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龙无首

茨威格在《拜占庭的陷落》一文说：“在历史上，就像在人的一生中一样，瞬间的错误会铸成千古恨，耽误一小时所造成的损失，用千年时间也难以赎回。”

袁世凯就是这样。不仅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而且百年以降，人们仍然不宽恕他。

曾经威风八面的袁世凯就这样凄凉地回到了洹上，走进了历史。

人常说“盖棺定论”，其实，盖棺就能定论吗？

有的人，没盖棺就能定论；有的人，盖棺即能定论；有的人，盖棺一百年了，却仍不能定论。

曹操死时，罗贯中在小说中写入长诗的最后四句：“古人做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一百年来，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骂袁，百分之一的人在赞袁，不管是多少评价，有几人能真正理解袁呢？

凤凰网“袁世凯”专栏有这样一段话，比较中肯：“细想想，袁世凯并没有违反民族大义、卖国当汉奸，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不恰当地进行了一次政治体制的改革，开了惯常所谓的倒车而已，而且这个所谓的倒车，退得实际上也有限，绝非像后来人们批判的那样，退到清朝新政之前去，他的帝制不过是君主立宪而已。”

人民网的人民论坛曾于2012年5月16日刊载了民革中央办公厅蔡永飞先生的文章《袁世凯的贡献为何不被历史承认》，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其实，如果说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的时代潮流的话，那么袁世凯所“逆”的是孙中山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主的形式，而并没有“逆”其民主的实质。袁世凯的皇帝是“立宪皇帝”，这个“皇帝”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皇帝的含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洪宪皇帝”所受制约的程度并不亚于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军政”、“训政”，至今看来也是十分难得的。

不知这两段话，可不可以算作知老袁的话。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有必要重温两段话。一是列宁的话，二是习近平的话。

列宁指出：“批判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习近平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做到‘六个不能’，即：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这才是科学、理性、唯物、辩证的历史观。

人们终于把袁世凯骂死了，大家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天下终于可以太平了。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存在有多么重要，他存在的时候看不出来，要等到他离去的时候，才能开始看出来。

以国人所熟知的《红楼梦》中故事为例，当王熙凤身体不好，贾探春出来主事时，那些丫环小子老妈子之流，哪个是省油的灯？哪个不想欺负她几下？哪个不想“民主”？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局面的人出来主事，结果会是什么？那贾母、王夫人等人为老太妃送灵而不在家时，整个一座贾府的下人们折腾成什么样？正如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底层的人们，也会互相伤害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6页）

这个例子和鲁迅的比喻，如果用在后袁世凯时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休要说那些一方诸侯想自己说了算，就是最底层的阿Q们，也会趁机打打吴妈或小尼姑的主意，“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也许有人会轻松地说，这有什么，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乱到一定程度，肯定会走向大治，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其实，持这种抽象的社会进化论论调的人，根本就没动脑子。历史本身及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远远超出旁观者们的想象。

当然，这里绝不是推崇旧制，只是想说明，当你看见别人住了新楼、而你还没有能力去建的时候，千万别嫌自己的茅草屋破而把它拆了，那就“流离失所”了。拆房子容易，几分钟就可以推倒，但要建起来，却是一枝一叶都得费极大心血。

这也就是博弈论上著名的“两害相权择其轻”理论。

袁世凯在的时候，给大家吃馄饨，大家不高兴，因为美国人吃的是“牛排”，吃的很有档次，很有文化。于是，大家把不会做“牛排”的袁世凯大厨给骂死了。

可是，骂死了袁大厨，后来的几位“厨师”们，要么就是把美式“牛排”烧个“一分熟”，血淋淋地端了上来，要么就是把中式的馄饨皮儿与馅儿搅在一起，整个局势就成了一锅碎粥了，全成馄饨糊了。甚至，连糊都没有了。锅都砸碎了，还得花十几年新铸个锅。

袁世凯是不好，是有毛病，但是当时缺了他，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派势力镇得住大局；袁世凯一死，不仅君宪死，共和亦死，已无人有能力再从头、收拾旧山河。北洋世界，自此天下大乱。

萧功秦教授对于袁世凯的死和当时中国的局势发展，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袁世凯权威政治夭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突然死亡。他在四面楚歌中重新恢复了总统制，本来他仍然有可能在帝制失败后继续做他的终身总统，至少当时的政治反对势力还没有足够强大到能直接推翻他的统治。他得了尿毒症不治而死使中国迅速进入了群龙无首政治真空时期，庇护制度下的组织结构的特点是“恩主”与“受庇人”之间的纵向的私人效忠关系。各受庇人之间并没有横向的聚合力。一旦袁世凯逝世，袁世凯手下那些具有不同政见与利益的部属之间，如段祺瑞、冯国璋、张勋之间由于缺乏解决冲突的妥协机制。所以发生矛盾时，极易走向武力冲突与抗争。

梁启超先生在其鸿著《李鸿章传》开篇的第二段中，对李鸿章曾有这样的惋惜：“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那么对于乱世枭雄袁世凯，是否也可以套用这三句话来形容一下呢？尽管许多人不情愿这样比附，但应该说，这三句话用在老袁身上，也不为过。

翻阅北洋史，每次读到袁世凯死这段历史时，心里都会莫名地涌上无限悲哀。不仅是为袁世凯的死悲哀，也不仅仅是为他的心思不为人所理解而悲哀，而是诸多阴差阳错、误解连环、错上加错，看得让人揪心，读得让人心堵。就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数以万计的普通百姓失去了性命，中国也差点儿被那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唉，大人物的悲剧，也正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悲剧的大幕既然已经拉开，那就开演吧。

雄霸舞台多年的老牌演员没有了，那些跃跃欲试的演员纷纷抢着登场亮相，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终于捞着自己表演的机会了。

呛呛呛呛呛呛呛，你方唱罢我登场。

北洋的乱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