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更加不妙
在徐世昌等人出山调停后,袁世凯和徐世昌便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与和谈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两种。全国性的和谈请冯国璋居中斡旋,地方性的则由四川将军陈宧和蔡锷直接接洽。
然而,袁世凯做梦也想不到,他选的这两个斡旋人都悄悄地背叛了他,冯国璋基本上算是明着对其逼宫,而四川战场的对峙形势,对他来说也更加不妙。
蔡锷在电文中对袁世凯给以非常强硬的回答,除他的不屈战斗精神之外,还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在四川战场上,他与陈宧已经私下和解,而且陈宧在私下酝酿反戈一击;另一个就是冯国璋在南京召开会议,请实力派人物张勋等人参加共商国是,这是对袁世凯仍然占着总统宝座而不满的信号。
蔡锷与陈宧是多年的朋友了,一个湖南翘楚、一个湖北精英,二人惺惺相惜,此次虽然相遇在战场上,但二人没有真打,否则,袁世凯的十万北洋大军,对付蔡锷三千补给困难的疲弱之师,实在是没有什么悬念。
可是,悬念偏偏就从这里产生,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人,有了人情,有了欲望,有了不满,于是便枝节横生。
四川督军陈宧本来是袁世凯的铁杆亲信,他也是最早怂恿袁世凯称帝的,袁世凯特别倚重他,让他镇守西南的大门四川——这个天下未乱而蜀先乱的地方。
可是,就是这样铁的关系,居然也闹出了大矛盾。而这个矛盾的出现,尤其是出现在四川这个主战场,它对袁世凯来说就是致命的了。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任何问题出现,于当事人双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原因。
原因虽然很复杂,但既然英雄俗人皆是人,那就谁也逃不出“人性”二字。
不管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理角度,还是从谙熟治国之道的统治者的具体实践来看,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人民普遍穷困的时候,这个社会却非常稳定,因为人的欲望简单,没有更多想法,只要活下去就很高兴了,这就好治理。
国家最不好治理的时候,是社会实行改革刚见成效、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之际,“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指的就是这一时期,因为人的眼界开了,人的欲望调动起来了,人们就再也不满足于现状了。这个时候,人们不仅对经济增长有要求,对自己应得的权利也有期待,在政治学上有个术语叫“应享革命”,就描述了这一现象。
“应享”,就是人们都认为这是我应该享受到的,你管理者无法提供,那就是你的不是。
亨廷顿和托克维尔在研究中都发现了这一现象:“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英国、美国、俄国革命之前,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发生动荡不安之前,都曾有过类似的经济进步的状况。墨西哥革命也是在20年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之后发生的。1955年之前,亚洲和中东国家在任何反叛得以成功的7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这些地区在1955年到1960年之间发生反叛的暴烈程度存在着很高的正比关系。”
而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更是据此研究了美军军官调职快慢与他们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中在官阶晋升方面所存在的不满情绪比其他军种要普遍得多,尽管——或者是因为——空军里的提官晋阶要比其他军种来得频繁而迅速。”
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打个比方,你给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一碗面,他吃得感激涕零,会记你一辈子。可是,如果你给了他一碗面之后,看他实在可怜,而你又很有资本来救济他,于是,你每月给他一千块钱,使他不挨饿受冻。这样供啊供啊,你供了很多年,可有一天,你的经济状况出了困难,于是你每个月只给他五百元钱。这样一来,这个一直受接济并习以为常的人,心理上很不适应,认为你对他“有了私心”,他本来一个月可以享受一千,这一千块钱就是他的“应享”,现在只能享受五百,那其余的五百块钱,不是被你吞了吗?
于是乎,裂痕产生。心里的裂痕一旦产生,就很难将其挽回。
《阴符经》说的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前文说过,袁世凯没有诛杀功臣,或是剥夺功臣的大权,其后遗症便是:纵容了那些有能力不满的人、有能力与自己对抗的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功劳大,都认为老头子应该特殊关照自己才对,都对别人得到的东西不满,都对自己得到的东西不满,都存在一种“应享革命”。
对于陈宧来说,正是如此。
第一,陈宧不是北洋的“小站”系,北洋系的军人们把陈看作外围,北洋大门开了陈宧在门内,北洋大门关闭的时候,陈宧却在门外了。陈宧一看,有事的时候,由我给你打天下,没事的时候,功劳让别人抢,我连汤都喝不着,把我当猴耍吗?
第二,洪宪帝制的新贵们也没有把陈当作自己人,陈在四川,对北京帝制活动几乎完全未参加,相反却承受着“帝制狗腿子”、打手、助纣为虐等骂名。
第三,当陈在北京受命前往四川时,袁曾当面许诺,不久即派陈总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军事,可是在他上任后不久,袁就派河间人张联棻为陈的参谋长,以取代湖北人刘一清,这就是说明袁对陈并不放心,所以派一个与陈毫无关系的人来做他的参谋长(陈宧不明白:朋友之间的关系,与领导部属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任何一个领导者都会这样安排,你打着灯笼找遍世界五千年,也找不出一两个例外的)。
第四,袁决定对云南用兵后,乃派曹锟督师入川,命令发布时,陈一点也不知道,在陈心中自然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自己在袁皇帝心目中已经不够亲信了,我的地盘非要由别人来插一杠子,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要拱手让给别人。你把曹锟当成心腹、把我陈某人当成外人是吗?你不信任我是吗?你要把功劳给他是吗?那你还用我干什么?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针对的是皇帝不了解情况万变的战场,却想处处遥制,这是很要命的。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统兵大员要的也是皇帝的一个“信任”。你皇帝是不遥控了,但你要是派个乱七八糟的监军或其他什么烂官来处处插手,那岂不是很糟?
你要是信任我,交给我来处理;你要是不信任我,就另请高明,不就得了,何必找那么多条没用的理由来敷衍?
每思至此,陈宧先生心头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些想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不平的心理进行着暗示与刺激,他再也无法安定下来。
一个大胆而可怕的想法在陈宧头脑中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