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钱憋倒英雄汉

美国学者韦慕庭认为：“就人们所知，在1912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支持过孙博士，他对他的争取外国借款的计划所抱的幻想可悲地破灭了。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衡量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第81—82页）

此刻，孙中山四处借款，还在酝酿一个雄心勃勃的六路北伐计划。（参见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161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是坚决主张北伐的。他就职后的第四天，就电令广东都督陈炯明出兵北伐。他说：“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军民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致陈炯明电》1912年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7—8页）1月6日，北伐联军总部从上海移往南京。1912年1月9日，黄兴领导的陆军部成立。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

六路北伐的计划是：

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路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与第一军会师于开封、郑州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合围。（《复黎元洪电》，1912年1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页）

计划宏大，但听起来又很理想主义，甚至是空想主义。各家有各家的地盘，各家有各家的利益，你又没有自己的子弟兵，谁听你的招呼。更何况，军费呢？

西方列强出面指责：你们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损害我们的利益，我们将出兵进行保护。

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汪精卫指责道：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舆论的一片指责，内部的分崩离析，临时政府已经不可能维系下去了。

历史学家茅家琦在《中国国民党史》中说，“纵观中外历史，新旧政权交替之时，新政权得以巩固，至少需具备三个条件：一为有力的权力运作系统，统一指挥，令行禁止；二为强大的军事实力支持，高效的暴力镇压系统，以保持辖区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三为充足的财政实力的支持，以保障必要的开支”。

可惜的是，这三者，孙中山一个也没有。

后世的史学工作者，对于孙中山的评价，要么是道德完人，要么就将其向日本人抵押借款之事说为“卖国”。这两个说法，都是立足于当代人的思维来看待历史人物，有很大的片面性。

“民族国家”的概念产生于近代西方，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才形成的，中国人的国家概念形成得较晚，梁启超先生在1899年的时候，才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前中国人对于国家的概念，认为只是某家某姓的王朝，对于国土、边界，历来没有太多的感觉，非常模糊、笼统，特别是对于没开发或是开发得非常少的地区、人口稀少地区、气候恶劣的高寒地区，都视为没有太大价值的地方。即使是文明兴盛的当代社会，在市井街头，偶尔还会听到有人高谈阔论，说要是把某某地给甩出去，只保留最富庶繁华的某地区来开发。

东北三省是满族人起家的地方，孙中山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排满，“驱除鞑虏”。他把满族人的统治视为异族入侵、异族统治。没有近代民族、国家概念的时候，异族入侵并统治，在时人看来，和异国压迫性质差不多；而且，当时没有民族国家的地域观念，只以“文化中国”来划分，将中原文化奉为正统。所以，革命派才要恢复汉人河山。同盟会十六字纲领的逻辑理解是：只有“驱除鞑虏”，才能“恢复中华”。既然当时多数人是这个观念，那么，提出要把满族人的居住地给卖了，在心理上，就没有把那个区域当成是“我”的，或是“我们”的。

这就好比，你跟外星人签约，把美国土地给卖了。没准儿，你还会偷着乐呢。可是一百年后，美国这片土地成你的了，而你的子孙来骂你当年是卖国贼。

这么分析，不是主观臆测，是有根据的，这要追溯到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该纲领关键在前八个字。意思非常清楚：把满族人赶走，恢复中华锦绣江山。

那个时候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文化中国”的概念，而不是“地域中国”概念，人们心中认为，只有汉人统治，才代表正统。

我们切莫用今天的领土观来分析100多年前人的领土观，用今天最精确的卫星地图和卫星定位的逻辑来看待当年人们的国土意识，是不合道理的。按照“事后诸葛亮”的逻辑，在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都比当年最优秀的人还要英明神武。

要想比较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我们必须学会历史心理学的换位思考法。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1867年俄国人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阿拉斯加，位于西北太平洋和北冰洋之间，面积172万平方公里，占美国全国面积的五分之一，为美国面积最大的州。

美国南北战争时，外国势力不断干涉，林肯政府眼看撑不住了，林肯急中生智，请求沙俄帮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主张废奴，二人有共同的主张，惺惺相惜。沙俄吃过多次欧洲神圣同盟的亏，与英、法、德矛盾很深。因此，沙皇答应了林肯的请求。

美国内战结束后，为了支付俄国舰队72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政府着急了，宪法没有授权总统支付外国政府的战争费用的权力。经过反复磋商，当时的约翰逊总统与俄国达成了以购买俄国阿拉斯加的土地来支付战争费用的协议。这件事在历史上称为“西华德的蠢事”。西华德是当时美国的国务卿，人们强烈批评他不应该花720万美元去买当时看起来不值一文的、鸟不拉屎的荒地。

算一笔账，美国人每平方公里花了4.5美元，折合人民币30块钱。

但是，今天，傻子都算得过账来，阿拉斯加值多少个720万美元，但当时最聪明的人却没看出来。当年俄国人自以为占了便宜，美国人认为吃了大亏。

这就是当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国家观、领土观。

这是一个时代病，不是某个人的问题。

一个时代的毛病，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毛病。伟大人物的个性和经历，其实都是时代影子在他们身上的集中体现。

伏尔泰说：“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

更何况，历史人物是复杂的，政治人物更是多面的，不是一个道德标准所能概括得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