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心凉了

第四，袁世凯本人无奈。

有人问，袁世凯必须要签约吗？不能拒签之后，率领北洋将士痛痛快快地和日本人打一仗吗？这样，即使败了，人们也会原谅他呀！

这种说法，有对的一面。也有值得商榷的一面。

说它对，是从普通人的情感角度而言的；说它值得商榷，大家不妨想一下慈禧当年威风凛凛地宣布与列国开战的后果，不妨想一下一个积贫积弱、刚走出清朝灭亡的困局，国外仍是群狼环伺、国内各省名义统一却暗中拥兵自重的情形，大概能体验到一些袁世凯的无奈吧。

中国当时真的有能力打一仗吗？

看一下周边就知道了形势的险恶：沙俄支持外蒙，英国侵略西藏，日本占领山东。

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经过近代以来的一系列较量，此时的中国，能惹得起谁？能惹日、能惹俄，还是能惹英？

在中国的法庭上，向来不喜欢听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认为他们的话不可信。可是，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不妨听听袁世凯自己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力主和谈而不是开战。蔡东藩写的《民国演义》第44回中记录了一段原始材料，不过这段材料有些绕口，幸好在网上查到有心人对这段材料的现代阐释，于是把网上这段比较易懂的文字抄用过来。声明一下，这段解释与原始材料相比，内容完全符合，就是通俗了些：

各国权利的损益是以国势强弱为准则，如果国内政治修明，力量充足，譬如人体血气壮硕，那么就没人敢侵犯他。我国自甲午、庚子两次启战端，都是因为自不量力，不审外情，上下嚣张，轻于发难，最终导致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当时的有识之士叹息国之将亡，假使当时能上下一心，痛自苛责，发愤图强，尤可以使中国强大，然而事过境迁却文恬武嬉如故，在厝火积薪下依然莺歌燕舞，最终导致民怨沸腾，以致鱼烂土崩，不可收拾。我以薄德起自田间，很害怕国势濒危，又不忍心看生民永远沦于浩劫，因此在这次交涉中主和。我们切不可逞血气，甲午和庚子的覆辙不远，我国民共戒之。

这段材料透露出了袁世凯的心声，当时不能打，没有能力打，一不小心，群狼趁火打劫，大片国土就会被瓜分，这是其一；此时若战，还不仅仅是与一国开战，而是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团，面临的不是一个两个敌人，这是其二；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当时到手的就没有几百万两，经过二次革命和国内建设，财政又一次面临严重亏空，一个债务国哪来的力量向债权国打仗呢？这是其三；清朝灭亡之后，各省纷纷独立，中国的体制已非中央集权制，而是事实上的联邦或松散的邦联，中央调不动各省的武装，也抽不出地方的财税。此时的中国，有什么资本来战？这是其四。

打仗，哪那么容易呀。当打而不打，是政府的罪过，然而，不当打而打了，则更是政府的罪过。

其实，审时度势地看一下，空洞地喊与日开战不仅没有任何意义，也误导了民众，甚至误导了历史。对此，唐德刚说：“事实上，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境，也正是20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难：强寇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唯一的办法，则是既不战，也不降，来它个无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袁氏当国》，第145页）

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的幕后运作，最后签订的“二十一条”文本实际上只有“一十二条”，被称为《民四条约》（民四即“民国四年”之意），原来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全部删除，这使得中国免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条约签署后，袁将抵制“二十一条”的希望由外交交涉转为消极破坏。

据袁世凯对其秘书曾叔度所言:“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手段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

此举的效果如何呢？曾叔度在忆及此事时引日人言:“我等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曾秘密派段芝贵数次去东北，暗授张作霖对日本人搞破坏。张作霖势力大增后，从德国购买了大量军械，声称:“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属地！”而日本人想在南满、东蒙开发产业，也大都遭到张作霖的阻挠而极少施行。

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结果日本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利益，因而在日本国内，日本一面高调宣扬对华外交胜利，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在日本政坛内部，却认为大隈内阁外交失败，大隈重信很快就下台。接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剑桥中华民国史》也认为：“‘二十一条’对日本在华地位没多大意义。”

这个时候袁世凯终于松了一口气，凭借他多年官场周旋、外交历练的经验，日本“二十一条”的核心阴谋终于被他化解，他自认为在目前的国力之下，也勉强可以和国人交代了。

但是，袁世凯满心地希望人们能理解他为此做出的努力，希望人们理解他的苦衷，但等待着他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批评、指责和谩骂。

袁世凯的心彻底凉了。

这就是共和所要的结果吗？民众要是再这样不理智，我们还怎能卧薪尝胆，向日本报一箭之仇？君主立宪可强国的想法，再一次浮现在袁世凯的心中。日本走君主立宪之路，结果强大了，像狼一样地欺负我们来了。共和之路，适合中国国情吗？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共和就是不和，民主就是无主”，某位部下向他诉说民主共和的弊端之言，再一次涌上心头。

无论怎么做，反对党和不了解内情的群众，都会把责任推到政府头上，推到当政者头上，也就是推到袁世凯的头上。国家要想重新凝聚起来，拧成一股绳，重新强大起来，就需要自己用强力和铁腕把目前的一盘散沙状态扭回来。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把权力重新收归中央，彻底改变国家元首权力处处受人制约的状况，那就是实行君主立宪，而不是当下的民主共和。

至此，袁世凯重新反思自己当上总统以来的各种曲折，宋教仁案，不是自己主使的，却被人说是主谋；善后大借款，明明是为了战后国家重建，却被扣上出卖国家利益来打内战的帽子；“二十一条”，明明尽了一个弱国领袖的最大能力，却被说成是卖国。几千年来没有哪一位统治者遇到过这样的难题，也没有哪位统治者这样受过全体国民的误解，可袁世凯都遇上了。

凤凰卫视所做的《袁氏当国》纪录片中，对此进行了这样的解说：“面对着汹涌的学潮和漫天的批评和指责，袁世凯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共和之后，面对着外国列强仍然如此软弱，他就任大总统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让而告终，袁世凯的结论是皇朝坍塌、道德沦丧、信仰错位，是中国缺少了皇帝，在这个时候，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策划下的称帝闹剧早已经悄悄地展开，面对着内忧外患的中国，以及身后庞大的等待着恩惠的家族，袁世凯在处理完‘二十一条’后，最终坚定了称帝的决定。”

这个结论应该是靠谱的。

自然，袁世凯肯定是有权力欲的，任何一个踏入政坛的人，不可能没有权力欲。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换个说法就是，不想当领导的下属不是好下属。

袁世凯在宣誓效忠共和之后，决心走向君主立宪之途，这对一个领导人来说，如果没有重大事情和变故，是下不了决心的。因为这要冒着巨大的执政风险，谁也不愿意没事找事。毕竟，每个领导都希望自己治下稳定，不出乱子。

如果说袁世凯是政坛雪崩时的那根顶梁柱，那么当时激烈批评的人们，便是那看似轻飘飘、实则对雪崩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片片雪花。社会的整体反应使袁世凯做出了另一个判断，走上了另一条路，是社会的表现让袁世凯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一个与民主共和完全不同的结论。

从这个时候开始，袁世凯的心彻底坚定了中国要废除美国式民主共和而走日本和德国式的君主立宪之路的决心。

所以，要理解袁世凯称帝的真正动机，我们必须从这样更大的历史纵深来审视，这才可能向历史的真相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