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导言
阿诺德·汤因比
一、主题与卷名
本卷的主题，是写“希特勒的欧洲”瓦解后的事态发展。德意志第三帝国发动军事侵略频频得手，显赫一时，一度曾使旧大陆的好大一片土地形成暂时的统一局面，其版图最大时，北起北角，南迄利比亚沙漠，西自加来，东至斯大林格勒西郊。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为了军事上、政治上，从而还有经济上的目的，这一广大地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统一了起来。这是由一个欧洲大陆民族国家以欧洲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超民族的大国，其昙花一现的兴亡过程，已在上一卷(1)中作了记述。本卷所记述的，则属于世界史中的下一个篇章，内容是“希特勒的欧洲”废墟上发生了哪些演变。
“大联盟”消灭了德国的军事力量，粉碎了德意志的短命的欧洲帝国，组成这一联盟的三大国政府当时在描述他们经过力战而刚刚完成的这番事业时，都使用了同样的措词，而且就此一直使用下去。不光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就连俄国人，也把他们的这一共同事业叫做欧洲的“解放”；因为，时至20世纪中叶，“自由”这个词，就像“民主”和“科学”两个词一样，至少在口头上是谁都得表示赞赏的。那时普遍存在着一种同情和信任的气氛，超越了当时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一切地理界线，在这种气氛下就得使用这种褒扬的字眼。可是实际上，在军事分界线的英美一侧和俄国一侧之间，对“自由”这个词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在德国军事上全面崩溃之后，按照三大战胜国事先达成的协议，两支胜利大军已沿着从波罗的海南岸到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对峙的局面。西方盟国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从各自进驻前德军占领区的第一天起，就互不同意对方的自我标榜，说对方的作法并不是使早先沦于德军铁蹄下的当地人民真正得到解放。双方都指责对方建立当地的政权是滥用权力，这些政权并不真正表达当地的“民主”意向，而是强加在名为“解放了的”各族人民头上、为他们新主子的利益服务的。在西方，人们无疑真的相信，在现已处于俄国军事控制下的原“希特勒的欧洲”的非德国地区，俄国人确是在这样行事；他们也同样真的相信，在现已处于西方控制下的其他非德国地区，西方各大国总是一俟军事条件许可，就立即把真正的、完全的政治独立权利归还给遭受希特勒荼毒的非德国人。西方人真心诚意地相信，他们的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对方俄国人内心真正的感受和想法，同俄国人嘴上所说的，是不是也那样表里一致，直到1954年动手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其时，双方都还是继续使用“解放”这个词，不过含义则截然不同。含义不同是客观存在，恐怕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双方是没有分歧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就只好避免使用“解放”这一有争议的词，而代之以“重新组合”这样涵义明确、不致有何争论的字眼。不管人们所说的欧洲“解放”真相究竟如何，从1942年秋天“希特勒的欧洲”开始走上灭亡的道路起到1946年末，这段时期内欧洲确实发生了一次“重组”，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一时期之初，那个地区还是一个单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集团，被强行统一于一个欧洲大国的统治之下；而到了这一时期之末，那个地区的政治结构却已摆脱了德国的控制而“重新组合”，按不同的格局和不同的规模，纳入了另一种政治结构。到1946年底，西欧加上希腊已组成了一个新的超国家集团，其中心在欧洲之外的北美，而东欧除去希腊，则组成了另一个新的超国家集团，其中心同样也在欧洲之外——即在俄国。显然，欧洲的这一重新组合是一件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大事。(2)
在1942年到1947年之间，欧洲就这样被划分为一个俄国势力区和一个英美势力区，中间的那条分界线，同过去就有的那条分界线——不是军事、政治上的分界线，而是一条社会、文化上的分界线——颇为吻合，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地吻合。有一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多，能力强，力量大，议会制政治稳固而有效，这类国家多半在英美势力区里；而另一类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少，没有经验，软弱无力，议会制政治同当地传统格格不入，徒具形式，这类国家则大都在俄国势力区内。不过，俄国势力区却也包括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西方”式的国家，而在英美势力区也有两块地方是“东方”式的，一处是希腊，另一处是意大利南部。欧洲新的军事分界线和老的文化分界线之间这一局部的不吻合情况，本来也许是可以有助于弥合苏联与西方之间的那条正在迅速重新扩大的鸿沟的，要不是种种不利因素凑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把这种划分上的交叉现象所可能起的调和作用都抵消了的话。
二、苏联势力区内人口的强迫迁徙
自从宗教战争结束以来，在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地区，由战争引起的国界变动就不再伴随着人口的驱逐或交换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和约中，欧洲国界重划的规模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但当时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想到要强迫居民迁徙，以便使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符合于各国边界的新格局。即便是从1888年起由德国当局安置在波森和西普鲁士的那些德国移民，他们当初迁来时占用的土地都是从波兰族的土地所有者或佃户那里强行夺取的，在波兰国家刚一重建而着手把他们赶走时，他们还是从国际联盟那里得到了一些保护。(3)巴黎和会不仅对驱逐少数民族的做法不予纵容，甚至还采取国际条约和宣言的形式，用法律制裁的办法，来支持少数民族应得的道义上的权利，从而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少数民族在占多数的异族人统治下生活还能过得去。
1922年，当土耳其境内信奉基督教的希腊族和亚美尼亚族的少数民族，由于希土间一场“战后之战”的灾难性结局而被赶出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时，西方舆论很不愿意默认这一既成事实，更不愿意赞同其逻辑上的必然后果，即规定让希腊境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按对调办法迁至土耳其，并把迁出一方不得不遗留下来的财产没收归公，作为给予另一方的补偿。对于这样一个在西方看来极不道德的野蛮行径，西方之所以就这样容忍了下来，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想法是，发生这一野蛮行径的地点是近东，在那里，这类野蛮做法不幸还没有被废弃。西方的人们显然认为，像希土“人口交换”（对这件事的委婉的说法）那样的事是绝不可能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就西方世界而言，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后胡格诺派教徒被逐出法国一事，要算是这类突出的野蛮做法的最晚近的一个例子了。(4)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以后欧洲人口大规模强迫迁徙的事实，不幸完全粉碎了西方的这一乐观的期望。诚然，在德国崩溃后的英美占领军和俄国占领军的分界线以西，第二次大战后同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并没有德国人或其他任何哪一国人被强迫迁徙，这是西方世界的可嘉之处。可是在另一方面，截至1947年7月1日为止，在奥得—西尼斯河线以西的德国领土上所收容的来自该线以东的德国人，却已超过了950万人，也许已接近1 050万人。这些人都是从匈牙利，从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东部实际上已经并入苏联和波兰的那些地区逃亡出来或被驱逐出来的。(5)其后，从德国东部没有被吞并掉的那部分地区也即苏占区里还源源不绝地有德国难民流出来，使流落在德国西部的德国人人数续有增加。在那里也还有不少非日耳曼族的流亡难民——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哥萨克人，甚至还有一些“大俄罗斯人”——其中一部分是战时被纳粹押送到德国做工，战后不愿返回业已落入苏联统治下的家园去的，也有一部分是在苏联军队西进时望风逃入西方占领区的。这类难民中，仅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就估计有30万人左右。(6)
这场移入德国西部的20世纪的“民族大迁移”，是东欧居民被迫离开家乡的结果，此种现象发生于西方占领区与苏联占领区的分界线以东，其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在旧世界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图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是公元375—675年左右的“民族大迁移”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从中欧、东欧和俄国战前的民族分布图上，可以看出历史上一股向东推进的征服和殖民的潮流的痕迹，从公元772年查理大帝对莱茵兰和易北河间异教的大陆撒克逊人发动第一次进攻时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个世代，最后一批德国移民迁居在波森和西普鲁士原由波兰人居住的土地上，这股潮流还没有止息。根据1939年大战爆发前夕的民族分布图来看，可以看到有三股人口东侵的浪潮连在一起：一股是日耳曼人的浪潮，冲向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马扎尔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一股是波兰人的浪潮，冲向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还有一股是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浪潮，冲向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以北大草原上的土耳其人，冲向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区的土耳其人和芬兰人。每一股浪潮都激起了一些浪花，飞溅到浪峰的前头，有时竟老远地飞在前头——这就是由最早的移民所开辟的孤立飞地。例如，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东普鲁士、波兰西部、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奥尔弗尔德平原、特梅斯瓦尔–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布扬克（比萨拉比亚的东南部）等地区都有过日耳曼移民的飞地；甚至东至伏尔加河，在萨拉托夫附近也有过一个日耳曼人的移民区，横跨该河两岸，人数在19世纪达到高峰时曾有60万左右。在科夫诺(7)、维尔纳(8)和利沃夫等地区则有波兰移民的飞地。而在乌拉尔河、额尔齐斯河、阿穆尔河(9)、乌苏里江等沿河一带以及日本海海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10)则有大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人的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的那股浪潮仍还存在，而且还在向东推进，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浪潮则已消失了。
日耳曼人的浪潮从奥托一世在位时起持续到现代，算起来已不下1 000年。1 000年来这股浪潮一直侵占着斯拉夫人的地盘而不断推进，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在希特勒本人的命令下第一次作了后退。1939年，波兰的军事抵抗垮了台，两次大战间的那个波兰国家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和苏联两家瓜分之后，希特勒即同苏联政府商定，从苏联新的西部边界以内的苏方领土上，把所有的日耳曼族居民统统撤走，这个范围包括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加上两次大战间的波兰领土中居民属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的东部各省。就这样，大批日耳曼人被迫迁离了他们在东欧的家园，其中有一些是从13世纪起就世世代代住在那里的，希特勒命令这批人重新定居在已被他并入德国版图的那块波兰族聚居的领土的东南边界上，其用意是用他们作为一道“人堤”，掩护这道堤坝西北后方的那块波兰族聚居的领土，以便逐步使其日耳曼化。由于一个日耳曼族独裁者的教条主义政策而不幸受害的这些日耳曼人，还没有来得及在波兰完全安顿停当，向西作最后进军的俄国军队就赶了上来，于是这些人又不得不再次迁移——这一次，是迁入德国西部。
最大的一支德国难民队伍来自东普鲁士以及奥得—西尼斯河线以东的德国本土，计约750万人。(11)当丘吉尔决定同意以那条大致与波兰族聚居地区东部边缘相符的“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之间的战后边界时，他的心里其实也已经同意可以用一部分德国土地来补偿波兰的领土损失，借以安置从寇松线以东地区流散出来的多达三四百万的波兰族难民，这块德国土地的面积应尽可能小些，但要容纳得下这许多波兰族难民，好让他们在那里重建家园；他也已经打算听任德国居民从德国所割让的这块土地，被赶到德国的其他各地去。事实上，让数目大致相等的波兰人和德国人各自离开乡土向西迁移的这个办法，看来最初还是丘吉尔自己想出来的主意；(12)而且当斯大林要求以奥得—西尼斯河线作为波兰的未来边界时，他之所以会默认，是因为他思想上认为议论中的那条河是指东尼斯河而言，而且相信这条线以东的那部分德国领土事实上已可以满足从波兰迁出的那些人的需要了。(13)及至他发现斯大林心目中的那条河是西尼斯河时，他就力持异议，因为按照该项建议，被逐出家园的德国人数目比他先前设想的不知要大多少。(14)可是，他的抗议是徒然的。因为，虽然根据正式的讲法，德国未来的东部边界问题须留待最后的和会予以解决，但波兰人和俄国人一朝进驻以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以东所有前德国领土上的德国居民都驱逐出去了。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保护下复国之后，大概有数达275万名的日耳曼族人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15)另外大概还有17.8万名日耳曼族人被逐出匈牙利。(16)至于罗马尼亚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则并没有被正式驱逐出境，但是在1951年，某些地区的日耳曼族居民中凡体格健全的男子都被集中起来，遣送到苏联去做工。(17)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割让给罗马尼亚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又还给它的那块前匈牙利领土上的马扎尔少数民族，则由俄国人做主保留在那里，这有点像苏联卵翼下的一个保护国，它成为俄国人干预罗马尼亚内部事务的一种工具。(18)
芬兰在1944年9月第二次投降之后，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芬兰族居民就因此而不得不第二次抛弃家园，再度易地安置，这一次终于定居在芬苏新边界以西的芬兰领土上了(19)。
遭遇最为悲惨的，则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民族——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有一部分人在大战期间被遣送到德国去做工；有一部分人则在战争后期俄国人第二次占领这三个国家之前设法渡过波罗的海，逃到了瑞典。可是，俄国占领时还留在这三个国家里的那些中产阶级居民，后来显然就全部被放逐到俄国去了，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则为大俄罗斯和其他殖民者所填补。(20)俄国人有意通过这一不人道的办法，竭尽一切力量，把这三个民族各自的民族生活都给扼杀了。这一非日耳曼族的新兴中产阶级原产生于农民阶级，是两次大战间在这三个国家中发展起来的，至此即告消灭，回顾1700—1721年“大北方战争”中爱沙兰和利夫兰这两个波罗的海省份最初并入俄罗斯帝国时该地日耳曼族中产阶级和地主贵族阶级的遭遇，两者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俄国的吞并，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来说，不但不是宣告了他们的死刑，相反倒是让他们得以进入有利可图的内地，使他们都发了迹。波罗的海贵族可以在俄罗斯帝国的军界和官场大展其才；而资产阶级则在波罗的海口岸同俄国内陆间的日益扩大的贸易事业中大有可为。这一历史对比，正是这220年间文化倒退的一个可悲标志。
东欧的这几起破坏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其总的结果是一笔勾销了1 000年来日耳曼族、波兰族和立陶宛族的征服和殖民活动在民族分布上的影响，使民族分布图又大致恢复到了公元1200年以前的原状。这样，就只有在奥地利，日耳曼移民的后代和日耳曼化斯拉夫人的后代还得以保有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在波罗的海南岸和东岸一带，日耳曼人从12世纪末叶以来建立的各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中，也仅有卢卑克一处仍为日耳曼族的聚居地。斯德丁、但泽、哥尼斯堡、美美尔、利鲍(21)、里加、累发尔(22)这些城市，无论就其名称或就其居民来说，都已不再是日耳曼的了。西里西亚的首府布雷斯劳，过去700年来一直为日耳曼族所居住，到后来发展到人口比当时的英国城市谢菲尔德和美国城市休斯敦还多。布雷斯劳这个名字本来就一直表明它原是个斯拉夫城市，而现在它又重新成为一个斯拉夫城市了。在一个斯拉夫民族和另一个斯拉夫民族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在13、14、15世纪时，非斯拉夫族的立陶宛大公国和斯拉夫族的波兰王国曾征服了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广大地区，其后成立了一个愈来愈波兰化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征服这些地区所得的好处最后也都归于波兰人一方，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一样彻底地扫除了这段历史在民族分布方面的影响。
民族分布图上的这些变化是不可能复原的了，哪怕部分的复原也是办不到的，除非以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代价，而且甚至要以所有被卷入的人们再遭受空前浩劫为代价，包括那些参加或被迫参加在名义上胜利的一方的人们也在所难免。不管这段可怕的历史的下一章会是什么样子，在1954年的今天看来，1939—1946年间的那一场“民族大迁移”总是一个重大事件，很可能要在旧世界的这西北一隅的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国界的变动
和这些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欧洲国界的变动，就不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么大了。
在西欧，变动既少且微。在1946年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各大国和苏联对于事关他国的局部性问题作出决定时，所考虑的首先只是这些战胜国自己争夺世界霸权的迫切需要，因而一致拒绝了南蒂罗尔奥地利族居民要求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时，把他们的家乡割让给意大利的不公正的做法。这个做法虽然涉及的人数和土地面积都比较小，其不公正的性质，却是臭名昭著的。但在1946年，西方各大国和苏联谁都不肯为了使南蒂罗尔归还奥地利而甘冒把意大利推入其对手怀抱的风险，因为在国际斗争的棋盘上，意大利的潜在价值显然大于可怜的奥地利“卒子”。石勒苏益格地区的丹麦—德国边界，也照旧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1920年石勒苏益格公民投票结果而划定的那条原线，不作变动。当初德国人占领丹麦时曾克制了自己，没有重新吞并丹麦的北石勒苏益格；而现在，丹麦人也反过来表现了克制，还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没有打算重新吞并南石勒苏益格，没有趁德国这一失势和受辱的倒霉时刻来为丹麦捞点好处。(23)除了西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法意边界有一些微小的调整以外，(24)西欧惟一的领土变动是萨尔地区脱离德国，同法国联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还像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坚持要求取得萨尔，这再一次典型地表明，他们缺乏丹麦人那种审慎明达、善自克制、两次没有要南石勒苏益格的气度。1935年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确凿无误地证明，萨尔在民族感情上是不折不扣地、不可动摇地向着德国的，正如阿尔萨斯–洛林之于法国一样；(25)萨尔目前的这种处理办法肯定要给未来的法德关系带来不幸的后果，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其他各地都同萨尔当地一样人心激愤，而且还因为萨尔地区矿藏丰富，工业发达，人口稠密，使它具有一种远非其小小面积所能显示的重要性。
在东欧，就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以南的那一部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变动之少且微，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希特勒的欧洲”的建立过程中，南斯拉夫曾被分割为各个小块，现在则又重新合并了起来。特别是，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匈牙利间的边界都恢复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同样，匈牙利同罗马尼亚间的边界也恢复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26)因而，东南欧两个最大的争夺对象，马其顿和特兰西瓦尼亚，现又都重新回到了两次大战间的原主人手里。同1939年前的原状相比，东南欧只有四个地区有所变动，那就是南多布罗加、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布拉迪斯拉发桥头堡和威尼斯–朱利亚；而在这四个地区中，三个地区的变动是符合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如果可以假定（虽然这种假定不是经常都很站得住脚的）当地的居民总是愿意并入他们本民族占多数的国家，而不愿意并入异民族占多数的国家的话。
南多布罗加是罗马尼亚于1913年从保加利亚那里偷偷夺去的，1940年由轴心国交还给了保加利亚，(27)现由俄国人做主仍归保加利亚所有。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则由捷克斯洛伐克让给了苏联，它同两次大战间波兰领土中的一些乌克兰族聚居的省份一起，并入了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于是，除了在寇松线以西的波兰领土上还有一个人数很少、不难调整的乌克兰少数民族外，所有的乌克兰人现都已联合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之内了，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在让出当时由它管辖的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乌克兰族地区的同时，得到了一块小小的领土，这就是在多瑙河以南，布拉迪斯拉发对岸的一个桥头堡。(28)据认为，这一变动所依据的地形方面的理由，要比反对这一变动的居民种族方面的理由更充分。
至于威尼斯–朱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把该地区中的南斯拉夫人集居区大部分从意大利划出来移交给了南斯拉夫，这样就纠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铸成的一个大错（那次和会曾决定把近50万南斯拉夫人置于意大利的统治之下）。今天，的里雅斯特自由区问题还有待于最后处理，但是，目前仍处于意大利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人和现被置于南斯拉夫统治下的意大利人为数都比较少。威尼西亚本部的东北角，居民是讲南斯拉夫语的，但从公元1420年到1797年一直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管辖，从1866年起又一直隶属于意大利王国，1946年四大国委员会(29)的西方国家成员在访问威尼斯–朱利亚的同时也去该地访问，他们直接得到的印象是，这些操南斯拉夫语的前威尼斯国国民颇似瓦莱达奥斯塔区里那些操法语的前撒丁王国臣民，(30)从政治感情来看完全是意大利人，他们希望继续当意大利国家的公民。现处于南斯拉夫统治下的那些散处在萨拉、阜姆、伊斯的利亚以及“的里雅斯特乙区”里的意大利人（“的里雅斯特乙区”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划归南斯拉夫管辖，实际上已为南斯拉夫占领），则不如奇维达莱区里操南斯拉夫语的意大利人或“的里雅斯特甲区”里的居民那么幸运。就以“的里雅斯特甲区”而言，当地的南斯拉夫少数民族同当地的意大利多数民族一样，一概照旧得到英美占领当局的保护。
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以北的东欧，同该线以南的东欧并同西欧对比之下，就显得第二次大战后领土变动极大。但是必须指出，在这一地区的最北部分，对两次大战间的苏芬边界所作的三处有利于苏联的修改中，有两处是恢复早先的原状。苏联从芬兰收回了镍矿蕴藏丰富、并有出海口通向北冰洋的佩特萨莫地区，这样苏联便又重新同挪威接界了，其实早在14世纪，挪威拓荒者就由西向东，俄国拓荒者则以诺夫哥罗德为基地由东向西，分别开发了这一带海岸，从此一直到1918年，这里的边界一向就是沿着目前这样的界线划分的。在1944年，苏联重新确立维堡（芬兰语叫维普里）西北卡累利阿地峡的1940年俄芬边界。这一行动，其实就是夺回了从1721年到1918年两个世纪中一直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土地，虽然当地的居民并非俄罗斯族。苏联并吞爱沙尼亚以及包括里加市在内的那部分拉脱维亚（指相当于1918年以前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利夫兰省(31)），其情况也是如此。
苏联现已在波罗的海、芬兰湾和里加湾的东岸取得了一大片临海的土地，北起维堡（维普里），南至哥尼斯堡（现改称加里宁格勒）。两次大战间一度独立自主的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现已丧失了独立，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维尔纳地区在两次大战间原为波兰所占，当时一直是立陶宛和波兰间激烈争夺的对象（该地区的城市居民中犹太人曾占绝大优势，乡村居民至今仍以白俄罗斯族为主），现则划给了苏联的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两次大战间属于波兰的所有其他领土，凡是在寇松线以东的，现在都已为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分得。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还从罗马尼亚那里取得了居民为乌克兰族的布科维纳西北半壁和比萨拉比亚西北角，以及各族杂处的比萨拉比亚东南端（布扬克）。整个比萨拉比亚地区是俄罗斯帝国于1812年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得的，1918年它被罗马尼亚占领。但对于这一暂时性的既成事实，苏联事后始终没有承认，现在，苏联又从罗马尼亚手里夺回了这个地区。经过这一项领土变动，苏联便成了一个多瑙河沿岸国家，正像俄罗斯帝国从1812年起到1917年崩溃时为止一直是个多瑙河沿岸国家一样。比萨拉比亚没有并入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那些部分，则同德涅斯特河以东罗马尼亚族人居住的一小片领土合并成为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
再往西去，东普鲁士的西南部分，那是并没有被苏联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现在事实上已被划给了波兰。波兰所分到的东普鲁士部分还包括马祖里湖泊群以南的一条狭长地带，那里的居民讲的是波兰语，但是在宗教信仰上是新教徒，在民族感情上则是德国人。波兰现还取得了两次大战间的但泽自由市的那块领土；收回了两次大战间波兰在西普鲁士的那条“走廊”；而且，这条波兰走廊原来的短短的海岸线（两次大战间波兰政府曾在这里兴建了格丁尼亚港），现在向西拓展到了奥得河一线，在奥得河入海处还越过了这条河，把什切青港（斯德丁）也包括在波兰的版图之内。事实上已由苏联指定了的、但在法律上还没有为西方各大国所承认的那条与前大不相同的战后波兰西部新边界，就从这里划起。它沿着奥得河上溯到该河与其西岸支流西尼斯河的汇合处，然后再沿西尼斯河一直上溯到这条支流的发源地，即奥得河与易北河的分水岭厄尔士山脉，在这里，这山脉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从奥得河河口起到厄尔士山山顶为止的这条事实上的波兰西部新边界，是阿登山脉以东可以一举穿过北欧大平原的最短的一条交通线。
时至20世纪中叶，由于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使人类事务不得不以一种空前的行动规模来进行，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北欧的战后国界线肯定要比两次大战间原有的国界线更为合理。例如，俄芬边界现在就不再像1918年到1944年间那样近在列宁格勒市的大门口了。从西北方面通向这座城市的陆道，现又与城市本身同属一个国家管辖了——本来在1721年到1918年间情况一向就是这样，两百年来，城犹原城，地仍此地，只是名字始而叫作圣彼得堡，继则改称彼得格勒而已。又例如，沿波罗的海东岸和南岸一带的几个前属日耳曼人的滨海城市，从累发尔一直到但泽，现在都同其经济上的后方腹地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对塔林（累发尔）、里加和利巴雅（利鲍）来说是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对格但斯克（但泽）来说是1795年以来的第一次；对克来彼达（美美尔）和加里宁格勒（哥尼斯堡）来说则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两次大战间那条插在两块德国领土中间的波兰“走廊”现已消失；现在的波兰也同苏联一样，其波罗的海海岸线的长度已足以与其领土的幅员相称，因为这个国家仍然需要依靠波罗的海作为海外贸易的进出口通道。苏联及其卫星国所组成的国家集团在北欧平原上的西部疆界，正好位于波罗的海与中欧诸山间平原宽度较小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合理化了的边界以内，民族分布情况也得到了合理的调整。历史上日耳曼族和波兰族人口向东推进的浪潮曾在地图上留下突出的痕迹达数百年之久，现则已统统抹掉。波兰在14世纪把最西面和最北面的一些领土丢失给了日耳曼人，同时则从乌克兰人那里取得了东加利恰的统治权作为补偿；而现在，14世纪以来第一次，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和波兰国家的版图又重新一致了。
欧洲东北部这一次在民族分布图和政治地图上同时大刀阔斧地作了合理化调整，从长远来看，是不是能为这一长期来扰攘不宁的地区保证有一个比过去较为和平繁荣的前途，这在今天1954年还无法预见。但是这次变动中有一个已成为既成事实的特点，而且是一个可悲的特点，即为了东欧的这一番结构的改变，人类备受苦难，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在这一次通过野蛮手段强迫实现的惨无人道的人口再分布中，受害最深的，除被德国人消灭的犹太人外，便莫过于德国人自己了。在东欧，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1 000年中，日耳曼人一直和犹太人共同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发挥作用，这不仅对非日耳曼族、非犹太族的受惠者很可宝贵，对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本身也大有好处。向东流动的日耳曼族移民和犹太族移民是西方文明的技术和工艺的两大主要传布者；当时他们的贡献深为东欧国家的一些开明的政府所重视，这些政府往往为了吸引日耳曼移民到它们的领土内定居，特地给予他们土地和商业特权，甚至城镇自治权。因此，在1933年1月之前的那千年之中，日耳曼移民主要通过“和平渗透”，不断向外扩散，从易北河下游两岸一直扩散到伏尔加河下游两岸。结果是，日耳曼移民和当地原有的非日耳曼族多数居民均受其利。对日耳曼人来说，他们在东欧的这一文化势力范围，较之用德国武力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政治上的帝国都更为有利，更为光荣。可是希特勒，这个苏台德区日耳曼移民的儿子，曾经夸口说他的第三帝国将历千年而不衰，到头来他在历史上所干的却是把在他之前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千年之久的日耳曼移民区从整个东欧（包括他自己的波希米亚故乡）的地图上统统抹掉。
希特勒做了两件不但手段卑劣而且也是鼠目寸光的事情，从而决定了东欧所有的日耳曼移民区被消灭的命运。他或以利诱或施威胁，要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充当第三帝国的第五纵队，配合第三帝国进犯其东方的一些邻国；这样一来，对因此而被当地的日耳曼同胞出卖了的那些国家来说，就不能再容忍日耳曼少数民族存在于他们的国土之上了。然而，希特勒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不惜以两个日耳曼族居民区的居民作为牺牲，亲自示范，教东欧怎样消灭日耳曼移民区。希特勒同墨索里尼达成一项协议，结成了并不神圣的同盟。根据协议，南蒂罗尔地区操德语的奥地利居民必须狠心地作出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国籍，要么抛弃自己的家园。(32)希特勒同斯大林也达成一项协议，结成了并不神圣的同盟，协议规定：1939年瓜分线的斯大林一侧领土上的日耳曼族移民，都应迁移到希特勒那一侧去。(33)希特勒的这些行动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一旦第三帝国失败，东欧各地的古老的日耳曼移民区就必然要被消灭。希特勒把这些散处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搞得不容于人，同时又以实际行动表明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少数民族可以怎样加以消灭，这样，就使这些日耳曼移民区不可能存在下去。
四、中欧和东欧权力真空引起的问题
在1870年和1871年意大利和德意志相继取得政治上的统一之后，紧接着有6、7年时间，欧洲的政治地图显得比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简单。在那几年里，五大强国和一个没落了的大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占了欧洲的绝大部分，一些小国则嵌在这六个大国之间的缝隙里，特别是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在那个短短的时期里，其政治格局是最为简单的了。那时，除门的内哥罗和希腊是这一广大地区仅有的其他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外，整个中欧和东欧都是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的领土或拥有宗主权的藩属。然而，那时欧洲地图上表面标明的颜色却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例如，奥斯曼帝国事实上早在1768—1774年俄土大战一结束就已开始瓦解了，而到了1798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一瓦解所达到的严重程度，已使西方各大国面临了一个“东方问题”。1875—1878年间，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东南部埃迪尔内以西和以北一带国土的瓦解过程又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个帝国迟早必将彻底解体，至此已经成为定局。东色雷斯以外的“欧洲土耳其”终于在1912—1913年间迎来了自己的末日；而到了1918年，整个哈布斯堡帝国，连同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一大部分，也都已走上了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一小块残余领土除外）所走的道路。
1875—1878年和1912—1918年的两次欧洲政治大动荡，使欧洲的政治地图在两个方面大为改观。经过这两次大动荡，中欧和东欧原来简单的政治地图大大复杂化了，相形之下西欧的政治地图现在反而显得比较简单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地图上，西欧那些建立已久的较小国家——瑞士、三个低地国家、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反而少于中欧和东欧几个被肢解、被割裂的帝国领土上迅速崛起的那一大批新兴国家了。这些新兴的国家现占据着这样一大片领土：南起希腊，北迄芬兰，西自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东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
两次大战之间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处境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四个国家都像楔子似地硬挤在德国和俄国这两个伤而未残的大国之间；但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中欧和东欧的所有新兴国家都处于同样的困境。人们虽不明言，却都公认，这些国家“尚不足以自立于今日世界的艰难紧张环境之中”；(34)可是，同奥斯曼帝国废墟上新建起来的阿拉伯国家不一样（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条文中，在讲到这些阿拉伯国家时，就直言不讳地写下了上面那句话），欧洲的新兴国家并没有被置于大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国际联盟盟约中给予所有会员国的一般保证，就是这些国家赖以生存的全部倚靠了。不过有关各方同时也都承认，如果真要让这些新兴国家生存下去的话，除国际联盟提供的安全措施外，这些国家总还需要有某种形式的更实质性的保障。大家还承认，仅仅在新兴国家之间相互订立一些防御性条约（如参加“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约国”的各国很快就做到的那样），还是不够的。欧洲各新兴国家总的力量本来就不强，又何况这些国家也像其周围的各个大国一样，是分做前战胜国和前战败国两类的，换句话说，是分做“富国”和“穷国”两类的；而仅仅缔结一些区域性的同盟，既不能向“穷国”保证物归原主，也不能向“富国”保证其领土完整。在这种不顺遂的情况下，这两类新兴国家都不得不向周围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大国寻求庇护，或拜倒在其霸权之下，它们意识到，如果要保卫自己，或是要伸雪旧恨，只有这样做才是惟一切实可行的途径。于是，“富国”一类的新兴国家便成为法国的卫星国，而“穷国”一类则成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卫星国。
中欧和东欧那片像嵌花图案般地由一群新兴弱国分占着的广大地区，事实上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一真空最后将怎样来填补，却是两次大战间欧洲强权政治的基本问题。法国的力量——至少，在法国军队还据有着莱茵河桥头堡的情况下——是否强大得也足以保住这一布满新兴国家的地带，作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呢？还是，德国和意大利将能在这里取法国而代之呢？还是，苏联终将成为中欧和东欧四个19世纪帝国的遗产承受人呢？
这宗未卜属谁的彩物，是非同小可的。因为，虽然这些新兴同家不论总的说来还是各个说来都是弱的，但各国的领土、物质资源和人力合在一起，如果被有效地掌握在外来的某一个大国的手里，则获得这笔资产的那个大国就会超过侪辈，取得可能是决定性的优势。在两次大战间的那段时期中，英国同美国一样，都真心诚意地而且明显地力求不介入中欧和东欧的纠纷。法国和意大利则都不足成为争夺中欧和东欧的敌手，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力量掌管好这笔资产；而且，法国也同英国美国一样有个不利条件，即在地理位置上同新兴国家地带没有直接通路，中间被罗马—柏林轴心隔断了。当时，在地理位置上，在本身力量上，有可能把这一批新兴国家一起并入自己的国家而使自己变得愈益强大的，惟有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当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心目中所想望的，无疑就是要通过这一场武力的赌博，第一步征服中欧和东欧各新兴国家，第二步进而征服全世界；而后来当他沿着这条道路达到其胜利的顶峰，使第三帝国不仅成了整个新兴国家地带的主人，而且也成了东至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苏联西部广大领土的主人，成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北除瑞士和瑞典外的整个西欧大陆的主人时，他那征服世界的目标确是已经在望了。
“希特勒的欧洲”的解体，早在1942年秋天就开始了，此后则逐渐加速，这就又一次在欧洲产生了一个权力真空，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1875—1878年事态发展所造成的真空，甚至比1912—1918年事态发展所造成的真空还大得多。这一次的真空遍及于整个欧洲大陆，因为，虽然瑞士、瑞典和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在第二次大战中也像在第一次大战中一样，始终没有遭到侵犯，但如果三大战胜国真要一致决定剥夺其独立主权的话，这些国家是谁都维护不了自己的独立的。当时的形势很明白，这个新的欧洲权力真空是要由苏联、英国和美国三大国来共同填补的了，但是如何填补，则还是个有待回答的问题。一直到后来，三大国就怎样占领战败的德国和重建的奥地利的问题作出回答时，就自然而然地也对上面那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含蓄的、甚至可能是出于无心而作出的答案。
占领德国和奥地利，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可以各用一支在盟国联合指挥下由盟国共同组成的驻防部队占领全境；也可以把德国和奥地利各自划分成几个区，分别由一个盟国单独占领一个区。两种方案都被考虑过，但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案，因为当事者认为（无疑是很有道理的）由几个盟国联合占领德国或奥地利都是不好办的。作为解决这样一个局部问题的方案来说，把德、奥划分为几个占领区的决定也许是深谋远虑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各大盟国为德、奥这样一个局部问题选定了这项解决方案，实际上同时也就决定了由“希特勒的欧洲”脱胎未久的这个巨大权力真空地带的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命运。假使战胜国通力合作共同占领德、奥的办法当时果真可行的话，这本来很可能就是走向建立一个全欧政府，也许还是最终走向建立一个全球政府的第一步。反之，当时决定把德、奥划为几个各自为政的占领区，这也就意味着作出了一个决定：凡介乎德、奥两国苏联占领区和苏联西部边界之间的一切欧洲国家应属于俄国势力范围，凡位于德、奥两国美、英占领区以西的一切欧洲国家则应属于美–英势力范围。(35)这样一来，欧洲一些国家战后的结盟关系也就此定局——德、奥两国的苏联占领区与西方国家占领区之间的边界，成了贯穿德、奥心脏地带的一条军事分界线，在该线俄国一侧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好，英美一侧的丹麦、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也好，它们归入哪一个阵营，都就此定局了。而且，欧洲国家的这一重新组合，是和当时军事力量的现实情况相一致的；因为，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军事力量已被消灭的这个地方，德、奥境内苏联占领区和英美占领区之间的商定的分界线，大致也就是俄国的势力同来自北美的、经英伦三岛这个中继站而到达欧洲大陆的势力处于均势时的交界线。
就这样，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分割占领也决定了欧洲很多其他地区的命运，可是意大利和东南欧的问题却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因为，在欧洲的这一地区，俄国势力和美英势力之间的平衡线并不是穿过奥地利和德国的。这里的界线位置，除非能像划分奥地利和德国一样事先谈妥，否则就得试着去找，也即是说，对崩溃中的希特勒帝国的这一部分领土，双方就得去竞相占领。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在莫斯科曾就这一地区的问题争取达成协议，他在半页纸片上写了如下的建议，作为英苏之间的一项谅解：在希腊，英国同美国一起应拥有90%的决定权，苏联则拥有10%；而在罗马尼亚，双方势力的比重则应颠倒过来（就是说，那里90%的决定权应归苏联）。丘吉尔在计划中还提出：在保加利亚，苏联应占决定权的75%，而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双方应各占一半。丘吉尔把写有这些决定人们命运的数字的半页纸片推到桌子对面，斯大林在上面用蓝铅笔勾了一下，又递了回来。(36)
诚如丘吉尔随即就向斯大林指出的那样，作成这笔非正式外交交易的方法和速度都可能给人以一种玩世不恭、不够郑重的印象。可是，这两位政治家在1944年秋天这样谈妥的百分比，如果从全盘来看而不是就各个项目分别来看，那确乎是颇有先见之明的。后来在“希特勒的欧洲”的这一部分彻底瓦解之后进行的最后重组，证明当时预计的准确程度相当惊人。最终的结果是：苏联在罗马尼亚操有决定权的100%，美国则接替英国在希腊掌握了100%；虽然苏联在匈牙利的势力也达到了100%，而不是只有50%，但这里的所得却被1948年的损失抵消了，那年苏联在南斯拉夫连丘吉尔划给它的50%也一并丢掉了。只有在保加利亚，最后的结局明显地不同于丘吉尔的预计，因为在那里，西方国家连丘吉尔当初要求的25%也没有到手。不过，苏联在保加利亚取得100%决定权的这一好处还抵不上由于土耳其加入西方国家阵营而带来的损失。先是，苏联曾威胁土耳其，要它同意对外高加索的苏土边界作一番调整，并把黑海海峡一带的土耳其领土和领海上的几个基地租借给苏联，但是结果都没有如愿以偿。(37)因此到最后，苏联势力范围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界线便起自波罗的海南岸，贯穿了整个欧洲大陆，达于黑海西岸。罗马尼亚连同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都划在这条界线的苏联一边，而希腊连同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则归在西方一边——南斯拉夫人经过了短时期的亲身体验，尝够了俄国霸权的现实滋味，终于把先前自愿同苏联建立起来的友好结盟关系割断了。
五、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破裂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重组，就是把德国武力征服下的欧洲统一局面，变为分成两大势力范围的局面；这种分割是由于各大战胜国未能保持欧洲大陆统一的结果，而这种统一恰恰曾经是被它们打败了的对手的惟一的然而却是非凡的建设性成就。希特勒用强力造成的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是针对欧洲最迫切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答案；诚然，希特勒解决欧洲问题的方式方法是蛮横的，是通过侵略行动来实现，采用野蛮手段来推行，而且是以此来为德国民族的自私目的服务的，这一切都使欧洲那些不情愿的受益者们感到深恶痛绝，但是，欧洲为了摆脱德国的残暴统治，竟不得不把这种残暴统治带给欧洲的仅有的一大好处抛弃掉，以作为一部分代价，这是欧洲很大的不幸。如果再考虑到，在“希特勒的欧洲”分成两大势力范围之后，处于分界线俄国一侧的那许多欧洲国家与过去惟一的不同只是德国的残暴统治换成了俄国的残暴统治（除芬兰外都是这样），这就越发使人感到不幸了。但最不幸的还是：德国的对手胜利后造成的欧洲结盟新貌，使希特勒的受害者们和反对者们赖以熬过整个战争的那些希望都落了空。欧洲分为两大阵营、各由一个非欧洲的超级大国充当盟主的这一新秩序，不仅没有给这个备受破坏、困顿不堪的大陆带来它所渴望的那种政治稳定的局面和免于恐惧的生活，反而带来了又一个回合的政治对抗和紧张相持，大有爆发成为一场以欧洲为战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势。
欧洲战后分成俄国势力范围和英美势力范围，这个局面本来已很不幸，而不久前曾经结成同盟对共同敌人作战的两个大国集团的一场争吵，又进一步使事态变得如此严重，这是什么缘故呢？当然，根据那套强权政治经来看，大家知道，若是仅仅为了要打赢一场战争而缔结同盟，则胜利到手，同盟往往也就分崩离析。大家也都知道，取得的胜利愈彻底，同盟的拆伙大概也愈快。这个道理似乎很可以说明，1945年合力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这些大国为什么到了1946年就会闹翻；因为当初的实际情况很明显，苏联和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联合，只是由于双方都面临着即将被德国人毁灭的共同危险；同样也很明显，在1945年欧洲胜利之日，第三帝国军事力量之耗竭，尤甚于1918年第一次大战停战时的第二帝国或1806年耶拿之战败北后的普鲁士。然而，对1945年的战胜国来说，历史上的这两个先例却也是两个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就是说，对德胜利不管看来多么彻底，往往难免与时俱逝。那么，这些连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事实的教训，为什么未能在1945年欧洲胜利日之后保住最近这一次反德同盟而不使散伙呢？(38)
也许，美国人之所以对美俄保持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估计不足，是由于他们对始终存在着的德国军国主义威胁没有充分觉察的缘故；因为美国人也许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在1940年法国沦陷之后，美国一度也同英国一样有被德国武力征服的危险，那时英国要是垮了的话，美国可能也会感到自己是支持不住的。可是，俄国人的头脑就不至于这样不开窍，1946年苏联之不惜同美国和英国闹翻，是不能用这一条来解释的；因为，俄国人在一生中已经两次目睹自己的祖国横遭德国军队的蹂躏破坏，这种一而再的可怕经历必然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打上了畏惧德国的烙印。那么，为了什么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打赢，苏联就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日益挫伤它西方盟国的善意呢？为什么在那些靠俄国武力而摆脱德国占领或支配的东欧国家的战后重组问题上，苏联要这样咄咄逼人，不许西方盟国有一点点实际的发言权呢？为什么1946年4月29日莫洛托夫要拒绝贝尔纳斯提出的一项为期25年、到期还可展期的四大国条约的草案呢（该条约草案规定：德国应完全解除武装；应采取检查措施防止其秘密重新武装；万一条约遭到今后哪一届德国政府的破坏，四大国应立即进行军事干预）？(39)为什么在同年苏联政府宁愿放弃美国建议提供的一笔贷款，而不肯接受美国的建议所附带的经济条件呢？(40)为什么在1947年苏联自己既拒绝马歇尔援助，又不准它的东欧卫星国接受这项援助呢？(41)
推测起来，俄国人是不相信美国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嘴上所讲的友谊和建议提供的合作和援助是出于真心的。相信了这一点的话，就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统信念冲突了；而且，尽管克里姆林宫里的决策者们可能也同近代早期的罗马红衣主教一样根本没抱多大虚幻的信念，但是他们像16世纪的红衣主教一样，也难免要受到他们自己那个世界里当时流行的信仰的影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总是受了自己官方信条的约束的；而共产主义的信条则要求其信徒相信所有“资本家”一律都是凶恶成性的野兽。可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即使再做些表面姿态，继续把色迷迷的美国“资本家”搂在怀里，这对他们又有什么损失呢？他们肯定决不会由于缔结了拟议中的那个针对德国的相互提供保证的条约而给自己招来什么危险；订了条约以后他们完全可以一面假意敷衍，一面把美国的财政经济援助收受下来，用这笔意外之财加强自己的实力，静待将来某一天，等到坦然不疑的美国老百姓再一次迫使华盛顿政府撒手不管欧洲那些历来使人受到损害的纠葛之后，再动手也不迟。为什么苏联政府偏要这样直率地在美国人面前公开表示出对美国的敌意呢？要是俄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存心要引起美国人对苏联的警惕，是要促使他们奋起反对俄国的图谋，那么，俄国人要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妙的办法，倒是无过于此了。但是谁也不相信他们的目的真是如此。
当然，由西方来解释俄国的政策，至多只是作些猜测，看来最说得通的一种猜测就是：苏联政府在采取行动、挑起同美国的争吵时，并非不知道后果的严重，不过他们认为，两害相权，同美国保持友谊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因而就准备承受这一较轻的祸害。俄国要同美国保持友好的话，代价是必须放弃它在东欧和中欧的目标；苏联政府权衡之下一定是认为，为苏联的安全着想，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这些目标所能获得的好处，肯定要胜过对美关系上化友为敌所会造成的损害。
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在这种战争条件下，苏联防止另一次来自西路的入侵的最可靠的保障，看来恐怕并不在于同德国以西的一些岛国订立同盟，因为，这班岛民至多也只会像上次大战中那样，迟迟才来开辟第二战场救援俄国，弄得不好的话，他们下一次说不定还会同他们的德国资本家伙伴勾结起来，一起对俄作战。苏联最可靠的保障看来恐怕是，在德国东侧也即苏联自己一边取得一条宽阔的缓冲地带，永远置于红军的军事控制之下；而且，在俄国人看来（就西方观察家所能推测的而言），有两个非军事性的条件如得不到满足，这一军事控制还是不保险的。一个条件是，红军通向后方的交通线沿线各国，也就是从德国境内的红军前沿阵地到苏联西部边界以内的红军基地之间的那些国家，都必须在经济上不受西方的任何干预，不论这种干预表现为私人工商企业，或表现为多瑙河内河航行权之类的条约权利，都要一律清除干净。第二个条件是，这些国家掌权的政府必须是顺从苏联政府的意志的，而且其顺从的程度必须是苏联政府能够信得过的。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政府简直不惜牺牲西方的一切友谊，决心使用一切手段，正当的也好，不正当的也好，务必要在俄国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欧洲国家中把听话的政府都搞上台去，并使它们长此保住政权。在苏联政策制定者的心目中，这一首要目标凌驾于其他考虑之上，这正仿佛是一块礁石，一等到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下去，露出了礁石时，战时的大联盟就触礁破裂了；因为，在中欧和东欧大部分有关的国家中，惟一能够指望听命于莫斯科的，只有实权操在该国共产党人手里的那种政府；但是，在大部分这样的国家中，如果真是让人民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由表达其真实意愿的话，要由选民以多数票自愿选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是永远办不到的。
当红军在东欧和中欧节节推进，把德国人从一个又一个国家中驱逐出去，因而产生了现在该怎样重新组织这些国家的政府的问题时，俄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发现他们是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同意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新成立的政府必须既是“民主的”，又是对苏联友好的；可是，由于双方都把“民主”政府理解为自己那一种色彩的政府，而现时俄国的政权性质和西方国家又大相径庭，因此双方的协议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要使双方真正能够就双方同意的原则中那两项条件的基本实质取得一致意见，那就必须使俄国人相信，在现已处于他们控制下的国家中，他们尽可以容忍西方观念中的那种“民主”政府（即由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议会，以议会中的多数为基础组织政府）而又不致危及苏联的安全。然而有这样体制的政府而真能见容于俄国人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芬兰。
乍想起来也许会觉得奇怪，在这许多国家中俄国人偏偏挑中了芬兰予以优容宽待，甚至还颇加尊重；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各个卫星国中，早已证明芬兰是俄国人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尽管第三帝国业已崩溃，芬苏边界也已移至维堡以西的新线，可是芬兰那无法更改的地理位置仍然使它紧贴在列宁格勒的旁边，近得令人不安。那么为什么苏联唯独要对芬兰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呢？要是它在别处，特别是在波兰也实行这种政策的话，它同西方盟国的友谊本来是可以保持下去的。俄国人的对芬政策可能决定于这样两个考虑：第一，在这一地区他们能够使自己的国家在军事上处于极为安全的地位，而且事实上确也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再在政治上采取进一步的保险措施就显得多余了；第二，他们深信，芬兰人已经有过教训，知道芬兰若要生存，决不可再刺激苏联来把芬兰从地图上抹掉，这个教训必将成为芬兰人指导今后行动的方针。
芬兰投降之后，由于芬苏边界的后移，由于芬兰把它南海岸上赫尔辛基以西的波卡拉半岛的一个基地租让给了苏联，由于苏联取得了从芬兰湾南岸起直到加里宁格勒（哥尼斯堡）并包括加里宁格勒在内的波罗的海东岸各地，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都已从德国移到了苏联手里，因此，苏联政府十分放心：今后与苏联为敌的西方任何侵略者想要像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利用芬兰作为进攻列宁格勒的“跳板”，在战略上是再也办不到的了。再者，从俄国人的角度来看，波罗的海对岸的瑞典保持中立，不但是增加了一重安全保障，而且也是苏联对芬兰较为宽大的一个特殊的理由，因为，要是苏联把国际棋盘上的这个小卒吃掉的话，瑞典看到俄国人这一步棋威胁太大，可能会因此而投入西方盟国的阵营寻求保护，对此俄国人是不能不有所顾虑的。
而芬兰人呢，他们对俄国的反感并没有消释——这种反感还是在1890年前后到1918年之间由于一再要使芬兰俄罗斯化而种下了根子的，1939年以后又由于两次俄芬战争而进一步加深了。但芬兰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在军事上完全处于苏联手掌之中，现在是这样，今后还将是这样，因此他们如果还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话，今后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做出任何会引起俄国人疑心的事情，也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俄国人才愿意让他们保留这份独特的权利。(4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被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时，苏联在斯堪的纳维亚这一段交界地区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不但对它过去的敌国芬兰是如此，对它的盟国挪威和丹麦也是如此。对于这两个盟国它都扮演了西方那种含意的所谓“解放者”的角色，红军赶走了挪威极北地区(43)和丹麦波恩霍尔姆岛(44)上的德国驻军之后，都及时撤出。因此在斯堪的纳维亚，那不可避免的重组过程终于获得了一个使有关各方都比较满意的结局。不幸的是，在另外那一段大得多的交界地区，即从波罗的海南岸直到黑海西岸和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欧洲半岛整个颈部地带，情况就没有这样良好。在那里，苏联要取得军事上的安全保障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困难，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处境也不是那么有利。不错，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跟芬兰人不同，他们对旧敌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仇恨，遗下了一股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感情，把他们同俄国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塞尔维亚当权的那一派，今天有双重的理由同苏联关系格外密切，一是他们都信奉共产主义，二是南斯拉夫需要俄国人支持他们对的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波兰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其敌视俄国则都不亚于芬兰人，而且对俄国人来说他们也肯定要比芬兰人难弄。这三个民族都明显地缺乏现实主义的常识，而芬兰人则正是凭着这种现实主义的常识，才奇迹般地赢得了俄国人的信任。罗马尼亚人可能性格柔顺些，但是马扎尔人的倔强，波兰人的既死硬又不现实，则都是出了名的。
“希特勒的欧洲”解体以后，俄国人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便面临着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难题，其不易应付，同英国人在希腊碰到的问题不相上下。不过，英国人在希腊终于搞得比俄国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一国（芬兰除外）都成功。由于希腊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而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又决心要用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这就促使英国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市内和周围一带对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了军事行动；(45)丘吉尔也从不讳言，为了挫败共产党在希腊搞突然袭击的企图，只要有此必要，他就打算在希腊动用英国的军事力量。(46)但英国人在希腊一旦在战场上击败了希腊共产党人之后，也就达到了迫使其就范的目的；随后，他们又充分利用了共产党人的过火行为在希腊所引起的反感。在这样一种改变了的气氛下，英国运用外交手腕，使希腊举行了一次大选；以希腊当时激烈而又充满报复情绪的政治空气而言，那次大选的投票情况也许可以说已是最近乎自由的了，大选结果，反共分子赢得了多数票。(47)相形之下，苏联对待划入其势力范围的各国，除芬兰外，手法都极为拙劣，往往自打嘴巴。诚然，红军从来没有像英国军队在希腊那样同卫星国内的哪一派公开打过仗；因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发生争吵而闹翻时，俄国人并没有试图用武力把南斯拉夫拉回来；而在其他有关各国，红军都牢牢控制着局势，任何反共派别都无法同它打上一仗，见个高低。可是，俄国人最大的成就也仅是避免了公开的战斗而已。在政治方面，他们不但没有把敌人争取过来，反而连朋友都给搞得离心离德了。
铁托元帅同俄国人向来有种种感情上和利害上的联系，而俄国人却把他逼上了造反的道路，这是他们在东欧和中欧最大的一次惨败。(48)从西方的角度看来，仅次于此的另一个严重失着是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执行的政策，在那里他们搞掉了贝奈斯的政权，因而失去了捷克资产阶级的好感。(49)可是，俄国政策上的这两个岔子都出在1948年，也就是在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争吵已经闹到了沸沸扬扬的那个时期。这两件事是争吵的后果，不是争吵的原因。在当时的形势下，俄国人不敢再冒风险，一心想的是加倍小心为上；他们之所以拧紧螺丝，致使铁托要维护其独立，又使贝奈斯失去其独立，其动机都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那时贝奈斯的确也和铁托一样，是有迫切的理由要同苏联保持牢固的同盟的，这跟泛斯拉夫情谊之类的感情因素是两码事。凡是捷克人，不论属何党派、属何阶级，都对1938—1939年间的往事记忆犹新，那时英国和法国都不肯援手，至少是没有能够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使其免遭德国的吞并，而在这两个西欧大国同希特勒作成的那笔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交易中，苏联是没有参与其事的。而且，后来到1945年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护”解除之后，在贝奈斯领导下重建起来的全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个自绝后路的行动——把国内人数众多的日耳曼少数民族除留下极小一部分外统统驱逐出境。(50)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胜利日以前的经历也好，在胜利日以后采取的行动也好，都理应使其对红军有所依赖，把红军看作是防备德国复仇的惟一可靠保障。但是尽管如此，俄国人一定还是担心，既然俄国与西方间的关系已经公开破裂，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不得不作出不愉快的抉择的话，贝奈斯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只怕会站到西方一边去。这一担心是否有根据，姑且不论，总之，俄国人准是因为存着这份戒心，所以在1948年才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行事。
至于俄国人为什么要对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各个非共产主义政党实行“划一化的革新”，(51)这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因为，这两个国家中都普遍存在着希望实行彻底变革的强烈要求，虽然这些激进分子的宗旨并不是要在保加利亚或匈牙利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但其革命色彩已极强烈，为此激进分子担心反革命势力会进行反抗，因而他们就赞成同苏联友好，如果这样往后就能取得俄国人支持的话。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当时正需要俄国的支持来实现其革命纲领这一点，是这一地区的局势中有利于苏联的一个因素，因为当地的这种革命势必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同过去决裂，因而也势必能提供一个机会，可以把匈牙利人传统上对俄国所怀的敌意(52)和保加利亚人传统上对俄国存有的疑虑(53)一并消除。可是事实证明，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俄国人政治手腕不够精明，不能利用这一机会，更正确地说也许是不愿意利用这一机会。他们本来很可以运用外交手腕促使当地的非共产党政权自愿亲俄，从而充当这些政权的保护人，以谋取苏联在军事上的安全保障。不过，俄国人在保、匈两国的行动并不是导致苏联同西方破裂的决定性因素。真正的症结所在是波兰，而在波兰问题上，要找到一种能使西方和俄国的要求都得到满足的解决办法，的确是困难的。
在英国和美国看来，苏联对待波兰的态度是检验苏联总的意向的“试金石”，这有好几个理由。理由之一是，1939年英国就曾把德国在波兰问题上的表现看作是检验德国总的意向的试金石。当时就是因为英国向波兰作了一旦波兰遭到德国侵略即予援助的保证之后，德国却侵入了波兰，英国才对德宣战的。然而，英国并没有作过决不允许苏联侵占波兰领土的保证，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绘欧洲的政治地图时，对于波兰兼并那一片以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为主要居民的领土，英国曾表示反对，这是记录在案的（当时苏联由于暂时力量薄弱，不得不屈服于波兰向东扩张的领土要求）。英国人当时就已施展其政治手腕，确定了一条线，提出波兰的东部边界就应当在这一线，因为该线以东的居民就大都是非波兰人了；而一当“希特勒的欧洲”加速瓦解、俄波边界问题重又提出来时，俄国人也施展其政治手腕，机敏地选中了英国人早先提出的这条“寇松线”，作为苏联向波兰索取的领土的西部边界。后来使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斯大林搞坏关系的波兰问题，所争的并不是这条边界。斯大林要求以寇松线作为边界，他们两人都是默认的，丘吉尔还极力劝说波兰人，要他们也乖乖地同意这条界线。在波兰领土问题上，西方政治家同斯大林的惟一的重大争执，在于波兰应从德国取得多大一片土地，以补偿它要割让给苏联的介乎寇松线和里加线之间的那片领土，而这一争执的起因，则是由于西方政治家不同意斯大林的方案，认为三大国不应牺牲德国而厚偿波兰。关键性的重大争执，倒并不在于波兰的未来边界，而是在于它未来的政府。斯大林认为符合苏联安全要求的那种波兰政府，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点也不“民主”的，他们认为那只是一个傀儡，要不是俄国那双力大难抗的巨手硬把它拉上去的话，是永远上不了台的。斯大林坚持要把这样一个没有代表性的政府强加于波兰，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度安插进去的不多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波兰人，很快也就给斯大林排挤掉了，这才是使战时的“大联盟”在战后归于破裂的作用最大的惟一的因素。
西方在波兰问题上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触动，另一个理由是波兰人所特有的那种在极端不利的处境下百折不挠的精神。波兰没有吉斯林那样的内奸；在德国的残酷占领下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那种大胆、坚韧和顽强的表现，博得了西方的钦佩，从而部分地消除了两次大战间波兰暧昧不明的政策和第二次大战初期波兰不光彩的军事溃败留在西方人头脑里的不愉快的记忆。
但是另一方面，在斯大林看来，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光荣战绩却不是波兰的好事，因为红军既已在逐步取代德军成为里加线以西原波兰领土上的外国占领军，那么波兰爱国者抵抗德军的那股勇猛劲头就很可能转而用来对付红军。而且，俄国人过去有切身体验，深知波兰人和芬兰人性格之不同，可以推想这对斯大林大概也是有影响的。芬兰人之敌视俄国并不亚于波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芬兰人在战场上抗击红军，较之波兰正规军抗击德军更为顽强。但是到最后，芬兰人还是承认了现实，俯首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斯大林则报之以：在不危及他所坚持的有效军事保障的前提下给芬兰以尽可能宽大的条件。可是，波兰人却和芬兰人不一样，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会识时务，会甘心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且，在这里，政治上只要有一点信不过，军事上再增加保证也无补于事，因为，由于波兰的地理位置关系，苏联在战略上是无法把它孤立起来的，而对于芬兰，苏联就有可能用占领爱沙尼亚和波卡拉半岛的办法来使它陷于孤立，而且事实上也确是这样办到了。波兰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对俄国来说，波兰的位置具有关键性的战略意义，因为不管把它的边界向西推移多远，只要地图上还有一个波兰，其版图必然横跨北欧平原，北欧平原则必然是从西方进攻俄国的主要通道。波兰对于苏联的安全，比之譬如说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关系重大。有人说波希米亚是“欧洲的堡垒”，谁据有波希米亚，谁也就掌握着欧洲其余部分的命运，这话也许是不错的。希特勒就曾在1938—1941年间证明了关于波希米亚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正如斯大林在1945年2月6日雅尔塔会议上提请丘吉尔和罗斯福注意的：“有史以来波兰一向就是俄国的敌人假道进攻俄国的一条走廊。近30年内德国人已两次假道波兰。”(54)
斯大林说他根据这些地理上和历史上的情况得出了结论，就是苏联的利益要求它的邻国波兰不仅应是同俄国友好的，而且还应是自由而强大的，因为俄国希望这条经由波兰的走廊对未来可能的入侵者紧紧关闭，而能够替俄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波兰自己。可是，鉴于波兰人的性格和传统，很难设想会有这样一个波兰政权，既能使克里姆林宫觉得它的友谊是靠得住的，而同时其本身又真正是自由的；因为，自从西科尔斯基将军不幸失事去世之后，(55)克里姆林宫所能信赖的波兰人就只有波兰共产党人了，而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波兰政权却不会是波兰的多数选民自愿选择的。因此，当斯大林着手在波兰建立一个在同苏联友好这一点上满足他要求的政权时，他的西方盟国就认为他是违背了他以前明白表示的同意尊重西方的愿望、让波兰自由独立的诺言。相反，斯大林却觉得自食其言的是他的西方盟国，他认为，西方盟国力图扩大卢布林政府的基础，硬要把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国内地下抵抗运动的代表塞进这个政府中去，这是违反它们以前明白表示的要顾及苏联在波兰的军事安全的诺言的。
斯大林的不满，同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不满一样，无疑是真实的；因为，不仅对苏联的军事安全来说波兰比中欧或东欧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重要，事实上只要俄国的欧洲势力范围内有它在德国的一块占领区，波兰也就当然处于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了。斯大林可能以为，他的西方盟国应该认识到，从地理形势上看，俄国在波兰具有特大利害关系乃是理所当然的，虽然1944年10月9日他同丘吉尔在莫斯科按不同比例划定苏英两大国的势力范围时，并没有把波兰包括在内。(56)斯大林也许觉得，既然苏联遵守他同丘吉尔的这一协议，严格注意避免在希腊进行反英活动，(57)那么英国和美国在波兰给苏联找麻烦就是不友好的行为了——要知道在波兰，苏联的利害关系要比英美重大得多。
围绕波兰问题的这一场利害、观点和感情的冲突，正如一出希腊悲剧那样具有悲剧的必然性。如果斯大林要确保在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权，他就不可能满足他的西方同事的要求，把他的波兰傀儡政府改组成为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反之，假使丘吉尔和罗斯福能在波兰建立一个符合他们那种“民主”标准的政权，他们恐怕也无法保证一定能使这样一个波兰政府同俄国友好。事实上，这个难题也许不是凭政治家的聪明才智所能解决的。
六、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对重组的反应
在一度曾沦入“希特勒的欧洲”的那许多欧洲国家中，这段时期的惨痛经历虽为时不长，却都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影响，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影响，也是希特勒遗留给他的后继者们的最棘手的遗产之一。在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所有国家中，正常情况下的各种公民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罪恶，而正常情况下的罪恶却变成了美德。只要掌权的当局是通过军事侵略的非法犯罪行动而上台的，那么同他们合作就是可耻的通敌叛国，而同他们斗争，使他们受骗上当，用一切办法对他们进行阻挠破坏，则都是爱国行动，即使有些办法，若不是其矛头指向不义政权的话，会被认为是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也并不例外。在这种反常的情况下，参加抵抗运动的主要是社会上的这样三种人——不满现状者、理想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三种人尽管彼此很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他们都缺乏在正常情况下行使政治权力、负责掌管政府的经验。“希特勒的欧洲”崩溃之后，这些背景各不相同的战友，就成了取代那些被逐的德国征服者及其在本地的傀儡而继之当政的自然的人选；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抵抗运动在战时确曾出生入死，备历艰辛，同流亡政府较为安全、较为舒适的战时生活相比，他们扮演的角色显得分外光彩。问题是：今天盟国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其中也有抵抗运动的一份功劳），胜利的到来自然而然地恢复了社会常态，一个好公民对政府应尽的责任就不再是设法使它瘫痪，而是协助它开展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前抵抗运动人员又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战后最初一个阶段，在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前抵抗运动人员命运如何，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是本国的民族传统；二是重组后该国处于两大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哪一边。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重组时的去向，部分地决定于它的地理位置，部分地决定于军事方面的事态演变，部分地还决定于三大国之间的默契。除南斯拉夫外，当地人民并不曾有多大的发言权；至于南斯拉夫，决定该国在重组时的去向的，也并不是该国大多数人民按宪法程序自由表达的意愿，而是南斯拉夫国内一个武装抵抗组织以武力战胜了另一个武装抵抗组织。
在重组后处于两大势力范围新分界线西方一侧的那许多西欧国家中，前抵抗运动人物想要在战后政权中扮演主角的雄心都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一失败，其实也像他们当初的雄心一样，都是很自然的。一旦在宪政条件下从事政治活动，理想主义者以及不满现状者就无法保持他们在反对短命的外国征服者的战斗中所赢得的地位，这是不足为怪的。战时在抵抗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理想主义者中间，像皮杜尔那样具有政治才干、能够在战后世界的第一流政治家中长期占有一席之地的，真是寥寥无几。至于共产党人，他们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曾对抵抗运动作出过引人注目的贡献，但并未赢得群众的充分支持，因此到历史演变的下一个阶段，便无法以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凡是立宪政府真正得到了重建的国家，而不是像分界线俄国一侧除芬兰外的其他各国那样备受势大难敌的占领国的干涉践踏的，情况都是如此。所以，在经过了重组的各国，凡文化传统彻底属西方式的，包括芬兰，当然还有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当地的共产党无不遭到了这样的失败；而在西方传统也很彻底的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半西方式的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或在半西方化了的东正教国家如罗马尼亚，看来共产党人的遭遇本来也未必会好些，要不是俄国人插了手，把当地居于少数地位的共产党硬拉上台的话。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当地共产党人即使没有苏联的有力支持，也是有可能在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以后取得政权的，虽然这样的可能性也许不是很大。在南斯拉夫，他们事实上是不靠别人帮助而夺得了政权；而在阿尔巴尼亚，如果说当地共产党人得到了什么外国援助的话，看来也是由南斯拉夫人而不是由俄国人给的。至于希腊共产党人，他们在战后最初一个阶段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在那个阶段斯大林遵守他同丘吉尔的约定，俄国不向他们提供援助；(58)但虽然如此，要不是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没有外力帮助下发动的突然军事袭击遭到英国武力的抗击而被挫败的话，希腊几乎肯定也会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然而，希腊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即使该国共产党人能够在没有俄国援助的情况下夺得政权，这也并不足以证明多数希腊人所希望建立的就是一个共产党政权；因为，共产党搞的政变遭到外国强有力的反击而被挫败之后，希腊接着举行了一次尽可能自由的大选（希腊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在那里，西方的那种“民主”当时还只是一种引进不久、没有完全适应于本地环境的外来事物，在这种政治气氛下，那次投票已算是尽可能自由的了），选出了一个由反共分子占多数的议会。希腊共产党人发动没有外援的夺权行动失败之后，却出现了反共的结局，这一事态发展使人们联想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那次成功了的没有外援的夺权行动或许也未必反映着南斯拉夫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综观经过重组的各国在战后最初几年的不同遭遇，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时，本国文化政治遗产的性质所起的作用，大于其现今所属的那个势力范围的外国盟主的性质所起的作用。希腊和芬兰两国遭遇之间的对照特别鲜明。在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那次交易中，希腊原是划在西方国家一边的；而且上面也已提到，斯大林在这之后的最初一个阶段的确不错，没有在希腊插手。可是，尽管英国运用了政治家手腕，作了真诚而机智的不懈努力来促使素来不和的希腊各派按照西方的那种“民主”方式相互合作，结果还是免不了发生一场武装冲突的悲剧，冲突的一方是希腊的一派，另一方是一个素有亲希腊感情的西方大国，该大国最关心的是要让希腊人民有机会争取到一个真正能代表多数选民的希腊自己的政府。希腊依然保留着本来的政治传统，其西方化还只是表面的，正是这方面的缺陷，终于使希腊陷入了内战，虽然它比较幸运，在二次大战结束时站在战胜国的一边，成为其保护人的那个西方大国本身又是具有议会立宪制的那种“民主”的政治传统和理想的。而在另一方面，芬兰原是二次大战中的一个战败国，曾不得不以俄国人所开的条件向苏联投降，可是，多亏它过去同瑞典合在一起的那段历史给它留下了西方的宪政传统，所以它终于得以保住了自由，把十足西方式的议会制度维持了下来，虽然它现在完全处于苏联势力的支配之下，俄国熊的两只前爪紧紧地把它圈在中间。
在西欧，对比一下挪威、丹麦、荷兰为一方和比利时、法国、意大利为另一方的战后不同遭遇，也能明显看出在经过重组的国家，本国的历史遗产对于决定国家的战后命运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后三个拉丁国家同前三个条顿国家一样，那里的共产党人既没有长时期参加战后内阁，也没有试图用不合宪法的手段夺取政权。在这三个国家中，也如在西欧的其他国家中一样，共产党人不放一枪就退居在野地位。但是，他们在这历来熟悉的在野地位上，较之早先他们愿意参加联合政府时所扮演的那种既当官而又不能左右政府的不痛快角色，更显得可怕；何况在这几个拉丁国家中，这一阶段的政治社会总形势肯定是有利于共产党人现在这种静待时机的策略的。在这些国家，几个条件促成了共产党人大为走运，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不起作用，产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对立，资产阶级不愿作出必要的最起码的让步来使无产阶级相信有可能不经红色革命而实现社会正义。在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一面胆战心惊，深恐性命不保，一面却继续死抱着钱包不放。一些温和的改革派，要是在英国或荷兰的话就会加入工党来谋求实现其目标，但是在法国和意大利，他们往往都参加了共产党，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惟一的态度认真的左翼政党。拉丁国家战后国内政治中这一不幸的、从长远来看很令人担心的发展趋势，是同这些国家议会制的历来实施情况相一致的；因为在那里议会制实施得始终未能令人满意——只有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太平日子里也许是例外，那时活跃在该国政界的只有自由党和天主教党两个政党。反之，条顿国家战后在政治上日子比较好过，看来就是由于这些国家过去议会制实行得比较成功。条顿族的荷兰和只有一半是条顿族的比利时之间在政治上的迥然不同，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如果根据某些人的理论，认为惟有经济才是人类生活的真正实质所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都只是经济现实的反映（持这种论点的并不只限于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这个现象就无法解释了。
如果经济繁荣真的必然会导致政治安定，那么比利时就应该是战后全欧洲治理得最好的一个国家；因为当时欧洲肯定以比利时最为繁荣——这部分地是由于复国后重建的比利时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措施明智、大胆、及时，(59)部分地也是由于比利时比较幸运，在欧洲战祸中遭受的创伤不怎么严重，在中部非洲还保有一个完整的殖民帝国，那里的居民还是像驯服的“土著”的样子，那里的地下资源有大量的铀矿。可是另一方面，荷兰则不得不放弃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帝国。以前荷兰的国内经济依赖这个殖民帝国，较之英国依赖英属印度有过之无不及，而现在，战争给荷兰造成的破坏和饥馑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借助于这个殖民帝国的资源，而恰恰在这时荷兰把这个殖民帝国丢了。要是经济史观的理论真是一把万能钥匙的话，那么，荷兰和比利时的经济情况既如此悬殊，前者的政局理应动荡不宁，而后者则应能在国内政治上欢度一个和平融洽的蜜月。然而，事实上，战后两国在政治方面的处境不仅不能反映它们在经济方面的相对地位，实际情况倒是恰恰相反。荷兰目下的经济困难，勾销不了它从16世纪以来就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而养成的立宪自治传统的有利政治影响。由于荷兰的工党具有英国式的选民基础，打破了欧洲大陆上传统的政治分野，所以荷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避免了各个教派政党同反教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之间选民尖锐对立的危险。(60)比利时的宪政传统不像荷兰那样悠久，它迟至1830年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而实行立宪自治；因此，当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业已退落、政治重建的任务需要比利时同荷兰一样发挥出巨大的政治潜力时，比利时尽管经济特别繁荣，却还是不能弥补它在政治传统上比较嫩弱之不足。在战后这样沉重的压力下，比利时的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佛兰芒族和瓦隆族之间，在位国王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都立即出现了巨大的政治裂痕；特别是因为这三条不同的界线大有并合成为一道深刻的裂口之势。所以这种政治上的分裂现象就格外具有危险性。
根据上述情况，似可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对于经过重组的欧洲国家来说，即使像重新组合那样天翻地覆的经历，也不如各国本身的传统和精神气质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国家眼下被划在俄国势力范围或西方势力范围之内这一偶然性的遭遇，归根到底，未必就能决定它们的命运。
(1) 《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Survey for 1939—1946: Hitler's Europe）。
(2)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Survey for 1939—1946: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第757—760页。
(3) 见《概览，1920—1923年》，第222—225页。
(4) 1731—1732年间，萨尔斯堡主教公国内居于少数的新教徒也有被逐之事；但此次受害人数不多，不过在其他西方国家曾引起强烈公愤，喧嚣一时。
(5) E·M·库利舍尔：《欧洲的大迁徙》（E．M．Kulischer: Europe on the Mov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285—286页。
(6) 同上书，第270页。
(7) 科夫诺，即考那斯。——译者
(8) 维尔纳，即维尔纽斯。——译者
(9)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
(10) 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者
(11) 库利舍尔：《欧洲的大迁徙》，第285—286页。
(12) 见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Winston S．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卡斯尔，1952年版，第5卷，第319—320页，第348—351页，第356—357页，第359页；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51年版，第5卷，第361—362页,第394—397页，第403页，第406页；同上书，第6卷，第327页；美国版，第6卷，第374页（本书以下简称丘吉尔，第5卷或第6卷，并分别标出英美两个版本的页码）。
(13) 同上书，第6卷，第327页，第561页，第572页，第581页；美国版，第6卷，第374页，第648页，第660—661页，第671—672页。
(14) 同上书，第323—324页，第326—327页，第328—329页，第337—339页，第566—572页，第581—582页；美国版，第370页，第373—374页，第375—376页，第385—387页，第654—661页，第670—671页。
(15) 见下文，原著第381页。
(16) 见库利舍尔，前引书，第285页；又见下文，原著第323页。
(17) 见《概览，1951年》，第197页以后。
(18) 见下文，原著第290—291页。
(19) 见下文，原著第279页。
(20) 见下文，原著第260页。
(21) 利鲍，即利巴雅。——译者
(22) 即塔林，又译“雷维尔”或“雷瓦尔”。——译者
(23) 见H·W·V·坦珀利编：《巴黎和会史》（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ed．H．W．V．Temperley），6卷本（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英国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0—1924年版），第2卷，第197—206页（以下简称和会史）。又见下文，原著第575—577页。
(24) 见下文，原著第456—458页。
(25) 见《概览，1934年》，第578—627页。
(26) 见下文，原著第328页。
(27) 见下文，原著第348页。
(28) 见下文，原著第349页。
(29) 见下文，原著第467页，第473—474页。
(30) 见下文，原著第457页。
(31) 原沙俄统治下称利沃尼亚（Livonia），德语称利夫兰（Livland），其范围包括今爱沙尼亚的南部大部分地区和拉脱维亚的北部。1918年，利夫兰省平均划分给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译者
(32) 详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Survey for 1939—1946: The Initial Triumph of the Axis）。
(33) 见上文，原著第5页；又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83页，第84—85页。
(34) 英国：《协约国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1919年6月28日签订于凡尔赛》（Great Britain: The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Allied and Associated Powers and Germany..．Signed at Versailles, June 28, 1919）,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19年版，第22条。
(35) 三大战胜国也让法国在德国和奥地利各分得一个占领区，但此举纯属照顾情面的性质，并不具有使法国立时又变成一个大国的神效。法国仍然是“希特勒的欧洲”解体后留下的欧洲真空的一部分。
(36) 丘吉尔，第6卷，第198页；美国版，第6卷，第227页。
(37) 见《概览，1939—1946年：1945—1950年的中东》（Survey for 1939—1946: The Middle East, 1945—1950），第21页以后。
(38) 关于1945年9月至1946年12月间舆论气氛的变化，及其有关原因的探讨，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652—661页。
(39)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724—725页。
(40) 同上书，第690—692页。
(41) 同上书，第692页；《概览，1947—1948年》，第24—39页。
(42) 芬兰人对亚历山大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两个沙皇怀有感激之情，这也是他们对俄态度中的一个因素。当初亚历山大一世宽宏大量地决定把芬兰建立成为一个立宪自治的大公国，除他本人一身兼领俄罗斯沙皇和芬兰大公两个头衔外，不要求该大公国和俄罗斯帝国间有更多的关系，这一决定是芬兰民族独立存在在政治上得到承认的第一步。迄至1954年3月间，亚历山大一世的铸像仍然竖立在波尔沃的路德教大教堂里，也即1809年他同代表芬兰的瑞典议会议员作出上述安排的原址。同年同月，亚历山大二世的铸像也还竖立在赫尔辛基的大广场上。
(43) 见下文，原著第489页。
(44) 见下文，原著第575页注②（即本书第717页注④。——译者）。
(45) 见下文，原著第393页以后。
(46) 见丘吉尔，第6卷，第247—283页；美国版，第6卷，第283—325页。
(47) 见下文，原著第404页。
(48) 见《概览，1947—1948年》，第160—167页。
(49) 同上书，第153—157页。
(50) 见下文，原著第380—381页。
(51) 见下文，原著第317—319页和第302页。
(52) 匈牙利人敌视俄国始于1849年，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应为尼古拉一世。——译者）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预，站在奥皇弗兰西斯·约瑟夫一边进攻匈牙利起义军；马扎尔人要求独立的武装行动之所以归于失败，俄国人的军事干预实为决定性的因素。
(53) 1877—1878年俄土战争以后，保加利亚人发现俄国人嘴里所说的“解放”一词意思就是把土耳其的统治换作俄国人的控制，从此他们就对俄国心存疑虑。保加利亚人对“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虽然感恩，但是到1883年还是冲破羁绊，脱缰而去，就像后来南斯拉夫在1948年脱缰而去一样。
(54) 见丘吉尔，第6卷，第322—323页；美国版，第6卷，第369页。
(55) 见下文，原著第149页。西科尔斯基要是不死的话，他也许会在苏联和波兰之间起到巴锡基维那样的调解作用，巴锡基维在苏联和芬兰之间就调解得极为成功。
(56) 见上文，原著第18页。
(57) 见下文，原著第396页和注③（即本书第470页和注③。——译者）。
(58) 见上文，原著第30页，又下文，原著第396页和注③（即本书第470页和注③。——译者）。
(59) 见下文，原著第544页。
(60) 见下文，原著第559—5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