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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和总论
（1945年2月—1946年12月）
在大战进行期间，对军事安全的要求以及审慎的官方政策，使大同盟内部的冲突所造成的分歧缩小了。到了战后，无论在俄国或是在西方，针锋相对的看法变得十分普遍——关于战时经历的阐述，双方都声称大同盟的伙伴处心积虑地使用了欺诈与阴险的手段。事实的真相显然是介乎这些极端的说法之间。战时三大盟国的内部磋商，既没有一味用马基雅弗利(1)式的阴谋诡计，也不完全像同志般的开诚布公、互相信任。然而，1952年（作者撰写本书时）距离这场大战还太近，任何人都无法充分地了解大同盟的真正作用和历史意义。这一方面是由于所能获得的资料不足，尤其是缺乏俄国方面的可靠资料，同时也因为时间还隔得太短。惟有善于利用事后的洞察力才能意识到大同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然而，初步的评价还是可能的。利用官方公布的文件和私人的回忆录等，我们可以看清某些（也许大部分）由于战时官方的沉默和政策而在公之于世时被歪曲的事实。我们研究了到1952年为止已经公布的各种记录以后，能够纠正那些过于简单化的论述，自从俄国同西方甚至不再伪装合作以后，这种论述是屡见不鲜的。本书试图达到的目标正是这一点，尽管在阐述现代史时，必然会有许多谬误和不当之处的危险。
结论是，想把大同盟的历史适当地纳入世界史结构的艰巨尝试，显示出这项工作虽然非常吸引人，却又特别复杂，到处存在着暗礁，是对智力的一种挑战。然而，看来还是值得作出初步的努力，以便在战时结盟的大国关系中，辨别出哪些只是暂时现象，哪些才是比较持久的。
那些暂时现象是相当容易看出的。在1945年和1946年，大同盟的大部分国际机构都解散了，并在很小程度上由联合国管辖下的各种效能相当差的机构所代替。事实上，从某种意义来说，大同盟彻头彻尾是旨在对付共同敌人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短暂的联盟；当共同敌人的威胁消失以后，这个联盟立刻就变了。大同盟存在的历史同以前的好几百次（即使不是好几千次的话）联盟一模一样，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结成后又消逝，最早的例子是美索不达米亚(2)诸城邦。毋庸置疑的是，大同盟之所以组成是为了对付德国和日本的进攻，等这两个国家被击败后，它也就解散了，只留下一个联合国组织，像个发出回声的海螺壳，而当初计划成立该组织时，却是想通过它使大同盟永远存在下去。
在对盟国合作的评价中，如果不强调对付共同敌人的重要性，那必定同实情大相径庭。在俄国方面，1946年以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事实昭然若揭。但1946年后英美重新结盟，可能使战时对付共同敌人这一点在协调英美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变得不很显著。然而在1944年春季和1945年秋季，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同时美国人尚未认清俄国肯定将造成威胁，如果研究一下这段时期中英美关系的发展过程，我们便能看出，在不面临共同危险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友好与合作是多么容易被打断的。
在对希特勒和东条促使大同盟诞生并延续下去的重要作用予以充分估计之后，在人们充分理解了大同盟和历史上已消逝的各种联盟命运相同之后，还需要阐明几点。不管上述一切，这个同盟在国际关系上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即使不是永远的，至少也是持久的。为了方便起见，可以归纳为5个方面：（1）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发展；（2）英美关系的变化；（3）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4）阐明并宣传一个强大的国际乌托邦的神话；（5）促进或许可以称之为当代的“社会革命”的运动。其中第2项实际上是第3项的具体事例，但对于整个世界具有特殊意义，因而也许应该分别研究。此外，上述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第五方面的具体表现，因为我们是在剖析一个事实上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一节 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发展
同过去各种联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成的大同盟是一个严密得多的权力组织。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讯与交通方面技术的改进。因为有了无线电、电报、电话、电传打字电报机、机械化的密码翻译、保密器和其他装备，在盟国首都之间以及同所有各条战线都能进行源源不绝的大量的秘密通讯。假如没有飞机，战时的主要会议几乎不可能举行。这些会议是极为突出的。此外，盟国官员还举行了几千次较为次要的会议，他们来回奔波全靠航空的速度与舒适。
新技术使交通与通讯变得频繁，同时这一有利条件由于两国间以及国际间的行政措施有了新发展而大为加强。同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任何联合相比，英美在行政管理上的联合要紧密得多，但即使拿俄国来说，也取得了许多成就。
在经济关系方面尤其如此。俄国在华盛顿驻有一个专管供应物资的大型代表团，在伦敦也驻有一个，他们天天同英美官员打交道，敦促后者履行一系列对苏物资供应议定书，使纸上的协议变成一船船供应俄国的物资。当然，俄国人始终不轻易让外国人得悉他们国内经济的状况，在有关经济政策的事情方面，颇有戒心地保持独立。然而，他们的处境却迫切需要援助，因而不得不依靠西方供应某些必要的物资。
只要草草翻阅一下一系列对苏物资供应议定书的文本，便能看出这种行动的计划多么复杂，规模多么庞大。这些议定书中所开交货的项目达几千条，都载明确定的数量，而且往往还是按照俄国人的规格制订的。那些项目中不仅有制成的军火，并且包括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所需要的工业材料以及工业机器与零件。不管这种经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也不管在情报或物资交流方面俄国人作出的贡献多少，事实仍然是，通过在生产与交货上有意识的计划和安排，使俄国的生产变得同西方大国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盟国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经过合理化改组而大为改善。
这种经济结合在军事上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如果没有美国通过租借协定给予的援助，俄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可能使他们的战斗部队保持实际的那种实力和装备水平。红军的粮食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假如没有通过租借协定运交俄国的粮食，那么斯大林为了重建、扩大和加强俄国的农业生产，将不得不调动比实际调动的大得多的人力与资源。要是他真这样做了，势必大大削弱俄国的军事实力。英国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假如没有从美国、加拿大以及别处运来的粮食，英国社会的整个结构就要崩溃，除非让大批军人复员，使他们生产足够多的出口商品，以便支付进口商品。
国际规模的经济合理化改组在历史上也有过先例，但从未达到如此深远的程度。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的补助帮助了诸如普鲁士等国家，使它们能维持军队去打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私营企业和各国政府之间多种多样的战时贷款，在抗击德国的过程中也起了类似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关系大部分限于财政方面。交易是用现金来做的，而不是用货物。同时在盟国之间，很少或并未有意识地制定计划，以求最有效地使用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源。
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目标等其他方面，大同盟内部的协作要逊色得多。俄国的作战基本上同英美的战斗很少配合。这种情况的象征是，俄国直到日本人已被击溃后，才向日本宣战。然而，在西方国家制定对德战争的战略时，斯大林的意见是不容忽视的。1945年初，俄国人同意把他们最后进攻柏林的日期予以提前，以便帮助解除德军在“突出部战役”中对西线的压力。
但是，这些仅仅是战略上密切配合的偶然事例，这种配合并未持续发展，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自由交换作战计划与军事力量等情报的常规的行政渠道。只有斯大林可以随意同英美代表谈话，而他是难得可以见到的。结果，在较低一级的官员之间，协调种种军事任务的努力，遭到俄国方面几乎没完没了的延宕和各种琐碎的刁难。譬如，俄国人慢慢地挫败了美国谋求在远东西伯利亚各省设立空军基地的努力，这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种情况。
大同盟的最独特的特征之一，就是盟国之间对于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之间的正常关系的看法有分歧。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军事目标同政治目标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实上，美国将军们似乎常把战争看做一场比赛，胜负分晓后，运动员便各自回家。他们经常用美式足球赛的行话来作比喻，这是他们的特色，富于象征性。(3)另一方面，英国人和俄国人则很少忽视军事行动与未来力量均势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战后势必会出现这种均势的。结果，欧洲战争的战略仿佛《艾丽丝漫游奇境记》(4)中描写的一场4人对下的棋局，其中俄国人和纳粹党徒按照传统的规则下棋，英国人也想这样做，但经常受到美国人的干扰，美国人想要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下棋——根据这种规则，俄国的棋子只能吃掉纳粹的棋子。
或许，对这个问题这样直言不讳，对美国人是很不公平的。他们认为，大西洋宪章之类的宣言已经改变了大同盟成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政治规则。假如文字可以当做事实来看待的话，美国人当然是对的。因此，指责美国人不承认军事战略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许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一种新的权力观念，即希望形成一种世界秩序，那时各国将联合起来实施国际法，因此这种世界秩序将不再取决于平衡各国力量和划分势力范围。从美国的军事政策基于上面假定的政治前提这一点来看，马歇尔和罗斯福主张的战略是有道理的，即在人力物力蒙受最少损失的条件下，尽早击溃纳粹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这将为更美好的新世界开辟道路。所以，如果为了本国利益而用权术损害大同盟的其他成员，这种行径将是既不必要又很恶劣的，因为这样干就等于在开始葬送美好的前途。
可是，美国力图使英俄两国政府改变态度，接受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却并无成效。大同盟成员国之间，特别是俄国同西方之间，在政治上的协调，始终没有超出空谈。苏联之所以遵守大西洋宪章及1942年1月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之类的文件，主要是从宣传作用着眼的，但是斯大林对待这些文件大概也不外乎这种态度。这些文件决不是他制定政策的指针。至于敦巴顿橡树园提案和联合国宪章之所以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新的永久性国际组织。但是，俄国签署这些文件并不表明东西方之间持续的政治分歧已经消除了。
然而，尽管大国之间的分歧从联合国初成立时便妨碍着它的发展，大同盟谋求建立某种国际政治组织的努力并非毫无成果。拥有几千名官员以及众多的委员会、理事会、咨询委员会、秘书等等的联合国诞生了。某些专门机构能继承战时大同盟成员国创立的国际经济管理组织而发挥作用。在1952年，联合国几乎完全没有行政权力，但它拥有的人员与经费来源却能起重要作用，因为利用这些人力物力，它可以积累资料，并引起公众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国际调查的结果加以注意。有时，一个国家的行动可能受到联合国各种机构所提供的材料与建议的影响，但往往也可能并不如此，除非这种影响同有关国家的民族利益或某个大国在幕后的影响一致的话。
然而，把三大盟国联合起来的超国家的行政组织，并不具有最重大、最深远的意义。我们宁可说，为战后改革作出主要榜样的是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的联系，其中包括经济与军事问题。战时英美在这方面的经验直接导致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经济合作总署的成立。
同西方跟俄国的经济合作相比，英美之间的经济合作范围更广，交换货物的数量也大得多，相互依靠的关系也更密切。这两个国家进行合作的最不寻常的一点是：两国对武装部队的统一指挥。实际上，在合作方面这个最需要谨慎从事的领域内，也只在欧洲战区获得了成功。双方也想把这种联合军事指挥的方式移植到别处去运用，但始终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蒙巴顿在东南亚竭力想做到这一点，但他麾下的美国人始终不多，因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两国联军司令。太平洋战区的情况也一样，美国司令官在那里指挥的部队绝大多数是美军。在中国，由于政治上的争执和私人之间的龃龉，再加上难以获得军需品，实现联合指挥的努力完全失败了。
不过，这些对比却使英美在北非和欧洲的合作显得卓有成效。在那些地区，英美部队几乎像一个人那样作战。可能使两国互相痛斥对方的各种偶然发生的和令人失望的事情，都在随后新的团结中被淡忘了。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盟军司令部中一起工作的两国人员，大多数都能齐心协力，养成了一种同仇敌忾的精神。
这种精神不是英美任何一方所独有的，而是共同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排除了任何一方的民族性。从这一点来讲，盟军参谋机构完全像一个大国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成批的人员组织起来一起工作，这样便逐步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条排斥外人的共同阵线。然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盟军司令部的经验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点是，民族界限大体上已被打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组织几乎不能同这个情况相提并论。甚至在任命了一个西线司令官之后，英军、法军以及后来参战的美军相互之间的民族隔阂并未大为减少。军需系统继续各自为政，在很大程度上，为了作战而要调动每一国的部队时，仍须通过外交谈判而不是通过统一的司令部。当然，艾森豪威尔和威尔逊的司令部都从未完全摆脱外交活动。盟国之间不同的计划和愿望也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因而每个盟军司令作出的决定，经常显出在盟国之间彼此对立的压力下达成妥协的迹象。不过这些压力受到两种因素的限制，一是两国政府都不愿冒险使联合司令部完全失效，二是联合起来的参谋人员抵制外界干预他们的计划。事实上，战时英美在战略上的大多数主要决定，是由两国政府同当地盟军司令官三方磋商而作出的。政府经常同战地指挥官协商，从而使每个战区的盟军参谋人员享有一种半自决权。
但是我们不应当夸大这一点。在经济管理和军事管理的范围内，英美进行了真正彻底的合作，从政府的最高一级直到基层。然而，这种成就仅仅部分地是由于双方通情达理、亲善友好以及管理妥善的结果。它也是英美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结果，这是战时经验中第二个持久的特征。
第二节 英美关系的变化
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的胜利(5)到19世纪末，皇家海军相当轻而易举地在海上称雄。以这种实力为基础，再加上强大的工业力量，以及大批殖民者从不列颠群岛纷纷移居人口稀少的海外属地，一个版图遍及全球的帝国缔造起来了，部分通过巩固早先获得的殖民地，部分通过新的并吞。英国的商业与金融势力远远超过它在政治上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中国与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并在19世纪中叶的数十年中渗透到奥斯曼帝国的广大领土以内。
大约在1870年以后，这个庞然大物或多或少逐渐受到侵蚀。在英帝国的各种支柱中，首先崩坍的是凌驾一切的经济地位。1870年后，德国和美国工业的崛起，以及大约1890年以后日本的工业化，使英国丧失了原先在许多市场上所占的优势。对英国打击更大的是德、美、日三国海军力量的壮大，因此到19世纪末，皇家海军不再是无可匹敌的海上霸王，仅仅在列强中名列前茅而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偶然的机缘，3个新兴的海上强国中有两个站在英国一边，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参加了德国一方，它们联合起来的海陆空三军力量远远超过了英国独自所能应付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英帝国以至英国政府本身能否继续存在，就取决于美国是否采取行动了。英国的主权已受到极大限制，英国政府所能选择的机会也已经减少，它再也不可能随意处理事务而不急切地考虑到美国对每一步骤可能作出的反应了。
倘若美国变得同英国敌对，英国便会毫无办法继续对德作战。不过这种可能性可以很有把握地排除掉，因为美国人的感情和民族利益势必使他们站在英国一边。然而，要是美国无限期地保持中立，那几乎会使英国的战斗力量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我们只要设想一下，假如在1941年春季美国没有根据租借法去援助英国，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假如没有美国提供的补给与军火，英国将被迫腾出人力与物资以养活居民，从而削弱作战的力量。在那种情况下，将优先生产出口商品，而军火生产将退居次要地位，这样剩下来可以进行战斗的力量就少了，因而是否能使北大西洋继续通行无阻，并在英吉利海峡肃清入侵之敌，这些都无法肯定。总之，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援，英国的前景至多也只能是保持岌岌可危的守势。
当然，事实上，甚至在法国沦陷之前，美国便已经在给予英国以大规模的援助了。此后几年中，从大西洋彼岸运交的物资和军援日益增加，直到1944年为发动总攻击的准备工作达到高潮时为止。然而，美国拯救英国的援助是逐渐进行的，罗斯福为了支持盟国而开始采取一些行动时，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因而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及人民忧心忡忡，惟恐美国给予的支援太少，来得太晚，这些因素使两国人士在当时认不清这个事实：美国投入的这番新的冒险事业具有不可改变的性质。在整个的战争紧张时期，大多数美国人依然保持这样的想法：一旦胜利到来后，形势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战前的格局。许多英国人则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和整个欧洲的模范的传统地位，将在世界上保持下去。但实际上，战后美国却取代了英国在全球所占的地位，这一变化使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相当困惑，而使大多数英国人感到遗憾。
英美关系的这种演变过程是相当明显的。例如，通过研究战时一系列战略决策是如何制定的，便能看出英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更。1942年，美国的动员尚处于开始阶段，英国可以用来对德作战的武装力量仍然超过美国，那时丘吉尔已经难以说服美国人接受他所提出的进攻北非的战略了。到1943年，美国的军力已超过英国，那时关于进攻意大利是否有利这一问题，丘吉尔同马歇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己见，似乎陷入了僵局，结果是按照丘吉尔的主张解决的，这个决定一方面是由于艾森豪威尔的赞助，同时也是当时的情势使然，因为巴多里奥已表示愿意投降，并且在天气变坏之前，没有充分时间为进攻诺曼底进行准备。
然而，到1943年11月间，美国主宰英美联盟的地位已成定局。在开罗和德黑兰，以及雅尔塔会议举行的前夕在马耳他，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不得不在有争议的关键问题上屈从美国的意见。那时，美国武装部队已大为扩充，远远超过英国的兵力，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太平洋的主要战区，指挥权已转入美国司令官的手中。
对英国领导人来说，两国实力日益悬殊的状况是不易适应的。但由于双方的克制和友好的伙伴关系，新兴的强大的美国力量并不显得咄咄逼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露锋芒。丘吉尔经常充分利用形势，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地投入双方同意采取的任何战斗行动，即使他曾坚决反对过原来的建议。另一方面，美国人也并不完全漠视英国人的论点与告诫。当双方发生争执时，几乎总是有办法达成妥协：美国人对英国人作出某些让步，英国人则迁就美国观点，作出更为重大的让步作为酬答。
在大战期间英美结成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各个人物的性格无疑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处理各种事务上，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打上了各自的标记，而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马歇尔和迪尔、霍普金斯和艾登，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也都是如此。共同的或近乎共同的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英美两国在历史上有亲密的渊源，从而形成了共同的信念及传统，这些因素在两国结盟中都起了作用，只有英国及其自治领之间的关系才能同这种情况相比拟。
然而，不论这些因素在促进英美合作上起了多大作用，它们却不是使这种合作获得无比成就的根本原因。英美联盟之所以成功，根本上是因为英国政府不得不同意美国人的意见，并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所以在争论发展到要影响两国政府日常的行政协作之前，便体面地退让了。诚然，在一切关键性的时刻，都能听到英国人的意见，有时英国的意见修改了美国人的决定，但始终有一个最高权威，它作出的决定是有约束力的。当美国政府的领袖们（主要是总统与参谋长们）说“可行”或“不行”的时候，就得遵命照办，而英国人说类似的话时，总要经过别人审查一下。
这种情况并非由于丘吉尔自愿屈居人下。他只是认识到，倘若他坚持采取不合美国政府胃口的行动，美国人尽管不愿意，却总可以同他公开争吵，然后在经济上施加压力，这是任何人领导的英国政府都受不了的。英国付不起这种昂贵的代价，因此始终不得不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失去美国同情与支持的行动。
斯大林的情况比较起来要独立自主得多。或许，他经不起美国停止供应物资，但在万不得已时他还是经得住这种损失的。因为，他对国内宣传与警察的严格控制意味着，除了用其他办法之外，还可以同希特勒重新达成协议，这条路在整个大战期间始终没有完全堵死。大战结束后不久，斯大林便表明，苏联能继续成为一个大国，同联合起来的英美公开对抗。当然，斯大林掌握主权所付出的代价是，他统治的民众辛勤工作，克服困难，他们为了服从布尔什维克国家的需求而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是，虽然俄国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它到底顶住了外界的一切压力，保持了主权以及在国际上行动的自由，这种成就是英国政府无法希望，也无法实现的。
对于美英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双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渐适应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到1952年还远远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与公众实在不愿拱手让出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在1945年及1946年整整两年中，英国人筹措维持地中海英帝国以及占领德国所需的经费感到愈来愈困难。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在1947年，这方面的负担一大部分转移给了美国。
对于大战使海空军力量的优势从欧洲转到大西洋彼岸这一点，在美国也同样需要在心理上作极大的转变才能适应，尽管这种适应或许是人们比较欢迎的。在1946年年底之前，美国人大都不愿承担这种权力所赋予的全部重任。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仍然希望，一项慷慨援助盟国的财政政策足以使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恢复它们在世界上原先的那种地位，或者类似这样的地位，从而使美国本身能摆脱一项棘手的任务，即在大战使得全球都发生争吵与动乱后，不必由美国设法来调解纠纷，平息动乱。
在美国，欣然进占了由于英国衰落而造成的真空地带的，主要是海军和空军部门。美国海军希望吞并太平洋上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并设法遏制美国政府中的其他部门，不让它们从中阻挠，使这样一项任务不能圆满完成。海军还决定派一支舰队到地中海去，同时保持大战期间在大西洋岛屿上设立的大部分基地。美国空军当局也执行相同的政策，在天涯海角许多地方保持甚至兴建新的机场。这两个军种完全是在模仿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皇家海军所推行的政策，而且也出于类似的动机。
在美国官方的态度中，其次在美国公众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对英帝国抱着的新看法。大战结束后，这种看法很快便占上风。罗斯福及其朋友们对英国牌以及其他牌号的欧洲殖民主义曾作过严厉的谴责，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信念，认为殖民地的土著民族战后应获得自由。可是不久，中国、印度和别处发生的事态表明，民族解放或以和平方式实现自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并不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一蹴而就，或是可以由殖民主义国家以放弃权力的简单行动就能实现的。在美国公众了解到这个问题的某些复杂性以后，他们便相当普遍地对英国殖民政策抱一种较为审慎和同情的态度。后来，当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共产主义对殖民地解放运动的重大影响变得明显时，美国官方与公众就逐渐转过来同情欧洲的殖民主义国家。不过这种转变的过程要到1946年以后才完成。
第三节 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英国的海上力量被美国所超过，这不过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全面改变的一部分。从最广的意义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现自己取代了英国历来占有的地缘政治的地位。北美可以说是欧、亚、非三大洲外边的一个大海岛，正如狭义地来说，不列颠是欧洲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屿一样。
原来在军事上强大的德法两国的衰落，使陆上力量的中心向东转移到俄国。俄国社会拥有庞大的人力、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以及严密的军事组织，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苏联地大物博，在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所有这些因素使苏联成了一个任何西欧国家都无法在战场上同它较量的巨人。
由大战引起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很引人注目的。这场战争于1939年爆发时，交战双方都是西欧古老而著名的民族国家，而东方的俄国人和西方的美国人都正式保持中立。但是希特勒早已在国内大力加强战备的组织工作，因而使德国的实力大大超过了他的敌手。结果从1939年到1940年，他迅速而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从此，德国成为遍及全欧的经济政治结构的中心，其军事效能远远胜过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同年晚些时候，美国参战，同英俄两国结成大同盟。因此到1941年年底，这场战争不再是过去所谓国与国之间的交锋，而是洲际实力集团之间的殊死搏斗了。
这种变化在远东并不那么显著。日本的共荣圈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它包括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沿海地区以及岛屿区域。但是各个组成部分的联合受到限制，因为日本所征服的大部分地区都比较落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工业核心依然同战争开始时一样，那就是日本本土加上满洲与朝鲜北部。日本获得了地盘和某些重要的原料，但它通过征服并未增加多少工业与军事力量。所以，同欧洲的战事相比，日本进行的战争保持了较多的传统格局。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饶有意味的类似的先例。其一是马其顿侵入古希腊诸城邦以及由此兴起的希腊王国。其二是在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中意大利诸城邦的命运，当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个王国干预了意大利的政局。在这两个先例中，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被周围新兴的强国侵入而搞得乱七八糟。看来处于20世纪中叶的西欧的命运完全可能步那些古国的后尘。在上述两个先例中，各个城邦都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文化而具有先进的文明，但都遭到新兴强国的破坏，后者为了争夺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而交战。同时，这些新兴强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发展，使它们几乎达到同古老的文明中心相似的水平。我们所处的20世纪后半叶的这个世界，完全可能经历一场同样的演变。
欧洲国际地位的转变似乎是这次大战突然造成的，但从很现实的意义上来说，1939年到1945年间发生的剧烈变化，乃是好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把欧洲文明向各个新地区的扩展，尤其是工业体系在美亚两洲边缘地区的崛起，看做欧洲在20世纪中叶落入这种处境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人同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发生接触的那些欧洲文明的边远地区，要建立一些把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的大国是容易的。美国人和俄国人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就是这样的。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现代工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国家体系之外的这些广阔的地区时，他们又取得了新的有利条件。他们利用欧洲的经验，可以在比较近乎合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工厂，并进行采矿等等，丝毫不受陈旧的工业设备的妨碍，也不受社会上各种清规戒律的阻挠，而在欧洲，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各种清规戒律也就形成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政治单位易于大规模地、有计划地使用各种自然资源，而欧洲由于分成若干互不信任的小的民族单位，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或许是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西欧之外崛起了两个强国，它们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使欧洲顿时面对着地球上的两个新生的巨人，而早已建立起来的各民族国家则绝对无法单独同它们颉颃。
这个局面，在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上产生的影响可能很大，尽管在1952年要确切地说出这种影响的程度恐怕还为时过早。在1939年以前，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政治活动的陈规办事，他们或多或少自认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1945年以后，这些国家发现自己降到第二流强国的地位，就像它们早先曾迫使瑞典与荷兰之类的国家沦于较弱的境地那样。事情非常清楚，欧洲的事态逐渐被外人，被美国人和俄国人控制了，他们是从远方来的陌生人，美国人对于欧洲的文明和思想方式认识不足，而俄国人在这方面则大为曲解。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曾经是主导力量，今天却沦为别人棋赛中的卒子。随着这一变化，生活失去了某些风味，欧洲文明发轫伊始便具有的活力、胆量和闯劲在一定程度上衰退下去，变得消极被动、畏首畏尾。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第四节 阐述一篇伟大的神话
如果说大同盟的第一个副产品是创立或扩大了一个国际行政机构，第二个副产品是扩大了政治力量对比，那么还有第三个变化，它尽管远不及上述两项那么明确，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能证明远为重要。那就是公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有所改变，特别是在美国。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也有这种变化，但因为战后世界上只有美国有力量根据新的信念采取行动，并且一般说来，上述变化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显著，所以看来最好把这篇论述的范围仅仅限于美国的动态。
简括地说，罗斯福讲了一篇神话，并且要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这是一篇乐观的神话。罗斯福反复地讲，并且显然完全相信，一旦获得胜利，把法西斯侵略势力践踏在脚下后，就能开辟一个国际和平、繁荣、自由与正义的新纪元，如果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为这一目标英勇奋斗，这个新纪元一定会来临。
这种憧憬黄金时代的美梦在美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从合众国创立的时候起，美国人就既抱着强烈的传道精神，要使蛮荒之地变为文明之邦，又坚信美国在道义上比旧世界优越。就国际事务而言，美国人可以并且确实满意地指出：新旧世界相形之下，新世界比较安定，各国都具有睦邻的精神，而旧世界则战祸联结，互相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外交活动限于很狭隘的地区。美国的积极进取的政策几乎局限于拉丁美洲，它在那里轻易地享有极大的权势，在一定程度内还掌握着霸权。它不必害怕北方的加拿大争权夺利，而且东西两边都是浩瀚的海洋，因此，欧洲外交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即军事安全与政治力量平衡的问题，几乎并不影响美国的外交活动。
美国人历来认为自己在道义上胜过欧洲人，但面对着欧洲人老奸巨猾的外交手腕，又有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无法对付。这种复杂的态度可以同班扬笔下的克里斯琴在名利场中遭到欺诈时的感受相比拟。(6)同克里斯琴一样，美国政治家与人民一般都感到，惟一安全的政策是拒绝同这些不可靠的家伙打交道，这种感觉是美国孤立主义中的重要因素。
美国起先在1917年，后来在1941年，两次干预欧洲事务，这只是在表面上违背了这种传统。其实这是完成美国的使命。至于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所作所为，同班扬笔下的主人公的比拟那就更贴切了。因为威尔逊从1917年到1919年，罗斯福从1941年直到逝世，都把美国推上奔向天国的历程，在他们设想的天国中，和平、正义以及睦邻精神必然支配着一切。战争不再是政治工具，而是神圣的十字军，胜利仿佛是现代的毗斯迦(7)，世界上疲惫的人民将首先通过战争的胜利望见天国。
这种理想主义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世界各民族的一种几乎普遍的愿望，各种各样不同情况的人都怀有这样的愿望。威尔逊以及随后的罗斯福，全都成了先知与导师，能在千百万人的心中唤起亟须的希望与信心。但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当美国人民起初的欣喜若狂的心情消失时，他们就转而反对自己的领袖，不过心里还觉得有些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葬送了世界的前途。因此，当罗斯福上台来宣传同样的主义时，美国公众便集合在这面新旗帜下，比以前头脑清醒，或许也比以前坚定。
大同盟涣散后，当人们感到幻灭的时候，我们也许不禁会认为战时那些高谈阔论是幼稚的。然而这种判断未免过于轻率。撇开这篇神话在鼓舞盟国的斗志和打击敌人的士气上所起的直接作用不谈，单是罗斯福再三使自己和所有的人都抱有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的希望这一点，就有助于改变公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并在将来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在罗斯福自己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从1947年到1952年，国际关系中主要的新特征是美国所扮演的新角色。在这方面，美国的民族利益当然对外交政策发生影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美国人一般自认为已投入的那种道义上的十字军讨伐——即讨伐这次戴着共产主义面具的暴政与侵略的十字军运动。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中这个理想主义的特色，产生了相当实际的效果。例如，我们难以相信，如果美国人民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理想，他们竟会支持在朝鲜的一场战争，尽管从罗斯福逝世以后，这种理想已大为改变，比以前冷漠多了。
在一种多国保持均势的局面下，自以为正直并感到义愤的心情现在或许已不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完全可靠的指南。实际上，这种心情基本上会破坏这种局面，因为它们总是促使人们设法树立某种最高权威，有权来宣布什么是正确的，并予以实行。而在联合国成立以后，正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假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将用自己的实力改变多国主权平等的制度，并且最终把它推翻，那么罗斯福及其前辈威尔逊将负很大的责任。
有识之士曾经说过，神话同事实一样，推动着人类并影响着历史向前发展。战时人们曾希望，一旦获得胜利后，便将出现全球的和平与繁荣，这肯定是一篇神话，无视历史和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现实。然而，如果神话是扣人心弦、符合人们心灵深处的愿望的，像这一篇这样，如果它最终能在人们心中唤起新的忠诚之感，像这一篇可能会唤起的那样，那么它们便能超越事实，排除失望的情绪，从而创立伟大的制度，在人类的事务中促成革命。当然，这种制度或革命的形式不一定完全合乎最初的意图或预见，也离不开自私、野心、憎恨和恐惧等其他的动机。
要说罗斯福写入大同盟历史中的这篇神话，最后是否能同促进人类演变的巨大推动力如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这些神话媲美，这在1952年也为时过早，但如果把它一笔抹杀而称之为愚蠢的幻想，那就会误解人们的心意，并对一种最有力的政治领导方式作出错误的判断。
甚至在1952年，人们就大可以这样说。那就是，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俄国国家权力在国内外的扩大与巩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力量和得到理论根据的。同样，美国权力的扩大与巩固，似乎是从这些同威尔逊和罗斯福的姓名连在一起的神话中得到了思想上的（或者可以说是文字上的）根据的。如果人们相信和平、正义、自由与富饶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它们就成为值得争取的强有力的积极目标，而这些目标是一项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的支柱，并促使人们在单靠民族利己主义决不敢冒险的地方大胆行动。
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保持团结的一切因素中，官方宣布的战争目标看来是最脆弱的。当战争尚未结束时，罗斯福本人为了波兰和满洲问题在同斯大林交涉中，就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自己的原则。他为了保持各大盟国之间的合作而作出了这些让步，但在摧毁共同的敌人之后，这种合作还是没有持续下去。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领导大同盟的政治家们向全世界声明和宣布的理想，到头来可能成为他们所有的行动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8)
第五节 促进社会革命
20世纪人类信念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社会与经济关系至少有可能加以合理的控制和有意识的安排。罗斯福对于通过发挥人的意志力可能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信心，就反映了这种信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是基于这一信念。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成长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处心积虑地想通过切实的努力来管理人类的事务。同样，新兴的超级大国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散布在地球上广大地区内千百万人的社会力量得到成功的协调，这是通过政府的官僚机构而实现的，它企图运用人力物力来建立军事力量，或许还想达到其他种种目的。因此，由战时大同盟（及其敌人）所促成的一切持久的变革，可以看做人类思想与行动大变化的各个方面，这个大变化可以称为20世纪的社会革命。
这种认为人类可以有意识地控制和操纵他们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信念，具有深远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直到20世纪，这个信念才越出思想界扎根成长，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活动的基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有意识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社会与经济的传统格局。那次大战以后，布尔什维克便着手使社会与经济计划成为俄国的常规。经过几次冒失的开端后，这个新制度直到1928年才真正发挥作用。不久，从1933年起，希特勒在德国创立了基本上类似的制度。俄国和德国的这种做法，都是根据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动员期间两国在控制社会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后来，他们为新的战争作准备时，又扩大了这一制度，使它臻于完善。相形之下，西方国家远远落在后面，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英美两国政府作了重要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内表现出富有意义的克制，从而建立了它们自己的有控制的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接生的两个助产士。在和平时期的发展中，这方面的先例与雏形很容易找到，而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则大大加速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外来的威胁和对胜利的希望，迫使或敦促人们采取控制社会的新措施。当这些新措施产生巨大的成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通过或多或少受到合理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器的运转，各种社会力量都被成功地调动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时人们似乎突然可以掌握新的权力与新的财富了。
这次社会革命可以同近代欧洲史上两大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事实上，它同那两次是完全一样的。工业革命是科学应用于工程的结果。人们经过深思熟虑，能驱使自然界的物质力量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可以运用的财富与权力。当然，这并非人类初次合理地操纵事物，但确实具有新的规模，并取得惊人的效果。
法国大革命有许多成果，其中之一是把理性运用或试图运用于政治制度。人们经过思考，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调整各种政治关系，使它们适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当人类的这种理性用之于事物时，便产生新兴工厂的产品，而当这种理性施之于政治时，便可能产生（或许这是幻想吧？）自由、平等、博爱这类产品。
然而，两者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工业产品易于得到良好的评价，事实上几乎得到普遍的赞许，例如比过去便宜的布料、便宜而迅速的运输等等，都使人们获得物质上的舒适与便利，这是很少人能否认的。可是政治制度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却含糊得多，会引起激烈的争辩，并涉及种种感情和利害关系，这些几乎是不能用合理的计算和调整来处理的。
对于20世纪的社会革命来说，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同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情况一样，目前也在人类活动的新领域内实行合理的控制与操纵。多少世纪来偶然组成的各种社会与经济的制度与机构，现在都经过改组与调整，使它们为一个目标服务，即争取胜利。在战争或备战的压力下，这个目标可能足够了。但在军事至上的国家中，一切社会力量及物质资源都被用来保持尽可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国家本身就不太吸引人，即使仅仅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压制或漠视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与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民主主义者都声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福利国家。在这方面，人们只做过部分的试验，而且不能回避要达到什么具体目标这个问题，即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民族与种族之间时常相互矛盾的福利中，究竟为谁谋福利？而且是什么样的福利？
无论军事国家或福利国家都建立在一个原则上，即有计划地运用人力物力来达到一致同意的目标。这两种国家发展到极端必然会在国内形成两个集团：受役使的人和看管和使用这类人的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在管理人员之间就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就可能需要独裁。事实上，到1952年时，俄国的社会已经接近这一极端了。
任何珍视个性的人必然会认识到这种演变的后果而感到害怕。幸而通过推理而假定的极端，即使曾经出现过，也极少在实践中成为现实。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期望：不管上述社会革命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古老的、不合理但具有奇特魅力的旧时代的残余将继续存在。恐惧和疑虑不大可能使已经建立的事物化为乌有。人们已经知道能够做到的事情，他们希望至少得到有意识的社会管理所产生的某些成果。只要世界上继续存在对抗的主权国家，对敌人的恐惧始终会鞭策落后者，使他们在有计划的协调与合作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以求获得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永远虚幻的“安全”。
这里值得着重指出，大战期间在有意识地操纵社会行动方面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即使所用的合理计算方式是临时的、粗糙的和现成的，例如在英美采用的那些方式，它们也相当突然地使过去不可能达到的生产指标、不可能进行的后勤工作与军事行动都变得可能了。由于消除了财政和其他方面的障碍，劳动力、机器和人的创造性都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打破了历来对人类活动的限制。
这些社会限制由来已久，人们向来未加重视，现在却被打破了，这在合理运用工具和手段上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在一个又一个人类活动的领域内，人们悉心研究如何才能得到特定的效果，因而能用合理的方式安排人力物力，以便取得接近于预见和期望的目标，即使难得完全吻合的话。
有计划管理的经济不仅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变得很普遍，而且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有计划的管理还扩展到国际经济与军事行动方面。此外，在所有交战国中，在有限制的范围内，宣传和发布“战事消息”的技术都被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与感情。在这方面，俄德两国比英美走得更远，因为在英美两国，古老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产生的顾虑继续干扰着控制社会的新技术。
武装部队的扩充带来了合理控制人力的第三种大发展。一个通称“政府”的抽象观念供给士兵们衣、食、住的条件，用纪律约束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派往远方，指令他们执行各种各样的大量任务，最后遣返本国或加以埋葬。说得更具体些，这些工作是由军官和官员们做的，他们则遵照自上而下的一条连续不断的指挥链环发出的号令办事，掌握最高指挥权的是政府等级制度中最高级的几个人。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新鲜。可是，有关人员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他们体验军事生活的时期也长得多。武装部队从人数有限的专业军人组成的团体，变为相当大的组织，其成员占全部成年的男性人口中的大部分，还征召了大批妇女入伍。这种做法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但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巨大的。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变得一模一样，这是经过仔细筹划所造成的，旨在达到某种目标。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大部队所产生的力量，以往只能梦想而已。
平民也在一定程度内感受到国家的新权力。配给制度，控制物价与工资，支配劳动力，规定优先权，为了军事需要而减少生活中享受的用品，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削减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措施和类似的措施使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深远的影响。当然同军人的情况相比，平民生活中的这种变化远远不是那么剧烈。
大战引起的社会动荡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副产品。一是民政与军事之间传统的正常区别变模糊了。经济规划不能一目了然地划成军事与民政两类，事实也是如此。为军事或民政的需要而分配人力是同一个问题。平民和军人都是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一总任务效劳出力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是政府中的筹划者和行政人员力求实现的理想。
同样，历来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区别也逐渐模糊和减少了。战事结束后，缔结和约这件正经事碰到了意外的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人们恰切地称为冷战的阶段便开始了。更有意义的是，人们发现战时制定的非常措施不能取消，至少不能立刻取消。周密的规划已使社会与经济方面实行的办法大为改变，以致在战后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复战前的状态，实际上丝毫也不可能。战前为了备战而煞费苦心地设计的社会秩序，到战后必须有意识地重新调整与变更，以适应新的条件。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寻根究底，可以辨别出两个结合起来使社会革命成为可能的因素。一个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发展，诸如通讯与统计的发展，干练的官员的增加以及各种新观念的形成，其中包括国家产品、人力的流动性、综合规划以及进行大规模训练以掌握新技能的计划等。这些发展是由管理人员促成的，即由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军官等促成的。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在广大民众中间社会的传统势力削弱了。这个现象本身有许多原因，这里无法缕述。但应该指出的是，战争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在大战期间，欧洲、亚洲和美洲有千百万人颠沛流离，结果民族、宗教与个人的传统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减弱了。先进的工业国家的人民则逐渐变成易于驱使的群众，对于官僚作风的操纵越来越顺从，并不进行有组织的抵制。
然而，不管对社会控制起阻碍作用的传统势力削弱到何等地步，人的心理中依然残留着倔强的情绪，它必将永远限制管理人员的行动。在通常情况下，要争取群众的支持，与其提出推理严密的论点，不如用粗俗的言语触动人性中固有的恐惧和贪婪。策划人员及管理人员所冒的风险是，他们将发现自己被束缚在一头愤怒的巨兽身上，那就是广大的民众，他们已摆脱绝大部分能约束激情的传统势力，惟有用哄骗或恐吓的手段才能使他们俯首帖耳，惟有通过警察和宣传才能使他们听任驾驭。
20世纪的社会革命肯定没有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即由于人类一般不够善良与明理而造成的问题。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理智和先见、规划和纪律以及工业和社会的技术已使人类赢得空前巨大的力量与财富。不论人的理性这根芦苇运用于事物及人的行动时多么脆弱，它却获得了多次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冒险的探索经历中写下了伟大的一章。人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和力量为改造世界提供了手段，但是当传统与习惯再也不能使人们就社会价值保持一致看法时，用上述手段来达到什么目的，以及这个目的是否有价值，这些都更成问题了。
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大国的结盟，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得以形成。不管这些组织的细节多么短暂，也不管这种结盟多么不稳定，这些大变化却有可能在未来持续很久。超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英国作为大国的日见衰落、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通过人的谋划使大地实现和平的神话以及把推算应用于社会活动而引起的社会革命，所有这些都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但每一项都受到了新的推动。大盟国之间的合作促进了这些变化。倘若它们各自为政，那就不可能起到这种促进的作用。正是这一点，以及由伟大的行动、伟大的危险、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胜利交织而成的引人入胜的历史，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具有恒久而重大的意义。
(1) 马基雅弗利（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与历史学家，著有《君主论》，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
(2) 指西南亚的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平原，曾建立巴比伦、亚述等古国。——译者
(3) 在这方面，克拉克所著《故意的冒险》一书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之一，在该书中，到处可见这种习以为常的思想与讲话方式。
(4) 《艾丽丝漫游奇境记》系19世纪英国数学家与作家道奇森（C.L.Dodgson）用笔名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所著小说。——译者
(5) 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1758—1805年）于1805年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击溃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译者
(6) 班扬（1628—1688年）是英国清教徒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是以寓言形式所写的宗教小说《天路历程》；克里斯琴是书中主人公，是象征性的名字，意为基督徒。——译者
(7) 基督教《圣经》中的山名，在约旦河东，摩西临终前于此山眺望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译者
(8) 这篇神话应该同“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观念相提并论。某些学者认为，这个神话般的观念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首先正式倡导的，他的继承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拒绝以这个观念作为政策的基础，但这个观念却继续存在，成为罗马帝国的强大支柱和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因而，同罗斯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政治神话可能也会有同样突出的、改变世界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