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枪舌剑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从日本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定，这起大案，肯定是袁世凯做的，这是他的一贯伎俩，袁世凯就是搞阴谋和暗杀活动的形象代言人！

于是，会议主要研究倒袁事宜。

但是，在如何倒袁方面，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歧，逐渐形成了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

孙中山非常激动，力主武力讨伐，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

国民党另一领袖级人物黄兴主张慎重，应该用法律解决。

黄兴认为，当时各国未承认民国，外交形势严重，蒙、藏本来就告急，如果国内再发生战事，中国难免被列强瓜分，那么大家就成了历史罪人。

而且，黄兴是军事统帅，他更清楚国民党的实力。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而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在电报中都称，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反抗中央。广东陈炯明和湖南谭延闿回电声称内部本来就不统一，意见不一致，怎么打？南京第八师，根本就指不上，当初安排冯国璋的女婿来当师长就是个失误。但是，孙中山认为，可以挑动下面的营长、连长、排长动手杀团长、旅长、师长等长官，然后就可以举义。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说：“中山还有个想法——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不可行。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国民党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唐德刚：《袁氏当国》，第79页）

这次会议的与会高干，除戴季陶一人赞同中山先生主张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决。

既然会议研究，多数人是这样的看法，那么就先用法律来试着解决一下吧。

宋案发生牵连到赵秉钧后，赵秉钧很没趣，为了避嫌和平息舆论，他准备辞职。袁世凯在他的辞呈上批为准予请假，暂时休息。

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了一段谈话，把他自己说成是宋教仁的最好的朋友：“我和遁初一任内务一任农林，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偿还的。”

然而，在时人看来，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袁世凯和赵秉钧既然成了“犯罪嫌疑人”，不管怎么说，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不过，古老的中国刚刚引入法律制度的时候，一切都还陌生，不像英美国家和香港地区等，双方站在法庭上，各请戴着头套的律师，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民国初期的中国，发生了案情，对阵双方，谁也不听谁的，互相对骂而已。

虽然都是用舌头交战，但一个是在法庭上互掐，一个是在大街上吐唾沫，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

4月11日上海会审公堂将应桂馨、武士英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

24日，凶手武士英在狱中暴毙。

25日袁世凯和赵秉钧谋害宋教仁的证据被《民立报》公布，舆论哗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惩办元凶。

5月8日，上海特别法庭票传赵秉钧出庭对质，赵拒不出庭。

11日上海再次电促北京检察厅，速提赵秉钧到案受审，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

到了5月中旬，突然又发生了“血光团”的事件，混乱的局势中又罩上一层迷雾。

“血光团”事件起于徐州，当地一个军政要员被人用炸弹给暗杀了，随后凶手打电话给警察局，说自己是血光团的成员，他们的首领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兴。

与此同时，步军统领衙门的侦缉和警察破获了一个叫血光团的机关，而5月16日有一个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是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暗杀对象，当然是大人物了，肯定不是偷鸡摸狗的小打小闹。

第二天，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指控谢是血光团团员，于是“血光团”三字便不胫而走，人人争相传说，说这个“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秘密机关，弄得大街上人人自危。

北京地方检察厅便根据这个捏造的故事，票传黄兴到案对质。这样一来，使得本已复杂动荡的局面增加了戏剧性，也使不明底细的人如坠雾中。

这招有可能还真是袁世凯故意编造出来的，这叫移花接木，转移视线，也可以叫无中生有，围魏救赵。从使出的招法来看，是正宗的袁氏拳法，并可概称为“中国式的证据”——没有证据可以制造出来。而制造出来的证据，可称得上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啊。

“血光团”事件后，上海地方法庭票传赵秉钧，北京法院也要票传黄兴，双方争得不可开交。袁的嫡系报纸《北京国报》公然用大字标题“伟人造反”，矛头指向黄兴；而国民党的报纸则针锋相对地用大字标题“总统杀人”以做报复。

或许，宋案本身确实有阴谋，是某一方为了权力而造假出来的；亦或许，宋案涉案双方都感觉自己受了委屈，行凶者另有其人，而大家谁也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国家之大不幸！

在这个时候，法律的传票连卫生纸都不如，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成为双方互相攻击的手段。血光团事件终因黄兴的未到场而不了了之，北洋军人借此大做文章，拒绝赵秉钧去上海接受质询。

双方拉锯战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然而，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民国，注定是不得安宁、多灾多难的。就在南北双方为宋案唇枪舌剑、怒目相向的时候，其间还节外生枝，冒出了一件大事，不仅使国民党对袁世凯政府不信任的神经更加敏感，使早已互不信任的双方，更加剑拔弩张，也成了双方真正开战的导火索，那就是北洋政府的“善后大借款”。

民国，风云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