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大总统

这些年，孙中山的处境十分艰难。

起义屡屡受挫，在日本被当局赶出，被章太炎指责贪污，东京的光复会成员从同盟会中集体退出，左膀右臂汪精卫被押监狱，在美国华侨中挨家挨户宣传时经常遭冷遇……

创业之艰辛，非常人所能承受。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打工（关于这段历史，人民网文史频道《武昌枪响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刷盘子？》一文做了专门论述）。

“武昌暴动”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孙中山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几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

又过了几天，孙中山突然收到黄兴的电报，黄要他赶紧束装回国，国内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能要成立“中华民国”，他将是总统人选之一。

孙中山不禁喜出望外。

1911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孙中山在经历了十六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回到上海。

下车伊始，记者问他：“你这次带多少钱来？”孙中山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孙中山哪有钱啊，身上已经清零了，一切从头开始。

孙中山回来的时候，正是革命派与袁世凯谈判、革命派内部矛盾重重、各势力拥立黎元洪还是拥立黄兴久议不决、定都南京还是定都武汉僵持不下的时候。凭借巨大的海内外声望，孙中山的到来，加重了南京和上海革命势力的分量，打破了各方势力的僵局。

内部不统一，就没法一致对外。12月27日，17个省的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决定仿照美国最初13州的方法，选举临时大总统，这样才能避免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相互不服的情况。

其实此前半个月，革命派曾想在12月14日选举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时在武昌不同意，他认为应该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原则，“此事关系全局，窃以为和议未决，不宜先选举总统，致日后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追悔莫及”。他怕惹恼了袁世凯，一旦北洋军强攻，以目前革命派的实力，是抵挡不住的。

对于即将成立的临时政府，孙中山主张采取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设总理。孙中山认为，内阁制在和平时期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时还可以，在这种历史转折的非常时期，应该采用总统制，赋予总统以更大权力。黄兴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很多人都希望通过孙的巨大声望，把大家集合起来，以一个声音说话。

法国思想家勒庞认为，打动群体心灵的往往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当时的真实的英雄。孙中山以其在国外奔波十六年积累的巨大声望，赢得了大家的青睐，他越过一线指挥员黎元洪和黄兴，当上了革命军的领袖。

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17省代表依次投票，每省投1票，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

仔细想想，这个票数好像有点问题。投票在南京举行，并没有在首义之区举行，而想定都在武汉的黎元洪作为首义元勋，却没得一票……这也算是革命阵营内部始终存在隔阂的一个表现！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了。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用公元纪年。1月3日，各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从打工仔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只用了一个礼拜，他戏剧性地完成了这一不可思议的过程。不光我们今天感到不可思议，当时的人更觉得不可理解。孙中山既没有钱，又没有自己打造出来的子弟兵，却来当总统，没有“高筑墙”“广积粮”，就敢“称王”，他不怕袁世凯的北洋军来打吗？

章太炎就认为，孙中山没有资格当这个民国总统，这个位子“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怎么也轮不到孙中山。

大家不要觉得革命派实力很强大，这个时候的革命派，是由多个小组织集合起来但没有核心的松散联盟，各家有各家的打算，各家有各家的利益。有兵就是自己人吗？如果是这样，那同样穿着清军的军服，荫昌也不至于指挥不动北洋军了；宣统皇帝的爸爸、摄政王载沣以表面上的巨大权力，也不至于非得求着袁世凯出山了。

这就表明，要是没有自己的子弟兵，核心层没有自己人，一切都是建立在虚幻的流沙之上。孙中山一直到十年之后，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才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兵，即后来建立黄埔军校。

孙中山在几天之内，匆匆地坐上大总统的位子，这里面必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因为，事物只要存在，就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

其一，孙中山想先实现各派形式上的统一。正如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规定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内方针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这个想法是对的，也是好的，但在事实上，却没法实现，因为自己实力严重不足，没有能力整合各派。

其二，孙中山回国时，正是南京、武昌为“以谁为中心、选谁来当一把手”议决不下的时候，建国、选领导人是一件天大的事，这么匆忙地确定下来，这里面肯定有压制武昌黎元洪的因素。这就是政治生态中，外来派与本地派之间的较量（稍后，当你看到南京临时政府各部部长、副部长的人选时，你就明白这个判断）。

其三，孙中山回国时，正是南北和谈进行时，袁世凯方面主张君主立宪，南方主张民主共和，孙中山的理想是民主共和，绝不采取“妥协式”的君主立宪，他决定先入为主，自己设计出共和的体制，再“请君入瓮”，把袁世凯请到这把椅子上来坐，这样就会轻松剥离君主立宪制。那个时候，谁再想走别的路，就是“逆历史潮流”，就是“违背民意”。这一点，才是要害。

所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即1911年12月29日，就明确致电袁世凯：

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文。蒸。（《孙中山全集》第1卷，576页）

孙中山在这封电报里向袁世凯透露出三重意思：

第一，大家非让我挑起组织临时政府的责任，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东南各省缺乏统一的领导，行动困难。所以我是勉为其难了。

第二，袁总理你责任重大，肩负着亿万人的期望，但以你目前的地位和处境，即使想把满族人赶出皇宫，也不能来个挥师直捣京城，需要避嫌（这应该是双方谈判时透露出来的信息）。

第三，我暂时坐在这个位子，其实是为你留着的。你别误会啊。

孙中山的这个口气，与他刚抵达上海时的宣言完全不同。刚到上海时，他坚决主张不能谈判，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孙中山选集·建国方略》）几天之中，他已经明白了革命派的处境，也知道了袁世凯的实力。否则，他绝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民主共和理想，而留待袁世凯来当大总统。

南京方面有将无兵，湖北方面有兵无将，袁世凯兵多将广。

在政治上，没有实力，就没有一切。

孙中山先过了一把大总统的瘾，袁世凯这下子是名落孙（中）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