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瑞士

（1939—1946年）

康斯坦斯·霍华德

第一节　大战爆发前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措施

1939年在瑞士是节日年。苏黎世的全国博览会集中展示了瑞士人民的勤劳、效能和智慧。在那些偶尔前来参观博览会并在瑞士各地旅游的客人眼中，瑞士人民正无忧无虑地从事日常的工作，或者熙熙攘攘地涌向博览会和夏季休假日盛行的各种庆祝集会，怡然自得，似乎对面临一场欧洲战争的危险和它位于各交战国之间的险恶地位，无动于衷。然而，这种推论是大大错误的。虽然，瑞士人民作为一个以通情达理著称的民族，仍然希望理智将能取胜，战争将能避免，但是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议会，⁽¹⁾在得到国民的赞同和支持下，前几年中就采取了若干步骤来加强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防务以备万一发生战争。

（一）中立

瑞士政府明确表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一如既往奉行国家传统的武装中立政策。1920年瑞士参加国联时，曾一度放弃了它历史悠久的绝对中立，而代之以有条件的中立。⁽²⁾作为一个国联成员国，它接受了参加对破坏盟约的国家采取非军事行动制裁的义务。

由于集体安全陷于全面崩溃，例如国联成员国意大利侵略并征服了另一成员国阿比西尼亚，希特勒恣意重新武装莱茵兰并吞并奥地利，使瑞士政府相信它只有恢复昔日的绝对中立的政策，才是它避免卷入全面战争的惟一希望。1938年5月14日，国联行政院成员国采纳了瑞士这项决定，同意今后不再要求瑞士参与执行盟约规定的制裁。⁽³⁾瑞士政府也急于想得到各轴心国国家对它恢复以往绝对中立地位的正式承认，但德国却迟迟不肯宣布尊重瑞士的中立，它想用此作为一种手段首先取得瑞士政府在有关瑞士—德国关系的各种问题上的让步，特别是关于取缔瑞士报刊的反德情绪以及影响德国国社党组织在瑞士的地位的措施等问题。

1938年6月9日，希特勒对瑞士新任驻柏林公使弗勒利歇尔说，德国决定尊重瑞士的中立；⁽⁴⁾两星期后，瑞士政府收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有关这个决定的正式声明。⁽⁵⁾1939年初通过的一项英法决议宣布，德国对荷兰、比利时或瑞士的入侵都将成为英法宣战的理由。⁽⁶⁾瑞士政府对这一决议的反应显示了它要以绝对的中立来谋求安全的决心。驻巴黎的瑞士公使沃尔特·斯塔基在3月21日接到法国外交部的通知：法国和英国政府将保证他的国家不遭侵犯。他回答道，瑞士并不要求这样一种担保，它自己会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外国的援助。英法企图插手西欧各中立国的消息传到了纳粹分子的耳中，德国政府就向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瑞士外交部长朱泽培·莫塔在4月11日把斯塔基3月21日的答复告诉了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并表示他认为斯塔基的态度完全正确，而且既然那些关心维持瑞士中立的各大国肯定会在紧急时刻对它加以援助，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这类保证都将是多余的。但这并未使德国人感到满意。5月24日，莫塔被告知，两个大国提供这种特别保证和德国关于中立的概念是格格不相入的，瑞士的态度在柏林已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利”的影响。⁽⁷⁾几个月后，在莫斯科举行的英、法、苏会谈期间，保证瑞士和其他小国的安全问题被提出来并成了欧洲和美国报纸的评论主题。7月7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公报，声明瑞士的中立是绝对的和无可讨论的；⁽⁸⁾但德国仍感到不满。魏茨泽克在7月13日对瑞士驻柏林公使说，他的政府的声明并不十分明确，瑞士必须“恢复平衡”，并“回到中立的正中”。⁽⁹⁾这一外交行动促使联邦政府发出一份照会，由瑞士公使在7月20日递交给魏茨泽克。照会声明，当其他大国宣布一旦瑞士受到攻击将给它提供援助时，联邦政府不曾作任何评论，因为它不愿接受那种只有在侵犯它的中立时才能适用的诺言。政府认为，他们在遇到这类事件时请求外援的权利是不容争议的，但是又强调说，如果第三国未经请求而进行介入，这将被视做是对中立的破坏。⁽¹⁰⁾

同时，瑞士人民也认识到，发表一个没有捍卫中立的决心和力量为后盾的声明只能招致麻烦。1939年3月，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略后，当时瑞士联邦主席⁽¹¹⁾菲利普·埃特发表了一篇有关国际形势的广播讲话，谈到瑞士人民捍卫独立和中立的决心。⁽¹²⁾两天前，经济部长赫尔曼·奥布雷赫特曾用更为坚定有力的语调告诫说，任何国家如果袭击或侵犯瑞士的领土和独立，那它就要面对一场战争。⁽¹³⁾3月20日，联邦议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重申上一年所作的关于全民族决心保卫中立和独立的声明。

（二）军事措施

1933年到1939年间，瑞士全力以赴建立军事防务，这是瑞士和其他一些爱好和平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静岁月里曾忽视过的事情。1933年，当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瑞士为了增加军用物资的储备，武装并配备它的军队，表决通过了第一批的拨款。武装部总司令鲁道夫·明格亲自周游全国各地作政治演说，以唤起人民的觉悟，认识到国家重整军备的需要。最初，这曾遭到社会党人和其他左翼集团的竭力反对。⁽¹⁴⁾

1936年，瑞士通过了一项军队整编的法令，在东北和北部边境及阿尔卑斯战略据点建立了新的防御工事，并对旧的设施进行了加固。为了筹措这项庞大防务计划所需的额外资金，政府在1936年发行了第一批国家防卫公债。公众响应认购的公债达33 200万法郎，大大超过了政府所要求的数目。⁽¹⁵⁾奥布雷赫特在1939年4月30日说，已为国防编制了一项特别预算，并在最近几年里用去了10亿法郎（5 000万英镑）。⁽¹⁶⁾

辅助部队的义务服役年龄从48岁提高到60岁。1939年初，议会以96票对2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延长初期训练的时间，并授权政府继续保留受训部队的服役期限。1939年进一步授权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无须等待议会批准即可征召军队。⁽¹⁷⁾

慕尼黑危机期间，瑞士边境上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都敷设了地雷，并作了长期戒备的部署。1939年3月，德国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曾有一个企图吞并列支敦士登的流产计划，一家法国通讯社在日内瓦的分社也刊载了一则报道，说德国在拉尔贝格集结了70万兵力。3月24日，瑞士联邦委员会批准了政府征召军队以加强边防警卫的提案；加紧进行了莱茵河边防的工事，并对1938年9月所布的地雷重新装置。当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奥托·克歇尔在4月11日要求莫塔对此作解释时，莫塔否认这是受某一大国的煽动，并说他们已撤除了部分设施。⁽¹⁸⁾

瑞士的防务体制是为了保持最大的灵活性而计划出来的。当入侵军突破边境防御工事和第二道防线、经过崎岖山区向前推进时，势必遭到扼守着山路要隘的英勇的瑞士民兵的阻击。除了在康斯坦茨湖和日内瓦湖之间的所谓瑞士高原最易受到攻击外，瑞士的地形是不适于庞大的机械化部队或重型坦克及大炮通行的。

（三）经济措施

由于地理环境为瑞士的防卫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瑞士亦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做了各项准备。因此只有出于一种迫不得已的需要，才会使一个交战国值得费力气来啃这个虽小而难吃的果子。从经济上说来，瑞士的地位是脆弱得多，因为它的繁荣是依靠它作为一个国际工场的地位。它幅员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其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煤、铁和其他原料均须依赖进口，同时还要进口相当比例的粮食来满足人民口粮和牲畜饲料的需求。这些必要的进口物资是用出口优质制成品来偿付的。瑞士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在就业的200万人口中，只有20%务农，而从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人却占52%。农业工人的收入仅占整个国民收入总值的9%。⁽¹⁹⁾因此，如果瑞士人民要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关键就在维护他们的对外贸易。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获得教训的瑞士政府，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就采用了一个限制养牛业和制酪业，以增加各种作物的方案。为推行这项计划而采取的措施，包括1929年的谷物条例，⁽²⁰⁾这个条例规定了粮食谷物的必要储备和政府对增产的补助。国产小麦的高价得到了保障，并给为自己家用研磨谷物的生产者以奖励。同时还采取措施提高本国甜菜制糖的生产和限制向国外的进口。尽管1939年粮食谷物的产量比1932年增长了27%，但是每年本国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巨大差距仍有待于拉平。⁽²¹⁾

当战云密布时，瑞士政府就筹划建立一个一旦战争爆发就能付诸实施的全面的战时经济。1938年4月1日通过的法令授权政府进行初步必要的准备，这项法令的制定，目的在于“在经济封锁或战争事变中，保证国家对最紧要的必需品的供应……”在以后的18个月中，依据这条法令采取的措施包括：附有一份土质情况详细分析的可耕土地的农业调查统计以及进一步削减畜牧生产以增加耕作的步骤。根据一项全面的储备计划，进行了对现有必要物资的库存盘点工作，并建立了贮存以应紧急事变。

库存是按不同阶层来进行的。在基础方面，要求进口商手头都要保持一定量的物资储存。1939年4月，要求人民对急需食品保持“铁一般似的”坚实库存以维持两个月的需要。政府宣布，一旦发生非常事件，在实行定量配给制之前，暂停两个月出售这类货物。又公布了一个拟定的配给数量表，同时劝导人民设法贮存其他包括肥皂、蜡烛、燃料和衣着等的必需品。由于公众的购买，零售商和批发商就可补进存货，这转过来促使进口商为了保证他们应有的储备不得不安排进一步的订货。正是通过这些方法，货物的贮存遍及了全国。⁽²²⁾

（四）政治措施

瑞士为了保卫自由所作的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努力，是那些为了加强国内防线，以抵御外来思想和活动而进行的工作。

瑞士的两个最强大的邻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独裁者的操纵下所标榜的思想意识和瑞士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但不管怎样，瑞士人民对危险的来源所在是毫无疑义的。尽管提契诺地方发生了纠纷，而意大利又存在领土收复主义，⁽²³⁾但瑞士人民对墨索里尼的战争叫嚣并不十分在意。加之，他们也意识到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国是符合意大利的利益的。虽然瑞士人民亦考虑到墨索里尼的观点可能不适于瑞士，但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意大利恢复了正常秩序，遏制了共产主义。对大部分瑞士人来说，共产主义甚至比法西斯主义更令人憎恶。他们对于墨索里尼应有的常识做了过高的估计，以致他们没有预见到他竟会利令智昏地不顾保持欧洲力量均势的一切古老的准则而采取了一种势必使他的国家沦为德国附庸的政策。

瑞士人对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大多数人对墨索里尼是宽容的；对于希特勒则又恨又怕。大多数团体由于宗教、政治和文化上的理由对纳粹德国是抱有反感的。即使与德国人民享有一份共同文化遗产的操德语的瑞士人也对希特勒的背叛德国理想极为不满。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在1937年11月发往德国的一份叙述瑞士社会舆论不友好态度的备忘录中写道：“大部分的瑞士人反对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德国国内的事态发展。”他还说反德情绪在边境地区尤为显著，有时且引起激烈的反德示威。⁽²⁴⁾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同，他丝毫也不想迁就瑞士人。相反，纳粹恣意抨击瑞士的组织机构，并试图通过宣传和怂恿在瑞士的颠覆活动来破坏瑞士人的民主政体。

1938年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加深了瑞士人民在1937年时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和厌恶之感。慕尼黑危机期间，德国驻伯尔尼公使指控说，德国侨民受到侮辱，德国商人遭到瑞士居民的抵制。1938年12月1日在和瑞士外交部长莫塔的一次长时间会见中，德国公使再一次抗议瑞士的反德舆论和宣传，并强调如果瑞士政府不能约束新闻界，势将危及德国—瑞士关系。⁽²⁵⁾同时，德国报刊也加紧了反瑞士的宣传。德国报纸声称，瑞士报刊对纳粹德国的批评，及瑞士藏匿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者是违背瑞士政府公布的中立政策的。⁽²⁶⁾特别是在1939年1月的《国家社会主义月刊》上博克霍夫写的一篇论文，把瑞士的中立概念引申到超过了政府的言行范畴而包括个人和团体的态度在内，这就使得瑞士政府担心，如果不承认这个扩大的中立概念（人民中立），那么，德国可能认为他们有权无视其所许下的在一切情况下都将尊重瑞士中立的诺言。1939年1月，当瑞士驻柏林公使向德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时，魏茨泽克说，希特勒的声明，即德国打算尊重瑞士的中立是一条公认的准则；但是，他又说这不是德国单方面的义务，它的先决条件是瑞士必须保持真正的中立作为报答。魏茨泽克再一次提请瑞士公使注意约束新闻报道对维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性。⁽²⁷⁾虽然莫塔拒绝了柏林提出的订立一个势必限制瑞士报纸言论自由的新闻协定的建议，但他认为，应当采取步骤来制止敌视德国的言论。尽管当局实行了若干限制，德国还是继续进行攻击，⁽²⁸⁾瑞士政府不得不在夏季再一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

反颠覆活动的问题有着双重性质。对瑞士自由及民主制度的威胁既是来自瑞士的德国国社党组织，也来自受了纳粹思想影响的本国团体。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德国国社党就已开始在瑞士活动。1933年后，他们的活动就成了瑞士政府和人民日益不安的根源，而第五纵队在奥地利和苏台德所起的作用，则使这种不安更加剧了。瑞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附属于它的多种组织如运动团体、学生团体、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队及其他等等都直接受德国国内的国社党控制。它们对所有侨居瑞士的德国人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们参加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团体。显而易见，这些纳粹组织的目的是有损于瑞士宪法规定的民主，即使不是真的有损于瑞士的独立。不管希特勒怎样矢口否认，许多人依然担心他的目标是要把瑞士并入他的“大德意志帝国”。联邦议会虽曾建议取缔在瑞士的国社党组织，但瑞士当局却不能采取这一步骤，因为这很明显地会被德国政府视做一种不友好的行动。况且德国人基本上已是小心谨慎，不使他们的宣传和其他活动越出瑞士法律许可的范围。

瑞士政府惟一可行的就是加强治安法令，密切注视着任何不法的活动。1935年6月颁布了一项保卫国内安全的综合措施。为了确保更有效地对付颠覆性的宣传，于1938年5月27日通过一条法令。为了镇压破坏联邦独立的阴谋活动，1936年10月8日的法令授权政府采取行动来取缔领土收复主义者。这些新的比较严厉的法令使政府得以建立一支联邦政治警察特种部队，行使搜查权，并检查、没收流入国内的颠覆性刊物和取缔从事危险性宣传的报纸。对新闻的控制也是为了防止发表那些可能危及瑞士外交关系的抨击外国列强的文章。德国团体，尤其是学生团体的个别成员被驱逐出境，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停止换发其居住许可证。联邦、州和区的警察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他们活动的成果，关于国内国外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情况都积累了大量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及奥地利和苏台德的前车之鉴，1938年12月5日又通过了一条法令，以镇压违反公共秩序的行动和捍卫民主。反对这些措施的不只是那些害怕受到制裁的极端分子，其他的一些人亦惟恐如果接受这些措施，那么，瑞士本身就是采取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将有害于他们旨在捍卫的自由。

1938—1939年，国内主要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是民族阵线、瑞士极权主义民主联盟和忠诚誓愿同志联盟，他们的领导人分别是托布勒博士、厄恩斯特·莱奥纳特脱少校和赞德博士。瑞士拉丁语区也有自己的团体，主要是民族联盟。虽然这些组织没有一个拥有大批会员，但他们和德国同伙联合起来，其可能捣蛋的潜力是很大的。尽管1935年9月26日的法令禁止外国政治团体同瑞士各政党或者同除由他们本国人组成者外的一切组织发生关系，但在国内与德国组织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8年秋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结果取得了充分证据足以使联邦检察官在1939年夏天对忠诚誓愿同志联盟和其他两个国内的国家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和成员提出起诉。被告被指控为德国政府和国社党收集包括外国公使馆和领事馆成员在内的有关人士的情报及德国关心的政治和军事情况。许多被告经查明有罪，被判处监禁和褫夺公民权。⁽²⁹⁾

第二节　大战爆发到法国沦陷（1939—1940年）

虽然1939年8月21日公布的苏德条约已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但许多瑞士人始终抱着战争可能避免的希望。莫塔在8月30日表示他相信战争不会发生。和他一样，许多瑞士人仍旧希望在德国，比较理智的人将战胜极端主义者，墨索里尼可能再一次成功地说服希特勒接受调停。⁽³⁰⁾

尽管如此，政府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终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来贯彻早已准备就绪的保卫瑞士的措施。8月28日征集了边境部队，停止了出售粮食。29日宣布全国处于服现役状态，联邦议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接着，议会授予联邦委员会全权，选出了瓦得州法语区的亨利·吉桑将军为瑞士武装部队总司令。

8月31日，联邦委员会通知欧洲列强，如遇发生武装冲突的事情时，瑞士将保持中立。德国公使于5天前拜会莫塔，重申德国保证尊重瑞士的中立。8月31日，意大利公使作了一个类似的保证，答应瑞士可以任意利用意大利的港口进口必需品。9月2日，政府下令瑞士军队进行总动员。在波兰遭到入侵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命令，包括暂时禁止出口，16—65岁的男子和16—60岁的女子有义务参加强制劳动，并由经济部长奥布雷赫特负责筹建战时经济机构。⁽³¹⁾规定由政府控制瑞士的进出口贸易，对任何逃避管制命令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还成立了一个由政府代表和工业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苏尔泽委员长（一个杰出的实业家）领导下监督进出口业务。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镇压间谍活动和管制报纸及其他新闻机构所颁布的法令使军事当局在这些领域中享有广泛的权力以履行他们的职责。⁽³²⁾

“假战争”期间，给了政府和军事指挥部一个喘息的机会用来巩固和加强瑞士的防务。修订了军事计划，加强了防御工事，对军队进行了紧张训练。由于在瑞士边境附近并未发生什么军事行动，因此9月份动员起来的许多部队得以返回各自的日常工作岗位，但还保留了约20万名的武装部队。1940年为现役军人制定了补偿方案。为补偿现役军人在工资和其他收入方面的损失所需的资金是从向所有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强派捐款并向联邦和州政府筹集得来的。

1939年11月1日第一批发行的定量配给卡只对一部分食品有所限制，且对定量日用品的分配是很充裕的。⁽³³⁾由于意大利的中立和友谊，瑞士人得以进口了大量的货物来充实他们的物资储备。尽管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中进出口贸易都大幅度下降，但随后几个月却飞速回升，特别是进口，不但在价值上，而且在实际重量上也都超过了往常年份。⁽³⁴⁾在这段时间里，和德国的贸易尚少纠葛，因为德国认定采取放宽出口的方针对它有利。瑞士经济上的主要麻烦来自英国，原因是英国的战时经济迫使其拒不履行战前签订的有关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的订货合约，⁽³⁵⁾也由于封锁关系给中立贸易带来了许多大有影响的限制。经过几个月的三边会谈，终于在1940年4月25日同英国和法国达成了一项全面的战时贸易协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封锁对进出口的影响。不过，只有某些种类的货物可以在指定的情况下再出口到敌国或中立国，而其他货物包括贵重原料则必须持有一张保证不将这类货物再出口的执照，才能获准通过盟国的禁运品管制关卡。⁽³⁶⁾

许多瑞士人相信或希望在西线长时间的寂静意味着双方都不准备最后一决雌雄，德国将不至于冒险直接进攻法国。有些人甚至引用德国入侵远处欧洲边缘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一事作为这种理论的依据。⁽³⁷⁾其他比较不那么一相情愿的人则正确地看到，德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侵略正是一场暴风雨来临的前奏。无论如何，有两点是再清楚不过的：没有一支常备不懈的防卫部队作后盾，“正确”的中立作为一种保障是无效的；在一个漫不经心或悠然自得的国家里第五纵队的活动是危险的。2月中旬，瑞士联邦议会国民院的议长瓦洛东曾从魏茨泽克得到他的私下保证，德国殷切希望不让瑞士卷入战争，⁽³⁸⁾然而这当然不能把它视做一种承诺而寄以任何信赖。

4月28日，由1940年的联邦主席马塞尔·皮莱-戈拉和吉桑将军签署了一项公告，指示休假的士兵和公民在一旦敌人进犯时应该做的事情，并告诫人民不要盲从失败主义者的宣传。⁽³⁹⁾与此同时，还增强了边防部队。

瑞士人害怕德国在向马其诺防线以北的中立国家发动进攻时，可能企图强行通过瑞士的南端。因此，当德国在5月3日侵入低地国家后，瑞士紧接着在5月10日就对武装部队进行总动员。少年和年老体弱、不适服现役的男子都组织起来成为地方防卫力量以协助打击空降兵和第五纵队。⁽⁴⁰⁾所有重要的战略点和交通要道都布置了警戒。

在提防第五纵队的一些额外防卫措施中包括了对外国侨民实行更严格的控制。5月11日，下令所有拥有火器的外国人都要立刻把武器上缴警察局。⁽⁴¹⁾5月20日，司法部和警察又奉命立即驱逐所有“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出境。5月28日的一项联邦法令将刑事军事法典中的规定扩大适用于在服役期中的平民。这表明，迄今为止仅适用于战时的死刑将同样适用于犯有进行叛国、间谍、破坏活动罪行的人和散布假消息的造谣者。⁽⁴²⁾

5月14—15日夜晚，当入侵被认为迫在眉睫时，瑞士人的恐慌心理达到了顶点。大批德国部队在瑞士北部边境的黑森林中集结。虽然瑞士军队在吉桑将军的鼓舞下，照常沉着镇定，但在平民中间相当广泛存在着惊恐不安的情绪。⁽⁴³⁾在北部城镇，在庸人自扰的谣言和失败主义者的宣传影响下，引起了成千上万的人仓皇出逃，到南方各州和伯尔尼州的奥贝兰去寻找安身之所。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地区的旅馆和公寓的外国光顾者逃跑一空，现在则又被从巴塞尔、苏黎世和伯尔尼纷纷逃来的人挤得满满了。

第三节　在希特勒欧洲中的瑞士（1940—1944年）

（一）瑞士对德国胜利的反应

意大利的参战和法国的投降完全改变了瑞士的形势。除了一条由日内瓦通往法国未被占领区的狭窄走廊之外，瑞士完全处在轴心国本土和其占领区的包围中。不言而喻，它奉行独立自主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大不列颠不久也可能被击败或被迫投降，听凭一个得意洋洋、胜利在握的德国随心所欲地巩固它对欧洲的统治。

在这种形势下，那么，有一部分人觉得瑞士应该改弦易辙，调整它的政治和经济，以便在希特勒的新欧洲谋取一个较有利的地位，是不足为奇的了。1940年夏季的几个月中，公众和报刊都对更新和调整瑞士的制度和政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议论。6月25日，皮莱-戈拉在对人民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提到了经济调整的必要。他告诫他的同胞将必须接受他们在生活上的改变。他们应该放弃安乐享受，更加团结。另外，政府今后将不可能再把它的决策向公众解释理由。皮莱-戈拉多少有点模棱两可的讲话后来成了许多人批评攻击的目标。自然，要判定他真正的意图是困难的，但可以肯定，他的话并不是在这一场合所需要的鼓舞人心的号召。

古代瑞士爱国者号召人民起来用生命来捍卫独立的这种历史性任务落到了吉桑将军的肩上。吉桑受到军民的一致爱戴。7月25日，他在吕特利草地上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会议。在激动人心的讲话中，将军呼吁大家丢掉失败主义情绪，要有不屈不挠的抵抗决心。吉桑相信，即使军队不得不撤离到山中据点，把城镇和村庄放弃给敌人，瑞士一定能拒不投降也决不会投降。为了这一目的，以哥达、扎尔甘斯和圣莫里斯等天然堡垒为基地建筑了一座“民族碉堡”。各级军官把有关最高指挥部的抵抗计划逐级传达给士兵，并由参谋部的“军民联络处”传达给平民。设立这个部门最初是为了鼓动军队的士气，但它的工作范围后来扩大到包括组织讲课和情报课程对平民进行教育。⁽⁴⁴⁾虽然最终并未号召瑞士人民在屈膝投降和不惜牺牲他们的大部分国土继续抵抗这两者之间作出严峻的抉择，但是不惜任何代价抗战到底的决定大大提高了全国的士气。决心抗敌的意志和高昂的士气对维护国家政治主权的完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为胜利所煽动的天生狂妄自大的纳粹分子，他们的气焰愈益嚣张，认为无法再容忍这个处于他们新欧洲心脏的民主中立的蕞尔小国。他们强烈攻击瑞士报纸在报道英国战役中有所偏袒，纳粹报纸声称这是瑞士明显地违反中立。⁽⁴⁵⁾德国人所指责的一事就是瑞士把英国的作战公报与德国的公报并列发表。瑞士报刊被禁止刊登敌视甚至带有不适当批评性质的文章和评论，因为这都可能导致对德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尽管瑞士为了安抚轴心国家，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德国和它的意大利同伙仍然是心怀不满。意大利参战后，德国报纸声嘶力竭的叫嚷与盖达、法西斯报纸、电台调门更尖的谩骂此呼彼应，表明他们对任何认为意大利武装部队在巴尔干半岛和非洲并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暗示是格外敏感的。

1941年夏季，德国入侵苏联后，轴心国家鉴于瑞士虽厌恶共产主义，但它竟未能被说服改变其中立立场，加入德国现在把它称作征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圣战而深感失望。一位作者在1941年6月的《巴塞尔新闻》上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瑞士的态度，他写道：反对苏联的战争并不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圣战，至多不过是一次冒险的战争。

当着瑞士人民决心维护他们的政治独立，保卫中立时，政府不得不对德国和意大利作出了一些让步。例如，他们接受了德国的要求，交出在法国被击败后属于被拘留的波兰和法国士兵的军用物资。1941年春天，瑞士联邦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要求停止对瑞士的新闻简报广播。

同意在瑞士实行灯火管制是对轴心国的再一次让步。迄今为止，瑞士从未中断供电。这不仅是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应享的主权，而且城镇和乡村的照明能使交战中的飞行员辨明中立国的疆域，使它避免误被轰炸。可是从1940年夏季起，仍有英国轰炸机多次飞越瑞士领土，空袭意大利北部的城镇。而且尽管瑞士政府频频提出抗议，英国飞行员依然不断侵犯瑞士的领空。意大利人指责瑞士的照明不公道地为英国轰炸机机员寻找意大利北部的目标提供了方便。⁽⁴⁶⁾

1941年7月，联邦政府感到有必要颁布一项命令将某些法律付诸实施，借以防止发生侮辱外国使节或政府首脑、国旗、国徽，甚至由于国籍关系侮辱外国人的事情。违法的人将受到关押或罚款的惩处。⁽⁴⁷⁾在同一月中，一位瑞士代表出席了一次由轴心国控制的国际电影协会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阻止放映协会某些成员所不欢喜的影片。宣布瑞士代表在协会章程上签字一事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随后政府就加以否认。

（二）与第五纵队作斗争

瑞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被德国的节节胜利壮大了胆子，企图向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自由无阻地继续进行活动。1940年9月10日在会见了皮莱-戈拉主席以后，瑞士国家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发表一份公告说，会见结果表明双方已朝着圆满解决瑞士政治问题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⁴⁸⁾这项声明立即激起了公众的义愤。虽然皮莱-戈拉解释说他没有授权公开他的名字，而且这次接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但许多人都批评他所采取的是一种姑息政策。

1940年11月15日，国家主义者发表了3天前写给皮莱-戈拉的一封信，要求保障他们继续宣传他们新的政治和社会观点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集会自由，撤销对他们出版刊物的禁令，以及释放前被捕的成员并发给赔偿金。⁽⁴⁹⁾这次，联邦政府的回答非常明确。9月19日，政府命令解散这个团体，取缔它的报纸，严禁以任何别的名义重新组织起来。违反这条法令的人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同时遭到取缔的还有类似的组织，共产党也在其内。

在发布解散国家主义运动命令时，它大约拥有2 220个国家主义分子，分散在162个城镇和乡村中。这个组织在5个月前刚刚成立。它是那些先前被取缔或由于受到警察的虎视眈眈，认为自行解散是上策的那些组织的后继者。它的追随者是那部分以前并不属于极端主义者集团，但看到德国胜利在握，认为瑞士最好能同战胜者结盟的人。1940年底对国家主义运动和其他组织采取的行动当然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在瑞士活动的结束，特别是1941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它在瑞士的追随者都把德国的胜利看做是势所必然的事，相信剩下要做的事只是去摘取胜利的果实罢了。不过，这些行动却实际意味着，他们只能在新的秘密组织里或者通过其他暂时还未受到政府取缔的“更新”组织里进行非法活动。

他们的目的是用暴力推翻政府，代之以极权统治。但是对于瑞士在新欧洲应立足于何处的问题，他们的看法有分歧。尽管大多数人深愿在德国的庇护下，欧洲能改组成为一个日耳曼民族的联邦，而让那些在边缘的国家在本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控制下享有一些政治自治权，但也有一些人希望看到瑞士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在德国也存在这两种分歧的意见。1941年，一个处理有关日耳曼民族问题的组织党卫军司令部日耳曼民族指导部，是由瑞士出生的弗朗茨·里德韦格博士负责的。他就是第一种所谓组织解决办法的鼓吹者。⁽⁵⁰⁾德国驻苏黎世领事馆的艾什顿博士和格罗勃尔博士是其在瑞士的主要联络代表。⁽⁵¹⁾

早在1941年，里德韦格就委托一个瑞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比埃莱在瑞士组织一个类似德国党卫队的准军事部队。同时，在一个瑞士的德国侨民施泰格的领导下，由格罗勃尔组织了一个新的秘密社团，自称为“德国的朋友”。这个社团的成员在全国各地组成为小组织。他们在未接到德国发出信号之前，是不得采取什么公开行动的。这些国内组织的种种活动，暗中都受到了瑞士当局的严密监视。在1941年6月的一次大搜查中，警察逮捕了131人，被控诉的一些人受到联邦和军事法庭的审判。到1941年底，颠覆活动虽然继续发生，但这些国内组织的骨干力量全被粉碎了。一些最活跃的人被逮捕或监禁，其余则被拘留或逃到德国避难。⁽⁵²⁾再有那些虽未牵连到叛国和背叛罪行之中但涉有嫌疑的分子，由于受到密切监视，他们潜伏的危险也大大地受到了限制。⁽⁵³⁾

在战争年代中，瑞士政府面临的一个更为棘手得多的问题是如何控制瑞士的德国侨民中高度组织起来的第五纵队。战争爆发以后，德国人积极努力来扩大他们在瑞士的这些组织的规模和效力。战前，虽有来自祖国的压力，但也只有很少数德国侨民参加了这些纳粹组织中的一个组织。1939年和1940年在德国取得胜利后，登记入会的人增加很快，而且有增无已。虽然增加的速度逐渐减慢，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2年。许多人是在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动机鼓舞下参加到纳粹队伍中来的，而其余的则是为了通过表示对元首的忠诚和支持来保障自己的前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德国对于这支第五纵队的重视。在战争爆发后，相对说来只有很小一部分留居瑞士的德国人被征集到德国军队服役，而在这些人中也只有很少几个是知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作人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热忱的纳粹分子后来从前线撤回，被派到瑞士的党组织中担任了重要的工作。

川流不息的代言人从德国涌向瑞士，在数不胜举的集会和会议上开导和激励他们的同胞。随着德国国社党组织成员的扩增，这种集会的次数日趋频繁，规模也日益扩大。瑞士政府无法禁止这种集会，只得就力所能及管理它们。1940年7月，根据通过的一条法令，凡组织政治集会的人必须取得瑞士当局的批准。可是德国人并不情愿接受这些对他们的活动和演讲的束缚。他们照样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而演讲的人也信口开河，超出限定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最直言不讳的宣传鼓动者被撤销允许他们在集会上讲话的权利。1942年10月4日由省长博勒主持的一次规模特大、挑衅性特强的集会，激起了瑞士公众极大的愤慨，因此联邦委员会禁止外国组织今后举行大型集会。⁽⁵⁴⁾可是德国从这时起正转向防御阶段：虽然德国仍然主宰着欧洲大陆，但越来越可能的是，这种统治将不会长久保持下去了。

在整个战争中，瑞士人民还必须同间谍、破坏分子和告密者的活动作斗争。德国情报机关精心组织了一个遍及整个瑞士的情报网。它的要害地点是设在德国公使馆和领事馆。在那儿，最高统帅部的国外情报处和党卫队保安处为这项工作安插了特务人员。德国人既利用叛国的瑞士人，也利用留居瑞士的德国侨民，但一般主要的特务是从德国国内派遣去的。此外，为了获取详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把特务派入到瑞士。所搜集到的情报则凭借外交信使传递到德国，但也利用秘密的无线电收发机和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文件、计划和照片偷送出国境。瑞士当局无法采取坚决的行动来对付在公使馆和领事馆中进行这些活动的唆使者，因为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同时也害怕因此惹恼德国。⁽⁵⁵⁾

（三）经济上的调整

除了少数狂热分子和失败主义者外，瑞士人民是决意维护他们政治上的独立的。尽管如此，在经济方面，他们却不得不更加紧密地同希特勒的欧洲合作。法国沦陷后，轴心国实际上控制了瑞士所有的商品进出口通道，所以瑞士的经济完全要听凭轴心国的摆布。在1940年8月9日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中，⁽⁵⁶⁾德国同意供应瑞士一定数量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是煤和铁。作为交换条件，瑞士工业必须供应德国在其作战中所需要的货物，并为它和意大利交换货物提供运输便利。另外，瑞士政府被迫缔结了一项汇划结算协定，允许给德国贷款1.5亿瑞士法郎及由德国控制它的出口物资。只有在一张经严格限制的货单上的货物才可以不需要德国的通行证出口。⁽⁵⁷⁾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为了迫使瑞士加紧密切同德国的经济联系，德国又进一步向瑞士人施加压力。当他们表示不肯屈服时，德国人就威胁要中止煤和铁的供应，吊销允许瑞士进行有限的出口贸易的执照。1941年春，德国一度将这一威胁付诸实施，吊销了一些出口执照。面对这种压力，在与德国达成的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中，瑞士政府同意将1941年2月德国的结算信贷增加到3.17亿，7月再增加到3.5亿瑞士法郎。

英国政府对瑞士向德国在经济上让步作出的反应是加强了对瑞士的封锁。法国沦陷后，由于1940年4月双方缔结的战时贸易协定在事态演变中已经失效，⁽⁵⁸⁾瑞士贸易部长凯勒博士为了商谈一项工作协议访问了伦敦。瑞士代表申辩说，允许瑞士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将是对英国有利的，否则它将不可避免地要完全陷于德国的经济控制之下。可是，不难理解，英国是不愿意允许瑞士通过轴心国控制地区进口货物的，因为，这些货物很可能被轴心国劫走。他们还生怕德国会对瑞士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交出为自己使用而进口的货物。经过长时间的商讨，终于在1940年10月15日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英国同意当瑞士的库存不超过只两个月的需要量时，即放松封锁，以便让瑞士进口一些必要日用品。但是，假如日后发现瑞士屈从于德国的压力而把进口货物再出口，或者货物在途中被意大利或维希政府截留，这项特许权就要作废。英国还同意再发还一些在法国沦陷后被英国扣留的瑞士租赁的船只，并允许用它们通过意大利港口装运煤、铁和粮食。⁽⁵⁹⁾但由于1941年瑞士对德国作出进一步的让步，英国就加强了对它的封锁措施。⁽⁶⁰⁾

在国内，瑞士政府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步骤以谋解决今后面临日益增长的不可避免的匮乏，并使它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在法国沦陷后，瑞士对食物和燃料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定量配给，它还采取了定量配给措施借以保存现有的储藏物资，减少消费，及大幅度地增加国产食品的数量。

政府的战时农业政策是以一位第一流的农业学家F·T·瓦伦制定的综合性计划为基础的。这个计划在1940年11月15日由它的设计者在对瑞士农民协会的讲话中公布于众。假如由于战事的发展和经济封锁瑞士需要自给的话，那么瓦伦的计划就是为了使它得以实现这一目的。瓦伦精确地核算了人们所需消耗的热量及利用本国土地资源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要达到自给，就须大幅度增加粮食谷物、糖和植物油的生产，并严格限制家畜的饲养。虽然并没有发生必须要严格地实施这个计划的情形，但它对于在战争余年和其后果中所采取的步骤起了很可贵的指导作用。耕地的面积逐渐增加了。1941年10月又公布了一项法令，勒令所有非农业居民都要种植自用的土豆和蔬菜，各区将为之拨出一部分土地。随着耕地面积扩大而需要的额外劳动力和由于服役而被抽走的大量人力则通过征集志愿的和义务劳动的人来补充。

虽然随着战争的发展和进口的逐步下降，某些食品，尤其是脂肪、油类和糖的供应日益短缺，但是多亏政府富有远见的政策，使瑞士人民尚能维持一个相当过得去的饮食水平。

到1942年，几乎除了土豆、其他蔬菜和水果外，所有食品都实行定量配给。迄今所有各类居民一律实行相同的配给，只在1942年7月1日才改行有区别的配给。⁽⁶¹⁾

（四）瑞士对战争扩大化的反应

将近1941年底时，在瑞士一种焦虑不安和灰心丧气的情绪与日俱增。德国对俄国的夏季攻势和德军部队在东线的集结暂时解除了武装入侵的危险。到1941年底，瑞士动员起来的兵员从1940年夏季的50多万减少到约71 000。没有人知道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怎样结束。与此同时，瑞士人民不得不忍受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下的许多不便，包括食物和燃料的缺乏、夜间的灯火管制、政府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和干涉，但又得不到像一个交战国人民那种激昂慷慨的精神上的补偿。这种灰心丧气的情绪明显地表现在人们中间的相当广泛的不满以及社会党和独立的党派对政府的批评的加剧上面。他们抱怨在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缺乏联系，致使彼此互不信任。

1941年底，美国和日本相继参战从而使交战双方列强的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1942年底，德国的胜利势头刚刚开始衰退，但它对俄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加以它的新对手美国又有无穷潜力——尽管大部分尚未发挥出来——已可很清楚看到战争将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而且，当前形势对德国的最后赢得胜利也开始变得不利了。不过，与此同时，美国的参战却给瑞士增添了不少困难，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瑞士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希特勒被迫放松其对欧洲的控制前，维持它的中立和政治独立。瑞士国家这只船在惊涛骇浪中航行，如果要想在狂风暴雨平息之前完整地幸存下来，需要高度的技能和谨慎。它必须见风使舵，并在紧急情况下抛弃掉它船上的一些货载。它还须给瑞士人民惯于珍视的权利和自由加上新的束缚。⁽⁶²⁾

新主席菲利普·埃特在1942年1月1日的一次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呼吁人民在工作中要发扬遵守纪律和与政府密切合作的精神。埃特说，联邦和州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是旨在保证食物的供应和人民的工作，使国家能够在这风雨如磐的年代里自由和光荣地坚持下去。

但是许多人感到政府在努力设法避免开罪于德国方面，不必要地做得太过分了。1941年7月和德国缔结的贸易协定在议会中遭到了强烈的批评。新教牧师和左翼分子尤其激烈地抨击了政府的政策，指出，对德国的一味恭顺并未使其他中立国家在德国认为有利向其进攻时幸免于难。他们说政府的检查政策、专断独行和针对团体和个人的法令以及专靠法令来管理国家的日益增长的趋势正在破坏人民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恰恰是他们如要坚持到底的话所不可少的条件。其余的人则拥护政府的立场。他们反驳说，恢复自由将只能给反民主分子以可乘之机。维护对外的自由比维护对内的自由更为重要，因为恢复国内自由要容易得多。

1942—1943年一些案件审讯的结果表明保持常备不懈和采取专断措施是必要的。几个被告，包括瑞士军队中的军官和其他军衔的人，犯有把机密出卖给德国的罪行，他们被判处死刑或监禁。第一次死刑是在1942年宣判的。⁽⁶³⁾1942年8月4日联邦委员会通过一项法令以强化现行的各项条款，防止有损于国家安全的行动，并更严厉地惩处那些违法的人。条款还规定允许在监禁的判决中附加预防性的拘留。⁽⁶⁴⁾后面的条款是为了防止瑞士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扩大其力量。这部分人是听从德国的指挥，他们的活动包括在瑞士发表和散发宣传叛国的文件，征集志愿者组成一支瑞士党卫队与德国军队并肩作战及进行一种迫使住在国外的瑞士侨民加入纳粹阵营的运动。早在1943年，政府就采取了一个额外措施来对付国外的瑞士国家社会主义者。当时发布了一条法令授权司法部和警察，如发现在国外的瑞士人犯有严重损害国家尊严和政治经济独立的行为时，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⁶⁵⁾在国内，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则遭到了取缔。

（五）来自德国的新威胁以及对英美关系上的一些困难

无论如何瑞士此时还不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来对付叛国活动的总根源——在瑞士的德国组织和公使馆。⁽⁶⁶⁾盟国的节节胜利并不意味着欧洲被占领国家和中立国的地位即时有了改善。恰恰相反，它只更加加强了希特勒控制欧洲的决心。还存在的中立国家又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因而，纳粹报纸在1942年公开提醒瑞士说它本来就是德国的一部分。瑞士的态度被比做一条癞皮狗的态度。此刻，德国人在百忙中还没有余暇来顾及此事，但是稍后，他们将着手对付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局外人。⁽⁶⁷⁾戈培尔说，瑞士和瑞典对它们民族的安全和未来的生存缺少最基本的认识。希特勒提到在战争中不能幸存的资产阶级国家。⁽⁶⁸⁾德国外交部的新闻司长保罗·施密特以威胁的口吻警告那些强硬的瑞士编辑和新闻工作者说，在德国占领瑞士后将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加以消灭。他还用俾斯麦的话来提醒瑞士政府：“政府时常必须为它们的新闻记者所打碎的窗玻璃付出赔偿。”⁽⁶⁹⁾

1943年，瑞士政府有理由担心德国的威吓将可能真的变为行动。迄今为止，希特勒虽然也因瑞士继续保持独立和中立而大不耐烦，但很明显，从侵占和征服瑞士所能攫取的好处是得不偿失的。德国人知道，任何进攻将遭到瑞士人民的坚决抵抗。他们防卫的第一步就是炸毁圣哥达和辛普龙隧道，而这两隧道是德国把物资和武器运往意大利的主要通路。修复隧道的工作，即使在顺利的条件下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工程。隐藏在山区地堡中的瑞士军队可以开展游击战进行骚扰，这会使修复隧道工程给征服者带来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此外，瑞士的经济和金融主要的资产也将全部摧毁。既无原料和剩余食品的战利品可资补偿，一个破坏无遗、贫乏枯竭的瑞士将是一个负担而不是资产。然而在1942—1943年，一种新的考虑使德国人相信，这些不利条件比在他们准备保卫的欧洲堡垒中存在一个独立国家的危险可能还是略胜一筹。德国人害怕一旦盟国侵入欧洲时，同情他们的瑞士人会允许他们自由通过它的领土。联邦政府从瑞士军队情报处得知了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在考虑一个预防性的占领计划后，重申了它的保证：瑞士将捍卫它的中立，抗击一切来犯者。同时，吉桑将军和德国党卫队的司令官舍伦贝格于1943年3月在埃门塔尔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显然，吉桑将军成功地使舍伦贝格相信，瑞士决心在任何情况下捍卫中立，因为在这会议后不久，瑞士就获悉德军最高统帅部已决定放弃这个方案。⁽⁷⁰⁾

虽然对瑞士中立的主要威胁来自德国，但是它同对立阵营的关系也不是融洽无间的。尽管几度向英国和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盟国空军还是继续侵犯瑞士的领空。1943年7月，英国和美国政府请求瑞士政府拒绝收容墨索里尼和其他要求避难的属于“战犯”的重要法西斯分子。盟国说，收容他们的行为是不符合联合国家为之而战斗的原则的。瑞士认为，如果默认了盟国的要求就是同意削弱它的主权独立，也就是和中立政策不相容的。在他们的答复中，瑞士政府声明，假如有必要为政治避难问题作出决定时，他们将遵循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办事。⁽⁷¹⁾

不过这些毕竟是些小波折。经济关系方面的困难则是严重得多而且长期不能解决。作为一个中立小国，瑞士的处境日趋艰难。盟国日益强大的力量使他们得以加强其反德的经济战。他们越来越不愿容忍瑞士对敌国的援助。1941年夏季以后，盟国对瑞士施加经济压力的经过情况在前一章中已有一些详细的记述，⁽⁷²⁾这里就不需再重复了。

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尽管曾发生过一些困难，但盟国对瑞士的要求并没有像对其他一些中立国家的要求那么苛刻。他们意识到有必要避免提出极端的要求，否则将可能导致外交上的破裂，甚至会促使德国进攻瑞士。瑞士既承担了作为盟国在轴心国权益的外交代表的职责，而且通过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它还负责照管在轴心国家里千百万战俘的福利，⁽⁷³⁾因此，瑞士的独立对盟国是极可宝贵的。何况瑞士还是欧洲大陆中心留下的惟一对外开放的窗口，盟国通过他们在伯尔尼的公使馆可以获得有关德国的宝贵情报。

（六）瑞士对战后欧洲的看法

1942年期间，纳粹胜利的前景已趋暗淡，于是那些“更新”和“调整”⁽⁷⁴⁾的鼓吹者失去了市场，这并不全是出于政治策略和机会主义的原因。对许多瑞士人来说，建立一个更有秩序、更为团结的欧洲的想法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作为由三个操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组成联盟这样一种国家的瑞士人民，认为上述想法在更大范围内行之于欧洲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希特勒在欧洲的言行清楚地表明他所设想的那种统一不是他们甘愿接受的一种统一。瑞士改组欧洲的概念是建立一个其各成员国能比较自由地进行贸易的自由国家的联盟。而纳粹的由德国一个主宰种族来统治一些劣等民族的概念则不是酷爱自由的瑞士人所向往的。同样，纳粹关于改组欧洲经济的计划也是不得人心的。德国设想的计划是，把工业集中在出产必要原材料的地区，而那些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的国家，像瑞士就得转而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纳粹对待占领区人民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排除了在战争结束时他们能心甘情愿地同德国进行合作的任何希望。

1943年瑞士对于建立欧洲新秩序的专心致志的关注大都转移到对盟国胜利后解决战后世界问题的推测上，虽然他们认为战后的前景总比纳粹的胜利要好得多，但它在瑞士人的眼中并不显得特别美妙。德国人的残暴行径所遗留在人们心里的仇恨可能会带来比凡尔赛和约还不满人意的和平。盟国设计的未来的世界组织是一个由强国控制的组织，而珍惜独立的小国很少有发言权。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瑞士对将由英、美、苏统辖欧洲的前景并不热心。而且，一般说来，瑞士对于美国和英国认为苏联将会向民主转化并以一个抱合作和守法态度的国家跻身于战后欧洲所寄予明显的信任也有不同看法。担心俄国会企图使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思想依然存在。瑞士对苏联政府究竟在准备放弃他们的领土和意识形态上的扩张主义以及同西方大国合作方面走得多远满腹狐疑。只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德黑兰会议后，他们对于苏联和英美之间有可能达成战后协议一点才稍微乐观一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无视欧洲将会被分成为两个互不信任的势力范围这一可能性。

瑞士人作为一个中立国家的人民，虽然并不像盟国的人民那样轻于相信苏联将真心转变的说法而受蛊惑，但也不是对引起这种希望的激情无动于衷。1943年秋，瑞士的选举标志着它明显的向左转。社会党获得了11席，他们要求，并第一次在联邦委员会中获得了一个席位。主要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比其他政党更倾向于相信苏联政府的道义。它的党员尖锐地批评联邦委员会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并抱怨政府把紧急时期的权力更多地用来镇压左翼团体而不是用来对付右翼极端主义者。在对外关系上，这个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瑞士和苏联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

第四节　欧洲的解放及其后果（1944—1946年）

（一）瑞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1944年夏季，盟国期待已久的对欧洲大陆的大举反攻已经成熟，这时瑞士被禁锢在希特勒欧洲内的日期已屈指可数了。但同时，眼前的困难问题既未消除，新的忧虑又接踵而来。随着战斗再一次向瑞士国境逼近，他们生怕撤退或前进的部队会侵入他们的领土。甚至在盟国地面部队到达以前，瑞士也未能免于受到军事行动的影响。自从法国沦陷以来，意外事件屡见不鲜。先是英国，后是美国的空军曾搞错目标把炸弹投在瑞士的领土上，造成破坏和伤亡。1944年间，这些失误在次数和程度上都加剧了。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44年4月1日由一支美国解放者空军编队对沙夫豪森的轰炸，把这个城镇的大部分地区都毁坏了。9月，瑞士战斗机在白天打信号命令美国轰炸机着陆的时候遭到了袭击，火车遭到机枪的扫射。

瑞士人民对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深感不安，他们感到这些事情之所以产生不只是由于美国飞行员缺乏地理知识和训练，而且也表明美国人对国际法保护下的中立国家的权利的厌烦和漠视。⁽⁷⁵⁾为了减少这类事件的危害，联邦委员会在1944年9月12日授权解除在瑞士的灯火管制。德国人这时已无力再来反对这项措施。边区各州政府奉令保持公用和私人的照明通宵达旦。在那些日子里，为了使瑞士的边界白天内更便于认清，在车站和高耸建筑物的屋顶上都醒目地悬挂了瑞士国旗。⁽⁷⁶⁾尽管有这种预防措施和瑞士空军的警戒，类似事件还是不断发生，造成更大的损失，并有更多的人丧生。

侥幸的是，瑞士所担忧的它的边境有可能受到地面部队的侵犯，证明是没有根据的。盟国发起总攻之日后，吉桑将军想要召集大量的增援部队，但联邦委员会经过紧急讨论，认为这种动员将会影响粮食生产，决定只征召数目有限的一支边防部队。当盟国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登陆以后，又宣布了再次部分动员令。⁽⁷⁷⁾

8月28日，美国前锋部队到达了瑞士的边境，瑞士和外界恢复了联系。自从意大利投降，使德国封闭了它在瑞士边境周围的包围圈后，瑞士就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了。

瑞士政府在这期间所遭遇的另一个麻烦是避难权的问题。自从络绎不绝的逃亡者涌入瑞士寻求避难以来，难民问题即成了他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不得不加以处理的一个问题。1940年的法国士兵、1943年的意大利士兵、各国的逃亡者、川流不息的犹太人和其他德国占领区的平民越过国境到中立的瑞士以逃避追捕、死亡、饥饿和拷打。虽然大批人不得已从国境折回，但许多人则被收容下来。1944年，德国的失败已经在望，看来很可能有另一批新的逃难者来敲瑞士的大门，这次将是德国人来寻求庇护，借以逃避胜利者的报复。盟国再一次要求瑞士政府保证不再收容那些畏罪逃来瑞士寻找庇护的战犯。⁽⁷⁸⁾瑞士坚持认为伦敦和华盛顿的惶惶不安是没有必要的。尽管庇护权是瑞士公认的原则，但这种权利并非无条件的。关于允许难民入境的规章规定，那些由于早先不正当的行为不配收容的和其举止有损瑞士利益的外国人将被拒绝入境。可是，他们确实感到，无论如何应该由瑞士自己作出以公认的法律为基础的决定而不能以胜利者专横武断的决定为准。例如煽动战争不是一种公认的罪状，但是轴心国首脑由于其他原因显然是不受欢迎的。瑞士政府在1944年11月15日联邦会议的一份声明中，表述了自己的立场如下：

根据维护瑞士尊严的一系列先例，联邦委员会打算行使一个主权国家公认的权利，对于那些值得考虑的逃亡者给予庇护。但是由于难民麇集已造成了人满之患，因此，即使是在可能造成死亡的情况下，它也不愿不经过审查就批准所有要求避难的人进入瑞士。很显然，特别对那些曾对瑞士表现出不友好态度的人、那些犯有违反战争法令罪行的人或过去的经历证明其观念与法律和人道的基本传统不相符的人，一概不能收容。⁽⁷⁹⁾

在和非轴心国世界恢复联系后，瑞士便须同法国重建关系，在瑞士被隔绝期间，这种联系大部分已经中断。1945年2月21日，当戴高乐同意选派伯克哈特教授为驻巴黎的瑞士公使后，瑞士即同法国临时政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法国解放后，在瑞士，人们怀着最大的兴趣和同情注视着戴高乐使法国重新站起来所作的努力。瑞士希望法国能成功地恢复它先前的地位，并在胜利者的会议席上，为维护欧洲和欧洲较小国家的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同戴高乐政府建立良好关系之前，还存在许多严重障碍有待克服。戴高乐未尝忘怀，直到德国占领维希法国时为止，瑞士政府还在与贝当元帅和维希政府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另外，法国人强调瑞士银行保存有大量属于“劫夺来”的黄金，原是德国从法国窃取的。⁽⁸⁰⁾因此，在完全恢复两国在战前的密切关系前，必须消除许多隔阂。

在战后时期，关于如何处理德国在瑞士的财产问题上的争议，阻挠了瑞士恢复和盟国之间的正常经济关系。盟国声称有权获得德国在中立国家所拥有的资产作为赔款。这批财产在清理时应用于曾受战祸的国家的善后和重建事业。瑞士否认盟国对这笔财产拥有任何合法权利。在有关德国财产的数额上也有分歧。瑞士估计大约是2.5亿美元（10亿法郎），而美国宣称总额是这个数字的3至4倍。他们还认为瑞士在挖掘隐匿的敌产方面不肯合作，他们急想能让盟国代表前去进行调查。除非等到德国的财产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之后，美国当局拒绝撤销针对瑞士商行的黑名单或解除1941年在美国的大量瑞士存款的冻结。瑞士在英国的存款也被冻结。⁽⁸¹⁾

1946年3月，以沃尔特·斯塔基博士为首的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同美国政府和英、法代表进行谈判。除了有关德国在瑞士的资产这一总的问题之外，还提出了瑞士国家银行拥有的资产问题。盟国声称那是被德国掠夺的黄金，应移交到一个黄金储备库，以便归还原有国家。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终于在1946年5月21日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为清算德国境内的德国人在瑞士的存款作了规定。属于住在瑞士的德侨的财产不予没收。清算工作由瑞士赔偿清理处负责办理，并与由三个盟国政府和瑞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结算后的一半收益将由瑞士保留，以抵消德国对它的欠款，另一半则移交给盟国以资进行重建和救济工作。有关掠夺黄金的争论，根据盟国的要求，由瑞士付出了2.5亿法郎作为最后解决。美国同意撤销对瑞士存款的冻结，而盟国也答应取消瑞士商行的黑名单。⁽⁸²⁾

双方的让步在各自国内都引起了舆论反对，特别是在瑞士，华盛顿协议在议会中被描述成是盟国指定的条款、强权战胜了公理及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违反。⁽⁸³⁾为了替这个协议辩护，斯塔基博士说，在华盛顿那场“斗争”中，盟国掌握了全部王牌。他们拒绝解除瑞士在美国的财产的冻结和撤销黑名单，除非瑞士同意移交出德国的资产。斯塔基还提醒他的批评者，瑞士是要依靠盟国供应煤和小麦的。⁽⁸⁴⁾国民院在6月28日批准了这项协议，次日，联邦院也予以批准。⁽⁸⁵⁾

（二）瑞士同苏联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战争结束时，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在调整它和得胜的英、美及法国的关系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尽管这些国家都是它的老朋友，且在许多地方都是与瑞士类似的民主政体。而同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苏联建立关系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显而易见瑞士在调整它的政策以适应战后世界形势时是不能再把这个俄国巨人掉以轻心了。1923年，当一名俄国官员在瑞士被谋杀后，两国就断绝了外交关系。⁽⁸⁶⁾瑞士并不掩饰它对苏联政体的厌恶，莫塔就反对过苏联加入国际联盟。

1944年期间，在联邦、州议会和报界都对同俄国调整关系是否恰当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成立了许多委员会鼓吹恢复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确实，与苏联妥协的愿望大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动机。由于苏联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德国的暂时没落，⁽⁸⁷⁾瑞士急想能在恢复和平后同苏联进行贸易。1944年3月29日，国民院的一名社会党议员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联邦委员会竭尽全力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皮莱-戈拉⁽⁸⁸⁾在回答时向议院保证，政府准备考虑复交。⁽⁸⁹⁾驻伦敦的瑞士公使奉命与苏联大使就此事进行商讨。由于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10月10日瑞士向伦敦的苏联大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议重新建立正常关系。对签订协议来说，那时似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讵料因为瑞士和其他据称仇视苏联的国家将会出席在芝加哥举行的民航会议，苏联拒绝参加。几天后，在11月5日，联邦委员会向苏联提出建交请求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瑞士政府多年来一贯“追随一种敌视苏联的亲法西斯政策，而迄今为止，从没有放弃过这种政策”。⁽⁹⁰⁾

瑞士人对苏联态度的反应是不胜惊异与愤慨。人们把受到苏联无理拒绝的屈辱心情都发泄在皮莱–戈拉身上，重新对他进行抨击，许多人把这种局面的形成归罪于他。社会党人大声疾呼要他下台。虽然那些比较不太极端的分子并不相信苏联的答复仅仅是由于对皮莱-戈拉的厌恶引起的，但普遍感到他在战时认为必须追随德国的那种政策并不能帮助瑞士同胜利的国家重建友好关系。联邦委员会在11月10日接受了皮莱-戈拉的辞职，选出了纳沙特尔的律师马克斯·彼蒂彼爱（以往没有任过公职）作他的继承者。

在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瑞士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无甚进展，俄国报纸和电台不断攻击瑞士帮助德国，并扬言瑞士只有期待联合国家对它亲法西斯政策的惩罚。⁽⁹¹⁾瑞士还被指责包庇法西斯罪犯、虐待在瑞士的俄国战俘和避难者。⁽⁹²⁾从俄国占领区遣返瑞士平民的工作中止了。瑞士拒绝移交来自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占领区的避难者也招来了麻烦。1945年春天，出现了第一次缓和，当时俄国接受了彼蒂彼爱的邀请，派遣一个调查团对俄国拘留犯提出的抗议进行调查。同时也为遣返瑞士拘留的俄国人与俄国占领区内的瑞士平民作了安排。1946年初，驻贝尔格莱德的瑞士公使奉命为重建外交关系一事与苏联大使进行协商，这次洽谈成功了。3月19日，瑞士政治部⁽⁹³⁾宣布，苏联政府已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⁹⁴⁾8月，新的瑞士公使到莫斯科上任，一个月后，苏联公使和全体工作人员到达伯尔尼。虽然在1946年还未签订一项全面的贸易协定，但是俄国为许多瑞士出口物资提供了市场。瑞士与其卫星国波兰和匈牙利都订立了协定，保证它煤、铁和原料的供应。根据与匈牙利的协议，瑞士得到了制铝工业所需的矾土，并用机器换取了粮食。⁽⁹⁵⁾

到1946年底，瑞士使自己适应于战后世界的努力取得了普遍的成功。和俄国的关系正常化了，与英、美、法重建了友好的联系。虽然物价昂贵，粮食和燃料仍然实行严格配给，⁽⁹⁶⁾但总的说来国家繁荣昌盛。没有遭到战争触动的瑞士工厂的出口业务大为兴旺。同时，国家强大的金融地位使它能给国外买主以优惠的信贷。

(1)　瑞士议会，即联邦议会由两院组成。国民院是人民的代表，联邦院是州的代表。联邦委员会是行政权力机构，由两院共同选出的7名委员组成。每四年改选一次。

(2)　见A·J·汤因比：《和平会议后的世界》（A．J．Toynbee：The World after the Peace Conference），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6年版，第37—38页。

(3)　见《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Survey for 1939—1946QX: The World in March 1939），第151页以下。

(4)　希特勒在1937年2月23日把这种意思告诉了前联邦院代表舒尔泰斯，他又在2月26日把这项声明转达给瑞士联邦委员会（《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84号）。希特勒声明的原文见《阿道夫·希特勒演讲集，1922年4月—1939年8月》（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April 1922—August 1939），N·H·贝恩斯编（N.H．Bayne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2年版，第2卷，第1349页。

(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15—526号。

(6)　有关这项决议的记述可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编，第1章。

(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09号，第129号，第181号，第384号。

(8)　同上书，第646号。

(9)　同上书，第666号。

(10)　同上书，第692号。

(11)　联邦主席，即联邦议会议长，由联邦议会选出，任期仅一年。

(12)　埃特在1939年3月18日的广播声明（《泰晤士报》，1939年3月19日）。

(13)　1939年3月16日在巴塞尔的讲话（同上，1939年3月18日）。

(14)　见皮埃尔·贝甘：《欧洲观望》（Pierre Béguin：Le Balcon sur l'Europe），纳沙特尔，巴孔尼埃出版社，1951年版，第68—69页。

(15)　瑞士联合银行：《1939—1945年间瑞士的经济形势》（Swiss Bank Corporation：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Switzerland, 1939—1945），1945年9月（无出版地点和日期），第6页。

(16)　《泰晤士报》，1939年5月1日。

(17)　《泰晤士报》、《法兰克福日报》，1939年2月3日。瑞士的军队是一支民兵队伍。惟一拥有的常规部队是由教导员、军长、师长、一支空军特种兵和另外一支保卫瑞士堡垒的部队组成。凡年龄在19—48岁之间者均有义务服兵役，初期训练（根据1939年法律）为期116天，在以后几年中进行周期性的短期训练。乔治·绍泽尔-哈尔：《瑞士的政治制度》（George Sauser-Hall：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Switzerland），苏黎世，瑞士国家旅游局，1946年版，第6章。

(18)　《泰晤士报》、《时报》，1939年3月26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81号。

(19)　瑞士联合银行：《1939—1945年间瑞士的经济形势》，第5页。

(20)　谷物条款是作为联邦宪法的修正案，由民众投票表决通过的。

(21)　瑞士在1914年粮食谷物的供应只能满足3个月的需要，而据估计1939年本国生产量和储藏量至少可满足12个月的需求。

(22)　见J·罗森：《瑞士食品在战时的发展》（J．Rosen：Wartime Food Developments in Switzerland），斯坦福大学食物调查研究所，1947年版，第2、3章。

(23)　关于意大利对提契诺的要求和法西斯政权初期在边境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见《概览，1924年》，第405—407页；《概览，1927年》，第146页。

(2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07号。

(2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31号。

(26)　《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1月3日；《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1939年1月15日，20日。

(2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34号。

(28)　魏茨泽克在1939年5月2日向瑞士驻柏林公使抗议瑞士报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报刊都更为恶意地报道希特勒4月28日的讲话（《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10号）。

(29)　有关第五纵队的活动见瑞士：《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议会关于瑞士人和外国人在1939—1945年间进行的反民主活动的报告》，1945年12月28日（无出版地点和日期），第1编，第3页以下〔以后简称“报告”〕。

(30)　见贝甘：《欧洲观望》，第85—86页。

(31)　见上文，原著第204页。

(32)　见《陆军总参谋部首脑作的关于1939—1945年陆军高级将领活动的报告》（Bericht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r Armee an den Oberbefehlshaber der Armee über den Aktivdienst 1939—1945），2卷本（无出版地点和日期），附录1、2，第433页以后。

(33)　罗森：《瑞士食品在战时的发展》，第70页。

(34)　《泰晤士报》，1940年2月3日；《时报》，1940年2月4日、8日。

(35)　《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1939年11月19日。

(36)　《泰晤士报》，1940年4月27日。另见贝甘：《欧洲观望》，第126—127页和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223页以后。

(37)　见贝甘：《欧洲观望》，第139—140页。

(3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10号。魏茨泽克对瓦洛东强烈表示，当他私下提到这项保证时，决不能作为一种正式“声明”加以引用。

(39)　《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1940年4月19日。

(40)　《每日邮报》（Daily Mail），1940年5月15日。

(41)　《纽约时报》，1940年5月12日。

(42)　《泰晤士报》，1940年5月29日。

(43)　见亨利·吉桑将军：《1939—1945年联邦议会活动报告》（General Henri Guisan：Bericht an die Bundesversammlung über den Aktivdienst 1939—1945），第27、203—204页。

(44)　《巴塞尔新闻》，1940年7月29日。另见贝甘：《欧洲观望》，第171—176页；吉桑：《联邦议会活动报告》，第37页以下，第210—213页，第217页以下。

(45)　《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8月27日。

(46)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11月6—7日；《纽约时报》，1940年11月7日。

(47)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1941年1月30日。

(48)　《新苏黎世报》，1940年9月12日。

(49)　《纽约时报》，1940年11月16日。

(50)　后来，主张瑞士并入德国的德国人似乎占了上风，瑞士应当失去独立，成为德国的一个省（见《报告》，第83—90页）。

(51)　格罗勃尔博士是一个冲锋队大队长，他在德奥合并前，在奥地利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报告》，第122页）。

(52)　关于瑞士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战争后几年的活动，见下文，原著第220页。

(53)　有关瑞士极端主义者的活动见《报告》，第2编，第2章，第53页以下。

(54)　有关德国第五纵队的活动见《报告》，第2编，第1章，第28页以下。

(55)　另见下文，原著第220—222页。有关间谍、破坏分子和告密者的活动，见《报告》，第2编，第4章，第102页以下和《总参谋部首脑的报告》，第473页以下。德国当然不是惟一在瑞士境内进行谍报和宣传活动的国家，但是其活动的范围和企图是和别国不同的。事实上，德国是惟一直接威胁到瑞士独立的国家。

(56)　《新苏黎世报》，1940年8月12—13日。

(57)　《泰晤士报》，1940年10月9日。

(58)　虽然战时贸易协定已不再符合现实情况，而且事实上双方也都不再承担义务，但是在7月，双方还是一致同意暂不废除这个协议，而保留它作为今后联系的基础。

(59)　《金融报》（Financial News），10月16日；《每日电讯报》，1940年12月7日；瑞士同英国和德国协商的报道见贝甘：《欧洲观望》，第187页以下；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585页以下。

(60)　见上文，原著第77页。

(61)　罗森：《瑞士食品在战时的发展》，第4、5、8、9章。

(62)　《新苏黎世报》，1942年1月2日。

(63)　在战时由军事法庭宣判的案件中，有19人被判处死刑，32人无期徒刑。

(64)　《新苏黎世报》，1942年8月4日；《报告》，第68—69页。

(65)　关于德国的瑞士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见第343页注②，第81页以下。

(66)　见上文，原著第213—216页。

(67)　《每日电讯报》，1942年6月4日。

(68)　1942年9月30日在体育场的讲话（《人民观察家报》、《法兰克福报》，1942年10月2日）。

(69)　《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1942年10月17日。

(70)　见贝甘：《欧洲观望》，第251—252页；吉桑：《联邦议会的活动报告》，第49—53页。尽管希姆莱和党卫队急于想向瑞士开战，但遭到了希特勒的经济顾问和德国将领们的反对（《陆军总参谋部首脑的报告》，第18页）。

(71)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61—1362页。关于避难权问题后来的进展，见下文，原著第225—226页。

(72)　见上文，原著第76—81页。

(73)　见贝甘：《欧洲观望》，第244—247、253—256页；赫尔：《回忆录》，第2章，第1349—1350页。

(74)　见上文，原著第211页。

(75)　《巴塞尔新闻》（Basler Nachrichten）、《国民日报》（Nationale Zeitung）,1944年4月3日；《日内瓦日报》（Journal de Genève），1944年4月4日；《联邦报》（Bund），1944年9月10日；《国民日报》，1945年2月26日。

(76)　《新苏黎世报》，1944年9月12日、13日。

(77)　见贝甘：《欧洲观望》，第264—265页；《新苏黎世报》，1946年6月25日，吉桑：《联邦议会的活动报告》，第59页以下。

(78)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62—1363页。赫尔补充说，瑞士在11月14日对收容战犯问题曾作“肯定的保证”。

(7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254—255页。

(80)　关于1945年4月在战利品问题上和盟国达成的协议，见上文，原著第81页。

(81)　《纽约时报》，1946年1月18日；《泰晤士报》，1946年3月23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1946年4月1日。

(82)　《泰晤士报》，1946年6月18日；《新闻纪事报》，1946年6月20日；协议和附件的正文见《国务院公报》，1946年6月30日，第1101—1102、1121—1124页。

(83)　《泰晤士报》，1946年6月27日。

(84)　《金融时报》，1946年6月18日。

(85)　《泰晤士报》，1946年6月27日；《纽约时报》，1946年6月28日。

(86)　见《概览，1942年》，第258—259页。

(87)　战前，德国曾是瑞士最大的主顾和供给者。

(88)　1940年1月莫塔逝世后，皮莱-戈拉在联邦委员会中继任主管外交事务的委员。

(89)　《新苏黎世报》，1944年3月29日。

(90)　《日内瓦日报》，1944年11月6日。

(91)　《新苏黎世报》，1945年1月10日。

(92)　同上，1945年6月4日、13日、20日。

(93)　即负责外交事务的部。

(94)　《新苏黎世报》，1946年3月20日；《泰晤士报》，1946年3月21日。

(95)　《纽约时报》，1946年4月1日。

(96)　1946年12月20日，经济事务部长施滕普夫利向全世界呼吁不要再认为瑞士是一个在战争中获利的国家。他指出瑞士在定量配给中每天只给他们2 100卡热量，而相比之下在美国他们可以有3 100卡，在英国、丹麦和瑞典有2 800卡，在法国和低地国家有2 300卡（《每日电讯报》，1946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