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加速新政变革

载沣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使用蛮力把袁世凯扳倒的代价和后果。

他只看到了表面的好处，完全没想到这样做的恶果。

最大的恶果就是：满汉民族矛盾大大地激化了！

本来，清朝的统治者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知道汉人的才能，领教过汉人的厉害，所以一直加以笼络。从清军入关时期起，皇太极看中了洪承畴，不惜用自己心爱的女人孝庄皇后施展美人计来劝降；康熙帝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特开博学鸿词科；乾隆皇帝时，怕这些汉族大儒们思想太多，于是把成名的儒士们全集到一起来编抄书籍，好吃好喝好待遇，《四库全书》编成了，儒生们这辈子也过去了。

不要说乾隆时期的纪晓岚、刘墉，就是晚清时期的曾国藩、李鸿章，这些都是百年一遇的治世之能臣。他们既是汉人优秀分子的代表，也是满汉一家亲的象征。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就成了汉人中在清廷的最大代表。捧着、哄着尚且不及，哪怕他就是个残废，你也要把他供起来，供起来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声望、他的标志，还有他的象征意义。他，就是个牌位。

尽管内行的人明白这个象征的尴尬处境，但这样却能给大多数普通人一个心理寄托、心理安慰。有他在的时候，你觉察不到其中的好处，但是没有他在的时候，你立刻就会体验到此中的麻烦。

本来此时在各地持续发生的排满革命就是以“驱逐鞑虏”为口号，这是汉人的最大目标。这说明，满汉民族矛盾在民间已经很尖锐了，这个口号肯定很有市场。

在这个时候，聪明的统治者如慈禧太后，可以用明升暗降、逐渐削权的办法来对付汉族大臣袁世凯、张之洞等，至多是敲打敲打，吓唬吓唬而已，但绝没想一下子在肉体上灭了他们。

灭了他们很容易，但杀人的代价将是非常昂贵的，昂贵到你无论如何都买不起这个单的程度。

政治这个东西，是非常讲究技巧和艺术的。即使是一言九鼎、君临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也必须学会并大力运用有取有予、有进有退、有刚有柔的手法和策略。想完全自己说了算、视部属为奴隶和狗来使用的人，很快就会死翘翘。因为被逼急了，即使是兔子也有咬人的时候！

其实领导者在做某件事的时候，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早就确定了，他只是要非常巧妙地论证出这个逻辑过程，举出十来条理由，还得让人听着是那么回事，你才能有理、有利、有节。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论证过程，有了它，即使全天下的人都不信，他们也得勉强接受这个理由，这就是权力加法理的威力；没有了它，不把做某事的原因交代清楚，你有天大的理，也会让人说三道四，顷刻之间，主动权可能就转到别人手中，一旦主客易位，权力也顶不住人心。也只有到这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到人民的力量有多大，如决堤的洪水一般！

慈禧没有机会把这些秘密心法传给摄政王就驾鹤西去了，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载沣王爷，根本就不会明白这些统治之术。况且，这也不是用书本或几句话就能教出来，而是要在权力场中亲身体验并搏杀才能明白的道理。

论权力场上的搏杀，摄政王载沣确实无法和袁世凯相比。

他们之间的争斗，看似摄政王赢了，其实是输了，而且输得太惨了，把整个天下都输了。

民心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得民心非常之难，而失民心却非常容易，一个漂亮的昏招就足够了。

摄政王没有一招制敌的本事，却把自己的致命破绽露出来，以至袁世凯东山再起之时，几招就被整下了台。

载沣整倒了袁世凯之后，他的热情，全放在了改革和新政事业上。德国的社会发展对他影响很大，他多想自己也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让世人知道，他才是这个国家的救世主。

也就是说，他选择加速改革的初衷有两个：一个是他迷恋德国和日本式的集权立宪，既然德国和日本通过立宪凝聚了人心，使国家变得空前强大，我们实行立宪，也一定能达到；第二个原因，就是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救万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立不世之功业，传万世之美名。

德国、英国、日本，全是君主立宪制，出国考察的五大臣提交的报告也是要实行君主立宪，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就赶紧实行吧，时不我待啊。

于是，整个国家都被立宪思潮忽悠起来了。

载沣不知道的是，太热了，可极容易发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