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官系

甲午一战，终于使天朝上国之人从睡梦中惊醒，连日本都打不过，看来是真的落后了。痛定思痛，民间要求变法之声不断，政府也要训练一支新军，以取代在战场上一败涂地的湘、淮两军。文、武两股力量在清国内部涌动，康有为和袁世凯，分别作为两股力量的代表人物，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在中国，一个人想要有所作为，必须占据一定位置，说白了，就是当官要当到重要位置。也就是说，既要有过人的才能，又要有过硬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这就必须打通通往权力路上的各个关节，铺开关系，才能得到官位。

用几句江湖中通俗的说法来概括，那就是：首先自己要行，其次要有人说你行，再次说你行的人要行，然后你说谁行谁就行，最后谁敢说你不行。

闯荡江湖的初级阶段，前三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必须要交到掌握“话语权”的人，自己才能有出头之日。

袁世凯深谙此中道理。

甲午战败后，袁世凯随营解散，徘徊于京津之间。他虽然不甘寂寞，却苦于搭不上朝中重臣。李鸿章虽然赏识他，但李大人忙于处理战后谈判。尤其悲哀的是，谈判结果一出，国人皆骂李鸿章为卖国贼，李鸿章的名声低到谷底。

百姓把战败的责任推向了政府，政府当然不会直接指向太后和皇帝，所以就推向了李鸿章。李鸿章不仅是慈禧太后的出气筒，还成了百姓的出气筒。一百年来，大家把责任还往李鸿章身上压，谁也没反思一下自己的责任。

领导们都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本事，就是转移责任的能力。明明是自己犯了错，却要由别人来承担历史的骂名。后来一味跟着骂人的人，也不动动脑子。比如说，秦桧是坏，千真万确，但如果不是皇帝宋高宗的授意和支持，自古及今，你听说过宰相把元帅说杀就杀了，然后皇帝在旁边看热闹的吗？李鸿章要不是慈禧太后的支持和同意，他作为直隶总督（河北省长、北京市长、天津市长），有什么权力这里划一块地给别人，那里签个条约把利益给别人？而且死的时候，还谥号“文忠”？

当一切都朝一个方向进行时，最好朝反方向深深看一眼。这样你就会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袁世凯没有跑回老家去躲避，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京城奔走，结交权贵和各方人士以待时机。这一年，36岁的袁世凯对自己的前途有着精心的设计。

正如陆游有诗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必须要把握的，就是“背景”；官场秘技认为“你想要当官，功夫在官外”，绝不能糊涂的，就是“关系”。

关系，就是官系，它一头连着“官”，一头连着你将属于的那个“系”。没有这根链条，你就会被“系”在那里，与“官”道渐行渐远。

甲午一战，清军的武器装备损失殆尽，急需购买各类装备，西洋人纷纷在天津设立洋行办贸易。袁世凯心眼儿一动，也想当个买办，从中渔利。手里有了钱，才能有资本为自己的前途铺路。只是，他现在连本钱都没有。

困窘之时，袁世凯想到了此次战争中，在前敌营务处认识的奉天兴城举人王英楷，当时二人脾气非常相投。王英楷是巨富，袁世凯写信给王，说明了自己的境况和打算。

王英楷携重金来见袁世凯。

见面后，王英楷为袁寻此下策而责备了袁。大哥，你是做大事的人，怎么能想这些蝇头小利呢？这不是自甘堕落吗？

当袁世凯说明了自己没钱搭不上关系的困难后，王英楷一掷千金，让袁世凯去活动权贵，寻找更高平台好一展平生抱负。

需要多少钱，你尽管开口，尽管伸手。

“说你行的人要行”，袁世凯的首要目标，是要让这些人开口。

袁世凯恭敬地拜访了李鸿章，以示不忘旧主之意。这让焦头烂额的李鸿章大人甚感欣慰，也让湘军统帅刘坤一对小袁另眼相看。

袁世凯也知道，此时的朝中，许多人对李鸿章不满，而自己又没有能力直接向慈禧太后靠近。正好财神爷王英楷来了，他特备两份大礼，通过一个熟人，顺利地搭上了李莲英——核心决策层的太后办公室主任——这条线。

在官场中，拍马，不一定能升官；但不拍马，是肯定升不了官。所以，拍马不是为了升官，而是为了在官场生态中生存下来。

知识分子和靠本事吃饭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经常摔得重——再有能力也让你一辈子憋死。所以，皇上不能得罪，皇上身边的太监更不能得罪，得罪太监比得罪皇上更可怕。在官场上想要亨通，你可以得罪全天下之人，但有那么一个或几个人是绝对不能得罪的。袁世凯坚决不吃这个亏，他搭上李莲英，不叫没骨气，这叫官场智慧。

我们要从官场生态来看待，不能以道德标尺来衡量官场行为。谁让你入了这个“局”呢？

李公公让他耐心等待，一有合适机会，便会在太后老佛爷面前吹风。没过多久，李公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两宫太后要训练一支新军，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向袁世凯招手。

袁世凯深知在乱世“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道理，曾国藩、李鸿章能以一介书生封侯、拜相，靠的就是湘军和淮军的力量。

自己就不能抓住机会，打造一支袁家军吗？

袁世凯邀集幕友，雇佣能人，加紧翻译并编著兵书，结合自己多年的带兵心得，居然写出了十余卷有模有样的兵书战策。

紧接着，袁世凯把自己的兵书，托人送到了兵部尚书荣禄的案头，引起了荣禄的关注和赏识。当议论新军人选时，荣禄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

看来，自己挂名、雇人编书，还是有大用处的。

在王英楷的资助下，袁世凯紧锣密鼓进行了一番运作，朝中的重臣一个一个地开了口。虽说是钱可通神，但这个本事，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如果你知道都是哪些巨头为小袁开口说话的时候，你就更只有佩服的份儿了。

“首先自己要行”，不管怎么说，袁世凯的才能是第一位的。也是，这小子有两下子，还会来事儿，顺水推舟的事，何乐不为啊。

军机大臣李鸿藻认为袁世凯的整军方案确有可取之处，且是将门之后（爷爷是袁甲三），娴熟兵略，军事、外交全通，可以训练新军。

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说“此人不滑，可任也”。

主持总理事务衙门和海军事务的庆王奕劻与醇亲王也上书说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

封疆大吏张之洞、湘军统帅刘坤一等人说他年富力强，胆识优长，处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刘坤一在战场上也确实见到了年轻小伙袁世凯的突出表现。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比较中肯：“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

袁世凯是一个非常善于把握机会的人，在紧要关头，做事非常细腻。他知道，虽说是有大员的保荐，但自己绝对要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不能在关键时刻丢丑。当时鼓吹编练新式陆军最着力的，要属胡燏棻和袁世凯。胡将英使交来的《应时练兵说贴》请宁波王修植代拟条陈。王写了两稿，胡燏棻用了其中一稿，得到赏识，正在筹办和编练新军。袁世凯听说后，在王修植身上大动心思，在金钱和美色的攻击下，王把另一稿又润色一番。袁世凯谨记要点，加上自己的阅历和心得，形成了完整圆满的条陈。

小袁本来就是淮军军官，又亲自参加了甲午战争，与日本人不止一次交手，理论加实践，这使得荣大人在召见他时，他能对答如流。

一个区区中校级军官、处级干部，得到国防部长的召见而不怯场，在荣禄、醇亲王和庆亲王轮番追问之下，能够有理有据，要点把握恰到好处，让这些准备举荐袁世凯的人非常满意。

众口一词，不得不信。1895年12月，光绪帝颁发上谕，令袁世凯训练新军。

36岁的袁世凯，从此揭开了他人生中辉煌的一页。

中国军事史，也从此改写。

不过，掩卷沉思，不得不佩服当年清廷的用人之道，起用一个年仅36岁、兵龄刚满14年、顶多是个团职干部的年轻人来训练一支全新的军队，这个用人气度是非常难得的。

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晚清军事变革，由袁世凯之手正式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