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务院

两广各方，就是想找出一位在能力、资历、威望等方面与袁世凯不相上下的人出面主持大计，而袁世凯的政坛宿敌岑春煊差不多符合这一条件。

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岑春煊本人也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虽然没能当上几天官，但总体说来两广和云南，都是和他最有关系的地区。因此，接到由他主持大计的消息后，岑春煊便于4月19日由香港启程前往肇庆。

5月1日两广护国都司令部成立。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

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后，岑春煊、陆荣廷、梁启超等就打算把护国讨袁的重心由滇、黔移到两广，因此计划筹组一个中央机构。5月8日，护国军中央机构军务院宣告成立。

军务院是护国战争中西南护国军在广东组织的临时政府性质的机构。

军务院成立的公开理由和法理依据是：

因为袁世凯称帝，其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资格便已丧失，那么，按照约法规定，理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是，由于黎正在“蒙难”，被袁世凯牢牢地控制在北京，所以，应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然而，国务院已遭废止，内阁总理也不存在，要想重设，必须经国会通过，而此时国会也不存在了，故暂设军务院，主持全国军事、庶政。

因此，军务院规定：军务院直隶大总统（这个大总统，当然不是袁皇帝，而是按法律规定的、由副总统接任的新总统），统筹全国军机；大总统不能亲临军务院所在地时，一切军政、民政、对内对外事宜，以军务院名义行之。

然而，护国讨袁的大旗是云南的蔡锷和唐继尧扛起来的，两广都司令部成立这么个机构，还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机构”，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目的的纯洁性和真实性。

那么，军务院成立的隐秘而没公开说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司令部？而且不是在首义之区？难道仅仅是公开宣称的理由那么简单吗？

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真是复杂。

天下事，只要有了人，就有了争斗，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有争斗，哪怕是在你死我活、一致对外的战场上，内部纷争也不会停止。

唐德刚认为护国战争是非常弱小、“三军无主”的护国战争（唐德刚：《袁氏当国》，第204页），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叫“三军无主”？不是有蔡锷、唐继尧吗？历史教科书上只写了其一，没写其二；或者只写了其表，而没写其里。

护国战争虽然开始了，但唐、蔡双方的人马都在闹情绪。到底谁是主？谁是一把手？在出兵之前，看似讲清了，却没有真正解决。

从唐继尧的支持者来看，云南是我唐都督的地盘，战争所用的一枪一弹、一饮一食，都是我云南供应，人马牺牲也是牺牲我云南的人力物力，理应以我为尊。“衣我之衣，食我之食，还要骑我头上，未免太不自量力矣。要我接济，需磕头来请。”（唐德刚：《袁氏当国》，第205页）你张口要枪，闭口要人，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别说是不是剜我云南的肉，在这穷乡僻壤我到哪里整这么多东西？

可是从蔡锷的支持者来看，蔡都督是你小唐的老领导，你能有今日，不是我们蔡都督提携的结果吗？你在我们面前充老大？

唐德刚研究至此，提出了一个一直被人忽略的现象：“蔡锷伐蜀的关键便是唐继尧的大力后援，谁知唐氏把蔡送上征途之后，便再无一弹之增，一斗之济。他二人的关系何以一寒至此？卫唐、卫蔡之士，一百年来就各有说法了”，“我们大致可以说，双方皆在闹情绪，皆为情绪所累”。 （唐德刚：《袁氏当国》，第204页）

正因为这样一闹，护国战争成了无主的战争，没有上级的战争。查看护国战争往来函电，全都用的是“咨文”。咨者，彼此不分上下，绝对平等之谓也。这就非常微妙，不是内行人，根本看不出这文字里面的门道，还以为真的在讨袁战场上打得不亦乐乎呢。

因此，梁启超想采取补救措施，便在他大力活动下，成立了这个两广都司令部。

新的司令部准备直接请出岑春煊任一把手——抚军长，后来觉得实在太露骨，便把云南实力派唐继尧推为抚军长。但是，都司令部设在广东肇庆，而唐继尧远在云南昆明，那么，副抚军长岑春煊就“代行”一把手职权。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为抚军。从权力分配的格局上看出，照顾到了双方的情绪，虽是和稀泥，可也是无奈中的解决办法了。

蔡锷比较反对这个军务院的成立。当5月初两广筹组军务院并征求滇、黔同意时，蔡即复电认为目前只需迫袁退位，而由段祺瑞出面主持，不宜组织政府，致招争权夺利之嫌，而启南北分裂之渐。

然而，就是这么一支群龙无首、力量弱小的军队，老袁的十万雄兵却无可奈何，如果不用“天意”来解释的话，那就是袁世凯治国统兵之术真的出了大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