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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日本及其侵略范围
第一节 印度和锡兰
H·V·霍德森
（一）印度
1939年初，印度专心埋头于国内事务。此种内向特性的根源埋藏甚深。印度是个次大陆，面积150多万平方英里，人口将近4亿，四周有高山大海的坚固边疆，其自然环境把印度人民的思想引向了注意内部。印度人大多数信奉印度教，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宗教，它体现一种严格的内部通婚的社会制度，不吸收教外人士，也不接受教外思想。古老的不跨越“黑水”的禁令，以及身处国外时在饮食上和行动上都难以按宗教戒律和规定办理，这就使得许多较高等级出身的印度教徒不能出国旅行。但是印度政治思想的内向性，伊斯兰教徒几乎同样有之。印度穆斯林中间经常存在着泛穆斯林倾向，同他们的信仰一致的宗教社团从西北非一直伸展到东南亚。印度的穆斯林领袖经常为维护其他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兄弟般利益讲话。1939年，他们尤其为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提出抗议。但自1914—1918年战后为恢复哈里发王权(1)的“基拉法”运动瓦解以来，此种国际伊斯兰精神在决定印度伊斯兰思想的倾向方面只是次要的了。确实有许多观察家认为，此种精神之所以被提倡，与其说是因深有感受而发自内心，还不如说是因为要用以作为打击英国统治的棍子。
印度政治上的内向性和自我中心主义事实上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原因。历史上，在英国统治这一时期以前，(2)印度不存在一般的民主传统；在莫卧儿人统治下，一如在其先前的印度教徒统治下，以及在随着莫卧儿政权的削弱而发展起来的由印度教徒接管的诸邦统治下，治理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专门职业。在英国统治下，人民大多数还是文盲，他们并不感到自己对国家有责任，所以对国家在其国际活动历程中的命运，也同样不觉得有什么责任。官方政策视外交和国防为英国统治者的专职或特权，因此当然不会鼓励印度人民产生国际责任感。甚至在印度人日益掌管国内事务的时候，在印度成为国联的一名正式成员国并在世界事务中表面上取得了负责的全权国家的地位的时候，仍然如此。此种对待政府的消极态度，对于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就能维持住外国统治是多么有价值，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叫人痛心地突出来了。其时印度即将有遭受侵入的危险，但各阶级印度人的共同反应却是有政府在保护他们，这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需要他们去协助政府来保卫自己的事情。
但是，人们不分贵贱都开始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人在移交手中的政府权力时应该把它交给谁。其中有许多人对此甚至兴奋到了狂热的地步。印度政界把这个问题看得高于一切，以致对其他都视而不见，这是促使印度抱自我中心态度的主要原因，甚至当周围的世界开始在崩溃时也是如此。英国人和印度人都意识到，移交权力的最后阶段即将到来。威斯敏斯特议会经过长期审议以后，曾于1935年通过“印度政府法”。该法规定将在印度各省建立完全责任代议制政府，委托给省督的只有几项专门的保留权力。在各省之上，设有全印联邦议会及联邦政府，在其主管范围内也享有充分职责和自由，但后者不仅要受总督保留权力的约束，而且还因国防和外交事务保留在英国人手里而受到限制。
1937年初，整个英属印度举行了省立法机构的选举。选举权比1919年制宪法案规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上扩大到识字水平以下。在各省众议院的选举中，印度国大党在1 585个议席中赢得711席，在11个省的5个省里国大党独力赢得多数；在另两个省里，国大党在具有同样政治色彩的较小组织帮助下亦可望组成多数；在第8个省即阿萨姆省，虽然国大党所得席位不及1/3，但它是该邦的最大党派，故首先有权组织政府。只是在孟加拉、旁遮普和信德，首先组织政府的权利输给了别的党派。意味深长的是，所有这些省都是穆斯林在人口中占多数的省。除了西北边境省以外，国大党只赢得很少几个保留给穆斯林的席位。西北边境省的政局完全被一位亲国大党的帕坦人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所控制。穆斯林联盟是最大的穆斯林政党，但从1937年的选举中看，它还是一个少数民众的少数派，它在任何一个省里都未能单独组织政府。
国大党对这次省议会的竞选是“绝不同‘印度政府法’合作，而是跟它斗，设法废除它”。(3)所以国大党的竞选获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大党党员是否接受该法规定的公职呢？权力欲战胜了放弃职务的论据。虽然部长级的职位起初是被拒绝的，除非是按照省督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任命，但经过几个月争论之后，国大党党员终于在11个省的7个省组成了政府。国大党过去鼓吹的重点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独立，印度各方人士和各行各业必须团结一致，这时它便根据自己竞选胜利的情况来使用这一信条了。它否认穆斯林联盟或其他任何组织有权代表穆斯林；如穆斯林联盟或其他政党不承认国大党有权就重大问题代表全印度发言，它便拒绝同它们在省政府合作；它并且在当时的党主席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精心策动下，掀起了一个要使成百万穆斯林转而归顺国大党的运动。
穆斯林的反应非常强烈，致使这一反应在此后两年多的印度政治历史中成了支配一切的因素，而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时已给印度政治造成了完全新的格局。国大党在政治领域中的无可争辩的至上地位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场争取势力均衡的斗争。要求独立本是支持战争的代价。如果由一个团结的印度提出来，那将是非常难以抗拒的，无奈由于独立引来了内部势力之争，这就削弱了独立要求的力量和效果。
对国大党政策的最初反应是穆斯林的各级人士加强了团结。旁遮普、孟加拉和阿萨姆的穆斯林总理劝说他们的穆斯林支持者参加穆斯林联盟。该联盟第一次把自己组织成为对群众具有号召力的全国性政党。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不但成了穆斯林联盟的杰出领袖，而且也是一般自信心极强的穆斯林的杰出领袖。1938年，他要求承认穆斯林联盟为代表印度穆斯林的惟一组织，致使国大党和该联盟之间谋求和解的谈判破裂。据称各省国大党政府或其所属机关都有冒犯穆斯林的事件，其中包括国大党的个别党员或官员，穆斯林联盟公布了这些言之凿凿的报道，使意见分歧又进一步炽热化。大多数对政治稍稍关心的穆斯林都愈来愈认为，国大党本质上是个印度教徒的组织，因此对穆斯林来说，为防止印度教徒的统治而进行的战斗至少必须同为结束英国人统治而进行的战斗置于同等地位。
作为此种双重斗争的必然结果，穆斯林联盟的政策到了1939年便转入一个新的方向。这年3月，联盟工作委员会指定了一个以真纳为主席的小组委员会，研究确保穆斯林在印度独立后的地位的方案。那些注意事态发展的人愈来愈起劲地谈到当时几乎还未为一般公众所知道的一个概念，即巴基斯坦。自1930年以来，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间就流行着一些要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设想；1933年，已将它命名为巴基斯坦（Pakistan）或巴克斯坦（Pakstan）。(4)随着此种概念的扎根，范围也就扩大，到后来凡是所有穆斯林占多数或由穆斯林管理的印度地区都被包括在内。但穆斯林联盟并未表态，一些较为负责的穆斯林领导人迄1939年为止所考虑的，仍然是在一个松散的印度联邦结构内建立一个穆斯林单位，而不是建立一个穆斯林民族的主权国家。可是在1939年9月，该联盟的工作委员会宣告，穆斯林印度绝对反对任何“建立联邦的目标”，因为这种联邦
势必在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伪装下造成一个占多数的教派的统治。这样的政体同这个国家的多民族的精神完全不相适合，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并未构成一个民族国家。(5)
这就为联盟于1940年3月在拉合尔召开的全会所作的关系重大的决定铺平了道路，当时全会决定：任何制宪计划均属无效，除非它所体现的原则是，把穆斯林占多数的各地区均组合成为“独立邦”。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这两个党代表着英属印度的绝大多数选民。到了1939年，它们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全都毫不含糊地反对促进1935年制宪法案中有关建立联邦这一部分的实现。在国大党看来，这一部分体现了“帝国主义”；在穆斯林联盟看来，这一部分意味着印度教徒的多数，而且可能便是国大党的多数，它是统一的印度的核心。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要是有个联邦，那对于实现印度的团结和稳定应是有莫大好处的。但如果在1936年或1937年建立联邦，它究竟能否起作用仍是一个颇费揣测的问题。事实上，由于许多大邦出于各自利害关系而拒绝加入联邦，这就使建立联邦在法律上行不通。结果是，印度依然由根据1919年“蒙塔古—切姆斯福德宪法”建立起来的一个核心进行治理，只不过由1935年的法案对1919年宪法稍作修改罢了。这就把全部执行权力交给了总督的执行委员会，而未作任何保留，不过总督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否决其委员会多数通过的决议。1941年以后，在印度人拥有该委员会的多数席位的时候，这种组织结构便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了；而在1939年，该委员会的多数还是由既是官员又是英国人的人士组成的。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并非是英属印度仅有的两个政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亦非仅有的宗教人士。还有其他政治团体，其中一个是自由党，它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号召力，但缺乏民众支持；另外还有一些先前较狭小的选举权体制下残留的组织。有一个印度教的教派政党即印度摩诃萨波，在英属印度的若干小块地区颇有势力。“不可接触者”，或在册种姓的组织也不止一个，但在政治上都无足轻重。社会主义集团在国大党内部和外部都有。有势力的共产党没有出现，不过共产主义者或接近共产主义的个别人物，对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派系和其他若干左翼集团是有影响的。
当然，还没有出现在政治上活跃、能够代表全国同胞说话的印度人。应征入伍的印度军队的社会等级依然一如其传统。商人是不愿意因民族大义而使自己的买卖不去适应新前景的。人民群众或耕耘土地，或各安其业，对印度首府或世界各大办公厅所进行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
印度各政党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决定其对日益迫近的战争问题的态度的。国大党多年来所抱的宗旨是：印度不应该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它把西方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都贴上这么个标签。1939年3月，国大党主席与国际事务主要权威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国大党的年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一项决议，宣称“印度的当务之急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由它自己掌握对外政策，以便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保持距离”。潘迪特·尼赫鲁当时的著作(6)使人想到，他在把英法和法西斯国家等同起来时是有所踌躇的。但这并未动摇他的结论，一般说来，也并未动摇国大党的结论，即印度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不应帮助英国。这一结论同印度本土不会沦为战场的估计是有关系的，其根据是绝对信任英国的海上力量，因为一个世纪来印度就是依靠这支力量的保护而未遭世界战争的灾祸。潘迪特·尼赫鲁于1938年1月写道：
谁会侵略印度呢？任何欧洲国家是不大可能进行如此鲁莽的冒险的，因为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害怕它的欧洲邻国。苏维埃俄国肯定不会，它是不会侵略别国的……而日本，只有当中国被彻底打垮，美国、苏联和英国也确实都被制伏，这时才谈得上真实地入侵印度。这又谈何容易。(7)
在战争全面深入，日本业已侵入印度东北部以后，潘迪特·尼赫鲁（1944年夏天）追怀往事，写下了战前形势：
世界形势看来是在走向大规模冲突，欧洲国家集团是以英法为首，苏联则联合了若干东方国家。美国对这两个集团都保持距离……印度舆论则不可避免地站在苏俄和东方国家一边。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已普遍赞同共产主义，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吸引了日益增多的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受到热烈的欢呼，被视为这是印度的自由行将实现、欧洲对亚洲的侵略即将消灭的征兆。我们对荷属东印度、印度支那、西亚国家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深表关注。新加坡之变成巨大的海军基地，锡兰的亭可马里海港之兴建，看来都是为即将发生的战争进行普遍准备的组成部分，英国将试图在战争中巩固并加强它的帝国主义地位，粉碎苏俄和东方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8)
这虽然是尼赫鲁个人的看法，但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国大党知识界的代表性意见，而国大党是印度最大的和最全面的政党。许多国大党党员甚至对即将发生的世界冲突抱着更消极的态度，他们采纳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主义。甘地这时以非官方身份在印度政治幕后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必须记住，绝大多数印度人是文盲，又加上十分贫穷，对这类事情是毫不关心的，除了自身经历外，对世界大事实在一无所知，甚至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对国际事务也远不如对印度国内问题那么重视。
很能说明国大党态度的特点的是，它强烈反对帝国议会于1939年4月提出的一项修正1935年宪法的法案，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中央政府得按该法案将其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置于诸省之上。此项措施被认为对印度在大战时的防务是必要的（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却认为无法容忍，因为这将使“各省政府不由自主地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939年春天和夏天，印度部队被派往亚丁、新加坡和埃及，国大党对此也抗议说这是“违背印度人民公开宣布的意志”，尽管认真研究过这类事务的人都懂得，印度的防务只有在印度洋周围地区方能支持住，而不能株守在自己的海岸上。这次出兵海外导致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号召中央立法议会的国大党议员拒绝出席下届全会，并警告各省国大党政府“不得帮助英国政府的备战工作”。
穆斯林联盟的正式态度比较克制。迟至1939年8月28日，它的工作委员会才宣布，“决定世界大战爆发时穆斯林的态度尚属为时过早”。此种审慎态度似是出于几种动机。由于联盟的政策和力量主要来源于感情上的反印度教和反国大党，而不是反帝国主义——尽管在印度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原则上是不能把反帝的调子唱得低于国大党的——其领导人时刻准备着投入他们等待着的真正战斗。幸而联盟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并没有像国大党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它，而是半推半就的，所以不受约束。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已预先显示了他后来高度成功的领导策略，他认识到联盟“最高指挥部”同旁遮普和孟加拉政府——这两省很可能在战事爆发时支持中央政府——之间的分裂对联盟的团结和实力是致命伤，并且认识到从策略上考虑，有利的方针是利用国大党可能犯下的错误和可能出现的分裂。所以穆斯林联盟对战争的正式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这是又一个确实的例子，说明了印度政界对即将面临的世界大灾难的看法，都是按照自己的国内问题而反映出来的。
（二）锡兰
锡兰在走向自治的时候所面临的社区问题和印度很不相同，而且幸运的是，程度要温和得多。锡兰人口约700万，其中僧伽罗人占2/3左右。僧伽罗人大多数信仰佛教，但也有少数信仰基督教而且占有重要地位。泰米尔人（为印度教徒，但也有少数人信基督教）150万，其中大约1/3是古代入侵者的后裔，其余2/3是新近来自印度南部的移民，大部分是临时性的。其他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有来自马拉巴尔海岸的马拉亚兰人、“摩尔人”（阿拉伯商人的后裔）和“自治市的自由民”（荷兰人的后裔）。
早先宪法中规定的社区选举根据1931年新宪法已予废止，代之以地区代表制，成年人均有选举权。1931年宪法和通常一样，也是以提出报告作为制定宪法依据的委员会主席多诺莫尔伯爵的名字命名的。虽然政府是由一个以总督任主席并有7名任部长的锡兰人组成的委员会领导，但行政责任分给若干官员和国务会议的7个“执行委员会”负责。每个委员会自选其主席，当选主席即为各部部长。
“多诺莫尔宪法”成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攻击目标——来自大体上说是要求完全自治并废除委员会制的多数派和要求社区代表制的少数派。1938年11月，总督安德鲁·考尔德科特爵士应殖民大臣之请就锡兰的宪法地位问题提出了一份报告。他认为，社区登记和社区选举区的要求应予抵制，应以内阁制政体代替原设委员会的方案。战争爆发时制宪争议正发展到这一阶段。宣传鼓动是温和的，除几个小团体外，都没有超过在下一阶段给予锡兰以“自治领地位”的要求，甚至可能同意附带一些限制条件。
一个特殊困难是由于锡兰有那么多的印度种植园工人而产生的。锡兰当地人希望将他们排除在选举之外，除非他们永久全家定居锡兰。而这些在种植园劳动的印度人则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强烈要求“在权利的一切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锡兰政府和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摩擦于1939年已经到了严重地步。
第二节 缅甸
F·S·V·唐尼森
自从1886年以来，缅甸全境均为英属印度所统治，按印度的模式治理。缅甸与其说是被并入英帝国，毋宁说是被并入印度帝国。在当地任职的英国官员寥寥无几，他们带来了印度部队和印度僚属，缅甸人经常要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些印度人，加以国门敞开，后来印度移民大批拥入，致使在同日本交战的前几年，印度人已在缅甸总人口1 700万中占有100万。
缅甸的孤立状态打破以后，经济上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19世纪后期的二三十年中，大米种植迅速扩大，直到缅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扩大种植的资金多半由印度人提供，因此到了对日作战前，缅甸的许多稻田已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而转入印度地主之手。许多印度劳动力也都被用于谷物的种植。大米出口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英国人手里。柚木出口增加了，石油和其他矿物资源也得到了开发，但是从事于这些工业的虽然大部分是缅甸人，资本和经营管理却几乎全在外国人手里。
由于废黜了王室，世袭地方官或部落酋长也被一批多半是由缅甸人构成的职业文官所取代，缅甸古老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了。于是出现了一种由缅甸政府官员组成的新贵族，他们在英国人办的中学和大学里受过西方式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忠于英国人和英国思想，往往同英国官员还有着私人友谊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知识阶层中那些未能跻身于新贵之列的人多半趋向律师界，并由此进入新的政治生活，那是随着西方式的民主政体的发展而形成的。此种人往往带着受压抑的情绪开始其生涯，接着便发现，发泄牢骚并把一切诿过于英国人，乃是最容易博得公众支持的捷径。
僧侣阶层表面上还是变化不大，但僧侣们内心并不满意，而且纪律松弛。这是因为他们的影响缩小了，他们的教育职能移交给职业教师了，英国还放弃（在不干涉宗教事务的幌子下）对纪律的管理，先前这本是缅甸国王的一项特权。这一阶层有愈来愈多的人对政治发生兴趣，他们通常利用他们的影响来支持心怀不满的民族主义政客并反对政府。
印度势力在缅甸国民经济中的扩展，是同印度人渗入缅甸大部分主要服务行业分不开的。在日本发动战争以前，缅甸的码头劳动力、港口管理、铁路交通、内河运输、邮政电信、医药和公共卫生服务（除护士外）、大部分零售业以及占相当比例的警察人员，好多年来几乎完全依靠印度人。
在英国人统治下，缅甸经济财富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缅甸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一想到外国的经营管理和外国的资本赚走了巨额利润，一想到国家所依靠的是印度的劳动力，这种好处就很容易被遗忘了。一种多少带有忿恨情绪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它既刺激了英国人在其对印政策中所承诺的逐步移交政权，而也受对印移交政权的刺激。此种民族主义包含着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印度情绪的高涨，所以在对英关系上几乎无忠诚可言。
20世纪30年代，人民大众就曾要求印缅分治，理由是两国间的社会和宗教情况悬殊以及经济利益的冲突。尽管群众情绪在最后时刻曾有变化，生怕分治可能意味着在走向独立方面缅甸会落后于印度，但缅甸确实还是在1937年4月1日脱离了印度，并由英国政府作出保证，分治绝不会有损于它的政治前途。
新宪法尽可能遵循与此同时授予印度的宪法的路线。总督由英政府任命，但除两类职责外，他务须按他的部长们的意见行事。部长必须拥有议会多数的支持，而议会是由范围非常广泛的选举产生的。例外职责之一是有关国防、货币、对外事务等重要事项，各部部长绝对无权就此类事项向总督提出建议。另一类赋予总督的职责主要是保护某些少数民族和若干政府行政部门。关于这些，各部部长有权向总督提出建议，但他如果认为所提建议同他的特殊职责相抵触，他有权不予接受。事实上，总督生怕陷于宪法危机，一般是不愿漠视部长们的建议的。被称为特区的山区也不属于部长们的管辖范围。新缅甸的最终政治权力被危险地分割了，即使不发生战争，在种种压力下的这个宪法是不大可能长期存在的。
在分治之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许多新老政党都参加了竞选。它们在政策上没有明显的不同。事实上，它们在要求早日提高给予缅甸的自治程度方面，倒非常团结一致。但它们的真正兴趣在于研究如何在政党之间进行纵横捭阖，从而分得最大最多的官职，人数不多的欧洲人集团对任何一个能够保持秩序、奉行明智稳健的金融政策而又不歧视少数民族的政府，都乐于支持。
值得较多注意的是德钦党即“我缅人党”，该党与未来的发展关系较大。德钦运动始于1930年前后。该党带有共产主义倾向，强烈反英，以通过革命实现独立为其宗旨。其领导成员主要是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的年轻大学生。该党在第一次大选中遭到了意外的失败。它在向一个较老的党派搞了短短一阵逗引以后，又干上它熟悉的那一套：潜入地下进行反政府宣传和在产业工人中进行鼓动。但时至1940年，它的活动已不可忽视了。于是该党遭到取缔，一些领导人也被捕入狱。当时该党的总书记昂山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免遭逮捕，潜往日本。日本的蓬勃发展以及“亚洲人的亚洲”那一套宣传，还有日本一再成功地侮慢西方大国，这都使日本成为对年轻的缅甸民族主义分子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不久之后，又有30名“我缅人党”党员潜往日本。当日本于1941—1942年入侵缅甸的时候，这批年轻人便随同归国，集结了一支缅甸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来反对英国。但是，如果说他们亲日，则又错了；他们是亲缅的，他们帮助日本，为的是可以推进他们自己的事业。
1936年，即缅甸从印度分治生效之前不久，缅甸根据新宪法举行了第一次选举。选举结束后由“贫民党”领袖巴莫博士组阁，他建立的是一个不稳定的联合内阁。它在欧洲人集团的帮助下，在1937年和1938年整整两年期间占有内阁的多数。1939年，巴莫政府就倒台了，原因是欧洲人集团不满意内阁对1938年缅甸人—穆斯林骚乱的处置措施，对德钦党接着煽动的产业工人的动乱也不满，所以撤销了它对巴莫政府的支持。巴莫政府以及其后两届政府的口号是“自由”和“缅甸化”，但是巴莫博士一直感到自己的实力不足，时时受到他所依赖的欧洲人集团的掣肘。由吴布领导的新的联合内阁执政了一个短暂时期也垮台了，部分原因是它太乐意支持英国人作战，部分原因是耍阴谋的结果。于是又组成了另一个联合内阁，领导人是“爱国党”领袖吴苏，其人热情奔放，才能出众。他的政策的基调是要求完全独立，并以此为共同作战的代价。吴苏不久便开始感到自己在新宪法之下的力量了；他建立起一支私人军队，并在树立独裁政权道路上顺利前进，这时他访问英国，亲自去坚决要求立即给予自治领地位。他在英国并未如愿，因而首途日本，以便看看在那儿能否有所收获。但正当他在赴日途中，战争爆发了，他于是折回缅甸，英国政府因他同新的敌人勾结即予以逮捕并扣押。吴苏的位置改由吴包吞接任。当日本发动的战争显然迫在眉睫时，缅甸内阁已放弃了乘英国之危而从中渔利的打算，虽说为时过晚，但确是老老实实地企图调动缅甸舆论团结在盟国的事业一边。
当缅甸还是印度的一个省份的时候，它是靠印军保卫的。但印度军队向来只照顾西北方，所以缅甸在军事上仍是一泓死水。在同印度分治以后，一支独立的缅甸军队才着手创建，但死水是流不快的，国家资源有限，离英国陆军部（分治以后这支新军是划归英国陆军部管辖的）又远，加之该部对缅甸的建军也无兴趣，这一切都限制了缅甸军队的建设速度。至于同日本作战，直到最后还认为是始料所不及的。人们认为，这场未必会有的战争即便爆发，在日本攻下固若金汤的新加坡之前，决不可能入侵缅甸。据说日本无力攻克新加坡，至少是无力迅速占有它。如果日本在未取得新加坡的时候竟然企图入侵缅甸，那么，据说高山密林便是天然的防御工事，而缅甸的小小军队就足以承担此项保卫工作。因此，很少或竟没有为战争做准备，更谈不上为日后在缅甸展开的那种作战规模的战争做准备了。但是，即便当局比较敏锐地觉察到了行将发生的事情，鉴于当时英国的力量要应付中东和其他各地的许多要求，是否还有余力抽出来用之于缅甸，这也很成问题。缅甸的毫无准备只是英国不作战争准备的总账之一而已。
第三节 东南亚
维克托·珀塞尔
（一）暹罗(9)
至今（1951年）仍在统治泰国的曼谷王朝的开国君主于1782年登上暹罗王位，此后150年间几乎是久享升平，专制统治一般也还算仁慈。在国王朱拉隆功（1868—1910年）统治时期，有了一些进步措施，使暹罗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他放弃了古老的封建制度，设立了文官制度，废除了奴隶制，修改了司法制度，并停止执行包税制。许多暹罗人前往国外留学，其中包括王室子弟。在国王朱拉隆功的继任者们的统治下，改革继续进行，不过步伐有所放慢。但君主政体终究是一种专制主义，这类政权通常存在种种弊端，宠臣擅权即是其一。在瓦其拉乌国王（即拉玛六世，1910—1925年）统治期间，宠用亲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引起曾在国外留学的低级官员的不满。巴恰提波国王（1925—1935年）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裁减文职人员，更加深了他们的不满。这群官员联合了一批对专横独断的亲王们不满的陆军军官于1932年6月24日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政变。
由于时代的趋势和外国政治理论对归国留学生的影响，政变后成立的政权具有民主色彩。但这次革命不是民众运动的结果，而是在那个又能干又坚定的銮巴立玛努他(10)领导下的一群自称为“民党”的人指挥的。銮巴立玛努他是一位在巴黎受过教育的年轻律师。政变没有流血，也不曾引起什么大骚乱。巴恰提波国王接受了临时宪法。同年12月，临时宪法为一部持久性宪法所代替。立法权、预算控制权以及宪法解释权均赋予国民议会，后者由4年一度的国民普选组成，凡年满23岁、具有一定教育程度和其他必备条件者均得为候选人。但由国民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议员暂定50%。国王在宪法上仍为一国之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元首和佛教的保卫者。他甚至可以不经内阁同意就解散国民议会。他拥有对国民议会的否决权，但国民议会得以第二次投票使国王的否决失效。所余行政权力统归国务院掌握。国务院具有内阁和枢密院双重职能。1932年6月28日，“民党”的国民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当即任命披耶玛诺巴功（披耶玛诺）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1)
政见分歧几乎接着就发生，因经济萧条而产生的社会骚动又更加深了分歧。企图在军官和高级官员中组织民族主义政党的计划又导致国务院的分裂，温和派的首领是披耶玛诺，一些进步分子则以銮巴立为首。披耶玛诺谴责銮巴立的国民经济计划——包括土地国有化和社会保险——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计划。保守势力集结在披耶玛诺周围，他便继续发动进攻，促使国王颁布了一道御旨，勒令国民议会休会，直到新的选举能进行为止。接着又通过了宣传共产主义为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判处十年监禁和罚款。銮巴立实际上被放逐，领了一笔年金“上法国去继续学习”。
在当时占上风的人心趋向下，如果要使政变成功，那就必须要同进步思想结合起来。披耶玛诺想防止此种政变的危险，宣布了一项计划，其中包括在经济委员会指导下进行资源调查，由政府管理或参加公用事业，将无主土地分配给失业者。披耶玛诺这样做是企图暗中夺去銮巴立的声势。披耶玛诺的一个积极成就是建立了比较有效的选举机器。但是他的政府却愈来愈不得人心。它对国民议会采取独裁的态度，对新闻自由横加干涉。与此同时，军队日益引人注目，革命前的旧政权官吏又被任命为文官。
大家害怕暹罗可能会退步到恢复不太强暴的独裁制，这就为第二次政变铺平了道路。披耶玛诺的笨拙策略又使自己脱离了那些在解散了的国民议会中的军官们，他们是帮助他创建新政权的，而且是他的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支持者。1933年夏，披耶拍凤带着几名水兵和几辆装甲车一枪不发就占领了当时政府所在地王宫。銮巴立本属众望所归，这次政变就不可避免地终于把他召回暹罗，尽管保守分子对此忧心忡忡。銮巴立在离国6个月之后于9月间返抵暹罗，受到由法律系学生和劳工组成的代表团的热烈欢迎。虽然他没有在政府里立即获得职位，但人们认为经济政策的变革已迫在眉睫。(12)
在銮巴立归国两个星期以后，前国防部长、国王的堂兄弟波翁德亲王利用保守分子对增加税收和恢复土地国有化方案的恐惧心理，领导了一次保皇主义者的叛乱。经过4天战斗，叛乱被政府军粉碎了。巴恰提波国王有支持这次倒运的叛乱之嫌，旋即出国，此事终于导致他在1935年3月退位。(13)这次叛乱之被镇压还标志着贵族作为一支统治力量的终结，并为树立中产阶级的统治打通了道路。
在此种叛乱和阴谋起伏不定的局面中，民主政体很难获得力量。加之，国民议会还有半数议员是指定的，选民对选举则漠不关心，政府又不允许在国民议会议员中有党派组织，这都不利于议会。尽管如此，国民议会的力量还是在缓慢地增强着，这多半是由于国务院的领导人因争夺权力而削弱了的结果。在披耶拍凤的机智领导下，以銮巴立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和銮披汶(14)领导的军人集团之间的龃龉消泯了。銮巴立虽则在原则上决不让步，但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军国主义者之间所可能迁就的限度内，他还是同銮披汶达成了妥协。他当了一个短时期的外交部长，后来在披耶拍凤引退以后，又在銮披汶政府里任财政部长，威望大增。(15)
随着走向民主政治方面的进步，民族主义也日益壮大。这导致1939年春天政府大搞排外立法。报刊上也充满了排外的叫嚷。这种对外国人又怕又恨的情绪在1938年年中讨论劳工法案、国家预算和航运法案时就已经表现出来，当时国民议会就有人要求新法规务须排除外国人的利益。政府发言人驳斥了这一类要求，指出外国的技能和资本对泰国的发展暂时还不可缺少。但是排外运动也有其国内的原因，这就是对为数众多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泰国华人感到恐惧。
对华人不满的情绪可以说还是从不久前的1911年开始的。那时以前，种族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摩擦。但1911年的新税法要华人缴纳同暹罗人一样金额的人头税，(16)华人便起来反对，并罢工示威。商店一律罢市，营业全部停顿。暹罗人第一次认识到华人掌握着他们的国家的经济机器，这才大吃一惊。在其他各行各业中，华人垄断了碾米厂和大米的出口贸易。华人还担任着许多基本职务，如职员、店主、仆役等。他们把赚到的钱大部分转送到中国去。1914年以前，他们还娶暹罗妇女为妻，但从1914年以后，他们一般都把中国妇女带来暹罗（不用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接着，由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中国政府推行教育运动，通过以汉语（国语）教育为媒介一劳永逸地把海外华侨同中国拴在一起。暹罗政府为反击使华人在暹罗人中间成为一个不可分化的整体的企图，便坚持在暹罗的所有儿童必须接受泰语初等教育。1939年达成妥协，华人学校既教汉语，也教泰语。但要取代华人在这个国家中的中间商的地位的企图，则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泰人不重视商业，而且也缺乏经商的特殊禀赋。
在1939年初，暹罗华人有525 000人来自中国，另有华暹混血儿200万人，移民法对他们的人数增加迄未作有效的限制。(17)暹罗政府一直拒不接受中国在暹罗派驻外交和领事代表，其原因可以归之于它害怕这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有中心组织。
在暹罗的最南端聚居着大约50万马来亚人，形成了一块无法同化的地方。南方的马来诸省在18世纪中曾多次起义，这些省或许还会这么干的。
暹罗同英国的外交往来历史悠久，1909年的曼谷条约(18)使两国关系达到了顶点。根据这一条约，在暹罗的英国国民被置于暹罗“国际法庭”的管辖之下，而暹罗则将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玻璃市4个马来邦的宗主权转让给英国。差不多与此同时，暹罗和马来诸邦之间谈妥了一笔铁路贷款，用来发展暹罗同它的南邻之间的铁路交通。由于这4个邦都是马来亚人的邦，所以在1939年还看不出暹罗有何收复领土的想法。英国从1909年开始逐步放弃在暹罗的治外法权，这一过程完成于1937年签订英暹通商航海条约。这是暹罗和强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条约。(19)英国在暹罗的对外贸易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占首位，即占暹罗对外贸易总额的37%，日本则占11.6%。英国资本在该国占有的利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暹罗的金融也同伦敦货币市场联系在一起——全部公债在伦敦发行，偿债基金存放在伦敦各家银行或投资于英镑债券。最后，暹罗简直一贯地依附于英镑集团。
暹罗同法国的关系时亲时疏，但1925年2月14日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标志着一个至少是外交上长期友好时期的开端。1932年的政变没有立即改变这种气氛，但到了1937年，由于印度支那对日本渗入暹罗和暹罗执行新的重新武装计划感到害怕，友好关系受到了威胁。西贡的法文报纸《大公报》问道：“暹罗新的立宪政府妄想通过吞并寮国和柬埔寨的一部分来重建其过去时代的巨大王国，这是在重温其古代帝王的迷梦吗？”(20)反过来，印度支那实行重新武装的计划也使暹罗人感到惊恐，尽管它在实行方面远不及暹罗的计划有效。由于暹罗人通知废除1925年条约，遂于1937年12月缔结新约，治外法权和对暹罗关税自主权的种种限制终于全予以取消。1939年春天，双方都伸出了橄榄枝，但丝毫掩饰不了彼此的疑惧。不过，暹罗人收复领土的想法只是稍稍显现，并不曾有要求归还失土的暗示。(21)
暹罗同日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虽然两国的外交路线各行其是，互不相干。但自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暹罗很自然地意识到远东的政治均势在发生变化，在此后的年月中暹罗政治家又进一步注意到日本的上升力量和它所宣称的抱负，而此种抱负迟早将导致日本同西方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察到英法的力量日益削弱。暹罗观察家过去要注意的只有2颗政治星座，不日便会有3颗了，而且这颗新星座至少也会同原有的2颗同样明亮地闪耀在远东的天空。但是当1933年因日本侵略满洲(22)而投票对它进行谴责时，暹罗弃权不参加，这也许是为了要维护它的中立，然而日本人的无限感谢，却使它大为窘迫。根据接着出现的事态发展，有些观察家发觉暹罗在后来几年中有着“倾向日本”的趋势，而且据说在暹罗政府中还存在着一个颇具影响的日本集团。但此种说法后来也并无证据可资佐证，实际情况似乎是，暹罗虽然害怕日本，但也并不偏爱日本。(23)
当我们观察暹罗在1939年头几个月的局势时，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完全为一种好斗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控制。銮披汶颂堪已代披耶拍凤出任总理，领导着一个军人占优势的政府，銮巴立已任财政部长。有迹象表明，銮巴立终将获准实行他的经济方案。当时还有流产了的巴恰提波国王阴谋复位的消息。但是没有迹象足以说明暹罗将在3年内同日本共命运。
暹罗增加军备的订货单是受这一事实的影响，即它的财政情况只容许它向最便宜的市场去购买，(24)所以它虽然从日本和意大利买了驱逐舰，但它的购货单上也有美国飞机，而英国是决不会得不到订货单的。1939年春，暹罗对外政策给人的印象是：它急于盼望避免卷入强国之间的任何冲突。法国的陷落和珍珠港事件这时还是遥远的后来的事情。其时暹罗全力忙于国内事务——开发经济资源，(25)使自己适应于进行社会改革和结构改革，并学会像一个现代国家那样地前进。
（二）法属印度支那(26)
19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南部一大片地区的推进，建成了一个人为的政治单位——法属印度支那。1858年，法国人建立了交趾支那殖民地，接着将柬埔寨（1863年）、东京和安南（1873—1885年）、老挝（1884—1893年）和广州湾（1899年）相继划入他们的保护范围内。到了1899年，这些领土便合并在一起置于印度支那总督的管辖之下。法属印度支那的面积总计为28 6000平方英里，1938年的人口是2 303万。(27)
法国在19世纪后期的倾向是保护贸易。那时法国的重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工业家害怕生产过剩，他们需要新的市场。1892年的法律所体现的观念是，殖民地产品以供应母国原料或非竞争性的产品为限。根据同一法律，印度支那被宣布为“同化”领地。根据规定，母国产品进入殖民地(28)可以免税，而其他国家的产品则须课以在法国征收的同样关税。一般说来，印度支那的产品亦可以免税输入法国。但对该项法律所作的解释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驱使法国立法者的乃是保护法国工业的愿望。起初对印度支那当地人使用的许多中国货和日本货的课税还不算重，但后来的税额便提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地开设了许多开发印度支那的商业公司，私人资本自由流入该殖民地。(29)1928年颁布了新的关税法，据此，印度支那得定期调整其税额以满足殖民地的需要。凡当地工商业等团体提出的要求均被认为是得到政府默契的，除非母国政府在很短时间内作出相反的决定。
然而结果是，1928年的新税法导致实施甚至更为苛刻的保护主义措施。印度支那的欧洲人各界提出的要求超过了法国国内所提出的要求。对外国商品规定的新税率甚至比法国规定的税率还要高，结果使这个国家愈益陷入孤立状态，原先能够进口的许多中国货和日本货都无法进口了。
新关税法实施时，正值世界大萧条开始，这对改革是不幸的。萧条会在世界上造成以一国或帝国为基础的极端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这种趋势是对保护主义政策的鼓励，这就有把法帝国的经济变成封闭经济的危险。特别是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试图把印度支那同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分隔是一个错误。印度支那工农业产品的性质以及当地人的需要和习俗都有必要使这些产品享有进入东方市场的便利。这些意见日益被人们理解，因此在后来颁行的法律以及同外国签订的条约中逐渐承认了印度支那的特殊地位。(30)
法国人一向非常尊重他们自己的文化和风俗，很难使他们相信把这些东西塞给大异其趣而又身处远方的其他人民对蒙其恩赐的接受者竟是一无好处的。他们承认平等，不像英国人那样在他们的殖民地上倾向于种族隔离，但也只能对真正按高卢模式完全同化了的法国同胞才以平等相待。19世纪晚期，法国舆论对法国殖民地的政治同化和文化同化大为赞扬，但即便在1900年之前，就已经有人为此担忧，大声疾呼地发出警告，指出当地民族的文化不论有何缺点，毕竟颇能适合他们的需要，如果企图加以摧毁，则非但徒劳，而且还是非正义的。舆论开始有了转变，但转变得很慢，随着舆论的逐渐转变，政策也作了修改。
还有一种信念同样也在慢慢地产生，即当地人民应当共同管理国家。不过到了1909年，法国国民议会才在一项议事日程上宣布：“逐步地和明智地为当地人参与公众事务的咨询工作做准备是适当的”。当地人代表已同法国人代表一起坐在交趾支那殖民地的议会厅里了。1928年成立的经济与金融业大理事会也有当地人代表参加在内。在其他印度支那国家也成立了完全由当地人代表组成的议会。(31)
与此同时，安南人在思想上对法国殖民主义的反应是根据他们的本能和逻辑推理作出的。（应当记住：安南受中国影响达2 000年之久；而柬埔寨和老挝继承的是印度的传统。）自从法国渗入安南以来，对于法国的政治和文化推进，一开始便存在着抗拒的意志。由于法国将印度支那置于“自负一切开支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安南财政负担，以及由于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和后来的中国革命所唤起的亚洲的觉醒，激励了民族主义感情的高涨，安南的阴谋和暴力行动几乎就成了每日常有的事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中，安南怨声载道。他们主要抱怨的是：印度支那所给予法国和法国企业的支援并不是互利的，法国没有给予安南人以机会，使之获得为掌握他们自己命运所必需的培养和经验。
1939年战争在欧洲爆发时，印度支那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还局限于那些安南人的国家。这种民族主义视柬埔寨人和老挝人为理所当然的从属民族。但民族主义运动分成几派，各派之间几乎互不合作。它们在厌恶法国统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不能达成一个共同的纲领。在老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和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不和，相互之间极不友善。加之，作为民族主义政治之特征而几乎通常都有的侵吞党的基金以及其他营私舞弊行为，也完全无助于提高民族主义运动的声誉。
某些民族主义政党立志按民主路线进行改革而不主张同法国断然决裂。范琼的东京党和裴光炤的立宪党就是如此。革命分子曾经于1926年成立过另一个党——越南革命同盟，其组成成分为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两部分人后来日益互不相容。广东人的力量开始占优势。到了1929年，该党已丧失了势力和影响，当共产主义者在这一年从该党分裂出去的时候，它就寿终正寝了。
一个比较有生气而且寿命较长的组织是安南国民党（越南国民党）。这是一个东京人的组织，党员很少（大约只有1 500人），是按照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的模式建立的。它着重号召青年，从一开始便是一个暗杀组织。它向学生、雇工和军队散发宣传品，并致力于取得女权运动者的支持。它企图同暹罗的类似组织通力合作未果，但却于1930年同中国国民党的广东和云南支部建立了联系。1929年1月，它图谋行刺总督帕基埃未遂，一个月之后却杀害了劳工招募局局长巴让。警方在案发后的调查中才发现，这个迄未为人知道的政党有50%的成员是政府工作人员。
国民党发觉警方搜捕甚急，就决定提前实行紧急行动方案，结果便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安沛发生了兵变；在河内，炸弹扔到了军需处；永保县的副县长被暗杀。但是法国当局的行动（包括派飞机袭击该党的领袖们，但结果却炸死了200名无辜村民），却取得了成功。据报道，1933年该党已不能算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了。
安南共产党成立于1925年，缔造者是阮爱国。(32)该党的纲领以实现安南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统治下的独立为第一步，第二步实现安南同苏联合并。阮爱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在广州和鲍罗廷(33)共过事。1927年，中国国民党清洗共产党人，阮爱国不得不随同鲍罗廷飞往俄国。阮爱国在俄国接受了在印度支那建立共产党的任务。广东当局答应给予方便，许可他们在广州设立组织，条件是他的追随者必须将活动限制在攻击法帝国主义范围内。阮爱国的一个大问题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保守的”共产主义者之间调和分歧，后者于1929年分裂出去自成一党。莫斯科的影响（至少在这个阶段）是一个决定性的约束因素；它不赞成搞恐怖主义，而且主张同民族主义运动合作。(34)
无论在殖民地或法国，当局对民族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厉镇压都招致猛烈的抨击。1936年人民阵线在法国执政时，对这些运动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但事实证明也只是昙花一现。活动不久便又被迫转入地下。在印度支那的两个监狱里有着成千上万遭受折磨的人，由于骇人听闻的不卫生和非人道的待遇，受到了法国和其他各地批评者的谴责。
老挝是最后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组成部分的一大片地区。这曾导致同暹罗的冲突，因为暹罗往往对所有讲泰族方言的国家都声称拥有宗主权。法国在外交上曾于1868年承认暹罗对柬埔寨的吴哥和马德望两省拥有主权，这就促使暹罗人得寸进尺地沿着湄南河流域侵占土地。英国人偏向于支持暹罗人的要求。法国对老挝的保护关系是在1893年10月3日签订法暹条约时才建立的。根据这一条约，暹罗放弃对湄公河左岸的所有主权要求。在条约的实施问题上，几乎立即发生了摩擦。于是重开谈判，1902年缔结了一项新的条约。法国得到的是对边界作了细微的修改，作为回报，法国在暹罗的治外法权受到了限制。接着，1904年又订立了一项条约，暹罗放弃了它对老挝的巴萨和位于湄公河右岸属于琅勃拉邦王国的那一部分领土仍然拥有的全部主权。此后又根据1907年的条约，暹罗将柬埔寨的马德望、暹粒和诗梳枫三地区割让给法国。这一条约的结果，一方面是法国得到了领土，另一方面则是暹罗在外交上有所收获，因为它为了清除在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主权，是情愿作出牺牲的。1925年2月的法暹条约标志着法国在暹罗的司法权的结束，(35)并在大体平等的基础上在印度支那和暹罗的边界建立了一个新体制，特别是在毗连边境的所在地规定为非军事区。(36)从1907年起，法暹关系看来已逐步得到改善，尽管有安南民族主义者在暹罗进行活动。
比日本在军事上战胜俄国和人们由此对印度支那安全所感到的惊恐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战胜俄国对安南青年产生的间接影响。日本成为黄种人的领袖，并取代中国的亚洲文化盟主地位（据说安南人在稻田里种上日本荷花以庆祝日本在对马来亚的胜利）。然而，安南民族主义者逐渐认识到，日本不承认中国人、印度人和安南人同日本人是平等的，正如同安南人之不承认老挝人和柬埔寨人同安南人是平等的一样。因此，俄国和中国又取代了日本而成为安南人的英雄崇拜的对象。
印度支那同日本的外交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极好的。在商业方面，日本一直都是从印度支那购买的多，销售的少，但大萧条显示了日本工业和出口贸易已取得惊人的发展。日元贬值和印度支那的大米和煤的对日输出的削减使印度支那实业家深切认识到同日本签订一项贸易条约是值得的，而迄今为止法国人一直回避签订这种条约。于是便在1932年5月在巴黎签订了一项临时条约。
法国人看出，日本是在印度支那制造麻烦的敌对的颠覆分子的伙伴。与此同时，他们还看到日本在经济上对他们的利益也是一个威胁。1938年在印度支那的日本人总共大约只有400人，大凡一个国家里另一外国的国民较少，本应有助于同那个国家发生好感。但在1939年，事实上成了通往中国南部的重要门户的海防——昆明铁路（为法国人所拥有），却由于中日战争的缘故而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主题。加之，中国和印度支那的一系列商业和移民协定——其中一部分是在1930年达成的，(37)但直到1935年才最后生效——是日本和印度支那产生摩擦的根源，因为根据这些协定的条款，中国得随意通过东京运送军火，免缴过境税。1937年，中国港口被封锁，使得经由海防—昆明和河内—谅山铁路运送的中国军用品日益增多。1938年，日本和法国达成了协议，边境只对1937年7月以前订有合同的货物开放。在有些情况下禁运有所变通，但1938年在日本多次抗议后，印度支那当局切断了一切经由云南铁路的对华运输。然后，为了加强这个胜利成果，日本人于1939年2月宣告占领海南岛，因而封锁了印度支那的海防港。作为回击，法国于3月20日为中国战争物资重新开放云南铁路。
1939年4月1日，日本不顾法国曾就占领斯普拉特利群岛(38)一事发出警告并建议仲裁，占领了大约地处西贡和北婆罗洲正中间的这些岛屿。此后，法国人才迟迟地开始加强印度支那的防务。在此以前，法国人由于国内保守党的阻挠而未能采取这一方针。后者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因此惧怕中国人甚于惧怕日本人。
（三）马来亚
在1939年，马来亚对全世界来说，大体上只意味着三件东西——橡胶、锡和新加坡基地。实际上它比这重要得多。它是英国人和中国人的事业心在一片丛林中开辟出来的一个繁荣的现代国家；它是中国人、印度人和马来亚人三大人种的汇合之所；它是统治多民族社会的独特的实验场所。总之，马来亚对亚洲的政治和世界战略都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促使马来亚日臻繁荣的两大主要行业是锡和橡胶。锡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行业，其产量在19和20世纪之交有了巨大发展。橡胶是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企业从巴西带来了种子创建的，然后为满足新发明的汽车的需要而大为扩展。
为了给上述行业谋求劳动力，就需要从国外输入劳工，因为马来亚人满足于种植自己的小农田或椰子，往往不愿意去锡矿或橡胶园劳动。中国人和印度南方的人就来到了马来亚，人数愈来愈多，到1938年，华人已和马来亚人一样多（各为200余万人），印度人大约有70万。(39)
工资是低的（1939年初，橡胶工厂的计日工资一般为50到70马来亚分，相当于1先令2便士到1先令5便士），但已足以吸引移民劳动力。此种移民的大量涌入迟早势必引起纠纷。到马来亚来的印度人多半是泰米尔人，他们在橡胶园劳动，并没有被认为是对当地人的生计的一种威胁。但华人精力过人，而且富于创业精神，那就又当别论了。华人在锡矿工作的有好多万，在橡胶园劳动的少一些，但还有成千上万的华人表现了惊人的才能，他们自己也当上了商人和经纪人。马来亚人在经济上愈来愈受到华人的排挤，要不是受到“马来土地保留法”的保护，就会有大量土地落到勤劳的移民手里。不过，华人主要的雄心壮志是赚钱，赚了钱就尽快回国，愿意把行政管理让给英国人去办。据说华人要的只是挤牛奶，至于这条牛抓在谁手里，他们是无所谓的。
尽管马来亚人忧心忡忡，尽管在马来亚出生的华人在自己的出生地被视为异乡人而心怀愤懑，这两个种族之间——实际上是在各个种族之间——的关系在英国统治之下还是和谐的。(40)在战前数十年间根本没有听说过马来亚人和华人的冲突。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紧接着的几个月中发生的双方冲突，是日本唆使马来亚人排华政策的直接结果。这次冲突中死者数十人，殃及妇孺，成了当时动乱的一大特写要闻。
1939年，马来亚人还没有政党，也没有什么政治觉悟；马来亚印度人的政治是输入的，不是本国的，它所联系的只是印度的民族主义。随着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中国国民党在东南亚已很活跃，它鼓励中国移民和马来亚出生的华人都要自认是他们祖先国家的后裔，而不是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后裔。中国的国籍法是按照子女国籍决定于父母国籍的原则，而不是按子女国籍决定于他的出生地的原则。由此产生的趋势是造成一个国中之国，主权内的主权，结果是马来诸邦(41)的政府不愿批准国民党在马来亚建立组织。经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正式抗议后，才于1931年达成妥协，(42)凡在马来亚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均被认为是合法的，但仍禁止在马来亚设立国民党支部。尽管如此，国民党仍在积极活动，而且是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背后的主要力量。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该会给中国汇去巨款。国民党还提倡抵制日货。自称为抗敌后援会的华人青年鼓动者企图以直接行动强迫推行此种抵制，例如在有经营日货之嫌的商人的货物上涂柏油。但抗敌后援会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后者仇恨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国民党一致的。
1927年中国国民党迫害共产党人以后，(43)两党结怨甚深，互为仇敌，不过在1930年以前马来亚共产党还不甚重要。但自1930年以后，马来亚共产党的影响愈来愈大，特别是通过它领导的总工会，那是一个自己任命的组织，其活动多半是通过鼓动。一些大规模的罢工就有总工会在后面支持。马来亚共产党几乎是清一色的华人。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是马来亚人和印度人，但他们所执行的只是华人领导人的命令罢了。
由于人口的成分庞杂和华人与印度人的流动性，马来亚的民主制度发展很慢。各政治单位的种族殊异性质也妨碍了马来亚融合成为一个单位。1896年，马来诸邦中有4个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在英国宗主权之下结成联邦。1909年，曼谷条约(44)把暹罗对北部4个邦——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玻璃市——的宗主权交给了英国。原来希望这北部4个邦和柔佛会加入联邦，但联邦倾向于合并，合并后各并入单位的主权就将随之丧失，因而阻碍了其他几个邦加入联邦。因此，英国人就决定实施一个把行政权分散的方案，把大部分控制权交还各邦。但仍保留联邦机构，负责照管原有4邦具有共同利益的事务。(45)
到了1939年，已经可以看出咨询权力的集中化并不管用了，各邦趋向于彼此设立关卡。
由新加坡（它包括印度洋上圣诞岛和科科斯-基林群岛，为的是管理方便）、槟榔屿（包括威斯利省）、马六甲和拉布安组成的海峡殖民地设有一个立法会议，由13名官方议员和13名非官方议员及总督组成，由总督任主席，他投的一票是决定性的。非官方议员中11名由总督指定——5名欧洲人、3名华人、1名英属印度人、1名马来亚人及1名欧亚人——余下2名是欧洲人议员，由选举产生，1名由新加坡商会选举产生，另1名由槟榔屿商会选举产生。马来联邦的联邦会议（成立于1909年）在采取了分掌行政权的政策以后，由16名官方成员（包括高级专员）和12名指定的非官方成员组成。在非官方成员中，有马来亚人4名、欧洲人5名、华人2名、印度人1名。在联邦和属邦中有几个邦务会议里也有欧洲人和华人的代表，通常还有印度人的代表（霹雳、雪兰莪和森美兰的邦务会议就都有2名华人代表和1名印度人代表）。
这些立法机关旨在谋求代表性，但绝非是民主性。在这样一个成分复杂、人口流动不定的国家怎样去实施公民权确是一个大问题。在政府办的学校或政府补助的学校里教的是官方语言，即英语，那里学费便宜；马来诸邦中教马来语的初等教育一律免费；较大的橡胶种植园实施泰米尔语教育，也是免费的；华人办的教育是在华文学校里教授国语，(46)也由政府拨款补助。20世纪30年代很重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则有设在新加坡的莱佛尔学院和国王爱德华七世医学院。
马来亚的惊人繁荣在1930—1932年贸易萧条期间遭受了挫折；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在一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筐）里的不妥当变得显而易见。除了锡和橡胶，马来亚的重要产品只有椰干和凤梨。早先也曾想限制橡胶的产量，但并没有完全成功，(47)英国企业总结了过去的教训，这时便同荷兰人和法国人接近，经过长期磋商以后，国际橡胶管理协定终于在1934年6月生效。这一计划成功地限制了生产国的输出量，并借助于贸易的普遍回升，提高了橡胶价格，使经营得法的种植园赚到了可观的利润。(48)同样，锡工业也得到了国际锡业委员会的保护，通过建立缓冲储存和其他办法，该委员会能使锡的价格稳定在每吨200到230英镑之间。(49)
海峡殖民地的贸易是建立在进出口贸易完全自由的原则上的。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突如其来地加剧了同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竞争，特别是在纺织品方面竞争更为激烈，由此而造成的局面使海峡殖民地不得不为英国贸易的利益修改这一政策。显然，如果不对日本的输入加以限制的话，那么要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会实际垄断马来亚的贸易市场。荷属东印度也出现了同样情况。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把他们的竞争者抛在后面，乃是由于日元对马来亚和荷兰货币的贬值，又由于日本工厂工资低以及有效率的管理和新式的设备。日本人拒绝接受任何合理的妥协，于是殖民国家所面临的只能是保护自己的贸易，否则便是实际上被逐出市场，而那里的繁荣多半确是它们造成的。自从1932年以来，马来亚享有适度的帝国优惠，但优惠程度不够大，对日本的竞争起不了明显的作用。
然而由于兰开夏的利益并不直接等于新加坡商人的利益，纺织品（限额）条例在立法机关里遭到了非官方议员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于1934年利用官方议员的投票才得通过。根据这一条例，日本输入马来亚的纺织品进口额被限制在1927年到1931年的平均水平，不得超过这个水平。实行这一条例的结果是，日本在输入马来亚的纺织品进口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由1933年的68.1%下降到1938年的18.6%，联合王国则由1933年的17.7%上升到1938年的40.52%。
对于一个购买力很低的社会来说，日本货无疑很受欢迎，限制日货进口也许颇有理由被认为是一件令人不满的事。然而华人都在抵制日货，马来亚人和印度人对此问题则保持缄默。
1935年输入马来亚的制成品总值为2.47亿马元，(50)其中从联合王国输入的占29.7%，从其他英帝国国家输入的占13.6%，从日本输入的只占3.6%。
在战前时期，日本铁的进口总额中有1/3来自马来亚。日本人在丁加奴和柔佛设有铁矿。1937年马来亚出口铁矿石1 166 300吨，1938年出口1 580 900吨，几乎全部输往日本。在丁加奴邦，从这些矿出产的铁矿石课取的税收占其公共工程和社会服务支出总额的2/3。日本人还经营铝土矿和一个低品位的锰矿。
1938年的马来亚日本侨民社区很小（不到7 000人），一点也不突出。日侨大多数是经纪人——商人、店主、小客栈老板、摄影师、理发师、男按摩师、女按摩师——但也有一些渔民。他们彬彬有礼、循规守法，虽然仔细研究过他们的人往往会发现他们的神态颇有可疑之处，还有一种并非罕见的几乎不加掩饰的傲慢气概。警方十分清楚，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事间谍活动的。
马来亚的防务被看作首先是联合王国政府的责任，马来亚的职责主要是在费用方面作出财政贡献。1921年英帝国会议就已批准了在新加坡建设海军基地的决定。1923年开始兴建，但在拉姆赛·麦克唐纳第一届政府期间停下来了；1925年又继续兴建。1929年在第二届工党政府执政时又曾一度停建，基地实际上是在1938年才竣工，花费了大约2 000万英镑。(51)正式启用是在1939年2月14日。在两次大战期间，马来亚为英帝国防务贡献了1 200多万英镑。(52)柔佛的苏丹于1935年曾赠送50万英镑供兴建基地之用。(53)
马来亚虽在金钱上对防务贡献可观，可是它在1939年还没有为战争进行人力上的组织。新加坡有一支由正规军组成的小小警备部队，霹雳邦的太平驻扎有一个印度营。后者预定最后由1932年招募的马来团接替，不过该团还在训练之中。1938年曾给这个大约有700来人的马来团增添了一小队工兵。柔佛陆军大约有400人。除了警备部队外，主要是依靠志愿军，其中有海军和空军，但兵力总共只有几千人。志愿兵多半是英国人和马来亚人，不过在海峡殖民地也有几个华人连队。1939年2月，英帝国给马来亚任命了一名国防部长及一名负责防空的空袭警报局局长。(54)当时所考虑的是，一旦发生战争，马来亚的作用就是提供原料，并充当“金元武库”，以便购买英镑集团以外的国家的战争物资。当时没有想到马来亚居然也会直接卷入战争，尽管在今天看来那是不可避免的。法国的陷落是展望前景时未曾显现的——即便是模模糊糊的显现也罢——大灾难。虽说也曾认识到，新加坡对日本来说在战略上是一件诱人的战利品，但又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必须从海上进行正面攻击才能攫取它，至于从陆路进行背后偷袭，在1939年看来，却是完全不会有的事。
（四）荷属印度（印度尼西亚）(55)
1939年春，日本人正在企图建立“中—日—满经济共荣圈”。但要使拟议中的经济共荣圈真正有力量，就得把一大片热带地区囊括进去。日本人完全懂得这一点，荷兰人也并非没有觉察到，因为他们正好拥有这样一块明摆着的热带地区——一个占有733 000平方英里的大帝国，从东到西跨越的幅度比美国的整个阔度还宽，并有人口约6 600万。(56)
荷属印度在荷兰人统治下已达3个世纪，是非常富饶的。它给全世界提供了大约31%的椰干、17%的锡、33%的橡胶、20%以上的西沙尔麻和29%的棕榈油，此外还供应大量的茶叶、蔗糖和咖啡，连同占世界产量85%的胡椒以及实际上是世界所需要的全部的奎宁。外国资本在该国的投资（大部分是荷兰资本）估计在10亿美元到15亿美元之间。
荷属印度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就奉行了迅速民主化的政策。建立于1916年而于1918年召开第一次会议的“国民议会”就是给印度尼西亚人在公共事务中以应有地位的一个步骤。(57)“国民议会”至少应由39名议员组成，其中半数（10名印度尼西亚人，9名其他人）由间接选举产生。“国民议会”起初只是供咨询的，后来才被赋予共同立法的权力。(58)从1929年起，它又有了立法动议权（尽管很少使用），还有修正权和请愿权。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在这一机构的会议记录中也可见一斑。
荷兰人历来有意地采取维持土著社会秩序的政策，但正如弗尼瓦尔在1939年指出的，重心已经转移了——这个制度是从上面悬吊下来的，而不是稳固地立足于其基础之上了。外来的压力导致土地公有制，打乱了土著的土地保有权和长期占有的思想，毁坏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纽带。廉价的进口品破坏了土著的经济制度，限制了土著工艺的范围；在消极地默认欧洲优势的300年间，本地文化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于是，时机一到，就以民族主义的形式作出了反应。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上的狂热病，它想要排除损害国家命脉的祸患。民族主义的领袖们眩惑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试图抄袭西方的事物，以为其中存在着力量的奥秘，但他们作出的贡献却是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59)
同印度和菲律宾比较，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发轫较晚。其原因是：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私人企业以前，土著社会相对说来没有受到干扰，除爪哇和摩鹿加群岛(60)以外，其他各岛直到1900年以后才被有效地占领，荷兰人对一些印度尼西亚人灌输西方教育的工作又开展得很慢。然而印度尼西亚从20世纪初以来的经济发展却吸引了一大批荷裔欧洲人来到这个群岛，其中有官员和非官员，他们比在英国殖民地上的一般欧洲人的地位低，然而这些人却带来了自己的政治。欧洲人的榜样在鼓舞民族主义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极大，但同时也是一种弱点的根源，因为这种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往往同印度尼西亚的人民群众脱离。(61)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则是在1910年才第一次出现的，那时才提出了本地人的独立经济计划，特别是要脱离华人经纪人。印度尼西亚人于1908年成立了一个社会团体，名为“至善社”，它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民众教育，虽然后来逐渐增强了政治性。然而不久又有了第二个团体，“伊斯兰教联盟”，比“至善社”更有名气。“伊斯兰教联盟”是在1910年当中爪哇的蜡染法工业不景气时成立的，它给民族主义运动输入了宗教成分。起初这个团体的纲领是温和的，只是为印度尼西亚争取在荷兰帝国范围内的自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表现的精神便激进起来了。欧洲人和荷裔欧亚混血儿（荷裔欧亚混血儿于1914年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激进分子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中给了它以巨大影响。自欧洲归国的印度尼西亚学生组织的那些“读书会”也不断地对民族主义运动施加愈来愈大的影响。
“国民议会”只要一开会，就成了慷慨陈词、大肆抨击政府的讲坛。有一个时期形成了一个激进派集团，其中不仅包括“伊斯兰教联盟”、“至善社”和“英素琳特党”（一个欧亚混血儿组成的政党），还有“东印度社会民主党”。在1920—1927年间，共产主义开始对民族主义运动产生愈来愈显著的影响，共产党人并于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起来革命，但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62)正如阿姆里·范登博施所说的：“既然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那么对发生的事情所作的最好解释也许是：各自为着自己的目的，不是共产主义利用民族主义，便是民族主义利用共产主义。”(63)对共产党人革命的镇压终止了民族主义运动寻求和希望外国援助的意图。
在欧战爆发前几年，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极为错综复杂。具有不同目的和方法的民族主义政党纷纷成立，并于1928年组成一个联盟。由于其成员在追求的目标方面存在着某些根本性分歧，该联盟的活动并不协调一致。印度的民族主义对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影响颇大，印尼民族主义运动采纳了印度的“国产”方案来加强经济战线，“国产”也就是在国内制造迄今一直是输入的商品。1936年，民族主义者成功地使“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荷兰政府召开帝国会议，以便起草一项给印度尼西亚以在荷兰帝国范围内自治的计划。
荷兰人对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祖国俱乐部”成立于1929年，旨在维护欧洲居民的利益并保证帝国不受侵害。但当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党领袖米塞于1935年来到荷属印度的时候，支持者却寥寥无几，这个运动到1937年就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消失了。与此同时，荷兰居民中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便自己组织起来，对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者的目标持同情态度。此时另一个由欧洲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共同成立的团体则鼓吹联邦结构，认为这是促使帝国各部分相互团结的最佳方法。当时在印度尼西亚人自己中间的一些保守团体，都主张加强各土邦苏丹的权力，有一个运动则主张摩鹿加群岛在荷兰政治结构内实行自治。
1939年春天，命中注定要在1942—1945年战后获得巨大声望的三位民族主义领袖还都在拘禁中。苏加诺（生于1901年）于1933年被捕，原来拘禁在弗洛勒斯，1937年被转移到苏门答腊的明古鲁。沙利尔（生于1909年）和穆罕默德·哈达被拘禁在西里伯斯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斑达奈拉岛。
在1929年至1939年这10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欧亚混血儿日益倾向于印度尼西亚。他们大约有20万人，私营商店的店员和政府办公室的低级职员被认为是他们的世袭职位。这些印（尼）欧人没有土地权，备受社会地位低下之苦，所以日益倾向于同情民族主义者。(64)其他混血儿也是这样，尤其是印（尼）华人和印（尼）阿（拉伯）人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工会运动已经迅速壮大起来，不用说，它是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共产党人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为争夺工会运动的控制权斗争了好多年，但政府于20世纪20年代终期对骚乱的镇压，实际上使共产主义不再成为一支公开力量了。
除了民族主义运动外，荷属印度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国内问题，就是华人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涉及国际方面。散居在东印度群岛的华人计有125万。(65)这些华人和在其他地方的华人一样，是这个国家里的经纪人以及锡矿和种植园的劳工。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国民党政权的建立，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海外侨胞愈来愈积极地关心，而且不分“新客”（即来自中国的移民）和“侨生”〔即印（尼）华人〕，都一视同仁，根据中国的子女国籍取决于父母国籍的原则，他们统统都是中国公民。这种情况本身就已经是够麻烦的了，但1937年中日战事的再度爆发，又带来了新的困难。中国政府立即号召海外华侨提供财政援助。荷属印度政府虽然允许推销和认购中国公债，但不准采取群众行动或宣传。华人则进行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至于同日本的关系，日本在贸易萧条时期对荷属印度的商业渗透已成现实，当时日元的贬值和荷兰人的继续依附于金弗罗林均有助于日本的商业渗透。1933年，日本在荷属印度的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已达32%，而日本购买的荷属印度产品只占其总额的5%。于是政府采取行动，强制规定限额，这才为荷兰和其他西方国家挽回了不少市场。然而，对那些只买得起日本廉价商品的本地人来说，当然是不会没有损失的。
荷兰人对日本驶入荷属印度各岛之间的海域进行贸易的商船日益增多，也很担忧。为讨论这一问题，原定于1935年在神户召开航运会议，由于日本坚持以日语为会议官方语言而破裂，致使荷兰同日本之间产生了摩擦。不过翌年还是达成了一项两国间划分航运业务的协议。(66)
1939年前的两年，即1937年3月，在日本众议院发生了一件在荷日关系上突出的事件，当时民政党的樱井兵五郎说，荷属新几内亚是不发达地区，他问日本政府可否考虑同荷兰政府展开谈判，以便取得该领土的永久租借权，作为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手段。日本首相林铣十郎将军回答说，此事将予以审慎考虑，但又接着说，日本对荷属印度没有领土野心。(67)1937年，日本外务省的吉田丹一郎访问了荷属印度，显然是想消除荷兰人的恐惧，他们担心1936年的日德反共公约有着将荷属印度划分为其势力范围的秘密条款。(68)
到那时为止，日本的“南进政策”还只是传说，但日本于1939年4月1日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占领就突然使这一政策具有现实性了。此举使日本更靠近荷属印度，并降低了香港和印度支那法国海军基地的价值。美国不久前又决定了以1946年作为菲律宾的独立时期，(69)这也使荷兰人感到关切。
尽管已有种种不祥的征兆，荷兰政府在1939年还是没有准备同别的国家结成联盟来保护荷兰的领土。荷兰曾于1935年强烈支持对意大利的制裁，(70)但制裁失败后，它便退回到奉行自己的严格孤立和中立的老政策。1939年夏天将在新加坡举行的法英防务会议，虽然把荷属印度的安全列为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荷兰首相却认为，最好还是向公众和世界作出保证，荷兰将不派代表出席会议，因为那是不符合荷兰的绝对中立和孤立的政策的。
总之，荷属印度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内是有种种理由为其未来担忧的。国土处于完全孤立状态，就现代军备而论，又毫无防卫。(71)一旦发生战争，政府也丝毫没有把握能指望印度尼西亚人会在荷兰领导下团结起来反抗入侵者以保卫他们的国家。
（五）菲律宾
1934年3月24日美国国会通过的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72)规定，菲律宾应于据新宪法组成的政府任职期满10年后的7月4日获得独立。因此，来自群岛各地的200多名菲律宾人民代表于1934年7月在马尼拉集会制订了一部宪法，经美国总统于1935年3月24日批准，并由菲律宾人民于1935年5月14日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于是1935年11月15日成立了菲律宾联邦，参议员奎松任第一届总统，前美国总督则改任高级专员。(73)
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规定对菲律宾输往美国的出口品实行渐进课税制，联邦成立后的最初5年内按美国标准税率的5%课税，嗣后每年递增5%，至标准税率的25%为止。(74)与此同时，美国移民法适用于菲律宾人，在取得独立以前每年限额为50名，独立以后对亚洲人的排外条款亦适用于对菲律宾人，一如适用于对其他禁移区的居民。(75)
1934年的法案通过以后，关于独立的日期应当提前抑或推迟，立刻就有许多争论，但最后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11月28日批准了菲律宾事务筹备委员会（由菲律宾人和美国人各半组成）的报告，确定1946年7月4日为菲律宾独立日期，并订出了对菲律宾经济优惠制的条款，使优惠制可以继续实行到1961年为止。不妨指出，美国的糖、烟草、油脂等等的生产商认为结束美菲之间的自由贸易对他们有利，而美国的工会则担心菲律宾的移民会同他们竞争。所以给这个国家以独立，乃是典型的美国理想主义和美国商人的利己主义奇怪结合的结果。
就1934年法案的关税条款而论，有必要说明的是：自1909年以来，由于两国间确立了自由贸易，菲律宾群岛的经济实际上是依附于美国经济的。原先早已不顾菲律宾人民的抗议而这样做了。菲律宾人民曾通过其议会的代表提出抗议，指出自由贸易对菲律宾人民的经济利益将来会造成严重损害，并将妨碍独立的实现。如所预见，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使菲律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变成了美国的附庸。
在美国统治的40年间，菲律宾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到1939年春天，这一片11.6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几乎和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面积一般大）已有1 600万人。有人认为，这片土地能养活3倍于当时所拥有的人口。教育、卫生和公共工程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贸易总额从1899年的3 400万美元增加到1938年的将近2.5亿美元。但在这一时期美国贸易从占总额的16%增加到75%。贸易的模式按照殖民地发展的模式进行，这在东南亚各地区是司空见惯的。输往美国的是农业原料和农产品，而来自美国的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品。菲律宾人完全仰赖于进入美国市场的自由贸易了。
美国战前在菲律宾的投资规模是不能同英国人和荷兰人在他们各自的亚洲殖民地的投资相比拟的，因为在1935年美国投资只有2.58亿美元，或占菲律宾群岛外国投资总额的60%左右。(76)投资总额小，标志着工业化水平低。菲律宾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但在1937年，1 860万公顷可耕地只耕种了426万公顷。据说糖已生产过剩，但马尼拉麻和椰干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可能有利可图，西沙尔麻和烟草可能也是如此。据当时财政部长曼努埃尔·罗哈斯估计，1939年菲律宾人的每人每年收入为40美元。菲律宾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天45美分，农业工人的现金收入为每天25美分左右。由于菲律宾经济依附于高价的美国商品，因此实际收入还是非常低的，即便已逐步有所提高。
在乡村地区，到处都有不时爆发的不安定现象，这是不健康的土地制度的一种经常性症候。大批农业工人受雇于私人或教会拥有的种植园，他们陷于不能自拔的债务或一贫如洗的困境中。地主或其代理人实际上取走了全部收益。政府也曾企图缓和这种局面，但又没有收购这些地产的大量资金，而且为菲律宾人提供的新的生活方式也往往非其所好。比较稳妥的改善方案还是把人口稠密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到棉兰等老的未开垦地区去，这已在小规模地进行了。
为了改善工业工人的境遇，与奎松总统的名字分不开的一项促进社会正义的计划开始实施了，并通过了若干法律，(77)同时政府还在1938年租用了布埃纳·维斯塔大种植园，把它改变为进行合作试验的实验场所。
华人（1939年为11.7万人，而1918年是4.4万人）控制了菲律宾的零售商业，凭着他们擅长于仓储经营和市场交易，还包括分配大米的垄断权和他们的信用网，他们就能够对千百万菲律宾人施加压力；后者的许多生活必需品早自西班牙统治以来便一向依赖于华人。尽管美国对华人实施了排外法，他们的人数还是通过非法移入而一直在增加。菲律宾人对中国抗日战争所抱的同情，因对在菲律宾的华人的行为感到不满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78)
在达沃，1939年有一个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社区，共有1.8万人（在菲律宾的日本人共有2.9万名），占有6万公顷土地，从事大麻种植和椰干业。(79)日本人蚕食菲律宾群岛的渔业已到了惊人程度，以致大众群起要求绳之以法，以免这一主要食品供应被日本人垄断。日本渔民同菲律宾当局发生的摩擦是常见的事，但以1934年的事件最为严重。当时一艘名为“排云丸”的日本渔轮上的水手，把一名登上该轮的菲律宾保安队的巡逻兵扔进海里。日本拒绝引渡罪犯，也不肯真正赔偿损失。
在1934年到1938年这一时期，日本输入菲律宾的商品以价值计算平均为1 300万美元（约占菲律宾进口品总值的2%），而菲律宾对日本的输出平均为735万美元。这个数目不大，但到菲美“自由”贸易结束时，情况就会不同了。日本人用来向菲律宾人灌输其思想的方法同他们在其他地方使用的并无多大不同。菲律宾人——记者、教师、议员、商人——的代表团在日本受到款待，而类似的日本代表团又进行回访。著名的菲律宾律师和商人同菲律宾的日本企业有着联系。菲律宾群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但颇活跃的团体，其成员来势不凡地展开活动，企图加速菲律宾倒向日本而取代菲律宾同美国的现有关系的日子的到来。许多菲律宾青年在学习日语，其中至少有一名青年进了帝国军事大学。这些活动给那些意识到日本在亚洲的谋划的人士增添了忧虑。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早在1908年就曾说过，菲律宾在战略意义上是“我们惟一致命的弱点”。日本在战前年代中的日益增加的威胁，在菲律宾的重要团体中已引起了互相对立的说法，即争论抑制日本是否可能和是否有此必要。一个思想流派认为，菲律宾如果独立，便可避免卷入即将发生的危机。这场意见分歧的结果是陷入了绝望的僵局，这就使菲律宾群岛不能作充分的军事准备。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有一项条款，要求美国总统“在菲律宾独立一旦告成之时，应于切实可行的最早日子，同外国谋求谈判，以缔结一项菲律宾群岛永久中立化的条约”。鉴于菲律宾群岛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那个“切实可行的日子”到1939年的春天尚未到来，这便不足为奇了。
然而，菲律宾政府并非一事不为。第一届国民会议于1935年12月31日通过了一项国防法案。奎松总统对此表示支持时说明，“一俟美国撤走其善意的保护时”，此项计划必然会产生其成果。他说，开始和完成防御结构的发展只有10年时间了。
国防法案规定建立一支由两种成分组成的陆军：一种是大约1万人的正规军（包括兵力有7 000人的菲律宾保安队），另一种是每年扩编约4万人的后备队（后备队均须集中训练5个半月）。到1937年底，已办了两届为期半年的训练班，受训者共计36 601人，并都已编入后备部队。1938年接受训练的后备队员又有33 247名。
防御计划要求建立一支拥有小鱼雷快艇的外海巡逻队，作为菲律宾陆军的辅助。麦克阿瑟将军曾说，只要有一支小小的舰队，配备的船员对海岸线的每一寸土地又都了如指掌，就能迫使敌对部队不敢贸然逼近，或则只能小股骚扰。计划也打算建立一支同近海巡逻队协作的陆军航空队。原来防御计划所要求的是到1946年将训练100名飞行员。
在1939年春天，菲律宾政府的眼睛紧紧盯住不放的是1946年7月4日这个日子，因此防务的状况也确如其他各种事情一样。至于考验的时刻远在那个日子以前就到来了，整个世界问题要比那个日子几乎提前一年就决定了，这确是也许除巫婆外谁都没有预见到的了。
第四节 中国
阿诺德·汤因比
（一）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及其胜败之可能性
当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欧洲事件在上一章以希特勒占领布拉格而揭开的时候，中国发现自己的处境又困难又危险，正如在以前的历史长河中所经历过的困境完全一样。它不仅在这时处于交战状态，而且是从1931年以来就处于交战状态，更何况自1911年以来它就一直在经历着一场国内大动乱。这场大动乱不仅是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而且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1939年所见到的中国是深陷绝境了，不仅被夺走了它的传统立足点，而且内部也分裂了。
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是在1931年9月18—19日发动的，当初进攻的范围只限于满洲的东北四省和上海；(80)但在1937年7月7—8日晚上，中日之间的不宣而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1)在这一阶段里，侵略者把作战范围扩大到了长城以内中国的心脏地区，并把他们的作战目标从夺取满洲这一有限目标扩大为无比巨大的冒险企图，要推翻中国国民政府和在中国西北部的共产党政权，从而置全中国于日本统治之下。
到了1939年春天，日本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华东的主要人口中心城市和交通线，南面已达中国内陆中心而为长江与汉水汇合之处的武汉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武汉三镇是在1938年10月25—26日陷落的；(82)由海路派遣的另一支日本远征军于同年10月21日占领广州；(83)而在此时已颇为广阔的军事行动区的相对一端，日本人的魔爪早在1937年已向西北伸进了山西，并由此而进入了内蒙古西部。(84)
在日本人自己看来，他们迄今取得的成就也许并无理由庆幸。他们占领的地方纵然已延伸得那么遥远，但也不过形成了一个非常松散的网络，在他们的战线后方，还有大片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孤立的领土。日本人实际占领的地区只占中国总面积的一小部分，而中国国民政府则于1937年12月就已经从南京撤退到汉口，1938年秋天又一次逃避入侵者，作了第二次撤退，这一次跑得更远，到了长江上游的重庆。(85)这个新的中国临时首都位于长江三峡之西，处在崇山峻岭环护的四川大盆地中。四川是中国的一个省，居民5 000万，要是在欧洲规模的角逐场上，它是颇有资格进入强国之列的。假如日本人决心要到这个西部堡垒中去追索中国国民政府，或是要深入到长江流域和中国南部沿海之间的那一大片山区，他们就得穿越比中国当时拥有的已是十分稀少的现代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终点更远的地区，就得在不通车辆的险恶小径上前进。
但是在中国人方面所面临的前景，却是暗淡的和险恶的。可以说他们是孤立无援地在同敌人搏斗，而敌人作战的工业和技术装备又都是西方现代式的，比中国要优越得多。所以当冲突开始时他们所拥有的若干铁路、工厂和具有现代设备的港口此刻都丧失给了这个敌人。诚然，他们还留有空间可以换取时间。中国还没有全部落到入侵者手中，还不像13世纪蒙古人和17世纪满人征服中国那样。但是从长远看，日本的入侵对中国的威胁却比过去历次被征服加在一起更为可怕。
满人像早先一批又一批的许多入侵的蛮人一样，在他们入关以前就已经半汉化了，而且远在公元1911年平淡无奇地逊位以前，他们实际上已被完全同化了。至于蒙古人，在所有入侵中国的蛮人中，独有他们不受同化。他们虽然颇有远见地从西部国土上选拔了一批穆斯林和基督教部队与行政官吏来增援他们单薄的人力，但他们的征服至多也没有超过87年，便被干净彻底地逐出了中国。就实现迄今尚未完成的征服中国这一伟业而论，要不受上述的任何一种惩罚，即既不要被慢慢地同化，也不要被很快地逐出，那么日本人所处的地位比较他们的任何先驱者都好。在国民意志和团结方面，日本人至少比得上蒙古人，在对中国人的相对人数而言，他们的人数也远不像蒙古人或满人那样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区别甚至可能起决定性作用。在1939年，中国和日本（不包括朝鲜）单纯在人口数字上的差异，可能至多是4或5与1之比而有利于中国，但中国在人数上仍然占有的优势却被日本所享有的技术优势抵消了（即便不能说是超越了中国的人数优势），这应归功于早在中国之先，日本就开始刻苦钻研以掌握西方的工业生产和机械化战争的技术了。
因此，日本人如果在尚未占领的华西和华南能成功地控制哪怕是少数几个关键的据点，他们才会有希望迫使中国人处于永远屈从于他们的地位，因为这样方能阻止中国人进一步掌握西方的技术，使他们只能按有利于日本的路线或由日本指定的方式进行。在过去的30年中，日本人就成功地使用这种方法把朝鲜人变成了为日本人劈柴挑水的苦工；尽管朝鲜是一个较弱较小的国家，但日本人可能还想把自己在朝鲜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范围内重演一次。
中国在此岌岌可危的处境中，还发现自己没有盟国，因为在危及它生存的日本威胁到来之时正值它处在两个世界之间，而它又成为其中最不幸的。
中国在自己的历史上曾经自成为一个世界，其邻邦都是顺从的纳贡国和被驯服的夷族，谁也不敢同它争锋；但自英国的武器突然一下子结束了这一页历史以来，迄1939年为止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从1839—1842年中英战争以后，中国从长期的政治隔离状态中被拖了出来，并被迫进入了其触须遍及全球各地的西方社会的国际角逐场。中国已不再是运转自如的宇宙之毂了，它这时发现自己是在一批民族国家的落后群中，相互的关系是“以实玛利”(86)式的，在这种陌生而又乱糟糟的生存竞争中，它也就逃不了一般弱者和无经验者通常会遇到的那种痛苦命运了。
在西方历史的较早篇章中，一个处于像中国那种地位的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避免其没有国防的危险；这多少是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力量较强的国家自发进行着势力的平衡。19世纪中，土耳其帝国就曾靠着更强国家的武力所起的此种作用才得避免被瓜分，凭它自己的行动是怎样也抵抗不住人家的。当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国际事务日程表上的下一件大事一时看来似乎是要瓜分中国了，而强国的均势确实又在这一次拯救了中国，使它在政治上免于被消灭。俄国、德国和法国在1894年曾通力合作去阻止日本摘取中日之战的胜利果实，英国在1898年则制止了俄国对于中国的蚕食，因为俄国要向中国租借一块在威海卫的海军基地，该处正面对当时俄国才获得的旅顺港。中国就这样渡过了一场危机，其代价却是听凭当时强国之中的保护者和进犯者各自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啃去一块。按照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由美国斡旋而达成的和平解决协议，除俄国和日本的铁路沿线地区以外，管理满洲的权力已归还给中国。但在1914年打开的国际历史的新篇章中，中国再也得不到它前此20年从势力均衡中所得到的那种即便是最低限度的保护了。
欧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舞台，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全神贯注于大战，这就给日本一个加害于中国的新的侵略机会。贝尔福和休斯的灵巧的外交手腕也没有能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把日本抓住时机所攫取的成果全部榨尽。(87)此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也曾想以国际联盟的组织形式，在法律上取代势力均衡，但当日本于1931年再度进攻中国时，终于证实这一企图既未能保护中国，也无法为它蒙受的损害提供补偿。(88)于是，时至1937年，当时日本的侵略范围已从满洲扩大到整个中国，它有着比7年前强硬得多的理由想放手大干一场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之所以自信的一个理由，即日本在1930—1933年击败了国联其他成员国而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第二个理由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终于在德国上台了，这就把英国、法国和苏联的注意力再从远东转向了欧洲。第三个理由是美国的公众感情对美国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后悔不已，此种情绪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是相当普遍的，(89)这对日本说来乃是天赐良机，因为只要这种情绪长期存在，就有希望约束强大的美国，使它不采取援华反日的有效行动，而这个强国又正是中国的朋友，而且这时并没有因卷入欧洲的任何纠纷而动弹不得。
在此种国际形势下，就得看中国是否能够争取到时间来拯救它自己，看来即便赢得时间，也不能指望它会有任何盟友了。如果让中国和日本自己在这场冲突中去一决雌雄，那么两者之中又是谁能坚持得更久呢？在这个问题上，决定因素或许在于中国保持统一战线的成败。中国上一回的屈服于入侵者，征服者之所以取胜，可能一半是由于中国敌手的威力，一半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分裂。17世纪时，一次汉人反抗明王朝的起义给满人提供了第一次可乘之机，而给满人提供第二次决定性机会的，则是一位驻守战略要地的中国将军不愿归顺北京的汉人起义夺位者而作出了为满人入关敞开大门的决定。还有，在1917—1918年，正当西方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地位不稳定而又思想反动的中国军政派系竟愿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以换取日本的财政援助。可怕的外敌当前时的此种不团结，已在1644年证明是对中国的致命打击，在1918年又证明对中国是不幸的，在1939年将再一次危害中国的前程。在当前的情况下，问题本身将不外乎以两种疑问方式的出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不会破裂吗？国民党能否把自己队伍中的内奸的叛卖行为约束在一定限度内，使自己依然还可以维护一个有代表性的合法的全国政府的称号？
（二）国共关系再度紧张以及汪精卫背叛国民党
国共统一战线是在1937年内建立的，(90)这可能是日本在那年夏季扩大作战范围的结果之一，但相反来说，日本在更大范围内的再度发动侵略，则肯定促成了中国这两派在彼此之间达成协议。统一战线是中国的政治家风度的杰出成就。它使1927年以来一直在折磨着中国的内战暂时停止，它使两个政权在军事合作的领域内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成果，过去这两个政权既要互相厮打，又要对日本作战。然而，它毕竟主要是在日本军事压力下才结合起来的不稳定的联盟，因为两党对统一战线是一对各怀鬼胎的伙伴，在它们的心底深处，国民党是否真会放弃无条件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而共产党人又是否会放弃实质上的保持独立，不再继续在他们控制的中国领土以外争取追随者以加害于国民党，这都是令人怀疑的。但在1939年春季，对中国来说，国共联盟的分裂危险，不如新近成为事实的国民党知名政客汪精卫叛国投敌一事那么严重，因为他在党组织和国民政府内担任过好几种最高职位。
汪精卫的背叛，部分是由于他同蒋介石主席的个人对抗，部分则由于在主要的政策问题上意见不同，在这方面汪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党内这一派的首领。看来，汪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景感到绝望，他和他的追随者已认为，立即按日本人的条件向日本投降，比之把一场在他们看来结局肯定并无二致的斗争拖延下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可以少一些。他们对中日之间的民族冲突并不如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冲突那么重视，那个集团在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逝世以后很快就控制了国民党；他们可能又想到日本乃是国内外共产主义公认的敌人。汪精卫本人至少有勇气去干自己所深信的事情。1938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公布同中国媾和的条件，(91)汪精卫抓住这个机会，从重庆取道印度支那而到达了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就在那里同日本当局合作。汪在这一公然叛国行动中并未携带他从前的追随者同行，但就日本人所抱的目的而言，他可以抵得上成千上万人的号召力。一般说来，他在中国和全世界都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物，足以充当一名自称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傀儡政权的头子，以对抗在重庆的流亡政府。1939年3月，汪精卫已在同日本人谈判，要把日本人在北平和南京早已成立的那两个更不可靠的地方傀儡政权(92)加以合并，由他出任主席。
（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人队伍中的这两条政治裂痕——一条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另一条在国民党内部——乃是一种文化危机的征兆，较之同日本的生死搏斗甚至是更重要和更关键的问题。在侵略性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崩溃了，这便是中国种种苦难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纲领就是要填补因崩溃而产生的真空的两剂对立的灵丹妙药。
国民党在理论上的想法是一种混合的文化生活方式：中国人民还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哲学过生活，同时又要掌握并采纳当代西方自然科学，运用于各项经济活动。这是当年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1866—1925年）拟定的，后在1943年以蒋介石主席的名义刊行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又一次提出。孙逸仙像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的领袖一样，已经觉察到，凡是非工业化国家，如果决心要以强行军步伐迎头赶上主要工业国，那就必须要求国家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至少在这个阶段，发挥较之其他国家所发挥的大得多的积极作用，因为有些国家的工业化是自发成长的，是过去地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自然发展。孙逸仙因此主张由国家发展和控制关键性工业，并由国家监督经济领域中其他部门的私人企业。孙逸仙并不是受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鼓舞才采取这条路线，而是同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克在类似的情况下在土耳其采取的路线如出一辙。
然而，孙逸仙在其最后的生涯中却确实受到俄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在俄国共产党使者鲍罗廷(93)的影响下，于1924年在广州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后来出版一本名为《三民主义》（“人民的三原则”）的书。(94)该书的两个明显特点之一是有着敌视西方列强的调子，因为那时“不平等条约”(95)仍然束缚着中国，另一特点是想在共产主义和孙逸仙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之间谋求一致。《三民主义》虽则是仓促成书，其缺点表现在未予澄清的含糊和前后不一致之处，但它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权威著作中所获得并保留的地位，正如《法理概要》在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中所获得的地位一样。它成了党的课本、信条和口号三位一体的一部教义大全。正由于此书有着难以洗涤的共产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人方面便抓住《三民主义》不放。1927年国共分裂(96)以后，他们便自称是孙逸仙的这一主要著作的惟一正统的阐扬者和实践者，并谴责国民党背离了《三民主义》所确立的原则。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于1939年10月所阐明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三民主义》为当前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提供了眼前的最低纲领；但一旦时机成熟，接着实施的便将是最高纲领，以扩大到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通过阶级差别的消灭而彻底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响亮地宣告，他们的思想和最终目的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尽管中国的革命尚未充分发展；而且他们说到做到，在他们的军队里和他们统治的平民中间有力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与此同时，在这个国家里，其固有文化遗产的影响如此深远，如此悠久，即便如今已濒于毁灭，但其精神力量仍未可忽视，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不甘心听任国民党独此一家地标榜：它在保存国粹的最优秀部分，并兼采近代异邦的最新变革。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在一篇批判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宣扬的国民党学说的文章中，认为有必要反击一种反共论调，即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受了外国学说的蛊惑，他们“瞧不起自己同胞，屈从外国人”。发言人在高举党的正统共产主义旗帜之后，描述了这样一条路线：“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按照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并决定政策，然后依靠自己的人民求得解放。”发言人甚至坚称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固有革命传统的继承者，通过孙逸仙而上溯至太平天国。“反动派要取消进步传统而保存其落后部分，我们则恰恰相反。”
我们把注意力从他们的理论转向实践，便会看到这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它们所争论的各点呈现出另一幅景象。从他们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比他们自称的更多的中国色彩，而国民党信仰孔子的迹象却并不怎样突出。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致全力于两个当前目标，即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97)以及使农民摆脱当地农村债主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两种行动看来是真诚的，也是行之有效的。这显然是他们能在自己建立其统治的乡村地区获得当地农民大力支持的原因，也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对他们恐惧和怀恨的原因。至于国民党，自其创立者孙逸仙于1925年逝世后，接着到1928年间在国民党旗帜下从政治上重新统一了大半个中国，(98)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其代价则是国民党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俘虏。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乡村地主、城市商人以及为数虽不多而已颇有势力的中国房地产商人、银行家和实业家——这些人在半西方化的通商城市已学会了西方的买卖花招。(99)这些善于算计的在最后时刻改变信仰的人就这样巧妙地掩盖了——却未能一举扑灭——孙逸仙本人所强烈向往的自由的理想火花。孙的理想依然活跃在忠诚的少数派中间，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把他们的抱负作为国民党的正统思想，那些如今已占优势的保守主义分子则认为只要在口头上玩些花招便能挫败他们。国民党自由思想余烬的堡垒就是那位先知自己的家庭——这时是以宋氏一家为中心，先知本人和继承其领袖职位的蒋介石都娶了宋家闺秀。(100)孙逸仙的儿子孙科和孙逸仙的遗孀，当时由于对他们的那位英雄的正式继任人的作为一再感到失望而终于被迫倾向莫斯科，但孙逸仙夫人的妹妹蒋介石夫人，则为了避免同国民党的主体破裂，便运用她的全部影响促使国民党尽可能沿着自由主义的航道行驶。然而，宋家的自由主义之不像格莱斯顿(101)的自由主义，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之不像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或许还更为不像。这种变了质的现代西方思想，在道德规范方面肯定不能有效地取代传统的中国儒家的教导。国民党的尊孔，与其说是遵循，还不如说是破坏——这个爱新奇的羽毛未丰的政党专喜兄弟阋墙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种情况是中国旧政权的规章法制所严加防范的。
（四）中国传统
虽然近在20世纪初旧政权还在活动，但到了1939年，它就像埃及法老和古罗马恺撒政权一样寿终正寝了。在其鼎盛时期，它也很好地适应了一个文明社会的需要，因为那时它尚未同西方接触，因而还没有迫使自己经历工业革命的必要。它的主要制度是职业文官体制，经过竞争性的考试，从一批具有必要教育程度的士子中录取官员。对教育程度的要求虽然很高，但应考人员的范围颇广，所以能被录取而当官的人才也很可观。促使这些文官同心协作的是一种团结精神和一种当官的传统行为准则，以及千百年累积起来的大家都以此为依据的那一套“老经验”。他们统治的秘方在于避免管得过多。像在罗马帝国初期略带共和色彩的帝政那样，听任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派驻各省的代表拥有北京授予的广泛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只要他们缴纳应交的赋税，在应付紧急事务方面不会束手无策。但除经常发生的水灾、饥馑和民变这三大灾祸外，也很少出现其他方面的事变。
此种配合良好的治政手段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是可以处理一些较为简单的问题的，但在中国忽然进入西方世界的社会机体，因而处于所引起的又新又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难以产生往常的结果，于是这种手段也就不再被人信任了。因此，1911年的革命把一个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的体制扫除了。结果是，在人心动荡的1939年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权不得不在空前狂暴的恶浪中搏斗，连一条支持他们先人浮沉在较平静的水面上的救生带也不可得。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里，中国的任何政府所面临的都必然是令人棘手的艰巨的行政工作。历史上的危急事件并不因为处理这类事件的传统手段已被抛弃而不再重演；如今由于战争以及由于同西方的交往而导致在中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中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因而更加重了这类危急事件的严重性。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是，灌输给长期来迄今还在受苦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外国事物都是他们所不满意的，而这些又都是西方灌输者称之为“神圣的”。正在生活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希望却偏偏在中国升起了，此种介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愈来愈扩大的鸿沟，即便是最能干的政权也难以跨越。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比起它们所取代的古老政权来，却显得又粗鲁又拙劣。尽管它们彼此仇恨，它们都是自封为一党专政的翻版。当时在进行西方化不得法的其他国家里，以及在政治上比较落后的西方国家自己，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中国，也像在俄国、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一样，此种政体也许可以设想为在它们所处的情况下的惟一的切实可行的体制，但肯定是不适合于一个正在为生存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需要的。
在这种令人忧心忡忡、苦思焦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的历史，对于任何尚未因追求西方技术而完全丢弃中国文史研究的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还是能够提供鼓舞的。一位中国的文人学士可以思考：在比它自己的纪元(102)年轻得多的一个纪元的第1940年，中国人民的人数已比在中国历史的漫长进程中的以前任何一个日子都更多了，中国的领土也更广大了；自从同以色列和希腊的诞生属于同时代的中国历史的黎明以来，中国——不像那两个天赋独厚但已垮掉的现代西方的先驱者——不仅能够设法生存下来，而且正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致使它在1939年成了所有现存的人类社会中人口最多和年岁最大的一个。尽管当前有着种种苦难，一个研究其人民历史的中国学者很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不论西方及其作用会发生怎样情况，“中华王国”将继续留在地图上。
第五节 日本
阿诺德·汤因比
（一）西方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1939年是七大强国之一，它是在87年前才进入这一强国之林的。那时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凡是非西方的社会都处于又困难又危险的境地，到那时为止，惟有日本和俄国依然还能控制局势，这是任何其他非西方社会所难以做到的。日本用同世界各地隔绝的办法以应付此种西方的冲击问题大约有250年之后，便在1853—1854年间改变了这一政策。当时并不希望而又无法抗拒的由柏利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了日本，这说明闭关主义是不顶用了，并说明了西方人那时所达到的熟练的技术水平，如果日本不把他们这一行的最新诀窍学到手，而且要学得快学得精，那么它将发现自己会再度听命于西方。
在日本历史的这一卓越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访问过日本的西方观察家，对于日本所取得的物质成就，即便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也产生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如果他们是像本文作者在1929年那样取道印度和中国前往日本的话，其所得印象当更为强烈。但是，这第一个印象马上就被第二个印象所压倒。第二个印象也同样强烈：日本人取得物质上的卓越成就，是付出了可怕的、也许是高到吓人程度的心理代价的。日本的成年人，不论男女，亦不论属何阶级，看来都是心事重重，精神上像背着千斤重担。就内心舒坦而论，他们的境遇也许还不如一个吃不饱、穿不暖、栖身破屋的中国苦力或印度农民生活得那么愉快。
（二）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
这些令人不堪忍受的个人忧虑的终极原因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虽然不同于明治初年的文化革命，但却是和它同时发生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由它所引起的。1873年，日本列岛的人口是3 100万；(103)到1939年已经增加到近7 300万左右；(104)而在1935—1940年间，仍以5.6%的净增率继续增长。这5年期间的增长百分比是惊人的，即便还不及1925—1930年那5年的高峰数字7.9%那么惊人。(105)
这样大的人口压力是日本的严酷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梦魇。在早先的时代，日本人民向北扩张，挤走该群岛先前的阿伊努族居民，从而为它不断增长的人口找到出路。在16世纪至17世纪之交建立德川政权以前的400年间，由于有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愈来愈大的内战，他们的人口才没有增长；在德川政权的和平时期，他们通过其他的社会风俗习惯来控制人口；这种人为地把人口保持在不增不减状态曾经是德川制度其他一切的基础，是德川政权要把日本生活冻结250年之久的企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便说这种企图只是取得了局部的而且是逐步减小的成功。明治维新意在用同样彻底控制之下的西方化过程来取代彻底控制下的闭关制度，新时代的政治家们在追求这一目标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他们未能保持住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先前对出生人数的抑制，由于文化变迁的潜移默化而随着从前习惯的废弃而消除，一个新的抑制——即对死亡人数的抑制——却由于现代西方卫生学成功地传入日本而起作用。人口增长失去了控制，因之到了1939年这一社会不幸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便变得那么缠扰不休，致使日本政治家们的治国之才迄今尚能设法保持的那种审时度势的主动自由，大有被剥夺以去之势。
人口按这样的幅度增长，对于处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国家，都会是个严重的难题；而明治时代的日本，情况更有几个特别不顺遂的特点。日本的天赋自然资源不论拿何种类型的经济来说都嫌贫乏。它的可耕地不及其面积的1/5；森林覆盖的陡峭山峦不宜于放牧；矿产之贫乏又绝不亚于意大利。(106)自然地理的这些无情事实，给它的食品生产和它利用本国资源无论为轻工业或重工业提供原材料的生产都设下了严格的、狭窄的界限。因此，新体制下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它有必要去找额外的土地，供它殖民和耕作，以排出过剩的人口，或者通过提高生产率，做到以日本制成品去购买外国食品和原料，为国内多余人口谋生计，从而避免移民出境的必要。但是这两种理论上说来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的前一种，在1939年事实上已无法考虑了。
（三）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人口问题的尝试失败
本来，日本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和新南威尔士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显得荒唐可笑的是，他们坚持奉行那个最后证明是站不住脚的闭关政策竟达两百多年之久。17世纪初，日本人曾经是一个以航海为业的民族，当时他们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技术并不亚于西方国家。他们进行着横渡大洋的远程航行，他们有着像英国人和那些属于英国人后裔的人民一样的机会去发现并殖民于北美西海岸和澳大利亚东海岸。但到了1854年，这种机会已经错过了，而到了1939年，另一个办法，即发展其产品供出口的制造工业，也已证明是靠不住的。
当日本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进入西方经济生活圈子的时候，当时的西方化世界仍然处于国际贸易的比较自由的时代，市场也仍在扩大，因而日本还能够找到一条虽属平常但仍有利可图的生存之道，它制造消费品供应那些经济上落后、买不起西欧和北美工业所制高级产品的亚洲和非洲人民。但到了1939年，由于美国在内战以后以及德国在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实行保护性高关税而开始的世界经济气候的变化，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日本的程度。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夺来的市场已经以与当初夺取时的同样速度失去了；又由于1929年10月“华尔街大崩盘”(107)而降临世界的“经济暴风雪”摧毁了日本的国际贸易，并把日本政治命运的控制权从信奉“曼彻斯特学派”政治经济原理的那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派人手中，他们的纲领是要用刀劈开“戈尔迪之结”。(108)
美国生丝大跌价对日本的打击特别沉重，因为在前此十年中美国对日本的生丝消费量不断增加，使日本农民因卖得好价钱而取得了意外收入，但也依然只是在艰难的生活挣扎中阖家得以勉强糊口而已。(109)日本农业人口是日本的主要兵源，不但日本的一般士兵，而且连下级军官也都来自农民。这些下级军官（他们来自当俄国大清洗时称之为富农的那个阶级）同他们指挥的士兵关系密切，后者感到他们的长官理解并赞同农民的观点，因而愿意跟着他们走。所以1929年及以后几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几乎是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打击（不过，当然完全是无意的），而且还加强了他们所深信的想法，即日本国内的经济困难只有通过对外征服才得解决，此外别无他法。
随着生丝危机而来的，是英联邦成员国1932年渥太华会议(110)对日本的影响。虽然渥太华协定没有直接对日本贸易造成很大程度的损害，但这些协定揭开了联合王国财政政策中的一场革命，把英国的非自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也卷了进去，结果是把世界上最后仅存的巨大自由进口市场变成了封闭区。英联邦各国人民在这一封闭区内通过一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组成的精心设计的体系继续享有特权——同区外人对比——的经济地位。英联邦及英帝国就这样自觉自愿地变成了后来日本人委婉地称之为“共荣圈”的一种组织——日本为着自己单方面的利益，后来不惜以日本的武力也把一种类似封闭经济的体系强加于其他东亚国家。就这点而言，渥太华协定对日本以及对其他穷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
（四）军国主义的复活
如果已没有气候宜人的空旷大地留待日本去殖民，如果在国际贸易基础上有利于建立工业的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又必须听命于非日本所能控制的干扰力量的摆布，那么日本就再也无路可走了（重新掌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这样论证的），因而日本只能为它自己征服一块领土，为它提供必要数量的必要原料和市场，而且不管日本的共荣圈范围以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它还是能在经济上对其进行剥削。
此种思想在此重大关头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因为日本人对它早已心领神会。决心投入战争和进行征服不是什么新政策。在整个18世纪，王政复古(111)运动的支持者们一贯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思想同这一国内政治革命纲领联系在一起，这便是像吉田松阴等(112)一些导师们所提出的政策，1868年实现王政复古的那一批氏族武士领袖也都是吉田培育的。吉田还亲自规定了日本扩张的方向；王政复古以后，只是为了谨慎行事，而且准备也还不足，所以日本尚能克制。日本的许多主要人物想立即侵入亚洲；他们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以致引起了一场内战（1877年的士族的叛乱），为的是要就是否应当发动战争作出决定。如今，对于日本的这个新的“富农”军人阶级来说，正如同对于旧时代的武士军人阶级来说一样，这一尚未正式出笼的对外征服政策，还不仅是一剂包治经济百病的万灵丹。在经济方面，日本虽然受到了1929年以及其后几年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景气的沉重打击，但其所受打击的程度还不及英国和其他国家那么沉重，而这些国家都终于克服困难，根本没有梦想到要像日本人那样求助于军事侵略。当时英国的人口问题和食品问题都比日本严重。日本成功地保全了它的农业，并把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它在20世纪30年代即用国内生产的粮食养活了75%的人口。日本在对外贸易的支付方面也一直能维持到1936年，那年它既要在国内扩大重工业以推动军备生产，同时又要在满洲搞五年计划，因而犯了力不胜任的错误。(113)在军人阶级心中所作的决定性考虑，并不是从经济或人口方面出发，而是从社会和政治方面出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紧接着的后来几年中，日本在亚洲大陆军事冒险的惨败，给日本军人阶级在国内的威望以沉重打击，这次失败是记载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录上的，是英语国家在外交上击败日本的一大胜利。(114)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只要幣原男爵对世界其余国家所玩弄的“睦邻”政策取得优势，日本军人就感到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在日益衰退。如果幣原体制继续在经济上带来利益而又不需要作出军事牺牲，从而继续赢得日本人民的好感，日本军人的情况又会怎样呢？日本军人阶级无疑也和其余人类一样遭受到1929年经济暴风雪带来的困苦；可是他们不能不欢迎这场刮到他们膝头上来的暴风雪，因为这是一个恢复他们自己那时业已深受损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意外机会。
（五）1939年3月日本的地位和前景
到了1939年春天，从日本终于采取它的军国主义者的孤注一掷的侵略政策以来，已经过去了7个半年头了；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新领导们似乎已经用成果证明了他们的政策的正确性了。日本违反国联盟约并对抗西方世界的舆论，已经用武力从中国手里夺走了整个满洲。那里有着丰富的煤、铁储藏，那里有着广阔的可耕土地，居住着亟需消费品的中国勤劳农民。而且，自1937年夏季以来，日本进而又占领了中国关内东北部的主要交通线和城市及工业中心。(115)还有，为了进行中日战争——这场战争一如日本人口那样，正在起劲地扩大——日本业已在国内建立起它迄今缺乏的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重工业系统。从表面上看，1939年春天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较之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卓越；可是在表层下面，在那场暴风雪突然发作或一切已成定局以前，就有充分根据可知早在10年前就因日本人脸上露出皱纹而显出其身体欠佳了。
到了1939年，凡是有点眼光的人都已看清，日本在大陆上的军事冒险并不能按计划进行。满洲确有财富，而且日本这时已把它抓到手里了，但满洲的财富大部分是潜在的，不是现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满洲经济情况很像100年前的密西西比流域。要是在其巨大的潜在资源方面投入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创业资金，它是会结出丰硕果实的。19世纪的美国拓荒者，能从当时繁荣的欧洲筹得必要数量的贷款——而且筹款容易，这就使他们能以闪电式的速度赢得了美国西部。但是却没有外国投资者愿意资助征服满洲的日本人；这一笔必不可少的资金支出必须仰赖于日本自己的资源，而日本的资源则又捉襟见肘，这就决定了收益的迟迟未来。到了1939年，日本既要在国内建立重工业，又要为“满洲国”的主要设备提供资金，还要在一条日益扩大的战线上进行没完没了的侵华战争，这三方面的重大压力开始使日本疲于奔命了。这不是一个使用其过剩劳动力的富有成效的办法，甚至连一个解决人口问题的笨办法也说不上；因为它在中国战线上的重大伤亡固然意外地减少了自己的人口，但比之它每年因各种原因而出生的多于死亡的过剩人口，战场上伤亡造成的人口减少只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血而已。
掌握“内幕消息”的日本观察家也不能自我安慰地指望：如果日本能够坚持到它完成“满洲国”的开发和对中国的征服，那它就会达到在一个受它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目标。如果劈开这个“戈尔迪之结”所需要的兵器仍然是那把古旧的刀的话，日本人可能会心里乐滋滋，因为作为刀剑匠，除了大马士革人，他们是举世无双的。然而，在一个西方化的世界里，劈开结子的武器却是工作母机，这方面日本就不知所措了。它在学会西方技术本领方面固然在过去的85年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步，但是它的擅长西方式冶金的专家，就像它的这一行业的原材料一样，仍然少得可怜。这是一个瓶颈，堵塞着它整个新的重工业的发展，严重地限制了工作母机制造业，而其他一切冶金加工都有赖于工作母机的制造业。(116)1939年，日本仍然不得不从国外——主要从美国(117)——购买几乎所有高级工作母机和精密仪器，以应付它正在强行迅速扩大的机械工程业各部门的需要。它在为实现机械工程业的独立而培养必要数量的掌握必要技术的技术专家方面所要花的时间，比它把满洲的铁矿石开采量增加到可以不用进口外国“废钢铁”，从而实现原料自给自足所要花的时间还要长。
因此，日本沿着如此危险的政治道路所迫切追求的经济自给自足，在1939年还是连个影子也没有。一些外国在1929年以后突然对日本关闭了它们的市场，致使它的轻工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它们同样有力量可以使日本在目前为征服足以自给的经济领域的事业受到挫折；它们能够断绝它的幼稚时期的重工业的主要设备和不可缺少的原料供应；日本目前所蓄意策动的对外侵略政策，已使若干大国产生一个新的动机，想要在日本业已摇晃的车轮上塞进一根煞车棒了。在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期间，外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曾经那么沉重地打击过日本，当时那样做在意图上尚未怀有敌意，但却没有考虑到会对他人产生的后果；而到了这10年行将结束的时候，这种同样不顾后果的做法对日本却仍然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在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外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经济，曾经对日本封闭了它们的市场；1939年，它们开始切断了对日本的供应，那是因为它们要为即将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作准备，它们为供自己使用而建立起重工业的军事利益，这时已日渐超过了他们从对日贸易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日本的新侵略行径那时又激起了民主的工业国家另一个动机，即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从长远看，尽管这另一个动机也可以部分地看作是一种进步的利己主义，但它却是部分地更加利他的，因此也就更加不容轻视。特别在美国和英国，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侵略者应当受到抑制，受害者应当得到保护，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即便当时的侵略从狭义上讲，并没有直接威胁到英语国家的自身利益，“国家利益”一词在习惯上是作狭义解释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逐渐感到，按照范围更广、看法更清楚的解释，热爱民主的人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正是他们的原则所规定的这个政策，因为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自由地遵循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一个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仍然可以逍遥法外的世界里，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没有继续存在可能的。
日本的侵略行为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心里所激起的不满和忧虑还没有以任何积极的政治行动表现出来，日本人还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理由使自己相信，他们在这方面不用害怕。那时英国毕竟要全力忙于应付欧洲爆发新战争的威胁，美国又似乎无意以牺牲它自己所钟爱的孤立去促进一个能保障民主安全的世界的实现。然而，对劫数难逃的日本人说来，凶事的初步预兆已经隐约可见了。虽然还没有第三方公开帮助中国人抵抗他们的日本侵略者，日军仅仅由于中国土地之广大、地势之艰险就已经前进不得了。这个阶段出现军事上的僵持是使日本人感到沮丧的，因为征服和统治中国乃是建立一个在日本控制下自给自足的东亚共荣圈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如果日本在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以及英国和苏联忙于欧洲事务而造成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尚远远未能达到它在中国的目标而处于“阻滞”状态中，那么，它的前途又何堪设想？即使在那位写判决书的天使笔下添上“诺门坎”(118)一词，或祸不单行地在1939年8月又宣告达成苏德交易以及在1939年7月美国政府宣告废除现行的日美商务条约以前，仅就1939年3月日本在中国所处的那种军事形势而言，就足以使日本人感到万分沮丧了。(119)
日本人的政治信念之荒谬更使他们当时面临的处境具有讽刺性。对一个冷酷的外国观察家说来，从物力的统计数字上估计一下日本的侵略力量，就可以知道，即便是它想用全力把整个东亚置于其控制之下的当前计划，看来也完全是难以实现的事。然而，一个虔诚的爱国的日本人如果不把当天的议事日程视为日本的非办不可的一部分事务，而竟容许他自己产生什么别的想法，那他就犯了“思想危险”的罪。一个具有正统思想的日本人当时有责任相信，日本的终极使命就是征服全世界。日本不是众神之乡吗？在它中间不是有着一位永远体现在在位天皇身上的当今之神吗？这种自作自受的政治迷信就像一扇磨盘一样挂在日本人的脖子上。无论在日本或日本以外，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在1939年春天梦想到，在6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日本的命运乃由神定的神话——曾经幸免于柏利准将的显灵——竟毁于美国的一颗原子弹。
(1) 见《概览，1925年》，i.62—63。
(2) 见上文，原著第29—32页。
(3) 印度国大党竞选宣言。
(4) 这一国名来源于新国家拟包括的各地区的首字母：旁遮普（Punjab）、阿富汗（Afghanistan，即西北边境省）、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后来又把它和一个乌尔都词“pak”（意为纯洁）联在一起。
(5) 《印度年表》（India Annual Register），1939年，ii.351，转引自R·库普兰：《1936—1942年的印度政治，关于印度制宪问题的报告，第二部分》，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3年版，第206页。
(6) 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统一，1937—1940年文集》〔（Jawaharlal Nehru: The Unity of India, Collected Writings 1937—1940），伦敦，林赛·德拉蒙德公司，1948年版〕和《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纽约，约翰·戴公司，1946年版〕，第424页。
(7) 尼赫鲁：《印度的统一》，第24—25页。
(8)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423页。
(9) 1939年7月4日由原名暹罗改为泰国（泰语是Maung Thai，意即自由的土地），1945年又复称暹罗，1949年5月再次改为泰国。
(10) 銮巴立玛努他（Luang Pradist Manudharm）有时亦写成Luang Pradit。他的原名是乃比里·帕侬荣（Nai Pridi Panomyong）。
(11) 见肯尼思·P·兰登：《转变中的暹罗》（Kenneth P.Landon: Siam in Transition），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1932年暹罗革命详情见第9页和以下各页。
(12) 在銮巴立归国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查关于他是共产党的指控，该委员会于1934年2月报告说，他不是共产主义者。
(13) 当时退位一事的实际情况是因为废除了执行死刑必须由国王签署的规定，这就剥夺了他的赦免权。他的侄子阿南塔·玛希敦伦（当时还是个在瑞士上学的孩子）继承了他的王位。阿南塔·玛希敦伦国王于1946年6月9日在曼谷王宫内被暗杀。
(14) 銮披汶颂堪的名字拼法很不一致，披汶（Pibul）有时拼成Pibun或Bipul，颂堪（Songgram）又拼为Songkram，等等。他的原名是Nai Blaek Srianong。
(15) 1941年，他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反对当时日本人提出的要求，绝不示弱，终于拒绝妥协，辞去内阁职务。
(16) 也就是把原缴1.5铢的税款改为7铢。1铢约值英币1先令9便士（英文前称“铢”为tical，现为baht）。
(17) 关于迄1925—1926年为止的8年来的移民数字，见《概览，1926年》，第467页。
(18) 见《概览，1929年》，第410页。
(19) 关于结束外国在暹罗的治外特权的叙述，见同上书，第405—417页。
(20) 《大公报》（L'Impartial），1937年2月8日。
(21) 1940年9月，銮披汶颂堪打算展开谈判，要求印度支那归还原属泰国的领土，其中包括老挝的琅勃拉邦和巴萨省以及柬埔寨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吴哥，共计约28 000平方英里（在论述法属印度支那一节中对法暹关系有更全面的论述——见下文，原著第86—87页）。
(22) 见《概览，1933年》，第509页。
(23) 战前几年曾一再谣传，在暹罗人同意下日本人将开凿一条穿过克拉地峡的运河。事实似是从未认真考虑过开凿运河这件事，因为费用太高（高于开凿巴拿马运河），战略和商业利益都不大，而且一旦开工，很可能因此而引起战争。
(24) 暹罗战前预算开支的订货大约是每年1 000万英镑，和伦敦郡议会的同期预算大致相等。
(25) 大米是暹罗的主要食品，也是它最有价值的出口品。它最重要的矿产是锡（1938年定额为1.85万吨）。1937年它的橡胶出口值为2 400万铢左右。这个国家在财政上是殷实的。
(26) “印度支那”这个词的英文有时其中是有连字号的，即Indo-China，法文则一般不用连字号。
(27) 其中包括安南人16 679 000名、柬埔寨人2 925 000名、泰人1 375 000名（老挝人589 000名；泰人786 000名）、印度尼西亚人（摩伊人）1 017 000名、北部山地居民（僈人和苗人）214 000名、占人40 000名、马来亚人60 000名、华人326 000名（还应加上73 000名华族—安南人和40 000名华族—柬埔寨人）、欧洲人43 000名、印度人6 000名。
(28) 在法律上，印度支那只有交趾支那部分才是殖民地，其他各省都是保护领地。
(29) 1938年，印度支那的外国投资总额是3.84亿美元，其中95%为法国人所有。
(30) 1936—1938年，印度支那有略多于一半的进口品是来自法国和法帝国，其出口品亦有一半左右输往这些国家。
(31) 印度支那联邦是根据1887年11月11日的一项法令成立的。它包括五个州：殖民地交趾支那、保护地安南、柬埔寨（包括1907年暹罗割让的马德望周围领土）、东京和老挝，以及向中国租借来的广州湾。全国由1名总督统辖，另有1名秘书长辅佐总督。每州有1名为首的官员称为高级驻扎官，但交趾支那除外，因交趾支那是法国直辖殖民地，它另有1名长官为首脑，其余各州只是保护地。交趾支那在法国有1名下院议员代表它〔《政治家年鉴》（Statesman's Year Book），1939年，第922页；及查尔斯·拉比奎因：《印度支那的经济发展》（Charles Robequa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do-Chin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第9页〕。
(32) 阮爱国1942年再度出现时叫胡志明，是民族主义领袖。他这个假名大约是在1932年取的。
(33) 苏联政治顾问。
(34) 《概览，1927年》，第354—355页。
(35) 见上文，原著第80页。
(36) 1926年8月25日的一项补充协定对边界体制作了详细规定，该协定还规定设立湄公河法暹常设高级委员会。该委员会曾于1928年1月召开了第一届会议。关于这些法暹协议，见《概览，1929年》，第417—421页。
(37) 见《概览，1930年》，第349页。
(38) 即我国南沙群岛，下同。——译者
(39) 到了1941年，华人比马来亚人多十万。有关中国人在1926年以前移民马来亚的情况，见《概览，1926年》，第458—464页。
(40) 关于1927年新加坡华人中间的骚动（这次骚动促使采用限制中国移民的立法），见《概览，1926年》，第462—464页。
(41) 即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联邦以外的各邦。
(42) 兰普森—王（正廷）协定。
(43) 见《概览，1927年》，第331—357页。
(44) 又见上文，原著第80页。
(45) 对于一个只有英格兰（威尔士除外）那么大的国家来说，马来亚在结构上的历史沿革是非常复杂的。
槟榔屿（威尔士太子岛）于1786年由吉打割让给东印度公司；1800年又加上大陆上的一片狭长的名为威斯利省的地区。新加坡岛于1819年由柔佛割让给东印度公司。马六甲于1824年以交换方式从荷兰人手里获得。拉布安创立于1846年。上述各地合在一起组成海峡殖民地，其统治权于1867年由印度政府移交给英国殖民部管辖。
霹雳于1874年归英国保护，当时苏丹同意除有关马来的宗教和风俗习惯，其他需要征询和采取行动的一切问题均按英国驻扎官的意见办理。下列各邦也随着签订同样条约：雪兰莪（1874年）；双溪乌戎（1874年）——该邦及其毗连各地后合并为森美兰；彭亨（1888年）和柔佛（1914年）。这些邦（除柔佛外）于1895年7月又同意结成联邦，并于1896年成立了马来联邦。
海峡殖民地的总督是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两者的当然高级专员（马来属邦有吉兰丹、丁加奴、吉打、玻璃市、柔佛和婆罗洲的文莱）。
根据1895年条约，委派一名总驻扎官作为英国政府的代理人和代表，并在高级专员领导下工作；1910年，总驻扎官一职改由一名秘书长担任。由于秘书长成了联邦的实际统治者，根据分掌行政权的方案，废除了这一职位，另任命一名地位较低于四名联邦驻扎官的联邦秘书。
(46) 见上文，原著第79页。
(47) 见《概览，1930年》，第473—477页。
(48) 见《概览，1935年》，i.351—361。
(49) 见《概览，1930年》，第481—484页；《概览，1935年》，i.362—371。
(50) 1马元价值固定为英币2先令4便士。
(51) 见赫克托·拜沃特（Hector Bywater）文，《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1938年12月23日。又见《概览，1929年》，第59页。
(52) 英国船“马来亚”号于1939年还在使用，那是马来联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赠给英帝国政府的一份礼物。
(53) 当时一般都没有认识到，只有英国在东方海域能保持一支适用的舰队，该基地才能发挥效用。
(54) 1939年6月在新加坡曾召开英法防务会议。
(55) 荷属印度是这块领土的正式名称。在英语里通常称为荷属东印度、荷属印度或尼德兰东印度。印度尼西亚是民族主义者爱用的名字，荷兰人的许多正式交往亦往往用它。关于荷属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间所处国际背景的概述，见《概览，1926年》，第438—456页。
(56) 单是爪哇一地的人口，已自1815年的450万增加到1900年的将近2 900万，1930年又增至4 200万。
(57) 见《概览，1926年》，第446页。
(58) 根据1922年经修订的荷兰宪法和1925年的东印度国家条例的规定，除由宪法或依法迄今仍得由荷兰国王保留的特种职责外，总督得行使其行政权力，但以前总督在评议会中行使的有关荷属印度一切内政方面的立法权力则移交给总督和“国民议会”。然而海牙的议会仍保留有关荷属印度的直接立法权力，以及批准预算和废除巴达维亚（即雅加达旧称。——译者）通过的法令的权力，即便这些法令只涉及内部事务。见《概览，1926年》，第446—447页。
(59) J·S·弗尼瓦尔：《荷属印度：复式经济的研究》（J.S.Furnivall: Netherlands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剑桥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第459页。
(60) 即马鲁古群岛。——译者
(61) E·S·德克莱克：《荷属东印度历史》（E.S.De klerck: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Indies），鹿特丹，布鲁塞尔，1938年版，ii.500—501。
(62) 见《概览，1926年》，第445—456页。
(63) 阿姆里·范登博施：《荷属东印度》（Amry Vandenbosch: The Dutch East Indies），第3版（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第320页。
(64) 1930年荷属印度有242 000名欧洲人和在法律地位上与欧洲人相同的人（后者包括欧亚人、7 000名日本人和将近9 000名本地人）。见范登博施，前引书，第7页。
(65) 见《概览，1926年》，第464—465页。
(66) 见范登博施，前引书，第399—401页。
(67) 同上书，第404页。
(68) 见《概览，1936年》，第387页注。
(69) 见下文，原著第100页。
(70) 见《概览，1935年》，ii.81，188，276，472—473。
(71) 荷属印度国防部的开支已从1929年的大约7 600万弗罗林削减到1933年的5 000万弗罗林。从那时以后，荷属印度的防务拨款逐步又有所增加，1940年拟给陆军和海军拨款1.26亿弗罗林（范登博施，前引书，第349—350页）。
(72) 见《概览，1933年》，第571页；该法案文本见《文件，1934年》，第429—442页。
(73) 见《概览，1935年》，i.335—336。
(74) 见《概览，1933年》，第567页。
(75) 同上书，第568页。关于美国移民法对亚洲人的排外条款，见《概览，1924年》，第477页。
(76) 根据岛屿事务局的资料。但美国关税委员会说是2亿美元，而商务部则估计只有1.51亿美元。前两种估计包括定居在菲律宾群岛的美国人拥有的资产。见赫尔穆特·G·卡利斯：《东南亚的外国资本》（Helmet G．Callis: Foreign Capital in Southeast Asia），纽约，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1942年版，第10—11页。
(77) 其中包括的一项法律是建立劳资关系法院，其他还有设立国民保险局、制订8小时劳动法和集体交涉法。
(78) 据中国总领事估计，1932年华人在菲律宾的投资为2.01亿比索（1菲律宾比索等于美元50分）。
(79) 见J·R·海登：《菲律宾：对国家发展的研究》（J．R．Hayden: The Philippines: a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纽约，麦克米伦，1942年版，第717页。
(80) 见《概览，1931年》，第420—472页；《概览，1932年》，第432—515页；《概览，1933年》，第478—484页。
(81) 见《概览，1937年》，i.180—240。
(82) 《概览，1938年》，i.513。
(83) 同上书，i.515—516。
(84) 见《概览，1937年》，i.194—204。
(85) 见《概览，1938年》，i.505，513，517。
(86) 指被摈弃的人。——译者
(87) 见《概览，1920—1923年》，第456—471页。
(88) 见《概览，1931年》，第472—505页；《概览，1932年》，第515—586页；《概览，1933年》，第484—518页。
(89) 见《概览，1938年》，i.575—582。
(90) 见《概览，1937年》，i.154—160。
(91) 见《概览，1938年》，i.497。
(92) 见《概览，1938年》，i.518；《概览，1937年》，i.251，255。
(93) 见《概览，1926年》，第283—284页。
(94) 见《概览，1925年》，ii.315—316。
(95) 见《概览，1928年》，第413—419页。
(96) 见《概览，1927年》，第334页以下。关于保证忠于孙逸仙三原则的1937年9月22日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见《概览，1937年》，i.159—160。
(97) 当然，俄国也是这样，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初期也曾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
(98) 见《概览，1928年》，第279—290页。正如摩西和穆罕默德一样，孙逸仙也没有能活到目睹他的信徒们的胜利，他们的胜利不免使先知自己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小小成就相形见绌了。
(99) 可比较希腊-罗马社会的富有阶级在罗马帝国正式改宗后占领基督教教堂的情况。
(100) 见《概览，1927年》，第385页；《概览，1930年》，第339页。
(101) 指曾任首相的英国自由党领袖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年）。——译者
(102) 指中国的黄帝纪元。——译者
(103) A·M·卡尔-桑德斯：《世界人口》（A.M.Carr-Saunders: World Population），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6年版，第261页。
(104) 国际联盟：《统计年鉴，1939/1940年》（League of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 Book 1939/1940），日内瓦，1940年版，第16页。
(105) 《英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芝加哥，英国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版，第12卷，第900页。
(106) 在日本本土及其祖先留传的各岛中，有铜、若干劣质的煤、一些铁矿和少量石油。在1939年，日本可以自由支配的蕴藏量最富、最容易开采的煤矿和铁矿是在它的傀儡国家“满洲国”——特别是在南满。
(107) 见《概览，1931年》，第197页以下。
(108) 见同上书，第401—403页。（“戈尔迪之结”指棘手问题，希腊神话传说，戈尔迪王结下一个难解之结，后由亚历山大大帝拔刀劈开。——译者）
(109) 见同上书，第400页注。
(110) 见《概览，1932年》，第27—34页。
(111) 日本从镰仓幕府以后，政治实权由将军掌握，天皇受将军控制。所谓王政复古，指将政权交还天皇。——译者
(112) 吉田松阴是明治维新以前反对幕府、拥护王权的思想家，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都是他的学生。——译者
(113) 关于1931—1938年期间日本的经济政策，见《概览，1938年》，i.96—101和531—544。
(114) 《概览，1920—1923年》，第456—471页。
(115) 见《概览，1937年》，i.180—225；《概览，1938年》，i.504—531。
(116) 见下文，原著第446—452页。
(117) 日本确实还从它的侵略事业的同谋犯德国那里取得一些此种必不可少的装备；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它还得依靠这个或那个外国来源，这倒不是一个不良的来源。它本可以在往后的日子里更大量地以满洲的大豆从德国手里换取它在这方面所需要的东西。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随后英国对德国的封锁，阻止了此项贸易的发展。
(118) 该地区位于外蒙古和“满洲国”交界的边境，1939年5月俄国部队同日军在该地发生冲突，于1939年8月底以日方部队惨败告终。
(119) 见上文，原著第104—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