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

第三，革命党攻击。

当袁世凯与日本政府进行“二十一条”的艰难交涉时，革命党人内部对此就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人主张暂时停止反袁，这样可以使袁世凯可以专心对日。据老革命党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三集《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中记载：“民四年（即民国四年，1915年）夏间，日人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款”，国人大愤。留日之民党议员一部组织欧事研究会，主张暂时停止革命运动，以免妨害袁政府之对日外交。章行严、谷钟秀、杨永泰等所刊《甲寅》杂志即持此种论调。上海各报复揭载，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五人署名之通电，文中首向全国民引罪自咎，次则声言愿停止国内革命运动，以实行举国一致御侮政策。时黄君克强居费城，钮君惕生居纽约，黄君致余书，有‘请转告中山先生慎勿驱虎进狼’之言。”

也就是说，这部分人看日本逼迫袁世凯要签订“二十一条”，主动发表通电，表示支持袁世凯政府与日本交涉，以免妨害袁世凯的对日外交。而居住在美国费城的黄兴更是表示，希望孙先生不要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也就是不要联日抗袁。

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等亦发表通电，附和黄等主张，电云：“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之对政府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违于国也。”

对此，孙中山坚决反对。孙中山的出发点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反袁，反袁就要联日。林森曾致电孙中山，请示对日意见，问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孙中山复电说：“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孙中山认为，必须把袁世凯除掉才能制止国家被瓜分的境地。1915年4月9日，中华革命党发布《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号召党人“力行革命，推翻袁氏恶劣政府”。

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于这一时期，还有一段非常有争议的史料，引起国内外史学界和普通民众中广泛注意，虽经大陆和台湾史学界多方研究证实是伪证和赝品，但其影响并未消失，故此一并引入，供读者思考。这就是袁世凯与日本交涉“二十一条”事件期间，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中日盟约》一事。

据茅家琦在《孙中山评传》（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第944页）中描述，这个文件的出台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交“二十一条”。22日，东京《朝日新闻》刊载了出来。

2月3日，孙中山发表谈话说：“关于报纸上所登日中交涉问题，余固不知其内容为何物，但是报纸显要的诸种报导，则今日日本政府的态度，余以为是出于确保东洋之和平，谋求中日两国亲善之措施。”

这时，山田纯三郎等日人频繁访问孙中山，一月份就访问了14次。2月1—3日，山田纯三郎每日来访孙中山。

2月5日上午11时，孙中山即打电话请陈其美持印速来。《中日盟约》所标签订日期，即为2月5日。日本《民族评论》3月号上揭露了这个盟约。（见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第431—435页）

有人问，既然《中日盟约》经考证是伪造的，为什么还要提出来？这是因为，许多公开出版物都有此事件的描述，许多史学评论家也进行过多番思考。国内非常权威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也完整地引述了这件事，并完整地引述了盟约的全文。（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933—935页）《孙中山集外集补编》在后记中也提到了盟约一事，但声明因为该史料是伪造，故此未收入书中。虽然如此，但也可以见得此事的影响非常大。茅家琦在《孙中山评传》中依据《孙中山年谱长编》的记述，对《中日盟约》进行了简要介绍：

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与陈其美、山田纯三郎、王统一拟订并草签的《中日盟约》共计11条，不惜牺牲足与“二十一条”相匹敌的中国权益，以换取“日援”，讨伐袁世凯。其中包括：“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日本须与中国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第943页）

茅家琦认为：退一步说，即使“盟约”11条是赝品，但孙中山愿意以巨大的代价换取日本的援助，则还有他的言论为证。（《孙中山评传》，第946页）

茅家琦在《孙中山评传》中引用了1914年8月24日孙中山与犬养毅进行的谈话。

孙对犬养毅说：刻下欧洲战乱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据最近对中国内地以至南洋及美国等地之形势调查，革命声势愈加高涨，相信此时乃举旗之大好时机，遂决定起兵举事，目前正在准备之中。至于欧战形势……胜利终归德国。战争平息，日、德两国恢复和平之时，日本将在对德、对华外交上面临复杂情况。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孙谈及军资的筹集情况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孙中山评传》，第946页；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4页）

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又说：“窃谓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支那可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而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信中又说：“支那欲脱既往国际上之束缚，修正不对等之条约，更须藉日本为外交之援。”还说：“使支那有关税自主固定之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之制造品销入支那者免税，支那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84—85页）

上面收录在《孙中山全集》中关于联日抗袁的信件，应该是最权威的史料了。

而《孙中山集外集》中记载了1915年末或1916年初时孙中山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的谈话：

为了立即打倒专制横暴的袁世凯，确立为全体国民所支持的革命新政府，收到中日结合的实际效果，希望日本至少以预备役将兵和武器编成三个师团，支援中国革命军，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但孙中山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

孙中山并说：“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孙中山认为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

（以上部分详见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5—226页，最早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杨天石的《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联日抗袁策略，我们无从猜测，不管是“两害相权择其轻”，还是“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宁愿做出出格举动”，我们现在还无法进行述评。茅家琦教授认为：

在1913年二次革命反袁时期，主要矛盾在于打倒袁世凯。为了达到反袁目的，争取日本援助，提出“联日反袁”的策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到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举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中日矛盾已突出为最主要的矛盾。在这样的形势下，再坚持“联日反袁”，完全违背了时代的要求，孙中山对形势的判断错了。即使取得反袁的胜利，其结果正如上文提到黄兴的一句话：“驱虎进狼。”再者日本政府也不会帮助孙中山抗袁，因为孙中山不掌握政权，承诺便没有变成事实的可能。直到1924年，他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仍然呼吁“中日携手”。孙中山谋略之不足，原因之一在于他对形势缺乏深入的正确的分析。（《孙中山评传》，第950页）

史料列了这么多，没有一个结论的话，又显得繁琐而啰唆，如果非要暂时给个比较明确的结论，那就借用茅家琦在《孙中山评传》一书前面“内容提要”的最后一句话：

他（指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十分丰富，但经济思想切合中国国情不足，政治谋略方面存在重大失误。

不过，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全面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