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难题

袁世凯就任伊始，要处理的非常繁乱，内政和外交问题都让人非常头疼，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历朝开国元首都很少遇到过的难题。

就内政来说，孙中山辞职了，但给民国立下了规矩，定了制度。让袁世凯在内政问题上处处为难的，也正是这一套美国舶来的制度。

如果抛开孰是孰非，人物臧否，仅就事论事，由别人定一套自己并不认可的制度来让自己遵守和执行，单这一个问题，就是历代开国元首根本没有遇到过的难题，也是研究民国史时很少有人考虑的问题。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也该心平气和地反思一下了。

中国人对人和事喜欢用道德评价，那么，就算说法制“好”，民主“好”，人们就能一下子遵守法律了吗？就能一下子民主了吗？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反复磨合、试错、摸索之后，才能逐渐形成定制。

一个明显的例子，有了红绿灯，就能让所有行人或车辆在过马路时，不闯红灯吗？有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就能一下子杜绝“跑关系”和“走后门”的习惯吗？

我们还是要反复思考一个理论问题：到底应该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还是经济基础适应上层建筑？议会、法制对于刚刚剪掉辫子的民国初期的人们，到底适不适用？

回答完这两个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问题，我们才能明白，一百年前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到底是什么样，刚脱离皇权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局面。

萧功秦教授对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他指出，严复是当年少有的看到民国社会和袁世凯面临严峻困境的几人之一。严复认为，中国人简单地移植西方社会机体内的某一文化因子时，这些因子就从原来的有机体内被单独剥离出来。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在西方社会能够有效运行的机制和制度失去了与它相配合运转的条件，另一方面，这套制度根本无法与“绝然悬殊”的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因子相协调，这一因素因为缺乏其他因素的支持而不能在新移植体内存活，这就出现淮橘成枳的现象。

严复的比喻是非常形象的。“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废也。”把马的四蹄拿过来，附到牛的身上，却责怪这样的“马牛”跑不快。可严复当年的冷峻思考不仅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反而在激进的话语体系之下，给严复贴上了逆历史潮流的“保皇”标签。一百年后的今天重读严复的时候，大家才明白，思想家就是思想家，严复给社会把脉把得非常准确。

萧功秦教授沿着严复研究的思路，进一步指出，西方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每一个因素，都相互依存，并且每一个因素都在其他因素的支持下，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简单移植的做法，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参见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69、70页）

萧功秦教授的研究可谓一语中的，他从政治学角度深刻指出：一个民族的传统制度是这个民族在适应自身环境的挑战过程中，在面对自己特殊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无数人在长期摸索和试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制度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的产物。而当时中国的议会制是“横取他国之法，强施本土”，而这样做与自身的文化生命无关。

章太炎曾说，“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之素不习者”，其结果是“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不得不乱”！

比如，孙中山用西洋乐曲的演奏拉开了民国的序幕，可是，当主角袁世凯登台演出时，他却只会唱京剧、豫剧、黄梅戏、山东吕剧外加河北梆子，与序幕的格调不一致，而台下的人却要他演西洋交响曲。这种蹩脚的演出，让看客哄堂大笑。因此在民国的大幕一开场，就发生了袁世凯与他的近三十年部属加好友唐绍仪总理的权力之争。在历朝历代，开国元首没碰到过的难题，袁世凯结结实实地撞了个正着。

明白了袁世凯在内政问题上的困境，再来了解一下更糟糕的外交困境。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列强不予承认。袁世凯接任时，因为是临时参议院选举出来的，仍然是临时大总统。而且，列强要在新生的民国身上继续揩油，至少不能把清朝时订立的各项条约给废了，不能把利益丢了，所以，他们继续施压，并没有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还不算，最要命的问题，是有的边疆省份在列强的支持下独立，而干涉民国内政、鼓动边疆独立的，主要是英、日、俄等国。

大清朝的领土面积，本来就非常大。只是，一场革命，边疆省份的离心力加强。就像苏联发生剧变之时，许多加盟共和国开始独立一样，民国时期的西藏、外蒙等地也开始宣布独立，只不过与苏联不同的是，西藏、外蒙等地宣布独立，是有列强在里面利诱和威逼的。

俄国觊觎中国周边领土由来已久，早就在积极鼓动外蒙独立。但是，沙俄的野心受到怀有同样野心的日本的挑战。

日俄战争之后，大鼻子和小鼻子经过一番鼓捣，握手言和，达成了瓜分中国的秘密协议，并于1907和1910年两次签订日俄密约，划定势力范围，把中国东北划分为南满和北满，南归日，北归俄。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武昌起义前后，大鼻子和小鼻子又经过一番鼓捣，又把中国的内蒙古一分为二，东蒙归日，西蒙归俄。

然而，沙俄毕竟是中国的陆上近邻，他有全吞满蒙之心，一直在静待时机。武昌起义，清国大乱，沙俄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

1911年11月30日，外蒙古在沙俄的支持和怂恿下，乘机而动，驱逐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驱逐清兵，哲布尊丹巴宣布成立“大蒙古国”。

局势纷乱之中，不管是日落西山的晚清政府，还是新成立的民国政府，都无力顾及外蒙古。外蒙古又传檄内蒙古，鼓动内蒙古也独立。自己做坏事不算，还要拉着别人一起做。

袁世凯，看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