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的人气

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政坛上，兴起并活跃着三股力量。一派是整军经武，从军事改革入手；一派是维新派，从体制改革入手；一派是革命派，索性推翻政府，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这就涉及了三个人：袁世凯，康有为，孙文（孙中山）。

维新变法派遭到镇压后，许多人对朝廷失去了希望，转而走向了与政府对抗的道路。尽管清政府后来主动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新政变革，但是有一股不太公开的强大力量一直活跃在清末的政坛上，这就是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

孙文，革命家，1866年11月12日生，广东香山县（中山市）翠亨村人，自幼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1879年孙文来到夏威夷檀香山念书，在这里度过了小学时光。

1883年，孙文入学香港拔萃书院。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开办，孙文在当年成功入学该书院。同时入学的12人中到1892年仅两人顺利毕业，孙文就是其一。孙文毕业后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

1894年6月，28岁的小伙子孙文到天津，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要求改革时政，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人才选拔制度，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正在为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忙得焦头烂额的李大人，哪顾得上这么个不知从哪来的年轻人的一封信。

费了好大劲才写成的、托了多个人才辗转送到李大人办公桌上的信就这样被枪毙了，满腔热情的海归派孙文被当头浇上一瓢冷水。

而与此同时，持续不断传入孙文耳中的消息，就是举国官员如何为太后送礼庆60大寿的事。为了祝寿，慈禧太后动用了军费100万两，铁路工程经费200万两，向各省和各衙门强征白银300万两。60大寿，600万两，大吉大利！

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他，感觉到中国的问题早已积重太深，官僚主义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大敌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使国家早日实现富强，只有推翻现行体制一途。

就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在他脑中清晰起来。

那就是，革命。

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推翻满族人统治的天下。

1894年12月24日，甲午惨败之后的那年平安夜，孙文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正式成为坚定的革命派。他决心要领导人民起来，共同推翻旧制度。

经过一番筹备之后，1895年10月，孙文计划趁着举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而士气低落之时，在广州发动起义。但不慎计划泄露，清军在码头持枪以待这批准备进入广州城的革命党人，一批优秀的革命分子被捕遭杀。

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下令通缉孙文。

孙文流亡海外，一走就是16年（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就是总统了）。

那么，孙文是怎样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变成有巨大影响力的革命领袖的呢？

孙文的最初成名——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这么个民主的先锋和斗士——纯属偶然。

由于孙文有国外的暂住证，经常奔走于欧美，清廷通缉他时，一面派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进行追踪，设法逮捕；一面通报清廷的各驻外公使密切注意，相机缉拿。

1896年10月1日，孙文抵达伦敦，考察欧美各国的社会、经济，寻求救国真理，受到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老师詹姆斯·康德黎一家的热情接待，并被安排在康德黎寓所附近的葛兰旅馆里住了下来。原以为天高皇帝远，他就放松了警惕，而他却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清廷派出的密探密切关注着。

10月11曰，孙文照例从旅馆出来徒步到康德黎家去。途中，三个中国人故作友好姿态向孙文攀认同乡，并且邀请他去他们的寓所好好地唠唠家常。就这样，孙文被三个人连哄带扯地给弄进了清政府驻英国伦敦的公使馆，准备用特制的大木箱把孙文押解回国，接受朝廷审判后处死。

在被关押期间，孙文注意到了一个在清使馆工作的英国仆人，趁别人不在的时候，他就百般劝说并请求这个英国人给老师康德黎带封信，并答应给他二十英镑，事成后再有重谢。英国人答应了。

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未经英国政府的许可，外国使馆是不能任意抓捕人的。康德黎为了营救孙文，联系了伦敦报界，一时间，伦敦的各大报纸上充斥了各种触目惊心的标题：“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清使的非常行动”等。在媒体的炒作下，孙文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的主角”，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同情。

搞新闻这件事，你搞得越大，成功的希望也就越大。

在舆论和公众压力下，英国外交部开始出面与清使馆交涉。10月23日上午，清使馆迫于各种压力不得已释放被非法囚禁了12天的孙文。

当孙文从使馆出来时，他已经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追求民主、为自由而战的圣斗士。英国伦敦各大小报纸对此都给予了热情洋溢的报导，外国许多媒体也纷纷对这件事进行报导和转载。

香港出版的《德臣西报》认为，孙文是土生土长而又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

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为新中国而呐喊的孙逸仙博士”的述评文章称“孙先生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才能”。

日本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

海外华侨纷纷捐款，赞助和支持孙文的革命大业。

名声大振的孙文又继续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认真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研读资产阶级政治理论，考察民情，这段研究工作对他的三民主义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897年，孙文来到日本，为便于革命事业，掩护行踪，化名以“中山樵”行世（只因日本友人平山周在陪同孙氏投宿旅馆时，想到附近有华族中山家宅邸，加上该家族成员中山庆子乃明治天皇生母，便顺口为其取日本姓为“中山”，加上他自取之“樵”，“中山樵”成了孙文的新名字）。逐渐地，他的姓氏和化名开始连用，迷惑了清政府，“孙中山”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孙文”则开始淡化了。

其实这“中山”就跟日本的其他姓氏“山本”“佐藤”“酒井”“松下”等一样，但中国人却喜欢上了“孙中山”这个名字。

1904年，孙中山到美国，曾因被怀疑为非法入境而遭拘留，后经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的帮会组织——洪门出面打官司，获得胜诉。有人建议，若要在美国本土推展中国革命运动，最好能有美国身份，否则可能每次入境都会发生类似问题。为了便于革命事业，官司胜诉后，孙中山在友人的帮助下，成功地拿到了美国绿卡，从此天地无阻挡，江湖任我行。

孙中山在日本的时候，接触了梁启超等人，他希望梁启超和康有为都加入革命阵营，但康和梁坚决不答应，他们是希望拥立君主，实行立宪。孙中山想拉拢杨度，杨度也是个坚定的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但他把孙中山介绍给了喜欢搞革命的黄兴等人认识。

此时，黄兴与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起了革命队伍“华兴会”。双方一见如故，谈得甚拢，于是“兴中会”和“华兴会”决定联合起来，共同进行革命大业。

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里，孙中山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纲领。会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

在此之前，1894年11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该会的政治纲领即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后来徐锡麟、秋瑾、章太炎等加入进来，队伍不断壮大。明白这些，也自然明白后来这些人暗杀清政府官员、举行暴动的原因之所在。1905年，在东京的光复会部分会员加入了同盟会，不过因为政见不同，又有不少人逐渐退了出来。

不光是光复会与同盟会政见不同，立宪派也是这样，梁启超紧紧咬住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不放，引证《明史》，说建州女真即明朝的建州卫，满族早已是中国臣民，可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提法本身就不正确，所以梁启超拒绝加入革命派的队伍。

同盟会成立后，先后发动了黄花岗起义、镇南关起义等接连十次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如此，但大清朝在这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冲击之下，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要加上来了。

孙中山在领导发动革命之初，既没有武装也没有钱，千难万难之际，他非常想借用日本的支持来壮大革命武装。早在1895年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就联系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希望日本提供步枪25000支、手枪1000支，资助他的革命事业，以图在两广成立共和国。而1895年正是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时，清日两国正是仇恨敌视状态，日本领事没看明白这一路数，怕上了中国人的圈套，没敢答应。

孙中山还曾经与法国公使见面，以加大对法国的租界为条件，希望得到法国军火援助。

不过，孙中山开出的全是空头支票，他根本说了不算，这也不是他家的后花园，说给就能给的。列强们本着实力至上的原则，与孙中山并没有实质上的往来。

因此，一开始，革命阵营就处在捉襟见肘的艰难境地。

我们传统历史观念中所称的革命派，其实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也就是各革命团体的松散集合体，因为当时的革命阵营都是各自为战，只是同盟会力量最大而已。

我们所熟知的光复会，以及武昌起义成功时的湖北文学社、共进会等，他们之间关联不大，他们在那时并不是由一个有威望的人来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而这正是武昌起义成功后，南军势力分散、不能统一、无法与北洋军抗衡，才提出要袁世凯逼清帝退位的原因。而后的许多事件，像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光复会领袖）等，其根源都在于，当时各起义组织各自为政，甚至争夺领导权。

起义的各个组织，之所以叫不同的名字，就是因为宗旨不同，矛盾也不少。直到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回国，这种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