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希腊

伊丽莎白·巴克

在1941年4月到1944年10月轴心国占领的年代里，希腊是一场混乱的三方冲突的战场。对抗的力量之一是德国占领当局（在1943年9月以前还受到意大利占领当局的微弱支持，而相继成立的三届通敌分子组织的希腊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也曾不很得力地多少为它出过力）。第二种力量是由英国政府及其在中东和希腊国内的军事与政治代表、希腊国王和流亡政府以及希腊山区非共产党的抵抗组织所组成的。第三种对抗的力量是由希腊共产党和它所建立的抵抗组织形成的。共产党领导的目的在于为俄国利益服务，但是直到1944年夏天以前，它只由俄国从远处加以指挥。

理论上，这第二和第三两股力量是对第一股力量——轴心国——共同进行斗争的盟友。实际上这种联盟一直是不稳定的，而且当解放的前景逐渐接近时，往往紧张到了破裂的程度。

希腊两种反轴心力量的对立，部分是由于英苏政策的潜在冲突，部分则是因为，在占领的后期，希腊只不过是远离战争主流的、在战略上处于停滞状态的一个地区。

在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举行以前，丘吉尔仍然希望实现盟军把主要军事行动部署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那项计划，这就将把希腊也包括在内。如果斯大林和罗斯福采纳了这项计划，它对希腊人所提出的军事上和道义上的要求将会迫使他们在战时团结起来。但是，这项计划在德黑兰遭到拒绝，会议赞成在法国南部登陆，以支持从西方进攻欧洲大陆的“霸王”计划。⁽¹⁾

结果，德国人从希腊的撤退并不是由于希腊人或盟军在该国境内的作战，而是因为红军远在北方通过罗马尼亚的进军，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因为盟军在意大利的推进。因此，希腊人不可能像1940年击退意大利人时所感到的那样，觉得他们是团结一致地把侵略者逐出希腊国土的。

这就是占领期间希腊事态发展的战略背景。在最初几个月，占领并没有使希腊人受到特别沉重的压迫。1941年5月取得控制权的意大利和德国占领当局，并没有作什么努力去创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国王乔治二世、他的政府，以及少数官员和人数较多的陆军军官都已逃跑，但是原有的政府机构，包括警察和宪兵在内，实际上原封未动。主要的变化是，在希腊国内已经不存在希腊陆军了。军队业已遣散，士兵都获准回家。只有政府是新的，尤其新在没有一个希腊人认为它是希腊政府。4月底，德国人让乔治·特索拉科格罗将军出任首相，他就是一周以前没有奉到命令便签署一项停战协定的人。在他的没有效力的管辖下，政府最初几乎仍像在德军占领前那样发挥作用。

但是，它完全无法对付希腊在占领下所经历的第一场危机：1941年冬天的饥荒。⁽²⁾为了防止发生灾难，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救济饥民。由瑞典人和瑞士人组成的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负责分发美国和加拿大提供的食物。尽管如此，那年冬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主要是在雅典。墨索里尼访问雅典以后，于1942年7月22日曾致函希特勒，他估计饿死的人数为24 000。等1941年冬季过去以后，食物供应的情况稍见好转。

1942年夏天，紧接在饥荒后面的是通货膨胀，尽管经济已经局部恢复了。物价飞涨，到1944年下半年已成了天文数字，德拉克马⁽³⁾不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希腊经济回到了物物交换制，⁽⁴⁾大宗交易则用英国金镑支付作为辅助办法。

1942年秋季以后，随着希腊抵抗运动的发展，游击队经常破坏交通，并“解放”了希腊中部相当大的地区，这进一步破坏了该国的经济。1942年底，希特勒的全权特使诺伊巴赫尔来到希腊，他并未能促使意大利当局更为积极地采取行动，也未能制止抵抗运动的增长或经济衰退的发展。

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人实际上已把希腊东马其顿和西色雷斯的烟草和粮食种植区据为己有，并把这些地方纳入保加利亚的经济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顺带没收了属于希腊人的土地，把希腊人征召入伍和押送出境，并把保加利亚人安置在希腊人以前的产业上。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以后，德国人又准许保加利亚人迁移到希腊西马其顿的某些中心去。

在意大利占领军盘踞在希腊的28个月里，他们不时对希腊人采取凶暴的报复手段，不过这些暴行都是孤立地进行的，往往是分别针对个人，而不是有系统或大规模进行的。随着希腊的抵抗活动在1943年蔓延开来后，德军的镇压措施变得日益严厉。1943年8月，德国当局宣布，杀死一个德国士兵就要处决50个希腊人。⁽⁵⁾这项命令在不同时期确实在雅典付诸实行。在农村，比较常用的一种报复形式是，进入一个据信是支持游击队的村庄，把能够抓到的所有男人杀死，再把房屋烧光。一个美国权威作家估计，在轴心国占领期间，希腊有1/4的建筑物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损坏。⁽⁶⁾在占领的后期，希腊游击队和英国官兵的破坏活动使桥梁、铁路（当时还通车的）和公路受到了广泛的损毁，主要是在希腊中部和北部。

因此在1943年以后，正常的经济生活和行政工作日趋瓦解，后来几乎到了完全停顿的地步。在中部和北部游击队控制的山区，游击队用一种临时性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制度（包括邮政和电话）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旧的制度。另一方面，在雅典的通敌分子政府则致力于组织反共保安营，旨在配合宪兵和德国部队在农村的活动。

这项任务主要是由第三任即最后一任通敌分子首相约翰·拉利斯主动完成的。特索拉科格罗将军在游击队开始形成后不久便于1942年12月辞职。他的继任人是前雅典大学的校长康斯坦丁·洛戈塞托普洛斯，一个亲德分子。但是，1943年4月，一个取得了内阁大臣身份的前保皇的人民党党员拉利斯接替了他。

拉利斯认为他的首要任务在于遏制共产党和维持秩序。他的主要武器是在1943年下半年组成的保安营。保安营是军事单位，主要由以前的希腊正规军军官指挥，同德国占领军配合作战，不过他们似乎自认为是希腊的一支国家部队。人数最多达到5 000名左右。⁽⁷⁾

通敌分子接连组成的几届政府、保安营，以及主要活动于希腊马其顿的几支杂牌武装队伍，实际上就是在希腊积极协助轴心国的仅有的几股势力。事实是，直到1943年中期，希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一直显示出一种惊人的、几乎史无前例的团结精神。但在1943年以后，这种团结逐渐遭到了破坏，首先是由于关于君主政体的争论（共产党人很巧妙地利用了它），其次是由于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和希腊其余人士之间的远为严重的争论。

在希腊境外，希腊国王和他的几届流亡政府至少在1944年5月以前没有做出多少工作来结束这种日益恶化的局面。

1941年5月，当国王乔治二世首先逃往克里特岛，随后又逃往埃及的时候，他面对轴心国侵略的坚定立场和他同英国人的密切合作曾使大多数希腊人对他比过去远为尊敬。但是这位国王在气质上缺乏那种使普通的希腊人能对他了解的才能，而且他对梅塔克萨斯的军事独裁政权支持了4年，这时也不容易洗刷干净。还有，希腊具有强烈的共和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在梅塔克萨斯执政的年代里甚至反而加强了。

当国王最初来到开罗时，他的内阁首脑是克里特人埃马努埃尔·特苏德鲁斯，一个在政治上曾经是自由派人士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内阁中的少数几个梅塔克萨斯分子全被逐步清除掉了。国王和他的政府于1941年7月迁往南非，然后又在1941年9月迁到伦敦。过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国王本人才迁回开罗。同时，宪政问题再度成为希腊国内热烈讨论的题目。

国王对这个问题迟迟没有表态。直到1942年1月，他才正式宣布结束了由梅塔克萨斯于1936年8月4日建立的独裁政权。这一行动采取得不够及时，未能阻止3月31日一群政治家在雅典签名发表的一项宣言。它宣布在国王返回希腊之前应当就他回国的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

英国政府在这时期并不准备对国王乔治二世施加任何压力。虽然英国官方的政策要过一些时候才公开提出来，但是这时它却已经赞成国王早日返回希腊了。英国希望这将会对混乱的希腊政局起稳定作用。　　既然英国态度如此，国王当然不肯让步。1943年7月4日，他从开罗对希腊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⁸⁾答应一俟国家全面安定下来，就选举一个国民议会。但是他对自己何时返回希腊却只字不提。

不久以后，在1943年8月13日，由4名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的代表和两个非共产党组织各派的一名代表组成的一个游击队代表团，乘英国飞机来到了开罗。代表们一致要求国王承诺在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前不返回希腊。国王同丘吉尔和罗斯福商量之后，反对这项要求。⁽⁹⁾代表团碰了个钉子返回希腊去。

然而，特苏德鲁斯政府继续催促国王进一步作出某种姿态。1943年11月8日，国王致函特苏德鲁斯，声言：“当长久渴望的我们祖国解放的时刻到来时，我将根据当时的政治与军事情况，并以民族利益……为怀，在同政府商定后重新审查我返回希腊的问题。”⁽¹⁰⁾在这个妥协性的保证作出后的第二天，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项声明，显然把国王是否在公民投票之前回国的问题留给国王自己去决定。在回答一项质询时，丘吉尔否认他曾对希腊国王未来的地位问题作过任何承诺。他说：“按照大西洋宪章，希腊未来的政府应由希腊人民决定。”在提及国王1943年7月4日的广播讲话后，丘吉尔宣称：“直到希腊人民能够在自由平静的条件下表达其意愿以前，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政策是支持希腊国王，他既是我们的忠实盟友，也是希腊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¹¹⁾

但是，在丘吉尔的声明发表以后，英美的战时领导人立即进行磋商，接着就是德黑兰会议。结果，英国人放弃了盟国在希腊发动任何主要军事行动的计划，于是也就放弃了让乔治国王与盟军解放部队同时返回希腊的计划。1943年12月，艾登在开罗会见了乔治国王，对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进行了解释。他还提出一项建议，主张在德国人撤退后，应当提名雅典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出任雅典摄政委员会的首脑，这是特苏德鲁斯和雅典一群希腊政治家交换意见的结果。在希腊国内，这一计划实际上获得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的支持。乔治国王在同罗斯福商量后，拒绝了这项建议。⁽¹²⁾

虽然如此，特苏德鲁斯继续同雅典的政治家们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进行远距离的磋商。他的目标是扩大流亡政府，把希腊国内的政治代表也包括进去。雅典的政治家们迟迟不作决定，同时坚持国王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前不应回国。1944年初，特苏德鲁斯再次吁请当时在伦敦的国王作出某种承诺。国王于1944年3月再次予以拒绝。⁽¹³⁾这时，希腊共产党的领袖们决定加快事态的发展。3月中旬，他们发起在希腊山区建立一个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3月16日，当该委员会第一次致函特苏德鲁斯时，它仍然宣称它的目标是为“一个民族大团结的政府打下坚实的基础”。⁽¹⁴⁾但显然这个委员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宣称自己就是希腊的合法政府。

正在这个时刻，中东希腊部队中酝酿已久的风潮成熟了。武装部队中的一个反皇的政治组织共和同盟日益受到希腊共产党的代理人和同情者的影响。1944年3月，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在希腊山区的建立便成为危机爆发的起因。

3月31日，一群军官晋见了特苏德鲁斯，要求他同意这个委员会的意见，共和同盟断定进行打击的时间业已到来。⁽¹⁵⁾4月3日，特苏德鲁斯辞职了。

叛变几乎蔓延到在埃及的希腊陆军所有部队，包括正准备开赴意大利的第一旅。它也扩展到希腊海军的舰艇。4月11日，国王乔治二世从英国来到开罗，次日他宣布，⁽¹⁶⁾希腊在解放以后将通过一次自由投票来决定它希望要一个什么形式的政府。4月13日，维尼齐罗斯⁽¹⁷⁾在开罗组成了一个不包括特苏德鲁斯的内阁。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宣布，希腊国内的各游击队组织已同意派代表到开罗来进行商讨，但是他未能有效地制止叛变。海军上将沃尔加里斯率领的一批希腊人员只得登上亚历山大的希腊舰艇加以接管，同时英国部队也只得迫使第一旅投降。维尼齐罗斯只当了两个星期的首相，然后就由一个从前的自由派人士，现为“民主社会党人”的乔治·帕潘德里欧接替，他是刚从雅典来到开罗的。

当时英国的政策在希腊政府人士中具有凌驾一切的力量。帕潘德里欧在同英国人密切协商下，力求与山区共产党主持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各抵抗运动组织以及雅典的政治家们达成协议。1944年5月17日至20日在黎巴嫩举行的由所有这些方面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根据帕潘德里欧本人准备的一项文件，这个目的在原则上总算达到了。这个后来通称黎巴嫩协定的文件号召成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解放以后在希腊确保秩序和自由，并使人民可以自由而不受压力地决定“他们的宪法、政体和政府”。⁽¹⁸⁾文件中没有特别提及国王回国的问题。黎巴嫩协定号召希腊国内一切游击队伍统一起来和遵守纪律。

尽管黎巴嫩会议表面上达成了协议，民族团结政府过了三个半月才真正组成。在这期间，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曾就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情况和政治比重提出过一系列变幻无常的要求。

1944年夏季，希腊国内外的政治发展也许受到了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巴尔干各国问题的讨论的影响。根据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回忆录，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于5月5日同苏联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举行过会谈。这次会谈导致英国提出了一项建议（如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后来向科德尔·赫尔转达的那样），即：“基本上，罗马尼亚事务应由苏联政府予以关注，而希腊事务则由联合王国予以关注。”⁽¹⁹⁾古谢夫于5月18日（丘吉尔后来这样引述）转达了莫斯科方面表示的赞成，不过在最后同意之前询问说，美国政府是否赞同。⁽²⁰⁾5月30日，英国向美国政府征求意见。科德尔·赫尔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但是6月12日，罗斯福打电报同意将这项建议“试行三个月”，条件是这并不含有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意思。⁽²¹⁾

7月26日，苏联的一个8人使团由波波夫上校率领降落在希腊，事先并没有通知当地的任何英国或美国当局。⁽²²⁾结果，苏联使团似乎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伍的作战能力印象不佳。这一点可能是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突然同意在拟议中的民族团结政府中只要5个席位的原因之一，它原先一直坚持要有7个席位。⁽²³⁾9月2日，民族团结政府终于成立，该委员会的代表占有6席，其中只有两席是共产党员。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同时宣布解散。

就这样，流亡的国王和政府与希腊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之间暂时取得了团结。但是，那时希腊共产党在国内已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地位，这种团结因此势必是靠不住的。

占领初期，在希腊根据希腊文的缩写通称“KKE”的共产党是一个小组织，搞地下活动很有经验，它有一个坚实的核心，核心人员都曾在苏联受过严密的训练。在占领期间，他们的首领是乔治·西安托斯，一个不屈不挠和足智多谋的前烟草工人，30年代初期曾在俄国呆过两年，并曾在希腊几次入狱服刑。其他的核心人物是：季米特罗斯·帕尔察利泽斯、米尔蒂阿泽斯·波尔菲罗廷尼斯、佩特罗斯·鲁索斯、约翰·伊奥安尼泽斯、马其顿人安德烈亚斯·齐马斯，以及那个完全属于另一类的、名叫阿雷斯·维卢基奥蒂斯的人，他是军事领袖、冒险家、虐待狂者和背教者的奇特混合物。

希腊共产党是对占领当局展开抵抗的第一个团体。1941年9月27日，一个以希腊文缩写“EAM”闻名的“民族解放阵线”建立起来了。⁽²⁴⁾它名义上是希腊共产党和其他5个小政治团体的联盟。这5个团体是：人民民主联盟，社会党，联合社会党，农民党和共和党。只有前两个党算是独立于希腊共产党之外而存在的。实际上，这个组织从上到下的全部关键位置都是由希腊共产党党员担任的。

后来在1942年用小册子形式发表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早期纲领是温和的，目的在于迎合几乎所有政党的希腊人。它主要号召对占领军进行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并且宣传，在把占领者赶走以后，将选举产生一个国民议会，由它决定政府未来的形式。⁽²⁵⁾在占领期间，民族解放阵线的宣传，至少在不很公开的形式中，逐步变得愈来愈敌视国王乔治二世，或者像这个组织喜欢称呼他的那样，“乔治·格拉克斯伯格”，并且也愈来愈具有反英的倾向。

民族解放阵线的第一项工作便是通过组织产业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宣传和散发传单，以及组织示威游行和罢工来确立它对城市的控制。1942年春天，民族解放阵线也开始在军事方面组织抵抗运动。它定出计划，要建立一支全国人民解放军（希腊文缩写叫做ELAS）。兵员主要向农村招募，并对他们实行严格的纪律和灌输大量的政治思想。但是，在占领时期，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自始至终主要是一些对共产主义没有多大兴趣、但却真心诚意想要参加对祖国侵略者最有效的抵抗形式的人们。到了1943年夏天，全国人民解放军已发展成为拥有大约2万人的一支队伍，⁽²⁶⁾得到了远为众多的加入民族解放阵线的人的支持。⁽²⁷⁾

全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英国当局的紧张关系严重削弱了它作为一支抵抗德国人的战斗部队的效用。实际控制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希腊共产党领导人首先忙于消灭那些对抗的抵抗运动组织，后来又忙于准备解放后夺取政权的工作。在追求这两个目标时，他们遇到了英国人的反对。尽管在高阶层中有这种对抗存在，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地方指挥官获准或者愿意主要致力于攻击占领军的希腊那些地区，他们却打得很出色。

在抵抗运动中，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竞争对手，实际上也是惟一能在占领期间一直存在下来的对手，是希腊西北角上由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后为将军）指挥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人数虽然始终没有超过几千人，它虽然一直限于在一个战略重要性不大的地区活动，却同英国当局合作得很好，并且根据英国的计划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进行了有效的战斗。它经常得到英国人的支援，这使它能够顶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再进攻。⁽²⁸⁾然而，到1944年，雅典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组织竟然同占领当局进行勾结。⁽²⁹⁾泽尔瓦斯手下的主力部队虽然同戈纳塔斯领导的雅典集团破裂，这时却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共和政策而采取保皇政策，并变得日益保守了。⁽³⁰⁾在占领的后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前希腊陆军军官，这些人尤其是反共的。

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抵抗运动中的其他竞争者都不十分幸运。有些竞争的领袖，如萨腊菲斯将军，被生擒了去，然后通过威胁，劝诱他们接受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另一些集团干脆（不管有无根据）被控同轴心国勾结而由全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予以消灭。其中最悲惨的是普萨罗斯上校的实例。他是雅典一个自称为“民族与社会解放”（以希腊文缩写EKKA闻名）的虽小而进步的政治团体的军事代表。普萨罗斯上校的部队在1943年内两度遭到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击，几乎被消灭。1944年4月，它终于全部被歼。

在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若干英国军官奉命从1942年秋季直到占领结束期间与之保持联络的，就是这些不同的希腊抵抗运动团体。第一批英国军官于1942年10月1日从三架飞机上空降到希腊中部。⁽³¹⁾他们的特定任务是破坏萨洛尼卡—雅典铁路，切断非洲隆美尔将军的供应。这组英国人顺利地同泽尔瓦斯将军取得联系，他从100英里以外赶来支援他们。主要是偶然碰巧，他们也同共产党人阿雷斯·维卢基奥蒂斯建立了联系，他十分勉强地同意他手下的全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也进行合作。⁽³²⁾11月25—26日夜间，混成的游击部队袭击了防守戈尔戈波塔莫斯桥的意大利人，同时英国人员则成功地毁坏了部分桥梁，从而完成了使命。⁽³³⁾

这组英国人员与原先的预料相反，在希腊逗留下去，并扩充成为英国军事使团。为了作战目的，对希腊全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解放军都派驻了英国联络官，但在联络的初期，全国人民解放军便怀疑英国人在武器和金钱的供应方面偏袒希腊全国民主同盟。1943年夏初，全国人民解放军同边远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的冲突，还有同“民族与社会解放”的队伍的冲突，都被英国人加以制止了。英国人经过一番困难，终于说服三方于1943年7月签署了“国家队伍”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三支部队都被承认为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独立兵团。⁽³⁴⁾

与此同时，在1943年6月，由于全国人民解放军拒绝合作，一组英国人员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希腊人的支援下再度对雅典—萨洛尼卡铁路发动攻击，这一次的目标是阿索波斯桥。中东总司令部曾要求进行一系列战斗，主要是破坏活动，作为战略上迷惑轴心国计划的一部分，使它们相信盟国即将进攻巴尔干各国，而不是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在这一系列战斗中，全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一般也表现了同样的不合作态度。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使希腊共产党的政治野心大为膨胀起来：全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接受了意大利皮涅罗洛师的投降，随后又解除了这师人的武装。因此，意大利的垮台给全国人民解放军补充了大量的武器，使之成为最强大的抵抗运动组织。全国人民解放军迅速采取了行动：10月间，它不顾前一年7月的“国家队伍”协议，再次攻击了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并采取行动去消灭一些较小的竞争团体。

在这种局势下，盟国军事使团（第一个美国军官于1943年9月参加到希腊的英国人中来）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紧张到了几乎破裂的地步。英国人暂停向全国人民解放军供应武器。⁽³⁵⁾同时，他们增加了对泽尔瓦斯将军的供应，从而使他能够抵挡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³⁶⁾到1944年2月29日，盟国军事使团才设法促成了普拉卡协定，结束了民族解放阵线及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之间的敌对行动，划定他们各自的活动区域，并要求中东总司令部对希腊所有抵抗德国的部队提供一切可能的供应。⁽³⁷⁾作为普拉卡协定的初步措施，签字各方又于1944年2月19日签署了一份对保安营的联合谴责宣言，全国人民解放军一向怀疑英国人纵容保安营。

然而，正在局势似乎恢复稳定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于3月26日再次使盟国军事使团大吃一惊。它们宣布组成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以希腊文缩写PEEA闻名）作为一个“预备性的政府委员会”。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中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和少数几个匆忙参加到他们那边去的无党派社会人士。它的第一任主席是埃夫里皮泽斯·瓦基尔齐斯上校，他从前曾加入“民族与社会解放”，但是4月间雅典大学的亚历山大·斯沃洛斯教授，一个持有社会党观点的知识分子，取代了他。

参加5月间黎巴嫩会议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就是这个斯沃洛斯教授。也许部分由于受到同他接触的英国代表的影响，他的语气颇为和解，有助于达成黎巴嫩协定。但是，当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的代表团回到希腊时，他们发现希腊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决意阻挠协定的履行。结果是，在1944年夏天，全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盟国军事使团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敌对。

尽管如此，到1944年9月2日以帕潘德里欧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终于成立的时候，盟国于德国人撤退时在希腊登陆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做好。美国当局决定美国部队将不参与这次战役的军事行动，而只限于参加救济工作。⁽³⁸⁾结果，纯由英国人组成的登陆部队不可能超过4 000人左右。这个数目太少了，如果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用武力反对英国人的话，英国人的处境将是极端危险的。

快到8月底时，帕潘德里欧首相到意大利拜访了丘吉尔。丘吉尔终于同意，按照先前的计划，乔治国王几乎立即便回到希腊国土上去是不可取的；他的回国将延迟到可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时候；而且民族团结政府在回到希腊后也将进行改组。

民族团结政府在成立后不多几天，便由开罗迁往意大利的萨勒诺。9月底以前，代表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萨腊菲斯将军，和泽尔瓦斯将军一起到达卡塞塔，同地中海地区总司令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和帕潘德里欧缔结了一项军事—政治协定。⁽³⁹⁾根据这项协定，希腊国内的所有游击部队都承认民族团结政府的权力。政府则将这些部队置于盟国司令部代表罗纳兹·斯科维将军的指挥之下。各游击部队不得在解放的时刻图谋夺取政权，而应“结成一个民族联盟，以便协调它们的活动”。

9月底，英国军队开始在希腊登陆，虽然登陆情况直到10月5日才公开宣布。英国人、全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全对退却的德国人进行袭击，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英国登陆部队和当地的民族解放阵线及全国人民解放军首领之间的关系在有些地方十分紧张，不过一般说来表面上仍然相当正常。英国部队几乎在各地都受到希腊人极其友好的接待。

民族团结政府的主要成员同英国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先生，后为爵士）一起，在10月18日雅典解放后不多几天便抵达了该城。同退走的德国人之间的小战斗在希腊北部又延续了好些天，但是到11月初，德国人已完全撤退了。

保加利亚人从希腊北部的撤退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因为9月9日，根据保加利亚新成立的祖国阵线政府的看法，该国已经成为一个共同参战国，并且热切希望驻在希腊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占领军也能攻击退却的德国人。英国和希腊民族团结政府（或者可以说，它的大多数成员）都坚持保加利亚人必须离开希腊国土。俄国无意支持保加利亚的建议。驻莫斯科的保加利亚停战代表团受到了压力，于是到10月25日，最后一名保加利亚人离开了希腊。敌人对希腊的占领结束了。

(1)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42—344页，第352—354页，第358—363页。

(2)　又见上文，原著第222页。

(3)　希腊货币名。——译者

(4)　威廉·H·麦克尼尔：《希腊的困境》（William H．McNeill：The Greek Dilemma），伦敦，高兰兹，1947年版，第52页。

(5)　麦克尼尔：《希腊的困境》，第46页。

(6)　麦克尼尔：《希腊的困境》，第50页。

(7)　同上书，第50—51页。

(8)　《泰晤士报》和《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1943年7月5日。

(9)　雷金纳德·利珀爵士：《希腊人彼此会面的时刻》（Sir Reginald Leeper：When Greek Meets Greek），伦敦，查托和温达斯，1950年版，第33页。

(10)　《曼彻斯特卫报》，1943年12月13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45页；参阅C·M·伍德豪斯：《争端》（C．M．Woodhouse：Apple of Discord），伦敦，哈钦森，1948年版，第174页。

(11)　1943年11月9日，下院辩论，第5集，第393卷，第1080栏。

(12)　利珀，前引书，第34—35页。

(13)　同上书，第41页。

(14)　同上书，第39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47页。

(15)　麦克尼尔：《希腊的困境》，第104页。

(16)　《泰晤士报》，1944年4月13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48页。

(17)　索福克利斯·维尼齐罗斯，希腊自由党创始人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齐罗斯的儿子。

(18)　伍德豪斯：《争端》，第305页，附录庚；《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49页。

(1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52页和第1457页。

(20)　同上书，第1453页。

(21)　同上书，第1455页。

(22)　伍德豪斯（《争端》，第197—198页）的意见是，俄国人事先没有通知当地的英国当局就到希腊来，这是不符合英苏两国政府最近关于各自在巴尔干各国的势力范围问题的那些讨论的精神的。参阅麦克尼尔（《希腊的困境》，第121页），他说俄国使团并不曾积极指导全国人民解放军（见下文，原著第686页）的活动。关于5月间英苏在势力范围问题上的讨论，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22—425页。

(23)　伍德豪斯，前引书，第199页。

(24)　麦克尼尔，前引书，第62页。

(25)　麦克尼尔，前引书，第78页。

(26)　同上书，第69页。同一个权威作家说，当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945年缴械时，共交出了或发现了约45 500支来复枪（同上书，第163页），这说明该军的人数至少曾发展到这个数目，并且可能还要高出许多。

(27)　麦克尼尔（前引书，第111页）说解放时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总数大概是200万人。

(28)　麦克尼尔：《希腊的困境》，第90页。

(29)　同上书，第87页。

(30)　同上书，第91页。

(31)　丹尼斯·哈姆森：《我们降到了希腊人当中》（Denys Hamson：We Fell among Greeks），伦敦，凯普，1946年版，第33页以后。

(32)　同上书，第100页；伍德豪斯：《争端》，第141页。

(33)　哈姆森，前引书，第103页以后。

(34)　伍德豪斯，前引书，第138页。协议文本见同上书，第299—300页，附录丙；《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43页。

(35)　麦克尼尔：《希腊的困境》，第89页。

(36)　同上书，第89—90页。

(37)　伍德豪斯：《争端》，第303页，附录己；《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45页。

(38)　麦克尼尔：《希腊的困境》，第122页。

(39)　伍德豪斯：《争端》，第306—307页，附录辛；《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49—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