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的拆招

这里分析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政治过招，绝不是贬低革命党人，但也不认为他们是以道德完人混迹于政界。传统观点认为革命党人是受袁世凯任意玩弄的木偶，因为道德标准高，一身正气，两眼无尘，所以不玩政治手腕，大家只见袁世凯出招，不见革命党人还招，革命党人太天真，不会争权。革命党人太崇高，头脑中没有争权的观念，所以就失败了。这种解释太牵强，也是泛道德化的理解方式。

要知道，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政治家或者其他混迹于政界的人，如果不能首先保全自己的话，就谈不上战胜或制服敌手了，政治上的防御和进攻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里引用两句话供大家思考：

第一句是：“现实政治只受利益原则的强力驱动，于它而言，任何道德评估都毫无意义，也毫无作用。作为非政治化的个体是可以有德行的，作为政治化的个体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道德完人。”

第二句，是萨特的戏剧《魔鬼与上帝》中，一个银行家所表达的他对世界与人的看法：“30年来，我信守一条原则：主宰世界的是利益。在我面前，人们总是用最高尚的动机来标榜他们的行为。而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听他们说，心里却想：找出利益之所在。”

政治有政治的规则，不是道德和生活的规则所能替代得了的，有时甚至是恰恰相反的。

袁世凯是枭雄，革命党人也不傻，他们也没闲着，有暗着的，有明着的，应对袁世凯也是频频出招。

革命党人准备暗中购买武器，壮大自己的力量。刘厚生著的《张謇传记》中就记述了一件革命党人购买武器的事。

袁世凯刚当上总统不久，接到密报，说是有一批武器从德国运来，准备在南京交货，价值约300万元。

袁世凯大吃一惊。据查，这是南京临时政府从德国订的，联系到当时革命党人裁军裁不动、总是喊着急需大笔军费的事，而这笔钱中却有一部分悄悄用来购买武器，这是用来干什么、对付谁的？不容袁世凯不猜疑。

经过袁世凯的一番运作，用一大笔钱把这件事的买办给搞定了，于是，武器就被运到了天津码头卸货，直接送到了袁世凯手里。所以，南方是有人而没有武器，国家初立，又养不了这么多兵，黄兴在南京只得开始裁撤革命党的军队了。假革命党人之手，裁革命党自己的军队，袁世凯的算盘拨拉得非常精明。

革命党人明着做的，是想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争取在新政府中的地位。

唐绍仪内阁成立时，是以“混合内阁”著称的，唐内阁倒台后，同盟会中有美国政治思维的人就想力促纯粹的“政党内阁”。

孙中山决定让出总统位置并在制度安排中加入内阁制的时候，不排除有让宋教仁来任内阁总理的想法。因为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宋教仁就主张要实行责任内阁制，而担任内阁总理，也是这位三十岁、才气逼人的年轻人的夙愿。

唐绍仪内阁垮台后，外界注意到了府院不和的事，各党派更是高度关注此事。此时，党禁和报禁都开放了，国内主要的党派有同盟会、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大家都想通过合法的手段为本党争得权力格局中的一席之地。

同盟会派代表张耀曾找到袁世凯，商谈在中国用党派来组阁的事。

党，党派，党争，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一直是个中性，甚至是略带贬义的词。想用一党一派来组阁？袁世凯怎么可能听任别人插手权力运作和人事安排？他有足够的理由反对。

袁世凯说，我只要人才，不管哪党哪派，只要有能力，有真本事，有益于国家，即可组阁。我希望与诸君同心协力，不受党派牵制，建设完全之中华民国。

其实，不管是革命党人的天真想法也好，还是袁世凯权谋手腕也好，在那个社会环境中，法律只不过是个摆设，大家想要的是“权”。

制度和法规，在人治社会中，只是弱者对强者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而已。

纯粹的政党内阁，引起了袁世凯心里的疑虑。党，意味着结党，结党就会与党派的私利联系起来。因此，袁世凯心中，并不喜欢让哪一派政党独大来组织内阁。他心中属意的，是无党派组织的内阁，免得政党内阁“组团儿”来忽悠总统。

袁世凯的私心里，自从与唐绍仪不和之日起，就非常想把自己的结拜大哥徐世昌拉到内阁总理位置上来。但是，徐世昌此时还不想出山，而同盟会的人也不接受徐世昌出来。朝中都是你袁世凯总统自己的人了，还怎么制约总统的权力？

徐世昌这些年暗地里和袁世凯亲密得不得了，但表面上，他与袁世凯是分开走路，一直防范“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效应，怕“一损俱损”。所以袁世凯决定起用无党无派的陆征祥。

陆征祥，上海人，最初是在同文馆（外语培训学校）学习，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能熟练运用英、法、德、俄四国外语，尤其精通俄语。陆征祥还有个比利时太太。

任用陆征祥为内阁总理，且陆征祥是由外交总长职务改任过来的，袁世凯明显是要打开外交局面，并通过借款来解决财政困难。由于无党无派，陆内阁被称为“超然内阁”。

陆征祥常年办外交，是职业外交官，但他对内政却是一窍不通，因此他对组阁也缺乏信心，好在袁总统答应会尽快物色新的内阁总理人选，他只是暂时来帮袁世凯度过难关的，陆征祥这才答应出任总理职务。

唐绍仪内阁倒台时，同盟会做出了一个秘密决定，决定同盟会成员集体退出内阁，他们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临时参议院重新选举、参议院变成正式国会之时，由政党来组阁，争取同盟会在国会中占绝对优势。这也是蔡元培、宋教仁等几个总长共同辞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