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观望

在改换国体的重大决策面前，袁世凯还有几件事放心不下：一个是列强的态度，第二个就是民众的态度。

袁世凯的两大外籍智囊，日本的有贺长雄、美国的古德诺，都认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从几千年传统来看，中国应该采取君主立宪制为妥。

英国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私交甚好。当袁世凯与朱尔典谈论改制的时候，朱尔典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对于德国，袁世凯曾派袁克定面见德皇，德皇威廉二世对袁克定说：“中国的东邻日本，奉天皇为神权；西面的英、俄，也以帝国为根本制度。中国地广人众，位于日、英、俄之间，离合众共和的美国则很远。美国人断然不能远渡重洋，来做中国的强援。如今中国的共和制度刚刚建立，执政者多为帝国旧臣，而革命分子势力脆弱。以袁大总统的威望，一变民国为帝国，变总统为皇帝，这正是英、日、俄各国的愿望。德国誓以全力襄助此事！”袁克定大喜过望，回国后即转述与袁世凯，极力怂恿称帝之事。

袁世凯也很高兴，能当皇帝自然是好，一来可以为子孙解决工作问题；二来可以有至高的权力推进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三来如果国家强大了，就不会再有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的欺负了，尤其是日本的欺负，实在窝囊。

透过英国、日本、俄国、德国等国的态度，袁世凯基本明白了，只要民国不乱，只要列强在华的投资和利益不受损，他们不会反对自己当皇帝的。这就好办了。

再看看民意如何吧。

对于民意，袁世凯除了下级定期送上来的各种分析报告，还有他的军政执法处（一个类似锦衣卫的机构）搜集的信息，此外还有通过报纸来分析。

在这里，谈一下舆论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领导想做成一件事，不能只想着枪杆子，笔杆子也非常重要，袁世凯忽略了舆论的威力。虽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舆论，但是清末民初的报纸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不光有外国人办的报纸，就是国内的报纸，也不全发出一个声音。而这些不同的声音，都给袁世凯称帝之途带来许多不可预知的问题。

袁世凯称帝失败，从宏观角度来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失败；从微观角度来说，抛开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判断，纯从技术手段和操作层面来看，袁世凯对舆论的失控，是君宪制失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他枪杆子、笔杆子，都没抓牢。北洋系两个大佬段祺瑞和冯国璋不支持他，这是军权不牢；他对报纸舆论的失控和御用报纸对他的欺骗，这是话语权不牢。只此两点，他必败无疑。

照实说来，袁世凯也不是不知道舆论的重要性，他一方面是用金钱收买报纸主笔或用暴力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另一方面是创办“御用报纸”鼓吹帝制，为自己服务。

但是，他做坏事做得不够彻底。

厚黑教主李宗吾说，成大事者，要脸皮厚，心要黑。袁世凯也算是厚了、黑了，可还厚黑得不彻底。他禁了一部分报社，可并没有全部清除；他也杀过人，可面对如章太炎般的名士之时，他还是没敢下手。

1915年，就在袁氏父子决定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的时期，袁世凯开始加强对新闻出版的严格控制，特别是京津一带，多数报刊都遭到整顿，有的干脆被停业。唯独外国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和天津出版发行的《时报》总是跟袁世凯唱反调。

袁世凯却也无可奈何。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各项事业都以商业运作为主，新闻报刊也不例外。比如，美国人就认为：“新闻就是坏消息。要想读好消息，那请看广告好了。”

从西方新闻行业的发展来看，商业媒体没有正面宣传任何个人、团体和国家的义务。不仅如此，他们对带有宣传和鼓吹色彩的言论都有本能的排斥。特别是他们为了发行量、吸引观众眼球，故意炒作负面新闻、骂政治人物、揭秘政治黑幕，这些成了他们的主色调。

袁世凯就吃了这方面的大亏。外国报纸报道了袁世凯政府的大量负面消息。外国人这不是为了监督中国政府健康运作，这纯属赚中国人的钱，而且要彻底把袁世凯搞臭。只有中国政局不稳，只有中国人不团结，只有人民和国家不一致，只有不让政治强人好好地治国，他们才能从中国获取更大利益。

想想袁世凯也够可怜的，无奈之中，只得派亲信薛大可携巨款去收买这两家报纸的主笔，各给他们一万金，乞求他们不要再在帝制问题上与袁世凯唱对台戏。两家主笔欣然同意。

第二天，袁世凯拿起报纸一看，果然没有了批评帝制的消息，非常高兴。

可是，十天以后，这两家报纸又开始恢复老调。袁世凯气急败坏，令薛大可前去责问：你们也太不讲职业道德了，收了钱不办事，强盗啊？

两家主笔说，我们的报纸因为发表批评帝制的文章，在社会上很受欢迎，每天发行量达数万份。可是，自从不发批评帝制文章，每天只卖出数百份，因此让我们每天损失千金。你给我们的一万金，只够补偿我们十天的损失。如果以后你们愿意每天给我们千金作为补偿，那我们可以考虑不发表批评帝制的文章。

薛大可回报袁世凯，袁世凯认为他们要价太高，不予理睬。于是，这两家报纸骂得更狠了。

袁世凯还犯了一个掩耳盗铃式的错误。他只禁了京津地区的报纸言论，只图耳朵根子清静了，可对上海的报纸，却没能控制住。南方地区本来就受国民党影响较大，报纸更是把袁世凯骂个狗血喷头。

袁世凯又派薛大可到上海开办《亚细亚报》，作为政府的言论机关。这样一来，遭到了其他报馆的反对。袁世凯又想起了金钱收买一招，于是派私人代表会见各报主笔。

这些主笔意见不一，有的回避，有的接待，有的拒受。其中某报主笔所说的话特别有趣。他说：“代表民意，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天职，用公款补助报馆，这是政府的天职，现在既然政府能尽其天职，我们更应该尽报馆的天职了。至于私人请托，不仅报馆所不屑接受，而且政府也该不屑所为也。您既然携巨款前来，我们怎能不更加努力代表民意，监督政府呢？”

袁世凯的代表十分尴尬，灰溜溜地走了。

《亚细亚报》在上海销路很小，开始想印几千张，后来减至几百张，再后来就只能印几十张了。薛大可却不急不火，他告诉大家，只要总统每天见到有上海的舆论，而且是拥护帝制，那我们办报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薛先生认真及时地把这份报纸送一份给袁世凯，袁世凯给他们的经费照样是按整个报馆的支出来计算的。

想想，身边人这样不遗余力地糊弄袁老头，身为国家元首的老袁得到的信息看似海量，其实全是经过包装和加工的，有多少是真实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