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由分散向集中的集体转向

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经过民国初期这两年的政治实验，不约而同地将权力分散转向了权力集中，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到底是人性的弱点，还是时势使然？

其实，我们需要扩展视野，才有可能更清晰地回答历史上的诸多问题。

有一个普遍现象人们不应该忽视，那就是纵观世界历史，几乎所有的传统皇权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大潮的冲击和洗礼下，为了融入人类文明发展大势，都以西方模式为蓝本，先后建立起西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体制，却又几乎毫无例外地在短时期内一一失败，从而使政权落到了军事强人的手里。

如此看来，辛亥革命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那么，支配这一历史现象的普遍规律、历史逻辑和深层原因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回答好“一总两分”三个问题，即：一个国家的政体是怎么产生的？西方先发展国家的政党体制产生的环境和生存的环境是什么？后发展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政体？

萧功秦教授精辟地指出：“一个民族的传统制度是这个民族在适应自身环境的挑战过程中，在面对自己特殊的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无数代人的试错而逐渐形成的，制度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的产物。”也就是说，制度是内生的，而非移植或复制的。这里尤其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内生”。

此外，他还认为：“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当一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要推进自己的现代化时，就需要某种能承担现代化使命的政治载体，更具体地说，需要形成一种能有效地引导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组织体制。”

西方国家的政体及其相应配套制度，是西方社会在长期应对自身政治环境的挑战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由一系列相配套的风俗、习惯、规则、制度等组成的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这种规则制度与其固有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与文化传统、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契约等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各因素之间的有机的制约关系。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形成，也遵守同样的规律。如果不顾本国国情和这个规律，把别人的经验拿过来强施于己，其结果，不是张冠李戴，就是东施效颦。

基本原理非常简单，但是在事实发展的过程中，却因为先发展国家的示范效应和后发展国家的赶超情结，使得后发展国家都误以为可以先进国家发展模式为蓝本，直接复制、嫁接和模仿就可以实现这一长期、复杂、渐进的历程，却又一一落入淮橘成枳的陷阱。

章太炎当时对这种仿效的弊端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追效他邦之为我之素不习者”，结果是“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不得不乱”。中国的议会制是“横取他国之法，强施本土”。（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417页。）

正因为“横取他国之法，强施本土”，与中国的国情严重不符，才导致了民初政治的一派乱象，让人哭笑不得。

当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伏卵集》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树立起本党招待处的招牌，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各党拉扯议员的样子，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一样。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再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正因为在政治实践中发现了过早地民主分权这一问题的脱离实际性和严重性，孙中山和袁世凯才都选择了权力集中的道路。

袁世凯重新考虑起他一直热衷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帝制。这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这是袁世凯后来为什么要复辟帝制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孙中山开始了以党治国的党治道路，这是与美国体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也就是说，先求社会的秩序，在秩序中实现经济发展，再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提升去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政治家们都在自己的经验教训中进行总结，并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权力集中之路。应该说，这也标志他们终于由理想走入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