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有所思

初步品味一下“大头”（袁世凯）的集中权力，再来体会一下“大炮”（孙中山）于二次革命后的集中权力。

讨袁失败后，孙中山来到日本，静下心来，对此次革命进行了深刻反思。

讨袁为什么失败？革命的军队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

孙中山认为，这是因为国民党内部不和，一盘散沙；党内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

国民党的军队主要被各地方实力派控制，孙中山、黄兴等人无法做出全局的部署，更无法统一行动。二次革命发动时，南方诸省仍然是观望的居多。

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与党中央并不是一条心，革命发起时，还有些国民党议员甚至指责国民党军队破坏和平建设。

宋教仁创立的国民党，是完全采取西法、主张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议会政党，这种党组织的建设原则，没有严格的纪律，非常松散，党组织的战斗力也不强。

这种政党模式，适合国家步入正轨后的和平建设，适合国家基本制度确立之后的建设，却不适合革命时期，不适合国家和民族危亡时期，不适合受到外敌入侵时期。

孙中山认为，自从同盟会被宋教仁改组为国民党之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纪律全无。因此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他准备把老国民党改造成新党，叫作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要求必须无条件拥护一个有绝对权威的领袖。

孙中山曾在1902—1903年间就创立过中华革命党，但创办的具体时间地址不详。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的1910年，孙中山在美洲及南洋也曾重建中华革命党。此时以讨袁为己任、以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孙先生，又一次重建中华革命党。

此次把老国民党改造成中华革命党，孙中山特别指出：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慬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入党者要喝血酒，要歃血为盟（后代史家称此举有会党气息，而不是政党风范）。至1914年四五月，先后入党者达四五百人。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召开大会，正式宣告中华革命党成立。

中华革命党和同盟会一样，都设本部于东京，推选孙中山为总理。本拟举黄兴为协理，因黄反对立约按指印，并在策略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拒绝入党而虚其位。本部设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五部，由陈其美、居正、许崇智、胡汉民、张静江分任部长。

然而，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并没有达到中山先生的预期目标。由于规定入党人须于署名下盖指模，以及按党员入党时间不同享有不同权利的规定，引爆了党内许多人的强烈不满，尤其是以黄兴、李烈钧为代表的老同志，认为“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

结果，黄兴远避美国，而“中华革命党成立，开总理选举会时，到者仅得八省，这和同盟会成立时有17省人士参加相差甚远。可见当时中山先生服从个人的要求只有少数人士能够接受，曾任都督而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只胡汉民、陈其美两人……”

中华革命党后来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革命党把武装讨袁放在首位，自1914年7月至1915年12月，在中国南方各省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但由于起义忽视了民族主义，组织上又采取个人绝对服从主义，军事上实行脱离人民群众的冒险主义，终于没有取得护国战争的领导权。1916年7月护国运动结束后，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一切党务。1919年10月由孙中山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中华革命党的经营，陈其美出了大力。

陈其美不仅用入党的实际行动支持了孙中山，更在黄兴赴美后，他发出了《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信中提出了政党政治的一种“新理论”，深受孙中山欣赏。

在这封信中，陈其美创造性地把一个政党划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先知先觉一贯正确的党魁，一个是包括黄兴和他自己在内的后知后觉的众多党徒。

陈其美提出：过去我党事业的失败，是因为中山先生的理想造成的吗？错，那全是因为没有按照中山先生理想去做！凡是按党魁意见去做的，就一定成功，凡是未按党魁意见去做的，则必归失败。今天我们再不能误认为中山先生的主张只是一种理想而不追随，这样将来是追悔莫及的，因此，党员对党魁“绝对服从”为“当然天职”。

孙中山特把此信作为附录收入《建国方略》，可见此信深得中山先生之心。而日后重新出现在中国政坛的国民党，孙中山在其党章中明确规定：“总理有全权总揽本党一切事务”，“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

孙中山从理想走回了现实，从权力分散走向了权力集中，这就是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失败给孙中山留下的宝贵经验教训。

从袁世凯和孙中山共同选择了集中权力这件事上，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判断：

从清朝灭亡、中国社会的巨轮由皇权转向共和开始，到袁世凯的集中权力和孙中山改党造党，中国社会的巨轮又一次掉转方向，这也正式宣布了第一阶段美国式民主共和政体实验的失败。

写到这时，忽然有一句不相干的对联映入脑海：

吕道人真无聊，八百里洞庭，飞过来，飞过去，一个神仙谁在眼?

范秀才更多事，五千年乡国，什么先，什么后，万古忧乐太关心!

又想起托克维尔的一句警告：“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

不觉哑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