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天津谈判

竹添公使跑回日本后，诬蔑袁世凯无故挑起事端，攻击日军，伤害日商，焚日使馆，破坏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日本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施压。

日本为什么如此怕年仅26岁的袁世凯，以致非要除之而后快？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

高手出招真的不一样，日本人看到袁世凯的遇事之忍，出手之狠，善后之稳，意识到他绝对是个劲敌。

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中透露的只言片语可以看到，当年的电讯业刚刚起步，还很不发达，袁世凯与北洋大臣的往来密电，中间要经过多重周转才能送达，尤其是要通过西洋国家之手（就像互联网兴起时，终端服务器在美国一样），而日本在间谍方面是极用心的，他们出重金悄悄购得了袁世凯与李鸿章往来密电，尤其是袁世凯率兵冲进朝鲜王宫之后向李鸿章汇报并提出的下一步处理意见的密电。这封密电被日本人得到，使日本在兵败的不利情况下，暗中抢得了先机，捞到不少好处。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领教一下当年袁世凯处理事情的手段：

首先，朝鲜亲清派向袁世凯求助，这就是法理依据，师出有名。袁世凯明知道日本人贪婪，向占据王宫的日本人提出要求日军退出的问题是不会有结果的，但袁世凯却仍然正式致函日本公使，日本人置之不理，又派一个兵弁持名片和信件前往，被日本人射杀，这才率兵直冲王宫。这叫先礼后兵。

其次，救出朝鲜国王后，朝鲜王不敢回到王宫居住，袁世凯又将其暂时移驾清军营中，并果断派兵维持都城的秩序，这就占据了有利的地位。

同时，袁世凯向李鸿章提议，日本都能把琉球据为己有，我方何不把朝鲜按照清朝行省对待？具体政策可以有所不同。否则，日本人蠢蠢欲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不先下手，早晚为日本所图，这块地方就会成为我方的心腹大患。

李鸿章收信后，开始筹备事宜，并派吴大澂、续燕甫为钦差查办大臣，带兵舰两艘前往朝鲜，根据事态发展情况，择机处理。

日本人买到这则密信后，大吃一惊，针对这三条狠招，赶紧摆出了对策：

其一，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抢在清朝钦差大臣之前，率兵直抵韩京，与朝鲜政府谈判，不打了，咱讲和。不过你必须赔点款吧，谁让你们把使馆给烧了啊。别管谁烧的，反正使馆受损了。你必须给钱，要不然我方太没面子了。

其二，继续增兵施压，拉出想打架的架势，让清朝钦差大臣不敢轻视。

其三，在报纸上公布袁世凯与李鸿章往来信件的核心内容。

刚刚登上朝鲜半岛的清朝钦差大臣，一看己方的许多计策已经泄露，只得以查此次变乱为由，草草了事。

从此，日本开始对密电保持高度关注。正是依靠对信息的把握，十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日军才顺利地一举击败清朝陆海两军。当我们今天全在评论当年清军如何无能、如何不堪一击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幕后的猫腻才是决定两国军队胜负和国运的关键。

日军通过截得的清军情报，总能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集结恰当的兵力与清军对抗，清军处处被动，其实不是清军无能，而是—— 清军在下明棋，日军在下暗棋。

如此下法，不可能不输。

这一次事件，日本人要求清朝必须查办袁世凯，是他使两国关系发生了“不愉快”。而清政府和清军内部，也有人对袁世凯的少年得志心存不满，便趁机攻击他“擅启边衅”，惹是生非，任性妄为，把外交关系和国家置于不利的被动地位。

这一时期，清朝正陷入中法争端的泥潭，不愿也无力与日本撕破脸皮，加上袁世凯是个小官，犯不上为了一个小官而使两个国家过不去。

而且，从清朝官员的处事习惯来看，只要事情当时有了“圆满”的解决，不管后遗症多大，处理事件的人都能获嘉奖；相反，即使你再忠心为国，但你不能妥善解决麻烦，那也是无功而有过之人。

清朝官员不知何时养成的这个毛病，利则相攘，患则相倾。一件事发生后，不管对错，先整自己人，以免此人太狂，以后不听招呼。弄得人人不敢负责，层层汇报，想让大家一起来负责。可是，到最后出事时，却查不到谁来负责，只得拿勇于任事者祭旗。如果这件事是好事儿，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会来争功。

伏尔泰曾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大家共同负责，就会演变成大家谁都不负责。

此风的长期浸润，就使中国官场形成了喜欢口号式的摇旗呐喊而绝不主动做事的坏习惯。

“擅启边衅”这个罪名可不小，意思就是说他未经上级同意，就破坏了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又有人奏说袁世凯妄自尊大、乱改章程、蓄养官妓等。袁世凯心灰意冷，心想不如避开风头，于是以养母牛氏重病为由，要求回国归乡。请辞获准后，他终于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其实，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袁世凯能够生存下来，与李鸿章的暗中帮助是分不开的，李鸿章对袁世凯确实是恩遇有加。毛头小伙袁世凯的误打误撞，正好配合了李鸿章在国内的发展战略和外交平衡战略，因为如果此时没能按得住日本，清军就会同时在南方与法国、在东北与日本战场相遇，那是更应付不了的。

袁世凯此时被查处，以及打发回国，一方面，李鸿章是暗中维护；另一方面，可能李大人也觉得袁世凯有点儿狂，处事任性妄为，先敲打他一下，冷他一下，以后需要的时候再任用。袁世凯是一块好玉，但还需要继续打磨。

1884年冬，清朝派来查办袁世凯和处理两国关系的大臣，晋谒朝鲜王，转达清廷意旨，劝朝鲜要忍耐，顾全大局，小不忍则乱大谋嘛（不过，谁也不知道这个大谋是什么）。同时把袁世凯驻守王宫的军队全部调回本营。这样自认理亏的处理办法，让日本人得寸进尺，向朝方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由于朝鲜的外事属于清政府，查办大使也决定不了，所以谈判决定改到天津进行。

而清政府为了不冲击洋务运动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不想因为朝鲜问题与日本剑拔弩张，使国内的洋务运动失去稳定的周边环境。因此，中日天津谈判，清朝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原则也是必然之事。只是，当时中国缺乏职业外交家，中日天津谈判，让清朝傻傻地置自己于不利的地位，而当时却没人明白。但日本人却非常明白，十年后的甲午战前，日本就巧妙地利用了《天津条约》中的条款。

1885年初，伊藤博文来天津解决中日冲突问题，清朝方面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两国在4月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谁也不派人训练朝鲜军队，以免引起误会。但条约的要害之处为：今后朝鲜如有重大事件发生，派兵去朝鲜之前，要互相照会，和对方打个招呼，事定即撤兵，不许留防。

甲午战前，日本就是在这一条上做足了文章。朝鲜有事发生了，清军出兵了，跟日本打了招呼。于是，日本也出兵了。事情平定后，清军乖乖地履约，撤出了朝鲜，而日本兵却源源不断地涌上朝鲜国土……

而这个派兵前的“互相照会”，其实就是使日本取得了和清政府在朝鲜的同等地位，朝鲜，从以前的大清宗主国独立支配，演变成了中日两国共管，在国际法权上，日本占了大便宜。

日本人当年总结清朝的外交，用了十个字：非野蛮无理，即拱手听命。

清朝的官吏，在内部争权夺利的时候，一个个鬼精鬼精的，但一旦涉及对外事宜，便蠢到了愚不可及的地步。当你仔细品味一下对外交涉的诸多事宜，你便哭笑不得。

对内精明，是有小聪明；对外愚蠢，是无大智慧。

在老鼠面前，猫也终于找到了虎的感觉。

“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南宋思想家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的这句话，说得太准了，讽刺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