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变革的失控 - 《北洋觉梦录·袁世凯卷》

载沣变革的失控

一个领导者做一件错事并不难，难的是他一错再错，所有的事都给做错，却还自以为对。

摄政王载沣就是此类人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1908年前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还在世之际，袁世凯等大臣还在朝之时，清政府在这年7月，为了适应预备立宪，准备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国会的样式开设咨议局，颁布了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各省着手筹备选举事宜。

强人政治之下，其实是有机会、也有能力控制得了新政改革的步伐和进程的。

但是慈禧、光绪离世之后，袁世凯被赶回家，摄政王为了证明自己是高举慈禧太后思想旗帜的新强人，为了证明新政事业的继续前进，而且是加速推进，1909年，摄政王载沣命各省根据《咨议局章程》设立咨议局。截至当年9月，全国除新疆外各省都设立了具有地方议会形式的咨议局。

载沣完全不知道，他也根本不明白，地方咨议局的设立，其实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标志着摄政王开始彻底失去对改革局势的控制。

首先，咨议局设立后，地方督抚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因为各省的议会（咨议局）有权议决本省的预、决算，有权选举议员，对于一把手也有质疑和监督的权力。各地方督抚财权和用人权受到了控制，为了保住权力，他们必须迎合咨议局，不再依靠朝廷。“总督们在同北京的任何争执中，无疑地支持当地的咨议局。”

其次，咨议局的设立，使政治参与急剧扩大，几千年受官员欺负惯了的下层人士，骤然有了权力，请愿、批评、责难、游行等事件此起彼伏，清廷本来就已经腐败之极，民众的不满情绪便如决了堤的洪水一般涌了出来。

这个议会要钱，那个议会要权；这个催促朝廷速开国会，那个要求改革制度。局势乱成了一锅粥，无法、无序的政治参与，使大一统国家彻底失去了中央权威。载沣真的使“民主”变成了“无主”。

在这个时候，许多人却错误地认为，这些弊端是因为改革不到位而导致的，必须加速改革。

地方督抚和将军，为了顺应民意（其实毋宁说是无知的民粹主义），联名上书，要求朝廷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

各地乡绅和知识分子代表联名上书，有理有据地申明立宪和国会的好处，要求速开国会。

请愿的团体和人数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快，要求速开国会。

清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把原来决定的九年预备立宪期缩减为五年。即使是这样，各地知识分子、乡绅和群众仍然极为不满，认为应该在来年开春就颁宪法、组内阁、开国会、行立宪，认为军机大臣责任不明，要求设立责任内阁。

摄政王彻底失去了对他所热心的新政事业局面的控制。

咨议局的匆忙设立，摄政王载沣这个外行人不明白，但却有内行人明白。

时任日本首相的桂太郎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在能够吸引理解它们以前，对于这些制度还没有作过足够的准备工作。”事实恰是如此，中国显然并没有为立宪做足够的准备，甚至是没有准备就仓促上阵。桂太郎说：“中国现在走得实在太快，会出毛病的。”

对君主立宪极有研究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在1909年的春夏之交宣称：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因此他断言，三年之内，中国必将爆发革命！

这些都不幸被言中。

近代日本的易圣高岛吞象在研究《易经》中的《革》卦时说：“然国家而至变革，大事也，危事也。危遽妄动，则后先无序；权制独任，则谤渎易兴；虑不顾后，则难以图终；计不便民，即无以服众。”

进而，他分析了《易经》的卦序，《井》《革》《鼎》是顺次48、49、50这三卦，之所以把《井》卦放在前面，因为“井”是养人的地方，易经中说“改邑不改井”，邑可以改，即地方可以改，国家可以改，但“养人”的功能不能改。所以，在《革》之前，必须先养国之元气，养成之后，可以从事“革”，这就是《井》卦在《革》卦之前的涵义；《革》卦之后，之所以为《鼎》，因为，只有“革故”，才可“鼎新”，先去旧，再变新。

这才是变革之正道，摄政王恰恰不明此理，经脉逆转，结果可想而知。

孔子在《周易·系辞下》中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这句话用来形容载沣不胜其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纵观清末民初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时人总是热衷从“应然”的角度出发，把宪政和国会当作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太极”国度下的人们心却“太急”，总想通过政治谋划，快速地完成社会改造，总想一夜之间重新使国家站到天下第一的位置。

别说载沣如此，当时社会各阶层都如此，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概莫能外。

2011年第9期《读者》刊载了一篇文章——《等不了》，里面记述了近代三次著名对话，很能代表中国人的求索、焦虑和赶超心理。

一次是188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李鸿章的对话。李提摩太建议朝廷每年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20年后，定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李鸿章说，政府既承担不了这么一大笔开销，也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只看到眼前的小钱儿，不会算长远的大账，这是老官僚之通病。所以，《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中有句精辟的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些为官的“肉食者”为什么不能远谋？因为只有“近谋”才能在自己任期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政绩功效，而投资长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一次是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与康有为的对话。王照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一次是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的对话。严复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革命非当务之急。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精英们的每一次政治谋划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且严重偏离了设计者的目标，甚至走向反面。

这种急躁心理极大地打乱了改革本身的节奏、发展过程和发展周期。各项措施全都仓促出炉，显然满足不了人们的心理期望和心理预期。

宣统三年（1911）5月8日，清政府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

立宪、国会，这个严重不足月的婴儿，被急着要看到孩子快速成长的看热闹的人，剖腹催生之后，却又让人大失所望。

闹了半天，原来你们就是换汤不换药，根本没有心思实行国会和立宪，这样的朝廷，赶紧倒台算了。

其实，抛开感情色彩，按照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角度来说，这项人事任命，并不算太过分。要是各省没有参政议政大权，仍然是传统的任命制，大家苦笑一下也就算了。皇权社会恩主庇护式的用人嘛，谁不用自己人呢？但是有了咨议局的舆论造势，这样的人事安排就直接导致了反清情绪的高涨，排满革命爆发的日子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