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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章
工艺技术的落后
第一节 工业和军需供应系统的改组缓慢
英国政府并不想否认慕尼黑危机暴露了英国防务方面的缺陷；它倒是想要表明，虽然自己并无过错，可是挑战却在它准备就绪之前就来临了。张伯伦1938年11月1日在下议院就是这样说的：
我要请尊敬的议员们记住，我们的重整军备计划是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现在只是处在计划的第三年。要是说因为在第三年中什么事也没有完成，所以这项计划已经失败了，这就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从来也没有打算要在三年中完成这项计划。我怀疑是否有可能把一个五年计划压缩在三年中完成，如果我们在计划一开始时就这样做的话。(1)
后来在辩论中提到这种防务状况时，一名保守党议员就很自然地要问：“我们国家或任何别的国家从那个声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它是否意味着在1941年我们完全重整好军备以前，就只好让德国去任意胡为了吗？”(2)另一位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布思比说：
好多年来，大臣们一直在使我们对于我国防务的真实状况产生严重的错误印象。……听了有些大臣的演说，……你也许会想到大炮和飞机正在像倾盆大雨般地落到他们的身边，多得几乎成了一个使人难以处理的问题。的确，有时人们是会觉得对德国人十分抱歉的。(3)
这里显然是暗指协调防务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1938年10月26日在斯图平顿的一次讲话。他说，现在他们是处于重整军备计划的第三年，“可以公平地说，几乎每一种我们需要用来完善我们防务的武器和装备，都像一股潮水般地正在滚滚而来”。(4)
自从1938年9月令人痛苦的真相暴露以后，人们愈来愈感到这种所谓“潮水般滚滚而来”的说法要变成现实是不大可能的了，除非对国防需要的供应系统来一次彻底的大检查。自从重整军备开始以来，对于设置一个供应部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辩论；(5)现在它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支持者。1938年10月21日陆军国务大臣在加的夫发表演说时几乎毫无掩饰地提到了这一点。(6)《经济学家》（布思比称之为“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报纸，它在原则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插手干预工业，只要这是可以避免的”）在10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也表示赞同。11月10日和17日分别在上院(7)和下院(8)提出了对首相就国王致辞所发表的施政演说的修正案，要求设置一个供应部，但它不能拥有广泛的强制性权力。(9)在11月17日的辩论中，张伯伦（他在11月1日已经告诉下院说，经过考虑他认为，设立一个供应部将弊多利少）(10)坚持认为，赞成设立一个供应部的人并没有能够使他相信，设立这样一个部将会使防务工作获得比以往更快或更好的效果。(11)然而，达夫·库珀在发言中总结了当时的情绪：“我听了每个人的演说后，发现除协调防务大臣的演说外，大家普遍感到一切都不太好，如果供应部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还得有别的改进办法。”(12)
最后，张伯伦在压力下作了让步，同意设置供应部。但是1939年4月20日建立的、8月份开始工作的供应部，只是在这一问题上各种不同观点妥协的产物。这件事和实施征兵一样，表明政府受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冲击以后，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它只限于对陆军和民防系统进行供应，至少暂时是如此。3月29日，本土野战军的建制增加了一倍，(13)扩大军需供应已成为紧迫的任务。尽管通过的法案使这个新建机构完全可以扩大为一个有充分职权的供应部，然而原来的供应海军(14)和空军的机构却丝毫没有变动。但即使是这个有点像是被阉割了的、改设的机构，也直到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才开始执行工作；而且到了那时它又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是这种混乱在一年或两年以前会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同它在计划和生产都已大大地向前发展了的时候所起的消极作用相比较的话。(15)
法国防务毫无准备的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达拉第来负。(16)自1936年以来，他一直任国防部长，并兼陆军部长；但他避不采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而没有这些措施，计划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就永远无法满足。整个工业体制需要改建，整个经济组织需要置于控制之下并予以加强；但若没有一个专门为此而设立的军备部，这一切就都做不到。多年来极力主张设立这样一个部的，不仅有在法国地位相当于丘吉尔的雷诺，甚至还有思想更为消极的甘末林。(17)但是，1938年3月22日在讨论战时组织国民的法案中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时，达拉第断然宣布，发布军队动员令的那一天，他将同意建立这样一个部，但不能在这之前。他宣称，他不打算在和平时期把一个战时经济强加于法国；他也没有为提案报告人的下述议论所动摇：德国直到整个工业已经被动员以后，才开始扩充军队；如果等到战争爆发后再建立一个军备部，那就太迟了。
达拉第与张伯伦不一样，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一直到底。他在战争爆发后11天（1939年9月14日）才建立了军备部；虽然领导军备部的多特里以极大的努力开始工作，也无法弥补初期延误所造成的损失。期待他去付诸实施的战时生产计划，不是因为要执行早先延误了的大批订货而受到妨碍，就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工厂、机床、原料或技术工人而不得不中途放弃。劳动力是这关键时刻所有问题中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军事动员吸干了工厂的男劳动力，而这时也正是工厂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而且，尽管很早就预先计划好把某些必须保留的专业人员不包括在总动员范围之内，据说在飞机厂工作的大多数专家到动员时仍然被征召走了。由于这个原因，单从陆军中就又不得不召回了13万人。然而，召走他们时，使工厂生产遭到损失；召回他们则又使军队的士气受到影响。
不过，英国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后成立一个供应部的行动，还是得到了法国的响应。根据在德国人进入布拉格以后没有几天就授予政府的特别权力，法国也成立了一个“生产委员会”。(18)1939年3月20日，分安全、生产和经济三个部分发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这个新的委员会就是根据第二部分的法令建立起来的。它拥有广泛的权力：首先，有权取得和贮备原料、重新装备工厂和指导工人，以便增加生产；其次，为了协调生产，可以决定所需材料类型的先后次序。(19)但是，这个生产委员会隶属于国防部秘书长办公厅，而这位秘书长正是雅科梅，他自1936年以来就是法国军事官僚主义实际上的独裁者，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雅科梅拥有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在1938年1月21日颁布改组国防军事管理体制的法令以后，他更负起了实施整个军备计划的责任，而1938年7月11日的一项法律又将工业动员也置于他的管辖之下。甘末林已被授予和雅科梅共同负责的权力，但是他难得过问一下。由于这些原因，这个新的委员会显然不大可能会带来任何显著的变化。
至于说到国防部的效率，里翁审判中一些将领的证词表明，国防部没有能取得军备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各方面的协作，其原因若不是因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就是因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双方实际上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甚至也许是因为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达拉第在审判中争辩说，甘末林有种种机会来干预军备订货的实施，而且实际上，他也确实是经常这样做的。(20)但是甘末林在他的回忆录中则抱怨说，由于有意地不准他和三军参谋长参加对于生产和供给问题的一切审议，这样的干预是完全不可能的。(21)不管这场争论的曲直是非如何，也不论甘末林的法定权力地位如何，看来很明显，他参与这些重要事务时是胆小犹豫的。1938年一年，他都在（根据他自己的说法）(22)极力要求达拉第采取措施以增加生产和分配更多的防务经费。但是到了这年年底，他自己也只好相信，没有再去催促的必要了。
但是，在对各国营军火工厂作了一系列的调查以后，1938年10月25日向议会的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开工不足的情况极为严重；东部地区各钢铁厂的开工率只达到生产能力的40%；由于缺乏原料，这些工厂，总的来说，每周开工不可能超过40小时。不久以后，工业总监不得不警告总理说，1939年1月以后，法国工厂将被政府订单所塞满，新的订单已无法列入生产计划，除非到时候把一部分手头的工作停下来。从1935年起，历届法国政府都一心想把军火生产限制在国营工厂的生产能力范围之内，(23)虽然防务的需要已增加了成百倍，但丝毫也不去设法扩大生产能力。在重整军备开始时就没有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法国工厂的设备已破旧不堪，没有作过充分的更新。企业家们不愿给予合作，以增加投资来扩建他们的工厂并使之现代化，因为他们唯恐社会会变动，更不要说害怕革命和被征用了。
国营工厂自1936年以来就和私营企业并立；但是国有化还只是试验性的，还不可能证实它可能具有的任何优点。使企业家们感到惊恐害怕和离心离德，它是已经足够了；但是要产生它本来应具有的、并且是极其需要的那些结果，那么它又是太少了。那时的政府十分注意不要去低估私人获利对刺激生产的积极作用，所以并不想把它对军火制造业的控制扩大到根据1936年8月的法律可以达到的那个限度。但是，私人企业家们并不因为感激政府对他们的放松而就同心协力地与政府一起搞重整军备。他们认为政府的放松控制仅仅是暂时的，因此，任何努力或花费都是莽撞蛮干。至于那些已国有化的企业，国家管理似乎反而使工厂的纪律松弛了，生产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这些情况证明，还是让旧制度不变为好，至少应使资本家和企业主保持热情。
没有能达到批量生产，这对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衡量标准，它也是法国重整军备总的来说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私营工厂中机器更新的免税标准仍然按1918年的价格水平计算，而这个价格又大大低于实际成本，因此，厂方更加不愿意投资于更新设备以进行成批生产了。在国有化工业中，政府也不愿意在这样晚的时期把宝贵的贷款用作这种更新设备和重新装备的长期投资。况且，人民阵线的部长们原则上也不喜欢大规模生产，认为这是造成失业的一个原因。最后，还必须指出，法国的设计人员和技师们没有能够使他们的设计型式达到可以批量生产的阶段。似乎出现了一股永无休止地修改标准型式和追求一切都要十全十美的狂热症。试验和讨论都永远没完没了。经过好几个月的研究之后，直到1940年4月，专家们对于应该制造什么型式的坦克履带，意见仍不一致；也还不能决定究竟应采用哪种飞机发动机。
第二节 与德国空中力量竞争的失败
从前面一节中提供的数字(24)可以明显地看出，由于某个阶段德国暂时放慢了飞机生产的速度，在战争爆发前夕英国的飞机生产速度几乎能同德国并驾齐驱了。但是英国达到这样的生产速度已经太迟了，以致仍不可能装备一支与德国空军规模不相上下的第一线力量，或储备与这样一支前线空军相当的后备力量。尽管如此，在和平的最后一年，空中防务仍取得了很大成就。英国政府说它在最近两三年中的努力终于开始产生显著效果，这种说法是不错的。
1938年11月10日，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在国会发表声明说，飞机的产量比5月份已增加50%，到明年5月将增加150%。(25)1939年3月9日这位空军大臣在提出空军预算时说，他曾经预言到5月将达到的增加150%，现在已经实现，他对到1939年底将增加400%抱有希望。(26)
不可否认，情况在逐月稳步地、甚至是迅速地好转；然而常常容易超越合理的宽慰这一界限，而变成愚蠢的盲目自满。《泰晤士报》（1939年2月2日）就曾这样写道：“总之，……有理由相信，我们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这两者都被夸大了。”在1939年4月15日《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中，则对这些比较性的生产数字作了过分乐观的解释，说生产的增长速度，“英国几乎可以肯定要比德国快”。而且还普遍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英国最新式飞机的性能大大超过同类德国飞机；一旦战争爆发，由于原料来源困难，德国飞机的质量还会进一步恶化；尤其是战时的燃料问题在德国将变得十分严重，以至于使德国空军不能随意行动。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大战前夕的美国报纸上登峰造极。8月28日的美国各报报道说，3 000架德国第一线飞机的发动机发现有严重的缺陷，使得这批飞机（实际上是全部第一线飞机）变得对战争毫无用处。因此，合乎道理的呼喊声，像一位卓越的议员在德国人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前不久所发出的，就几乎成了一种旷野里的呼喊，得不到他人的理睬：“我不喜欢那种日益流行的想法，认为德国现在已经使尽力量。我不相信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相信德国空军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们决不能认为我们已经可以对付它了，只是因为我们的防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27)
从金斯利·伍德爵士1938年11月10日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对于形势的看法，政府自己也并不像它的有些公开言论那样充满自信心。他在声明中试图缩小过去的那个数量均势标准的重要性，而代之以建立一支“足以适应我们的战略需要的”空军这样一个目标。(28)直到战争爆发为止，政府似乎不愿承认它已经抛弃了数量均势的标准，但是它也反对在德国和英国之间作种种比较。(29)这种态度，再加上它对生产数字实行必要的保密，就不免要引起人们对于情况本身以及政府对情况的正确估计的胡乱猜测。
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英国飞机的产量必须大大超过德国，才能在一段适当的时间内扭转这种不利的差距。而且，要是真正的尊重现实，就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必要条件，即在战争的情况下，国家第一线的力量每隔一定时期就需要全部更新，制造能力因此也必须扩大到能适应这种情况的程度。在本国工业还没有达到它的战时潜力之前，在这段无法避免的耽搁时期中，储备物资必须能够提供补充的需要。这种估计的关键，显然是确定需要隔多长时间提供补充。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主要空战理论家特伦查德勋爵，认为这一时间应该是一个月。根据这种估计，显然空军部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提高飞机的生产能力，以满足每月生产近3 000架第一线飞机的要求。而现在的目标数字是2 370架，再加上根据以后的扩充计划增产的、数量不详的若干架数。
不幸的是，就生产方面而言，长远的生产计划经常受到侥幸心理的阻碍，总是希望国际绥靖主义会使得现行计划不再需要去完成了，甚至还可能会导致空军裁军的某些措施。这样一种希望无疑会使得政府不愿去批准那些要求比各种空军扩充计划原定完成日期提前交货的订单。这就挫伤了航空工业的积极性。一些公司过去就倾向于放慢生产步伐，因为害怕巨大的资本支出靠将来的订货单补偿不了，所以不愿意去扩充它们的工厂和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订货合同。另外，请汽车制造厂改营“影子”飞机和飞机发动机工厂的计划，也有些令人失望。(30)一些主要的汽车制造公司显然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人员调到它们控制下的飞机工厂去，何况成批生产汽车的工序也不同于制造飞机的工序。因此，迫切需要说服飞机工业以外的一些大机械厂来承担空军武器的制造，因为它们的设备和经验都比汽车制造厂更加适合这一任务。就是从这个方面，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开始有效地解决问题，虽然也许嫌迟了一些。
1938年10月21日，据宣布空军部和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已经商定，在后者整个系统的协助下，实行一种广泛铺开的转包合同制，用以制造飞机。这个制度规定把各种部件都送往维克斯公司控制下的一个新建中心工厂去进行最后装配。这个计划的出发点是，虽然只有有限的几家大公司能够承担飞机或飞机发动机的全部制造任务，然而同时几乎有无数的小厂家能够制造各种部件，只要它们具备了必要的技术指导、工具机器和劳动力。然后，在1939年3月9日，空军大臣宣布了他所谓的“小组计划”，这个计划具有双重目的：减少空军中的设计图样数目和促进经济节约的、迅速的生产。它是由当时通行的这样一种办法发展而来，即同一类型的飞机可以由不止一家厂商制造。新计划把三四家厂商组织成一个小组，同一类型飞机的订单分配给该小组中的各家厂商。在这个基础上组织飞机工业，目的是促进实行大规模的计划和订货；同时也是为了减少战争中可能发生的混乱，因为当敌方的行动使得某一个生产单位不能继续生产时，同组其他几个单位的生产仍可照常进行。金斯利·伍德在3月间曾说，大约已有3 500家厂商承担了转包合同的生产任务。由于利用了影子工厂和转包合同制的大大推广，看来似乎英国制造飞机的工业资源已经被尽可能充分地动员起来了。但是必须记住，那些大厂商并不是被迫从事军工生产的，而如果它们是被强迫的话，那么它们的正常业务就要受到损失。所以它们，至少潜在地，负有双重的责任：对股东们的责任和对整个国家的责任。自然有许多人会觉得，应该由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行使它的权力，要求指定的一些工厂把它们的全部或预先商定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和物资用于武器生产。(31)这个问题与设立一个供应部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可是当这样一个部在1939年4月20日成立时，空军显然并不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
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32)这最后的一年确实是在认真地试图解决关于大批生产飞机的一些基本问题。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对于要求人力（正规的和后备人员）支援的呼吁，社会反应之好，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到1939年初，皇家空军志愿预备队已有大约2 000名飞行员在受训。但是这些飞行员还不能用来立即补充战争中伤亡的人员，因为在后备空军学校中用于高级飞行训练的飞机都是一些将要过时的型式。各现役空军中队尽可能快地用最新式的飞机来装备；但是还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这类飞机来装备训练中队。
1939年6月，当时的《空军名册》表明，用于防卫本土的第一线空军中队，在两年内只增加了两个中队，由123个中队增加到125个。(33)增长得这样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一种值得称赞的愿望，想用最新式的飞机来装备这些中队，并且等到日常生产量达到能够用来替换旧机时再建设后备力量。慕尼黑危机后不久（1938年10月30日），《观察家报》的空军记者曾写道，“目前皇家空军各中队的飞机全部都是正在逐渐变得陈旧过时，而且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是陈旧不堪。”但是从那时起，布伦海姆、巴特尔、惠灵顿和汉普顿等各种型号的新飞机，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轰炸机部队；大多数战斗机中队也已用“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重新装备过了。但是投入这样大量的新飞机，单单这一点就给各空军中队增添了新的负担。它们必须用旧飞机来交换新飞机，与此同时还得接受新的驾驶员、观测员和空军士兵。有些空军中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骨干去作为组织新中队的核心。训练工作也更加繁重了。科学的迅速发展伴随着人员和机械的同样急剧的扩充，迫使英国皇家空军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红色女王一样，不得不愈跑愈快，而目的也仅仅只是为了能维持现状而已。
许多批评政府的人觉得，按照目前的组织状况，英国的第一线前沿阵地过于狭窄——这个缺陷单靠预备队的纵深是弥补不了的。空军大臣的要求皇家空军有效率，空军预备队的处于良好状态，以及不应该把第一线空军看成是空军实力的绝对衡量标准：这一切也许全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些批评家坚持说，这丝毫也没有削弱需要有一项紧急扩充空军计划的必要性；如果政府作出这样的宣布，他们相信，将会在国内和国外都产生良好的影响。然而，对于是否应把有关皇家空军的消息公开出去的政策，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有人觉得这暴露了空军的真实力量，只会刺激其他国家去作更大的努力。另一方面，很明显，如果空军的实力和打击力量被大大地低估了的话，皇家空军就不再能成为一支反对侵略的威慑力量。总的来说，空军参谋部似乎相信，比较好的办法还是让其他国家去猜测英国的真正空中实力，而不要让它们知道实情。
在法国，整个重整军备期间的飞机生产真实情况，由于一切有关人员在当时和事后一味自吹自擂、打如意算盘、敷衍搪塞和相互指责而变得模糊不清。居伊·拉尚布尔1938年1月就职时就曾宣称，他打算改组和重新装备飞机制造工业。1938年6月，他又告诉内阁说，最新式的飞机在上一个月已开始成批生产，要它放心；并预言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生产将会有一个急剧的增长。他透露了一项计划（在所谓的“五号计划”的基础上作了修改），根据这项计划，到1940年4月1日将为法国空军制造出4 739架飞机，1939年4月1日前先交付第一批1 878架。(34)1938年10月21日他承认，从1938年4月1日计划开始执行到1938年9月1日为止，只生产了240架飞机。但在1938年11月30日，他告诉国民议会的航空委员会说，飞机工业现在正处于一种大幅度增产的状态之中，到1939年初产量将达到每月200架左右。
空军参谋长维耶曼将军1938年11月25日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上透露了一点真实的情况。他强调空军特别需要经常更新物质装备，声称他们决不能等到一种飞机原型十分完善之后才开始大量生产。他又说，目前他们正在生产的飞机，其原型还是1936年所用的。(35)在提出1939年度空军预算时（1938年12月29日），报告起草人宣称，如果要想赶上德国的产量，那就一定要以每月生产500架作为目标。但是在1939年2月1日，空军部长只能宣布产量增加到每月100架，虽然他答应到4月底产量将再翻一番。同时他还宣布在美国又定购了100架战斗机，连前共200架，(36)另外还向一家荷兰厂商定购了50架。
确实，那些负责法国防务的人正在逐渐认识到，单靠法国自身的生产能力是再也不可能为它提供一支实力充足的空中舰队了。假如钱可以筹集得到的话，实际上比较好的办法也许是把本国工业一笔勾销，而用美国的飞机来装备空军。在1938年12月5日的一次国防常务委员会会议上(37)达拉第宣布说，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出现了，那就是到1939年夏季可以获得1 000架最新式的美国军用飞机；他强烈要求，他们应该竭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机会。财政部长雷诺宣称，不管怎样，所需要的钱（25亿法郎）必须在为1939年防务开支规定的250亿中筹划——这就是说，要牺牲其他军种的经费。他又提议，可以取消一部分现在已交给法国工业的订货单，数额相当于向美国定购的数字。但是这一提议遭到拉尚布尔的强烈抵制，理由是这样将对他想用大量订货来导致的生产的上升节奏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最后决定向美国购买600架飞机，而不是1 000架。这倒不是因为筹不到那么多的钱，而是因为维耶曼将军坚决认为，不可能为更多的飞机配备所需要的飞行员和空勤人员。(38)甘末林后来宣称，从法国高水平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这种论点是十分费解的；但是他在这一点上的一切劝告都没有成功。(39)不过，这也是事实，即报告起草人1939年1月10日就1939年度空军预算向议会财政委员会提出报告时，曾要求大大增加空军人员。他宣称，现有的4 000名军官和77 000名士兵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在里翁审判中拉尚布尔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除了需要保留后备兵力外，战争爆发时法国第一线空军力量微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飞行员和空勤人员。(40)
在里翁审判中对拉尚布尔提出的起诉书控告他：第一，应对法国空军质量的低劣负一部分责任；第二，尤其是当他完全了解实际情况时，仍然同意法国参战。在这后一条罪状中谴责他在1939年8月23日国防委员会开会讨论法国是否应履行它对波兰的承诺和是否处于能这样做的状态时，竟毫无根据地提供了过分乐观的报告。(41)但是拉尚布尔1942年3月6日在里翁声称，他只不过是表示了，相信空军力量至少已经达到“必不可少的最低水平”。(42)他理直气壮地完全否定了检举人关于德国空军在1939年9月有10 000架现代化飞机的估计。对于检举人提出的那个法国空军的数字（即1 410架，其中只有494架是现代化的），他抱怨说他们没有把很大一个数目的、据他说是留作后备力量的现代化飞机计算进去。他承认494架是确实已做好准备、可以立即参战的第一线现代化飞机的数目；但是断言，到战争爆发时，按照当时的计划应交货的1 878架飞机中，总共有1 625架已经造好。真实的情况则似乎是，这些飞机中的大部分是不适宜于参加空中作战的，不是由于结构上的不完善，就是因为某项装备或武器有缺陷。确实，正如首席法官所指出的，由于使用了大量模棱两可的话，所以按照互相矛盾的意图来讲空军实力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底的。这样，飞机就可以被说成是“可用于作战”、“列入工厂产品”、“已验收”和“现已查收”——每个术语在不同主张者的口里都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不过，拉尚布尔的确承认，“五号计划”执行得很不好。但是他不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而是把责任完全推到总参谋部身上。(43)
事实上，空军总参谋部在这最后几个月的紧急关头，似乎确实沉浸于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之中。在慕尼黑事件时期对他的空军如此突出地表示悲观的维耶曼将军，(44)当情况稍有好转时，就立即转到了另一个极端。1939年5月当波兰陆军部长卡斯普尔祖斯基来到巴黎，试图同法国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时，(45)维耶曼竟答应，如果战争发生就让法国空军从波兰基地起飞，立即在波兰前线参战；这种轻率举动使得甘末林大为吃惊。由于甘末林的劝说，维耶曼承认，考虑到法国空军的状况，他这么说是太鲁莽了，并同意要设法把承诺的调子降低。(46)但是只隔了一两个星期，在6月16日的一次参谋长会议上维耶曼又宣称，三四个月以后，法国就可以每个月输出40架战斗机，直到总数达到200架时为止。他在8月26日给拉尚布尔的一封信中还说，6个月以后，假如生产能力没有因敌方的行动而减弱，苏联也没有援助轴心国，那么法英两国的联合空中力量将能有效地抵抗轴心国的空军。(47)
结果，法国的飞机制造厂并没有遭到轰炸，苏联也没有供应飞机给轴心国，意大利则直到法兰西战役快结束时才参加战争，甚至在那时也没有给予空中支援。然而，当战争来临时，法国和英国的联合空军仍然敌不过德国的空军，而且法国显得比英国更不妙。英国空军的一部分力量必须留在国内，而派到法国去的那一部分空军，发现它自己实际上是在毫无援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的确，现在到了关键时刻，维耶曼和空军部长（现在是洛朗–艾纳克）却显露出一种焦虑不安的心情，这与不久前的那种自满情绪是很不相称的。例如，1940年4月11日在战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讨论把整个前线移入比利时境内，以便直接援助比利时人时，据甘末林说，维耶曼和洛朗–艾纳克两人似乎是最不愿意去迎战强敌的。(48)看来，那些负责法国飞机生产工作的人，说得轻些，是一直在自己欺骗自己，对于这一点，他们现在也在开始明白过来了。
第三节 战略多变和互不协调对武器类型不良影响
（一）空中
在慕尼黑危机以前，英法两国空军都已抛弃了它们早先信奉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方式这一信条，而开始以牺牲轰炸机为代价，集中力量建立一支强大的战斗机防御力量。不幸的是，这场危机使得两国不得不中途改变方针。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轰炸机已经陈旧，它们的现代化战斗机也差不多没有一种是数量充分的。
在法国，1938年1月科特(49)和拉尚布尔两人的交接换班的一个公认的特征是政策随之而发生了变更。在英国，始终没有承认过政策有变动，但是到了这年年底，这种改变已经明显得再也无法加以否认了。11月10日，金斯利·伍德爵士在下院就一项新的空军计划发表声明如下：
我们的重整军备基本上是防御性的，我建议把加强我们的战斗机力量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种力量是用来对付空中入侵的轰炸机的。……为此，我们的第一线力量将有一个大幅度的稳步增长，其总数大约比现在已批准的计划再增加30%。……按照这项新的建议，现已定购和将要定购的战斗机数量，将达到5 000至6 000架。(50)
唯恐有人会对这一重要声明提出批评，空军大臣接着又马上担保说：“我们也建议增加我们反攻力量的后备队伍，这是任何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51)但是相信鲍德温–杜赫理论（轰炸机总是能长驱直入）(52)的人，立即大叫大喊起来。他们坚持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首先，用以遏制敌人空中攻击力量的扩张，其次，作为一支制止战争的威慑力量，用以支持政府的外交活动。
由于继续有人批评他的11月的建议，金斯利·伍德爵士最后在1939年2月6日就政府的空军政策又发表了一个明确的声明。(53)他强调指出，政府正在建立一支平衡的空军，那种关于它正在退回到单纯空中防御战略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反击仍然是、而且必须仍然是它的空中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拒绝接受在战斗机与轰炸机力量之间有着一种理想的或固定的比率的见解。所需战斗机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它们必须保卫的地区的大小和地形，以及必须对付的进攻的规模大小。这些因素都不是固定的或永久不变的；必须经常不断地重新审察形势。他说他不同意轰炸机是无法防御的说法；但是进攻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从有一个可靠的基地开始。
除了“轰炸机还是战斗机”的争论之外，同时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战斗机”。必须要有战斗机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御本土。轰炸机的航程和速度在迅速增加，这就要求建造远程的战斗机，一方面为了护卫轰炸机作远距离的袭击，另一方面用以追击偷袭本土的敌方轰炸机。单引擎的截击战斗机，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是为了对付敌方轰炸机而设计的，在它们能够接近目标以前，可能要在相当高的天空飞行。因此，截击机必须具有非常高的爬升速度，但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它能够携带的燃料和弹药的重量。相反，比较大的多引擎战斗机是用来作远距离追击的，就不需要这种高速爬升能力，因而能够装载更多的燃料和弹药。的确，由于近年来轰炸机的速度增加得很快，已超过了截击机爬升速度的提高，许多空军专家开始怀疑截击机的寿命是否已经屈指可数了。事实上，尽管英国这类截击机的产量已有很大增加，但也只有一部分英国战斗机中队装备了像“飓风式”和“喷火式”这样的最新型截击机。其他战斗机中队则在最近装备了远程的双引擎飞机。(54)
在1939年3月9日的一次关于空军预算的辩论中，休·西利爵士问空军大臣：英国战斗机的发展方针是不是应该以生产装备有比较重型的机关炮的双座战斗机为主，而不要再生产装备有8挺小口径机枪的单座战斗机。金斯利·伍德爵士回答说，有一种双座战斗机即将投产，另一种也已经设计好。至于机关炮，他说，它们已经以相当大的规模在生产了；使现有各种型号的战斗机也都能携带它们的可能性，“正在积极考虑之中”。同时，他宣称，空军部“对于我们现在的多机枪式战斗机能够击落任何类型的轰炸机，感到满意”。(55)这种说法在一定限度内当然是正确的，在不列颠战役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实。然而实际上，由于空战条件的急剧变化，已使较大的远程战斗机和小型多机枪战斗机一样成为绝对必须拥有的了。关于这一点，不应忘记的是，“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详细计划书早在1934年就已经起草好了，虽然这两种飞机直到1939年才大量投产。与此同时，德国人在1938年9月就已经有了大量的配有机关炮的梅塞施米特109S型飞机。在不列颠战役时期，配备有机关炮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数量还很少，不得不临时加速进行改装。但在那时，“布伦黑姆·马克Ⅰ”型已经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远程战斗机，能够执行单座战斗机无法执行的任务；不久又出现了“博式”战斗机。
在法国，早在1938年1月就由最高当局一致决定，在飞机生产中优先生产战斗机。(56)后来，当提出向外国定购的问题时，战斗机仍给予优先考虑。在甘末林和空军参谋部的一致同意下，为了加强战斗机的力量，甚至不惜牺牲地对空的防御。的确，在1938年11月25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57)甘末林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战斗机一定要优先于轰炸机；战争初期法国军队将不得不采取守势；只有当英国空军已取得充分的战果时，法国才能切实地考虑进攻德国的问题。在1938年12月5日的国防常务委员会会议上，(58)甘末林再一次竭力主张，如果准备向美国购买飞机，那就一定要购买战斗机。(59)即使没有这种外国的供给，希望在战争打响时能有一支相当强大的战斗机力量可供使用，那也是合乎情理的。甘末林写道，他们已经把所有一切都押在这上面了。“在默兹战役中它并没有在那里出现。”(60)然而，根据1942年3月4日里翁审判起诉书提供的数字来判断，战争爆发时法国人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现代化飞机中，大约有90%是战斗机，这也仍然是事实，拉尚布尔对这一点也并没有提出异议。(61)
至于轰炸机，据甘末林说，法国的轰炸机仍然是十分不够的，尤其是俯冲轰炸机；而英国的轰炸机则是由一些笨重而又难以操纵的机器所组成，已不大适合于作战。(62)确实，当战争爆发时，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俯冲轰炸机，这就两国来说都是十分严重的疏忽。(63)然而甘末林自己就曾赞成过在两个盟国之间进行分工，即原则上由法国提供战斗机，英国则提供轰炸机；(64)当然，法国人十分清楚，英国的轰炸机是用来远距离轰炸德国工业的，而不是在战场上作俯冲轰炸用的。当初也曾谈起过以英国的轰炸机“补充”法国轰炸机部队；(65)但到时候英国的轰炸机实际上是在独自作战。无论是维耶曼还是拉尚布尔，两人都不曾说过，“新式的”这个词能适用于他们对战争爆发时法国空军实力的分析中所列的390架轰炸机。事实上，在里翁审判中（1942年3月6日）拉尚布尔统计了一下新式轰炸机的数字如下：
⑩敌方的数字是1939年8月23日当时的情况，资料来自“第二局”（见蒂西埃：《里翁审判》，第63页）。
维耶曼在1939年8月26日写给拉尚布尔的信中还说过，法国轰炸机的潜力自1938年9月以来没有发生过变化。他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将会得到英国“相当大的”支援。
后来，在英国战斗机支援法国的问题上，双方嫌隙日深。(66)但是，正如甘末林在其回忆录中承认的那样，他至少在1938年11月已经看清楚，不能再指望英国战斗机的支援了，因为英国是不会情愿把需要用来防卫它本土的战斗机队让出来的。(67)
（二）地面
在英国，陆地战争所需武器的选择，一部分取决于帝国的防务需要，另一部分则取决于引起争论的、可能要派往欧洲大陆的远征军的需要。总的来说，帝国防务所需要的是机动性最大的机械化武器，如轻型坦克和大炮，装甲汽车和机枪运载车等。因为关于帝国的防务从来没有引起过争论，所以这类武器在订货单上一直占优势。另一方面，甚至在慕尼黑危机发生以后，政府仍不愿无条件地承担派遣一支远征军去大陆的义务。张伯伦在1938年4月曾毫无商量余地地告诉达拉第说，英国至多只能匀出两个无现代化装备的师——即使这两个师，也还没有把握。(68)
不过，在以后几个月里，英国人也逐渐认识到，英国应该对大陆战争作出某种贡献。毫无疑问，最有效和最有价值的贡献将是提供一些装甲师，但是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装备好。虽然在1936年下半年就已着手研制一种中型或“巡逻”型的坦克和一种重型或“步兵”型坦克；但是，在较轻型的武器之外还需要有这几种型号坦克的方针，直到1937年底才被采纳。巡逻坦克（其中称作“十字军战士”的一种型号，主要是在1941和1942年使用的）是由纳菲尔德勋爵专门为此目的而成立的一家新公司的专用工厂生产的。把步兵（玛迪尔达）型坦克投入生产就比较麻烦一些。设在伍尔维契的国营工厂和一些主要的军火工厂，都已塞满了海军和空军的订货，这些订货都比陆军的需要更享有优先权。最后才说服了一家主要的民用机械厂来承担生产这种坦克的任务。但是为生产这两种坦克所做的准备和实验工作，不得不花去大量的时间。第一辆玛迪尔达坦克模型在订货后18个月内就进行试车，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要成批生产这种坦克还需要做准备工作。的确，维克斯轻型坦克的一种改良型——它被当作战争突然爆发时的一种应急手段——在1939年初方才开始有制成品陆续出厂。与此同时，关于新的重型和中型坦克，在解决了各种难以避免的“开始时的暂时困难”以后，剩下来的事似乎就只有赶快使它们大量生产了。并且要预先搞好设计工作，以便能够跟上国外重机枪等武器的发展速度。这样，一旦战争爆发，这些武器就可以立即投入生产。
在战争前夕，计划再增加三个用“十字军战士”巡逻坦克装备的装甲师。另外还准备建立五个装备有玛迪尔达型步兵坦克的陆军坦克旅。为了执行侦察任务，还准备设立几个配备轻型坦克和机枪装甲车的骑兵团，每个步兵师将附有一个这种骑兵团。远距离的侦察则使用装甲汽车团。(69)
这段故事的结尾也许可以让陆军上将吉法德·马特尔爵士来叙述，他在这关键时刻是机械化办公室的副主任，前面所讲的许多事实就是从他的回忆录中采集来的。
这么说也许是公正的，即陆军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短短几年中，在坦克的发展和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我们动手得太晚了。尽管巡逻型和步兵型坦克的发展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战争爆发时生产实际上还刚刚开始。……在那几年里，大批德国军队和装备齐全的装甲师正在进行训练。他们的机器大部分是轻型坦克，这是事实，但是他们的巡逻型坦克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在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刻，他们就准备执行一项大规模的生产计划。他们至少比我们早五年就在装备他们的军队了。在机械工程技术方面要赶上五年前的起步，那需要很长的时间。(70)
决定法国所生产的坦克类型的战略，已在另一卷中比较详细地讨论过了。(71)关于这些坦克的用途的理论，在两个主要方面事实上证明是错误的：一是，最高统帅部将归它调遣的大部分坦克用于支援步兵，而不同意让它们执行其他任务；二是，统帅部拒绝建立装备精良、能够以大规模的密集队形行动、并且完全有调动自由的坦克兵团。尽管戴高乐和雷诺曾竭力告诫，甚至达拉第也曾答应要建立重装甲师，但是法国在1939年9月投入战争时仍然只有两个轻机械化师的装甲部队。据甘末林说，(72)就坦克而言，原打算最后全部用20吨的（中型）索米阿坦克来装备这些师。他写道，他们已决定一旦改换装备完成，这些师就不应再被称作“轻的”。但是尽管索米阿是一种威力很大的坦克，它毕竟只是中等重量的；而且据甘末林说，甚至到了1940年5月10日，它与H.35（霍奇基斯1935）轻型坦克的比例还只不过是一半对一半。(73)
确实，轻机械化师的威力比它的名称所表示的要更强大些，一部分是由于索米阿坦克的质量优越，一部分则是由于每个师所拥有的坦克数量很大。战争爆发时德国拥有的重型坦克并不比法国多，即使在法兰西战役中，德军的装甲师中也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轻型和中型坦克，这也都是事实。(74)问题是在于法国人不愿意制造足够数量的较重型坦克，因为无论是达拉第还是总参谋部，对于坦克的用途的看法都并没有真正的改变。结果，由于没有获得原料的优先权，这些类型坦克的生产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在里翁审判中，当有人质问为什么要阻止大量生产“B”型重坦克的订货时，前坦克总监凯勒将军不得不承认，这种坦克标志着与当时流行的理论的一个明显的决裂。他的意思是说，这种使用坦克的方式不符合法国陆军的一致意见。(75)
1938年12月战时最高会议方才决定建立两个装甲师，但是直到1940年10月它们才建成。尽管德国人把重型、中型、轻型各种坦克都一齐编入他们的装甲师，法国总参谋部却决定只用一种“B”型重坦克（30吨）来组成他们自己的装甲师。达拉第1942年2月27日和4月1日在里翁曾说过，他始终赞成德国的编组方式，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总参谋部接受。(76)事实上，一旦决定建立重装甲师，由于总参谋部需要定购大量的其他各种物资，这就使得定购足够数量的“B”型坦克成为不可能的了。但是达拉第坚持认为，如果他们仿效德国的办法，使各种类型的坦克都得到利用，那么装甲师早就可以建立起来了。他还说，“B”型坦克多少还能够有一些，这完全是由于他的缘故，因为他曾撤回过总参谋部的一道完全停止制造这种坦克的命令。
然而，如果说“B”型重坦克和索米阿中型坦克一般认为比德军的同类坦克优越，那么大部分法国的轻型坦克，如雷诺和霍奇基斯型，却不如德国的同类坦克，因为它们的武器太差。它们所装备的短机枪，实际上有效射程不超过400米。用一个坦克军官的话来说，它们只不过是“有装甲而无枪炮”。而且，这些坦克装置的发动机功率太低，许多坦克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77)所有这些弱点，也都是由于错误地理解坦克的用途而造成的。由于绝大多数的坦克只打算用于掩护步兵前进，(78)所以认为不需要装大功率的发动机来保持高速，也不需要携带储备汽油或配备另外的中途加油装置（使坦克的行动半径增大），也无需无线电装置或配备一门能在中距离内摧毁敌方坦克的机关炮。事实上，绝大部分法国坦克的设计有缺点，它们离开了步兵就不能行动，也不能与敌方的坦克作战。
令人悲叹的另一件事是反坦克武器的奇缺，在里翁审判中被传讯的每一位将军都证明了这一事实。法国技术人员研制了三种出色的武器：47毫米的反坦克机关炮，90毫米和25毫米的机关炮，这后两种武器既可用于反坦克，也可用于防空。然而，由于专家们没完没了地修改设计方案，总参谋部一再更改计划，对于采用何种类型的炮弹雷管也意见不一，结果就致命地耽误了这几种炮的大量生产，并且使得在战争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弹药可以供这类武器使用。(79)至于一般的大炮，虽然炮很多，但由于同样的原因，炮弹也不足。
因此，和空军武器一样，法国人又陷入了从一种战术理论转变到另一种战术理论的过渡阶段——虽然他们甚至连正在放弃之中的那一种理论也并没有充分掌握好。如果他们打算以火炮代替他们自己的坦克来对付敌人的坦克，那么他们至少应该准备好火炮和炮弹。但事实上他们的装甲师是仓促间用错误的物质装备拼凑成的。由于重型和中型的坦克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足够的数量，他们只好满足于让轻型坦克在这些师中占优势地位。最后，本来已有很大差距的法德两国的坦克实力，由于法国总参谋部一意孤行，坚持被雷诺称之为“陈旧而又可恶的小包装办法”，使得差距更加拉大了。按照这种办法，他们将大约一半的法国坦克分散在各个营内，分别隶属于前后方的各军团、各军，等等。因此，这些质量上本来就不够好的装甲师，在数量上也变得严重不足了。
根据前面所讲的英国在战争爆发时的坦克实力情况来看，就很容易明白，要指望从这方面来弥补法国坦克兵力的不足，暂时还不大可能。达拉第在里翁审判中极力为英国辩护，尽管他的用意高尚，他的预言公正而又正确，然而当追溯到暴露出来的那些丑恶事实时，他的辩护就更加令人震惊了。当他讲到在法国的坦克总数上应该再加上600辆英国坦克时，凯勒将军笑了起来。达拉第大声喊道：“听到我说英国的坦克，你就笑了。我不同意。……我在比利时曾看到过它们中的一些，对于它们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的。你可以嘲笑英国人。15或18个月后我们将看到谁在笑。我们将看到是否还是那些人在笑。”(80)
(1)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0卷，第87栏。
(2) 维维安·亚当斯（下院辩论，第5辑，第340卷，第110栏）。
(3) 同上书，第117栏。但是后来在1938年11月17日的一次辩论中，另一位保守党议员、空军中校詹姆斯持相反意见：“我认为对我们虚弱应负的大部分责任要由本院承担，下院要想把责任推回给不幸的大臣们，那是没有用的。我们拒绝批准重整军备，直到为时已过迟。”（同上书，第341卷，第1123栏）在这同一场合，丘吉尔说：“支持本党政策的议员先生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效忠的英王陛下政府的可靠拥护者——决不能想象他们会把他们的责任全都推在王国政府大臣们身上。他们是拥有很大权力的。三年前如果从这些议员席上发出一阵健康的咆哮——那么今天我们的军火生产的整个情景将会是如何的不同啊。”（同上书，第1129栏）
(4) 《泰晤士报》，1938年10月27日。
(5)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73—474页。
(6) 《泰晤士报》，1938年10月22日。
(7) 上院辩论，第5辑，第111卷，第39—78栏。
(8)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1卷，第1087栏以后。几位发言人都强调了这一要求的超党派性质，他们本人就足以证明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上院的斯温顿、艾迪生和特伦查德；下院的丘吉尔、艾德礼和辛克莱）。
(9) 张伯伦反对建立供应部的一个理由是，如果它没有强制性权力，它就无法有效地工作。
(10)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0卷，第86栏。
(11) 同上书，第341卷，第1196—1210栏。
(12) 同上书，第1176栏。
(13) 见上文，原著第684页。
(14) 供应部从未负责主管过海军建造事务（关于这一点以及空军部的态度，见波斯坦：《英国的战时生产》，第78页）。
(15) “这（设立一个供应部）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把控制计划和供应这些行政工作仍留给各军总部去管，那会好得多。在以后一个阶段供应部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这也是事实，但是……在军方和平民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摩擦。”〔陆军中将吉法德·马特尔爵士：《一个直言不讳的军人》（Lieut．-General Sir Giffard Martel: An Outspoken Soldier），伦敦，西夫顿·普雷特出版社，1949年版，第134页〕
(16) 战争开始以后，达拉第1939年12月22日在议会提出的辩解理由，与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时期提出的完全相同：“规定使用那笔钱（1936年通过的140亿法郎）的军备计划，在正常情况下肯定可以在1940年夏天完成，如果战争不是在我们还处于计划中期就突然来临的话。”
(17)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74页。
(18) 见上文，原著第63页。
(19) 同时公布的其他法令规定：
（1）所有国防部的订货应享有优先权。
（2）所有国防工厂均可采用每周60小时工作制，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劳动，按原工资加10%计算。
（3）禁止国防工业之间互相争夺劳动力。
（4）向国防工业发放的贷款可增加到65 000万法郎。
在安全部分的法令中规定：
（1）（职业军队）干部人数从30 638名军官增加到31 060名，并任命2 500名新军士。
（2）所有需要其服役的人员均应受征召或继续服役。
（3）招募额外的防空专门人员，并进一步行使征用房地产的权力以便开展防空工作。
(20) 蒂西埃：《里翁审判》，第81页。
(21) 甘末林：《服役》，第1卷，第208—209页；又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74页。
(22) 甘末林，前引书，第113页。
(23)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72页。
(24) 见上文，原著第681—683页。
(25)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1卷，第349—350栏。
(26)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4卷，第2393栏。
(27) 休·西利爵士，1939年3月9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44卷，第2414栏）。
(28)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1卷，第350栏。
(29) 见，例如，张伯伦2月21日在议会对杰弗里·曼德提出的一个问题的答复（同上书，第344卷，第196栏）。
(30) 关于“影子工厂”的计划，见《概览，1936年》，第132—133页；《概览，1938年》，第3卷，第468页。
(31) 见，例如，《每日电讯报》空军通讯员L·G·S·佩恩空军上校的一封信，载1939年3月27日该报。
(32) 见上文，原著第680—681页。
(33) 《每日电讯报》（空军上校佩恩），1939年6月12日。
(34)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511—512页。
(35) 见甘末林：《服役》，第2卷，第368页。
(36) 第一批100架战斗机是在1938年5月向美国定购的（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518页）。
(37) 见甘末林，前引书，第371—378页。
(38) 拉尚布尔在里翁审判（1942年3月4日）中回答一个问题时说，在战争爆发前后向美国定购的飞机总数为2 095架（见蒂西埃：《里翁审判》，第95页）。其中大部分显然是在战争爆发以后定购的。他坚持说，更大数量的订货单会早早送过去的，如果美国人那时已处于一种能够接受它们的境况；然而，他说，他们并不是这样。
(39) 见甘末林：《服役》，第2卷，第389页。
(40) 见科凯：《里翁审判》，第104页。
(41) 见上文，原著第548—550页。甘末林后来也被控告在这次会议上给人以关于军队准备状态的虚假印象（见甘末林，前引书，第1卷，第23页以后）。见蒂西埃，前引书，第61页。关于对拉尚布尔的审讯，见科凯，前引书，第94—125页。
(42) 蒂西埃，前引书，第62页。
(43) 见科凯：《里翁审判》，第94页以后。
(44)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520页。
(45) 见上文，原著第165页。
(46) 由于维耶曼的轻率行动，法国—波兰军事协定草约（事实上并没有签字——见上文，原著第165—166页）中有这样一条：按照一项预先安排的计划，法国应立即采取空中行动（见博内：《欧洲的结局》，第229页）。
(47) 甘末林：《服役》，第1卷，第281页。
(48) 同上书，第283—284页。
(49) 皮埃尔·科特，法国空军部长，任期1933—1934年和1936—1938年。
(50)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1卷，第351—352栏。
(51) 同上书，第352栏。
(52)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84页。
(53) 对宪法俱乐部会员的演说（见《泰晤士报》，1939年2月7日）。
(54) “在1938年9月，我们只有五个中队重新装备了喷火式战斗机。……在1939年这一年中我们的情况有了改善，有更多的中队经过重新装备。在这一年的7月，我们已经有了26个中队的新式8挺机枪战斗机，虽然还没有时间去建立充足的后备机队和备用零件。到1940年7月不列颠战役时期，我们平均有47个中队的新式战斗机可供调遣使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264页；美国版，第1卷，第338页）
(55)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4卷，第2415栏，第2503—2504栏。
(56)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84—485页。
(57) 见甘末林：《服役》，第2卷，第368页。
(58) 同上书，第371页以后。
(59) 见上文，原著第719—720页。
(60) 甘末林：《服役》，第1卷，第275页。关于1940年5月10日那时法国空军和它的各机种的实力的证词，说法不一，争执极大，也不属于现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这里只需说一点，即在1942年7月27日里翁法庭的补充审讯中（同上书，第282页），维耶曼说在这个日期战斗机的实力是580架，而战斗机队司令阿尔库特将军在1942年6月15日所作证词则说是418架。甘末林自己宣称，曾“在某种文件中”看到的数字是483架。
(61) 见上文，原著第720—721页。
(62) 甘末林，前引书，第275页。
(63)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516页。
(64) 在1938年3月15日的一次空军最高会议上，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85页。
(65) 见甘末林，前引书，第278页。
(66) 法国方面的观点，可参阅战后魏刚将军的评论：“我们……认为皇家空军无可争辩地是现有空军中最好的一支。而且，一旦宣布战争的话，它必定会站在我们一边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雅克·魏刚：《魏刚将军的作用：同他儿子的谈话》（Jacques Weygand: The Role of General Weygand: Conversations with his Son），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公司，1948年版，第25页〕
(67) 甘末林，前引文。
(68)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557页。
(69) 在1939年4月，所有骑兵队、义勇骑兵队和坦克部队都归入皇家装甲兵部队。
(70) 马特尔：《一个直言不讳的军人》，第134—135页。
(71)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550页以后。
(72) 甘末林：《服役》，第1卷，第261页。
(73) 同上书，第157页。
(74) 不过德军装甲师中的中型和重型坦克加在一起的数量超过了轻型坦克。
(75) 科凯：《里翁审判》，第280页。
(76) 同上书，第43页以后。
(77) 据凯勒将军在里翁说（1942年3月31日），坦克部队只有200台无线电接收机，而不是2 000台。没有人否认这一点。
(78) 关于德军坦克在战场上作用的变化无常，参阅海因茨·古德里安：《装甲兵指挥官》（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伦敦，迈克尔·约瑟夫公司，1952年版，第61—62页。
(79) 里翁法庭审判长谴责达拉第在高射炮问题上曾对议会作不正确的声明（科凯：《里翁审判》，第71—72页）。达拉第承认他在1939年6月关于制造90毫米和25毫米炮的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他曾错误地说过这些炮当时正在大量生产。他还指出，他自己在1939年7月曾说过，只有这几种炮的原型已经制造好，它们将在1940年春天大量生产。达拉第在审判中不同场合上曾多次宣称，如果不是由于他的积极主动，在面对最高统帅部的反对的情况下，法国就要连它在1940年所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也不会有了。
(80) 蒂西埃：《里翁审判》，第5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