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很骨感

为了更多地了解当时的复杂局势，这里不妨再列举当时主要派别的一些观点，留待读者明察。

南京方面，黄兴、陈其美、宋教仁、汪精卫等追随孙中山多年的许多革命党人均认为：“收拾大局非袁莫属。”（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南京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4页）

武汉方面，孙武、刘成禺、张振武等也认为：“中国建设非袁莫属。”（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74页）

这是按势力、“经验”、人心竞争政治权力的必然结果。

一直跟随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曾击败过北洋之虎段祺瑞的黎元洪，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参加过甲午海战，他对实力有着透彻的了解，对于对手、对于己方，有着冷静的思考。更何况，黎元洪统率的军队是以湖北人为主的新军，更会得到湖北民众的支持。“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能统率这么一支队伍的黎元洪，想必应该是湖北人中的湖北人，九头鸟中的九头鸟。他要是掂量出自己的分量后，绝对会与北洋军进行较量的。可是，他的姿态一直是讲和。

中国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使是一个普通人，对官的态度也是非常艳羡的。普通人对权力的态度，嘴上骂着，心里想着，只要得着机会，都会为手中的权力而疯狂。权力欲都是极盛的。

当官，学名“从政”，那可叫一个威风，真可以说是“呼风唤雨”。

刘邦、项羽当初还是平头百姓时，看见秦始皇霸气十足地雄视天下，都由衷地想“取而代之”。东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没啥地位时，看见大官的仪仗走过，感叹“做官要做执金吾，娶妻要娶阴丽华”。执金吾就是京城警卫官，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只要实力够，谁都不想放弃权力。对于热衷于权力的普通人来说是这样，村长是这样，班长是这样，组长也是这样。那么，对于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救万民于水火”为奋斗目标的革命领袖，怎么可能轻易地把权力假手他人，置亿万人民的期盼于不顾呢？

其实，孙中山最初并没想“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是君主立宪的拥护者，孙中山根本不信袁世凯会老老实实地走民主共和之路。孙中山想借款，想六路北伐，都是他真实意图的表露。

临时政府没有实力统一全国，也没有可用之兵、可支配的军饷，因此孙中山决定让位袁世凯。

中国受聘哈佛教职的第一人、民国时期的法学大家吴经熊在他与黄公觉合著的《中国制宪史》中写道：“中山先生其后概乎言之，曰：‘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大高。……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知识太低耶？予于是不禁为之心灰意冷。……此予之所以萌芽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民国丛书第四编27，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翻译过来就是，当时孙中山自己说，他是极力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但是，党内人士大多认为不可能，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脱离实际。孙中山认为，不是自己理想太高，而是那些人见识太低，让自己心灰意冷。没有人支持他，总统的政令根本就出不了总统府。所以他才在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后，继续重开和议。否则，从国外回到国内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匆忙建立中华民国，过了一个半月，又匆匆地让位他人，在事实上就解释不通。在中国的大地上，从没听说过哪个人当官就是为了给别人守业。在中国，枪打出头鸟，谁敢公开与朝廷分庭抗礼，建立新政权，那就是摆开架子高举着大旗、脑袋上画标靶等着挨打。

这话听着像是危言耸听，所以，为了考证国内诸多史家的这个分析，这里要把当时核心层人物的话，原封不动地引进来，供大家分析思考。由于篇幅有限，主要是从临时政府秘书长、孙中山的贴心人、能了解核心层决策内幕的胡汉民的回忆录中，摘出胡汉民秘书长对当时局势的分析。胡汉民的可信度，要比一般人的高些。

第一，孙中山要和袁世凯较量，但别人不同意。

据《胡汉民自传》中记述：“先生始终不愿妥协，而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1982年，第68页）孙中山本意是不想谈判、不想妥协、非打不可。这就与吴经熊、黄公觉两位先生在《中国制宪史》中引用的孙中山的话合拍了。

第二，想要交战，一点钱都没有，绝大多数人感觉打不起这场战争，所以必须议和。

当时黄兴被索饷逼得想死的心都有了，黄兴给胡汉民写信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故精卫极意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先生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然其内容事实，有迫使不得不尔者，则非局外人所能喻矣。”（《胡汉民自传》，第69页）

也就是说，当时的形势是：孙中山非要和袁世凯再较量一下，湖北的黎元洪已经私下里与袁世凯达成和解，南京的黄兴被逼得要剖腹自杀，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私下里是极力规劝，汪精卫于南北谈判之间进行斡旋。革命阵营内部是这样的乱局，各自在奔走穿梭。胡汉民自己承认：和议成了，我和汪精卫是居功之首，但是，这反过来也成了罪之魁，因为我们实在是无法维持现任政府了，这里面许多东西都是迫不得已，可不是局外人所能体验到的。

劝不住孙中山，北洋军势必以炮火来打招呼。

第三，客观条件上，胡汉民自己都认为临时政府的军队是“乌合之众”。

胡汉民冷静地分析了当时临时政府面临的困境：“更就客观环境而言，则鄂省实已与袁讲解，北方得集中力量以向南京，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持以击退张勋及北洋第五镇于徐州，浙军将领，则素反对克强，不受命令，陆军部不能加以裁制。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

至于领导这支军队的将领的能力素质，胡汉民说：“由下级干部骤起为将，学问经验，非其所堪。”（《胡汉民自传》，第68、69页）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能作战的军队不足万人，广东军队算是支持孙中山这个广东人的。而另一股有战斗力的是江浙联军，本来江浙就是光复会的活动范围，当初一部分人想推举黄兴为大元帅时，江浙联军就不同意，所以，作为陆军总长的黄兴根本指挥不动这支队伍。特别是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刺，这里面的矛盾越来越大。其他的人马，胡汉民认为是“乌合之众”，不能应敌。而且，这支军队的将领，是从下级军官或士兵中骤然提拔到高位的，其能力不足以承担重任。

第四，普通士兵和民众，在驱除鞑虏任务完成后，也不理解为啥还要打仗。

当时的普通士兵和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胡汉民自传》，第69页）

在这种格局之下，临时政府还能与袁世凯抗衡吗？

因此，当代史家指出：

财政困难沉重压力，显然是导致北伐夭折和促使孙中山终于决定让位于袁世凯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原因。

民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采用发行公债和募捐的办法作为财政收入的手段，在执行过程中，也难免采用强迫的方式。这就必然会涉及一部分城乡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引起强烈的反应，降低群众对它的支持和拥护。

总之，如果不对民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财政问题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就很难全面地理解并说明孙中山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那样快即告夭折的原因所在。（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