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安排与漏洞

要想让禾苗排得整整齐齐，那就不能任由禾苗自生自长，而要借助农夫间苗来控制调整。要是任其自长，那一定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强者疯狂地侵占弱者的利益，结果便是一片荒芜。

袁世凯没有像刘邦和朱元璋一样屠杀功臣，也没有像赵匡胤一样用金钱和美女换来了部将的权，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不得罪人的方法：大肆封官。袁上台后，全国各地的都督、巡阅使等官员多如牛毛。

权谋大师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说：“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

“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

“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

其实说白了就是：君主要有足够的威势镇得住群僚，君主要给那些伺机蠢蠢欲动的下属一个信号——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谁要犯我，我必定让其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来偿还，这样下属才安分守己，否则必定经常惹起小祸大乱。

那么袁世凯是怎么做的呢？

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就曾决定要逐步进行“废省改道”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废除传统中国的行省制，而把一个省分成几个“道”，以“道”为地方行政的最高单位。这个道也实行军政分开的管理制度，道设道尹管理民政，又设镇守使管理军政。这个计划准备先在几个省区实行，然后全面推广，达到全国废省改道的目的。

这和汉武帝时代的“推恩令”差不多，让诸侯王分封子孙和功臣，使这些人各领一地，这样就悄悄地把一大块土地给分割开来，使地方无力与中央抗衡。这也像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小国寡民”，用到治国之道上，就是“使其国小，使其民寡”。这些是帝王术，可不是普通人读《道德经》时说的是世外桃源的理想，那就离题万里了。

袁世凯不露声色地进行着他的计划，击败国民党后，他每占一地，就按照这个构想进行布局，他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王占元为湖南护军使、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这一连串的人事命令中没有一个都督的任命。此外黑龙江只有护军使朱庆澜，后来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后，也只提升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而不给以都督名义，福建都督刘冠雄调任海军总长后，就派李厚基以镇守使名义统率该省军队，这三省不设都督，就是先废都督以达到第二步废省设道的目的。

所以，后人读这段历史时，总是纳闷这些人事任命，怎么冒出这么多护军使之类的官，而都督却没了。不是袁世凯老糊涂了，他心里明白得很。

然而，袁世凯的计划并没有在全国得以推广，一是国民党人还有势力，二是即使国民党败了，当时也是政局不稳，还需要这些军人们来镇守一方。只是，世界上毕竟是聪明人多，慢慢地，袁世凯的谋略和计划逐渐被人所知，他的部下本来是想与大哥共富贵的，没想到却是“飞鸟尽，良弓藏”，他们开始对“老头子”不满了。于是，每个人都趁乱抓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不停地制造出各个山头和派系，凡是牵涉有关利害权位问题时，他们对袁并不完全服从，有时甚至也不买账。

因此，袁世凯在打败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表面上看是北洋系在用加法延伸势力，但实质上北洋系内部却在用减法进行隔离和抵消，袁世凯的事业真的开始走下坡路了。

正常来说，人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是人性使然。那么袁世凯作为总统，他这么集中权力，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国家呢？还是主观为国家、客观为自己呢？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我们能知道，他集中权力，对于国家来说，的确是可免去藩镇之祸。

只是，天下事有一利则必有一弊，有一得则必有一失。

权力这个东西，在没有完善的法律来制约之前，一不小心，就走向极端，或者说，极容易走向极端。

任何人都是有私心的，袁世凯手下一起打天下这些功臣还在，大权还在，他们是有能力起私心的。

正因为袁世凯的策略存在着漏洞，所以给后来的天下大乱埋下了巨大隐患。而这一隐患的形成，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在袁世凯刚一实行这一方略的时候就已经显出了，而袁世凯没能扼其于未萌或萌芽状态。

一项决策的出台，根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如果能让多数人满意，就已经算是成功的了。想让每个人满意，其结果可能就是每个人都不满意。

有句诗说得好：“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行人望晴农望雨，采桑娘子盼阴天。”

老天都难做，何况人乎？那么，老天是怎么做的呢？

中国古代道家的经典著作《阴符经》告诫后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观察一下老天的做法，关于治国之道，就一切都明白了。

“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北洋后来之乱、之“害”，是不是生于袁世凯之“恩”呢？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自然能够创造我们，也能毁灭我们，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这些话体现了哪些统治术或管理经验呢？

其实，这些无非就是说，要想获得社会的稳定和秩序，领导者有时对那些有能力或可能挑战秩序的人，该下手时就得下手。

牺牲掉几个人，总比无数百姓遭受兵祸要好得多，社会成本要小得多。

这既是历史的残酷性，也是普通人的人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