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芳，你怎么看

第二，文中记述了梁启超对于宋案的只言片语：1913年3月25日，立宪派方面的民主党精神领袖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说：“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袁，第二则我云。此间顷加派警察，保护极周，将来入京后更加严密，吾亦倍自摄卫，可勿远念。”3月27日，梁启超又在《与娴儿书》中写道：“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5月2日，梁启超在另一封家信中依然强调“宋案确与政府无关”，“系同盟会人自屠”。

也就是说，按照“谁刺杀谁得利”的原则，当年有人也怀疑梁启超，他是另一大党的领袖。而梁启超根据多方面资料证据，已经指出了宋案主使是陈其美，与政府并无关系。

第三，该文记述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写的一篇文章。袁克文是袁世凯与朝鲜美女生的儿子，聪明绝顶，据称有曹植之才，物理学家袁家骝就是他的三儿子（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便是袁家骝的夫人，即袁克文的儿媳妇，袁家骝与吴健雄可称得上是华人科学家中的“神雕侠侣”）。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讲述了他自己在1911辛亥年至1915丙辰年间的所见所闻。袁克文说，宋教仁被暗杀时他恰好在上海，知道父亲袁世凯几次派遣密使欢迎宋教仁（遁初）北上，宋教仁欣然启程。临行之前，陈其美（英士）、应夔丞（桂馨）等人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宋教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组织政党内阁时，要按照西方式的阳光政党、民主执政、公开平等竞争等角度来用权，而不是只用某一派的人组阁，也不是某一政党的专政。

陈其美听了没有说话。应夔丞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直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手枪。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

袁克文的老朋友沈翔云（虬斋）是陈其美的重要谋士。他私下告诉袁克文说：宋教仁要出事了！袁克文问怎么回事，沈翔云回答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这些记述的真假程度如何，自然是存在着很大疑问，不妨再顺着这篇文章中提供的线索，仔细思考几个问题。

2012年8月1日凤凰网历史栏目登载了《对话夏双刃：袁世凯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一文，夏双刃先生提了三个比较重要的观点，认为陈其美刺杀宋教仁有着充足的理由：

一是宋教仁的“毁党造党”，初步形成符合政党政治需要的国民党，其中坚干部是在北京的吴景濂等人，而非老同盟会那些职业革命党。实际上，宋教仁已用其非凡的热情和才干，亲手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党，而将老同盟会一脚踢开。这一点，犯了中国政治的大忌。

二是陈其美是青帮头目，黑社会特征明显，对敌人首选暗杀。宋教仁用一句“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暗杀人”回答他那句“遁初，小心他们对付你”，说明宋教仁的潜意识里是很明白的。

三是当时老同盟会已经被边缘化，急需一个重大事件显示存在，而“宋案”在嫁祸袁世凯的同时，也重构了同盟会的正统合法地位，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效果。

这一结论的来源，大概就要追溯到宋教仁毁党造党这一节，改造旧党、吸收新党，这是事实，符合夏先生的判断；而宋教仁用理事制，即理事长只有召集会议的权力而无决定之权这一制度，也是事实，孙中山对这个理事长并不热心，远赴日本。这一点，与夏先生的“老同盟会已经被边缘化”判断合拍；陈其美是青帮头目，经常搞暗杀这一点，更是属实，光复会的领袖人物陶成章就是陈其美和蒋介石给暗杀的。

那么，陈其美会不会因为宋教仁在使老同盟会被边缘化这一事情上暗杀宋教仁，并由此让执政的袁世凯的威信在人们心中大降，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就很难说了。

宋教仁去世恰好一百年了，2013年2月28日，凤凰大视野专门播出一期节目——《宋教仁因何对孙中山不满：挪用经费 搞一言堂》，这期节目重点列了几件关于孙中山与宋教仁的矛盾之事。

一是孙中山在日本被驱逐时，日本友人所赠经费，孙中山带走了大部分，被章太炎指责贪污，对孙中山强烈不满的人中就包括宋教仁。经费事件之后，1907年2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孙文与黄兴之间的激烈冲突，两人因为革命旗帜的选择闹得不可开交，不过这一次宋教仁只是在日记中表述了对孙中山的不满。

二是孙中山流亡海外16年，于1912年12月25日回国时，召集同盟会高层领导开会，据说如果不是有人劝说，宋教仁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他也不欢迎孙中山的到来。

三是孙中山与宋教仁因民国创立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又产生了矛盾。

此外还有宋教仁毁党造党，创立国民党，实行理事制，这与同盟会的党魁说了算的体制有很大不同，党魁制更接近一把手负责制，理事制更接近西方政党制。

当代的一些研究就是根据这些线索的勾连，开始反思宋案。有人把唐德刚分析赵秉钧杀宋、讨好袁世凯的思路套用到陈其美身上，也是一样成立的，主辱臣忧、一举两得，因此才把焦点指向了陈其美。

破案是需要证据的，没有证据的分析充其量只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合理假设。从1913年到2013年，过了整整一百年，证据不可能俱全，因此，根据推理和逻辑来破案，虽然感觉理也直、气也壮，可也不能妄下断言，只有拉出线条、找准角度，供人们思考而已。

事实已然发生，真相永在迷雾中。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社会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复杂、多维、多向度的，一件事情的本身，都是以原因和结果的双重面目出现的。一件事情的原因，导致了另一件事情的结果；而这件事情的结果，可能是另一件更大事情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和结果的交错纵横，警示我们，不要单方面看问题，这样虽然得出了简洁明快的答案，但往往偏离了事情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