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阿拉伯统一和阿拉伯联盟的形成

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少数政治上有觉悟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扮演过“阿拉伯觉醒”之剧的角色，他们出于从奥斯曼帝国赢得政治上自由的共同愿望，曾暂时统一起来。但在他们的地区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尚未严重到瓦解这种统一以前，他们的国家就为英法在1920年强加的人为边界硬行分割开来了。这些阿拉伯独立的主角虽在政治上就此彼此割裂，但对于推翻欧洲人委任统治的愿望仍保持统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视沙漠为通途的汽车和飞机的推广使用，消除了横亘大马士革或耶路撒冷与巴格达之间的叙利亚沙漠所造成的障碍。他们跨越强加于他们边界的地区界限采取一致行动的倾向与日俱增。这种倾向已在1937年和1938年两次泛阿拉伯会议上取得成果，会议讨论了当时由于阿拉伯暴动而愈形尖锐的巴勒斯坦问题；这种倾向，还通过1939年初英国政府邀请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以及巴勒斯坦本身的代表团参加伦敦圆桌会议而得到了正式承认，⁽¹⁾且在共同对近东各国应摆脱法国赢得独立的关心中显示出来了。

在1939年和1940年几乎整整两年期间先后担任伊拉克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努里·赛义德，是泛阿拉伯主义的一位先驱，⁽²⁾在此期间，且曾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于这一事业。战争第一年，他和另外一些人，曾想使英国同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耶路撒冷穆夫提达成和解，办法是要英国人较1939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作出更大的让步。⁽³⁾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而法国对近东各国的高压政策又阻碍了同他们举行与伦敦圆桌会议相类似的任何谈判；于是1940年6月德国在西欧的胜利便促成努里的出访安卡拉，试图同土耳其政府在近东各国的前途问题上实行共同的政策，以期法国在那里的委任统治迅速崩溃。但是，法国人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可以被摆脱得了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问题上的备受挫折之感以及德国在1940年10月就支持阿拉伯争取独立斗争许下的诺言，对伊拉克的急速趋向极端主义便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种极端主义在1941年4月和5月的拉希德·阿里暴动中达到了顶峰。⁽⁴⁾

1940年6月，劳埃德勋爵曾敦促丘吉尔注意无视泛阿拉伯主义者的不满情绪的危险性，但丘吉尔的回答不失本色，过分自信。⁽⁵⁾拉希德·阿里的暴动对英国政府是个深刻的教训，他们态度的转变也就在1941年5月29日艾登于伦敦市长官邸发表的声明中立即反映出来了：

……本国同阿拉伯国家具有悠久的友好传统，这种友谊不仅见之于言论，且为行动所证实。他们在我们之中有众多的朋友，同样地，我们在他们那里也有无数对我们心怀善意的人。我日前在下院说过，英王陛下政府对叙利亚要求独立的愿望深表同情。现在我愿重申这一点，但我还得作进一步说明。阿拉伯世界自上次大战结束时达成协议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阿拉伯思想家希望阿拉伯各国人民取得较目前更大程度的统一。为了达到这种统一，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朋友们的这种要求决不会被置之不理。我认为加强阿拉伯各国之间的文化、经济联系以及政治联系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英王陛下政府将全力支持任何得到广泛赞同的这类计划。⁽⁶⁾

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这声明甚为满意。尽管1941年6—7月战役以后自由法国在近东各国立足下来，使这一声明的充分效果多少有点暗淡，但英国对这些国家取得独立的保证⁽⁷⁾仍然深得人心。1942年间，阿拉伯报界仍在鼓吹阿拉伯统一的主张，但德军直逼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负责的政治家们正为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忧心忡忡，无暇考虑及此。然而，到1942年底，这些威胁已逐步解除，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家们遂又立即恢复活动。至此为止，埃及人一直专心致志于他们自己争取完全独立和“尼罗河流域统一”的斗争，因而对泛阿拉伯事业不像“肥沃新月”的政治家们那样感到关切。⁽⁸⁾但是埃及首相纳哈斯在1942年11月13日对华夫脱党的演说中，则宣称埃及将不遗余力地为实现姊妹国家的愿望而奋斗：

把我们同阿拉伯和东方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多不胜数，且牢不可破。它们对这次战争采取一致的态度，而这些纽带也就更加坚固有力。在这次大战中，它们全都盼望民主的胜利，期待新时代黎明的到来，于是年轻的民族决定自己的前途将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到那时候，这些阿拉伯国家以及毗邻的东方国家将成为一个以埃及为先锋的强大而紧密团结的集团，能履行其世界职责及其道义任务，并能自立于自由民族之林。⁽⁹⁾

在12月份的最后一周，伊拉克摄政和再度担任首相的努里·赛义德都在开罗，一群叙利亚和黎巴嫩记者也正在埃及访问。据报道，纳哈斯曾告诉记者们，他的努力不仅限于谋求埃及的权利，同时也为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印度等国效劳。努里在会见记者时说：“阿拉伯统一是我们的首要愿望之一。我还不能说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实现这种统一，但重要的是在我们以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为实现这种统一作好准备。”⁽¹⁰⁾1943年1月16日，伊拉克政府向轴心国宣战。在准备宣战的过程中，巴格达报界宣称：“现在阿拉伯各国人民正在为争取实现其民族愿望和独立而努力，他们不能再继续孤立于战争之外了。……阿拉伯各国政府必须捍卫他们的民族要求，必须与同盟国进行协商，以便实现每个忠诚的阿拉伯人的目标。”⁽¹¹⁾继此之后，努里向英国常驻中东国务大臣发出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提及阿拉伯事业，特别谈到巴勒斯坦问题，并提出了求得永久解决的建议”，同时他还向其他有关方面秘密散发了这份备忘录。备忘录建议联合国家立即宣布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与外约旦合并成为一个国家，其政府形式由人民自己决定，并保障巴勒斯坦犹太少数民族和黎巴嫩基督教徒的利益。备忘录还提出建立阿拉伯联盟，而伊拉克和这个大叙利亚应立即隶属于这一联盟，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可自愿参加。⁽¹²⁾

2月24日，艾登在下院被问及是否在采取措施，促进阿拉伯国家之间更大的合作，以最终结成阿拉伯联盟。他回答说：“显然，这种主动性……应来自阿拉伯人自己。就我所知，目前尚未订出可以博得广泛赞同的这类计划。”⁽¹³⁾3月30日，纳哈斯通知埃及国会，他仔细研究了英国外交大臣的声明之后，已决定埃及政府应采取措施，征求阿拉伯各国政府的意见，并尽可能地使之统一。待这方面办妥之后，埃及政府希望邀请它们前来埃及进行友好会晤，而导向有效联盟的讨论也就可开始了。如能达成协议或接近达成协议，那就可以召开由埃及首相主持的代表大会，完成对这个问题的审议并作出决议。他已向努里发出邀请。如果努里赞同这一计划，他们将讨论伊拉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然后再向其他阿拉伯政府发出邀请。⁽¹⁴⁾

在巴勒斯坦，乌尼·阿卜德·哈迪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以及《巴勒斯坦》报，都欢迎纳哈斯采取主动。但是，伊拉克舆论丝毫无意接受埃及领导，巴格达报界把埃及仅仅置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同等的地位；埃米尔阿卜杜拉则立即进行了回击，他于4月18日向叙利亚人民发表文告，邀请他们“从亚喀巴湾直到地中海和上幼发拉底河”的领导人到安曼开会，筹划组成一个地区性的叙利亚联盟或联邦；⁽¹⁵⁾据报道，伊本·沙特驻开罗和巴格达的代表则正在讨论他们的君主参加谈判的条件。⁽¹⁶⁾纳哈斯从6月8日至13日访问了巴勒斯坦，但对埃米尔阿卜杜拉邀请他访问外约旦，却答称：“公务羁身，歉难应命”。⁽¹⁷⁾

7月22日，努里来到开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已将途经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和巴勒斯坦时会谈的内容实质通知纳哈斯；他承认关于黎巴嫩参加任何阿拉伯联盟是否适当的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¹⁸⁾他同纳哈斯从7月31日一直谈到8月5日，然后才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说纳哈斯已着手征询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以便举行一次显然将在开罗召开而由纳哈斯主持的会议。据说已将会谈的成就通知沙特阿拉伯驻开罗公使馆，这将为同沙特阿拉伯政府进行类似的对话铺平道路。⁽¹⁹⁾接着是外约旦首相陶菲克·阿布勒-胡达前来开罗，从8月27日至9月4日进行访问。他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把外约旦称为大叙利亚的一部分。然而，不久前在叙利亚举行的选举却产生了一个由民族集团控制的议院，这个议院既反对埃米尔阿卜杜拉，又反对法国人；⁽²⁰⁾伊拉克政府于是赶忙宣布承认叙利亚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伊拉克认为叙利亚共和国以前的历届政府仅仅是由法国人操纵的几个傀儡组成的，所以迄未予以承认。⁽²¹⁾9月下半月，埃及内阁秘书长访问了沙特阿拉伯，10月10日，国王伊本·沙特的私人秘书谢赫·优素福·亚辛来到开罗同纳哈斯进行讨论。原来预料讨论要到10月19日才会结束，但第二天却宣布会谈暂时停止，俟在某些问题上得到伊本·沙特的指示后再行继续。⁽²²⁾会谈恢复以后，优素福·亚辛于11月4日离开开罗前往大马士革，代表国王向新任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表示祝贺。舒克里·库阿特利的家族曾有几代担任过沙特驻大马士革的代表。10月21日，由叙利亚总理和外交部长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开罗，接待仪式的隆重甚至超过以前的任何代表团。华夫脱党的报刊在强调叙利亚和埃及两国政府观点紧密一致的同时，却又不免力图利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钩心斗角的竞争，至于利用埃米尔阿卜杜拉想建立大叙利亚的野心，就更不用说了。⁽²³⁾法国人在11月里想镇压黎巴嫩新选出来的民族主义政府的企图，⁽²⁴⁾虽然推迟了埃及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接触，却起了把大多数具有政治头脑的黎巴嫩人，甚至许多基督教徒，推向阿拉伯国家一边的作用。⁽²⁵⁾1944年1月5日，一个黎巴嫩代表团来到开罗。在离开贝鲁特之前，里亚德·索赫勒总理声称，会谈将根据下述原则进行，即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独立国家，将在其独立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努力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²⁶⁾1944年2月3日至10日，由宗教事务部大臣侯赛因·基卜西率领的也门代表团在开罗进行了会谈。叙利亚外交部长贾米勒·马丹和努里·赛义德也进行了互访。在此之后，主要就是集中力量来消除黎巴嫩政府的余虑了。3月间，黎巴嫩政府被邀请派遣代表团前往沙特阿拉伯、巴格达和开罗，黎巴嫩议院也对政府加强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系，表示感谢。里亚德·索赫勒抵达巴格达时声称，以前这样的代表团总是到西方去，而今在这个新纪元他们却到东方来了。但是他又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黎巴嫩将保持独立。⁽²⁷⁾当黎巴嫩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首都时，这一独立得到了伊本·沙特切合时宜的承认。⁽²⁸⁾

当时一直在传说——尽管未见报道——国王法鲁克采取的行动，部分地打消了伊本·沙特对于参加阿拉伯联盟计划所持的保留态度。据说，国王法鲁克曾派遣泛阿拉伯主义者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去参加1943年12月的朝圣，目的在于同沙特阿拉伯的君主讨论这一问题。此后，他于7月上半月巡航红海期间，又在延布亲自会见了伊本·沙特。⁽²⁹⁾7月12日，开罗宣布埃及政府已邀请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参加筹备大会。会议日期拟订在斋月之后（这一年的斋月于9月份第三周结束）。⁽³⁰⁾但是，没有提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出席会议的问题，尽管努里·赛义德在3月15日曾宣称，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让那些曾经参加过1939年伦敦圆桌会议的巴勒斯坦代表团中还活着的成员出席会议。困难在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己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些松散的党派组织的首领们被派别和个人的嫉妒迷住了心窍，以致在巴勒斯坦没有一个人能赢得所有党派的效忠。⁽³¹⁾

当出席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团于9月25日在亚历山大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没有派代表参加。⁽³²⁾但到28日第二次会议时，侯赛因·基卜西代表也门来了，虽然他声称由于伊玛目没有授权他作为代表与会，只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第三次大会时，优素福·亚辛率领的沙特代表团也到会了。另一个姗姗来迟的是巴勒斯坦的穆萨·阿拉米，他曾参加过1939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伦敦圆桌会议；6个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党终于在最后时刻同意派他为代表前来亚历山大。起先，其他代表提出穆萨·阿拉米不得出席正式会议而只可以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参加非正式会议；但结果他以享有充分代表资格的身份出席了正在举行的第三次会议。

10月7日晚上，一项包括会议决议在内的草约发表了。草约建议创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凡愿参加的阿拉伯的独立国家均可参加；其决议仅对那些愿意接受的国家具有约束力；任何成员国均不得奉行不利于联盟或其他成员国政策的对外政策；凡涉及某个成员国并可能导致战争的任何争端，联盟理事会将进行调停，使有关方面达成和解。联盟将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用以促进经济事务、交通、文化事务、国籍和护照问题、社会事务以及公共保健等方面的合作。签字国“一致确认尊重黎巴嫩在现有边界范围内的独立与主权，而且这一独立与主权业已得到各签字国政府的承认”（第4条）。筹备委员会认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权利的任何侵犯，不可能不危及阿拉伯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会议宣称它们对在欧洲遭受苦难的犹太人表示同情，但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同犹太复国主义加以区别；会议责成财经委员会对一项关于阿拉伯政府和人民捐助资金以防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被出售给犹太人的建议进行审查。⁽³³⁾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代表未经请示君主，无权签署草约。亚历山大会议结束后，纳哈斯立即被免职，在新的联合政府中担任阿拉伯事务大臣的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³⁴⁾在那年年底朝圣以后就一直逗留在沙特阿拉伯。1945年1月3日，他向埃及政府报称伊本·沙特已指令其代表签字。也门代表又拖延了若干时日，不过埃及外交大臣终于在2月3日收到伊玛目同意签字的通知。在此期间，政治人物曾继续进行谈判，法鲁克国王访问了伊本·沙特，库阿特利总统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拉克。2月4日，据宣布，埃及外交大臣努克拉希已经邀请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大臣（部长）到开罗来为拟议中的联盟起草宪章。2月8日，由努克拉希担任主席并在阿扎姆协助下，他们举行会议。沙特阿拉伯代表一直到第四次会议时才出现，基卜西也未能及时回到埃及。穆萨·阿拉米经其他代表邀请作为巴勒斯坦的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在3月3日第17次即最后一次会议上签署了宪章草案。筹备委员会在17日举行会议，并在20日自行改成阿拉伯代表大会。22日，除也门以外，所有国家都在公约上签了字，也门代表团迄今尚未到达。⁽³⁵⁾

一位对阿拉伯统一的目的表示同情的人写道：

在亚历山大草约发表和阿拉伯联盟成立之间……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外约旦在政府和宪法方面有了变化。由于这些变化，也由于某些阿拉伯国家的犹豫，联盟公约尽管总的说来遵循了亚历山大草约规定的路线，但在某些方面这个文件却不如前者强劲有力，而是更加小心翼翼、明确具体地维护着成员国的主权。草约曾规定成员国将逐步放弃主权，而公约却强调保持主权。例如序言中，在陈述“希望加强将阿拉伯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密切关系和无数纽带并切望支持和加强这些纽带”后，加上了“在尊重这些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一语。公约略去了草约中关于“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奉行不利于联盟或其他成员国政策的对外政策”这一条款。公约还略去了草约第3条关于展望将来更进一步统一的内容，而明确规定成员国将在“对各国的组织和环境作应有考虑的情况下”相互合作。最后，公约明确地限制各成员国不得干涉别的成员国政府的体制，而草约根本没有这类条款。

……公约……包括一个特别附件，承认巴勒斯坦在法律上的独立，允许它参加联盟理事会的工作。这一立场符合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舆论，公众的舆论认为联盟如不包括巴勒斯坦在内，那将是不完整的。另一附件就非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参加联盟各委员会工作的问题作了规定，并保证联盟将“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政治手段”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效力。所指的国家显然是在外国统治下的北非国家。⁽³⁶⁾

5月10日，叙利亚和黎巴嫩拒绝同法国谈判条约，原因有二：第一，法国提出的条件是它们所不能接受的；第二，它们认为法军登陆的目的是恫吓它们。这就形成了阿拉伯联盟面临的第一个危机。⁽³⁷⁾在3月份的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的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于5月21日宣称：“法国的出兵使事态恶化，它并向这两个国家提出了反动的、过时的要求；它的行为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心理状态。”⁽³⁸⁾22日，据宣布，召集阿拉伯联盟理事会的要求已被提出，开会日期最终定为6月4日。那时，在大马士革发生的危机早已到达严重关头，英国施加的压力业已迫使法国人停火并听从英国的命令。英国常驻中东大臣接着解释说：

我们……迫不得已进行了干预，因为叙利亚人认为他们要么屈服于武力，要么请阿拉伯邻国前来援助，而它的邻国也势必会慷慨相助。在那种情况下，中东将会出乱子，中东基地的工作也会陷于混乱。⁽³⁹⁾

人们将会意识到，这一声明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效能并未表明任何看法，因而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的教训是与它无关的。声明只是提到了阿拉伯国家不可否认的骚扰作用，因为那时英国为远东战争的需要，仍然希望继续使用中东基地。当联盟理事会举行会议时，努克拉希对英国进行干预和结束大马士革的流血表示感激，同时也对美国的支持和苏联的“崇高态度”表示谢忱。伊本·沙特的代表，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出身的谢赫·优素福·亚辛，接着作了激烈的发言。经过4次秘密会议，6月7日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说：

联盟理事会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提出的立即从这两个共和国撤出法国军队的要求。当理事会作出这一决定时，它并不认为其他外国军队有可能继续留在这两个国家。英国人已毫不迟疑地表明了撤出其军队的意向。……阿拉伯联盟决定采取必要措施抵抗法国的侵略。⁽⁴⁰⁾

联盟理事会最后于6月11日休会。据称叙利亚总理曾建议，倘法国拒绝从近东各国撤军，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应采取以下措施：

1．断绝（或在某些情况下“中止”）外交关系。

2．暂停用法语广播和教学。

3．没收法国财产，以赔偿法国的军事行动在近东各国造成的损失。⁽⁴¹⁾

可是，在这第一次考验中，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利益分歧似乎就显露出来了。据报道，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曾表示愿意出兵援助叙利亚宪兵队，但是埃及拒绝与法国断交，说它不能“驱除法帝国主义而让英帝国主义从中渔利”。⁽⁴²⁾几项关于由北非那些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国家要求独立来同法国作难的建议，也没有得到响应。⁽⁴³⁾法国终于同意从近东各国撤军，从而使阿拉伯国家的决议没有遭受进一步的考验，这对阿拉伯联盟来说，或许是幸运的。

英国的政策对阿拉伯联盟的孕育和诞生所起的作用，须待有关的秘密文件披露出来之后方能真相大白。但已有人提到，英国外交大臣曾对阿拉伯国家的愿望表示友好同情。⁽⁴⁴⁾对英国的中东政策持批评态度的种种意见（不管是从巴黎或莫斯科发出的，还是从散布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那个百口齐吼的女巫洞发出的），⁽⁴⁵⁾则坚决一致地把矛头指向英国驻中东某些官员的出场和所谓活动，其中涉及I·N·克莱顿准将（后为爵士，英国常驻中东大臣的阿拉伯事务顾问，后任英国中东事务局顾问）和沃尔特·斯马特爵士（英国驻开罗大使馆负责东方事务的公使）。⁽⁴⁶⁾在阿拉伯联盟成立以前和成立以来，英国官员，特别是克莱顿，同联盟的大多数领导人有密切而经常的官方联系，这是无可争论的；然而，将克莱顿或英国的一般政策描绘成为联盟之父⁽⁴⁷⁾（如同那些批评者所声称的），那就未免言过其实了。英国的政策，也许只不过对阿拉伯政治家们主动的作为采取了默许态度而已。⁽⁴⁸⁾

(1)　《概览，1937年》，第1卷，第551—554页；《概览，1938年》，第1卷，第440—446页。

(2)　参阅安东尼厄斯：《阿拉伯的觉醒》，第212—213页。

(3)　见上文，原著第63—64页和第229—230页。

(4)　见上文，原著第64—66页。

(5)　见上文，原著第237—238页。

(6)　《泰晤士报》，1941年5月30日。

(7)　见上文，原著第107—109页。

(8)　参阅马塞尔·科隆贝：“埃及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非洲与亚洲》（Marcel Colombe：“L'Égypte et les origines du nationalisme arabe”，L'Afrique et l'Aise），1951年，第2季号，第23—30页；海沃斯–邓恩：《现代埃及的宗教和政治趋势》，第23页，第26页，第36页。《穆克特姆报》1941年10月31日的一篇评论说，阿拉伯国家的地位和处境各不相同，不容它们有任何希望联合起来。后来于1943年4月在开罗担任“阿拉伯联盟”主席的福阿德·阿巴扎，在1941年9月20日《埃及金融市场报》上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写道，如果埃及要在一个阿拉伯联盟或一个更为广泛的东方联盟中成为重要因素，那第一步就应缔造一个尼罗河联盟——包括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乌干达（所有这些国家都同英联邦有着不同方式的联系）和厄立特里亚（以前一度是埃及的殖民地，现由英军占领）。迟至1944年11月19日（即亚历山大筹备会议以后），福阿德·阿巴扎的兄弟菲克里·阿巴扎还在《最后一点钟》周刊上写道：民族主义者（“老卫兵”民族主义者）赞成阿拉伯国家统一的主张，然而他们最大的兴趣却在建立一个尼罗河联盟，这一联盟将包括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以及其他同尼罗河生息相关的所有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步骤削弱其教会对埃及柯晋特基督教会的依赖（见下文，原著第337—339页）。

(9)　参阅1942年11月14日埃及报刊。

(10)　《华夫脱—埃及人报》，1942年12月27日；《法兰西》，1943年1月5日引自《埃及进步报》。

(11)　路透社报道，1943年1月15日，《国民之声报》（Sawt al-Ahālī）和《时代报》（az-Zamān）；《泰晤士报》和《法兰西》，1943年1月16日。与此同时，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正在为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国王的“大叙利亚”作不懈的努力（参阅《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回忆录》，第243—269页）。

(12)　努里·赛义德：《阿拉伯的独立与统一》（Nūrī as-Sa‘īd：Arab Independence and Unity），巴格达，政府出版社，1943年版。1938年10月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捍卫巴勒斯坦的各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叙利亚代表团建议结成一个与此类似的联盟，但伊拉克表示反对，埃及也未赞同（见《概览，1938年》，第1卷，第441—442页）。

(13)　下院辩论，第5辑，第387卷，第139栏。

(14)　参阅马吉德·哈杜里：“通向阿拉伯联盟”，《美国政治科学评论》（Majid Khadduri：“Towards an Arab Un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46年2月，第40卷，第93页。

(15)　《时代报》（巴格达），1943年4月18日。

(16)　安德烈·维松，《纽约先驱论坛报》，1943年5月9日。

(17)　开罗电台。

(18)　《埃及公报》，1943年7月22日。黎巴嫩居民分为几乎是势均力敌的两大派，一派为基督教徒，倾向于建立一个同西方密切联系的单一的黎巴嫩；另一派为穆斯林和德鲁兹派，主张与阿拉伯国家保持亲密的伙伴关系。阿拉伯语在黎巴嫩不像在其邻国那样占有绝对优势。贝鲁特许多中、上层人士喜欢使用法语。

(19)　《埃及金融市场报》，1943年7月31日，引自《华夫脱—埃及人报》；《华夫脱—埃及人报》，8月6日；《埃及人报》，8月9日。

(20)　见上文，原著第274—275页。

(21)　《伊拉克时报》（Iraq Times），1943年9月6日；见上文，原著第121页。

(22)　据说，伊本·沙特对于恢复哈里发职位的主张大为恼火，这一主张即使不是国王法鲁克本人提出，也是代表他提出的（参阅海沃斯-邓恩，前引书，第86—87页；爱德华·D·克兰勒雷，《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2年8月22日；《泰晤士报》驻开罗记者，1943年9月18日）。埃及报界也了解伊本·沙特主张立即谋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纳哈斯则赞成推迟解决这个麻烦问题（《纽约时报》，1943年10月21日，开罗电讯）。然而，总的说来，伊本·沙特很可能对于努里和纳哈斯未经征求他的意见而径自开始谈判感到恼怒，要不是英国政府敦促他施加影响，进行遏制，他是不会参加谈判的。

(23)　“即使伊拉克企图寻求通向地中海的出路，埃及也决无领土野心和将邻国置于其权力之下的欲望”（《埃及金融市场报》，1943年11月5日，引自《报道报》）。

(24)　见上文，原著第275页以后。

(25)　参阅《泰晤士报》特派记者1944年1月20日的报道：“我在圣诞节前夕到达贝鲁特。〔前来庆贺黎巴嫩获得独立的〕埃及代表团也在这里。……在为埃及人举行的招待会上，人们看到基督教徒又重新戴起了他们久已抛弃的红穗子土耳其帽，作为阿拉伯团结的象征。当黎巴嫩人和埃及人对准他们面前的蛋白甜饼上厚厚的奶油举刀投叉之际，红穗子土耳其帽成了他们谈笑风生的话题。”

(26)　据哈杜里（“通向阿拉伯联盟”，《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46年2月，第40卷，第95页），库阿特利曾说：“除了阿拉伯联盟的旗帜外，叙利亚将不允许任何其他旗帜在其上空升得比本国的国旗更高。”

(27)　《埃及人报》，1944年4月3日和5日。

(28)　一家黎巴嫩报纸在此以前曾宣称，穆斯林关于阿拉伯联邦的概念（如同1943年12月21日伊本·沙特的儿子，担任外交大臣职务的埃米尔费萨尔在开罗发表的声明所阐明的那样）与基督教徒占多数的黎巴嫩的主权是不相容的，伊本·沙特现时正在苦口婆心地向黎巴嫩代表团中的基督教徒成员保证：“我祝愿黎巴嫩能同汉志、内志以及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享有同样的自由与幸福。”

(29)　米歇尔·莱西：《阿拉伯联盟式的泛阿拉伯主义》（Michel Laissy：Du panarabisme ā la Ligue Arabe），巴黎，梅松纳夫，1948年版，第115—118页。与法鲁克巡航的报道同时发表的报道，仅仅谈到他对埃及在红海沿岸建立工厂的兴趣（《金字塔报》和《穆克特姆报》，1944年7月19日）。

(30)　在这段时期，好几家报纸刊登一篇报道，大意说，舒克里·库阿特利和刚辞去伊拉克首相职务的努里曾就一个方案达成协议，而这个方案同努里于1943年初在其绿皮书中秘密散布的关于建立大叙利亚和更加广泛的阿拉伯联盟的建议，实际上是同出一辙的（参阅上文，原著第335—336页）。这篇报道似乎首先见于1944年8月9日《金融新闻》和8月10日《埃及邮报刊》；《纽约时报》在8月13日也刊登了这篇报道，电头日期为8月7日（迟到）；但立刻遭到叙利亚政府和伊拉克外交部的否认（《金字塔报》和《埃及公报》，1944年8月11日）。努里的某些政敌已获悉绿皮书的内容，这篇报道显然是在他们的授意之下写的，以图重新引起埃及人和沙特阿拉伯人怀疑努里对他们是否居心不良，并挑起黎巴嫩人时隐时现的恐惧，从而达到破坏阿拉伯现有的团结的目的。

(31)　侯赛因的党仍然是最强大的组织，但其领导人穆夫提却在欧洲同轴心国勾结。他的两名主要亲信贾马勒·侯赛因和阿明·塔米米曾在拉希德·阿里暴动失败后逃出巴格达，但已为英国当局捕获，拘留在罗得西亚南部。努里曾试图说服侯赛因党人同意派贾马勒以外的其他人选率领代表团出席会议，但据报道未见成效。同时，对于纳哈斯要求准许贾米勒和塔米米返回中东的建议，英国政府也毫无接受的表示（《泰晤士报》，1944年2月11日，耶路撒冷电讯；1944年3月14日，开罗电讯）。

(32)　《泰晤士报》记者报道，一个在开罗无法得到证实的印象是，伊本·沙特犹豫逡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始终深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参加会议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他可能仍然希望避免卷入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务（1944年9月23日；参阅C·L·苏兹贝格，《纽约时报》，1944年9月25日）。他同伊拉克和外约旦统治者之间的长期不和，固然是尽人皆知的，但无疑是由于埃米尔阿卜杜拉不断进行关于大叙利亚的宣传（外约旦首相在1944年4月16日接见《最后一点钟》周刊记者时再度加以宣传）而更加尖锐起来。此外，关于努里正在更加巧妙地追求类似目标的传说也使这种不和愈见加剧。阿卜杜拉的上述努力却使出席亚历山大会议的叙利亚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反要求：外约旦应像阿卜杜拉的兄长国王费萨尔统治时期（1918—1920年）那样，成为叙利亚的南方省〔见马吉德·哈杜里：“肥沃新月统一的方案”（Majid Khadduri：“The Scheme of Fertile Grescent Unity”），载理查德·弗赖伊编：《近东与列强》（The Near East and the Great Powers，edited by Richard N.Frye），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41—144页〕。

(33)　草约文本见《现代东方学会记录》（1945年），第1卷，第8—12页。

(34)　见上文，原著第263页。

(35)　公约文本，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中东：政治经济概览》（The Middle East: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urvey），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0年版，第471—474页。1945年5月11日，阿扎姆宣布也门已批准这一公约。

(36)　塞西尔·A·胡拉尼：“展望阿拉伯联盟”（Cecil A．Hourani：“The Arab League in Perspective”），《中东杂志》，1947年4月，第1卷，第132页。伊本·沙特害怕的是，一个强大的阿拉伯联盟会降低他在阿拉伯世界的权威，他也害怕黎巴嫩坚持维护其主权和特殊地位的要求，可以相信，这些顾虑是削弱公约的主要因素。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附件引起韦茨曼代表犹太办事处向丘吉尔发出一封抗议信，该处还向英国外交部提出请求，就努里所称阿拉伯人曾同英国进行过洽商的说法，要求英国政府发表公开声明，表明态度〔哈马兹基尔（笔名），《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51年9月28日，第14页〕。英国政府并没有发表声明，但据说它曾反对将巴勒斯坦问题的附件包括在公约中而无成效（《苏格兰人报》特派记者，1949年3月22日），据说英国政府还曾阻止穆萨·阿拉米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公约上签字。

(37)　见上文，原著第293—296页。

(38)　《纽约时报》，1945年5月22日。1948年联合国派往巴勒斯坦的调解专员福耳克·伯纳多特伯爵终于发现阿扎姆是个“令人费解的人物……很能够激昂陈词，扬言他是如何爱好和平——然而一会儿，他却又会声称阿拉伯人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耶路撒冷之行》（To Jerusalem），译自瑞典文，伦敦，霍德–斯托顿，1951年版，第81页〕。

(39)　《泰晤士报》，1945年6月12日。一则消息称，伊拉克曾在危机高潮时刻把军队调至叙利亚边境（《每日快报》，1945年6月15日，贝鲁特电讯）。

(40)　全文见《苏格兰人报》，1945年6月8日。

(41)　《世界报》，1945年6月14日，开罗电讯。

(42)　《曼彻斯特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1945年6月12日；《东方通讯》，第515期，第32页。

(43)　《埃及公报》，1945年6月4日〔引自《团结报》（al-Kutla），该报业主马克拉姆·乌拜德当时任埃及财政大臣〕，《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6月8日。自1943年秋季以来，开罗的马格里布侨民中的民族主义者一直在敦促将他们的祖国包括在拟议中的阿拉伯联盟之内（《埃及公报》，1943年10月2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3年11月6日）。

(44)　见上文，原著第334页。

(45)　参阅维吉尔：《伊尼特》（Vergil：Aeneid），第6卷，第43—44页：

100道门，100条宽路通到那里；

传出来100个声音……

“巴勒斯坦的一般英国人，不喜欢我们，也不信任我们。原因之一是由于我们向他们塞进了太多的宣传。”〔哈里·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Harry Levin：Jerusalem Embattled），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25页，1948年3月27日日记〕

(46)　克莱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一直同中东有联系。他的兄长就是吉尔伯特·克莱顿爵士，在那次大战期间任英国驻中东情报和政治军官，后任驻伊拉克高级专员（见吉尔伯特·克莱顿爵士的讣告，《泰晤士报》，1929年9月12日）。斯马特一生都在中东从事外交和领事工作，由于婚姻而与乔治·安东尼厄斯和开罗《穆克特姆报》的所有人建立了联系。克莱顿和斯马特两人均于1948年退休（对他们的客观评论，可参阅《纽约时报》，1948年12月26日）。

(47)　一个美国犹太记者异想天开，胡说联盟是“已故的莫因勋爵孕育出来的”〔利昂·登南：“阿拉伯动乱与强权政治”（Leon Dennen：“Arab Ferment and Power Politics”），《评论》，1946年2月号，第23页〕。

(48)　对于英国的动机当时似乎最有理的推测是，“英国正在充分利用一种倾向，对于这种倾向，阻止它比鼓励它更为危险。……对于阿拉伯联盟，反对它比适当地支持它会对这种倾向起更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要合而治之，或者至少要努力去做，尽量使这笔蹩脚交易有利。……阿拉伯世界如不团结，就会轻而易举地被苏联人一片一片地收拾掉”（哈尔·莱尔曼，《民族》，1945年4月14日，第413—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