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生可畏

顾维钧，1888年生，上海嘉定人。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近代中国有三个出色的外交家，清有李鸿章，民国有顾维钧，共和国有周恩来。

民国时期国内政局几度沧桑,人事代谢,而顾维钧这位近代第一个向国际社会说“不”的中国职业外交家却始终站得稳,兜得转,堪称官场“不倒翁”。

在中国近代史上，顾维钧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他想尽办法把日本人严令保密的“二十一条”泄漏给英美等国；是他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据理力争，最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他不畏日本阻挠甚至生命恐吓，坚持要求国联进入中国东北实地考察并且独立做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供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为中国博取正义；是他在美国奔走呼号，为中国抗日争取援助。

顾维钧是民国的几大美男子之一，官运与桃花运并享。顾氏晚年与人闲谈，他认为自己一生的婚事有四部曲：主命，与张润娥完婚，算是旧式家庭的旧式婚姻；主贵，与唐梅（唐绍仪之女）联姻，借以发展自己的政治地位；主富，与糖王之女黄惠兰通婚，可以多财善舞；主爱，与严幼韵结合，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这里主要介绍他与唐绍仪的翁婿关系。

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就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一事进行答谢。回国前唐绍仪接见留学生代表，顾维钧当时被公推为学生代表发言。他的演说言简意赅，才华横溢，深得唐绍仪的赞赏。

1912年，已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的顾维钧，回国后经唐绍仪举荐，在外交部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顾维钧这个外交部的小秘书受到袁世凯总统的注意。

日本大正天皇登基后，在新年向各国元首发出“恭贺新禧”的贺电，唯有袁世凯没有收到贺电。他又不好直接询问东京方面。正一筹莫展时，外交部新来的小秘书顾维钧认为必定是收发有误。他于是奉命调查，果不其然，原来是总统府机要秘书不认识英文“Yoshihito”便是天皇的名字，故以“姓名地址不详”而批曰“免覆”。袁世凯很生气，便将毕业于哈佛的该秘书调离，代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

从此，顾维钧任袁世凯英文秘书。袁世凯与英美重要人物的会见，顾维钧都在场。

唐绍仪早就看重和喜爱顾维钧，于是巧妙安排顾氏与自己的掌上明珠唐梅交往。唐梅端庄大方，性情温柔，精通英语，受过良好的东西方教育。顾维钧与唐梅相识后，郎才女貌，互生好感，从此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很快完婚。

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的才华在官场得以充分施展，青云直上。

“二十一条”谈判的时候，顾维钧与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有着密切的关系。每次外务部开完会之后，在得到总统和总长同意的情况下，顾维钧当晚或最迟最二天，就会把这些情况通报给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

尽管日本一再声明不许把谈判的消息泄漏出去，但是顾维钧等人却总是把谈判的最新进展通报英美，英美等国的报纸也很快就报道了谈判的诸多事宜。虽然英国因为英日同盟，加上中国的积贫积弱，并不帮着中国，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外泄的消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日本的野心，给日本施加了不少国际舆论的压力。

这便是第一手暗的策略的功劳。

第二手暗的策略，是通过另一渠道跟日本国内的元老疏通。

就在双方因第五号文件陷入僵持，局面无法打开的时候，曹汝霖向袁世凯建议，能不能请总统府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博士回国跟日本元老疏通？

曹汝霖认为，有贺长雄不仅在日本学者中地位很高，还与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是同事，同日本政坛元老有渊源。元老都是老成持重、富有远见的人，而日本政府又很尊重元老的意见。如果能通过有贺长雄说动元老，告知以第五项条件不但于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那将是能够影响日本政府决策的。

袁世凯与有贺长雄交谈后，说明此次日本提出的诸多要求，双方都尽最大努力达成了一致意见。唯有这第五项“希望条件”，实在是令我方为难。如果因为这一个“希望条件”而使双方的谈判前功尽弃，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请阁下回国务必向元老解释说明，为两国长远的发展，能够达成谅解。

有贺长雄同意了。

当时的日本元老中，以松方正义侯最关心中国情形，最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有贺长雄见到松方正义侯后，说明了此次谈判，中国政府已尽力商结日本觉书之各条款，但日置益立功心切，逼迫中国接受第五号的“希望条款”，这确实有些过了。双方现在已经僵持不下了。

松方侯面露惊讶，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第五项”，尤其是听到有贺汇报这具体的条款后，更是非常诧异，也觉得这确实有些逼人太甚了。

随即，松方侯召见加藤外相，责问他觉书中有“第五项”，何以没报告？

加藤说，这是希望条件。

松方说，既然只是希望条件，对方不愿开议，即不应强逼开议，设若交涉决裂，你将何以处置？

加藤答，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个月中国可被征服。

松方笑说，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你们这样做，实在是太草率了。

就这样，一边是中国人的磨时间，软磨硬“拖”，想尽各种化解方法和手段，谈判从2月2日至4月17日，中日两国共开会议25次，日本人也没有占到太大便宜。一边是日本人施展各种手段来逼，在交涉过程中，日本除以武力恫吓外，还采取了各式各样卑鄙无耻的手段，例如收买各国记者，散布中德亲善、中国行将加入同盟国的假消息，借以离间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收买汉奸窃取中国情报……不一而足。

对于日本的这些卑劣行径，中方沉着应对，讲究方法和策略，不给日方抓到任何把柄。所以，外交总长陆征祥的外交本领，还真不愧是一流的，他的“拖”字诀，他的口才，都让日本人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只是，弱国无外交，国家实力不强，外交手段又起到多大作用呢？

日本人禁不起这种拖法，已经逐渐失去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