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重重

关于宋案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是国务总理赵秉钧下令杀的，袁世凯本人并不知情。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赵秉钧这么做，有两个目的：

一是取悦总统，毕竟他能看出龙头老大袁世凯对宋教仁四处演讲、抨击时政极度不满和生气，作为下属，理应为领导分忧解愁。

唐德刚认为，“民初的‘宋案’，读起来颇像蒋经国晚年所发生的‘江南案’”。江南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写了许多蒋家的私事，蒋经国当然很生气。可江南被刺后，“曝光的一切证据显示，蒋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是特务们自作主张取悦蒋经国而做出的杀人决定，“蒋经国为他们的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唐德刚：《袁氏当国》，第71页）

另一个目的，是赵秉钧的私心，也是根本目的，就是不想让别人来抢他的总理位置。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得从赵秉钧的经历谈起。

赵秉钧，河南人，生性强悍而有胆识，早年在左宗棠楚军中效力，进驻新疆，作战勇敢，曾被埋没在雪中三昼夜而不死。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开始追随袁世凯，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外订立《辛丑条约》，因京津地区方圆二十里不许驻兵，袁世凯遂创办警察，钻了条约的空子，这个警察业的开端，就是由赵秉钧一手操办执行的，可谓是中国警察业的鼻祖人物。

自从跟了袁世凯后，他的地位水涨船高，陆征祥总理称病不上班时，总理一职就由赵秉钧代理，随后他又当上了正式的内阁总理。说他刺杀宋教仁的理由就是，怕宋教仁才能高，如果进行国民党的政党组阁，就抢了赵秉钧的饭碗，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于是乎，出手杀人。

而且，人们又研究了赵秉钧的名字：赵，百家姓中的第一姓；秉钧，执掌军国大政，是为“秉钧”之义，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思；他在家中的排行是老大，还是第一；而赵秉钧的生辰则是甲子年（1864）正月初一子时，是岁首的第一时，一切都是第一。

正是这么好的名字，这么好的生辰八字，注定他要在权力上争夺。因此，人们断定，很有可能，就是赵秉钧干的。

可是，这一观点，今天思索的时候，仍然有些疑问：

从赵秉钧的任职经历来看，他多年把持着警务大权，动用暴力处理事情，可以说是警察头子的特点。

但是，中国警察业的创始人，连杀人的基本常识都没有？赵秉钧为官多年，常年负责警务、民政，作风硬朗、办事利索，否则，袁世凯创办警察的时候也不会轮到他头上了。

设想一下，一个总理，是为了保住位置而动手杀人呢，还是怕杀人露馅而保不住自己的位置？如果仅以所谓“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这种理由，似乎是难以服众的推论。

杀人手法上，也不像是中国警察第一人的所为。

不像，完全不像，漏洞百出，进退失据。

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后，上海警方强力缉凶，赵秉钧理应为亲自调教的清末和民国警察队伍办案的高效率感到骄傲和自豪。宋教仁遇刺后仅3天，上海警察便抓住了线人应桂馨与凶手武士英，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民国第一大案，侦破得如此顺利，顺利到有些不可思议，甚至不真实的程度。

近年关于宋教仁被刺案的研究越来越多，人们对传统的解释越来越怀疑，毕竟这是民国时期的天字第一号大案，它完全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航向和进程。虽然深入的研究仍然无法定案，但是却反映了人们思考问题已趋于理性，至少，学术界许多专家都基本认定，宋教仁一案，不是袁世凯下令杀的。

那么，如果真是这个结论，“袁大头”岂不成了“冤大头”？这个黑锅不仅背大了，而且是他事业走向下坡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而关于宋案的第三种观点，说是同一战壕的陈其美主使暗杀了宋教仁。

这个观点有些耸人听闻，但是，正如现实中的案件都怕问，历史大案也怕问，一问，一世界。

把风向转到陈其美身上来，先得从应桂馨身上入手找线索。

应桂馨，字夔丞，早年混迹于上海的江湖，为青帮大佬，属“大”字辈。陈其美联合应桂馨的青帮势力进行反清革命，革命党人经常在他家避难和商讨革命机要。辛亥革命开始时，应桂馨投身同盟会，上海光复时得到陈其美的重用，是陈其美的亲信，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自海外归国至上海时,应桂馨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应桂馨被任命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后改调任南京总统府庶务科长。

从这一段的任职经历来看，此人应该是个精明强干之辈，担任过谍报科长和总统卫队司令的人，做事应该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考虑问题细致周全，而绝不会在宋案事发后就被一窝端起，连根拔起，整个链条一个没跑，灭蟑螂也没有这么彻底的。

后来，应桂馨因为与人持枪械斗被调任到下关兵站任差，随后又被解职，重新进入了长江下游的青、红、公口三帮。1912年8月15日因发动武昌兵变，被黎元洪通缉。据称经多方活动，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之转圜，注销通缉，北上加入了洪述祖一派，任江苏巡查长。

读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应桂馨，到底是陈其美的人，还是洪述祖的人？应桂馨，是个双料“间谍”吗？他到底是在为谁卖命？到底是受谁指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