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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年（1915）的12月11日，北京参政院自称是国民大会的总代表，向袁恭上推戴书，文中用“我圣主”代替前此所称的“我大总统”。由参政院秘书厅起草，由秘书朗读，全体赞成通过，11日上午11时半三呼万岁散会。

在这第一次推戴书中，这些文人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推戴书很长，这里摘录要点，奇文共欣赏。

“奏为国体已定，天命攸归，全国国民吁登大位，以定国基。”——又天命，又国民，听着还真像是天理人心！

“窃据京兆各直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回部、满蒙、汉八旗，全国商会，驻华侨有勋劳于国家、硕学通儒各代表等，投票决定国体，全数主张君主立宪。”——各省区，全数主张，好厉害！

“业经代行立法院咨陈政府在案，各具推戴书，均据称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最后几个字才是重点！

随后，全文共用了11处“我圣主”来叙述袁世凯的“丰功伟绩”，强烈要求袁世凯来当皇帝，改国体为“君主立宪”。

“斯时清帝不得已而逊位，皇天景命，始集于我圣主，我圣主有而弗居也。南京仓卒草创政府，党徒用事，举非其人，民心皇皇，无所托命，我圣主至德所覆，迩安远怀，去暴归仁，若水之就下。”——这么大功劳，不当皇帝的话，民心不服啊！

“然共和国体，不适国情，上无以建保世滋在之宏规，下无以谋长治久安之乐利。盖惟民心有所舍也，则必有所取。有所去也，则必有所归。”——你还别说，这话还有那么点儿意思。休说当年共和政体不适国情，就是今天，直接把美国共和政体捏过来，也不适合。但政治或人心一旦形成了“势”能，再想扭转，已无可能。

胡兰成《今日何日兮》说，这便是“劫”：

中国史上的劫毁，一是太平久了，人口增殖过多了，天又来删减一番；二是怎样好的东西，日长岁久了亦会厌腻，要以革命来禊祓一番，此时就会人心思乱，要有刀兵之劫了。中国是每逢有这样的事，有三个特征：一、人人有浩劫将至的预知；二、劫毁中站在天这边，而不站在被劫毁的人的一边；三、所为的不是生活的制度的问题，而是生活的情操的问题。

关于国朝更替，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思考，不是某几句话所能形容得尽。但不管怎么说，去除附在上面的道德判断，用冷峻的历史眼光来看待，至少能让我们更清醒些。

当天下午，袁世凯把推戴书发还，并有咨文答复参政院。袁世凯开始“推辞不受”。

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呢？

一方面，这就像中国人送礼，受礼一方一定要装作不要的样子，送礼的一方一定要装作坚决送给的样子，这样双方才有面子。袁世凯只有这样推辞，才显得自己身份的尊贵，并显示出诏书中的意思：是国民推我当的，不是我个人的意思。

另一方面，袁世凯还有个抹不开面子的心结，因为他就任大总统时，自己宣过誓的，要发扬共和。领导人出尔反尔，走向反面，没法向人民交代。袁世凯已经背叛一次大清了，弄不好，这不成了背叛民国吗？

因此，袁世凯给自己打个圆场，在回复参政院的咨文中说：

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杨度和孙毓筠分别发言，说推戴大总统为大皇帝，既是全国民意一致赞同，那元首就不应该过于拂逆舆情。因此，应该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仍推秘书厅起草，全体无异议。及退席休息，五分钟后，2600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完成。第二次会议由开会到公文发出只有15分钟，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早就准备好的一出戏。

在第二次推戴书中，不用“我圣主”了，干脆直接来个“我皇帝”，这个称呼出现了23次。

什么叫“推戴”呢？历史上有吗？记录下来的禅让和推戴之事，都是真的吗？一切难道真的是那样如史诗一般的完美吗？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记得曹丕在三次“推辞”汉献帝的“禅让”、装模作样地登基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说了一句话：“舜、禹之事，朕知之矣！”——我今天算是知道尧舜禹禅让是怎么回事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曹丕可能还是自作聪明了，因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当领导是最费力不讨好还没有实惠的事，卸下千斤重担交给别人，可能真正会体验到无官一身轻的感觉。这与后世“都愿做‘公仆’，不愿做‘主人’”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薛宝钗小丫头说了：“幸于始者怠于终，缮其辞者嗜其利。”越是折腾得欢，越是贪图此中之利。无利不起早，没有利益，谁干哪？

袁世凯当皇帝，自然是有好处的。自己说了算，还能把帝位传给子孙，不用费力找工作了，多好。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了帝位的申令，在怀仁堂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

他同时发表简短演说，说自己当皇帝是“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说，谁不知道谁呀，还装啥呀？

这就好像梁山泊宋江不管擒了谁回来，都要“连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绳索，亲自扶到上座，纳头便拜”，然后像复读机似的说着“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之类的话。这样的话，对一个人说，听着还算舒服，如果见一个说一次，那不是做戏是什么？

不过，话说回来，当我们跳开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静心思索一番，单从事实来讲，国家的体制，是不是应该以是否适应国情为宜？为何非要先验地预设一个理念来套到自己脖子上，然后变来变去呢？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一只脚”知道，“一只脚”不知道。

俄罗斯民族重新走入资本主义，难道非得用个价值判断的“好坏”来形容不成？就不能用事实判断的“合适与否”来形容吗？

袁世凯作为执政者，也不是非要以找挨骂为乐趣，他肯定有他没说出的原因和道理。

历史既然已经发生，还是慢慢地品读吧。

袁世凯登基之后，开始大肆封官。

12月15日，袁世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相当于皇帝时代的一字并肩王，充分肯定黎元洪为民国做出的贡献。

黎元洪的封王命令发布后，袁世凯派内史监阮忠枢等人前去传“旨”并道贺，以窥探黎菩萨的态度。阮忠枢在门口高呼“王爷”，并传达袁世凯的意思，打算封黎元洪为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一向温顺寡言的老好人黎元洪忍无可忍，暴了粗口：阮忠枢，不要脸，滚出去。

12月18日，袁世凯申令对所有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

12月20日，申令，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他们四人不仅上殿可以不朝拜，还可以赐座，以示尊敬和荣宠。不过，这四友，包括结拜大哥徐世昌在内，都不赞成袁世凯称帝，对袁世凯的反应极为冷淡。

12月22日，申令：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除了这招比较有意思，袁世凯还有一招挺好玩儿的，就是废除了三跪九叩礼节，大臣见他行三鞠躬礼。

12月31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元旦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总统府收文处改为奏事处，总统府警卫总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

这些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就像赵丽蓉小品中，把胡萝卜称为“宫廷胡萝卜”那样简单而已。

这群“宫廷胡萝卜”们，开始像唱戏似的换上了新的服装开始表演了。

萝卜开会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