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大帽子

“二十一条”签订了，不止当年的民众和社会各界，就是一百年后今天的我们，一提起都是批评与指责，并认为这是袁世凯一生中的重大污点之一，也是他“卖国”最重要的证据。在一个泛道德的国度，凡是被戴上这顶帽子的人，几乎是被踏上了一万只臭脚，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翻身，甚至连子子孙孙都会抬不起头来。就像清朝乾隆年间，秦桧的后人秦大士（号涧泉）考中文武双科状元，在秦桧墓前留联“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一样。

其实，往事既然已成历史，就应当作一种正常的现象来接受它，解释它，为后人提供借鉴。

读史之所以使人明智，就是因为读史是要让人反思，寻找破解之道，以防在日后遇到类似事情而旧事重演。读史绝不是让人谩骂和攻击，即使谩骂者和攻击者占据了名义上的道德制高点，可谩骂和攻击对真实的事件与活生生的现实于事无补。因此，我们暂且收起心灵上的屈辱，认真地反思一下，才能做到比较客观中肯。

不论你喜不喜欢“二十一条”，它都走进了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反思和评价袁世凯签订的这份条约呢？既然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以及普通群众的言词都可能是一家之言、一己之见和一面之词，这里不妨还是罗列并综合一下诸家的评价为妥。否则，捧者一味地捧、骂者一味地骂，总也不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道。

对于“二十一条”的签订的看法，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当事者捧，当时人骂，革命党攻击，袁世凯本人无奈。日本使袁世凯执政的合法性地位迅速动摇，百年来人们继续骂，以至于历史学家终于开始反思。

第一，当事者捧。

这里主要是把全程参与条约签订的外交次长曹汝霖的观点说一下。曹汝霖认为，当时“日本所提之廿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而“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这一点，曹汝霖说的是真话，唐德刚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要求”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可见二者有霄壤之别。（唐德刚：《袁氏当国》，第146页）

今天，如果我们去天津博物馆，就能亲眼看到袁世凯亲笔批示的“二十一条”，可以依稀看到袁世凯心中的纠结与矛盾，以及周旋于强敌之间的痛苦抉择。有兴趣者可以去查一下，对照一下原约与订后之约的区别。这样，再想骂人的时候，也有了事实和理论依据。

第二，当时人骂。

先从心理学上分析一下当时人骂袁世凯的大致原因。

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感觉是心里酸溜溜的。千年来的学生不仅把中国北洋舰队打败了，如今又欺负到家门口来，这种酸酸的心理再一次发酵。找个替罪羊，骂了袁世凯，有些无能的人心理上也就找到了巨大安慰。要不然，跟鬼子动武还打不过，那怎么找心理平衡呢？骂呗。

正常说来，两国之间签订条约，只有当事人可知，普通民众是不可能知道的，这种信息垄断代表着当权者的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心理优势，而民众对于知情权的获得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但在民国时期，舆论是自由的，党禁报禁虽不是完全开放，但也超出今人想象。所以袁世凯签订条约一事，人尽皆知。只是没想到的是，那些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就把这一行为与领导者的无能联系起来。

而近代以来，中国民众心中一直有一种虚骄之气，有一种不太成熟的观念，即：凡是主战的就是爱国的，凡是主和的就是卖国的。所以李鸿章等人才被贴上卖国贼的标签。慈禧倒是想与列强一决雌雄，结果又如何？把治国当成儿戏，不过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

以为喊喊口号就是爱国？殊不知，这是虚骄、最廉价而又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谋国之人受骂，看热闹的人被捧，做实际工作的人经常成了出气筒和替罪羊。

而这一行为，恰是官场政治斗争“站队”思维在民间的体现。

经过几千年的无意识浸润，中国官场和民间社会形成的“口号爱国”这个逻辑，非常要命。

作家韩寒曾说过，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典型的中国逻辑是这样看问题的：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这里不一一展开论述，只举“问态度，不问事实”这一例。因为，“口号爱国”正是“问态度，不问事实”逻辑的集体无意识流露。

你要是因某事与领导吵起来了，明明理在你的手里，可是就因为你的“吵”，对方一句“你什么态度？”就轻松地把道德的制高点转换到对方手中，你也就“理屈词穷”。旁边的“好心人”也会因为你“不尊重领导”“处理问题‘方法’欠妥”而摇头走开。“做事不讲究‘方法’，明明有理也变得没理了”。这就是“态度恶劣”的严重后果。

有理，没理，居然是这种转换方式！

又比如，工作上下班，有的人很快把本职工作做完，然后可以吹吹牛，侃侃大山，或者性格不拘小节者或晚来、或早走；另一种人慢腾腾地工作，工作总也做不完，或早早来办公室，或晚晚离开办公室，还经常加班（这里面既有真心工作的，当然也有假装工作的）。针对这两种现象，领导一看，自然得出以下结论：你看人家第二种人，工作态度多认真，而第一种人，一看态度就不好。结果就是工作“态度”好的得到表扬或者提升。

这就是韩寒说的典型的“中国人的逻辑”。

正是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之下，人们心中，从不问你总统尽过什么力，只问“你到底签没签”？只许回答yes or no？答曰“签了”。那签了就得了呗，我骂你，你还委屈是怎么着？有能耐你别签啊？

其实，人啊，有时就是没有扪心想一想，当实力不济的时候，当羊和狼坐在一起谈判的时候，你非逼着羊去占便宜，那只存在于《喜羊羊和灰太狼》的童话和想象中。

你本来就虚弱到一定程度，打不过人家，所以才坐下来谈。谈，还想占便宜，最起码想“平等”，这样才不失天朝上国虚骄的架子。

可是，在那个时候，那怎么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