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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临近时期的合作
（1943年12月—1945年2月）
第一章
从德黑兰到诺曼底：准备赢得胜利
（1943年12月—1944年8月）
第一节 军事问题
（一）绪言
从德黑兰会议到其后8至10个月间，盟国的决策人和战略家都指望于1944年战胜德国，并作出估计，在欧洲战争结束后24至36个月内击败日本。(1)这种估计有两个根据：其一是对于1918年德国的突然崩溃记忆犹新；其二是1943年轴心国在突尼斯同样突然的停止抵抗。另一个因素是过高地估计了轰炸的威力，认为也许在盟军占领大片德国领土之前，纳粹政权就会骤然崩溃。可是对于日本抵抗的意志和实力，却作了相反的错误估计。在1944年年底以前，可与之交战的日本军队仅属相当少的一部分。日军主力集中在中国和日本，盟军远隔，鞭长莫及。如果海岛守军所表现的那种作战能力和狂热确实代表着日军的一般作战潜力，那就似乎很清楚，战争会拖延得很长，只有依靠占压倒优势的物资才能使其结束。在没有确定能战胜日本之前，对日作战所需要的兵力和装备显然非由欧洲战场绕过半个世界运来不可，这个任务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英美制定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些假定为根据的。为了适应1944年欧洲战役的需要，对兵力和物资都作了调配，而且规模极大。但是当对德战争进入1945年时，几次出现了困难时期，那时步兵的补充和军火的补给都很缺乏。另外，英美关于对日战争的估计，认为在时间上既旷日持久，而作战又颇为激烈，这种估计对三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影响。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都不惜付出很高的代价以换取俄国的帮助来打击日本。他们认为这种帮助不仅会大大地缩短战争，而且会使许多美国人保全生命。
德黑兰会议之后，欧洲军事问题的性质是很清楚的，虽然情况是复杂的。计划一定要变为行动，英美两国参谋长之间不和睦的情绪必须通过战场上的有效合作来加以消除。按照英美的观点，必须进行大量的计划工作和准备工作，有关许多细节问题以及两国间各级军事系统相互的合作都要达成协议。这些工作以及在意大利要保持一条活跃的战线的任务，都立即执行了。俄国人则认为，战争和先前一样地继续进行着，不过怀着新的希望和胜利的信心。
可是，对日战争却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1943年商定的重大战略——由中国人担任主要角色——要在1944年实现已证明是越来越不可能了。中国非但没有变强，反而变弱，而日本人竟然证明有能力把中国在缅甸的后门紧紧地封锁起来。但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两栖登陆攻击显得越来越强大，使日本海空军力量局限于西太平洋上日益缩小的圈子内，这样就弥补了失败的局势。而且，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保证在欧洲战争结束以后便对日本开战。在这种形势下，对日作战的战略显然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在1944年的前7个月里，美国制定了一项新的总计划，于1944年9月和10月分别取得了英国和俄国的同意。
（二）欧洲的战争
（1）俄国战线
1944年以前，俄国战线上发生的一次次战役一般是判然分明的，在各次战役之间总有一段比较平静的时期。但是，1944年初，方式改变了。这时，红军具有足够的兵力、装备和机动性来进行连续不断的攻击，在整个战线上几乎一刻不停地把攻势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于1943年7月中旬在中部战线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到1944年1月才停止，那时红军已攻入两次世界大战间波兰国境东部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接着红军不让德国人有休息、整编和重整装备的机会，在北面展开新的进攻，迫使德军从列宁格勒撤退。这次进攻于1944年2月下旬结束。仅仅10天以后，即3月初，红军又在南面发动了一次规模大得多的攻势，一直打到了俄国与罗马尼亚在1940年时的国境线普鲁特河，并在几处越过了河。紧接着这次重大胜利之后，俄军在1944年4月与5月间收复了克里米亚。这些战役的结果是：俄国除了一小部分战前原有的领土（在普斯科夫附近）尚未收复外，其他地方都已经从德国人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了。
但是，斯大林无意停留在1939年的边界线上。英美于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后4天，俄国按照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所作的诺言，在东线再次发动了猛攻来策应英美。当时红军已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在几方面同时发动进攻。最早的进攻是在芬兰，当它还在进行时，在白俄罗斯战线上的另一场进攻又于6月23日开始了。当红军正在这条战线上通过明斯克和维尔纳向东普鲁士边境推进时，俄国又在几处地方同时发动进攻，北向普斯科夫和纳尔瓦，南向卢布林、利沃夫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到7月间，各条战线的进攻汇合成为一场总攻击，在长达1 000英里的中部和北部战线上同时进行。8月15日，红军抵达维斯杜拉河东岸华沙郊区的布拉加，这场攻势才终于停止。
在1943年下半年和1944年上半年，俄国各兵种所取得的出色成就，当然是有其技术基础的。一方面，在人数上，红军对德军拥有压倒的优势。另一方面，俄国的大炮、坦克和火箭武器不仅威力强大，而且数量很多。但是俄国之所以能保持持久的攻势，并能把进攻的重点从战线的一个地区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关键在于红军的机动性有了很大的改进。当俄国人调动兵力和物资的速度可以与德军相同或者超过德军时，他们就能充分利用兵力雄厚、人数众多的优势，主动选择进攻的地点，迫使德军节节败退。
俄国军队的向西挺进，为红军与英美联军之间的军事合作创造了机会。对于有关情报和气象消息的交换以及莫斯科与西方各国首都之间通讯的改进等，都作了安排。俄国当局在这方面的行动似乎常常拖拉得令人恼火，但是终于取得了一些具体的结果。(2)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同意美国轰炸机在俄国机场降落，以便它们攻击德国东部和欧洲敌占区东部地带的目标，因为这些目标距离意大利和英国的基地太远，无法在轰炸后重新飞回。虽然美国空军急于执行这项计划，俄国人却迟迟不履行协议。尽管如此，美国人员还是于1944年4月到达了乌克兰，开始建立三个基地，并于6月2日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穿梭轰炸。
6月21日又进行了第二次穿梭轰炸，但是效果却差得多。德国人发现了这些新机场，并且袭击了停留在机场上的美国飞机。机场的防务是由俄国负责的，可是俄国人没有打下一架德机，而盟军则至少有43架飞行堡垒被摧毁了。这一事件造成了当地美苏两国士兵之间的恶感。美国人曾设法说服俄国人，让美国的高炮部队和战斗机接管基地的防务，但是俄国的最高统帅部认为这一建议含有轻视俄国力量的意思，因此加以拒绝。结果，后来仅仅进行了三次穿梭轰炸。美国人使用俄国机场到1945年4月为止。这些机场后来是作为被迫降落在俄国境内的美机的修理基地，以及无法修理的飞机的美国飞行员的集中站。(3)
这件事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几乎是在整个大战期间俄国与英美在作战中进行军事合作的一个独特的例子。据直接主持有关这一计划的谈判的美国驻俄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将军说，俄国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一般都表现出不乐意和猜疑的态度，一有机会就百般刁难。另一方面，在基地工作的美国和俄国人员起先是友好的，但是自从6月21日德机进行摧毁性空袭之后，彼此之间的小摩擦很快掩盖了以前的友谊，到了1945年，主要由于俄国对波兰的政策问题所引起的政治上的分歧，促使两国的关系变得敌对起来，尽管不是很明显的。这种分歧造成的结果肯定不符合美国人早先拟订计划时所抱的希望。凡是与这件事直接有关的美国人都清楚地了解，在美国与俄国日常并肩作战方面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两国的语言，甚至思想方法和办事作风的不同，要想同俄国建立像英美两国部队与参谋之间的那种合作是完全不可能的。
红军于1944年春天和夏天进入波兰领土，这使俄国人与地下波兰国家军之间的军事合作问题尖锐化。波兰国家军承认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权力，并且不顾德国占领军的种种阻碍，建立了相当严密的组织。波兰国家军既痛恨德国人，又非常怀疑和害怕俄国人。结果，当战线推进到波兰国家军的根据地时，国家军人员发现自己处于两面夹攻的地位。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要同俄国人进行军事合作，但要完全保持独立行动的权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俄国人干脆不允许在他们军队的后方有一支潜在的抱有敌意的部队，波兰人又没有力量公开同德军或红军交战。正如1939年那样，他们缺乏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装备。
俄国对待波兰国家军的政策是，战场上同该军的部队合作，但是当战斗结束后，红军司令员便要求波兰国家军的部队加入波兰师。这个师是在波兰爱国者联盟支持下建立起来，并作为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作战的。红军的要求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总司令“博尔”将军下达给波兰国家军的命令发生了抵触。当地方司令官忠实地执行上级指示时，他们便遭到逮捕，士兵被编入了红军，再不然就被解除武装或加以拘禁。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于1944年4月间，在以后几个月里又发生了好几次，特别是在7月间红军开始进入波兰中部以后。(4)
波兰的军事事件同波兰前途这个政治问题紧密地纠结在一起。波兰人和俄国人都非常重视这一情况。1944年上半年，英俄两国政府特别关心这一点。事实上，红军越过波兰全境，标志着波兰国家军的独立性已经丧失，从而使波兰流亡政府主要的希望破灭了。当红军把事情安排好后，流亡在伦敦的波兰人只剩下法律上的要求权，以及英美两国政府含糊其辞的外交支持。这些不足以对抗俄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即要在战后的波兰组成一个友好的、实际上就是惟命是从的政府。
因此，俄国和西方盟国在德黑兰首脑会议上拟定的军事合作实际上并未取得高度成就。斯大林所采取的政治方针同其他盟国所采取的并不一致，同时苏联官僚机构在处理事务中抱着猜忌的孤立主义的态度，他们不让单纯的军事利益妨碍苏联的方针和实际措施。结果，美国和波兰两国政府想同红军在作战中进行军事合作的努力很少成就，或者可以说完全失败了。(5)
（2）地中海战场
德黑兰和开罗两次会议的决定，使地中海地区成了一条次要的战线。可是丘吉尔一开始就最强烈和坚决地主张在地中海作战，他希望使地中海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活跃的战场，甚至在遭到美国、俄国和土耳其一再反对以后，他还是不准备放弃原来的打算。这时，他无法考虑土耳其的参战，(6)但他仍然可以指望，如果能够在意大利进行大胆的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便能取得迅速的战果，把德军赶回到亚平宁山区，或许还可以为盟军开辟一条直捣巴尔干西北部和欧洲多瑙河流域的道路。
1943年12月间，丘吉尔的直接目的是鼓动在意大利的盟军司令们采取更为大胆的军事行动。因此，在第二次开罗会议结束以后，他在地中海逗留了几星期。(7)在分派英国将领的指挥任务方面，他要作出若干重要的决定，同时他想施展自己的权力和说服人的本领，从而使局势更合乎他的心意。1943年12月18日，他决定任命陆军上将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去接过艾森豪威尔在地中海的（扩大的）指挥权，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则继续指挥意大利战役，同时委任陆军上将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指挥“霸王”行动。(8)
首相作出这些决定后，便开始研究如何加速在意大利作战的问题。交战双方在9月间于萨勒诺开始战斗以后，德军便撤退到横跨半岛的一条防线，从而给向罗马进军的盟军带来了重大困难。地形和气候妨碍了进攻，盟军在人数方面仅仅略为超过德军，因而要想取得迅速和引人注目的胜利，惟一的希望在于利用盟国的制海权。两栖登陆攻击可以从后方威胁德军。如果此举成功，或许可以迫使德军仓促向北撤退。问题在于获得这种作战所需要的登陆艇。他们必须立即进行这种两栖攻击，并且一举获得成功，否则将会占用原来拨给“霸王”行动使用的登陆艇，并推迟这一战役。另一方面，丘吉尔认为，如果在意大利发动的猛攻不能迫使德国人从法国和北欧调来后备军，那么，“霸王”行动也许会失败。在德黑兰会议以后，他同意确定5月或6月初的一天(9)为发动“霸王”行动的日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予变更。但是他相信，只要有周密的计划，登陆艇就可以先用于意大利海岸的登陆战，然后再调往英国供诺曼底登陆使用。(10)丘吉尔就是根据这一点着手工作的。
1943年圣诞节，首相召开了一次地中海地区高级司令官会议，商讨局势。会上一致同意，盟军在意大利决不能放弃主动权。丘吉尔主张，从海上进攻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惟一方法。他在会上建议，在离德国前线约100英里的后方叫做安齐奥的地方，派两个师登陆，并规定1月20日为发动进攻的日期。在威尔逊和亚历山大的支持下，丘吉尔坚决声称，在德军后方造成这样的威胁，将迫使他们向罗马以北撤退。艾森豪威尔却不那么有信心，他提出军需供应和增援方面的困难，并争论说，两师兵力或许不足以迫使德军从意大利南部的阵地上撤出。
然而，由于艾森豪威尔即将交卸地中海战区的指挥权，他认为自己的意见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他坚决认为自己有权要求把“霸王”行动中使用的登陆艇在适当日期从地中海调过去，以便在大进攻之前有充分时间在英国检修和训练。最后，他同意接受这样的保证：所述的登陆艇改于1944年2月5日移交给他，而不是按照德黑兰会议所商定的日期1月15日。他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对原定计划作这项修改。(11)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同罗斯福商讨了这一问题。尽管罗斯福对丘吉尔不愿意放手不管地中海的事情感到有些恼火，他和他的参谋长们还是接受了这项新建议，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地中海地区的任何作战行动都不得妨碍“霸王”行动的日程。(12)
1月22日，盟军在安齐奥登陆，可是德军非但没有撤退，反而调来了援军。他们把登陆部队困在一个小滩头堡上，同时击退了第五军的进攻。按照原来的计划，第五军将突破德军防线并与在安齐奥登陆的部队会师。到1月底，意大利的英美联军显然又一次遭到了挫折。除非盟军决定从安齐奥撤出，否则就有必要加强守军的实力，并连续不断地通过开阔的海滩输送军需品。撤出安齐奥会在盟军心理上形成沉重的打击，但是为了守住滩头堡，威尔逊将军认为就必须把登陆艇使用到答应拨给“霸王”行动使用的日期以后。(13)
由于盟军不能在意大利迅速取得胜利，盟国的计划受到了影响，问题变得复杂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英美成员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得到改善。当然，美国人仍然希望把“霸王”行动放在首位。但那时，刚巧进攻法国的计划有了改变，这使他们比较容易同意把登陆艇留在地中海。1944年1月，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开始审查由陆军上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和他的参谋人员在伦敦起草的“霸王”行动的计划，两位司令决定，最初阶段的攻击规模应当更大一些。(14)两位将军一致认为，为了夺取第一个据点，需要5个师的兵力而不是3个师。但是这样的扩充就需要更多的登陆艇和其他军需品。而且看来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因此他们在1944年1月31日决定把诺曼底登陆日期从5月初推迟到5月底。(15)
由于作战计划作了这项修改，登陆艇可以延迟离开地中海，而不影响修订后的“霸王”行动计划。结果，威尔逊不能按照预定日期移交登陆艇一事并没有造成特殊的困难。可是，在地中海应如何行动来支持“霸王”行动这个更重大的问题却引起英美战略家之间长久的争执。英国人主张放弃“铁砧”计划（这是在法国南部登陆的代号）。美国人则认为它是“霸王”行动的必要部分。(16)要想搞清由于意见分歧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建议和反建议是不可能的。为了这个问题，1944年2月至8月这段时间内来往于伦敦、华盛顿、威尔逊的司令部和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之间的通讯简直是川流不息的。几乎直到最后时刻，有关各方才坚决同意登陆。
在二三月间，英美一致认为，首先应当营救孤守在安齐奥滩头堡的军队。2月26日，威尔逊将军接到照此办理的指示。(17)可是，英国和美国的动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希望摆脱困境，以便把兵力和登陆艇用于“铁砧”和“霸王”两个行动，英国则认为意大利战役本身很有价值，值得一打。暂时来说，这种分歧是无关紧要的。1944年3月，盟军又发动了一次攻击，希望冲破德军的防线，给困守在安齐奥滩头堡的部队解围，可是那一次进攻又完全失败了。
时间越来越紧迫。如果打算把在意大利作战的部队撤回，去参加法国南部的登陆以支持“霸王”行动，那么准备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英国坚决主张放弃整个“铁砧”计划，集中兵力去攻打罗马，而美国恰恰相反，它主张放弃在意大利的进攻，以便为“铁砧”行动做好准备。显然，如果想在法国北部和南部海岸同时进攻，并具有必要的规模，那么：登陆艇就将不够供应。而美国参谋长们却提议“铁砧”行动应在7月10日发动，或紧跟在“霸王”行动发动之后，因为那时登陆艇便可以从英吉利海峡调到地中海地区。(18)
英国人竭力反对这个建议，认为罗马一天不攻下，就不能确定进攻法国南部的日期。(19)美国参谋长们反驳说，不能派登陆艇去地中海参加一个连日期尚未确定的，甚至可能永远不会进行的战役。结果形成了一种僵局。4月19日，“铁砧”计划从预定的正式战役降为佯攻。美国参谋长们才勉强同意再发动一次攻击，试图突破意大利的德军防线并攻克罗马。(20)
于是，盟军在1944年5月11日向德军防线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这次盟军的努力终于成功了。5月25日，进攻部队与安齐奥的守军会师。1944年6月4日，盟军进入罗马。可是，这次胜利又产生了新的情况。美国人认为，意大利战役的目的已经达到，那里10个师的兵力可以调去进行已被推迟的“铁砧”行动。但是英国人却希望继续指挥可以调动的一切部队，进一步扩大战果。
结果是两者兼顾。6月14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指示威尔逊将军：把意大利战役继续进行下去，一直打到7月初，同时准备在比斯开湾沿岸、亚得里亚海西北端或里维埃拉进行两栖攻击。威尔逊及其参谋人员选择亚得里亚海。他们希望加紧在意大利的地面战斗，并且利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拨给他们的登陆艇，在伊斯的利亚半岛登陆，以便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进入匈牙利平原。(21)
当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两位将军获悉这个建议时，他们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认为这是英国人又想把政治目标放在军事目标之上。(22)当时马歇尔正在英国，准备视察开始进攻诺曼底的情况，他特地到威尔逊的司令部去了一次，设法打消他们的主意。由于支援部队正在美国等待开往法国参加战斗，需要开辟一个港口，因此马歇尔主张有必要发动“铁砧”行动。他还直率地表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美军决不进入巴尔干各国。只有进攻法国南部时，才派美国援军到地中海来。(23)
威尔逊将军发觉自己遭到两面夹攻。两个月前，丘吉尔曾责备他未能按照英国战略家的愿望，借一些有说服力的理由取消“铁砧”计划。(24)现在，马歇尔却以相反的理由逼着他同意这个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将军只得建议，“就地中海而论”，在伊斯的利亚半岛登陆最为适宜，但是关于全面战略，他不发表意见而让上级——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去作出判断。尽管丘吉尔费尽心机，美国人还是我行我素。7月1日，首相打电报给罗斯福，同意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两天以后，威尔逊接到指令，要他从部下抽调10个师的兵力，准备投入这个代号改为“龙骑兵”的战役。进攻开始日预定为8月15日。(25)
虽然有了这项决定，英国还是希望更改作战计划。在强行登陆前的一周，丘吉尔再次建议，军队和登陆艇应绕过西班牙，在比斯开湾沿岸登陆。(26)然而，这次最后的牵制性努力和以前几次同样无效。8月15日，当美法军队(27)最后在里维埃拉沿岸登陆时，丘吉尔在近处看着他们上岸。
1944年的前7个月里，英美战略家之间为地中海兵力的使用问题曾产生长期的，往往是激烈的争论，与此同时，他们又为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问题发生摩擦。这些问题下文将稍加叙述。(28)现在先概述一下巴尔干地区的形势，由于那里的政治几乎纯粹取决于武装力量均势的变化，所以该地区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看来最好将土耳其、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局势放在军事问题这一节里加以叙述。在这些国家中，英国代表盟国的利益采取行动，而美国和苏联从不同的观点出发，都不大过问，偶尔还批评英国的做法。
第二次开罗会议以后，当土耳其人拒绝立即向德国宣战时，英土两国官员在安卡拉举行了会谈，以便确定土耳其在参战之前所需要的物资。(29)会谈并不顺利。1944年2月初，英国决定停止谈判，并召回英国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还停止向土耳其人提供一切军需品。可是土耳其人不顾这些措施，也不顾英美两国大使故意冷淡的外交姿态，拒绝放弃他们的中立。(30)
由于1943年9月意大利的崩溃，大量武器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意大利驻军手中移交给了已在争夺地盘的各支游击队。德军已能恢复对主要城市和交通线的控制，但从那时起，游击队控制了许多重要地带，尽管常有变动。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地位。
1943年10月间，希腊两个主要游击队组织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之间发生了战斗。(31)后来经过英国联络官的斡旋，双方于1944年2月媾和。有关的争端是，控制战后希腊政府的问题。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受了共产党的强烈影响，采用了共和主义的政治纲领。希腊全国民主同盟虽然原来也信仰共和主义，现在却反对共产党，逐渐同保守派和保皇派分子联合起来。英国的政策是相当含糊的。它的真正目的是对德国人进行最大限度的破坏并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愿意看到在战后的希腊出现一个受共产党影响的共和政府。由于全国人民解放军是希腊最强大的游击队，英国不得不支持其军事行动而又反对其政治方针。(32)
1944年3月，问题变得尖锐化了。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以及支持它的政治组织——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不言而喻，这个政府否认了希腊流亡政府的合法地位。由于希腊有了两个对抗的政府，一个由俄国人支持，一个由英国人支持，英国人担心像波兰那样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为了防止这种局面，英国作出努力，采取一些措施促使两派和解。驻扎在中东的希腊军队哗变以后，希腊流亡政府于4月间进行了改组。1944年5月，希腊的政治领袖，包括流亡者、游击队代表和国内的政治家，由英国人作出安排，在黎巴嫩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就“王国和共和国”体制问题通过了一项折衷办法：国王乔治保证，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未来的政体之前，他不返回希腊。但是，有好几个月，人们无法肯定地说，希腊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是否将接受这项妥协办法。同时，英国尽力设法增强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军事实力，以防止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压倒的优势。(33)
南斯拉夫的局势在许多方面同希腊出现的情况很相像。(34)铁托的游击队和米哈伊洛维奇的游击队这两个敌对的组织不时进行内战。同时，“王国和共和国”体制问题、“共产主义和保皇主义”问题促使人民互不信任。另一个复杂因素是南斯拉夫的多民族问题：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马其顿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了分离主义的倾向，新怨旧恨造成他们之间的不和。
希腊和南斯拉夫局势的根本差别在于英国的政策。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我们在一处地方支持国王，在另一处地方又支持共产党。”(35)1944年的头几个月里，铁托的游击队和威尔逊的司令部之间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关系。英国不仅把大量军需品送交给铁托，而且还安排好由英国各种突击队及其他特种部队同铁托的游击队在达尔马提亚沿岸和内地进行过多次联合作战。1944年5月，德国的一次空降袭击把铁托从波斯尼亚的司令部赶走。铁托乘飞机逃往意大利，再从那里前往南斯拉夫的维斯岛，那里在盟国海空军的保护下，铁托不再受到德军的袭击了。总的来说，英国当局和游击队之间的私人和作战关系都是十分友好的。(36)
英国人越是对铁托友好，就越是对米哈伊洛维奇冷淡。1943年12月，英国军事代表团奉命离开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37)英国政府一方面在军事上与米哈伊洛维奇决裂，另一方面又作了很大的努力，想说服国王彼得抛弃米哈伊洛维奇而与铁托妥协。直到1944年6月1日，南斯拉夫国王才在英国的压力下听从后者的意见，任命伊凡·舒巴希奇为首相。像铁托一样，舒巴希奇是克罗地亚人。他深信自己有把握促使国王彼得与游击队领袖和解。这也是英国政策的主要目的。经过一系列会议以后，他们于6月16日大体上达成了一项协议，同前一个月在希腊两派之间达成的协议相仿。(38)
尽管英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采取了两种显然不同的军事政策，它在两国所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丘吉尔希望，无论是希腊或是南斯拉夫，改组后的流亡政府与抵抗运动的领袖之间应达成一种相互可以接受的妥协，由此所产生的政府将会是亲英的。(39)
一般说来，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英国行动的，但是马歇尔和罗斯福总有点猜疑，担心英国会在巴尔干用某种方式把美国军队卷入不愉快的冒险行动中去。
俄国人为了对巴尔干各国表示关切，分别于1944年1月和7月派遣军事代表团到铁托和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那里去。1943年12月21日，苏联政府正式声明，他们同意英国谋求促进铁托和南斯拉夫王室流亡政府之间的合作，(40)因此丘吉尔在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上想与斯大林协调的努力总算取得了一点成就。从铁托后来的几次行动中不难看出，俄国可能曾向他施加过一些压力，以促使他尊重上述政策。(41)可是在希腊，当英国人于1944年5月初感到慎重的做法是要求斯大林同意和支持他们的政策时，俄国人起先却拒绝合作。(42)
（3）为“霸王”行动做好准备
地中海的军事问题完全从属于1944年上半年在英国进行的规模巨大的备战工作。1944年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到达伦敦，就任新的指挥职务。这时离诺曼底登陆日期不到6个月。他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接到的指令很简单：“你们将登上欧洲大陆，并同其他盟军配合作战，其目的在于攻入德国的心脏和消灭它的武装部队。”(43)计划和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但是在盟军可以发动进攻之前，还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此外，艾森豪威尔还必须作出一系列决定，或说服他的上级来作出决定，而这是相当棘手的，因为这涉及盟军人员对各自祖国的忠诚以及陆海空军对自己军种的忠诚，而这些因素常是互相矛盾的。
首先作出的一些决定中有一个是关于他指挥下的空军地位问题。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都坚持，空军的全部打击力量应由这次进攻的最高统帅来指挥。可是，丘吉尔和英国皇家空军的某些高级将领却认为，战略轰炸比任何直接的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更为重要。他们认为，如果重轰炸机由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这些飞机将被滥用。经过长期讨论后，到4月才达成了协议。艾森豪威尔在细节上作了让步，而在要点上则取得了胜利。于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从4月起直到诺曼底登陆的“紧急时期”结束时为止，一直指挥着英美两国的战略空军。但是，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必须通过早已成立的轰炸机指挥部的渠道来下达，而如果没有接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正式命令，轰炸机指挥部有权自由调动它的部队，来进行它所决定的战略轰炸。(44)
在地面部队的指挥系统方面，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在卡萨布兰卡，曾经达成这样一项尝试性的协议：进攻法国的盟军最高统帅将由三位负责指挥海陆空军的副司令官予以协助。自从第八集团军冲破马雷特防线，进入突尼斯的日子开始，地中海战区就一直实行这一制度。英国认为应当再次采用这种方式，就是说按照各国人员交替担任各级司令官的原则，他们争辩说，这三位副司令应当是英国人。就海空军指挥权而论，这项建议对美国说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不愿让英国人指挥地面部队，因为在最初阶段的战斗结束后，地面部队主要将是美国的。(45)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很久，错综复杂地牵涉到民族感情、个人之间的倾轧以及行政原则。最后达成了一项基本上是勉强的妥协。蒙哥马利在最初时期被任命为地面部队的司令官，英美军队将以大致相等的兵力战斗在比较狭隘的战线上。同时双方达成默契：一俟盟军牢牢地控制住滩头堡后，就将另外设立一个美国陆军司令部，直接归艾森豪威尔指挥。那时，蒙哥马利的职权将局限于战线的一部分战区。(46)可是，在一个战役还在进行期间，这样的变动确实是微妙的，因为蒙哥马利地位的变动容易被理解为降级，而在一些地区确实产生了这样的误解。
纵然在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次要争端后面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对立，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却能够在两国的基础上把工作搞得非常顺利。在平衡英美参谋人员的人数方面，艾森豪威尔有条不紊地作出了努力，使得在正常情况下，美国人总有一位英国助手，反之亦然。当考虑到有关登陆计划和准备工作的无数技术问题时，民族的私心几乎消失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能够在内部发扬一种集体精神，来应付英美两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所有争端，这些争端在1944年使两国政府的关系变得不太和睦。这种出色的事迹至少部分应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将军本人的坚定、老练和以身作则等有益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如何对待法国和戴高乐的问题上，同本国政府有争执，同时在军事和战略问题上，又同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有分歧。说来奇怪，这些情况不但不妨害，反而有助于他的盟军统帅地位。由于上述情况所造成的争论和电报通讯上的紊乱，势必干扰了艾森豪威尔所负责的军事计划和备战工作，同时又由于他在某些问题上与本国和英国政府的意见不一，反而给他造成了一个超国家的地位，如果他一直顺从某一方的话，那就不可能取得这种地位。
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统帅的头几个月期间，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霸王”行动基本计划的正确性仍然抱着一些怀疑。他们仍然害怕盟军可能会从诺曼底海滩溃退。丘吉尔仍旧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认为合理的战略应该使进攻法国北部的行动成为在德国即将崩溃时才发动的最后一击。另一方面，美国人则一如既往地相信，使用压倒优势的兵力来进攻，乃是粉碎德国残余作战力量的最快、最合算的办法。
看来，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和罗斯福从未充分理解英国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丘吉尔从1943年5月以来，一直认为必须在口头上同意美国的“霸王”计划，但在行动上却一步步地设法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德黑兰会议6个月后，事情发展到严重关头。丘吉尔看到“霸王”计划（美国的“霸王”计划）正在不可抗拒地形成。但是，他感到这个计划发展得太快了。原来他判断，胜利的先决条件是德国陷入绝望的处境，而这种局势尚未出现。在1944年头几个月里，由于丘吉尔意识到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他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变得十分紧张，而美国对于他的权术和他提出的异议一概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这使得丘吉尔认为，美国人在冒不可挽救的危险。但是美国人却粗鲁地漠视丘吉尔的主张，认为他的论点是出于政治动机，因而在军事上是毫不足道的。
到5月间，丘吉尔开始改变对“霸王”计划的看法。那时，丘吉尔参加了一次正式会议，这次会上十分详细地说明了最后确定的计划，他于5月15日从心底里说：“各位，我对这一事业的信心增强了。”(47)到5月底的时候，看来形势更为有利。意大利的德军正在溃逃，俄国军队在他们的北部战线不断推进，而这次进攻的准备工作规模又很大，给人深刻的印象，这似乎可以使人们安心，即使不成功，至少不至于遭到惨败。
丘吉尔对“霸王”计划成功的信心日益增长，虽然这并未使他放弃自己的地中海计划和希望，但确实使这些计划和希望具有了不同的基础。当胜利在望时，战后欧洲政治安排的问题就变得日益迫切了。防止俄国势力和共产主义革命向欧洲大陆每个角落渗入的最好办法，是在有争执的和危险的地区迅速安插英美军队。丘吉尔的动机由先军事后政治改变为先政治后军事了。丘吉尔早先主张向多瑙河流域进军，主要是由于军事原因。现在他认为，这种行动在政治意义上也是同样或者更为必要的。
但是美国人对这种议论无动于衷。事实上，他们公然表示怀疑并坚持要把军事和其他各种因素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完全准备放弃丘吉尔所设想的可能得到的政治利益，认为这些基本上是幻想。难道战后世界将不是由民主、独立、自由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在盟国大国的领导之下，建成一个和平的、和睦的总体吗？美国人相信斯大林的善意，而对丘吉尔想要改变他们既定战略所表示的不耐烦，至少有一次曾使英国首相伤心落泪。(48)
虽然由于英美两国在战略上的分歧和争论，艾森豪威尔发觉自己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但是诺曼底进攻的准备工作还是顺利和迅速地进行着。4月8日，艾森豪威尔通知俄国人，开始进攻日期将定于6月1日的前几天或后几天。三星期之后，俄国人给予答复，保证他们大约将在同一时间发动攻势。直到5月8日，才正式选定6月5日为登陆开始日，因为那时海潮和月光将适宜于预定的进攻。(49)
像所有两栖作战一样，气候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巨浪会妨碍甚至阻止登陆艇顺利地冲上海滩。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在发布正式进攻命令之前，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高级将领一起聚集在朴次茅斯观察气候。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最后决定权完全直接掌握在艾森豪威尔手中。由于现代战争的许多工作，如有效地指挥作战，是通过参谋和较低级司令官广泛地分工进行的，因此最高统帅的个人作用仅仅成为一种象征。可是就这次战役而言，却是真正由个人指挥的。千百万人和许多国家的命运都有赖于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天气预报并不理想。6月3日晚上，艾森豪威尔发布了至少要延迟24小时的命令。已经出海的船只只得返回，由于事前已估计到有推迟的可能，所以没有发生不可挽回的混乱局面。第二天，气象预报还是不明确，但在那天凌晨，艾森豪威尔发布了进攻的命令。大约26小时后，第一艘登陆艇靠拢法国海岸，英美士兵冲上了诺曼底海滩。
战事大致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着。6月下半月，出现了一次大风暴，妨碍了军需的补给和部队的增援。同时，德国人始终顽强地进行抵抗。结果，盟军起先推进的速度比原来预期的要慢，尤其在东部卡昂地区，战线的推进实在缓慢得令人不耐。7月25日以后，战局有了新的变化，美军在圣洛冲破了德军防线，到达了未设防的地区，势如破竹地横越瑟堡半岛的基地，然后转向北面去攻击诺曼底后方的德军。这种快速和强大的攻势迫使德军狼狈地撤退到塞纳河东岸。8月里有好几个星期，许多人都认为德军遭到这样的挫折后，再也不能恢复元气，甚至暂时恢复也不可能。(50)英美高级官员和将领们都认为，到圣诞节，欧洲战事就将结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制定了正式的计划。(51)
（三）对日战争
到1943年11月，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已经从珍珠港遭到的损失中完全恢复过来，航空母舰已经比战争爆发时增加了3倍以上。另一方面，日本海军则不能维持其1941年的实力，事实上，某些等级的军舰已经减少。(52)结果，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优势越来越明显。日本海军被迫避开海战，躲藏在仍由日本占据的广阔的弧形海岛基地后面。从西太平洋海岛和环形珊瑚岛上基地起飞的日本飞机可以威胁美国舰队。因此，在准备进攻日本海岸之前，美国必须在太平洋地区占领足够的岛屿，以便建立自己的基地。当然，并不需要夺取日本占据的所有岛屿。一旦防御圈被冲破，美机便可以使附近的日本基地失去作用，并保护舰队再向西面逼近日本。这样将使留在后面的日本守军与本土失去有效的联络，他们的攻击能力便会变得微不足道了。
美国海军在能够这样向太平洋发动进攻之前，必须发展两栖攻击的新方式和新装备。海上的空军力量一定要敌得过以陆上为基地的空军力量，并且能胜过它。在设防的海滩上登陆之前，登陆艇不得不远涉重洋运到这里。美国过去从未进行过这种战争，因此美国人在掌握这种战术之前，必须解决许多技术上的困难，并且要克服重大的疑虑。
这种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塔拉瓦岛和吉尔伯特群岛附近的一些环状珊瑚岛，时间是1943年11月。在这几次战役中，美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进攻是成功的。1944年1月间，美国以类似的方式进攻了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岛，2月间又进攻了夸贾林岛以西600英里的埃尼威托克岛。这些攻击使美国成功地突破了日本的外围防线。
到1944年6月，美国的前进基地在那些新占领的岛上建立起来，并集结了足够强大的兵力，准备进一步突入日本的海上领域。1944年6月15日，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登陆。这次战役非常激烈，直到7月9日美军才攻克该岛。同月下旬，美军又攻下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和提尼安岛。这次胜利使日本本土处于空袭范围之内，尽管距离还是很远，(53)并且使美军突破了日本帝国的第二道防线。
舰载飞机对特鲁克岛和其他地方的日本主要基地进行了一系列空袭，这不仅是一种附带行动，实际上这使美军可以大步横跨中太平洋。那几次空袭非常成功，几乎完全消灭了中太平洋上日本空军的力量。因此，在7个月的时间内，尼米兹海军上将的部队从中途岛打到关岛，推进了3 000英里左右，并且到了离日本本土1 400英里的海面上。日本海上防务显得相当空虚。曾经在1942年显赫一时的日本空海军力量，再也无法与美国较量了。日本遭到了惨败，东条将军的内阁由于日军不能挡住美军而名誉扫地，终于在1944年7月18日辞职。
当美军在中太平洋取得胜利的时候，西南太平洋方面也取得了几乎同样惊人的胜利。麦克阿瑟将军的美澳部队沿着新几内亚海岸向菲律宾方向推进，同时由哈尔西海军上将指挥的舰队通过所罗门群岛向北推进。到1944年初，这两次进攻已迫近日本人在新不列颠岛上腊包尔的强大据点，使这个基地就袭击盟军来说已丧失作用。后来，美军又决定绕过腊包尔，因为那里集结着大约10万名日军。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在海陆空三方面联合发动了一系列作战行动，使澳军和美军到1944年7月30日已占领了新几内亚整个北部海岸的各重要据点。
当哈尔西的航空母舰这样配合麦克阿瑟的部队作战时，西南太平洋战事的性质马上起了变化。由于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可以提供空中支援，麦克阿瑟的部队不必再局限于部署在由陆上起飞的战斗机群的航程之内。因此，距离缩短了，麦克阿瑟的部队能够一次跃进400、600甚至1 000英里。(54)
太平洋上的重大胜利同对日作战中其他战场上不断的失望形成了对比。关于缅甸战场，按照第二次开罗会议的决议，(55)蒙巴顿必须放弃在缅甸日军后方进行两栖登陆的计划。可是他于1944年1月发动了他的缩短了的战役，沿着海岸再一次向若开推进。
同时，在缅甸北部，史迪威将军接过了他在印度训练的中国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他的计划是要把日本军队从打算修建的雷多公路（后来改称史迪威公路）赶回去。根据计划，雷多公路将在密支那同旧的滇缅公路连接起来。盟军控制区内的这段公路已经动工建筑。史迪威的部队得到两支突击队的支援，其中一支美国小分队叫做“梅里尔掠夺者”，另一支是由奥德·温盖特将军指挥的一支较大的英国部队。这两支突击队进入了缅甸中部和北部，在史迪威将军的大部队前面成功地破坏日军的交通线。他们不打算与友军据点保持地面上的联络，而是依靠空投取得必要的军需品。这种尝试既危险代价又很高，但终于成功了。像以前那样，日军非常顽强地抵抗，直到1944年8月3日，密支那才被攻下。那时雨季来临，阻碍了地面的作战行动。雷多公路直到1945年才通车，缅甸战役的原定目标——恢复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陆上交通——就此实现了。那时对日战争的形式有了变更，而公路经过的地方又十分崎岖，这两个因素使这条公路的作用大为降低。只有少量军需品通过这条得来不易的公路输送到中国去。(56)
同时，日本人并不是无所事事地等待蒙巴顿来进攻。1944年3月，日军在缅甸中部发动攻势，进犯印度，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把英帕尔城四周平原上的英军主力部队截断。后来只有依靠种种非凡的努力，包括从缅甸南部空运一整师的兵力到英帕尔地区，才把日军击退。可是向中线如此增援后，想在南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不可能了。1944年6月，日军从英帕尔全面撤退。由于雨季已经开始，退却的日军遭到疾病和饥饿的打击，损失惨重。
1944年在缅甸取得的这些局部胜利，并未使中国的处境有多大改善。相反，偶尔从“驼峰”派遣飞机补给在缅甸作战的部队，反而妨碍了给蒋介石军队输送军需品。在缅甸北部，由史迪威指挥作战的中国军队表现得相当出色，这说明中国人经过训练和装备后，打起仗来能和日本人不相上下。但是这并不能改善中国本身的局面，因为蒋介石军队显然既缺乏训练又缺乏装备。
按照1943年5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的决定，(57)在那年下半年飞越“驼峰”运往中国的军需品中，一半以上用于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远程轰炸机队。在华南接近日本的地方建造了大型机场，使日本处于B-29新型轰炸机的袭击范围之内。到1944年春天，准备工作将近完成。但是，当日本人认识到本土的安全受到这种威胁时，他们便发动了一系列地面进攻，旨在占领那些新建的机场。由于中国军队没有能力阻挡日军的前进，1944年4月至9月期间，那些机场在可以使用之前就被占领了。
日本在中国的胜利给了美国所抱的希望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战争的初期起，美国的太平洋作战计划就规定中国要担当重大的任务。美国人曾认为，他们可以指望经过正规训练和配备的中国军队来击败日本的大部分地面部队。在1944年的春天和夏天，这种希望成了幻想。中国军队的作战效能并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蒋介石把他的大部分军队布成一道屏障，以防备正在华北作战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美国力求改变中国人管理和训练军队的传统方式，但蒋介石加以抵制。事实上，美国想把中国变成强大的抗日同盟军的梦想已经破灭。
对日作战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重申的俄国愿意援助的诺言。美国人急于在远东着手准备合作。他们的主要计划是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起美国轰炸机的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日本。如上文所述，(58)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曾告诉罗斯福，他目前还无法肯定是否能作出这种安排，必须先同他的下属商议。1944年2月2日，斯大林通知美国大使，一旦俄国向日本宣战，美国可以在西伯利亚建立一支战略空军。同时，必须建造可以接纳重型轰炸机的机场。4月间，斯大林添了一项条件：苏联空军也应当使用美国供应的飞机来参加对日本的战略轰炸。美国同意了这一点，但试图就美国在西伯利亚建立空军基地一事先达成明确和具体的协议，然后在这个先决条件下，再向俄国输送重型轰炸机。美国人建议由他们自己指挥6个空军大队，由苏联指挥4个大队。这种不均衡显然有损俄国人的自尊心，因为他们认为从自己本土出动作战，他们竟被贬低到从属的地位。结果，到1944年夏天，双方还没有达成具体协议。但是美国人仍然抱着希望：到头来总会产生一些结果的。(59)由于在中国的空军基地即将损失殆尽，西伯利亚的基地似乎越来越有必要。甚至在7月份攻下塞班岛后，那个岛似乎也不能作为向日本进行毁灭性空袭的有效基地，而美国人则深信，这种空袭是击败日本的必要手段。
1944年的头几个月，对日作战的局势变化很大，这越来越说明战略计划需要作根本的修改。俄国是一个新的因素。中国显然不能承担1943年的计划所派给它的任务。英国军队在缅甸推进的速度又很缓慢。然而美国横跨太平洋的进攻却开始显示出意想不到的前景，即有希望取得决定性的效果。
当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未来的作战方案同尼米兹海军上将提出的方案发生冲突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密切地注意到对日基本战略这一总的问题。1944年2月11日和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并讨论了上述对立的计划，可是没有作出明确的长远的决定。(60)3月初，事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迫切的问题是麦克阿瑟和哈尔西之间的争吵。两个司令官都想控制新近打下的马努斯岛。(61)除了这项个人的争吵外，还存在着尚未解决的关于战略的基本问题。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仍然各自坚持自己的计划。麦克阿瑟想夺取菲律宾作为向日本本土进攻的主要根据地，尼米兹则强调应绕过菲律宾。
这场争论中交织着种种情绪。麦克阿瑟念念不忘巴丹半岛，渴望履行他留别的诺言：“我将回来。”对菲律宾人的民族责任感也是争论中一个真正的因素。况且，菲律宾战役必须是大规模的，需要相当强大的地面部队，最好通过西南太平洋来进行。这样，陆军和麦克阿瑟就将担任显要的角色。相反，尼米兹的计划含有把中太平洋的基地作为中间集结区的意思。有些海军人士认为，只要夺取几个靠近日本海岸的小岛，便能通过海军封锁和空军攻击的办法把日本扼死，因此不必采取任何大规模地面作战的方法。当然，在这种战役中，海军将担任主要角色，尼米兹将负责指挥。
1944年3月11日，这个争端上报给罗斯福，但是总统无意插手。他声称，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应当自己解决有关马努斯岛的争论，而且他们都是专家，应有能力选择最好的战略。翌日，即3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他们决定，当麦克阿瑟的军队从南面进攻菲律宾时，尼米兹的海军继续横越中太平洋前进，向吕宋岛（菲律宾群岛最北面的岛）或者向台湾方向进军。此外，关于马努斯岛的争端，则是偏袒了海军而解决的。(62)
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太平洋地区发生龃龉，这也许促使罗斯福认为应该到那个战区去视察一下，亲自与两位意见对立的司令官进行商谈。1944年7月21日，他乘船去夏威夷。一星期后（7月28—29日），罗斯福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这次商讨时大家都心平气和。尼米兹同意，光复菲律宾将是值得做的事情，并且答应派遣他的一部分舰艇去支援和运送麦克阿瑟的进攻部队。麦克阿瑟也向海军作了一点让步：他表示同意,或许没有必要使用地面部队向日本本土发动全面进攻。事实上，对日本本土进攻的方案早已拟定就绪。华盛顿的美国陆军当局曾坚持认为，在日本的溃败还不能确定之前，进攻日本几乎是完全必要的。这次在夏威夷，陆军的方案暂时被搁置起来，且待海军的封锁和空军的攻击证明不足以迫使日本投降时，再予采用。(63)剩下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究竟是先由麦克阿瑟去进攻菲律宾，还是先由尼米兹去进攻台湾。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决定，因为从当时看来，在1945年以前要进行这两个战役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的。(64)
太平洋未来的作战计划已经拟定，但是英国如何参加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不要英国的帮助。他们向罗斯福说明，已经具备了原定作战计划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麦克阿瑟表示担心，一旦英军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登陆以后，他们将会设法控制那些岛屿。麦克阿瑟又声称，既然美国承担了菲律宾和其他地方的作战任务，荷属东印度群岛将会瓜熟蒂落，不应当让英国人去享受由于解放这些岛屿而带来的荣誉和物质利益。但是，美国人并不确切知道，英国人在今后对日作战中承担什么义务的问题上将提出怎样的建议，因此关于这件事，没有作出任何决定。(65)罗斯福总统在访问了阿拉斯加之后，于1944年8月12日返回美国。
美国的太平洋作战计划现在是确定不移的了。美国人已经向俄国人和中国人讲明他们两个国家应承担的任务：两国应共同对付亚洲大陆上的日本军队。正如英国在对日作战最后阶段的任务需要予以澄清那样，俄国和中国之间的未来关系也需要予以澄清。这些问题后来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1944年9月）和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上获得解决。
这些问题都不是无关宏旨的。可是实际上，从严格的军事观点看来，对日作战的最后战略方案已于1944年7月底在华盛顿和夏威夷拟定就绪。对日战争的未来进程将同德黑兰会议以后对德战争的进程一样明确。如果说在对日作战的计划中联盟的因素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那不过反映出盟国之间先后参加对日作战的兵力没有真正均衡地调配。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对日战争被认为是美国专门关心的事。美国某些显要人士也希望把它视做本国的事情。美国人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同日本有私仇要报，在解决时不要外国干预。中国和缅甸战场上的失败和失望情绪更加强了这种心情。但有一点是奇怪的、不合情理的，美国人一面不要第三国干预，一面又责备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没有能像麦克阿瑟、史迪威与李海这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作战中尽它们应尽的一份力量。(66)如果同对德作战中盟国的紧密合作相比，对日作战中盟国的合作则被地理环境、人物性格和美国的这种态度搞得脆弱无力，很不圆满。
第二节 政治问题
（一）三大国的基本政策
德黑兰会议探讨了胜利后必将产生的许多政治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会后的几个月里，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同时，由于主要盟国各自采取不同的政策，它们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英国和俄国在波兰问题上意见不一，在巴尔干问题上也相互猜疑地留神提防。在这些问题上，美国通常总不沾边，对棘手的决定能拖则拖。关于法国、意大利、近东的石油和印度的未来等问题，英国和美国的意见也不一致。在这些问题上，苏联大都保持莫测高深的冷淡态度。
大同盟之所以能保持团结，首先是因为无论在对德作战期间或战后，都有必要继续进行军事合作。其次，战争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希望并要求主要盟国在战后继续合作。有着这种亲密友好的背景，盟国之间在政策上反复出现的一些冲突，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中不过像针刺那样令人烦恼，有时几乎使人愤怒，但仅仅如此而已。大同盟已失去初期的某些光辉，但是完全失望的局面则要到1946年和1947年才出现。
除了影响盟国之间和睦的各种局部冲突外，还存在着一个总的问题：战后世界的政治地理和性质将会是怎样？美国和俄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英国则采取了中间的立场。
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指望建立一个世界组织，其中的会员国将接受民主自治的原则，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根据这个愿望，美国政府认为有理由在欧洲拒绝参加不合时代精神的争权夺利，而这种争夺看来已在英苏之间开始了。一般说来，美国政府试图把边界和政体等问题拖到战后再决定。罗斯福和赫尔希望，届时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将起作用，从而大大改变国际关系，用法律和多数表决的办法来代替传统的强权政治那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气氛中，他们希望并相信，波兰、意大利和其他地区的具体问题将会在满足了对国家安全、自由和正义的一切合理要求之后迎刃而解。
1944年上半年，有许多特殊因素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其中之一是罗斯福的健康问题。总统自1943年12月从德黑兰回国，到1944年5月间，患了慢性呼吸道感染，身体变得十分虚弱。4月里，他只得离开华盛顿，准备长期休养。在此期间，总统处理日常事务的进度放慢了，他的下属有时发现很难从他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67)
1944年是大选年，这也妨碍了美国的外交活动。像美籍意大利人和美籍波兰人这些选民团体，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均势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罗斯福认为，他不能很冒昧地得罪他们。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改组意大利政府，这一举动至少部分是想讨好意大利血统的美国选民。关于波兰问题，避免麻烦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1944年11月大选结束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并设法缩小已产生的问题，推迟作出任何可能失去人心的决定。(68)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罗斯福坚信，美国舆论不会永远支持参与欧洲事务。他估计，战后会出现1918年以后产生的那种反应，并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想积极参与解决战后欧洲的政治问题，这种政策会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遭到反对，而且可能还会影响到美国参加任何新的国际组织的问题。因此，采取一个适中的政策，即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更有效的国际联盟式的组织，并与主要盟国继续保持合作，这似乎是比较明智的办法，更有利于美国继续参与国际事务，更不易引起公众的反感。波兰和巴尔干那样的地区距离美国毕竟似乎还是很远的。(69)
最后一点，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外交工作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国务院来抓。罗斯福本人，在他的那些如霍普金斯那样的心腹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协助下，同美国的盟国进行主要谈判。德黑兰会议以后，霍普金斯患病，甚至在他恢复健康以后，大致有一年的时间，他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主要精力放在太平洋战略上，原则上避开战后的政治问题。国务卿赫尔也在生病，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医院里。他的下属不能日常同总统接触，因而根本无法使他听取他们的意见。由于没有来自政府最高领导的指示，他们很难推行任何积极的政策，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很难办到。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并不想这样做。美国外交人员在战前所怀有的那种想法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袖手旁观，批评其他国家的行为，以及在处理或建议一项行动时犹豫不决，这些都可以用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来加以辩解。一个大国执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时，负有行政上的责任，而对那些完全不习惯于担负这种责任的人来说，最自然、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保持消极，等待着实际上很少会下达的指示。
因此，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里，罗斯福周围执行美国战时外交政策的那些人，一般都对欧洲政治问题不感兴趣，或者由于人选不合适，或者因病不能全日工作，而且也没有一个机构或一套班子可以来接替他们。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财政部长摩根索突然参与国际事务，这表明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总统周围人手不足。在1944年大约有10个月光景，罗斯福没有一个亲信的顾问认真研究战后的特殊政治问题。而罗斯福有这样一种脾气：喜欢依靠自己的心腹来促使他下决心解决困难的问题，否则，他总是听其自然，大约指望船到桥头自会直。(70)
从1942年年初起，美国政府曾反复声明这样的原则，即在战争结束之前，对战后边界或政体问题不作任何最后决定。这种认为欧洲在政治上可以保持真空状态的理论表面上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是这一原则却能使美国官员经常回避作出决定。他们能聊以自慰的是：一切都是暂时的，在和平会议上，一切都会重新受到审议，既成的事实可以取消，自由民主的思想还会占上风的。上文所述的其他因素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犹豫不决的态度，而这个原则却支持了这种态度，仿佛这是有道理的。
1944年上半年，俄国政策的目的比美国政府的要具体得多。在这段时期中，俄国政府在处理事务方面从来不像美国那样明显地犹豫不决或消极被动。看来有理由设想，斯大林心目中的主要目标是：俄国无论如何要设法保卫自己，不再受德国在1914年和1941年发动的那种袭击。他深信，如果不采取预防性措施，德国的势力将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复活，再次威胁到苏联的安全，正如1918年德国被击败后重新恢复过来那样。(71)斯大林对德国的军威、人民的活力、技能和纪律性有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怀疑德国的民族性有改变的可能，或是在德国土地上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1944年8月，他向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说：“要使一个德国人接受共产主义就像是把一具鞍子放在母牛身上。”(72)
因此，斯大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必须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软弱的地位，而苏联则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未来的德国政府永远休想重启战端。要达到这个目的，看来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在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国家内，要建立亲苏的政府，将来俄国同德国发生任何纠纷时，可以指望它们和俄国站在一起。第二，要同英美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使它们不可能站在德国一边来反对苏联。
当然，斯大林不一定这样想。或许他仍然希望，作为战争的后果，欧洲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但是他在1944年的所作所为并不表明他认为可能爆发革命，也不表明他将用俄国的实力来煽动革命，从而冒同西方决裂的危险。总的说来，似乎可以断言，斯大林是坚守着布尔什维克的信仰的，不过他把它应用于遥远的将来，那时也许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已为革命铺平了道路，而苏联也有充分的时间从战争的损失中恢复过来。等待客观条件成熟再发动革命，这本来就是纯粹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最纯粹的学说。同时，俄国政府庇护着一批来自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流亡者，像列宁在1917年那样，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就去接过本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尽管人们对于斯大林对欧洲革命的态度有种种怀疑，但对于他的领土要求却是毫无疑问的。在战争时期，他一直声称，他于1939年和1940年从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并吞的土地是永远合法地属于他的，并声称，1940年并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已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要增强俄国在西线的军事安全，无疑是促使斯大林采取这一立场的重要原因。威望是另一个因素。斯大林只不过重申俄国对某些领土的主权，那些地区历来承认沙皇的统治，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革命力量还弱小的时候，被别的国家夺去了。此外，斯大林对战前波兰东部几个省提出领土要求，很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有必要安抚一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情绪。(73)至少，他是这样说的。(74)鉴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乌克兰和大俄罗斯之间存在的相当微妙的关系，斯大林说的或许倒是老实话。(75)
对于斯大林的政治纲领来说，不幸的是，他在东欧的目标和他同英、美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两者之间有着潜在的矛盾。美国在1940年和1942年对斯大林并吞波罗的海国家明确地表示反对，而且在正式场合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立场。(76)更为关键性的则是波兰问题。斯大林希望在波兰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可以指望它反对德国，支持俄国。他打算把德国领土移交给波兰，并鼓励波兰人把这些领土上的德国居民赶出去，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在波兰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这样既能补偿波兰以前割给俄国的东部几省的损失，又能在新波兰和德国之间造成永久的不可调和的仇恨。由于害怕德国的复仇，波兰人将无可奈何地被迫支持俄国，并接受俄国的支持。(77)
现在无法断言，当时斯大林对俄国邻邦中共产党的未来任务究竟作何打算。苏联政府几次否认对波兰或其他邻国有改革其社会秩序的任何企图。(78)斯大林于1944年10月对米科拉伊奇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波兰人。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波兰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接着，他又告诉他的吃惊的对话者：他将命令波兰共产党不要企图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79)我们不能确定，斯大林是否会如此坦率地讲过这些话，但是，从他的日常政策来看，在整个1944年中，他很希望同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处境相同的国家中的非共产党集团达成圆满的协议。直到1952年写本书的时候，这种政策证明在芬兰是成功的，看来在一段短时间内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获得成功。(80)或许斯大林希望，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战后将变得足够强大，可以通过在国内否决的办法来阻止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产生的反苏倾向。他对最近的将来所想望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如果我们这样说是公正地阐明了斯大林的目标（鉴于这方面事情的性质，只能加以猜测），那么他无疑希望，这些目标将为西方列强所接受。事实上，如果斯大林能说服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接受做他所指派给他们的角色，那么英美两国很可能已经同意斯大林的纲领了，但事实证明，如果他不用高压的干涉手段和粗暴地漠视民主政治的细节，他就无法达到这些目标。
在保持同西方列强的友谊和使俄国西部边疆在政治与军事上变得稳固这两个目标之中，斯大林选择了后者。他可能从未审慎冷静地考虑过而作出了这个抉择。他宁可坚持边疆的安全而逐渐失去英美的同情，他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等到发觉时已经太晚了。
我们可以设想，斯大林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随意破坏西方所信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原则。他大概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不过是陈词滥调，适合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胃口时，他们便加以利用，正如斯大林本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一样，或者利用，或者在需要时故意忽视。事实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可能更加低估了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实性。难道他不知道西方民主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遮羞布吗？难道他没有看出英美统治阶级为了自私的利益而操纵民意吗？
如果斯大林确实按照上述方式藐视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实性，那么西方对于1944年和1945年他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行动的反应，一定会使他大为吃惊。英国和美国曾经郑重宣布，它们愿意同俄国合作，可是现在它们却以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名义，支持俄国在东欧的敌人。这种行为只能说明，它们几乎不加掩饰地用宣传来攻击苏联，此外还能作何解释呢？除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次背信弃义的行为外，又能作何解释呢？
然而，这些事态的发展是缓慢的，俄国同西方的分裂现象在1944年仅仅是忽隐忽现。美国政策的消极性，尤其在关于东欧的问题上，或许促使斯大林认为，就美国而言，他将继续不受约束。在1944年，只有英国和温斯顿·丘吉尔是俄国实现其计划的严重障碍。
1944年英国政府想在欧洲政治方面起作用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英国民意和英国政府恳切地希望（像美国已直率地表示的那样）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将从战争中诞生。在这样的新世界里，主要盟国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一个国际组织的合法权力，将使国际政治的传统形式变得过时。况且，丘吉尔的政策中一条主要的原则是，要尽可能保持美国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坚决的支持。
但是，英国首相非常不信任俄国，他怀疑斯大林实际上是否会按罗斯福所希望的条件同世界各国进行合作。同时，他看出斯大林准备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因而担心俄国势力可能进一步扩张到西欧本身。防止这种后果的惟一可靠的方法是，在英美或在英国的势力下（因为美国人一直对这项计划不感兴趣），建立一个抗衡的国家集团。当丘吉尔考虑到纳粹占领时期出现的欧洲局面时，他必然想到军事安全、经济利益、国家威望，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认为必须在法国、意大利和西欧一些较小的国家建立比较倾向英国而不是倾向俄国的强大而稳固的、非共产主义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在俄国的陆军和英美的海空军之间建立一种均势。丘吉尔深信，惟有在这样一种均势的基础上，才能与斯大林保持合理的良好关系。(81)
在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政府谋求保持或恢复战前它所拥有的属地。提出英帝国今后应该解散的意见，使丘吉尔大为激怒。他毫不掩饰地抱怨美国人干涉英帝国内部宗主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1944年初，丘吉尔希望，通过将比萨拉比亚、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各国让与苏联，有可能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建立完全不受苏联控制的政府。当然，他并不想在沿苏联边境出现一个反俄的国家集团，然而他确实希望非共产党集团将在俄国本土以外的整个欧洲保持优势。
英国政府正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物色一些非共产党的，然而能为俄国接受的政治领袖。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丘吉尔认为，通过5月和6月间两国流亡政府的改组，他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人物。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自己似乎已经发现贝奈斯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却找不到一个合乎要求的人或集团。俄国人生怕西方再建立一条像20年代那样的“封锁线”，英国人则担心东欧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并成立卫星国政府，甚至干脆将东欧各国并入苏联版图。我们在1952年想起来有讽刺意味的是，双方害怕的事情大半都发生了，而各自所抱的希望却一点也没有实现。
德国仍然是促使大同盟保持团结的主要因素。无论俄国或者英国单独都没有力量防止德国的复兴和复仇。要防止这样的报复，看来战后仍需要合作。但是对如何处理战败的德国的问题，英国和俄国仍有分歧。丘吉尔关心的是，和约不要带有过分的惩罚性。他不希望把德国人搞得太贫困和悲观失望，以致变得信仰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斯大林却不顾德国人会受到怎样的苦难。眼下他需要德国的机器、人力和生产来帮助俄国恢复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他希望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变得十分虚弱，不会威胁到苏联。
其次，丘吉尔最害怕的是，美国在战后将放弃欧洲，让英国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可以与之结盟的欧洲国家去应付苏联。相反，斯大林对美国撒手不管欧洲事务的任何迹象自然会表示欢迎，只要他认为针对德国的必要的军事部署是由英苏两国的部队来负责，而不是由英、苏、美三国的部队来担任的话。
三大国在重要政策上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使英国处于难堪的孤立的地位。美国和俄国在第二战场问题上意见相同。在远东，美国准备作一些让步，以争取俄国的帮助来打击日本。在政治事务方面，美国对英俄两国不能消除分歧感到恼火，并为盟国之间出现新的裂痕责备这两个国家。罗斯福有这样一个看法：只要英国肯放弃在欧洲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按照美国的计划同斯大林打交道，那就有可能把斯大林争取过来，自由民主的原则便将占优势。
由于英国在一切方面同美国接近得多，所以英国不听美国的意见比俄国在东欧寸步不让地追求本身的利益，更加激起美国的不满。说到底，如果连英国人都不能被说服把希望寄托于罗斯福所设想的美好的新世界上，那么对俄国人还能有什么期望呢？因此，恰恰由于英美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美国对英国格外不满。总之，丘吉尔觉得自己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他既渴望先发制人地遏制俄国，又急切地想使美国人改变态度，同意他对战后政治问题的看法，结果却一无所成。
（二）解放前夕的欧洲
盟国之间基本政策的分歧不久就反映出来了。1944年1月4日，德黑兰会议结束才一个月左右，俄国军队便越过了波兰战前的国境线。当然，俄国人不承认已经到达什么边界，他们很平和地认为，波兰边境离他们前进的部队还有100英里左右。可是，在波兰流亡政府看来，情势已经变得相当紧迫。如果他们打算收复1939年被苏联侵占的东部几个省，他们决不能承认俄国的要求。
结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于1944年1月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自己有权治理解放的地区。(82)俄国人迅速给予答复。1月11日，塔斯社发表了一项声明，断言把它所谓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地区并入苏联是正当的。同时，塔斯社声明说，苏联政府并不认为1939年的边界是“不可变更的”。它还建议，订立一项俄波互助反德同盟是可取的，并且主张以牺牲德国的利益来补偿波兰在东部的损失。(83)尽管这项声明中有些讨好波兰爱国者联盟的话，同时还抨击“波兰流亡政府”未能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斯大林仍然希望同伦敦的波兰人达成协议。1944年1月初，他利用贝奈斯的调停，把有关未来边界的建议递交给伦敦的波兰人。这项建议允许在寇松线的北段作些变动，以讨好波兰人。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尽力想说服波兰人接受这项合乎德黑兰会议制定的方案的俄国新建议。(84)
然而，伦敦的波兰人却坚决不答应，他们不同意放弃相当于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所拥有的1／3以上的领土。1月14日，波兰流亡政府答复了俄国人，毫不妥协地拒绝承认“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关于波兰共和国的领土的既成事实或单方面的决定”。这项声明并向英美两国呼吁，要求协助解决他们与俄国人之间的争端。(85)
三天之后，即1月17日，俄国人作了一个侮辱性的答复，其中断然声称：“苏联政府不能同已经与之中断外交关系的政府进行正式谈判。”声明进一步谴责伦敦的波兰人拒绝承认寇松线和不愿同苏联建立睦邻关系。看来这个声明关闭了直接谈判的大门。(86)
在上述情况的背景下，发生了俄英两国战时关系中最离奇、最神秘莫测的事件之一。1944年1月17日，《真理报》在“开罗的谣言”这一标题下刊载了一则简短的电讯，署名是《真理报》记者，日期是1月12日。报道中说：
据来自希腊和南斯拉夫可靠方面的消息，不久以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海滨城市，两位重要的英国人士同里宾特洛甫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其目的在于阐明对德单独媾和的条件。据推测，会议并不是毫无结果的。(87)
英国政府立即毫不含糊地辟谣。莫斯科电台沉默了一天以后把〔英国〕辟谣的声明广播了，辟谣声明后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但同时刊登一篇引自伦敦一份报纸的报道，提到德国通过安卡拉向英国求和。这实际上削弱了英国政府辟谣的作用，使人们相当怀疑英国政府的信用。
这篇报道的发表在英国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在苏联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同时还刺激了美国新闻记者，使他们对俄国可能有的意图进行种种猜测。但是事实很快证明，这篇报道并非通过正常的新闻渠道来自开罗，因为开罗的新闻检查没有通过这项消息。德国新闻界却急切地引用了这条消息，以证明盟国的不团结。1月22日，德国海外通讯社发表了一则来自驻土耳其的一位瑞士记者的报道，说德国向英国提出了8点和平建议。(88)对此德国既不证实也不否认。此外，又有来自斯德哥尔摩和巴塞尔的报道，暗示德国试图通过谈判与俄国单独媾和。(89)显然，英国和美国竭力使人们对这件事不加渲染，因此一星期后所有盟国的报纸都不提此事了。
我们无法知道俄国究竟为什么要把来自开罗的这则报道刊登在《真理报》上。当时有三种假定：或许俄国人很重视这种谣言，希望能查明其中可能具有的任何实情；或许他们采取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想使英国在进一步商谈波兰问题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再不然第三种假定是，或许俄国人正在为他们自己同纳粹单独媾和准备条件。(90)
当时记者们不了解一个事实：英国人那时正在主张最好把诺曼底登陆日从5月1日推迟到6月初。(91)俄国人没有正式接到通知，但是似乎可以相信，他们可能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机构获得丘吉尔在提出什么建议的消息。这种不愉快的情报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使斯大林或是他的一个下属决定发动这场心理攻势。
不管俄国人的动机是什么，《真理报》上的这个报道给英俄关系带来了不良影响。德黑兰各项协定带来的盟国友好的时期突然结束，棘手的波兰问题仍然使局面动荡不安。丘吉尔断定，如果能尽人事来解决问题的话，解决斯大林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了。1月20日，当《真理报》的报道引起的轰动仍在高潮时，丘吉尔亲自来处理他患病期间和到地中海去时艾登曾经极力主张的那件事。他劝告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接受他和斯大林在德黑兰商讨过的那些建议，至少可以把它作为同苏联政府谈判的基础。波兰总理要求有充裕的时间同波兰国内的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磋商。如同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波兰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拒绝任何妥协办法，美国的答复则是含糊的。(92)在伦敦的波兰人抱着得到美国援助的希望，自己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决定坚持不屈。他们断然拒绝以寇松线作为他们祖国未来东部疆界的基础。
当波兰人于2月15日把这个决议通知丘吉尔时，他对波兰流亡者不切实际的行为大为生气。一星期后，即1944年2月22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公开赞成把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边界，并表示这样的意见：俄国要求合并那条线以东的旧波兰领土是合理的和正当的。(93)
丘吉尔对波兰问题感到的烦恼肯定由于在意大利同时发生的困难而毫无减轻。1943年11月，有关各方曾一致同意，关于意大利政府的政治决议应推迟到占领罗马后再行作出。这个协议是在盟国仍旧指望在圣诞节以前攻下罗马时达成的。当这个希望变得渺茫以后，意大利国内反对国王和巴多里奥的政治团体加强了反政府的活动。1944年1月28—29日，政界人士在巴里开了一次大会，一致决定国王必须逊位。三天之前，美国国务院重新开始全面讨论这个政治问题。当时，国务卿赫尔通知意大利咨询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意大利政府应进行改组，应当说服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逊位。(94)
这一行动激起丘吉尔的强烈反对。他不信任那些要国王逊位的人，尤其因为共产党人在他们中间非常活跃。他希望战后意大利将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保守派将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强大的力量。但是丘吉尔同美国人争论时，不能随便表示这种意见。他只得从军事方面摆出自己的论点：如果迫使国王逊位并推翻巴多里奥，那可能引起意大利官兵的不满，因为他们都是追随国王参加盟国阵营的。因此，美国所建议的改组可能不利于盟国作战。丘吉尔又提议，这个问题应暂时搁置，等到占领罗马之后再谈，届时将有充分时间仔细研究并作出妥善的安排。1944年2月10日，经过长久的电报往来，罗斯福同意了丘吉尔的主张，指示国务院在最近期间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意大利政府改组的行动。(95)
当波兰和意大利问题陷入僵局时，丘吉尔决定要使自己与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惟一的方法是再举行一次会谈。由于安齐奥之役的挫败，丘吉尔没有达到他原来满怀信心地预期的结果。此后，进行地中海战役还是“霸王”行动这个军事问题变得尖锐了。(96)在丘吉尔看来，这至少同政治问题一样重要。2月7日，他向罗斯福建议早日举行会谈，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总统却拒绝了。美国人认为，德黑兰会议以后，军事问题已完全解决，因而不愿再讨论。罗斯福这时身体不好，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太平洋战区。结果，丘吉尔的建议一无所获。他的建议遭到华盛顿的冷淡，反映出英美关系的日见紧张。(97)
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4年2月10日同意暂时推迟意大利政府的改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2月下半月，由6个反对巴多里奥和国王的意大利政党组成的委员会或者称为政务会的组织，向盟国递交了一项改革意大利政治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国王逊位和改组政府，以便使所有非法西斯的政治团体都可以参加内阁。丘吉尔于2月22日公开出面支持国王和巴多里奥，在下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赞扬他们并恣意嘲笑意大利的反对派。(98)但是就在第二天，美国政府竟然赞成了由政务会提出的改组意大利政府的计划。(99)
这件事促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以后的3个星期里，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意大利问题上长久地电报往来，有时争论得很激烈。罗斯福指出，原先达成的在占领罗马之前支持巴多里奥的协议，是在预料很快便可攻下意大利首都的情况下达成的。在企图突破德军防线打到安齐奥和罗马的第二次进攻失败以后（1944年2月15日至3月），罗斯福便认为改组意大利政府的行动不能再拖延了。丘吉尔却责怪罗斯福不遵守协议，在意大利问题上不支持他，并指出，当美国人同达尔朗的关系发生类似的情况时，他曾忠实地支持过他们。(100)
事实上，丘吉尔受到美国人、意大利的反对派和他本国的总司令三面夹攻。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暂时给他解了围。1944年3月13日，苏联政府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了巴多里奥政府。接着在4月2日，意大利共产党在政策上作了显著的大转变。在意大利投降后的几个月里，意大利共产党是同反对国王和巴多里奥的那些党派站在一起的，但是当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从莫斯科回来，接过党的领导权后，他完全改变了共产党的路线，提出支持巴多里奥政权，并表示君主政体的问题应留待将来举行制宪会议时再解决。政务会内过去共产党的伙伴为之目瞪口呆，而巴多里奥政府却显然得到了新生。(101)
苏联同巴多里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事使英美大吃一惊。事先，俄国并未同它们商量过这一问题，因此两国都认为斯大林无礼地漠视了意大利咨询委员会，而当初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俄国、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要求，使它们在意大利事务方面有发言权。(102)英美在向莫斯科提出外交抗议的同时，也向巴多里奥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尽管英美根据法律观点争论说，巴多里奥无权同其他政府建交，西方盟国还是毫无办法改变这项新的安排。
俄国政府究竟为什么要对意大利采取这些行动是不得而知的。莫洛托夫向美国人辩解说，俄国在外交上承认巴多里奥政府的理由是：西方盟国在处理意大利问题时没有考虑到俄国。(103)既然意大利咨询委员会实际上已无实权，这就可能促使俄国人采取这种行动。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即俄国人暗中打算与英国做一笔交易：如果英国愿意支持俄国对波兰的政策，苏联人愿意在意大利问题上礼尚往来。(104)
看来斯大林心中至少可能有过这一类的打算。自从2月22日丘吉尔发表演说，赞成把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疆界后，英国和俄国就波兰问题达成协议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了。在斯大林看来，必要的是，丘吉尔应迫使在伦敦的波兰人接受协议。但是在伦敦的波兰人决不是一味对丘吉尔俯首帖耳的。光是议论并不能说服波兰人，使他们感到自己对战前波兰东部几省的领土主张是不合理和不正当的，而丘吉尔又不愿采取激烈的强迫手段。
相反，他设法向斯大林解释波兰人的观点，并建议，波兰疆界争端的最后解决应当留待未来的和平会议去处理。(105)斯大林认为这是企图不遵守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1944年3月23日，他以强硬的措辞打了一份电报给英国首相，责备他不守信用。斯大林说：“我毫不怀疑，如果你继续坚持你在德黑兰会议上的立场，同波兰流亡政府发生的纠纷早已解决了。”他又说：
你在3月21日的来电中表示，将在下院发表声明：所有关于变更领土的问题，应推迟到战胜国召开的和平会议举行之后，在这以前，你不能承认用武力造成的任何领土的转移。……
你可以在下院发表任何演说。这是你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发表这样的演说，我将认为你对苏联作了一件不公正和不友好的事情。(106)
丘吉尔面对这样的威胁，决定暂时中止促使俄国同波兰达成协议。(107)他以公开的方式作了温和的答复，在3月26日的广播中称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他在东线指挥作战方面”促成了“团结和一致，这对苏联和所有它的盟国都有极大好处”。(108)
就在丘吉尔以这种方式放弃了他对波兰问题所持的立场后，意大利共产党作了惊人的大转变。虽然意大利共产党选定支持巴多里奥的时刻或许同波兰事务并无关系，但至少有这样的可能性，即斯大林要让英国人明白，只要丘吉尔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坚持你在德黑兰会议上的立场”，促使在伦敦的波兰人听话，那么事情便可以多么顺利地解决。
同时，俄国由于1944年1月通过贝奈斯递交给波兰流亡政府的提议遭到拒绝，便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计划，以对付由于波兰人的不妥协态度而造成的问题。他们的策略是想得到美英两国政府的支持，设法变更波兰政府的人员，从而可能达成符合斯大林的条件的协议。1月17日，苏联发表了一项声明，直截了当地关闭了同伦敦的波兰人直接谈判的大门。(109)第二天，莫洛托夫打电报给美国政府，声称：改组波兰政府以容纳“民主人士”，是解决已产生的争端的必要条件。他于1月24日又建议，应由来自美国、英国和俄国的波兰领袖一起组成这样的政府。(110)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在1944年3月初邀请两位美籍波兰人，一个是奥斯卡·兰格教授，另一个是天主教神父斯坦尼斯瓦夫·奥莱曼斯基，去莫斯科进行磋商。他们于4月底抵达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斯大林在谈话中要他们两人安心。他告诉兰格，他没有干涉波兰内政的意图，但确实希望得到保证，未来的波兰政府将遵循一种对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111)斯大林告诉奥莱曼斯基神父，他支持宗教自由，并相信同教皇合作将是可能的。(112)
但是斯大林的努力没有得到什么建设性的结果。美国政府，也许还有英国政府，对于由像兰格和奥莱曼斯基这类人来组织一个新的波兰政府并不感兴趣。波兰流亡政府不愿跟他们两人打交道，认为这两个密使不是受了骗就是叛国分子。
正当丘吉尔同斯大林关于波兰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时（3月23日），他同罗斯福的关系也变得更紧张了，从而使丘吉尔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如上文所述，美国总统在波兰问题上并不支持丘吉尔，对巴多里奥的态度又同他意见不一。同时，在战略问题上，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主张在意大利作第三次突破德军防线的攻击，并放弃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准备工作而去攻克罗马。(113)美国反对这个战略。除了这些矛盾外，双方在3月里又在对法国和戴高乐的政策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当时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就解放后法国的管理问题起草给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114)都希望依靠戴高乐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授权该组织在行政上管理法国。然而，罗斯福仍然不信任和不喜欢戴高乐。他想指示艾森豪威尔，除维希政府外，可与任何受当地人民支持的法国团体作出安排。罗斯福认为，法国人民是否欢迎和信任戴高乐和他的委员会，这一点并不能肯定，因此在当局了解被解放了的人民的真正感情之前，先使艾森豪威尔的行动受到限制，这样做是不对的。(115)
鉴于艾森豪威尔是一位美国将领，给他的指示的初稿归美国政府办理。3月15日，初稿草拟出来了。但是丘吉尔却不同意，他提出要更坚决地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再次试图安排一次同罗斯福的私人会晤。当时法国、波兰和意大利等问题都很尖锐。是否要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军事问题仍然在激烈的辩论中。丘吉尔感到自己越来越孤立。他很想同美国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办不到的话，他准备与俄国人打交道，看看能获得什么成果。
因此，丘吉尔于3月底打电报给罗斯福，建议4月5日在百慕大召开会议。总统又拒绝了。当时罗斯福精疲力竭，几乎支撑不住，他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去南卡罗来纳州静养，以求恢复健康。就在这次休养时，罗斯福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心腹之一李海海军上将幽默地说，应当树立一座历史性纪念碑，上面刻着：在1944年，罗斯福像他的前辈麦迪逊总统于1814年所作的那样，逃出华盛顿以避开英国人。(116)这个笑话并不是无的放矢。罗斯福在生病，脾气急躁，不希望丘吉尔或是任何别人打扰他，但是后来随着健康的好转，精神也振作起来了。总统在5月6日返回华盛顿时，几乎同以前一样健康了。
自从德黑兰会议以后，盟国之间真诚的关系一直在冷下去，到1944年3月下旬和4月初降到了最低点。此后，情况开始好转一些。例如，艾森豪威尔能够于4月8日正式把进攻欧洲大陆的日期通知俄国人。同时，英国积极备战的情况必然使俄国人相信这次不会再推迟了。(117)俄国在意大利的行动和英国在波兰问题上的沉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国政府的紧张关系。同样，关于法国问题，俄国人和法国共产党人都像英国政府那样支持戴高乐。(118)
4月里，美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也趋向缓和。4月7日，新任命的副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和国务院官员一行到达伦敦，以便讨论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问题，这是代替另一次丘吉尔—罗斯福会谈的。直到5月4日，斯退丁纽斯才返回华盛顿。他的工作虽然成绩不大，却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国务院的主要官员可以与英国人进行磋商。即使结果是双方同意保持不同的意见，但气氛却澄清了。
虽然如此，英美两国对意大利、法国和波兰的政策仍然很不协调。英国政府同斯大林能达成有深远意义的协议，而同罗斯福与美国国务院却不大能做到这一点。5月底当赫尔和罗斯福第一次得悉英俄两国已商定将巴尔干各国划入各自的“行动范围”时，美国政府才很强烈地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这种安排是由于红军胜利进入并越过乌克兰，在军事形势方面迅速造成了变化而作出的。3月29日，俄国军队在占领比萨拉比亚后抵达了普鲁特河，从而到达了苏联和罗马尼亚在1940年的边界。接着，红军又马不停蹄地渡过河，乘胜前进，占领了雅西城周围的一小片罗马尼亚领土。1944年4月2日，莫洛托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这一成就，并指出，苏联并不企图并吞罗马尼亚的领土，或者“改变罗马尼亚现有的社会秩序”。(119)这项声明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它向全世界宣布比萨拉比亚是苏联的一部分，罗马尼亚未来的国境线将是普鲁特河而不是德涅斯特河。另一方面，它必然想使西方盟国不要为苏联的意图担心，或许也想安抚一下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因为看来他们已经不愿继续站在德国一方作战了。(120)
但是这种声明却不足以使丘吉尔放心。他不愿看到俄国用刺刀在巴尔干各国扩展势力。他预料到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将不感兴趣，因此决定单独采取可以采取的行动。丘吉尔决定应做两件事。首先，要加倍努力来改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流亡政府，使两国在解放后不会有发生内战或共产党政变的危险。其次，同俄国人达成谅解，为两国在巴尔干划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如上文所述，(121)丘吉尔采用了高压的手段，分别于5月和6月成功地改组了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经过这样的改组，他有一定理由可以希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法西斯的军队和流亡政府之间的公开冲突是能够避免的。
当这些步骤接近完成时，艾登于1944年5月5日向俄国驻伦敦的大使提出了双方在巴尔干划定行动地区的问题。(122)在这次和以后的几次会谈中，商定的分界线相当简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将是俄国的行动范围，希腊和南斯拉夫则是英国的行动范围。1944年5月18日，俄国人暂时同意了英国的建议，同时询问英国，是否同美国进行过磋商，如已谈过，美国的意见怎样。事实上，丘吉尔事前并未同罗斯福商讨过这一问题，即使在俄国人询问之后，也并不急于这样做。无疑，过去几个月中美国人一再拒绝和反对丘吉尔的建议，使他很不高兴。他很明白，英国向俄国所建议的这项安排是不会很轻易地得到美国同意的。
然而，丘吉尔还是于1944年5月30日训令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同赫尔磋商这个问题。这一次，哈利法克斯只谈到希腊和罗马尼亚。他煞费苦心地解释英国所提出的这项协议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只适用于军事行动以及同军事行动直接有关的民政事务。赫尔强烈地反对整个计划，因为他从该建议中识破了强权政治和划分势力范围的马脚。丘吉尔遭到这次挫折以后，直接同罗斯福商量这一问题。他在5月31日又谈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再次着重阐明这是暂时的安排，并且强调说俄国人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
罗斯福没有立即同意。他把丘吉尔的电报转给国务院，但是正当国务院官员在草拟复电时，丘吉尔于6月8日又打来了一份电报，其中初次谈到除希腊和罗马尼亚外，(123)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也将由英国同俄国划分。6月10日，美国的答复终于拟就了。美国建议，关于巴尔干事务，应成立一个协商委员会来解决，而不是由英俄两国去安排。这一次轮到丘吉尔说“不同意”了。翌日，即6月11日，丘吉尔拒绝了美国的建议，说它太笨拙，同时又利用罗斯福的虚荣心，提出建议说，这个问题由他和罗斯福亲自处理，可能会比委托一些平庸的官员组成委员会来处理要好得多。丘吉尔又建议说，他和俄国人拟定的安排应该先试行三个月，如果不行，可以放弃。
当时赫尔因病不在华盛顿。罗斯福决定准备接受丘吉尔的建议。但是，他认识到赫尔反对势力范围的看法多么根深蒂固，便采取了回避困难的办法，没有把他所采取的步骤通知国务卿。结果，赫尔回到华盛顿后，又着手起草一份照会，进一步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发出后，6月26日，美国驻希腊流亡政府的大使告诉赫尔，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这项交易（美国大使是从英国大使那里得悉的）。赫尔于是向罗斯福提出这个问题，但很迟才收到一封信，获悉罗斯福已如何处理了这件事。(124)由于罗斯福不愿同国务院一起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又不喜欢把令人不快的消息告诉亲密的朋友，因而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正常联系的脱节，这件事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而已。
对于美国政府内部的混乱，英国人一定感到几乎难以置信。当丘吉尔接到国务院批评巴尔干协议的照会时，他作了强硬的答复，并辩护说，他先同俄国人谈判、再同美国人商议的行为是恰当的，他责备罗斯福在某些问题上也是越过了他而同斯大林打交道的。在这一点上，丘吉尔是很有道理的，因为6月初，罗斯福曾经直接与斯大林交换过关于波兰问题的意见，并没有把他所作的事通知英国。于是6月26日，罗斯福给恼怒的英国首相写了一封道歉信，声明他们两国必须在一切有关作战的问题上保持和谐一致。
同时，华盛顿与伦敦发生纠纷的消息已传到了莫斯科。7月1日，俄国人直截了当地询问华盛顿，美国人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7月15日，国务院给予答复，承认美国政府赞同巴尔干的这项安排，但强调先试行三个月，并重申不应划分势力范围的这项总的原则。此外，美国在照会中还声明，美国在巴尔干的利益将丝毫不受英俄两国协议的影响。(125)
这个答复显然使这项协议丧失了许多价值。如果美国人保留权利，可以在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里阻碍英俄两国的计划，那么英俄划分行动范围的基础就不巩固。真正需要的是一项三国协定。在1944年夏天和秋天，英国和俄国作了种种努力，一直企图说服美国在巴尔干支持它们的行动。直到10月，美国才被说服，勉强同意签署一项明确的议定书。(126)
可是英国和俄国都不放弃5月间达成的临时协议。事实上，在某些紧要的时刻，两国政府倒是按照这项协议的精神办事的。例如，1944年夏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派遣使节，要求英美出兵同红军抗衡，英国人就不肯积极干预罗保两国的事务。俄国在1944年8月给予报答，劝告希腊共产党参加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127)尽管由于美国的反对，英俄两国没有签订任何正式的协定，但它们的实际行动还是表明，从1944年5月以后，这些巴尔干国家似乎已经由它们两国划分定了，希腊和南斯拉夫归英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归俄国。(128)
在4月、5月和6月间，巴尔干问题再一次变得十分突出，但这并未使英美停止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政治活动，它们在那里的政策和先前一样，仍然互相抵触。俄国对意大利和法国的政策一般是消极的。尽管在3月和4月间，俄国在外交上承认了巴多里奥，意大利共产党又公开表示支持他，这种戏剧性的行动并不能抵消来自美国政府和意大利人本身要求改变意大利政权的压力。(129)
自从4月初意大利共产党的态度大转变后，巴多里奥开始同各个反对党的领袖和盟国当局进行商谈。结果，盟国于1944年4月12日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一旦盟军占领罗马，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就将放弃权力，任命王储为“王国的摄政”。4月21日，巴多里奥就任新内阁的总理，所有的反对党都参加了内阁。(130)
英国人希望，通过给予美国人和意大利反对党这样的让步，可以使意大利的政局在攻克罗马后保持稳定，王储洪贝特就能顺利地继任他父亲的王位。但是事实上局势并未那样发展。1944年6月5日，盟军攻克罗马。按照4月12日的协议，维克多·艾曼努尔立即把宪法赋予的君权交给他的儿子。于是洪贝特要求巴多里奥组织新的内阁。但是罗马的意大利政界人士拒绝接受他。因此在6月9日，伊凡诺耶·博诺米成了总理。(131)
丘吉尔看到局势这样变化，勃然大怒。他生怕意大利新政府会排斥社会上的保守派。6月10日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抨击那批接收意大利政府的“渴望掌权的老政客”，并提出，既然意大利人事先没有同意大利咨询委员会商量过，这个新内阁就不应得到盟国的承认。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回答说，如果不尽快使博诺米内阁行使职权，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看来木已成舟，无法改变，丘吉尔最后只得同意了。(132)
意大利政局混乱造成的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美国观点的一次胜利，可是法国的局势却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尽管罗斯福不信任戴高乐，戴高乐将军的实力却越来越强。1944年3月26日，戴高乐公开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为法国临时政府，旋于5月15日又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名称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吉罗将军由于针对他作为法军统帅的权力引起了一场争论，随后即于4月14日辞职。他的被排除出去巩固了戴高乐个人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133)
英国政府尽力设法加强戴高乐的地位，为他的组织和法国各抵抗团体之间提供联络工具，并站在戴高乐一边同美国人争论。除了戴高乐之外，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其他可以与之打交道的法国当局了，因此他只得同临时政府的代表安排军事上的联络。然而罗斯福却始终反对任何有关行政方面的协议，所以到诺曼底登陆那天，艾森豪威尔尚未作出任何安排。由登陆的前夕，罗斯福依然反对戴高乐作为法国临时政府的首脑，这几乎促使艾森豪威尔拟定的军事部署遭到破坏。在登陆开始后，戴高乐于6月10日公开宣称，关于法国的行政问题，他一直无法与盟国达成任何协议。(134)
美国政府无可奈何，只得让步。7月6日，戴高乐正式访问了华盛顿，他在那里的言行非常得体，甚至使某些最敌视他的人也得到较好的印象。(135)况且，事实证明戴高乐在法国内部没有什么劲敌，共产党人已接受他的领导，其他的抵抗团体和人民群众也是如此。结果，罗斯福和赫尔于1944年7月11日承认戴高乐和他的委员会为法国人民事实上的代表。(136)经过漫长的时间，戴高乐想成为公认的法国政府首脑的雄心即将实现了。
盟国同欧洲中立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造成英美摩擦的另一个原因。一般说来，美国想采用较为强硬的手段去促使爱尔兰、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等国同德国断绝贸易和其他关系，而英国政府则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在西半球，英国不愿支持美国对阿根廷采用高压的手段。(137)不过这些分歧还是次要的事情，并不涉及最终目标的分歧，只是对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已。
关于西欧较小的国家和它们的解放问题，1944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困难。在盟国看来，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等国的流亡政府显然具有合法的地位，这些国家内抵抗运动的组织也承认流亡政府的领导权。因此，解放的问题基本上是技术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盟国军事当局同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等国流亡政府的关系，是由5月16日艾森豪威尔签署的各个协定加以规定的。(138)
1944年6月6日进攻法国开始后，诺曼底的军事胜利大大改善了盟国的关系。长久的等待和忧虑终于过去了。英美联军开始投入战斗，俄国也发动了新的攻势来配合英美的进攻，这时盟国阵营内到处充满着一种深厚的感情，表示欣慰、自豪和早日获胜的信心。罗斯福的心情随着健康的恢复也好转了。到6月间，他也许感到过去几个月里对待丘吉尔相当简慢，特别在法国问题上面。至于丘吉尔，当他看到他原来极为担心的军事灾难没有出现时，他觉得十分安心，而且鉴于盟军进攻的威力，他感到非常乐观，甚至公开预言：在1944年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139)
斯大林也觉得高兴。他在6月13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像这样深思熟虑、规模巨大和行动熟练的壮举。……这件大事将作为一个极其辉煌的成就载入史册。”(140)苏联还有两个姿态也值得注意。6月11日，俄国政府公布了一份官方报告，讲明从战争开始后，英美和加拿大供给苏联物资的情况。这个声明不仅开列了所收到的项目众多的物资的数量，还说：“通过供应苏联上述宝贵的物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作出了贡献，有助于红军胜利地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祖国的土地，并促进了盟国的共同胜利。……”(141)苏联政府正式地、公开地承认西方国家给予他们的物资的规模和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个类似的姿态是，人民委员会命令全国于1944年7月14日隆重庆祝联合国家日。(142)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些姿态便可以证明斯大林及其同僚对于在欧洲终于开辟了期待已久的第二战场表示满意。这时，看来胜利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或许将很快到来。
诺曼底的胜利带来了一段相互友好、轻松愉快的时期，从而为进一步安排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第二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显然，胜利将引起如何处理德国的问题，以及如何在最短期间内动员最大的力量去击溃日本的问题。至少罗斯福想在三国协商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斯大林仍然像往常那样不很愿意。到6月底，看来已经很清楚，他不会同意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一次会议了。(143)
同时，丘吉尔一再催促要举行另一次英美会谈。但是罗斯福对于这样一次会谈是否会达到他心中的目的却没有把握。他的一些顾问担心，如果没有斯大林参加，他只同丘吉尔磋商，那会显得好像英美人在考虑问题时想把俄国排除在外。也有人说，同英王乔治三世的宠臣们过分接近，将对罗斯福的重新当选不利。(144)
尽管有这些争议，当丘吉尔于1944年7月16日急切地要求同罗斯福再举行一次会谈时，总统还是决定他应同意于9月中旬和首相在苏格兰会晤，商讨的事项中有德国问题和对日作战问题。(145)后来，这次会谈于1944年9月11日改在魁北克举行。
诺曼底登陆使盟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但是好景不常。到1944年6月底，当红军在中线重新发动攻势，开始进入无可争议的波兰领土时，波兰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几乎就在这次攻势发动前的最后时刻，俄国人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希望同在伦敦的波兰人取得谅解。4月和5月间，斯大林同兰格和奥莱曼斯基的会谈没有取得成果，此后苏联代表又向伦敦的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非正式地进行试探。但是斯大林的条件像罗马女巫(146)的条件那样，比他在1月份所提出的更为苛刻。现在，他不仅要对方承认寇松线，并且要求驱逐包括总统在内的波兰政府的某些主要人物。俄国人又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充当调停人，可是毫无成效。无论是俄国人或是波兰人都不肯让步。(147)
在同捷克人打交道时，俄国人丝毫没有碰到在波兰所面临的那些困难。根据19世纪以来的民族传统，捷克人很珍重泛斯拉夫民族的感情，把它看做抵御那种几乎从四面八方把波希米亚团团围住的“德意志文化”的一种堡垒。况且，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没有像造成俄国和波兰对立的那种纠葛，他们的敌人是德国，在这以前是奥国。因此，捷克人比较容易把俄国人看做朋友和斯拉夫族的同胞。
1943年12月12日，俄捷两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其中不仅规定两国在未来对德作战时相互支援，并且保证“互不干涉内政”。(148)1944年5月8日又签订了一项补充协定，规定红军司令员和捷克行政当局的关系，一俟俄国军队进入捷克境内，立即开始生效。根据这项协定，军事行动完全由俄国负责，但是“一旦解放区的任何部分不再是直接军事行动的区域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将接过全部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149)
这样便为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扫清了道路。(150)当然，在波兰边界争端没有解决之前，不可能同波兰流亡政府作出类似的安排。
同时，伦敦的波兰人正在谋求获得罗斯福的帮助。他们认为，丘吉尔公开支持寇松线是出卖了他们，斯大林则是他们的敌人，惟有罗斯福才是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但是总统很不愿意处理如此棘手的问题，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机敏地回避了这个争端。可是，罗斯福在拒绝了两次要求以后，终于同意接待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于诺曼底登陆日的前一天，即6月5日开始，历时9天。
罗斯福同米科拉伊奇克会谈了三次。总统敦促米科拉伊奇克设法同斯大林当面会谈去解决问题，并一再暗示，波兰人应当准备对俄国人的要求作些让步。可是罗斯福不敢直言不讳，也许说得更恰当些，他仍然抱着希望，认为还有可能达成一项会使斯大林和波兰人都满意的协议。
波兰问题对美国国内政局有着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总统的竞选运动即将开始。同波兰流亡政府公开争论将有失去美籍波兰人选票的危险。这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们几乎团结得像铁板一块。另一方面，罗斯福把他的整个国际政治纲领放在同俄国取得协调上，同时美国有许多人认为，几乎应不惜任何代价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罗斯福非常谨慎，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波兰总理讲得十分明确，结果米科拉伊奇克无法像原来渴望的那样，把美国支持波兰流亡政府立场的程度估计得很高。经过一番踌躇之后，罗斯福决定打电报给斯大林，劝他接见米科拉伊奇克，并把自己和波兰总理会谈的经过告诉了他。6月15日，总统接到了斯大林的答复，感到很失望。复电说：
你深知苏联政府的观点，也深知它为了使波兰强大、独立和民主，并在永恒友谊的基础上同苏联建立和睦的关系而作的努力。
……但是，必须指出，根据米科拉伊奇克先生在华盛顿发表的声明，我们看不出他在这个问题上想朝前迈进一步。因此，目前我不便对米科拉伊奇克先生的莫斯科之行表示任何意见。(151)
当红军在6月底开始向波兰境内推进时，问题变得很紧迫了。丘吉尔在紧急时刻挺身而出，要求斯大林接见米科拉伊奇克，再次设法解决问题。斯大林同意了。1944年7月27日，波兰总理启程赴莫斯科。当时，红军距离华沙只有几英里了。关于如何在红军后方管理波兰领土这一问题，不能再随意拖延了，因此斯大林不等米科拉伊奇克到达，便采取了解决的措施。7月26日，在米科拉伊奇克离开伦敦的前夕，苏联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部分内容如下：
……苏联政府无意在波兰领土上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因为考虑到这是波兰人民的事务。鉴于这一点，苏联决定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一项有关苏军司令部和波兰行政当局之间关系的协定。
苏联政府声明，它无意获取波兰的任何一部分领土或改变波兰的社会秩序，红军在波兰国土上的军事行动纯粹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为了希望帮助友好的波兰人民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152)
事实上，解放委员会已经在卢布林成立了政府。同时，一项规定苏军总司令和波兰行政当局之间关系的协定公布出来了。它几乎完全仿效了5月份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协定，惟一的区别是，没有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称为政府。(153)
这个技术上的细节，其用意或许是为了同在伦敦的波兰人达成协议留有余地。但是，实际上，斯大林又向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政府增加了条件。现在，光是承认寇松线和驱逐伦敦波兰政府的某些成员已经不够了，在斯大林承认波兰流亡政府之前，米科拉伊奇克还必须接纳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为同僚，即使不是接纳全体成员的话。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不全是共产党人，但这个委员会肯定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在伦敦的波兰人看来，该委员会完全是一个为了俄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而出卖波兰人民的奴颜婢膝的集团。(154)另一方面，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则随意责备波兰流亡政府同情法西斯，有亲德的行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集团根本不可能自觉地达成任何协议。
当米科拉伊奇克在赴莫斯科途中抵达德黑兰时，他首次获悉斯大林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的协定的全部细节。一时他拿不定主意，究竟去莫斯科还是折回。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打电报敦促他无论如何要前往莫斯科，最后他就决定去了。他抵达莫斯科时，并不真正抱着达成协议的希望，同时像过去那样，也不准备向俄国的要求让步或承认任何既成事实。
1944年8月3日，米科拉伊奇克同斯大林会晤。当时，他的处境非常痛苦，因为在8月1日，华沙的国家军起来反抗德军，指望在红军抵达前解放华沙。但是波兰国家军不能持久地抵抗强大的德军。如果要使起义不遭到失败，就亟须向当时在华沙东面仅仅几英里外的红军求援。因此，当米科拉伊奇克会见斯大林时，他要求苏联迅速进兵援助华沙。斯大林宣称他没有接到起义的消息，对于援助波兰人也没有承担任何义务。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他首先希望达成一项政治协议，接受寇松线，军事问题随后再谈。
米科拉伊奇克同意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会谈。可是他同他们未能达成任何协议。鲍列斯瓦夫·贝鲁特向他提出，如果他愿意同解放委员会合作并承认贝鲁特为波兰总统，他可以担任总理的职务。米科拉伊奇克愤怒地加以拒绝。于是，获得成果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米科拉伊奇克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于8月9日再次会见了斯大林，好不容易才使斯大林答应（米科拉伊奇克本人是这样说的）对华沙局势进行调查，尽力帮助正在华沙城内英勇地然而徒劳地奋战的波兰军队。(155)斯大林的调查显然不能使他安心。到8月12日，俄国政府明确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华沙起义是由敌视苏联的人领导的，因此决定对起义军置之不顾。(156)
米科拉伊奇克的访问丝毫没有弥补裂痕。他坚决要求波兰应享有他和他的伙伴认为应得的权利，这只是增强了以伦敦的波兰人与国家军为一方同以俄国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对抗。看来很清楚，斯大林决定要把波兰流亡政府在波兰境内所建立的组织彻底地、永久地消灭掉，他决定利用在华沙发展起来的局势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同波兰人作战的德军正在替他进行血腥的镇压，斯大林对此感到相当满意。
8月上旬在波兰事务中出现的这一危机，理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如修昔底德(157)把雅典人攻打美洛斯岛之役列为大事一样。这一事件不仅对波兰而且对全世界来说，都具有悲剧的一切要素。斯大林要消灭波兰国家军，剥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在本国事务中一切有效的权力，并且漠视波兰本国人民感情的这种冷酷的决定，意味着斯大林为了确保他所认为的西部边疆的安全，不惜在很大程度上牺牲英美公众的同情。波兰的民族主义和愚蠢行为促使这一悲惨事件发展到了高潮。俄国的残酷无情，罗斯福的未能向波兰人讲明他对寇松线的意见，再加上德国的血腥的复仇，所有这一切使波兰的这段历史成为十足的悲剧。
事实上，这出悲剧带着希腊戏剧所具有的那种劫数难逃的性质发展着。波兰的灭亡犹如俄狄浦斯(158)的灭亡那样，是由于波兰人缺乏完美的德性所致。勇敢、自负、固执和狂热使他们变得愚蠢和鲁莽，结果带来了这场悲惨的大灾难。
这是波兰的灾难，同样也是俄国的灾难，是俄国的灾难，同样也是西方大国的灾难。盟国在1944年头7个月未能和平地解决波兰问题，这一政策上的失败可以说是大同盟历史上的转折点。虽然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盟国表面上似乎恢复了融洽，但只是在口头上如此，从未见诸行动。尽管后来作了种种努力来弥补东西方的裂痕，但1944年双方在波兰问题上出现的恶感表明大同盟开始瓦解。华沙街道上已经播下了相互斗争的种子，全世界到1952年还在蒙受其恶果。
第三节 经济上的合作和冲突
（一）三大国国内经济的变化
在德黑兰会议后的8个月中，盟国面临的经济问题起了根本的变化。总的来说，战争头几年使大同盟的每个国家都花了很大力量的军工生产问题已经解决。这时，生产计划的改变或多或少已是例行公事。相反，盟国（至少是西方盟国）在1944年发现，他们所担心的主要是人力。生产上的其他因素已能充分满足军事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需要，可是武装部队和工业方面所需要的人力却越来越缺乏。(159)
1944年的经济状况中，第二件新奇的事情是，美国、英国，可能还有俄国的经济部门管理人员日益注意到工业复原和重建的问题。早在那年年初，军工生产的高峰已经过去。当战胜德国的前景更为明显时，所有盟国的人们全开始考虑一个问题：究竟应当用什么方法以及通过什么步骤才能把战时的经济生活方式回复到和平时期的基础上。对每个国家来说，这既是一个国内问题，又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贸易的未来规模和性质，以及能否获得国际贷款，势必将对美、英、俄三国的国内经济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当时而言，救济和重建工作的成败对欧洲广大地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项工作的筹备一方面需要在新成立的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盟国各个战时机构之间作出审慎的调整，另一方面需要在联总和将要接受救济的那些国家的政府之间作出安排。
就美国而言，1943年11月是军工生产量最高的一个月。此后，某些生产计划的削减超过其他计划的增加，因此从军工生产的总生产率来看，稍微降低了一些。(160)军工生产的这种减产，主要是由于到1943年年底，供应武装部队的基本装备这项重大的任务几乎已经完成。相对而言，新的需要并不那么繁重，其中包括制造补充物资，调整生产以适应改进的模型，满足预先没有充分估计到的特殊需要（例如登陆艇）。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是1942年和1943年成立的行政机构和同年投入生产的工厂，证明能够非常成功地完成交给它们的任务。战争初期普遍出现的混乱现象已经减少。这时已能相当明确地预计军事上的需要，因而可以预先制定生产计划。反过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战略和武装部队的最终规模已经明确地决定下来了。
争辩和混乱倒是集中于另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并如何开始放松对战时生产的管制措施，以便恢复生产民用产品。这个问题和人力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到1943年年底，美国部分地区由于军火工厂特别多，非常缺乏工厂工人。但在军工生产削减的其他地区，多余的劳动力突然流入市场。一般说来，对这一情况有两种对待的方法。一种是设法迫使或诱导劳动力过剩地区的工人移向劳动力缺乏的地区，再不然就是允许制造商雇用新近失业的工人去生产各种紧张的民用消费品。
战时生产局的领导人唐纳德·纳尔逊采取了第二种方法。1944年6月18日，他颁布了一道命令，授权战时生产局的地方机构允许生产以前禁止的各种民用产品，只要当地战时生产局的官员认为，这种生产所需的物资和劳动力不成问题，并不妨碍当地军工生产的计划。(161)这个方案称为“授权地方计划”，原定于1944年7月1日实行，可是经武装部门和战时人力委员会提出抗议后，推迟到8月15日才执行。战时人力委员会对战时生产局地方机构的决定具有绝对的否决权。
纳尔逊所采取的行动是从欧洲的战事即将结束这样一种想法出发的。国会中、群众中以及战时生产局内部的重要集团都支持他的行动。另一方面，军事部门和战时人力委员会则强烈地反对在“紧张”地区的劳动力缺乏问题解决之前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个争端最后提交“总统助理”、战时动员局局长贝尔纳斯处理。当他实在没有办法促成妥协时，罗斯福于8月中旬亲自出马来过问这件事，当时他刚从太平洋回来。
总的说来，罗斯福同情军事部门。1944年1月他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令，使全国劳工必须服“国民义务兵役”，并声称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平均分担战争的损失。罗斯福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想通过立法措施强制人们到兵工厂劳动，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力问题。他期望，只要颁布这道法令，就能使人力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162)军事部门向总统建议实施国民义务兵役制，主要是仿效英国的国民义务兵役条例。但是，国会和人民群众非常厌恶这种征兵制，因而这个建议始终没有被采用。
因此，当纳尔逊与军事部门的争端于1944年8月提交罗斯福处理时，他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使有限制地使工业恢复原状，如果不是实际上破坏国家的作战努力，也有可能起破坏作用。总统用他特有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并不把纳尔逊免职，而是决定派遣他到中国去执行使命，并建议在纳尔逊出国期间，由他的主要助手查尔斯·E·威尔逊担任战时生产局的代局长。
威尔逊是反对纳尔逊的，并在工业复原这个争论中站在军事部门的一方。因此，罗斯福的这一措施似乎间接地支持了军事部门采取的立场。但是，事情并未像总统期望的那样发展。由于威尔逊和纳尔逊争吵得很激烈，威尔逊于8月24日辞职了。于是罗斯福又任命了一位新的战时生产局代局长，并赶紧派纳尔逊到中国去。纳尔逊到重庆和莫斯科访问一个月之后也辞职了。那时欧洲战事的进展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为了重新加紧生产即将缺乏的军火之类的项目，这个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了。(163)
这场争吵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说明，在美国政府内部，当发生个人纠纷和政策争论时，人们可以公开地随意采用含沙射影和造谣的手段。(164)除此之外，它还标志着作为战时经济管制主要机构的战时生产局，权力下降了。贝尔纳斯主持的战时动员局、战时人力委员会以及军事部门，在决定经济政策问题和管理经济活动方面，占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而战时生产局却降到比较次要的地位。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当时人力问题变得重要了，而战时生产局无权管理人力。另一部分原因是，战时生产局内部个人之间发生倾轧和领导人本身有缺点。
尽管工业复原的政策引起了争论，但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几乎所有在战时为美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人都相信，战争结束后，经济可能自然而然地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他们经常认为，战时经济管制的性质是暂时的和特殊的。美国公众中间的任何重要集团都没有认真地想永久保持一种管制的经济制度。
战后时期国内经济改革的计划不是普遍受人欢迎的。诚然，罗斯福于1944年1月曾宣布一项“经济权利法案”，(165)并在那年夏秋两季的竞选运动中常常提到它。但是与其说这是一项有关美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明确的、具体的计划，不如说是政治上浮夸的辞藻。此后，直到战争结束以后的年代里，这项计划始终不过是纸上谈兵。要落实罗斯福宣布的各种经济权利，必须使一种管制的经济制度具有新的目标，并延长到和平时期。可是无论总统本人，或是同意他所设想的经济前景将变得光明和稳定的人们，都不会马上认识到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具有上述两个条件。
相反，美国公众和美国商人都指望战后能迅速恢复昔日的美景，并相信经济生活可以从1940年和1941年中断的水平上重新开始。美国公众希望有新的汽车，商人则希望减税和摆脱政府的清规戒律。然而，尽管要求不同，他们为了实际的利益都赞成把管理美国经济的战时行政机构尽快地撤销。
这种态度与英国公众、官员和商人的态度恰恰相反。对他们来说，战争显然已破坏了任何可以自动恢复原状的准则。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种复原即使可能的话，似乎也不是令人想望的。尽管这次战争的规模空前巨大，持续的时间又特别长，它对美国来说，归根结底不过是一段插曲，而对英国来说，则一直被认为是一场革命。
尽管一再要求增加军工生产的压力已经减轻，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工业在1944年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来。下列表格说明了这方面的一些成就：(166)
这样简单的统计表不能确切地反映出美国在1944年的生产，更不必说1944年以前几年的生产了。因为在1944年，像电子射击控制器之类的精密产品的产量继续迅速上升，原子弹从试验阶段进入生产阶段，因而开始集中了大量的工程人员和材料，飞机生产的重点从战斗机转移到更重、航程更远的类型，例如1944年初次投入大批生产的B-29型，因此“战斗机”这一项目的真正意义改变了。自从1941年以后，军备的复杂性和武器的多样性都有了显著的增加。美国为所有盟国承担生产许多较新、较复杂的武器。这些武器在英国、俄国或其他地区是不容易生产的。罗斯福吹嘘说，美国将成为民主主义的兵工厂，这种夸口到1944年已成为事实了。由于美国生产量十分充裕，愈来愈多的物资可以让出来（的确也是让出来了）供其他盟国使用。
1944年，英国的经济显示出了战争中长期紧张所造成的影响。要维持武装部队的实力，惟一的办法是减少军需品工业和民间防卫的在职人数，事实上也是这样做了，并没有考虑到这将使已经不稳定的经济进一步失去平衡。(167)英国国内生产的不足是由租借协定来弥补的。但是即使有了这样的支援，英国陆军仍然不能获得人力来补充战争中的损失，只得用“调拨”后备军的办法以维持派往欧洲作战的各个师的战斗力。(168)在美国，人力不足是一个麻烦的局部问题，但在英国几乎是绝对的事实，它使国家投入战争的力量受到严重的影响。
诺曼底登陆开始前6个月的军事筹备，对英国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必须在挤满人的不列颠群岛上设法供应100多万美国士兵的膳宿。登陆前后的几星期，国家的交通和运输系统几乎不得不完全交由军方支配。千百万人员和堆积如山的物资必须按照预定日期输送到装运的港口。铁路运输的压力特别严重，但这方面的任务还是圆满地完成了。
诺曼底登陆时期英国经济所出现的极度不平衡，给未来造成了一系列非常困难的问题。如何才可以避免一场灾难性的混乱？如何才可以平稳地取得某种新的平衡？如果没有美国通过租借法给予的日益增多的补助，战时人力物力的动员便不能保持已经达到的程度。但是随着胜利的到来，租借协定亦将完成使命。因此，英国的经济管理人员觉得应该尽快准备恢复经济独立。
1944年的头几个月中面临的问题是三方面的。第一，国内的主要工厂已经非常虚弱。由于轰炸的破坏以及旧住房失修和新住房缺乏，房荒极其严重。如果在战争结束后，要在经济上恢复和平时期有效的生产，许多矿山、工厂和运输系统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本维修、补充和改进。第二个问题是国家的国际贸易形势。战争期间输出额减少下来，1944年仅达1933年的30%左右。同时，英国政府的外债已经上升到骇人的程度。以前向诸如埃及和印度等国陆续借贷的巨额债款，只能等战后以大规模输出物资的办法来偿还。更糟糕的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用国外投资来抵消英国进出口差额中经常出现的赤字，而这些投资大部分已在战争初期卖掉，以便支付军需品和粮食。如果英国在偿付战争年代所负的外债的同时，又要支付国内工业所需要的进口商品和日常消费品，那么首先必须把输出额提高到远远超过战前的数字。第三个问题是需要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战时艰苦生活的水平之上。(169)
在必须面对由于胜利在望而引起的这些困难的同时，政府还必须正式承担执行一项广泛的和相当具体的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并应加以重视。在大战初期，各种官方委员会曾经提出有关扩大社会保险、医疗、改进教育和保障充分就业等计划。英国政府即使不在细节上，至少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些建议。(170)
除了这些问题本身的困难外，在调整英国经济以适应和平时期情况的计划和准备工作方面，存在着两个主要障碍。其一是当欧洲战事结束后，英国在对日作战中将担任什么任务的问题尚未解决。对日作战的战略几乎完全是美国的事情。在1944年9月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以前，英美两国政府之间没有达成明确的协议来规定英国在大战后期将担任什么任务。在这一问题未解决之前，无法估计在欧战胜利后，什么物资可供国内建设之用，也无法估计什么物资应分配给远东。
对战后调整工作的第二个障碍是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问题，那就是英国政府曾于1941年9月间承担义务，保证不输出任何包含有租借物资的商品或与租借物资相同或实质上类似的物资的问题。(171)为了防止美国批评英国工业利用美国物资来同美国出口商竞争，英国政府接受了这项原则。但是到1944年，英国人觉得非这样做不可了。如果要恢复战前输出额以至超过这一水平，看来必须立即开始行动。如果这时不采取行动，直到战争结束和租借协定终止后再干，那么英国将无法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代价，这样下去国内经济几乎肯定会全面崩溃。
但是美国人最不愿意承认英国人的这种论点。1944年头几个月，专家一级的会谈几乎经常在举行，可是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172)许多美国官员承认英国人面临的严重问题，但他们认为，如果租借协定援助的条件有任何改变，如果英国还在接受租借物资时，竟作出任何能使英国的出口品同美国展开竞争的行动，如果在美国工业尚未复原时，英国工业先恢复原状，总之，如果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以消除英国经济在战后势将面临的冲击，那一定会引起美国国会和报界的猛烈抨击。在大选年，政府不愿被人指控是牺牲了美国商业的利益去帮助英国。此外，应当承认，许多美国显要人士既不了解英国经济摇摇欲坠的地位，又不肯承认英国官员向他们提出的论点至少表面上是有价值的。结果，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只得提交9月份举行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由最高一级去考虑。(173)
从纯经济观点来看，1943年和1944年红军在东线的胜利，对苏联政府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德军撤出的地方都遭到彻底的破坏，因此随着红军向前推进，苏联政府不得不承担起重建的巨大任务。(174)从已经公布的一鳞半爪的报道来判断，俄国人在1944年似乎把力量大半用于修理铁路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们在军事上有直接的价值。到1944年年底，顿巴斯和其他重工业中心的工业重建工作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175)国家从收复的敌占区收购的粮食，数量不到战前总额的1／3。(176)工业方面的努力像前几年那样，继续集中于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新建的，或新近扩展的中心。战争初期在这些地区作出的英勇的努力，终于在1944年开始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新的工厂、矿山和熔炉投入生产，原来的也已经扩建，因此同1940年那些地区的生产相比，1944年生铁的产量增长了46%，钢增长了44%。(177)
这些统计资料非常零碎，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有一点颇有意味，即在1944年，俄国工业供应红军所需的军需品甚至比1943年更多。然而当战线向西移动，经过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时，向前线输送补给品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日益困难的问题。到1944年，正是这一因素比军需品生产问题本身更严重地限制了红军推进的速度和威力。
苏联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工作更加困难。只有在乌克兰光复以后，俄国人才能减少他们对美国粮食的依赖。有利的气候带来了1944年的丰收。那年，国家对粮食的收购量比1943年超过11亿普特。(178)战时粮食平均收购量是43亿普特(179)，所以1944年比1943年的产量增加了1／4到1／3。显然，这对俄国城市居民的供应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1944年的丰收，1942年和1943年居民中普遍存在的半饥饿状态消失了。可是，红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美国和加拿大供应的粮食，至少部分原因是这种粮食运到时已包装成便于运输的形式，而俄国人对国内生产的粮食缺乏包装和保藏的工具，不能避免军事运输和分配时的严重损失。(180)
因此，看来到1944年俄国的军需品和粮食供应一般已足够维持红军和供应居民。另一方面，遭受战祸的地区内重建工作所需要的人力和材料可以说是极度缺乏，同时官方必须注意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一问题惟有通过减少流通的货币或增加民用商品的供应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对俄国政府来说，任何一项办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货币流通额在1941—1944年，期间已增加了2.4倍，民用商品的供应在同一时期内则大幅度地减少。(181)战时公债推销运动对吸收剩余的购买力起了一些作用，但这并不能阻止多少是公开容许的自由市场的买卖，尤其是农民与工人之间的粮食买卖，因为农民有粮食，而工人的口袋里则有着大部分多余的货币。1943年，自由市场的价格比1940年高出12倍以上。(182)居住在大城市附近的农民能够积累比较大量的货币并用余粮调来各种物品。1944年的较好的收成和国家收购粮食的增加，显著地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居民的口粮比较充足了。其次，政府开设商店，高价出售不属于配给范围的粮食和其他商品，从而与农民直接展开竞争。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1944年自由市场的价格下跌了一半以上，但仍然是1940年水平的6倍左右。(183)在民用商品可以比较大量地生产之前，政府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只能做到这一点。
看来，俄国官员在逐月地维持国家经济生活这一迫切的任务之外，没有多余时间对战后的前景作种种设想和计划。当德军于1941年发动进攻时，官方曾宣布暂停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来直到1946年，斯大林才宣布一项新的五年计划。苏联经济管理人员的一般心情与美国的同行相仿，他们都指望，等战争的紧急危机和重建工作都结束以后，经济便可以回到战前的格局。但是，这当然意味着应当保持工业归政府所有，并像战时那样继续对经济发展进行严格的全面控制，而不是像美国那样采取放松和废除管制的办法。
一个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是，俄国政府的战后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民用商品的增产是迫切需要的，因为苏联不能长此以往地压低消费水平，否则将影响人民的健康和信心。但是看来没有理由认为，苏联的计划人员于1944年就已经决定在轻重工业之间、基本建设和消费品生产之间以及军备和其他产品之间应该取得什么样的平衡。
苏联官员们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究竟可以指望从战败的敌人那里榨取到多少东西来救济受害的俄国经济。苏联官员虽然感到，要恢复他们国家蒙受损害的主要工厂，最好的办法之一是，拿走德国工厂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可以使用的项目，从而把它们重新安装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或许也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贷款将资助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其他必需品，但是没有人知道，俄国人对于在战争紧急时期过去后能够得到这种援助具有多少信心。同时，他们尽量设法根据租借协定来取得一切。
关于1944年俄国经济的情况，可以获得的资料是有限的，因而许多情况只能加以推测。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个国家已经贫困到英美人简直难以相信的程度。这个国家东部地区历尽艰辛得来的成果，不能抵消西部地区的损失。更有甚者，由于把资源集中于军需品生产，人民无法得到生活用品，这些东西在西方是被认为维持最低生活的必需品。人民渴望得到较好的食品、衣服和住房，并从战时工厂的额外劳动和严格纪律中解脱出来，以得到休息，这种被压抑的渴望一定非常强烈。尽管如此，在1944年整整一年中，俄国人照样过了下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确实是巨大的成就。
（二）为战争和救济工作集中资源
当欧洲战事进入高潮时，租借物资装运工作达到了顶点。运送到联合王国的租借物资的价值从1943年的45.79亿美元增加到1944年的62.12亿美元。同期，给予俄国的租借援助从24.36亿美元增加到40.74亿美元(184)。这些数字所反映的经济上互相依赖的方式基本上与1943年相同。鉴于英国工厂的军需品产量稍微下降了些（因为劳动力转移到了军事部门），英国部队所消耗的军需品总数中有较大一部分不得不从美国运来(185)。这不过加强了两国于1943年早已建立的良好关系。
同样，俄国像在1943年那样，继续依靠租借协定来获得军粮和许多战地运输车辆。运往俄国的租借物资的形式有了显著的变化，即美国给予的物资中工业机器和设备的数量有了增长。(186)
1944年，美国国会再次讨论延长租借法的问题。据官方报道：“对于通过该法案的必要性，没有发生争论，”国会也没有像在1943年那样，为租借法能否给美国带来利益而顾虑重重。1944年5月8日，国会通过了该法案，5月17日经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187)
国会议员对1944年的租借法案比前一年的较为满意，一个原因是美国在不列颠群岛上集结部队以后，美国称为逆租借办法（英国称为互助协定）的物资的数量迅速地增加了。到1944年6月，美军在欧洲战区所需要的全部物资和装备，至少有31%来自英国。(188)某些供应的东西——例如在英国建造的、供美军在诺曼底海滩使用的人造港口——是无法替换的。官方努力宣传美军从英国和其他盟国所得到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4年11月提出的《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七号报告》，完全是为了阐述到1944年6月底为止逆租借办法的执行情况。(189)
另一方面，当英国给美国的互助物资增加到很大的比例时，英国给俄国的援助却从1943年的水平进一步下降，实际上，除了几种特殊供应的项目，如阿巴丹的汽油、锡兰的橡胶、南非的工业用钻石和联合王国的喷火式战斗机与医药用品外，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190)到1943年6月30日为止的一年内，英国援助俄国的物资金额是1.877亿英镑，到1944年6月30日为止的一年内，已减少了一半左右，只有9 330万英镑。(191)这种减少也是1943年变得明显的事态的发展。这不过是英国根据本身地位的改变所作的合理的调整，因为它必须把国内生产的全部物资供给本国部队和驻扎在不列颠群岛上的美军使用。
到1944年，租借物资和互助物资的管理工作已达到例行公事的水平。由于供应和船只都比较充裕，向各战区和申请国分配物资的工作相当简单。1944年英美官员之间为了限制英国的输出额曾发生过争论，但并未妨碍租借协定的工作顺利而友好地逐月进行下去。
1944年2月，加拿大同俄国签订了一项互助协定，使租借制度的法定关系发生了一个不甚重要的变化。(192)该协定为加拿大提供了正式的依据，使它可以单独签署《对苏供应议定书》。这种做法是从1943年的《第三号议定书》开始的。
掌握盟国之间作战物资分配工作的行政机构是稳定的，然而正是这一点妨碍了联总力求在解放区建立分配救济物资的制度。第一届联总理事会于1943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大西洋城举行(193)，会上决定：“本署在物资供应与船舶运输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应通过现有从事分配物资与船舶的几国政府共同参加的机构办理，以便同其他的要求协调。”(194)惟一的这种机构是英美各个联合委员会。如上文所述，(195)这些委员会曾有过一段波折。除了联合原料委员会之外，一般说来，有关人士在设立这些联合委员会时所抱的奢望都化为乌有，因为这些机构的实际效果并不大。它们担任联总和其他要求得到紧张物资和劳务的机构之间的仲裁者，这一新的任务似乎使联合粮食委员会和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获得了新的生命。实际上，在估计救济物品和满足供应方面，联总总部和联合委员会的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过去曾经妨害联合委员会在处理作战物资方面的工作效果的同样因素继续存在。各国的经济管理机构，尤其是美国的这类组织，一般都不愿意听从联合委员会的意见。因此，联总对物资的要求实际上必须先由各国当局批准，然后联合委员会的正式行动才能生效。(196)
联总工作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它的活动只限于那些无力用本国储存的外汇来支付救济物资的国家。实际上，这意味着联总的活动仅限于东欧、东南欧、中国和菲律宾。从理论上讲，其他国家对救济物资的要求在联合委员会通过或拒绝之前，须由联总加以审议。(197)但是，有能力支付救济物资的国家不想受联总的监督，因为他们觉得直接同有剩余物资出口的国家打交道，其效果似乎较好、较快，所以毫不踌躇地越过了联合委员会。结果造成了管辖权的混乱，在1944年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直作出种种努力，但是甚至在签订协议之后，也并未改变有关各国政府掌握实权的现状，它们依然不愿受联合委员会的控制。结果，由于战时机构仍处于紧张状态，联总发觉很难聘任干练的办事人员，这种困难加剧了行政上的混乱，几乎变得不可收拾。
究竟联总何时可以开展工作，这个长期不能肯定的问题造成了另一个困难。这一问题首先取决于军事事态的发展。其次，要通过战地军事当局和联总之间的安排，把救济平民的职责移交给联总。为了达成这种性质的协议，双方只在1944年磋商过，内容是关于联总在巴尔干各国的工作。(198)但在联总开始活动的日期尚未确定之前，难以作出具体的决定。事实上，在整个1944年中，军事当局仍然担负着救济平民的责任，联总只能处理管辖权方面的争端，同时为一个令人烦恼的捉摸不定的未来进行着一般的准备工作。
尽管如此，某些方面也有些进展。1944年1月25日，英国议会同意拨给联总8 000万英镑，美国国会于3月28日批准给予13.5亿美元的拨款，4月17日加拿大议会跟着也批准拨给1 000万美元。这三个国家的捐助占联总全部活动经费的94%。美国在第一年单独提供了总额的73%。(199)
这种不均衡只不过反映了联合国家之间国家财富的不均衡。但是，美国所占的巨大优势必然使联总有可能变成一种美国的组织。诚然，这种性质由于其他国家的参加而冲淡，但归根结底仍须依赖美国国会的善意，并在无数问题上还受到美国官员们否决的限制。美国人通过拒绝提供物资的手段（除非按照他们的条件），使自己处于可以左右联总一切业务的地位。结果，对联总来说，同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关系远比任何日常公事重要，同美国国会的关系决定了联总工作的长期规模。因此救济工作的国际合作实际上不过是决定于美国的意图如何而已。但在1944年，当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时，这种实际状况并不显著，因为当时军事上的需要仍占优先地位，联总只能制定计划和提出请求。
尽管如此，一个国际管理组织的核心毕竟形成了，关于救济物资分配的原则也拟定了。欧洲被解放的国家的粮食最低需要量都已详细地计算出来，其他需要的物资则尽量事先估计好。拟订这些计划的主要机构是联总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为远东设立的类似组织直到1945年才开始工作。(200)7月间，把联总基金分配给需要援助的各个欧洲国家的工作开始了，到1944年11月，确定了一项试验性的分配方案。(201)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着手委派人员，拟订国家救济计划的细则，以及分配供应的物资。尽管有种种困难，一个开端终于形成了。
（三）长远的经济计划
大战使世界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损害，救济和重建工作显然不过是使世界经济复兴的第一步。但是用什么办法、按照什么蓝图来重建国际经济关系，这一问题是不易解答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一般都确信，要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使世界上的贸易摆脱或几乎摆脱关税壁垒、输入限额和限制货币的使用等束缚。为了遵从这个观点，大西洋宪章内写上了一条，保证要力求使各国“在平等的条件下，参加国际贸易和获得世界各地的原料”。但在丘吉尔的坚持下，对上述规定作了些修改，加上了一句话：“同时适当地尊重……现有的义务。”在与英国签订的租借总协定内有更具体的内容，其中第七条规定：两国政府要在“国际贸易方面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性待遇，降低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壁垒”。在同其他国家签署的租借总协定内也有类似的条款。在莫斯科会议上，赫尔为战后国际经济组织提出了一项更详细的计划，但在那时没有执行。赫尔建议设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一个负责监督逐步拆除国际贸易和生产方面一切壁垒的委员会。(202)
英国、俄国和其他联合国家已正式遵守大西洋宪章，并签署了租借总协定，其中规定各国在战后应接受自由贸易政策，但盟国之间对这项问题并未达成真正的协议。英国和俄国在协定上签了字以讨好美国人，但是两国都不准备使战后经济政策适合美国人的观点。严酷的事实是，当自由贸易看来有利于美国的工农业时，它似乎有可能损害到英俄两国的利益。至少，要推行自由贸易这类制度，俄英两国的国内经济就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两国政府都不准备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在1944年变得很明显。那年夏秋之交，由于英国内阁反对降低关税、废除出口津贴和输入限额等计划，英美两国官员关于战后贸易政策的谈判陷入了僵局。(203)
当美国的计划受到这种挫折后，国务卿赫尔及其同僚把他们的精力日益集中在政治方面。他们在采取紧急行动时，或多或少将自己的自由经济思想置诸脑后。相反，美国财政部带头磋商战后的经济政策时，却把注意力集中在货币问题上。
1943年初开始进行细致的初步会谈。之后，由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持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自1944年7月1日至7月22日在布雷顿森林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其基金由各国政府捐助。会议通过了两个机构的具体规章。
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像30年代那样广泛的国际财政战争重新出现。此外，应禁止用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以获得贸易利益，废除对各国货币兑换的限制，废除以特殊货币进行出口贸易和一切类似的歧视性的措施。(204)然而，这些措施的作用被一项一般性的条例削弱了。这项条例承认有一段“战后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允许会员国“保持……对当前国际贸易中支付和汇兑的限制，以适应不断变更的情况”。(205)这实际上就把新的货币原则的实施推迟到将来国际收支达到稳定的时候。
基金组织的任务是，除检查各会员国的货币政策外，还要发行货币证券，当任何会员国暂时需要外汇以支付所购的货物和劳务费用时，即可出售给这一会员国。其用意是，由于世界各国都能得到基金组织的这种服务，外汇兑换率的短期波动便可以减少，而有了稳定的货币，国际贸易便能够在比较巩固的基础上发展。
看来可以很公正地说，该计划的制定者排斥或试图排斥沙赫特博士在国际贸易和财政上的做法。他们肯定没有料到，使战后世界受害的“缺乏美元”的情况将在多么广泛的范围内不断存在。这个计划也没有考虑到，苏联在大战刚结束后的时期，马上就会从邻国获得经济资源。如同美国的许多战后经济规划一样，国际货币基金计划是一种向后看的东西，不能很好地适合战后世界实际面临的形势。然而在1944年这一点是不明显的。而且抱着希望的人们还认为，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将大力支持它所宣布的目标：“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平衡的增长。”(206)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意图是为各国进行长期的基本建设提供一个可以借贷资金的来源，经济落后的以及遭受战祸的国家，都被认为特别有可能需要该行的援助。同时，按理来说，国际银行不应当代替外国私人投资。事实上，按照协定的规定，在各项基本目标中，有一项就是要鼓励私人投资，当情况似乎需要给予这种鼓励时，银行可以给私人投资者各种担保，或者分担投资者所承担的贷款。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无法获得私人投资时，国际银行本身也可以放款。
该行的资金定为100亿美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政府出资。(207)银行的职务是双重性的。在短期内，它将辅助和完成由联总和那些有能力支付救济费的国家所进行的复兴工作。从长远来说，它将协助资金的转移，这一点像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所设想的那样，是使货币关系稳定的基础。因此，成立该行的目的是：要在支持“国际贸易的平衡发展和保持收支平衡”方面起积极作用，从而配合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上是消极和治标的作用。但在1944年，人们没有预见到：国际银行有限的资金来源和拖沓的手续，将不足以应付战后国际经济活动非常不平衡的局面。
当然，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需要由各联合国家的政府批准。在战后暂时发生的特殊困难尚未得到解决之前，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国际银行都不准备展开活动。相反，按原来的打算，这两个组织将塑造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长期格局。有关方面创立这两个组织时，把它们设想为比30年代存在的更加自由、安定、繁荣的经济秩序的基石。
总的说来，在为了达成上述协议而进行的商讨中，美国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们的思想和理想是占上风的。(208)美国的经济优势反映在它向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提供的大量经费上面。(209)可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中所依据的设想对形势估计不足，与会者没有预见到：国际贸易和财政方面暂时出现的特殊困难将长期存在，其严重性将发展到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无法应付的地步。相反，专家们幻想恢复30年代盛行的情况，并根据这一点设计新的机构，以满足这样一个时代的需要。
在布雷顿森林拟订货币计划的同时，粮食及农业临时委员会也试图设立一个常设国际组织，来辅导和帮助世界各国政府解决农业技术问题。该委员会于1943年6月由联合国家粮食及农业会议建立，(210)到1944年8月1日已完成为建议设立的组织起草章程的工作。粮食及农业组织主要是一种咨询机构，它将收集和散发情报，必要时就粮食生产和供销问题建议各国应采取什么行动，并在该组织的财政预算许可的条件下，有权组织技术力量去支援要求帮助的国家。(211)
正如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的协议那样，这一文件需要签字国的批准，又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那样，建议设立的粮食及农业组织主要是美国倡议的成果。(212)1944年在考虑粮食和农业问题时，同拟订货币协定时的情形相仿，依据的设想并不适合战后的现实情况。美国人主要担心的是，当战时亟须大量粮食的情况结束时，美国农民和政府又将面临像30年代那样农产品过剩的威胁。这种忧虑促使美国政府于1944年解除对肉类等商品消费的一切限制，并劝导农民减少养猪。结果是居民消费量显著上升，造成1945年美国国内市场肉类供应严重缺乏的现象。(213)然而，当粮食的需要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大量减少时，粮食及农业组织能够配合形势，向各国政府建议采取适当的政策。该组织没有约束的权力，因而不必像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那样以不充足的资源与财力应付意想不到的情势。
英美两国石油公司在近东关于开采权的争端，已在1944年年初成为两国政府之间一个困扰的问题。一系列的专家谈判导致了7月和8月举行的阁员级会谈。结果在1944年8月8日，代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掌玺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签署了一项特殊的石油协定，其中规定设立拥有咨询权力的英美国际石油委员会，并宣称，一旦可以实行，应与其他国家磋商，并邀请它们参加一个常设的国际石油委员会。(214)可是这一协定并未实施。当它被提交美国参议院批准时，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因此罗斯福于1945年初撤回这个协定，重新与英国进行谈判。石油问题丝毫未见缓和，继续引起纠纷。当英美两国的民族和商业利益直接发生冲突时，达成双边协议是很困难的。而英美两国在达成协议之前，都不肯同其他国家磋商。结果，为了对石油业进行国际管理而作的努力，不过是对未来抱着一种希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