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形势估计严重不足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谈政治，多是从纯而又纯的抽象原则开始，以俗而又俗的具体现象结束。

与之相对应，职业官僚谈政治，一般都是从俗而又俗的具体现象开始，以纯而又纯的抽象原则结束。

前者好比张弓搭箭，远远地对准目标的靶心射去，虽然明白了“三点一线”的动作要领，却十有八九难中靶心，且有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可能。

后者是把箭射出后，在射中的地方，画个圆圈，名之曰“靶心”。

前者是把理论、方针、原则都在头脑中先勾画出来，到了实际操作中才发现，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难以克服的百转千折的困难。也就是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没有考虑到，以为理论就是实践，说到了就是做到了。

后者是先送礼、跑关系、幕后运作、一切实质的东西都操纵完了，再以开会的形式研究，悉数通过。

此二者，都不是真正于国有益的。因此在真正的政治改革实践中，经常看到的是二者意气用事的拉锯战，凡是对方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对方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

遗憾的是，戊戌变法，就是由一个无实权又无实际执政经验的年轻皇帝，领着一群没有实际从政经验的知识分子进行的，他们遇到了一大群思维陈旧、对触犯自己既得利益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这样，变法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在传统中国，决不能轻易变法，因为变法改革就要涉及权力的再调整和利益的再分配。正如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就是挪动一张椅子也要流血。

因为在皇权社会中，权力是掌权者的命根子，所以变法无异于是在要他们的命，为了捍卫个人的既得利益，必然要整个你死我活。相反，对于外来的入侵，他们知道，一国侵略他国，入侵者无非是想多要点儿利益，权力是鸡，利益是蛋，你要利益，给足你就是了，只要自己坐得稳，留得青山在，给出的利益，照样会用另外的手段攫取，于自己无什么损失。国家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算，权力是他们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是他们攫取利益的来源。

当权力成为指挥棒时，一个无权的普通人，便会梦想着获得权力，权力小的还想扩大权力，权力大的人要巩固权力，获得了权力后需要享受权力，这样下来，哪还有心思去做事？

皇权的“人治”社会里发展出了一整套完美细腻的“治人”手段，没有实际执政经验和从政经验的年轻皇帝与知识分子，便在这上面吃了大亏，对形势的估计严重不足。

康有为在变法伊始，谈论起变法的阻力时，就跟荣禄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可真是没有从政经验的人说出来的不着边际的话啊。

戊戌变法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进度太急躁，方法太偏激，思维太简单，措施过于理想化，关键时刻铤而走险却又没有铤而走险的资本。

从现代政治学角度来分析，自上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既要有热心现代化的统治层，又要绝对保持权力的巩固，二者缺一不可。遗憾的是，在当时，光绪和慈禧各占了一条。一个热心而无权，一个有权而不热心。因此，双方在权力层面上，开始了较量。

在皇权社会中，人事权非常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军权在谁的手里。没有军队的支撑，其他的权力就显得非常虚弱。

当时的人事任免权和军队指挥调动权，都在后党手里。因此，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的较量。

本来，传统的皇家、既得利益集团中，改革的人就属于少数，当然许多人也持观望态度，谁也不想得罪。但是，改革者的不顾一切的迅速行动往往会使潜在的反对者变成直接的现实的反对者。光绪帝一天发布上百条变法诏书，书生们的急躁冒进，这种不计后果所带来的最大后果，就是把一批中间派官僚迅速推到了反对派一边。

皇帝可以提拔个人，但不能提拔整个集团。光绪帝不但不能提拔，甚至还得罪了势力最大的集团。

我们看一下，对阵双方是如何交手的，变法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失败的。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开始变法。

在权力方面，光绪帝任命康有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个官职有什么奥妙呢？

总理衙门章京就是总理衙门主管大臣的秘书，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叫作“行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就是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临时到职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

不要看这个行走的官不大，才四五品，相当于厅局级，但皇帝给了老康一个特权，叫“专折奏事”！就是直接报告皇帝，不需中间人。这个权力可不小，老康一下子就成了天子近臣，成为举朝侧目的实权人物！

在变法内容方面，采取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局、邮政局等，成立京师大学堂，允许自由办报和组织学会，裁撤冗员等一系列举措。有时一天发布十几道上谕。在变法这103天里，总计发布了三百多道上谕和法令。

这些急匆匆出台的政策，完全是理想主义的产物，没有顾及中国的实际社会情况，更忽视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和抵抗。每一道诏书下来，都会有大臣跑到太后面前哭诉。

变法还有一项措施，得罪了小人，得罪了小人中的小人——要废除太监制度。这使宫内的几千名太监大为惊慌。他们连自己的尊严都不要了，入得宫来，除了混饭找活路，无外乎是为了公务员的权力而来。太监听说要把他们赶出宫，这下可不干了，四处散布谣言说皇帝要用洋人，这会对太后不利。所以，年轻皇帝的这一招，是自断其路，身边人得罪了，法还怎么变。在你没有足够的实力君临天下之前，小人千万不能得罪，对于小人中的极品、不男不女、无羞无耻的“一剪没”之人，更不能轻易得罪。

年轻皇帝的草率行事，惹怒了保守派，慈禧太后和群僚立即警觉起来：想架空我们？还嫩了点儿吧。

这就引起了报复性的反弹。于是，慈禧太后接连下了几招狠棋。

第一招，变法的第四天，即6月15日，慈禧太后先下杀手，罢免了主张变法的第一员大将、光绪帝的靠山文胆加智囊、同治和光绪朝的两代帝师、国考时候的头名状元、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所有职务，勒令其即刻出京，回江苏常熟的老家养老。

第二招，令受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员（相当于省部级干部）到她面前谢恩，以示大权在握。

第三招，强制光绪任命慈禧的心腹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掌握了京畿的军政实权。这还不放心，紧接着任命刑部尚书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管理健锐营。这样，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如铁桶一般抓在自己手里。

然后，老妇人冷眼旁观：看你们能折腾出什么名堂来。

然而，年轻皇帝还是政治敏锐性不强，严重低估了顽固派反击的决心和手段，继续在前进的道路上实行硬对抗。

没有实权的皇帝，没有实权的秘书，发布了一系列空洞的条文，这些根本就推不动，也施行不了。光绪帝一看，自己的命令没人听，变法一方势力太弱了，再加强一下吧。

紧接着，皇帝又任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为军机处章京，直接对皇帝负责，具体工作就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这种越级升官，一下子就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架空了，这四位年轻人，似乎已经成为没有宰相头衔的宰相。

9月4日，皇帝为了打破顽固派的阻挠，又走了一招错棋，一下子革了礼部的六个堂官。

后党虽然沉默了，帝党看似胜利了，却不知道，这是山雨欲来之前的可怕的平静。

女人绝不会轻易地在嘴巴上认输，她若在某一时段闭上嘴巴，往往会藏有更大的玄机，将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这一点，可以参照任何领导，还可以参照领导加女人的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在等什么呢？她在等一个最佳的时机。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高手，只要他出招，就会有破绽，这是《笑傲江湖》中风清扬教给令狐冲独孤九剑的要义。更何况是一个武功路数平平的人，更会破绽百出。慈禧太后不是没有能力反击，她是在等对方致命的破绽，自己好一招制敌，让对手心服口服，也堵天下悠悠之口。

对骂、互殴，那都是街头瘪三儿的打法。真正的高手过招，是要毕其精气神于一击。

她相信，这个机会，马上就要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