历，所以不会跟自己摆谱；因为是自己提拔的，对自己会非常忠诚；因为对自己忠诚，所以他们可以分去老臣手中的一些既得权力，起到与老臣分庭抗礼的作用。

而这种提拔，又不能太直接、太露骨、太明显。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有一套大家都能接受又真正能选拔人才的制度，那就是通过考试，以分数论英雄。

这样，科举考试就应运而生了。

隋炀帝时，这套制度刚刚施行，许多东西尚待完善。

而到了唐太宗时期，这套制度就运用得非常熟练了。

对跟随唐高祖李渊打天下立下赫赫战功的文臣武将以及他们的后人，李世民采取的是干部知识化，即用科举的办法，表面上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太宗的这套手段是用来对抗传统门阀制度形成的两种反常现象：既有头发花白又老掉牙还盘根错节的几代元老，又有年纪轻轻却因门第关系或裙带关系而占据高位的年轻干部。不管你是谁，都要考试，有了知识和文化，那么，咱也不怕你是年老还是年少，这是最合算的一个买卖。

大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开创，与科举考试选拔出一大批优秀人才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否则，只有李世民和李隆基，没有房玄龄、杜如晦，没有姚崇、宋璟，是根本不可能有大唐气象的。

任用有学历的人来做官，其实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源自社会实践及心理分析上的一个事实：从总体上来说，文化程度高者，其追求发展，即“自我实现”的愿望就强烈；文化程度低者，其追求生存的愿望就强烈。

也就是说，普通大众重利，知识分子重名；前者的自我期望值低，后者的自我期望值高；前者注重眼前，后者注重发展。

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普通的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对权力和金钱是顶礼膜拜的。

如果有人想要成功发起一场运动，必须取得普通群众的支持，但如果不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用你设计那套空而又空的理想信念和哲学观点去对他们长篇大论，是没有人会听的。

这就是不同阶层对“义”和“利”的接受度。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的私心开始膨胀，给人才选拔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皇帝发现，这帮正牌科举出身的官员，软的不吃、硬的不怕，居然有自己的思想，骂人都不带脏字儿，还经常顶撞自己，自己却说不过他们。就又想了一个损招：用小人制约君子。

小人这玩意儿，从来不受道德框架束缚。

小人是个什么模样和德行呢？唐代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有句话最具代表性，可谓“小人宣言”：“我不知民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与我善者即为善人，与我恶者即为恶人尔！”

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我是流氓，我怕谁？

重用小人，尤其是太监来收拾官员，这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路数，就这样在宫廷中不断上演。

小人的道德标准低，你能指望魏忠贤和安德海们有什么骨气和道德水准。

从理论上说，太监是不许干政、没资格当官的，但历代太监所扮演的却全是皇帝亲信近臣的角色。皇帝也正是靠这帮小人来收拾与自己对着干的知识分子型官员。

不过，当把小人的能量用尽后，小人把得罪人的事全干了，皇帝自己再来收拾残局，把小人处斩，为冤死的官员学者恢复名誉，自己照样英明神武。

再到后来，这套招数如果不灵，就动用愚民的力量来与官员对抗，一世英名的袁崇焕就是被无知的愚民给掐死、咬死，肉都给用银子买来吃了，骨头都用石头砸碎了，骨髓拿吸管给吸了。

说完小人，再转回来思考科举。

物壮则老，是为天性。一项制度，不管它最初设计多么好，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弊端也会显现出来。科举考试到明朝之后，逐渐僵化为八股取士制度，开始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

一项最为开放的吸纳人才制度，逐渐成了束缚思想的工具。

但不管怎么说，仍然找不出比它再公平、再科学的一套选人用人制度了。

不采用考试，贫寒子弟怎么能干得过官二代？

贫寒子弟入不了官场，皇帝用哪股力量来对抗盘根错节的官场家族势力和得利集团？

打破科举时代的学历论，没有学历的人可以当官，知识变得不重要，而机会却变得非常重要，其实就是为投“机”取巧大开方便之门，才能普通的人和普通人中的下等人——小人终于找到了比科举时代更便捷的路径，只要会送，只要会拍。高级知识分子最不屑一顾的小伎俩，却成了一部分人向上攀升的敲门砖。科举时代很难晋升到“官”位的跑腿儿打杂的“吏”们，开始大批量地涌入官员的位置。

秀才相当于今天的大专和本科，举人相当于硕士，进士相当于博士。那么，科举时代，可以说是博士和硕士当官，优中选优（每次大考也就录取那么百八十人并授官）；而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就是秀才当官，举人和进士靠边站了，而状元、榜眼和探花因为读书时间长，没有秀才们工龄长，只适合搞学问，不适合从政。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种知识倒挂都是一个奖劣罚优、莫名其妙、丢了西瓜捡芝麻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