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斗

再来看这“暗”的两手策略。

玩阴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行家，双方可谓棋逢对手。

第一手策略，就是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让欧美列强得知日本人的独霸中国阴谋，准备以夷制夷。

在近代中国最弱、最受欺负的年代，列强在中国订下了“利益均沾”的原则，有肉大家吃，谁也别想独吞；加上李鸿章当年以夷制夷的手段，使得中国在群狼环伺的环境中得以喘息和生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列强把主要精力转向了战场，日本人想独霸中国的野心急剧膨胀，这才有了抢占青岛、提出二十一条的野蛮行径。

早在二十一条谈判之前，日本人做贼心虚，就特意要求中国必须严守秘密谈判的消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本来日本占领青岛一事，中国人就够激愤的了，这又听说要与中国秘密谈判，没几天，中国各大小报纸都刊登了。

外国驻华使节以及外国报纸驻北京的人员一听就着急了，纷纷给本国发电，说小日本不地道，要独吞中国一事。美、俄、英三国乃各电令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

日本经不住国际压力，乃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

这部分内容，不是非常苛刻，在国际法上也说得过去，所以日本人把这些条文公布后，各国一看，日本没太过分，也就不再责问日本了。

但是那部分觉书中的内容，日本自知不敢见人，对中方更加特意强调，绝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日本对结盟的英国，也没敢告诉全部真相。日本在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前，曾知会过英国，但只告诉了一部分，绝口不提第五号条款内容。

日本不止是对他的盟国和其他列强耍了心眼儿，对中国更是大摆迷魂阵。单就第五号来说，日本方面在向中国提出时，本来就是按照一个“希望条款”来提出的，也就是说，这不是非要坚持的，双方可以商量。于是，在文件中，这第五号与其他四号在字体上略有区别，这也是给己方留有退路。

然而，这个鬼子日置益能唬就唬，能蒙就蒙，本着搂草打兔子的原则，在向袁世凯递送文件时，只字未提第五号的性质，中方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就认为这是日方的全部要求。

日置益却幻想着中国禁不住吓唬，把五号文件同意签字了，哪怕多签那么一两条，算是得到的“偏财”，自己也是大功一件。

因此，在交涉的过程中，日本方面始终逼迫中国承认全部的条款，直到谈判进行了多天之后，曹汝霖在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报里，才说到据俄国公使的密报，得知第五号实系“劝告性质”“希望条款”。

但日方谈判人员蛮横无理，管它什么劝告不劝告，希望不希望，一律统统地谈判研究。

对于这款要命的第五号，袁世凯看到后的第二天，即对谈判人员提出的要求是：“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因此，对于这一足可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命运的条款，陆征祥等人的态度非常坚决。“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

但是日置益急于立功，非要在第五号上面有所突破，对于中方的严拒，并不死心。“为两国谋永久和平合作，本国政府才提出条件，贵总长谓有碍两国友谊，实深遗憾。”双方不欢而散。彼此僵持了一个星期，互不见面，谈判濒于决裂。

那么，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绝不能泄漏谈判的消息，而消息是如何传递到外界的呢？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

在日本公使第一次见袁世凯、递觉书的时候，日置益就非常强硬地要求，在谈判的时候，中国方面只能由外交总长和次长出席，顶多带一个秘书。

袁世凯看日本人如此强调，知道此中大有玄机。外交总长孙宝琦和外交次长曹汝霖，平常就有亲日的名声。不让别人参加，那么日本人很可能是刻意地要把中国方面有英美背景的外交工作人员排除在谈判之外。

因此，袁世凯借着孙宝琦笼统议论“二十一条”这件事，在双方谈判之前就把他给免了，把外务总长换成了有欧美背景的、擅长在复杂局面下谈判的陆征祥。

而且，袁世凯换上陆征祥，还有一个理由：陆征祥外长是欧美背景的，对日语并不擅长，他最擅长的是俄罗斯语，还娶个比利时太太。那么，在谈判的过程中，就需要翻译一字一句地翻译，这样又费去很多时间，这对于贯彻袁世凯的“拖”字诀很有利。这也更有利于袁世凯自己有时间来摸清日本的意图。

而陆征祥在每次会谈之后，都会在外务部召开小型会议，时任外务部参事的顾维钧，因此得以随时了解谈判的动向。

而袁世凯本人也加入渗透消息的行列，他直接约见自己的政治顾问莫理循，把“二十一条”的全文给了他。

结果，日本越是想捂住不让人知道，可越是什么都没瞒住，谈判的进程，商议的条款，很快就被英美等国详细地了解了。

这样，一方面是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一方面是国际上英美等国对日本形成的压力，都让日本有所顾忌。

这里面，有一个叫顾维钧的年轻人，也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