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取还是让位

1912年1月下旬，局势已经逐渐明朗，清帝退位指日可待，袁世凯当总统已成定局。临时政府又借不到钱与袁世凯抗衡，因此当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考虑量身定做一套制度来约束枭雄袁世凯，给老虎拴上缰绳。

要约束总统，必须要由宪法来实现。而宪法的制定，是要由最高立法机关，即参议院来完成。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只有一个法制局，由宋教仁当局长。这就要加紧成立参议院。

此前，在临时政府成立的第三天，孙中山通电各省，请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各派参议员三人赴南京组织参议院。筹备工作持续了很多天，直到段祺瑞在前线通电向清政府施压、良弼被炸死之后，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才正式成立。

29日，以记名投票法互选议长，选举林森(同盟会)、陈陶怡为正副议长。因陈陶怡很快就辞职了，3月15日改选王正廷(同盟会)为副议长。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正式把制定法律和宪法提到议事日程。

从2月7日开始，临时参议院开始起草《临时约法》，据说这个约法的草稿，宋教仁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他刚30岁。以前只听说过南朝梁武帝逼周兴嗣，必须在一个晚上写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还必须有文采。结果，《千字文》一个晚上诞生了，但周兴嗣的头发胡子眉毛全憋白了。可起草《临时约法》对宋教仁来说不伤体力，他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时，学的就是这些，他的确是个大人才！

我们完全赞同宋教仁是个人才。可是，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写出来的法律文件，就成了中华民国法律的基本框架。法律是来源于民众呢？还是来源于天才的头脑设计呢？我们是应该无限钦佩宋教仁的才能呢？还是应该为民国法律的仓促出台悲哀呢？

当年美国制订宪法，是从1787年5月25日开始，由一大群精通法律的专家们集中在一起，开会，辩论，反复开会，反复辩论，直到1787年9月17日制宪会议才结束，仅正式会议上就陆续耗时差不多四个月。

《临时约法》草稿出来后，又陆续修改完善，革命党人准备将其像紧箍一样套在袁世凯的头上。

2月13日，就在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履行自己的承诺，正式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代替自己。同时，向袁世凯发报，请速来南京就职。

临时参议院对于孙中山辞职和袁世凯就任总统，是无异议的。但是在定都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参议院以20票对8票的结果，决议定都北京。

据革命元老吴玉章回忆，孙中山和黄兴听说后，气愤至极，马上召集临时参议院中的同盟会人员，严厉批评他们不该成为袁世凯的应声虫。黄兴更是愤怒至极，要求临时参议院自动推翻此案，否则让宪兵把参议员全拘起来。

没办法，大家重新投票，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最后改为定都南京。

看来，民国初期，想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想让权力服从法律，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呢。即使是国父也不例外啊。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召开大总统选举会，到会17省代表，每省1票，袁世凯以17票全票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前，考察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美国的华盛顿一人，国人对袁世凯寄予了厚望，称其为“华盛顿第二”。

袁世凯，从学历上看，没有任何功名；从相貌上看，还真对不起观众，尤其是不养女人的眼：既不高，也不帅，个头不到一米六，身躯臃肿，圆头短颈。可就是这个身材，就是这个学历，他却当上了国家元首。

南京方面随即打电报通知了在北京的袁世凯，把投票的盛况、大家的期望、民众的热情，都告诉了他。估计是希望通过这通忽悠，乘他头脑一发热，把他从北京给忽悠到南京来。

袁世凯在三年前就有“足疾”，这次差点架拐走出来。

20日，临时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15日，选举新总统这天，孙中山率队前往南京明孝陵，祭拜明太祖朱元璋这位汉人皇帝，宣告功成身退，以示自己驱逐鞑虏任务完成。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孙中山认为，自己驱逐满族人，和朱元璋赶走蒙古人，是一个道理，都是为了恢复汉室江山，只有恢复汉族人的统治，才是恢复“中华”。

更有一个许多人不知道的事，那就是孙中山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前八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直接来源于朱元璋起兵时的《喻中原檄》，原文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吾道，一以贯之。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有许多疑惑在心中：为什么孙中山要“让位”给袁世凯？为什么不进行“彻底的革命”？其中一个传统观念与逻辑就是，资产阶级太软弱，不敢这样，不敢那样，只好与立宪派妥协，与袁世凯妥协。

答案给得简洁明快，却不像那么回事。“定性”式的分析模式，远没有进行“定量”分析来得深入细致。

还有许多人运用道德标准来解释政治现象，说孙中山是道德君子，袁世凯是政治骗子，说革命党人政治上幼稚，上了袁世凯的当，被骗，所以革命果实被窃取了。不是袁世凯智商超级高，就是四万万人智商加起来还是弱智。

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是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但是，窃取两个字，真的能涵盖这里面所有的是非曲直吗？

这一百年来没有说清楚的事，今天也很难把它讲清，但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论述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针对类似的情况，发表了他老人家的见解，恩格斯说：

……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赫连勃勃大王对袁世凯当总统的分析也比较经典而中肯：“秉诚而论，袁世凯不是最初的设计者，也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但也不能把他说成是‘胜利果实的篡夺者和唯一受惠者’。袁世凯以出色的政治天才和高超的政治手腕，避免了清朝灭亡之时可能带来的分裂，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作出了旁人所不能的巨大贡献。所以，仅仅认为袁世凯当国完全凭借阴谋、不道德行为以及简单的欺骗手段，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他之所以能成为大总统，当时是众望所归，而且属于‘民选’的意义（临时参议院选举产生），从政治形式上，几乎无可挑剔。”

这样的评价，应该是非常理性的公平之言！

政治，是要靠实力说话的。没有实力，就像是沙滩上的沙堆，潮水一来，一切都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