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日

4月26日，日置益提出了日方最后修正案，逼迫中国同意，同时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宣布关东戒严，准备撤退日侨，空气顿时紧张万分。中国方面在此紧要关头，于5月1日提出了一项最后修正案，静待日方答复。

加藤外受盟邦猜疑，内招元老诘责，进退两难，图穷而匕首见，决心孤注一掷。

5月7日下午3时，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了“哀的美敦书”，限袁政府于5月9日午后6时前，对日本所提的修正案，作满意的答复。

所谓“哀的美敦书”，其实是拉丁文ultimatum的一个音译，意思是谈判破裂前的“最后通牒”。一般是一国就某个问题用书面通知对方，限定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其条件，否则就采取某种强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断交、封锁、抵制等。

这个最后通牒的主要内容是：鉴于你们中国政府如此态度，我们再无继续协商的余地。但是，为了维护东亚和平，我们将日本帝国政府前次提出的修正案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一事外，与此次交涉脱离。但是，前四号文件的内容，不可加以任何更改，请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得不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这样，日本在外交上没占到便宜后，恼羞成怒，终于挥起大棒，令日侨预备撤退，下戒严令，把袁世凯政府推向绝路。是打还是和，你们掂量吧。

日本的最后通牒，一面发向驻北京的日本使馆，一面将副本送达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处，陆公使赶紧发电向中国外交部报告。

这个驻华的小幡公使，这个时候，还想讹诈和蒙人呢，嚣张地找到曹汝霖说，我们日本帝国政府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不惜一战。如果你们能把第五号条款内容酌情商议几条的话，或许可免于战争。

曹汝霖告诉他，贵国已把最后通牒副本送达我驻日使馆，陆公使已经电报告诉了我国，既然已经下了通牒，哪还来什么再议之言？

小幡只好灰溜溜地离去。

中国外交部接到日本最后通牒后，袁世凯立即召集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是否接受日本最后通牒。

外交总长陆征祥晚了三十分钟才到，他刚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进行了特别会晤。英国公使非常着急，特意反复叮嘱，说：听闻陆军总长段祺瑞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而且这不光是对日开战，而是加入了一战的战团，对整个协约集团开战。朱公使念在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认为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之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现在中国要真的开战，那就是飞蛾扑火。说话时朱公使是声泪俱下。

同一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政府：“应该避免和日本正式冲突。”

陆军总长段祺瑞当即表示反对，态度非常强硬，说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袁世凯叹了一口气说：段总长说的是啊，只是凡事都要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如果说第五号文件日本人不撤回，那我与你的意见一致，只能用武力来解决。然而，日本已经撤回了第五号文件，其他各条，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虽然有损利益，却无关大局，更不是亡国条件。所以，在座诸君，务必要记住此次屈服于最后通牒，是我们国家的奇耻大辱，从此要发奋图强。

段祺瑞仍然不甘心，说：民国刚刚建立不久，就承认这个屈辱条约，如果其他国家都来这样讹诈我们，我们还能这样吗？

袁世凯又分析了一下时局和大势，说：我是国家元首，四万万人选举我上来当总统，把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了我，我岂就愿意这样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你心里还不是最清楚吗？我们最大限度能支撑几天？

最后大家心里都非常沉重，无话可说。

5月8日晚上，外交部人员在加班准备稿子，即使接受了，也要找准应驳之处，给以适当的舆论回击。三易其稿后，又由唐绍仪准备好了英文译稿。

5月9日，日本所给的最后期限到了。

天刚见亮，曹汝霖就携带着文稿来到总统府，袁世凯一夜没睡，正在批阅文件。正在这时，日本使馆打来电话，说是最后期限到了，中方怎么答复？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和“否”两字已足，说多了，双方又要辩论，如果耽误了时间，可就不好了。

向袁世凯汇报日方电话中的意思之后，袁世凯又删了稿子中涉及辩论部分，整个白天又与日本方面进行了字面上的争论，最终无济于事。

5月9日夜里十一点，距最后通牒期限只剩一个小时的时候，中方才由外交部总长、次长和秘书亲自送达日本使馆。曹汝霖后来回忆说：“是时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中日“二十一条”签订，日本兵不血刃就在中国攫取了巨大利益。

5月14日，袁世凯对自己的文武百官，下了一道密谕，立5月9日为国耻日，视接受“二十一条”为奇耻大辱，“疾首痛心，愤惭交集”，要大家一定发奋，“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希望大家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使民国早日强盛，再报今日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