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角色定位

如果暂时先不考虑袁世凯与国民党人的恩恩怨怨，单纯站在国家元首的角度来看问题，假如国家不统一，那就是自己的耻辱，既是能力的耻辱，又是智商的耻辱。赵匡胤当年不顾南唐后主李煜的苦苦求情，说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狠话。康熙帝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都想到必须要削了三藩，江山方可安稳，自己才可展示雄才大略。即使是一个普通单位的一把手，要是说了不算，人们不是说这个领导民主，而是先嘲笑他的无能。这就是政坛实情。

不信的话，任意换一个人坐庄试试？

人们对于国家领导者的要求，不在于你能不能当模范丈夫，不在于你有没有孔子的修养和才能，而在于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国家建得更强，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凤凰卫视的邱震海撰文说过，“权力分散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多元化发展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国家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则也是考察一国国家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因此，在天下未定之际，世人所期待的领导，不在于他是不是温文尔雅的猫咪，而在于他有没有能力虎啸山林。你可以有道德修为，你也可以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像曹植那样，你更可以写出一流的诗词歌赋，但即使你再深情，诗文再好，你要是南唐后主李煜，不能保护自己的江山和人民，人们照样不能原谅你。

人们一般认为袁世凯嗜杀，可是，在武昌起义袁世凯重新出山之后，他和平处理了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和平处理了与清朝皇室之间的关系，流血之少，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法国大革命是怎样的血腥场面，那是像切西瓜一样切脑袋）。

可他为什么要在民国成立已经一年多的时候，对国民党动武？这里面的原因肯定非常复杂。历史是多维的，不是单向度的，传统观念中，人们只是看到袁世凯动武了，可是，只要反思一下，他为什么要在握手言和之后，在本该和平建设之际，不惜破坏自己在世人面前的和平友善形象，不惜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依旧选择兵戎相见呢？如果他在清朝未亡时就打不好吗？

真相可能永远无法获得，人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史料，站在当时的历史坐标上进行判断。从袁世凯的行为反向追溯，根据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对国家采取的措施，从正、反两个向度来寻找一下可能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人们思考：

第一，如果说宋教仁真的如前文所述，不是袁世凯杀的，那么，出现一堆模棱两可的电报和佐证材料，就是有人从中制造伪证进行陷害和栽赃，对国家元首进行此举，无非是为了权力。这个作伪证的一方，或许是国民党，或许是另一派唯恐天下不乱的势力。我们小时候不是经常看到电影中有这样的镜头：游击队员在黑暗中分别向鬼子和伪军开火，然后悄悄地在混乱中把这两方的火给接上，自己全身而退吗？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不可能不让袁世凯心里冒火，动了杀机。

第二，如果最初向列强提出善后大借款，袁世凯真的是想建设民国，而国民党的多番阻拦、国会议员的捕风捉影，都让他无法施展治国的抱负，他必然更坚定了要冲破这套美式体制的想法，而首先就要把反对党打趴下。

第三，袁世凯把国民党打散之后，他修改了孙中山的《临时约法》，规定总统任期是十年，且可连任，这已经是事实上的终身制了。按照正常人的思维，袁世凯就不会再当皇帝了。可是，袁世凯对于这个终身总统仍然不满意，如果只是单纯地从他有无限追逐权力的欲望来解释，既对，又不太准确，因为这是从“袁世凯是地道的坏蛋”角度所延伸的逻辑。然而，如果从袁世凯是一国元首，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不希望吵吵闹闹的砸鞋底子扔臭鸡蛋的乱哄哄民主意见来干扰他行事的角度，那他集权的逻辑，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

我们必须要清楚：推翻一个政权是一回事，而建设一个新制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袁世凯自己回望一下几千年的历史，便会发现，有哪个元首，包括亡国之君和天生就痴呆弱智的皇帝，治下出现如此乱哄哄的局面呢？中国民间算命看风水预测年成的人，如果预测到此年度是“九龙治水”时，都会说大大地不好，因为这肯定是一个乱局。

人性、传统、政治、文化等几个方面，对我们理解袁世凯的思维行为心理，或有所帮助。否则，骂他千遍万遍也没有任何意义。

唐德刚在评价二次革命时认为，宋案发生后，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之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子，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唐德刚：《袁氏当国》，第70页）也就是说，唐先生认为，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开了民国用武力解决争端的不好先例。此后，地方大员有兵有权者，不服中央的时候，就起兵；而中央权威遇到挑战的时候，中央也就自然选择动武。从这一角度来看，民国时期仍然是传统皇权专制的延伸，引进的美式法律制度在当时没有生存的空间。北洋时期的民国就这样运用中国人的思维，穿着美国人的鞋子，邯郸学步似的跌跌撞撞地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