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

不管是翻开中国历史还是翻开世界历史的画卷进行考察，大凡一个政府的组建，内部必须具有号令天下、震慑群雄的军事实力，外部还要有友好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纵然你可以从情感和理论上否认这件事，但在现实实践中，如果缺了这两个条件，这个国家，到底能在前进的征途中走多远？

清帝退位前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也非常不好过。

南京临时政府在成立之初，面临的不仅仅是北洋军造成的压力，还因为是仓促成立，导致处处不顺。就是筹办个婚礼也不太可能在几天之内完成，何况是国家的建立！

1月5日，孙中山向列强发出《告各友邦书》，临时政府外交部也多次照会西方驻华使节，但列强对南京临时政府并不予以承认。孙中山发出的友好的愿望被现实击得粉碎。为什么？因为没有实力。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指望对中国事情一无所知的孙逸仙去争取外国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孙中山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没有领导全国的资格和能力。

当我们剥离掉传统的“帝国主义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相互勾结”的“阶级斗争”思维，而用“没有永恒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冷冰冰的观念来解释上述现象时，你会发现，外国势力的态度其实很简单：我为什么要承认你？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

庚子赔款的几亿两白银，你能还吗？你拿什么还？

手里没有三把米，连小鸡都不会到你这里来。

所以，唐德刚深刻地指出：“事实上，孙之让袁，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是最现实的。”（唐德刚：《袁氏当国》，第36页）

如果说，北洋军的兵临城下，西方列强的不予承认，还都算是外困的话，那么，临时政府的内忧，更是一盘很难走活的棋。

关于这一点，传统的史学解释忽略了不该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问题。

国家的命脉在于财政。没有财哪有政？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总统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严重到不可想象的程度。“国库”亏空，公务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每人每月只发给军用券30元。“军用券”，意味着这是自己印出来的纸钱。这就明白各部的部长为什么躲在家里不上班了。有着同盟会身份的各部次长，掌权之后才发现，自己处在矛盾的风口浪尖，掌握了权力却没有能力负得起这个责任，这让同盟会的威望大大受损。（张力升：《钱眼里的历史风云》，金城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让南京临时政府威望受损的，还有一些伤及商绅阶层利益的具体举措：

因为资金严重短缺，各省纷纷以发行纸币作为筹款手段，纸币滥印滥发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地方纸币贬值，不少地方的纸币贬值一半。“新政权重新开征曾宣布豁免的苛捐杂税”，“引起商人的普遍反感”。革命者善于革命，但是，“革命党在商界没有做过深入的工作，也缺乏同商界的密切联系，无法取得商界的理解与支持”。“面对拥有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士绅支持的袁世凯，革命党人的力量显得太薄弱了，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出，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财务上难以维持。”（张力升：《钱眼里的历史风云》，第27页）

当时各省宣布独立，聚集到南京的各路军马非常混杂，据说是聚集了三十余万人。出力的、没出力的，统统嗷嗷叫着要军饷。按照这个数字计算，政府需要每月提供饷银200万两。革命党人只会暴动，不懂经济和金融，仅靠江浙一些倾向革命的商人东拼西凑，每月也只能提供20万两。

没有钱，给大家提供的伙食是稀饭，后来连稀饭都保证不了。于是军队抢劫、哗变、扰民之事，时有发生。各路诸侯都认为自己对共和有功，大加索饷。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黎元洪之所以不来南京就职大元帅，而让黄兴代行大元帅在这里苦撑局面，一方面是不想离开自己的地盘，另一方面，他久居军旅，深知金钱和部队后勤的麻烦。黄兴在这里天天协调、解释、解决各种关于钱的问题，心力交瘁，基本上累得要吐血了。

革命以后……独立各省征收机关林立，而各自为政，将关、盐、茶税和大部田赋就地截留，拒不上缴。财政混乱，毫无章法，临时政府发行了一亿公债，但直接得款不足五百万，而发行的一百万军票则是商店拒收，市场不能流通。最高指挥官黄兴为筹措军费，“寝食俱废，至于吐血”。（郭剑林、纪能文：《民初五大总统列传：袁世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

一次，安徽都督派专使来问孙中山要钱，孙大总统大笔一挥，把批条交给秘书长胡汉民，要他去国库领20万元。结果，胡汉民发现，财政部的金库里只有十元大洋。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孙中山不得已提出向日本财团借款。日本财团还算给面子，换成别的国家，你给什么利益，都不和你对话，他们只和袁世凯及清政府打交道。因为，临时政府是民众暴动形成的反对派政权，还没有树立起任何信誉度。

为了维持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1912年头两个月，就签订了苏路借款、轮船招商局抵押借款、汉冶萍借款等，到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肩上的旧债新债加在一起已经达到1000余万元。（李书源：《民初五大总统列传：黎元洪》，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88—89页）

汉冶萍公司相当于大清朝的钢都，全年产量占全国全年钢产量90%以上。临时政府与日本人商量，日本人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要求中国出让汉冶萍公司50%的股权，然后由公司转借500万给临时政府。（张力升：《钱眼里的历史风云》，第27页）舆论一片哗然，实业总长张謇立即辞职，转而支持袁世凯。张謇说你跟谁签都行，就是不能跟日本人签。

此时，舆论不可接受的，还有一项，就是临时政府准备租借东三省给日本，以换取日本1500万元借款，好用来对付袁世凯。要不然，临时政府冒着舆论的指责和自己人的不理解，借款干什么？

关于这段历史，在《孙中山集外集》中即有收录，最好的诠释，是1912年2月3日孙文与日商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社员森恪的谈话，在场的有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日本人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人。下面这段文字显示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窘境（详见陈旭麓、郝盛刚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8—169页；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647页）：

倘近数日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基于以上实情，在旧年年末（注：指阳历2月17日前）以前，不论采取何种手段，亦须筹得足以维持军队之资金。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而后徐谋军费供应，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拟定革新天下之方案。

这段话表明，因为财政极其困难，临时政府面临瓦解的命运，因此不论采取何种手段，都要借钱。然而，钱仍然是借不到。因此，只有与袁世凯和谈，以后再慢慢寻求军费供应，策划再举革命。

……然余等对于获得财源，仍怀一线希望。倘或有幸，此刻能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俟年关过后再进一步筹借资金，而后继续排袁，仍按原计划，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此即余等之设想。……倘或不幸，在五天之内，即至九日，旧历年关之前，意欲筹得之一千五百万元经费，如仍无成功之希望，则万事休矣。（这段史料，除《孙中山集外集》之外，在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册第35页也被引用并加以分析）

这段话表明，此刻要是有足够的经费，就可以延缓与袁世凯的议和。如果款项仍然不到的话，那么，“只要在革命政府未倒之前，掌握机先，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一时让与袁世凯，除此别无他策”。

孙中山在谈话中指出：“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

此举也给了政敌以攻击的把柄。黎元洪认为，清朝屡次抵债，都有所顾忌而不做这样的事，民国刚刚建立，就这么抵押借款，这不是让人贻笑大方吗？怎么向国民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