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合神离

有句俗话：人们往往能躲得过一头大象,却躲不过一只苍蝇。

生活中不经意的小事给人与人之间带来的摩擦，有时候远甚于大事情给人们之间带来的隔阂，居家如此，交友如此，上下级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如此。

袁、段之间因小事而产生的隔阂，主要有段祺瑞继室（袁世凯的干女儿）问题，恢复跪拜礼的问题，徐树铮问题。

第一，政治婚姻逐渐带来的不信任。

按说袁世凯与段祺瑞之间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除了小站练兵时结识，一起打天下，经历袁世凯被罢官的考验，袁、段之间还有翁婿关系。正常说来，二人关系应该牢不可破了。

袁世凯的正妻于氏只有袁克定一个儿子，没有女儿，袁世凯便认了一个世交的女儿——张佩蘅为义女。1900年，段祺瑞断弦后，袁世凯做主把张佩蘅嫁给了段祺瑞，这样，二人的关系便更近了一层，袁家的孩子也管段祺瑞叫姐夫，亲近得不得了。

但是，人一走到高位，对自己屁股下的宝座患得患失之后，就会对谁都不信任。考察历史，许多大独裁者，都是属于在精神上患有分裂症的人群。皇帝所谓的信，是在完全布好了牵制的力量，做好了局之后才会信。用现代哲学话语说：“信任他人对信任者个人来说是心理上的骄傲自大：这是对自己命运的道德抵押。”（吉登斯语）领导者不会轻易地相信别人，绝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中。这一条基本上是一个定律和公理。

袁与段因权力问题有了裂痕后，老袁总想在闲聊时从张佩蘅口中套出有关段祺瑞的一些事。段祺瑞也不傻，他太清楚老袁使人、用人、拉拢人、牵制人的手段了。更何况，就在此时，袁世凯还在用这种姻亲关系监视和控制部属，包括对冯国璋也采取此法，这让段祺瑞更加心生警惕。

事情是这样的，1913年底，冯国璋攻陷南京后被任命为江苏都督，成为北洋系首屈一指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呼风唤雨。袁世凯最担心手握重兵的冯国璋不好控制，便行拉拢和监视之事。恰好冯的原配去世，日理万机的袁大总统便亲自做媒，将跟随了自己十几年的女家庭教师周道如介绍给冯国璋。

段祺瑞稍一联想，便会明白此中深意，更会明白袁世凯把张佩蘅嫁给自己的真正目的。

第二，恢复跪拜礼之后的问题。

袁世凯喜欢中华民族的旧礼，他认为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因此要恢复这种传统习俗。

后来的蒋介石也喜欢中华民族的旧式礼节，尤其是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蒋介石时代的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礼为“规规矩矩的态度”，义为“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袁世凯恢复了君臣之间的跪拜礼，段祺瑞非常反感，不肯接受。段二愣子的倔劲又上来了，民国成立后这套皇帝时代的礼节就已经废除了，怎么还能恢复？自己这么大功劳，天下都帮你打下来了，还非得像奴才似的跪拜吗？当年慈禧从西安回銮的时候，段都行西方军礼，不行跪拜。现在这样做，太让人为难了。

冯国璋倒是劝他，兄弟，想开点儿吧，跪拜礼和脱帽礼没啥不一样的，习惯了就好了。冯拉了段一起去袁那里拜年，自己先跪下去了，弄得段祺瑞没办法，也不能像根木头桩子似的立在那儿，也跪了下去。

袁世凯倒不好意思了，慌忙站起来，拉住两位爱将的手：不敢当，不敢当，不能这样啊。

冯和段来到大公子袁克定处，按照类似臣下对“太子”似的礼节，也行跪拜大礼，心下已是万分委屈。怎知袁大少爷却端坐不动，泰然受之。

段祺瑞气急败坏，出来后对冯国璋说，老头子还很谦逊，大少爷却架子十足。我们侍候了老的一辈子，还要在少的面前做狗吗？

冯国璋也极为不满，你袁克定算什么东西？啥时候也轮不到你来骑在我们头上。

从此，冯国璋也坚定地站在段祺瑞一边，坚持不跪拜。

冯、段的不满，有人告诉了袁克定，并埋怨他不该摆架子激怒两位大将。怎知袁克定却有自己的歪歪理：这两个人都是老头子一手提拔养大的，现在有权了，有点儿不听招呼了。我要是不折折他们的傲气，将来老头子百年了，他们还不爬到我头上来啊？

袁克定此时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未来的领导者。

据《论语》记载，鲁国的君主鲁定公问孔子说：“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话虽然是孔子的治国理想，但里面有一个逻辑，那就是：领导要是以礼对待部属，部属便会忠心耿耿。要不然怎么会有成语叫“礼贤下士”呢？因领导不以礼相待，部下离心离德甚至反目成仇的，历史上也不在少数。

这件事所带来的最要命的后果，便是在北洋将领心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既然老头子已不把我们当作人了，我们又何必对他忠心呢！

袁世凯没有事先把这些有能力、起私心的人打压下去，这是他当领导的一大败笔。

这些人到后来，都成了权倾一方的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