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立国与非交战盟国

第一章

瑞典

艾格尼斯·H·希克斯

第一节　1939年9月瑞典所处的地位

要对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策作出评价，就必须考虑到这一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瑞典力图（但也并非总是成功地）尽可能地严守中立政策；另一方面，瑞典一开始就实行了一项积极的政策，即向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提供慷慨的援助——这种援助并非总是局限于人道主义范畴的。

大战爆发时，瑞典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国联的效能感到失望。国联的破产向人们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如果一旦有此需要，这一国际组织在保护瑞典免遭外来袭击上也将证明同样是无能为力的。正由于认清了这一点，瑞典才把它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只能依靠自己”这一设想的基础之上，同时它愈益集中精力于自身的防务上面。然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才能赶上形势的需要，而大战爆发时瑞典的防务形势虽有所改善，但离要求则还有很大的差距。

1937年3月，瑞典想要借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盟来加强自己地位的希望在隆德⁽¹⁾遭到了挫折，因为那时有关订立这样一个盟约的建议被当时的丹麦首相托尔瓦尔德·斯陶宁所拒绝了，其理由是丹麦并不觉得自己已受到威胁，因而不必如此小心警戒。从此以后，瑞典对它东边和南边的邻国——苏联和德国的态度一直是小心翼翼而又焦虑不安。一方面，它力图避免触犯它们，另一方面，力图表明它有权执行一项严格的中立政策。为了证实这后一点，它在1939年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同时也反对英、法、苏三国提出的关于全面保证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独立的提议。⁽²⁾

国联于1938年成立的所谓“28人委员会”中的瑞典代表厄斯顿·恩顿在1938年1月1日对于瑞典在盟约下的义务作了明确的解释。国际制裁的制度事实上已名存实亡了；国联已变成这样一个团体：它的每个成员国都各自有权决定它想要参加实施制裁的程度。当“28人委员会”的报告在国联第十七次一般性会议上提出的时候，瑞典的代表理查德·散德勒重申了瑞典的意见：采取制裁实际上已变为一桩任人选择的事情，并得由国联成员国自由作出决定。“据此说来，某些国家——我很荣幸地代表其中之一——可能决定奉行的一种中立政策就应当被认为完全符合于对国联成员国的义务所作出的忠实解释。”⁽³⁾这一声明发给了所有国联成员国传阅，但对此官方或非官方都没有作任何评论，这样，瑞典和其他有关国家的这一立场就因此取得了默认。⁽⁴⁾

就在大战爆发前夕，瑞典政府于1939年9月3日采取步骤以使它国家的中立政策充分生效。据著名军事作家奥洛夫·宋德尔陆军上校写道，当时瑞典的防务地位是极不稳固的。⁽⁵⁾9月1日，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即发布敕令：必须按照先前所作的某些规定，加强防务准备，这一命令将从9月3日起生效。当天召开的内阁特别会议决定，所有有关执行瑞典中立的规定不仅应适用于目前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而且也应适用于可能卷入战争的任何其他国家。此外，瑞典政府还决定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一起分别于9月1日、3日和19日宣告中立。而且，瑞典也参加了比利时国王发出请柬邀请交战国进行谈判的行动。9月9日，议会开会，国王又在开幕式上演说中表示瑞典决心置身于战争之外，同时强调必须大大增加军备费用。

在以后几个月的时间里，瑞典便致力于加强国防，并同所有交战国建立了关系。它从几个大国那里得到保证：不但它的中立将受到尊重，而且这种尊重将体现在做到尽可能地不干扰它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然而，瑞典的商船队还是深深感到大战给它们造成的影响。瑞典船只不得不屈从德、英两国的管制，而早在1939年9月的第三周，就已有几艘瑞典船只被德国鱼雷击沉。瑞典当时即向柏林提出抗议。11月25日，瑞典又抗议德国在厄勒海峡南部布雷，这是根据瑞典的4公里海域要求提出的。此外，瑞典还因德国军用飞机越过国境提出了抗议。

第二节　苏芬战争

1939年10月19日，由于苏联邀请芬兰就某些具体的政治问题进行谈判，⁽⁶⁾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脑在古斯塔夫国王的提议下，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芬兰总统。会见时讨论了与阿兰群岛的防务有关的对芬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可是，没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准备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当时的瑞典外交大臣散德勒赞同进行这种干涉；⁽⁷⁾但他的政府却坦率地宣称：瑞典不能派遣军队，因为这一步骤可能会使瑞典最终卷入战争的漩涡。有人曾说，这一决定是受到了瑞典当时脆弱的防务地位以及瑞典政府忽视了立即动员其工业资源这一事实的影响；这后一步骤直到1940年1月之后才被采取。⁽⁸⁾不过，瑞典已作出允诺，只要芬兰需要，它将给予军事以外的援助。10月7日和9日，瑞典政府分别对柏林、伦敦、巴黎、罗马和华盛顿采取了外交步骤，以期说服这些国家拯救芬兰摆脱威胁着它的危险。此外，瑞典又于10月12日会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对莫斯科采取了一项外交步骤，强调了芬兰同北方国家的团结；政府还训令它在柏林、伦敦、巴黎、马德里、罗马、东京和华盛顿的使节，倘若被人问到此事，则应申明芬兰和俄国的冲突将会在瑞典造成严重局势。10月23日，散德勒告诉俄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科隆泰夫人，瑞典把芬兰的亲北方倾向及中立视为波罗的海的一个均衡要素，因之如果苏联使芬兰的这种地位发生任何变化，则将影响到俄国同瑞典关系的基础。⁽⁹⁾11月2日，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关于这一内容的官方政府公报。

在苏芬战争爆发的时候，瑞典的中立第一次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对阿兰群岛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已被否决。至于瑞典的总的态度，对“中立”这一字眼的使用是小心回避的。⁽¹⁰⁾“尚未发生任何情况使我们要改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态度。”⁽¹¹⁾但是人们感到，国际局势使瑞典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政府，于是，在12月14日，一个由各主要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宣告成立。在那天之前，外交大臣散德勒因反对瑞典在阿兰群岛的政策而辞职，受命继任他的遗缺的是一位职业外交家克里斯田·根瑟。新政府在向瑞典人民发布的一项公报中提到了苏芬战争的爆发，并对芬兰所处的困境表示深切的关注。但是，他们同时又强调说：“我们在言论和行动中要遵守必要的审慎态度，以免给政府的工作带来更多的困难和危险，”这是“我们大家和每个人的民族义务”。这一“精神上中立”的要求，是重申首相于10月12日发出的呼吁，同时也显示了对德国人的种种要求无可奈何的屈从，德国人的种种要求在战前即已开始，而在大战爆发后则压力越发加剧了。必须说明，大多数瑞典人民在整个大战期间对于政府的这一要求是始终服从的，其结果正如特尔斯特吕普所写的：“早就出现有一种远离现实的、不健全的中立空想，它提出这样的意见，譬如说战争实际上与我们毫不相干，中立国在道义上远远胜过那些卷入战争的大国。”⁽¹²⁾当一些报纸不理睬这一“完全中立”的要求时，政府却还是设法强制实施它。⁽¹³⁾此外，对一些以“攻击口吻”表示反对“一个外国强权”的报纸，政府提出了几起诉讼。起初，这类诉讼的矛头只是指向共产党报纸，但是，1939年12月，著名新闻记者蒂尔·内尔曼由于在民主报纸《挑战报》上发表了攻击希特勒的文章而被判监禁3个月。⁽¹⁴⁾1940年，政府草拟了一项在战时或在有战争危险的时期严重影响新闻自由的法令，⁽¹⁵⁾按照该项法令，一些违禁的个别报纸有时被没收了。⁽¹⁶⁾这项法令于1944年废除，关于废除该项法令的决定于1945年得到了次届议会的批准。

然而，瑞典政府尽管忧心忡忡，想避免发生任何可能得罪某个大国的事情，但并未使他们停止向芬兰提供一切军事以外的援助。12月7日，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一起公开发表声明，鼓吹国联应当采取措施以促成苏联和芬兰间的和平谈判。但是，当国联于12月14日谴责俄国对芬兰的行动时，瑞典代表恩顿却在代表全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言时发表了一项宣言，对于可能采取制裁的问题表示有所保留。⁽¹⁷⁾可是，与此同时，由于国联宣布俄国为侵略国的决议，并指令向芬兰提供那种符合瑞典人民自然倾向的援助，瑞典援助芬兰——特别是在人道主义范畴——的愿望却得到了加强。事实上，要求站在芬兰一边进行积极干预的呼声到处可以听到，但德国马上就毫不含糊地指出，这种做法将被看做是对德国的敌对行动。因此，瑞典政府不得不将其采取的政策局限于所谓的那种“非交战国的干涉主义”的范围内。⁽¹⁸⁾瑞典罄其所有的武器弹药供给芬兰使用，准许芬兰招募志愿军（这样便为芬兰的防务增加了约9 0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事人员），并于1940年1月，像挪威一样，同意了盟国提出的准许战争物资过境运往芬兰的要求。如果需要证明的话，从全国老百姓所搜集的衣物和货币足以证明芬兰的事业确实就是整个瑞典的事业。事实上，瑞典在第一次苏芬战争中的态度可以公道地说足以同在1940年到1941年间美国大力支持英国时的非正式参与全面战争相比拟。⁽¹⁹⁾瑞典也采取了某些加强防务的措施，譬如，1939年12月2日，加派部队开往北方、哥得兰以及沿岸的筑垒地区，同时在一些领海水域内布雷。

俄国于1940年1月就瑞典报纸和人民的态度所提出的正式抗议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其主要理由是：苏芬冲突已在瑞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瑞典无论在历史上或文化上都和芬兰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善联系，瑞典自由独立的新闻界也反映了芬兰应继续保持一个自由而独立的芬兰这一普遍的愿望。瑞典的照会也说，俄国人对瑞典向芬兰主动提供援助的范围所提出的异议是过分夸大了，照会并拒绝接受另外一些关于向芬兰出口物品等所提出的抗议，认为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瑞典那时对芬兰的援助至少就军备而言已达到了这种程度，在专家们看来都认为已危及到瑞典本国的安全。瑞典在战争爆发前就开始向芬兰提供军需物资，而到1940年3月13日，又提供了价值4亿克朗的赠品和借款，交给芬兰使用。

然而，并没有丝毫可能性会使这种援助发展成为军事援助，任何要向这方面发展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940年2月，当芬兰的形势恶化，芬兰政府请求派遣军队的时候，瑞典内阁拒绝了。双方所交换的意见于2月16日公布于众，3天之后，国王亲自声明说，对苏芬斗争的任何官方干涉都将把瑞典拖入全面战争，“在那种情况下，我国将不再能向芬兰提供它目前所得到的而又迫切需要的那种并非少量的援助。”⁽²⁰⁾当芬兰政府因此而向伦敦与巴黎求助，和盟国于3月2日就盟军可能要假道挪威和瑞典一事分别试探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的态度时，两国政府的回答都是毫不含糊的：“不行。”不过，这一回答必须根据下述事实来加以评判，即瑞典政府当时关于苏芬停战谈判一事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曾充当过调解人。谈判是1月底开始的，而在1939年12月底，根瑟和俄国公使科隆泰夫人进行会谈期间，就已显示出有可能为它们找到一个谈判的基础。⁽²¹⁾

虽然盟国考虑到不顾瑞典和挪威的抗拒向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渗入的可能性，但它们并不准备这样做，除非芬兰直接向它们求援，从而为其后果承担责任。尽管根瑟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但他似乎并未明确说过如果盟国军队试图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通过瑞典国境，他们将遭到瑞典军队的抗击；而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也不过是要捣毁那条通往铁矿的铁路线而已。然而芬兰并不要求援助，部分是由于等这种援助到达将为时太晚了。⁽²²⁾但在3月11日，即在缔结苏芬和平条约的前夕，芬兰向瑞典政府提出了两个迫切的问题：（1）瑞典对盟国部队假道行军抱什么态度？（2）瑞典政府是否准备考虑在战后和芬兰订立一项防守同盟？瑞典拒绝了第一个提议而赞同第二个。⁽²³⁾苏芬和平条约是于1940年3月12日签订的。4月5日，芬兰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代办向古斯塔夫国王致谢说：“瑞典对芬兰的援助已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对它所提供的援助，并大大促进了芬兰为自由和独立所进行的孤立而艰巨的斗争。”3月25日，瑞典首相回顾了瑞典在苏芬战争时期的政策，并提到了拟议的防守同盟问题。⁽²⁴⁾可是，这一主张因遭苏联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了。1940年秋，一种试图恢复这一主张的尝试——这一次是出自瑞典——受到苏联同样的待遇，而且，德国也表示“这太不合时宜”，芬兰自己虽承认对此感兴趣，却又指出“这一问题显然必须暂搁一下再说”。⁽²⁵⁾从此，这一主张就永远没有下文了。

第三节　瑞典与封锁

瑞典航运业所蒙受的最严重的损失是由德国造成的，但是英国和俄国也对其中某些部分负有责任。1940年2月21日，瑞典外交大臣根瑟对德国袭击瑞典船只提出抗议，然而由于他说，如不提出抗议就意味着不中立，因而使他的抗议成了一纸空文。瑞典当时的损失已达22 000吨左右，到1940年9月，这一数字上升到63 000吨，及至1941年6月底则又上升到40万吨。德国于1940年春季所实行的封锁切断了瑞典同它将近一半的海外船只的联系，但其结果却有利于盟国，因为瑞典就把这一部分商船队租给了盟国，而这样一来便构成了一种对盟国有利的非中立行为。许多瑞典商船因试图向英国和法国港口装运禁运品而被德国人没收。1940年夏季，发生了一起事件，使瑞典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暂时略呈紧张：6月20日，一支英国海军部队在法罗群岛附近扣押了6艘瑞典船只，其中有向意大利买来的两艘重型驱逐舰和两艘轻型驱逐舰，它们正在驶往哥德堡。英国政府不久释放了这些船只，并表示愿意赔偿因英国的行动给瑞典造成的任何损失。但是，当这些船只在驶往哥德堡途中，却又遭到了一架英国轰炸机的袭击（尽管没有命中）。瑞典在就这一事件发表的一项公报中强调了下述事实，即“德国海军当局曾为这次航行提供方便，譬如，他们指明了通过因布雷而变得危险和无法通行的那些地区的途径”。瑞典早在初夏就开始同交战国双方就后来凭所谓“航行证”通行的问题进行了谈判，⁽²⁶⁾但只是到了1940年底，第一艘瑞典船只才根据这样的安排抵达哥德堡。1941年4月，由于德国宣布英国和冰岛之间的水域为战争区，“航行证”通行中断了。7月，所有的管理规章都加紧了，这种通行又告恢复，到了1942年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42年冬到1943年初，因美国对瑞典货船的最终目的地表示怀疑，“航行证”通行又一次中断了。⁽²⁷⁾经过漫长而又艰难的谈判，这种通行才于1943年初再次恢复，但不久以后又被取消，直至1943年5月乃又重新恢复。持有航行证航行的瑞典船只装载着各种必需的物资，如面粉、油脂、水果、棉花、羊毛、皮革、毛皮、发动机部件和矿物油。1941年至1944年间，瑞典进口了价值约14亿克朗、重达150万吨的货物，其中371 000吨是矿物油。

经过纳尔维克继续向德国提供铁砂一事引起了盟国的极大关注，并成为争论纷纭的问题。⁽²⁸⁾英国于1940年1月6日就此问题向挪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同时也通知了瑞典。不久瑞典就与挪威联合一道对此事提出抗议。结果是，英国政府所建议采取的阻止矿砂运往德国的措施未能得到实行。⁽²⁹⁾1月19日，哈里法克斯勋爵质问瑞典驻伦敦的公使布约恩·普吕茨：瑞典政府究竟打算采取什么措施以减少这种运输？因为，否则的话，盟国将被迫对纳尔维克实行封锁。他指出，盟国已准备就帮助瑞典抗御德国和俄国的袭击同瑞典政府进行磋商，但由于瑞典人害怕德国人进行报复，所以盟国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哈里法克斯强调说，现在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即“瑞典和其他中立国政府应把心思用于考虑最好的办法去援助一个它们所愿看到其失败的事业，而不是去考虑阻碍这个事业”。他指出了德国为保证瑞典铁砂供应而答应给它“保护”的危险性。他臆度这种保护将遭到拒绝，而瑞典将求助于盟国。盟国将会给予这种帮助，但这种帮助很难做到能像事先有所准备并通过交换意见而商定的那样有效。⁽³⁰⁾1940年3月2日，英法两国就这一问题联合向瑞典和挪威发出照会，但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³¹⁾虽然这些谈判没有取得具体结果，矿砂仍在继续装运，但瑞典人并没有扩大这种装运，相反却多方托词予以减少。

第四节　德国侵入丹麦和挪威

苏芬战争的结束使瑞典有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但盟国还是继续指出由此得出的教训。因此在3月19日，张伯伦一方面承认“我们应当对这两个国家（瑞典和挪威）的地位寄予同情”，一方面又说：这两国的中立确实是以这一错误看法为基础的，即无论做什么，也要比卷入德国和盟国的战争来得好，而这一看法转过来则又是以另一种看法为依据，即“战争的结局不管是德国获胜还是盟国获胜，对这些中立的小国来说都是一桩无关紧要的事情。……除了坚决自卫，并同那些乐于帮助他们进行防卫的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将会或能够拯救他们的国家”。⁽³²⁾这些呼吁都无非是枉费心机。

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合作。军事情报组织联合起来了，这种协作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仍在继续，并得到了增强。各情报部门的首脑不时碰头，交流情报，1940年3月召开了一个参谋会议，讨论了瑞典和挪威军队在一旦中立遭到严重侵犯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协调的问题。⁽³³⁾但是，瑞典在国防准备上没有把一场“面对西方的战争”考虑进去，以致在德国人侵入挪威时（这需要在瑞典的整个西部边境上设防），便发现瑞典是毫无准备的。

在4月初几天里，不仅是丹麦、挪威政府，就连瑞典政府也收到了驻柏林使馆发来的关于德国正在集结兵力的惊人警报，⁽³⁴⁾这种集结兵力显然是打算对北部进行突然袭击，而纳尔维克便是想到的第一个目标。瑞典并没有把德国这种准备看做是在任何方面蕴藏着对它自身的一种威胁，而只把它看做是德国为防万一英国对挪威领土进行威胁时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根瑟在给瑞典驻柏林公使阿尔维德·里凯特的信中极度低估了这种假想的可能性。他说，“对于巴黎和伦敦有什么计划和决定，我们的消息是十分灵通的，因此我们不必认真考虑有人会从那一方面对挪威或瑞典的领土采取任何突然行动。”⁽³⁵⁾尽管如此，瑞典政府还是于4月2日对德国外交部采取了一项新的外交步骤，它警告德国政府：瑞典在北部还保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它能抗击来自西部的袭击。⁽³⁶⁾事实证明，这一声明无非是虚张声势，德国人对此是一清二楚的。而且，总司令特尔内尔将军在4月初提出的关于实行总动员或者增加瑞典军备的建议在4月6日几乎完全被否决了；而征集令又被限制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倘若观察员注意到有军舰驶向瑞典南部或西部港口时，准备接待它们的也只有警察和海关人员”。⁽³⁷⁾根瑟后来在一次解释中说：据认为加强瑞典南部的防务（这或许要影响到北部的防务）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如果德国人想要发动一次进攻的话，这样做并不能阻挡他们，同时却可能会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盟国正在这一防线的幕后集结兵力。⁽³⁸⁾

4月9日（即德国侵入丹麦和挪威的日子）清晨，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维德亲王向根瑟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希望瑞典将继续严守中立。⁽³⁹⁾政府答复说：他们打算保持中立，但要求“有完全自由采取那些我们认为有必要维护我们的中立的措施”。⁽⁴⁰⁾同日，瑞典首相通知全国：这就是政府的政策，⁽⁴¹⁾并通知挪威，瑞典既不能以武器援助挪威（就像它曾援助芬兰一样），也不能允许向挪威出口武器或弹药。4月19日至24日，古斯塔夫国王就瑞典中立问题同希特勒交换了一些信件。⁽⁴²⁾挪威作出了一项决定，即不向瑞典提出任何可能使这个国家偏离中立立场的要求，这是为了帮助瑞典解脱其困难处境。4月13日，挪威外交大臣哈尔夫丹·科特将这一点以指令下达给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延斯·布尔，不久，挪威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了一个特别机构（挪威公使馆B部），负责处理在战争中发生的问题。⁽⁴³⁾但是，当挪威政府发觉瑞典错误地倾向于过分的谨慎，因而在起初间接地帮了德国的忙，便于4月24日向瑞典发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抗议照会。⁽⁴⁴⁾尽管如此，科特还是继续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瑞典不应该被迫参与战争，这一点对挪威是至关重要的。⁽⁴⁵⁾即使瑞典加入了盟国，也可能给挪威带来不利，因为苏俄曾警告挪威政府，它不会容忍一个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在挪威北部获得政治势力。⁽⁴⁶⁾

人们曾提出过许多理论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并不想占领瑞典，有一种假设看来似乎颇为合理，即希特勒认为这样做既不可取，也无必要。若这样做的话，瑞典将会拼命进行自卫，从而间接加强挪威的抵抗；宝贵的铁砂供应也将因此中断；而且，占领了挪威和丹麦便切断了盟国对瑞典的援助，这也就使瑞典无论如何在实际上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德国的这一决定无疑也受到了莫洛托夫于4月9日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的下述警告的影响，即保持瑞典中立是符合俄国人的利益的。⁽⁴⁷⁾4月12日，当盟国向瑞典保证一旦德国袭击瑞典即予以支援时，瑞典答复说，对于任何试图侵入瑞典领土的企图，它都准备进行武装抗击。⁽⁴⁸⁾同日，首相在向全国广播时强调说：“允许交战国之一利用瑞典的领土来达到它的目的，是和严守中立的原则不相符的。幸而没有一个国家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倘若有人提出这种要求，就只能遭到驳斥。”⁽⁴⁹⁾其实，瑞典已得到英国政府的保证：英国军队不会违反瑞典政府的意愿越过瑞典国境。⁽⁵⁰⁾

就在同一天，瑞典不得不断然作出一项重大决定。科特从利莱博海关打来电话，询问可否准许哈康国王在瑞典逗留；如果准许的话，是否允许他随时任意离开，也就是说他们是否要将他拘留。瑞典在第一次回答中答复说，哈康国王及其随行人员“当然”可以进入瑞典境内，但瑞典不能就有关拘留的问题作任何诺言。两小时后的第二次回答中对国王及其一行表示欢迎，但又指出：按国际法规定，国王在待在外国境内期间，将不得行使他的皇室权力，瑞典政府也不能“事先”就他离开瑞典的问题作出承诺。哈康国王一收到第一次回答便越境进入了瑞典，但在半小时后又返回挪威国土。⁽⁵¹⁾当天，科特和其他两名政府官员也越过了国境，并于14日同其中一名官员回到挪威。这里顺便提一下，挪威的一份白皮书⁽⁵²⁾写道：瑞典驻奥斯陆公使馆秘书道格拉斯伯爵为了帮助挪威政府，在其上司弗里黑尔·约翰·贝克-弗里斯暂时不在奥斯陆的一段时间里曾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并且尽可能同瑞典政府保持接触，甚至还跟随国王到哈马尔去。贝克-弗里斯不久也留在奥斯陆，并在那里按同样的精神行事，拒不接纳吉斯林的官员，直至大约7月中旬，德国人宣布他们再也不能容忍瑞典的外交代表驻在挪威，他才不得不离开奥斯陆。但是，瑞典公使从未正式撤退。哈康国王离开挪威以后，在他那个王朝的命运吉凶未卜的时候，古斯塔夫国王于1940年6月16日通过瑞典驻柏林公使告知希特勒：任何旨在废黜挪威王朝的步骤必将引起瑞典最广泛各界人士的严重反感。他劝告希特勒要以最大的宽厚态度去对待哈康国王和挪威人民。⁽⁵³⁾他的电报未得到任何回音，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份电报当时曾惹得希特勒暴跳如雷。7月24日，古斯塔夫国王也警告哈康国王：在瑞典寻求避难的挪威女王储及她的子女们所拟议的美国之行可能会危及挪威王朝的前途，但哈康国王在7月27日却答复说，他仍希望他们得以成行。⁽⁵⁴⁾在挪威战役接近尾声时，瑞典政府和挪威政府之间讨论了纳尔维克地区中立化的问题，建议这一地区应由瑞典军队来占领，希望挪威借此可以继续保持对它最北部地区的控制。⁽⁵⁵⁾瑞典是非常乐意赞同这一计划以证明他们对挪威的同情，但是当盟国在挪威的局势日趋不利时，德国人对这建议就不感兴趣了；6月7日，挪威政府通知瑞典政府，这一计划已不得不予以放弃。⁽⁵⁶⁾

第五节　德国过境运输问题

应戈林通过比尔格·达勒鲁斯⁽⁵⁷⁾所发出的邀请，一个瑞典代表团于4月14日前往柏林。代表团由塔姆海军上将率领，成员除了达勒鲁斯本人外，包括外交部商务司司长贡纳尔·黑格勒夫、情报部大臣特恩堡教授。4月15日和16日，他们会见了戈林，塔姆海军上将于16日拜会了希特勒，此后，古斯塔夫国王和希特勒互致函件，确认了瑞典的中立。代表团拒绝了向他们提出的各种请求，霍格勒夫在这方面显得尤为坚持。⁽⁵⁸⁾4月22日，瑞典外交部正式宣布：德国人提出的假道瑞典把军用交通工具运往别处的任何要求将不会得到同意。⁽⁵⁹⁾当战斗仍在挪威进行着的时候，瑞典不顾德国人屡次企图对它进行威胁，拒绝了一切类似的要求。⁽⁶⁰⁾并且，由于德国飞机侵犯了它的主权，瑞典不但随即向柏林提出了强烈抗议，而且还在这段时间内迫使39架德机降落境内。瑞典的国防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至5月为止已有将近40万人武装起来；他们士气旺盛，但装备不良。⁽⁶¹⁾当德国人发觉瑞典坚决不准他们军队和军用物品过境时，德国人便改变了他们的话题，提出应该让红十字会人员和医药用品运送过境。这一“人道主义观点”占了上风，因之得到了许可。⁽⁶²⁾可是，瑞典也采取了一些步骤，以保证这一让步不致被滥用，规定所有运输都要受瑞典的监督管制。据说一部分红十字会人员后来参加了作战，但是，整个这一批人员还不超过290人，⁽⁶³⁾因此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当挪威的战事停息，而盟国又在法国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瑞典对德国的态度显而易见地有了改变。现在它已十分孤立，处于暴露的地位，只好完全依靠德国为其供应主要物资。在瑞典所作的让步当中肯定可称违反中立的一项就是，允许德国一艘被击沉的驱逐舰上的船员由纳尔维克取道瑞典返回德国，借以避免海上旅行的风险。另一方面，瑞典的一份白皮书也提供了许多事实证明：在瑞典的局势尚未因盟国的挫败而变得那般岌岌可危之前，德国人为诱使它允许军需物资假道运往挪威和作出其他违背中立的让步，曾百般讨好，但瑞典对之都进行了抵制。而与此同时，即从4月9日至6月10日，却将一些战争物资和食品运往挪威以援助挪威军队。⁽⁶⁴⁾由于瑞典已完全处于德国和苏联的包围之中，又亲眼目睹了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的命运，因而终于屈服于德国的压力，于1940年7月8日同德国缔结了一项有关过境运输问题的正式协定。⁽⁶⁵⁾其实，6月份就已经允许过境，并在当月21日议会举行的秘密会议上相应地通知了议会。报界也接到了通知，但不许发表这一消息。7月5日，外交大臣宣布了这一协定。德国休假士兵将被允许经越瑞典国境。军队和军需物资可以经由瑞典从挪威的一处运往另一处的所谓“马蹄形运输”也包括在这一协定之内。而且，这一协定也适用于那些先前被禁运的货物，虽然军需物资的运输还须取得特别许可。休假士兵应搭乘专车，并卸去武装，往返方向的人数必须均等。在缔结这一协定之前，德国已在取得瑞典的同意下，在厄勒海峡的瑞典领海内布下了潜艇网，这一事实除了那些最初参与其事者外对任何人都一直是个秘密，直至1946年4月13日经《哥德堡商务报》加以披露后，方才真相大白。

对德国假道过境作出让步的消息在瑞典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因为人们担心这些让步事实上可能会比所承认的范围更为广泛。当时，的确还有其他许多迹象表明瑞典对德国的卑躬屈膝。7月，瑞典从德国占领地区撤回了它的公使馆人员，仅保留了享有领事职权的官员。挪威政府自出亡在外之后，曾多次要求瑞典向其设在伦敦的政府派出一名使节，但瑞典却拒绝这样做（表面上，或许是正确的），其理由是：这样做会使德国要求瑞典撤回其在奥斯陆的总领事，反而会妨碍瑞典为援助挪威人民所作的努力。因此，两国仍是通过瑞典派驻英国的公使馆来保持联系的。同时，瑞典也拒不同意德国占领地区向它派遣使节，例如它拒绝接纳因前任公使逝世而由挪威于1940年10月派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布尔，但在1943年11月8日，瑞典还是同意了对布尔的派遣。⁽⁶⁶⁾

7月7日，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逊对政府缔结过境运输协定的理由公开作出解释说：这一协定不再严重影响到挪威或全面战争，“它还有利于我们的兄弟邻邦恢复与外界的联系”。⁽⁶⁷⁾与此同时，他也公布了签订瑞挪贸易条约的消息。汉逊在发表这一声明之前，还对英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以及瑞典驻伦敦公使普吕茨作了某些解释，6月20日，两位公使都得到通知：可以预期德国军需物资即将假道瑞典过境。6月26日，哈利法克斯将英国对此事的态度告诉普吕茨：英国十分体谅瑞典的困难，不过瑞典在困境中保持均衡时未免向德国靠拢得太近了。英国外交大臣警告普吕茨：英国可能不再会允许将美国飞机运往瑞典，并提醒说，美国也许为了使英国得益而自动放弃对它们的所有权。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久就征用了瑞典政府前已订购的60架单座战斗机和50架单座轰炸机。10月18日，美国国务卿在答复瑞典提出的抗议时作了解释说：第一，美国的国防利益迫使它不能允许发给向瑞典出口军需物资的许可证；第二，美国陆军部征用了那些飞机，这是因为美国空军为了进行训练迫切需要它们。⁽⁶⁸⁾

但是，当时无论英国还是挪威都没有半点心意要使瑞典陷入无法克服的困难境地，也不愿把它拖入战争的漩涡，而它作为一个情报监听哨所实在是太有用了。因而，对于过境运输协定，除于7月20日提出了强烈的官方抗议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当然，这项过境运输毕竟成了一种永久的麻烦，瑞典的政治家们强调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迫使它不得不保持这些让步。譬如根瑟在8月16日就解释道：从实际作用来说，国联已寿终正寝，因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只是“使我们自己尽可能不让压迫者轻易地吞噬下去”。他在12月又谈到了瑞典的地位跟在苏芬战争时有所不同：德国对挪威和丹麦的占领已形成了全面战争的一个明显部分，因而瑞典就必须保持中立。到1940年8月底为止，由挪威送出的德国士兵约有23 000人，送往挪威的有12 450人。总的说来，并没有超过约定的人数。八九月间，德国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两国于9月14日互换了有关订立一个新的协定的照会，根据这一协定，从特雷勒堡到里克斯格兰森（通向纳尔维克的北部铁路线），每周应分别有两列火车对开行驶。该协定同时还规定了要大量增加特雷勒堡和科尔斯耶（挪威南部）之间铁路线的北向运行，并对有关武器的规定做了修改；凡经确定称作轮换部队的士兵现在允许携带武器。事实上，在1940年秋季，装载德国士兵经瑞典从特雷勒堡开往里克斯格兰森到挪威的列车不是每周两班，而是每周三班。德国士兵南来北往的人数比例也有所变动，9月至11月间，送往北部的人数达86 028人，而送返德国的则为73 098人。此外，德国人还利用了允许输送军需物资的许可证制度的便利。第一次申请是在1940年9月7日提出的，及至同年12月底，已有450辆载有军需物资的大货车驶过瑞典。

然而，瑞典政府还是继续试图保留某些独立的象征，并继续不遗余力地抗拒德国人的压力。⁽⁶⁹⁾1940年10月，德国人要求允许一支由15 000人组成携有军用物资的分遣队假道过境，并要求在原则上允许那些既非前往度假，又非销假返防的德国士兵过境，这两个要求最初都遭到了拒绝。⁽⁷⁰⁾但在12月5日，在现有的协定上又附加了一份备忘录，规定增加准许假道过境的士兵人数，并把他们称作“主要是休假的”士兵。就这样，到那年年底，经由挪威送返德国的总人数即达133 135人，送往挪威的达129 105人；但有一点看来很明白，即由挪威送返德国的士兵，其中较大一部分是度圣诞节休假。⁽⁷¹⁾1941年上半年期间，每月往返的人数各增加到30 000至35 000人，而在这6个月里，南下的人数逐渐下降了。因此，根瑟于3月1日抗议说：过境运输的发展情况明确显示出德国是在向挪威调兵遣将，而这是与协定不符合的。德国人接着提出了种种借口，因而瑞典又于3月10日再次提出抗议。德国公使维德亲王被告知说，瑞典不能接受这种局面：要么立即进行纠正，以恢复正常的均衡状态，要么废除协定。德国政府在答复时采用了威胁口吻，通知瑞典：过境运输必须暂时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倘若瑞典反对这样做，“则将造成十分危险的局势”。⁽⁷²⁾不过，3月23日，过境运输已大致减少到正常范围。可是，更坏的事情却接踵而至。在苏德战争（芬兰卷入了这场战争）爆发时，瑞典政府于1941年6月25日宣布了一项影响更大但却是“仅此一次”的让步——入境特许，准许整个一师⁽⁷³⁾的德国士兵假道瑞典由挪威开往芬兰。这支德国部队要不停留地通过瑞典，而且，在瑞典境内时每列火车都得听从瑞典的指挥。作为这次让步的理由，瑞典指出了它和芬兰的特殊关系，以及德国政府和芬兰政府都提出了这一要求的事实。在我们对这种特殊让步进行评价时，必须记住当时德国政府是决心要使这场战争被看做代表整个欧洲对苏联进行的一次圣战的，因此便依据这一原则给瑞典政府施加了特殊压力。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德国军队在那一时期节节获胜，及瑞典自身所处完全孤立的境地。盟国可以对它的非中立行为提出抗议，但倘若一旦瑞典被卷入战争，他们却无法有效地助其一臂之力。尽管如此，瑞典政府决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德国人的要求，据了解，在商讨如何对付这项要求的内阁秘密会议⁽⁷⁴⁾上，就有过明显的意见分歧。当时不断谣传，说什么国王本人也切望这一让步能获批准，他甚至威胁要退位，如果内阁拒绝同意德国人的要求的话。（当时的财政大臣厄恩斯特·韦福斯在回忆录⁽⁷⁵⁾中曾提到了德国驻瑞典公使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在这报告中维德亲王写道：国王告诉他，为了说服内阁同意恩格尔布雷希特师过境，他曾被迫“谈到了退位的问题”。在韦福斯的书出版以后，战争时期的瑞典外交大臣根瑟接见了该书作者，他在会见时宣称：在内阁会议上国王并未实际用过“退位”这一字眼，而他实际使用的言词也不大可能被解释为含有这种意思。至于被引述的国王对维德亲王的讲话，当时根瑟不在场，他认为，国王可能使用过这样的言辞是为了促使德国公使意识到瑞典反对德军过境的严重性。⁽⁷⁶⁾1955年11月12日，瑞典外交部未加评论地全文公布了维德亲王发送给里宾特洛甫的那份报告。）⁽⁷⁷⁾

不论议会还是全国上下对于宣布内阁这项决定的反应情况清楚地说明，再要进一步作出类似的让步而不引起严重的反响是不可能的了。不知是由于这些反应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政府内部反对对德让步的情绪日益增强，瑞典政府曾明白表示：这是仅此一次的让步；而当德国报纸竭力对瑞典的行动作出不同解释的时候，瑞典外交部立即用官方公报的形式坚决加以否认。德军过境自6月27日开始，持续了约两星期之久，约15 200名德国士兵就这样由挪威调到芬兰。那些把这个师称作“增援部队”，并声称已有更多德国士兵被输送过境的谣传后来都被否认了。⁽⁷⁸⁾随后又提出的关于德军假道瑞典开往芬兰的要求都遭到了坚决的拒绝。

1941年夏天，瑞典对过境运输问题又作了一次让步（但这一让步至少在理论上讲并不只限于对一个交战国而言），规定了如下安排：允许“信使机”飞越瑞典国境，并在瑞典领土上着陆。不过这些飞机必须在固定的航线上航行，并在确定的机场上降落；而且作为这次让步的一项条件，这些飞机应卸除武器，机组人员应为民间乘务员，也不得携带武器并应持有民用通行证。但是德国人并不总是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他们比盟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了这种许可，⁽⁷⁹⁾而整个这种安排都是由于德国人施加压力的结果；然而盟国（特别是英国，但也有美国）的飞机也在英国和瑞典之间的高空中经常往返。还有一点不应该忘记的是，按照瑞典和英国之间关于由打破封锁的英国快速汽船组成的所谓“吕塞基尔”运输规定，许多货物包括瑞典的滚珠轴承和其他贵重战争物资在内都曾运往盟国。此外，还有1 849名适役年龄的挪威人在通知了瑞典政府并得到其同意的情况下被从瑞典送往英国，而且他们也知道，降落在瑞典的盟国飞机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国的。

随着盟国的形势有所好转，瑞典政府乃认真地考虑结束过境运输的问题，到1943年，这就仅仅是个决定它应于何时停止的问题了。尽管德国局势每况愈下使得作出这种决定对于瑞典来说已没有多大危险性，但政府还是在1943年7月征召了额外的士兵，以对付德国人可能进行的报复。7月24日，德国预先得到通知：过境运输必须“在几个星期内”停止；8月5日，正式宣告停止。瑞典给德国的照会正文虽未予公布，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布尔则已获悉此事。不过，在过境运输停止以后，普通货物及旅客还是准许继续通行。8月6日，瑞典报纸公布了挪威政府发表的一项公告，声称：由于停止了德国休假士兵的假道通行，瑞典已排除了“在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⁸⁰⁾同时，瑞典也逐渐削减了对德国的出口，并对盟国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它们的让步。⁽⁸¹⁾

第六节　瑞典在第二次苏芬战争中的政策

尽管瑞典对于恩格尔布雷希特师的让步间接地有利于作为德国盟邦的芬兰，但总的说来，瑞典政府对芬兰在其第二次对苏作战中的态度已有了显著的改变。1941年7月2日，瑞典“促进国防委员会”决定：不再像在第一次苏芬战争时那样成立一个援助芬兰的志愿军组织，但对于自愿加入芬兰军队的个人则不加以任何限制。这一次（根据推理），芬兰由于成为德国的一个盟友，在参与这场全面战争，因而不能指望瑞典采取像它以前在对苏孤军作战时所曾采取过的同样态度。1941年夏季发生了两起严重破坏案件（这两起案件的起因虽然从未得到圆满的解释，但都被怀疑是共产党人所策动的），它们似乎证明了就连瑞典这种已经有所改变的态度也引起了社会某些方面的极度不满。7月，当一列有5节车厢载有瑞典炸药的瑞典货运火车在克吕尔博爆炸时，⁽⁸²⁾光是国家铁路的损失就达约500万克朗。9月17日，瑞典海军又遭到了一场灾难：停泊在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港口的3艘驱逐舰忽然被炸毁，船只沉没，伤亡严重。但在人道主义方面，无论瑞典政府和人民都仍继续向芬兰人民提供最慷慨的援助。在第二次苏芬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为45 000名芬兰儿童筹办了收容所，以拯救这些孩子免受战争的苦难，并保证他们能在正常和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1944年9月，苏芬停战协定签订了，于是芬兰便从苏德战争中退出。继之，瑞典和芬兰缔结了一个贸易协议，按照这一贸易协议，瑞典向芬兰除了提供钢铁、纺织品、化学制品、若干工业产品、煤和焦炭之外，还提供了主要食品。瑞典政府还给了芬兰一项1.5亿克朗的建设贷款，以便芬兰能够用以偿付这些货价。

第七节　瑞典在德国占领挪威、丹麦时期的政策

（一）瑞典对挪威的援助

在挪威被德国人占领期间，瑞典在减轻挪威人民的疾苦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实在少得可怜。瑞典的政策不得不在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维持平衡：一方面，通过强烈的抗议，努力防止或减轻纳粹党的某些过分惨无人道的暴行；另一方面，极其小心谨慎，避免作出任何事情，它们可能会促使德国人阻止在挪威的挪威公民和在德国集中营的挪威犯人得到瑞典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伦敦对瑞典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完全理解的，这一点在1942年10月英国首相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埃里克·博赫曼所举行的会谈中顺带地得到了证实（当时博赫曼被派驻英国任职是为了设法获取一些瑞典国防所迫切需要的石油供货）。博赫曼说，在第一次会谈中丘吉尔曾对他说：“你们需要石油来进行自卫，我也觉得你们应该得到石油。我劝你们要进行武装，武装，再武装。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销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⁸³⁾在伦敦的挪威政府也很理解瑞典的难处，因而不向瑞典要求提供任何可被德国人认为是“非中立”的援助。⁽⁸⁴⁾然而，瑞典政府有时还是甘愿冒德国人实行报复的危险，譬如在1943年11月，奥斯陆大学纳粹化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时，大学的一部分大楼被学生纵火焚烧，纳粹分子宣称要把教师和学生都放逐到德国去。瑞典就马上向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和柏林外交部提出抗议，瑞典外交大臣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项正式公报。德国人干脆答复瑞典，叫它不要干涉德国和挪威间的事务，⁽⁸⁵⁾但是瑞典根据下述理由再次提出抗议：瑞典政府不能接受瑞典无权提出有关挪威问题的观点。在伦敦的挪威政府对瑞典的这种干涉表示感谢，但示意瑞典应该用停止对德国出口钢铁的威胁作为抗议的后盾，但瑞典人拒绝了这样做，因为他们惟恐采取这一步骤会导致德国人中断对瑞典至为重要的煤的出口，甚至把它拖入战争。⁽⁸⁶⁾然而，挪威学生的命运吉凶仍是瑞典人最为关切的事情之一，他们一直在为营救那些学生而努力，直至1944年11月2日，德国才同意把他们遣送回国，以此作为交换那些在芬兰重伤的德国士兵回国的条件。⁽⁸⁷⁾

1942年秋，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提出了在瑞典训练挪威警察部队的问题，但是，在1943年4月之前，一直未能为此采取具体的步骤，因为瑞典政府直到1943年4月才声明他们不反对这项计划，甚至还愿协助实施该项计划。挪威政府乃于5月12日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当月月底，瑞典社会事务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口头上表示同意。由此建立起来的职业警察部队将从在瑞典的挪威难民中招募，名额限于1 500人，包括官员和管理人员。这一安排被看做完全是一项民间事务，丝毫也不抵触到瑞典法律和国际法。然而有趣的是：训练的课程却包括传授和练习使用瓦斯、烟幕弹和炸药以备应付现行的破坏活动及防止破坏活动。1943年11月2日，瑞典政府同意将另一支人数限于8 000人的部队训练成一支警察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将具有更多的军队性质，而且将受陆军军官的指挥。⁽⁸⁸⁾1944年秋，这支预备队的实力已增长到12 000人，瑞典政府也同意预备队应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演习。德国公使馆就这种“军事训练”提出的非正式抗议遭到了拒绝。⁽⁸⁹⁾1944年10月，当苏联军队越过挪威—芬兰边境时，挪威政府力主挪威警察部队应尽快进入挪威北部解放区。瑞典同意了这一要求，并表示愿意为这些警察部队配备必要的武器和给养。挪威白皮书就这一点指出：“瑞典政府官员，不论军官或文官，都为挪威的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⁹⁰⁾但另一方面，瑞典又在4月14日拒绝了挪威提出的下述要求：为了防止挪威北部全部遭到德军的破坏，瑞典政府应向柏林提出抗议，并辅之以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的威胁，这些要求在1945年4月17日再次遭到拒绝，因为瑞典政府考虑到，以相对不流血的方式解决德军对挪威的占领的前景已相当好，而如以军事干涉相威胁，可能会招致德国人的愤怒而加强抵抗。这一答复使挪威人大为不满。⁽⁹¹⁾

在挪威被占领的初期阶段，瑞典红十字会为帮助在德国的挪威平民囚犯所作的种种努力都遇到了简直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些努力不属于1929年7月27日日内瓦公约条款范围之内，而德国人对这项公约是大体尊重的。因而，要对这些犯人提供任何帮助，就得完全取决于德国人的善意；瑞典红十字会也试图获得关于政治犯的情况，但这一要求一开始就遭到了拒绝，其理由是：在德国监狱里的所有挪威人都是普通犯人（习惯法的囚犯）。当德国在1942年2月1日拒绝承认瑞典继续代表挪威利益的权利时，瑞典为帮助这些挪威犯人所作的努力进一步遇到了障碍。⁽⁹²⁾尽管如此，瑞典驻柏林公使馆仍继续为这些犯人进行努力，瑞典红十字会和瑞典基督教青年会都向这些犯人寄去了装有食品和医药用品等的包裹，红十字会一直为此承担着全部费用，直到名为“支援挪威”的组织接管了这件事为止。⁽⁹³⁾1943年秋天，德国禁止投寄这类包裹，于是在1944年夏天就有大约15 000件5公斤的包裹存放在柏林和德国其他适当的中心区，由瑞典公使馆在犯人中进行了分配。根据挪威白皮书所载，瑞典当局和瑞典公民继续给了他们以最大的帮助，并竭尽全力，使个别犯人免遭处决或获得释放。“但是，”白皮书写道，“当然，不论是挪威方面还是个别瑞典人对这些事情的奔走营救或主动帮助，其结果如何都是不大可能在挪威档案中找到文献证明的。”⁽⁹⁴⁾

在德国集中营里不仅挪威犯人，还有其他国家的犯人被遣送回国这件事上，瑞典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无须在本章里加以详述。因为，在挪威白皮书中⁽⁹⁵⁾以及贝纳多特伯爵⁽⁹⁶⁾和瑞典、挪威的一些作家⁽⁹⁷⁾的著作里对此都已有过详尽的论述。在贝纳多特伯爵代表他的政府和瑞典红十字会对德进行的艰难谈判过程中，据说报界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钦佩的克制态度，避不做任何评论，以免可能因此触怒德国人而使得谈判即使不致夭折也要更加困难。1945年5月1日，贝纳多特伯爵从德国归来能够向政府和红十字会汇报：已有15 000名犯人（其中7 000名妇女）获得了营救。这些犯人大部分是属于挪威或丹麦籍的，但女犯中也包括法国、波兰、荷兰、捷克、英国、美国，甚至阿根廷的公民。

（二）瑞典对丹麦的援助

在丹麦被德国占领的初期，德国人把这个国家当做“希特勒的保护国的样板”，因此，在那个时期，丹麦人并不像挪威人那样迫切需要援助。可是，从长远说来，他们对于这种“优待”并不领情，他们的反抗开始越来越激烈，而德国对丹麦的压迫也日益变本加厉起来。⁽⁹⁸⁾从那以后，瑞典便向丹麦和挪威一视同仁地提供援助。1943年9月23日，瑞典获悉：德国人打算把所有丹麦籍犹太人驱逐出境；第二天，瑞典就向德国提出一份正式照会，表示愿意收容那些犹太人，而且，如果德国人有这种要求的话，甚至可以在战争期间把他们拘留起来，从而防止他们进行反德活动。瑞典方面没有得到答复。但是，当得悉那些犹太人已于10月1日至2日夜间被兜捕起来的消息时，瑞典政府又提出接收全部犹太儿童的要求。这一提议也被置之不理。但是瑞典人终于设法在德国人的许可下撤走了那些同非犹太人通婚的犹太人，甚至一些半犹太人和1/4犹太人也连同撤出。并且，在丹麦地下运动组织的帮助下，另有一大批丹麦籍和无国籍犹太人也成功地迁徙到瑞典。在有些情况下，瑞典政府给予这些犹太人以瑞典公民权，驻哥本哈根公使馆还发给他们临时护照。瑞典还帮助在丹麦船只上建造了适宜的隐蔽处所，这不仅是为了运载这些非法的旅客，而且是为了把那些丹麦抵抗运动所迫切需要的补给品装回丹麦。从1944年8月起，在瑞典当局的帮助下，武器、弹药和炸药也通过这种途径被偷运到丹麦。⁽⁹⁹⁾在10月的上半月内，平均每天有427名丹麦人或无国籍犹太人都设法逃出了，在特别成功的一两天中，这个数字曾超过1 500人。到战争结束时，瑞典有18 000丹麦人。丹麦公使馆为此特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了一个与瑞典政府合办的难民事务所。难民的安置费用由国家负担，虽则同时也组织了多次募集私人捐款的活动。1943年12月，应丹麦提出的请求，为500名丹麦难民组成的一支警察部队进行训练，大体上按照训练挪威警察部队的同样原则办理。这支警察部队的人数不久就增加到3 050人。

第八节　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活动

必须记住：瑞典虽然逃避了战争，幸免于流血，但它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担了因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中断而造成的苦难。早在1940年春季，瑞典便实行了定量配给的办法，当时配给的范围包括除肉类外的绝大部分重要食品，肉类到1941年方才实行定量配给。从1941年开始实行衣物定量配给，直至1947年一直没有间断过。私人用的汽油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是无法获得的。由此可见，瑞典是牺牲了自己国内需要的食品而用来向别国提供援助的。⁽¹⁰⁰⁾同时，瑞典还与盟国合作，向遭受战祸的其他欧洲国家提供了援助。它把它的船只交给盟国调遣使用，运送食品等货物给希腊，同时负责照料及管理这些补给品的分配。这些船只须得悬挂中立国的旗帜，为此，瑞典红十字会于1942年租用了8艘瑞典船只，载重量共5万吨，其中2艘于1944年在大海中沉没。

从一开始，瑞典的公民和官方组织就渴望能帮助那些来到瑞典的挪威老百姓和流亡者。1940年7月，应设在伦敦的挪威流亡政府的要求，挪威公使馆临时代办在斯德哥尔摩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以沟通国外对挪威的救济工作；11月5日，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挪威全国支援会瑞典委员会”即所谓“斯德哥尔摩委员会”，以集中其他团体的救援事宜。这个委员会并不自己出面去募集资金，而是得到了瑞典的一些人道主义组织的协作，诸如救济中心、红十字会、“儿童救济会”、“瑞典北方协会”、“支援芬兰全国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¹⁰¹⁾关于支援芬兰全国委员会，挪威白皮书曾说道：在该团体所募集的27 330 185克朗的总数中，共有400万克朗用于挪威人。瑞典国家铁路准许让所有作为赠品寄给挪威的包裹免税运往边境。1941年9月德国国家全权代表特博文解散了“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挪威的活动，“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斯德哥尔摩的分部在各救济组织和挪威之间充当中间人，并在1942年6月20日缔结了一个所谓“捐款人协定”。⁽¹⁰²⁾根据这一协定，成立了一个瑞典—挪威—美国捐款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多次提出要在瑞典收留挪威儿童，却一再遭到在挪威德国当局的拒绝，其理由是：这些孩子们在挪威养育得很好，无须到瑞典度假。但问题很清楚，主要原因是德国人惟恐这些孩子会在政治上受到熏染。

英国政府在1941年4月12日的一份照会中虽然原则上同意瑞典把食品送给被占领国家的人民，⁽¹⁰³⁾却又规定供给食品的数量必须是在目前和这些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的范围之内，而且，由此产生的问题应提交伦敦解决。1943年，当瑞典未经事先通知盟国向挪威运送一批蔬菜的时候，瑞典向阿根廷出口的豆类定额就被削减了一倍于它运给挪威的数量。⁽¹⁰⁴⁾1943年9月以后，这些规定稍有放松。瑞典人民曾受到警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要太大量地向挪威寄送包裹物资，免得遭受被占领军没收的危险，因而瑞典就改在挪威逐渐开设了一些食堂，这些食堂主要是为儿童和没钱的老人开设的。为了筹措必要的基金，另一瑞典组织“瑞典支援挪威会”在瑞典工会联合会（瑞典工联）的鼓励下和在几个经济、文化组织、红十字会、儿童救济会和其他组织以及30个工会的协助下，于1942年8月宣告成立。该组织在一个月内就募集了100万克朗，其中大部分来自该组织内部，但很大一部分也来自私人捐赠。全部行政费用均由瑞典工会联合会负担，而雇主协会则支付巨额的广告宣传费用。据认为必须广泛宣传瑞典支援挪威会的活动情况，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德国人从中渔利。⁽¹⁰⁵⁾援助并不仅限于供给食品和衣物。1943年期间，瑞典红十字会在奥斯陆开办了一所医院，因为挪威所有的医院都被武装部队占用了。这所医院由瑞典提供经费，并受捐款人委员会管辖，但其中工作人员全是挪威人。

1945年，德国人在从挪威北部撤退时，对该地区大肆摧残，挪威红十字会请求瑞典让妇女和儿童从这地区经由瑞典疏散到挪威中部和南部。瑞典政府有意答应这一要求，但挪威外交大臣特吕格夫·赖伊却反对这一提议，认为是行不通的；他提议，瑞典要么就地提供援助，要么将这些疏散者收留在瑞典，直到战争结束，那时就可以把他们遣返家园。于是，瑞典支援挪威会推广了供食办法，有时候仅特罗姆瑟一处每天就有12 000人得到了食物的供应。⁽¹⁰⁶⁾

对那些已越过瑞典边境的挪威人提供援助虽然不及对那些在挪威境内的挪威人提供援助那么复杂，但也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这些难民的待遇是根据1937年6月11日颁布的法律规定，⁽¹⁰⁷⁾由社会事务部统一管理。1942年和1943年对该法律作了少许的修改。按官方手续说来，对斯堪的纳维亚难民的待遇是加严了，入境签证成为不可少的东西，但事实上，驻扎瑞典边境的瑞典官员授权发放临时签证。同时，瑞典当局还同挪威公使馆开设的难民局取得了合作关系。

挪威政府的官方观点是这样的：那些越境进入瑞典的挪威人既然在这一点上已违反了挪威的德国当局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定，那么他们可以要求被当做政治难民看待。⁽¹⁰⁸⁾不过，挪威政府也承认有这样的危险，即有个别反社会分子甚至罪犯会潜越国境，因而瑞典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以防止这种可能性。在挪威偶尔有这样的说法：在对逃亡者的经历进行的初步调查过程中，某些瑞典警察对待他们过分苛刻。这种事例无疑是发生过的，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承认，经过深入查核，所谓苛待难民的那些怨言往往言过其实。⁽¹⁰⁹⁾另一方面，每逢占领国借口挪威逃亡者犯有普通罪行试图说服瑞典当局交出这些逃亡者时，瑞典当局总是一概加以拒绝。到了德国人对挪威的占领告终，已有约43 000挪威人在瑞典找到了避难处。

第九节　为战后援助和重建而作的准备

当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在瑞典人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瑞典应该竭尽全力帮助重建被毁坏了的欧洲，特别要帮助挪威和丹麦进行重建。⁽¹¹⁰⁾1944年3月10日，当一个名为国家重建委员会的组织在斯德哥尔摩成立的时候，上述要求便具体表达了出来。该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估计那些国家需要多少援助，以及在预算中应为此提供多少资金。起先共拨款1亿克朗，但很快就增加到5.5亿克朗。5月1日，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逊在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激励瑞典人民应尽最大努力帮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重建。1944年6月，瑞典给予丹麦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一笔高达7 500万克朗的贷款，以供丹麦购买即将于解放后立即运送到丹麦的瑞典货物。同年10月29日至11月6日间，瑞典、挪威两国外交大臣根瑟和特吕格夫·赖伊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为了双方共同的目的，应将大量主要食品在瑞典贮藏起来，同时瑞典政府给予挪威1亿克朗的无息贷款，以此供作这项安排的资金。

瑞典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在救济工作方面所作的全部努力估计共耗费13亿克朗，或者说约占战争结束前后几年中任何一年国民收入的7%。其中将近6亿克朗来源于私人，其余都来自政府拨款。只要考查一下1939—1940年间到1949—1950年间的概算，便可看出一年用于救济方面的费用从1939—1940年间的1 737 000克朗，到1949—1950年间增加为63 740 000克朗，1945—1946年间则达到了最高总额302 488 422克朗，而当时还勾销了给予挪威和丹麦的一笔共计2亿克朗的贷款。瑞典国际救济委员会曾多次坚持：在请求政府拨款之前，为某项事业所需要的款项中应有1/3到一半由私人捐献。用于文化方面救济事业的全部费用超过了2 000万克朗，其中就有3/4是由私人捐助的。这笔金额的2/3系用于重新建造教育机关和医院，重新为其提供设备，以及在挪威对医生和护士进行实际训练和理论指导。芬兰也从非正式的瑞典来源获取了这种类型的援助；瑞典红十字会和儿童救济会还花了将近200万克朗的代价在德国建造了12个设备齐全的学徒培训所。在欧洲大陆，瑞典从1946年开始对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以及西德、柏林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伙食，并延续了许多年。

大部分的救济工作自然采取运送食品、医药用品和衣物的形式。40多万吨食品就是这样装运到挪威、芬兰、希腊及荷兰的，其中265 000吨是做面包的谷物，根据当时实行的定量配给制，这个数目相当于瑞典国内一年需要量的40%。1945年到1948年，瑞典为在挪威、芬兰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30万儿童每天安排一餐热饭，这种救济在其中某些国家一直持续到1949年。

到瑞典寻求避难的人数战后还在继续增加，至1945年底达到了30万人左右。这一总数包括从德国集中营救出来的3万名犯人，其中大部分人需要进行治疗，许多人需要送入医院疗养。瑞典政府为照料这些难民和最后把他们遣送回国共拨款了12 500万克朗。瑞典竭尽了一切可能，替他们重新装备起来，以便开始新的生活。瑞典政府还为他们举办了各种课程以满足他们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并将瑞典的教科书译成他们所需要的文字。一些资历合格的难民被推荐到政府机关或科研部门供职。他们在那些地方，有机会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领取和他们同等地位的瑞典同事一样的薪金。为了使在其他国家的大约400名科学工作者能够迎头赶上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的发展，政府作了安排，让他们到瑞典参观访问两个月，费用由政府负担。此外，政府还安排了其他课程，让一些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人们得以研究一些专业性和社会学问题，以及对教育的民主态度问题。

瑞典还给予其他国家数量十分可观的贷款，这些贷款或则是财政性质的，或则主要是商业性质的。就后一种贷款说来，它最终必然是对瑞典自身有利，因为它的经济前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贸易的迅速恢复。但这样的考虑并不影响到财政贷款。这些贷款中有支援挪威、丹麦和荷兰进行重建的贷款。⁽¹¹¹⁾它们是由瑞典单方面提供给这些国家自由使用而不发生任何物物交换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对偿还贷款日期都不作规定，⁽¹¹²⁾这样就不致因需要考虑具体的偿还计划而妨碍重建。至于挪威方面，其主要用于训练警察部队和救济难民的15 000万克朗的贷款，则最后经瑞典议会予以勾销了。⁽¹¹³⁾

(1)　瑞典南部城市。——译者

(2)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Survey for 1939—1946：The Eve of War,1939），第5编，第5章及第7章。

(3)　埃里克·约·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Erik Hj．Linder：Sveriges neutralitetspolitik），斯德哥尔摩，外交政策研究所，1943年版，第4—5页。

(4)　同上书，第5页。瑞典从未真正退出过国联，但在1940年8月16日，瑞典议会一致同意，在瑞典看来，国联已不再存在，因而瑞典对其承担的捐款也应中止。

(5)　见奥洛夫·宋德尔：《4月9日》（Olof Sundell：9 April），斯德哥尔摩，索尔曼，1948年版。

(6)　关于这些谈判以及随后发生的芬兰和苏联的“冬季战争”，均可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2编，第3章。

(7)　后来散德勒从外交部告退，其直接原因即他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

(8)　奥克·特尔斯特吕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典对外政策》（Åke Thulstrup：Svensk utrikespolitik under andra världskriget），斯德哥尔摩，邦尼埃，1950年版，第9页。

(9)　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13页。

(10)　同上书，第14—15页。

(11)　P·A·汉逊（P．A．Hansson），1939年12月1日在诺尔彻平的讲话。

(12)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15—16页。

(13)　同上。

(14)　同上书，第7—8页。

(15)　因为这一法令影响到宪法基本法中的一条，因此必须由连续两届议会通过。

(16)　一些报纸，包括《哥德堡商务报》（Göteborgs Handelstidningen），因刊载了详细描写德国在挪威的暴行的文章而被没收。

(17)　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16页。

(18)　布里塔·斯科特斯堡-奥曼：“斯堪的纳维亚对外政策今昔”，《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斯堪的纳维亚》（Brita Skottsberg-Åhman：“Scandinavian Foreign Policy, Past and Present”,Scandinavia between East and West），亨宁·弗里斯编，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277页。

(19)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11页。

(20)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12页。

(21)　这些谈判在《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2编，第3章，第3节中可找到记载。

(22)　特尔斯特吕普，前引书，第14页。

(23)　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27—28页。

(24)　同上书，第30页。

(25)　同上书，第33页。

(26)　关于航行证制度，见上文，原著第21页以下。关于英国和瑞典于1939年12月7日签署的战争贸易协定，见上文，原著第9—10、70页。

(27)　见上文，原著第71—73页以下。

(28)　又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3编，第2章。

(29)　瑞典外交部：《1940年4月9日德国进攻丹麦、挪威的序幕》（Sweden, Foreign Ministry：Förspelet till det Tyska angreppet på Danmark och Norge den 9 april 1940），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7年版，文件第13—15号,第17号,第20号,第21号,第23号,第24号,第26号（该书以后简称《序幕》）。

(30)　《序幕》，第24号；参阅宋德尔：《4月9日》，第45—46页。

(31)　同上书，第72—74号。

(32)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1842—1843栏。

(33)　宋德尔：《4月9日》，第87—88页。

(34)　《序幕》，第131—190号。

(35)　宋德尔：《4月9日》，第99、112—113、138页。

(36)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18页。

(37)　同上书，第19页。

(38)　同上书，第19—20页。

(39)　挪威外交部：《1940—1945年战争期间挪威同瑞典的关系》〔Norway, Foreign Ministry：Norges forhold til Sverige under krigen 1940—1945，三卷本（以后简称《挪威同瑞典的关系》），奥斯陆，挪威于伦达尔出版社，1950年版〕，第1卷，文件第162—164号；瑞典外交部：《瑞典在战争期间同丹麦和挪威的关系》〔Sveriges förhållande till Danmark och Norge under krigsåren（以后简称《瑞典同丹麦和挪威的关系》），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5年版〕，第23—24页。

(40)　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35—38页。

(41)　外交政策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典对外政策》〔Utrikespolitiska Institutet（Stockholm）：Svensk utrikespolitik under andra världskriget〕，斯德哥尔摩，邦尼埃，1946年版，第318页。

(42)　德国通讯社，1940年5月6日；林德：前引书，第38页。

(43)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卷，第8页及文件第9号。

(44)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卷，第8页及文件第6号。

(45)　同上书，文件第9号，第21页。

(46)　同上书，第22页。

(47)　塔斯社，1940年5月4日；《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卷，文件第172号；参阅《德国—苏维埃的关系》（Nazi-Soviet Relations），第140页。

(48)　《序幕》，第198—219号。

(49)　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36页；瑞典外交部：《过境运输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1940年4月至6月》〔Sweden, Foreign Ministry：Transiteringsfrågor och därmed sammenhängande spörsmal, april-juni 1940（以后简称《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4月至6月》），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7年版〕，第12号。

(50)　同上书，第16号。

(51)　瑞典外交部：《1940—1943年同挪威境内的挪威政府联系的问题》（Sweden, Foreign Ministry：Frågor i samband med Norska regeringens vistelse utanför Norge 1940—1943），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8年版，第9页以后，文件第2号，及附录A、B，第152、154页。

(52)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2卷，第7编。

(53)　瑞典外交部：《同挪威境内的挪威政府联系的问题》，第13号，第17页。

(54)　同上书，第9页及文件第53号，第54号，第64号。

(55)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卷，第190页以下。

(56)　《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4月至6月》，第303号。

(57)　关于达勒鲁斯于1939年为促使德国和其他国家间的争论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在《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一书中有所记述。

(58)　《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4月至6月》，第33号，第29页。

(59)　同上书，第79号，第90页。

(60)　同上书，第7—8页；1945年6月1日《晨报》（Morgentidningen）中根瑟的文章。

(61)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24页。

(62)　《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4月至6月》，第6页及第76号，第81号，第106—107号，第114号，第125—126号，第212号。

(63)　同上书，第8页。

(64)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卷，文件第75号。

(65)　瑞典外交部：《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6月至12月》，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7年版，第55号。

(66)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2卷，文件第286号，第288号，第289号。

(67)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25页。

(68)　参阅《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1941年》，第746—748页。

(69)　见弗朗西斯·拉吕什：《瑞典的中立：执行这一政策的十年》（Francis La Ruche：La Neutralité de la Suède：dix années d'une politique）,巴黎，1953年新拉丁版，第114—116页。

(70)　《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6月至12月》，第156—157页。

(71)　同上书，第198页。

(72)　《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71页。

(73)　该师通常被称为恩格尔布莱希特师。

(74)　1947年1月7日的《哥德堡商务报》援引了社会事务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叙述有关这次内阁秘密会议详情的一篇文章，1947年1月29日的《每日新闻报》（Dagens Nyheter）也就此文展开了讨论。

(75)　见厄恩斯特·韦福斯：《回忆录，1914—（1949）年》〔Ernst Wigforss：Minnen, 1914—（1949）〕，三卷本，斯德哥尔摩，时代，1950—1954年版，第3卷，第169页。

(76)　《周报》（Vecko-Journalen）,1954年9月12—18日。

(77)　《泰晤士报》，1955年11月14日。

(78)　伯蒂尔·屈耶尔堡与约阿奇姆·伊伦：《邻人之间》（Bertil Kugelberg and Joakim Ihlen：Grannar emellan），斯德哥尔摩，瓦尔斯特与威斯特兰德，1945年版，第43、44页。

(79)　德国人往往恣意滥用这一让步，譬如在1943年2月的“莱克瓦滕”事件中便是如此（《邻人之间》，第55页）。

(80)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卷，文件第100号，第101号，第103号以下。

(81)　拉吕什：《瑞典的中立》，第165—175页。又见上文，原著第73页。

(82)　又见马尔科姆·芒思：《甜蜜的战争》（Malcolm Munthe：Sweet is War），伦敦，达克沃思，1954年版，第151页。

(83)　瑞典驻伦敦大使埃里克·博赫曼的文章“同丘吉尔的会见”（“Möte med Churchill”），1948年4月18日《每日新闻报》。

(84)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第22编。

(85)　同上书，文件第518号；《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213—214页。

(86)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文件第523号及第525—526号。

(87)　同上书，文件第553号。

(88)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268—271页及文件第483号。

(89)　同上书，第274—275页；《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270页。

(90)　同上书，第3卷，第270页；又见《挪威政府的活动》（Den Norske Regjerings virksomhet），奥斯陆，1948年版，第1卷，第189页以后，第4卷，第56页以后；以及哈吕·塞德曼：《瑞典的警察部队》（Harry Södermann：Politroppene i Sverige），奥斯陆，1946年版。

(91)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文件第532号。

(92)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第347页。

(93)　见下文，原著第195页。

(94)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第350页。

(95)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文件第547号以下。

(96)　福尔克·贝纳多特：《结论》（Folke Bernadotte：Slutet），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5年版。又见《克斯顿回忆录》（The Kersten Memoirs）,伦敦，哈钦森，1956年版；以及瑞典外交部：《1945年瑞典派遣到德国的救护队》（1945 års svenska hjälpexpedition till Tyskland），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56年版。

(97)　斯文·弗吕克曼：《派往德国的红十字会救护队》（Sven Frykman：Röda Kors-expeditionen till Tyskland），斯德哥尔摩，1946年版；D·A·塞普：“挪威学生是怎样得救的”（D.A．Seip：“Hvordom de Norske studenter ble reddet”），1948年11月17日《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以及其他作品。

(98)　这一情形在《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238—252页及第282—291页中有详尽的描述。

(99)　见佩尔·阿耳宾·汉逊关于瑞典对挪、丹援助的概述：《1945年国会常委会议记录：下议院》（Riksdagens Protokoll vid Lagtima Riksmötet År 1945：Andra Kammeren），第4卷，会议记录第29号，1945年6月16日。

(100)　阿尔内·布约恩堡：《瑞典的紧急措施》（Arne Björnberg：Svensk krishushållning），学生会编印的小册子，第463号，斯德哥尔摩，邦尼埃，1944年版。

(101)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第477—487页。

(102)　同上书，第478页。

(103)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第502页。

(104)　同上书，第503页。

(105)　瑞典支援挪威会：《活动报告》（Svenska Norgehjälpen：En Redogörelse för verksamheten, 1951年8月）。挪威白皮书也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有关瑞典给予挪威市民的援助（《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第475—540页）。

(106)　《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263页以下。

(107)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卷，第28页。

(108)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第181页及文件第447号，第214页。

(109)　同上书，第181—182页及文件第447号，第213页。

(110)　贡纳尔·塞德斯基厄尔德：《瑞典的背叛》（Gunnar Cederschiöld：Sviker Sverige），斯德哥尔摩，大自然与文化社，1943年版。

(111)　另见上文，原著第197页。

(112)　对于丹麦、挪威期限是5年。

(113)　见达格·哈马舍尔德：《瑞典在1944年和1945年的国际信贷》（Dag Hammarskjöld：Sweden's International Credit Accommodation in 1944 and 1945），瑞典商业银行的索引，1945年12月版，附录B；G·霍华德·史密斯：《瑞典的救济》（G．Howard Smith：Swedish Relief），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195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