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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对日战争中盟国合作的政治障碍
盟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合作所达到的水平与在欧洲所达到的水平相比，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上文已经提到过出现这种差别的一些原因。史迪威与麦克阿瑟的个性不是有助于同别人进行合作的。由于供应的缺乏，一切雄心勃勃的计划都注定得放弃或推迟。美国军队内部各军种之间的争夺显得特别尖锐。最后，由于地理上的障碍，对日战争变成了两场分隔开来的战争：一场在亚洲作战，由英美从西面提供给养，另一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由美国从东面提供给养。
除了这些军事因素之外，印度和中国都存在着基本的政治困难，大大阻碍了盟国的合作。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半潜在的内战继续分散了蒋介石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一心一意地进行抗日战争。的确，正像批评蒋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可能认为他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日本人了。日本的最后失败可以依赖美国的努力去促成，可是在国内与他争夺权力的共产党却不容忽视，需要注意提防。这种态度就引起了他和史迪威的冲突。史迪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作战能力和他们的俄国顾问是有深刻印象的。(148)在1942年，战争的结束明摆着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中国问题的这一方面还不很突出，它后来才变得严重起来。
但在1942年，印度的政治局势是极其重要的。在那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对印度的威胁似乎显得特别严重，使印度的领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在短短3个月内打出了一个大帝国的这些亚洲同胞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印度领袖憎恨英国的统治，甚至欢迎由日本人来解放的这种前景。但这种极端分子为数不多，而且没有什么势力。甘地采取了和平主义者的立场。他不赞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并宣布印度人应该避免战争，既不帮助英国人，也不反对日本人。由于甘地个人的威望，他的意见在印度很受到重视。有些印度人希望如果有办法去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日本人是会尊重印度的中立的。国大党抱着同甘地大体上相同的政见并代表印度民族中政治上积极的一派，要求给予印度独立，并迅速成立一个脱离英国控制的印度民族政府。
可是，当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时，英国政府决不愿意放弃他们对印度的控制。正如后来战后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在印度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与占人口少数的伊斯兰教徒之间所存在的摩擦和互不信任是印度实现独立的真正障碍。英国人对伊斯兰教的压力特别敏感，部分是由于印度军队大部分是从伊斯兰教徒中招募而来的，部分是由于英国处于保卫中东的微妙的地位，需要那里的伊斯兰教徒的支持，还有一部分则是由于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一个最好的借口，可以用来延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除印度本身的困难外，印度立即无条件独立的任何方案势必引起英国方面的反对。内阁和议会里的一批重要人物对于英国放弃控制印度的这一意见表示反对，丘吉尔本人或许也应当列入这类人里。(149)
虽然如此，在1942年春季，采取某种步骤去平息印度人的不满似乎是刻不容缓的。英国内阁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于3月间去印度，看看是否能够达到一种使英国和印度双方领袖都满意的解决办法。克里普斯携带了一项经英国政府批准的明确建议：答应于战争结束后给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这个建议远远不能满足甘地和印度其他领袖们的要求，谈判以失败告终。
罗斯福热切地注视着克里普斯代表团前往印度。当谈判正在进行时，路易斯·约翰逊作为总统的特派代表来到了印度，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希望印度立刻实行自治，至少是预备性的。他的活动在印度的英国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怀疑。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似乎蓄意要破坏英国的统治。罗斯福在与丘吉尔私下通信中劝告丘吉尔采取果断的行动，让印度完全独立，结果遭到断然的拒绝。丘吉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美国的建议，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多的。他对罗斯福要牺牲英国利益来推行他的理想主义深为恼火。(150)
美国人往往夸耀他们管理菲律宾的例子，但英国的行政官员却不愿意学习美国的殖民地管理方式。在美国人看来是促使印度全心全意地参加对日战争的必要步骤，在英国人看来则是对英国的粗暴干涉。美国人越是谈论关于动员印度的人力来支援战争，英国人就越强调印度国内的问题和国大党对盟国事业的忠诚很不可靠。这种看法上的分歧证明是互不信任的根源。蒋介石努力为印度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意见不一进行斡旋，但一点没能促使英国人比较肯接受外来的建议。(151)
克里普斯代表团失败以后，印度人和英国人仍然相持不下。甘地和国大党发动了一场不合作运动，1942年8月圣雄甘地和数千名国大党党员一起被拘捕起来。从此以后，局势继续十分紧张，到处发生骚动。然而到1942年年底，警察和军队已经恢复了大部分公共秩序。由于日军入侵印度的可能性减少，政治危机也随着缓和下来了。
认为所有印度人民都接受国大党的观点，这决不是真实的。伊斯兰教徒肯定就不会接受。事实上，除了偶然参加一次反英暴动外还从事其他活动的印度人仅仅是一小部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国大党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要求只具有最为模糊的概念。但是印度的局势却是爆炸性的。在1942年有好几个月，次大陆似乎处于革命骚动的边缘。如果日本人能够发动进攻的话，那么他们似乎很轻易地便可以取得一场重大的胜利。
英国人竭力试图建立起稳定的秩序来。他们采用警察方法，有时是很严厉的警察方法，来制止公开不满的现象，建立一支庞大的印度军队的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也加快实行。到1942年年底，加入印度陆军的人数超过100万，后来增加到200万人以上。但是这支庞大的军队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充分参加技术复杂的战争，因为招募来的士兵大半都是纯朴的农民。当军队已经训练到具有相当水平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障碍——缺乏船舶及其他运输工具——限制他们把军队调派到各处去打击敌人。结果，这样苦心建立起来的印度军队有一大部分始终没有机会参加战斗。
可是，到1942年年底，日本的威胁所造成的第一次危机已经过去。印度国内的骚动不再成为后方的一场严重的危险，而且已经建立起来的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击退日军企图对印度本土发动的任何侵略。但在幕后，不仅在英国和印度的政治领袖之间，而且在英国和美国、英国和中国的领袖之间，还存在着摩擦和互不信任。盟国在印度的合作仍然是表面的，内里则深受到基本上相互矛盾的目的的干扰。每一方对其他各方的行动和动机总是尽可能恶意地加以解释。美国人谴责英国人在对日战争中不积极、不重视，英国人怀疑美国人企图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中国人在自己人当中搞阴谋诡计，又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起谋求私人和党派的利益。
在对日战争中，盟国的合作方面还有一个缺点需要提一提。苏联坚决避开对日战争，继续与日本在外交方面保持正常的关系。在中国，俄国人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保持着暧昧不明的关系，但在1942年俄国的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于对德战争，因此无暇在中国推行任何积极的政策。
第四节 第二战场的筹划（1942年4—11月）
（一）英美同俄国的关系
西方盟国同俄国之间的关系总是直接受到俄国前线军事行动进展的影响的。1941年11月，当德军向莫斯科的进军尚未被制止时，英国不能开辟第二战场或派遣大量军队到俄国作战一事，导致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52)12月初，当德军的进攻没有能打下莫斯科便停顿下来，俄军又开始发动反攻时，英国同俄国的关系就变得不那么紧张和激烈了。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访问了莫斯科。他于1941年12月7日离开英国。就在他出发的前夕，战争突然蔓延到太平洋，美国成了一个正式的交战国，这显然要求对英国的政策进行一次调整，但艾登没有等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明朗起来，仍旧动身前往苏联首都。
艾登此行有两个目的。第一，他希望能够使1941年7月12日克里普斯—莫洛托夫协议以初步形式建立起来的英俄同盟正式化。一项像英国内阁希望签订的这种同盟条约，将会约束双方坚持作战到希特勒被推翻为止。这可以帮助消除单独媾和的疑虑。这样一项条约还包含有解决两国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种种争端的意思。而这些争端中最为迫切的是军事方面的。艾登赴莫斯科的第二个目的是，同斯大林探讨一下军事的全局，希望使这位苏联领袖了解英国在对德作战中的军事潜力以及军事部署中所面临的障碍。
英国内阁认真考虑是否可以派遣军队到俄国南部战线上去参加战斗，但这项计划要看能否先在利比亚击败轴心国军队而定。1941年12月5日，丘吉尔授权艾登答应俄国人，调派10个中队的皇家空军到俄国南部去作战，但一切计划都由于日本的袭击而打乱了。5天以后，丘吉尔致电艾登说，至少就目前而言，不应提出派皇家空军支援的问题。(153)结果，当艾登到达莫斯科时，他向俄国人提出的困难比援助还要多。
至于俄国人，他们则急于想维护自己的这种权利，即在盟国间的任何磋商及一切磋商中，特别是关系到战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都应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参与商讨。大西洋宪章签订时事先没有征询过俄国的意见，这种做法触怒了斯大林。他担心西方国家甚至会使战败的德国保持强大，以便在军事上抵制苏联。(154)斯大林对于战后的安排这样关心，看来颇为奇怪，人们记得，在德国被击败之前，整整经历了三年半的艰苦战斗。但在1941年12月，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争结束的日子已经大为接近了。关于在1942年年内结束战争的说法，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6月之间斯大林的演说中以及俄国的报纸上曾反复出现过，这虽然不能证明，但的确暗示，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会在德国实力完全崩溃之前，同盟国单独或全面谈判投降。如果这是他对局势的判断，那么，战后的协议显然是迫切重要的。俄国人只要可能，特别应该先发制人阻止给予德国过分宽大的条件，从而让希特勒或是他的继承人再一次来威胁这个苏维埃国家。
在军事方面，斯大林仍然声称需要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当艾登到达莫斯科时，日本袭击了英国在远东的属地，很明显，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英国没有多少力量可以腾出来。斯大林也不准备参加对日战争以换取更多英国的军事援助来对德作战。此外，俄国这时刚在发动反攻。斯大林似乎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德军的士气可能会衰落，他们可能会被迫全部撤出俄国。(155)因此，斯大林并没有认真地催促艾登立即进袭法国。的确，他可能宁愿继续单干，这样可以从德军的崩溃中为自己获取荣誉和利益，而无须考虑到英国或美国的愿望。无论如何，双方都没有能立即向另一方提供任何直接的军事援助。因此艾登在这方面的会谈是不重要的。
他们的讨论倒是集中在战后欧洲的格局上。在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他对于解决欧洲问题的看法。他要分割德国并从德国工业中征收实物作为赔偿。总的说来，他建议恢复战前的边界，只是作些较小的更改。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战前”到底应如何解释。根据斯大林的说法，“战前”是指在苏联遭到袭击之前。他主张应当恢复1941年的战前边界。这意味着承认斯大林在1939—1940年所兼并的领土是苏维埃国家的合法的和永久的一部分。斯大林说，作为酬答，他将支持英国任何企图在西欧获得基地的计划。另一方面，如果英国不同意承认俄国所并吞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芬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领土，那么斯大林就宣布他不签订艾登希望缔结的那项同盟条约。
英国政府对于这些领土要求并不感到惊讶。在艾登访问莫斯科之前，斯大林的野心在预备性的会谈中至少已经部分表明了。(156)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含糊的。外交部内有势力的人物确信，在领土方面作一些让步是必要的，艾登自己也倾向于这种看法。(157)但丘吉尔却坚决反对在将来召开和平会议之前签订任何协议，使英国承担支持俄国领土要求的义务。(158)丘吉尔的理由是双重的。第一，毫无疑问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坚决反对在召开全面的和平会议之前签订任何秘密协定和作出任何领土安排。如果英国不支持美国的立场，那么两国在战时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经常争吵的根源。丘吉尔拒绝对俄国的领土要求作出让步的第二个理由是：他认为俄国在战后力量可能大为削弱，不会有能力去达到斯大林这时所提出的要求。(159)苏联的全部实力这时候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哩。
由于美国的立场和丘吉尔对斯大林领土要求的有力否决，英俄同盟条约的谈判暂时陷于停顿。在随后的5个月中，忧虑和希望相互交错的情绪影响英俄两国政府的意愿。最后的结果是，苏联和英国于1942年5月26日签订了一项正式的同盟条约，但在获得这项圆满的结果以前，军事方面发生的事件和军事计划早已大大改变了艾登访问莫斯科时的那种形势。
1941年12月，当斯大林没有能使英国支持他对俄国西方边界的领土要求时，苏联的这位领导人似乎改变了主张，再一次考虑到可能从德国获得同样的或更大的利益。按照斯大林的看法，有两种可能性。德国内部可能会由于德军冬季在俄国的败北而完全崩溃；(160)如果不是那样，希特勒也可能会被人说服，去寻求某种谈判解决的办法从东方的不幸事件中退回去。1942年2月23日，当斯大林为庆祝红军建军节而发表一篇节日文告时，他一定是决心去考验一下这种可能性。在这个文告中，他清楚地暗示，有可能同希特勒通过外交谈判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的原文如下：
外国报纸往往信口雌黄，说红军的目的在于消灭德国人民，毁灭德国这个国家。这当然是中伤红军的愚蠢的谎言和笨拙的诽谤。红军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傻的目的。红军的目的是把德国占领者从我们的国家驱逐出去，并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中把苏维埃土地解放出来。
很可能，为解放苏维埃土地的这场战争结果会把希特勒集团撵走或消灭掉。我们应该欢迎这样的结果。但是把希特勒集团看成就是德国人民和德国这个国家，那是荒谬可笑的。历史昭示人们，希特勒一类人来去匆匆，昙花一现，但是德国人民和德国这个国家是长存的。(161)
对这些话应该作如何解释呢？如果不看上下文，我们很可能会过于着重这一段话，但是从通篇来看，文告中很明显地并没有指责德国人。看来斯大林的用意肯定是，他的话不但要说给柏林听，而且要说给伦敦和华盛顿听。实际上，他是在对希特勒说：“你对和谈感兴趣吗？”又对德国人民说：“即使希特勒不感兴趣，你们对和平感兴趣吗？”在这两种情况下，斯大林所要求的就是德国军队从苏维埃土地上撤出去。至于希特勒和他的集团是否被推翻，还是仍然在掌权，这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62)
同时，斯大林毫无疑问是试图对英美施加压力。实际上，他是这样在对英美人说：“如果你们不同我达成协议，我总有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同希特勒妥协。”斯大林的话在西方重要的外交界中是被这样解释的。(163)
很可能，这篇讲话对英国政府起了很大的说服作用，使他们认为应该同意斯大林的领土要求。无论如何，到1942年3月，英国人已经准备承认波罗的海国家是苏联的一部分了，但关于斯大林对波兰的领土要求，他们却继续踌躇不决。(164)当波兰遭到德国人攻击时，英国毕竟正式宣战了。未经波兰政府的同意，似乎不可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原来由波兰统治的领土转让给俄国。但是放弃在两次大战之间波兰的东方边界，这是波兰流亡政府最不愿意考虑的问题。因此，在波兰问题上，英俄谈判相持不下。
同时，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坚持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赫尔和罗斯福都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国之间的秘密条约和领土交易，他们认为凡此种种使凡尔赛和会上解决有关问题受到极大的破坏。他们决心要努力防止重蹈覆辙。美国人希望能使俄国人确信，一旦德国被打败，所有战胜国成立一种国际机构就足以保证世界各国的安全。这种保证，加上裁军，甚或再加上对德国的肢解，有可能说服斯大林放弃他的领土野心。赫尔就是这样看的。(165)
当然，美国的压力对英国起了有力的抑制作用，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希特勒拒不接受斯大林伸出的橄榄枝。德国人尚未失去在俄国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希特勒还指望春季在东线发动一次新的攻势。1942年3月，红军的反攻渐趋削弱，俄国战场暂时平静了3个月。但是，大家都清楚地看出，德国人正在利用这段时间为重新战斗做准备。
斯大林在1942年五一劳动节发表的演说，反映出他对未来的新看法，事态的进展终于使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当时宣称必须打倒希特勒。他说：“德国人民日益明白，摆脱现状的惟一出路是，把德国从希特勒—戈林冒险匪帮的手中解放出来。”(166)而且，斯大林把那种充塞着“人们内心每一根神经”的仇恨，颂扬为战胜入侵的法西斯分子的必要条件。(167)随后几个月中苏联报纸便大大增加了关于这种仇恨的主题。谴责是严厉的、无情的并且是使人胆战心惊的。苏联人把谴责的矛头集中指向德国人及其一切行为。德国人的残暴使得苏联宣传人员对他们的野蛮行径据有充分的往往是完全可靠的材料，促使苏联宣传人员取消了早先把希特勒及其集团与全体德国人民区别开来的做法。俄国越来越多的宣传对全体德国人一无例外地进行谴责。(168)
英国、美国与俄国之间关系缓和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决定尽可能在最早的时刻对欧洲大陆发动进攻，美国参谋部对这个决定起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当时这类进攻计划似乎是斯大林最爱听的东西。如果这类计划能付诸实施，便能解除红军即将面临德国进攻的一部分负担，而且使人们有充分根据重新燃起早日赢得胜利的希望，尽管俄国在1941—1942年冬季的反攻是相当失败的。
下面我们得把注意力转到导致1942年对第二战场达成初步协议的计划与会谈情况。
（二）1942年能开辟第二战场吗？
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美国参谋总部没有制定出它自己的战败希特勒的计划。会上暂时采纳了英国提出的一项建议，即以肃清北非的敌人作为直接进攻欧洲大陆的序幕。不过英国的这个计划是根据下述希望制定的，即1941年11月展开的攻势将会把轴心国军队逐出利比亚。当英国的第八集团军在利比亚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1942年春天占领法属北非的计划就落空了。因此美国制定军事计划的人员，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提出一种替代它的战略来。
直接负责作战计划的官员是当时仍然默默无闻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从1942年3月9日起就担任陆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的职务，(169)因此在制定调遣美国军队对德国和日本两个敌人作战的计划方面对马歇尔将军负责。从1941年年初起，对英国参谋人员提出的采取进攻行动的种种可能性虽然可以说是持续不断地在进行考虑，但是在战争爆发后集合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班子，直到1942年3月才能从迫切的应急措施上分出不少精力来考虑比较长远的进攻行动。
到3月，战争爆发后需要进行的一些迫切的调整工作已经完成。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部属于是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去考虑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从敌人手里夺过主动权来，如何才能最快而又最省地打败德军。他们排除了一个个可以采用的方案：通过挪威发动进攻，通过西班牙发动进攻，通过地中海发动进攻，单单通过空中发动进攻——他们否决了所有这些进攻方案，主张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他们作出这种决定完全是从军事角度上考虑的。直捣德国心脏的这条道路似乎是取得胜利的捷径。而且，只有直接从不列颠群岛发动进攻才能使英美空军和地面部队的全部力量都发挥作用。任何其他作战行动，都会因为需要在英国保持强大的驻军和防空力量而受到削弱。最后，船只的缺乏（这种情况在1942年的头5个月内越来越严重），使盟军的作战行动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但是，事有凑巧，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再从英国到法国，是可以迫近敌人的最短的一条路，而海上运输的路程越短，利用当时可供使用的船只从美国运来的军队和物资供应就越多。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就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才认为横渡海峡的登陆是英美军队应该采用的正确战略。(170)在法国登陆可以减轻对俄国战线的压力，这是一项附带考虑到的事，但并不是不重要的。这个最为稳妥的军事计划同时还能满足斯大林要求援助的需要，这在美国制定军事计划的人员看来，似乎是一种巧合，不过斯大林的愿望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171)
1942年4月1日，美国的计划制定出来了，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马歇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都曾被征询过意见，因此他们对于迅速采取行动都有所准备。三方面当天就批准了艾森豪威尔的这个计划。罗斯福立即决定派马歇尔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把这个计划交给英国人。这一天是愚人节，结果这个计划也成为愚人的计划了。
在盟国看来，总的战局前景在1942年4月初并不很光明。日本的扩张尚未停止。对缅甸的进攻正在全力进行，印度混乱不安，伦敦会谈开始后的第二天，巴丹半岛上美国和菲律宾的军队投降了。俄国前线则相当平静，但各方面都认为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德国人正忙于准备对红军发动第二次攻击，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攻击。从大西洋传来的消息最最令人不安，德国潜艇在大西洋击沉盟国船只的速度超过了盟国来得及建造的速度。4月间的战略考虑正是在这些失利的背景下进行的。
丘吉尔与英国三军参谋长对美国军事思想上的这种指导方针都非常清楚。英国政府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最近的趋向一直都很了解。丘吉尔还非常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可能仍然会决定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因此英国的军事领袖们不得不步步留神。同美国人意见不合是困难的，而且确实也是危险的，所以意见一致是绝对必要的。(172)
然而英国人绝不相信美国的计划是稳妥的。他们对两件事感到很担心。第一是印度问题，在1942年4月看来，英国在印度的力量可能会彻底崩溃。展望帝国的这个损失是够糟的了，日军和德军可能会在中东某个地点汇合起来的这种前景，那就更为严重。英国人的头脑中却正是被这种恐惧纠缠着。因此，他们在与美国人会谈中经常强调日本的威胁，并坚持在对德国采取反击行动以前，必须先遏制住日本。(173)
压在英国战略家们心头的第二个问题是，担心横渡海峡的作战可能失利。他们自己曾制定过一个于1943年在法国登陆的计划，(174)英国人热烈欢迎美国人提出的于这一年发动一次大规模横渡海峡的进攻，但是他们对美国计划中的另一部分却不同意。美国人预计在1942年可能作一次小规模的登陆。这样的行动只有在下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有一种出现时才能发动：
这种有限的作战行动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可以实行：
（1）俄国战场已陷入绝境，即英美军队如不从西方发动攻击以解除俄国所受到的压力，则德军将取得全面胜利，迫使俄国的抵抗立即土崩瓦解。在这种形势下，这次攻击只能认为是为了共同利益的一种牺牲。
（2）德国在西欧的情况已大为削弱。(175)
在这两种假设的情况中，第二种不久就不予考虑，因为德国显然还不准备放弃战争。
1942年军事行动的代号叫“大铁锤”。这个计划从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起，内容就经常进行修改。但是人们仍然可以看出两种总的不同的趋势。一种趋势是在法国的登陆可能成为一场牺牲，当德军大举反攻以后，盟军可能会丧失大部分参加登陆的军队并放弃已登陆的海岸。另一种趋势是，如果盟国的空军和供应线都经得起这场考验，那么也许可以夺得一个小小的滩头堡，并坚守下去，直等到1943年发动大规模登陆的时候。不过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大铁锤”的主要战略目标都是要把德国空军的力量从俄国前线上吸引过来，从而使德军在俄国境内失去空中优势。当时认为在英美登陆的滩头堡上空将会出现激烈的空中决战，而且在几天之内德国空军的实力可能大半都会被摧毁了。(176)
在英国人看来，为难的是，1942年发动的任何进攻，重担都会落在英国人的肩上。美国军队不可能迅速得到训练、装备，并渡过大西洋来承担起按照美国的资源与人口所应担负的一份任务。美国空军也不可能迅速在英国建立起力量来，大规模地参加预料会发生的空战。(177)不难想象，英国军队和飞机的这种料想得到的牺牲，会使两国后备力量的比例变得大不相称，这一点是很不合英国军事领导人的心意的。在1940年和1941年期间，不列颠群岛和英帝国的安全一直岌岌可危。拿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全鲁莽地去孤注一掷，这在丘吉尔和英国三军参谋长看来，实在是愚蠢之极。
在1942年4月，英国人的难题不敢这样公开地讲。美国人对于直截了当地拒不考虑在1942年向欧洲大陆发动进攻，可能会感到愤慨。他们甚至可能会决定改变战略去进攻日本。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说的那样：“但是，我必须施加影响，并通过外交途径同我们亲爱的盟国取得协调一致的行动，因为没有他们的援助，世界必然面临毁灭。因此，在我们14日的会议上，我并没有说明这些可供选择的计划中的任何一项。”(178)
丘吉尔所采取的外交手腕是，对美国计划中的某些部分故意热情地表示赞同，而对他所不赞成的那些部分则小心谨慎地忽略过去。这样，丘吉尔与英国的参谋长们就很诚恳地接受了下述建议：迅速在英国集结起美国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来，为1943年对法国海岸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做好准备。他们认为在这类进攻可能成功以前，必须先使德国大为削弱，他们衷心希望在美国人计划中的这支大军集结起来、装备完毕前，德国的这种削弱就能够实现。
这样一来，在当时立即要采取的一些步骤上——在英国集结一支美国军事力量，或者在最终的目标上——进攻法国，都没有什么意见分歧了。英国人从一开始就不肯认真看待1942年在法国作一次“牺牲性”登陆的任何建议，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随着对局势陆续进行的估计，必然会使计划有所改变。丘吉尔深信，除非德国突然表现出崩溃的迹象，否则总能找出适当的和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取消“大铁锤”计划。(179)如果情况糟到极点，他反正总可以拒绝让英国军队参加这次行动，这样就自然而然地结束掉“大铁锤”计划，然而在1942年4月，美国部署军队与敌军作战的基本格局尚在酝酿之中，因此他认为强调这些潜在的分歧非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巨大的风险。
丘吉尔的策略并没有能完全瞒过美国人。霍普金斯这时候对丘吉尔已经很熟悉，他注意到丘吉尔那样轻松地便赞同了马歇尔的建议。他非常精细地推测出丘吉尔至少在一年内无意对大陆发动登陆作战。英国的参谋长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坦率，他们强调德国的力量和时机不成熟就轻率对它发动进攻的种种危险。结果，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给马歇尔将军留下了相当坏的印象。霍普金斯私下曾力图使丘吉尔认识到美国提出的这个建议是严肃认真的。但是这位英国首相彬彬有礼，保持缄默，没有提出他对“大铁锤”的反对意见。通过这次交换意见以后，霍普金斯显然感到英国人确实全盘接受了马歇尔和他两人提交给他们的计划。马歇尔就他那方面来说，倒是很单纯地相信了英国人的话，他试图用保证对印度和中东提供物资来打消英国人的反对。(180)
另外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是英美提出的这个军事计划对俄国所产生的影响。霍普金斯与艾登谈了英俄同盟条约谈判的进展，他强调美国政府不能同意对斯大林的领土要求作任何让步。他还指出，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是替英国“釜底抽薪”。如果能开辟第二战场，那么就可以指望俄国放弃领土要求，至少暂时放弃。
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在1942年4月14日的会议上正式接受了美国的计划。但必须着重指出，英国在4月14日接受的是准备于1943年在法国海岸发动一次主要攻势的计划。明确地列入1942年计划中的作战行动只是空袭和突击队袭击。“大铁锤”不过是一种应变措施，只是当俄国或德国似乎濒于崩溃之际才采用。(181)英国仅提出一个限制条件，即万一物资和人力的要求发生矛盾时，保卫印度抵抗日本的需要必须放在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前面。马歇尔表示他坚信可以提供充足的军需去阻止日军进犯印度，而又不至于妨碍集结起一支英美陆军与空军去对欧洲大陆发动一次进攻。(182)
表面上的意见一致大大鼓舞了马歇尔，霍普金斯也感到可以指望导致胜利的一些计划终于商定了。但是，看法上的真正分歧却大大超过了伦敦会谈期间所流露出来的。丘吉尔一开始就主张从陆上和海上包围德国，然后通过空袭，通过被占领区人民的破坏活动以及通过对暴露在外的海岸进行突然袭击等，来逐步扼杀德国的战斗力。丘吉尔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方式摧毁了德国战争机器的主要力量以后，才能谨慎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183)
美国人，特别是马歇尔、艾森豪威尔以及他们的上级，陆军部长史汀生，全认为必须先给予德国一次直接的毁灭性的打击，然后才可能摧毁它的战争机器。美国人认为需要的不是丘吉尔所想象的使用装甲部队分几处登陆，而是使用一支由各兵种配合起来、具有压倒威力的部队发动一次登陆。他们认识到在1943年以前不可能调集起这样一支力量来，并准备把迅速建立这支力量放在其他一切需要之上。
“大铁锤”作战计划是他们设想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如果俄国战场在1942年崩溃，德国人就能在1943年集中全力来对西方作战。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么大规模登陆作战也许就不可能，至少也是非常冒险的。因此保住俄国战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在1942年试行小规模的登陆结果可能是保全俄国战场的惟一途径。4月间，当美国人的总的计划被采纳时，这个问题还是一番空议。德国或者俄国一时都没有突然崩溃的危险，因此美国的“大铁锤”仍然缺乏先决条件。然而，在此后几星期中，美国战略家们的意见同英国人的军事思想背道而驰。美国人愈来愈感到“大铁锤”在1942年既是必需的，也是能够执行的。(184)另一方面，参谋部的详细研究却使英国人更加相信，他们原来的意见，即马上对法国发动进攻，是愚蠢的。这种意见分歧使英美关系出现了一段十分尴尬的时期，并在1942年7月的下半月达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另一种意见分歧在4月间虽未完全暴露出来，但是后来却变得很清楚，那就是美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丘吉尔感到为了稳妥可靠，美国军队在参加对德作战之前，训练的时间应比美国人原定的时间长一些。马歇尔及其部属则乐观得多，他们实际上倒担心美国军队如果旷日持久地不投入战斗，可能会变得斗志消沉。(185)
然而英美军事领袖们也有一个基本上完全一致的方面。美国决定首先应集中力量打击德国，这博得了英国人最最热烈的赞同。在1943年大举进攻的意见也正中英国人的下怀。关于最后进攻究竟应采取何种形式，确实意见不一，但是同大举进攻这一中心思想对比起来，那是次要的。英美战略家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发生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动摇这种基本上的一致。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基本上的一致，才使双方有可能通过真诚的互相让步来解决他们的争执。
现在确实不可能回溯既往，对“大铁锤”计划是否明智作出评价。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战役本来会演成一场灾难。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主要美国助手马克·克拉克将军后来一致承认，他们极力主张实行这个计划是一个错误。(186)但是使他们在回顾中觉得“大铁锤”是愚蠢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守住了。如果俄国人垮了，人们的评论就不会这么肯定，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是在1942年进行登陆，即使是一次损失重大的登陆，俄国人是否就会胜利地战斗下去。从事于这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性的推测是无益的，但值得记住的是，很多而且几乎是无法预料的变化，影响着1942年春天尽心竭力制定英美进攻计划的那些人。如同惯常的那样，发生的事件为他们作出了一些决定，又为他们把一些决定撤销了。
（三）莫洛托夫对伦敦和华盛顿的访问
对于从西方进攻德国感到关心的不仅仅是英国人。罗斯福直等到他的特使抵达英国并试探出英国人的反应后，才向俄国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仅仅一般地提了一下。1942年4月10日或11日，他打电报给斯大林说：“我正在考虑一些重要的军事计划，包括动用我们的武装部队来解除你们西线的危机。这个目标我认为很重要。因此，我希望您立即派莫洛托夫先生和一位您所信任的将军到华盛顿来。”(187)一两天后，俄国大使拜会了罗斯福，要求总统进一步阐明他的计划。(188)罗斯福很可能在同李维诺夫的谈话中说明了第二战场即将实现。斯大林马上断定，为了争取到这个目的，花费莫洛托夫一些时间是值得的。他同意派莫洛托夫去伦敦和华盛顿。其次，仍无结果的英苏条约谈判，或许可以同时得到解决。第三件事就是物资供应的问题。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于1942年7月1日到期，趁莫洛托夫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期间，还可以就便在最高一级开始谈判一份第二号议定书。
莫洛托夫的行期几经推迟，直到1942年5月20日才抵达伦敦。他一到伦敦就开始和艾登商谈英苏条约的问题，并和丘吉尔商谈第二战场的问题。英国人已经起草了一份条约草案，在草案中，他们承认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的一部分。但是，这并未使莫洛托夫感到满足，他再次申述了斯大林原来提出的全部领土要求。艾登断然拒绝预先划定俄国和波兰的疆界。有好几天，这种僵持的局面似乎会和先前一样继续下去。
这时，美国的外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赫尔打电报到伦敦来，说明如果签订一项有着领土条款的条约，美国可能会发表声明，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对条约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189)这一威胁受到英俄会谈双方的重视。5月23日，艾登提出了一份新的文本，完全删去了领土的问题。翌日，怀南特大使和莫洛托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他着重提到了美国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兴趣和美国反对在可以召开全面和会以前先作出一些领土安排。莫洛托夫心里显然衡量了一下领土诺言和第二战场的诺言两者之间的好处，终于认为第二战场更有价值。5月25日，他致电斯大林，请斯大林批准放弃领土条款。斯大林表示同意，一面对艾登原先提出的文本提了几点不重要的修改意见。次日，1942年5月26日，这项条约签订了。
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把莫洛托夫撤销领土要求的决定看做是俄国和西方将来进行合作的一种很有希望的迹象。俄国政府的看法则没有泄露出来。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斯大林似乎始终没有放弃过在西部边境上建立起一片防护地区，把所有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置于苏联统治之下的这种意图。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有可能使美国感到不满并危及第二战场的开辟，他就准备把这个问题暂时延搁一下。
条约文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对德作战期间有效。规定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互相支援，非经双方同意，决不单独缔结任何和约或停战协定。第二部分有效期为20年，其后除非一方在12个月前通知另一方废除该条约，否则将继续生效。条约规定，战后实行经济援助，不进行领土扩张，(190)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宣称今后万一再同德国交战，每国政府将立即支援另一国政府。条约中最使人感兴趣的条款之一是第3条第1款，其内容如下：“缔约国双方声明它们愿意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采取种种建议，同心协力，在战后时期保卫和平，反对侵略。”(191)这就第一次正式而公开地提到了未来的联合国组织。(192)
莫洛托夫和丘吉尔关于第二战场的会谈并没有得出最后结论。这位俄国外交部长一开始就询问，通过在法国登陆，把40师德军从俄国吸引过来的前景如何。他估计这是消除德军对红军的优势差距所必需的数目。丘吉尔在回答时强调了展开水陆两栖进攻的种种困难，尤其是缺乏适当的登陆艇。他接着概括地谈了正在着手进行的计划和准备工作。丘吉尔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最多只能希望德国从俄国战场上撤出一大部分空军。德国布置在西欧的一些师足以抵御英美指望在1942年发动的任何一次登陆。
莫洛托夫于是又问，如果俄国军队在1942年被打垮了，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对此，丘吉尔坚定地回答说，到那时英美两国将单独继续战斗下去，等空中力量大大地削弱了德军以后，就在欧洲大陆进行登陆，以促成希特勒政权的最后垮台。(193)丘吉尔对于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很谨慎地不作任何肯定的承诺。最后双方商定，在同罗斯福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谈以后，莫洛托夫将再一次在伦敦停留下来，进一步讨论军事方面的问题。
1942年5月29日，莫洛托夫抵达了华盛顿。在他到达的前一天，丘吉尔已经送来了他和俄国外交部长会谈的记录，在随附的一份电报中包括以下这几句话：
迪基〔即英国联合作战部部长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到达后，将向您说明1942年的种种困难。我已嘱参谋部研究在挪威北部登陆的问题，为了保证我们明年对俄国的物资供应，占领挪威北部似乎是必要的。……
我们绝不能忘记“体育家”〔在法属北非登陆的代号〕。如有必要，其他一切准备工作都将协助这一计划的实现。(194)
这份电报第一次确切地向美国人表明，英国人对“大铁锤”畏缩不前。这个消息在华盛顿很不受欢迎，或许曾促使马歇尔下定决心要推进1942年在法国登陆的计划。
显然，要迫使英国人同意1942年在法国登陆，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使俄国人同意这个计划。罗斯福从一开始就热切期望三大国能达成一项协调一致的1942年战略计划。(195)莫洛托夫的访问似乎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使摇摆不定的两大国战略协议变为稳固的三大国共同承担的义务。总而言之，这是美国的希望。
莫洛托夫把早先向丘吉尔提过的那些问题又向罗斯福和马歇尔提了出来。他希望能使德国人从俄国前线抽回40个师。他问道，如果不能牵制住这么多兵力而俄国在1942年战败了，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登陆推迟到1943年，英美本身或许会面临更加困难的军事问题，因为很难想象俄国前线能维持到那个时候。会谈的正式记录接下去写道：“总统随即问马歇尔将军，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可以告诉斯大林先生我们正在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将军回答说：‘可以’。于是总统委托莫洛托夫先生转告斯大林先生，我们希望在本年内开辟第二战场。”(196)将军那句简短的回答，正是莫洛托夫这次长途跋涉所要听的话。然而马歇尔却尽力指出，他无法保证准能迫使德国人从俄国前线撤出40个师或是任何其他明确数目的兵力。他解释说，交通运输是英美所能发动的任何进攻的主要限制因素。金海军上将乘机指出，因为需要船只运送物资到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去，这就要直接地和不可避免地干扰进攻法国的准备工作。
根据官方的记录，很难生动地想象出直接参加同莫洛托夫会谈的那十几名美国高级领导人当时是什么看法。至于莫洛托夫提出俄国前线可能崩溃这一点是否真诚，这个问题曾在5月31日总统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讨论。罗斯福相信莫洛托夫的报告是可靠的，不是提出来迫使英美两国摊牌的。根据霍普金斯个人的记录，马歇尔也已经相信，“就算是迫于情势”，1942年发动登陆也将是不可避免的。(197)当时各方面的确都强烈渴望同这位俄国代表取得一次坚定的谅解。马歇尔对他所认为的英国人的半心半意已经不大耐烦，急切地想迫使英国人坚决地承诺在1942年执行“大铁锤”计划，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
在随后的会谈中，美国人试图使莫洛托夫同意减少对俄国物资供应的数量。美国人指出，为了能开辟一个规模很大的第二战场，需要俄国在这方面作出牺牲。罗斯福建议，根据新的议定书，供应给俄国的物资不是早先暂定的440万吨，而应该削减到250万吨。削减的部分是把原来计划供应给俄国的一般物资几乎全都取消，军需品则维持原议不动。莫洛托夫对这个建议拒绝接受。他问道，如果俄国人同意削减提供给他们的物资，而第二战场最终又不开辟，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罗斯福赶紧向他保证，第二战场的详细计划已在拟订，美国完全有把握在1942年向法国发动进攻。(198)
关于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到期后再给俄国提供多少物资的问题，莫洛托夫与美国人并没有达成最后协议。如上所述，这个问题的确直到1942年10月才最后解决，(199)而第二战场的问题也没有作出肯定的安排。在起草向报界发表的会谈公报时，莫洛托夫坚持要在公报中加入下述内容：“在会谈中，双方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的任务达成了全面的谅解。”马歇尔将军感到这项声明太肯定了，1942年的提法应该删去，然而罗斯福却决定不删。(200)在说明莫洛托夫访问伦敦的公报中也加进了同样的一句，这当然是得到英国政府同意的。该公报以及英苏条约的文本在莫洛托夫安然返回莫斯科后，于1942年6月12日发表。
但是英国人不准备让这个公报使他们对“大铁锤”或任何类似的计划承担起无法更改的义务。当莫洛托夫从华盛顿回国途中在伦敦停留下来时，丘吉尔亲自交给他一份备忘录，内容如下：
我们正在为1942年8月或9月在欧洲大陆登陆进行准备。如同已经说明的那样，登陆兵力的大小，主要限制性因素是，缺乏可资使用的特殊登陆船只。然而很明显，如果我们采取不惜任何代价的行动，贸然从事某种可能带来灾难性结局的战斗，使敌人有机会庆祝我们的败北，那将既无助于俄国的事业，也无助于整个盟国的事业。到那时候，局势能否允许我们发动这一战役，很难逆料。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保证，但是只要看上去切实可行，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执行我们的计划。(201)
莫洛托夫对伦敦和华盛顿的访问，使丘吉尔和罗斯福第一次有机会同苏联的最高级官员进行接触。罗斯福乘此机会向莫洛托夫详细说明了他个人对战后世界的种种希望，诸如裁军，经济协定，对世界落后地区（包括英国与荷兰过去在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以及四大国对战后世界的控制。他向莫洛托夫提出了诸如此类的想法，要他考虑。莫洛托夫未置可否，但彬彬有礼。他和总统讲的是不同的语言，他对未来的梦想肯定与罗斯福的宿愿迥然不同。这两个人都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的一条鸿沟，罗斯福觉得很不理解，莫洛托夫何以同他以前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翻译的问题也限制住了罗斯福一向滔滔不绝的口才，并在他们两人之间造成了恼人的障碍。(202)
莫洛托夫的访问还有第二层意义。直到那时为止，美国对俄国的同情，总的看来是不及英国政府的。例如，美国人反对斯大林的领土野心，其强烈程度远远超过英国人，又如美国人对于向俄国提供物资最初曾比较犹豫。但是，作为第二战场的提倡者，美国人似乎成了俄国人的伟大而友好的朋友。英国人不冷不热的态度恰恰成为鲜明的对照。罗斯福从这时起直到他逝世时为止，几乎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发生的一切争执中都处于调停人的地位。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能够经常充当一个仲裁人或调解人——这种角色，他本人觉得很合他的意，而且也非常符合他对于美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的想法。
英苏条约以及说明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和华盛顿的情况的两个公报的发表，为盟国友谊的突飞猛进提供了机会。莫斯科于1942年6月18日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要以盛大而特殊的仪式批准英苏条约。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对西方国家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他的发言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关于第二战场的一段内容。他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给我们前线的希特勒军队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让我们希望我们的共同敌人在蒙受了重创以后，不久就会体会到三大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合作的后果。”(203)莫洛托夫表达这种希望，并不一定是对事实的肯定，但是在俄国没有一个人想要强调西方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是有条件的。在狂热的时刻，一切保留都忘却了，俄国公众开始认为1942年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已是肯定无疑的了。苏联政府的一切宣传手段都用来传播这一消息。宣传的重点放在当时能够指望得到的对德作战的军事援助上。按照《真理报》（1942年6月20日）的说法，这个条约是“投进敌人营垒里的一颗炸弹”。
英国报纸的反映也非常热烈，并且强调了这项条约的长远意义。《泰晤士报》（1942年6月12日）声称“英苏友谊和合作已经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每日电讯报》（同一天）写道：“由美国和英联邦根据该条约规定的方针同俄国采取一致的行动，欧洲可以指望出现一个一百年来最为安全的时期，全世界也可能会进入一种最为幸福的秩序。”《每日先驱报》（同一天）指出：“这项条约本身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保证在胜利以后共同努力去重建欧洲。”
美国报纸的评论则比较克制。《纽约先驱论坛报》（1942年6月12日）写道：“……双方坚定真诚和实事求是地交换了意见。”《纽约时报》（同一天）声称，这项条约“预示着力量均衡的一次根本变化，这对欧洲的未来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芝加哥论坛报》（1942年6月13日）承认：“总而言之，两国人民的政府都感到，他们有一些共同一致的思想，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时期里和睦相处、共同合作。”《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2年6月12日）强调了英俄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且评论道：“指望通过这次变化建立起像在讲英语的民主的民族之间的那种根本的合作关系，那将是愚蠢的。”《芝加哥每日新闻》（1942年6月13日）评论说：“至于俄英20年互助条约，那不需要我们关心，……只要它不把矛头指向我们，那是它们的事。”
可以想象得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条约和同盟仍然具有多少不祥的含义。公众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在日本，很多评论家注意到，在说明莫洛托夫访问的公报中，没有提到在对日问题上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俄国不久可能会参加对日作战的希望在美国并没有泯灭，应该首先进攻德国的想法并未越出官方范围而广泛地传播开来。(204)
（四）重新考虑第二战场
4月间，英美在伦敦就战略问题达成协议后，立即着手拟定详细的计划。最初，英国参谋人员主要从事着这项工作。到1942年6月11日，美国才成立了欧洲战区司令部，由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指挥。他直到6月24日才抵达伦敦。他的司令部管辖驻扎在英国、北爱尔兰和冰岛的全部美国陆海空军。英国部队仍完全独立。当时还没有任命一个最高的盟军司令负责拟议中的在法国登陆的行动，因此有关这个战役的一切计划都在委员会中进行磋商。
艾森豪威尔来到英国时，满怀希望要使“大铁锤”计划取得胜利的结果，但是在他到达之前，英国人已经把他们的立场表达得更为清楚了。莫洛托夫刚离开不久，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便在6月初抵达了华盛顿，他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会谈时，说明了英国参谋部计划人员所遇到的某些实际困难。他特别强调对4月间商定的战略需要作重要修改，但是他没有突出地和绝对地否定“大铁锤”计划。促使英美战略思想协调一致的决定性努力，则留待丘吉尔亲自来做。他于1942年6月18日抵达华盛顿来说明英国人的意见。翌日，他开始与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会谈。
丘吉尔脑子里考虑着两个头等重要的问题：第一，怎样对待第二战场；第二，怎样对待原子能。很多国家的物理学家甚至早在1939年以前就已经知道能够制造出威力极大的原子爆炸物。1939年以后的这些年中，英美的试验工作因得到政府的资助进展极快。1940年9月，英国派了以亨利·蒂泽德爵士为团长的科学代表团访问美国，两国科学家开始正式交换科学情报和意见。制造一枚能够放射出原子能的铀弹已经越来越有希望，英美两国迫切需要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进行有系统的合作，这一点变得很明显了。1941年10月罗斯福向丘吉尔建议，关于此项计划的工作应该联合进行。为此，一些英国科学家不久就到了美国。美国科学家也为着同一目的而去英国。(205)
还存在着许多没有把握的问题。就生产什么对进行战争有用的东西来说，没有人能拿得稳在进一步的铀试验中所花费的金钱和精力不会走进死胡同，可是如果德国人首先试制成功，情况将会怎样呢？德国人手中的原子弹几乎肯定会使英国瘫痪，并在俄国战场上给纳粹带来影响深远的胜利。在具有这种可能性的背景下，停止任何有希望取得成果的努力，不可能是妥当的。
到1942年仲夏，美国的原子计划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政府已经批准设立分离铀同位素的小型试验工厂，预期在1944年7月制造出第一批原子弹。(206)英国的资源不足，无法进行同样的发展，否则将造成极严重的负担。因此，1942年6月20日，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英国放弃原子弹生产，把一切工程技术和工厂生产都集中在美国。丘吉尔主动提出让英国科学家提供协助，他要求的报偿是英国全面分享从美国经验中所搜集的技术情报。罗斯福答应在美国进行原子生产，并且，用丘吉尔的话来说，就如何分享技术情报“奠定了协议的基础”。(207)
原子研究和生产有取得重要的长期效果的希望，但是在当时的局面下，最迫切的战略抉择是在何时以及如何进攻欧洲大陆。1942年6月20日，丘吉尔送给罗斯福一份备忘录，他在这份备忘录中指出，英国参谋人员对1942年的进攻制定不出任何似乎可以成功的计划。他想知道美国参谋部是否已能做到这一点。如果美国人对“大铁锤”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他深知情况是如此），那么他问，1942年能发动其他什么战役，以解除俄国前线的一部分压力，并使英美军队投入对德战斗？他建议重新研究在法属北非登陆的可能性。在这份备忘录中丘吉尔毫不隐讳地声称，英国政府不赞成任何会损失大部分或全部作战军队的牺牲战役。只有在登陆的滩头堡能长久保持的条件下，英军才会出动。另一方面，等到有了令人满意的计划的时候，丘吉尔保证完全分担一切风险和损失。(208)
事实上，美国总参谋部没有制定出一种详细的计划，但是马歇尔和他的助手们不愿相信，如果把全部意志和精力都倾注在法国登陆这一目标上，这种计划还会制定不出来。马歇尔认为，即将起程赴伦敦去担任欧洲战区司令官的艾森豪威尔，是能够制定并贯彻这样一项计划的人。因此，不到美国人在解决困难方面已经费尽了心机，美国的军事领袖们是不准备放弃“大铁锤”计划的。
但是，在正式讨论尚未开始之前，从埃及传来了打破一切希望的消息。隆美尔已于1942年5月26日向利比亚的英军战线发动进攻。奥金莱克的最早的战况报告是令人鼓舞的。的确，英国人希望会取得胜利。几个月以来，英国增加了中东的驻军，当隆美尔进攻时，英国已经为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做了不少的准备。结果大出所料。6月12—13日，在一个俗称“骑士桥”的高地附近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坦克战，英国的装甲部队大部分被摧毁了。一星期后，6月21日，被围在托卜鲁克的33 000名英军，向一支人数比他们少的军队投降了。隆美尔所向披靡地向尼罗河三角洲挺进。英军节节败退。到6月30日，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残余部队退到阿拉曼的新阵地。在隆美尔对这个阵地的进攻被打退以前（1942年7月15—20日），谁都不能有把握地说德军的这个非洲兵团不能胜利地挺进到埃及以至更远的地区。
这次战败，以及托卜鲁克的全然出乎意料的投降，正发生在德军在俄国展开第二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到6月底，德军坦克又一次越过俄国南方的平原，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挺进。的确，正如马歇尔将军所说的那样，这是“盟国事业的十分黑暗的时期”。(209)只有太平洋上有一点好消息。珊瑚海之战（1942年5月7—8日）和中途岛海战（1942年6月4—7日）已经遏制住了日军的扩张，但是要说太平洋中部的海军优势已经从日本人手里转移过来，那还为时过早。
埃及传来的灾难性消息，使得丘吉尔同罗斯福和美国三军参谋长的会谈未达成任何决议就中断了。托卜鲁克的早晨不是谈论未来的进攻战的适当时刻。需要采取一些应变的措施。大家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阻止德军窜犯中东。这样一件事若是和日军对印度的进攻结合在一起，就可能导致这两个轴心国的可怕的汇合。因此，美国人同意拨300辆新式的谢尔曼坦克和100门自动反坦克炮到中东去，以弥补“骑士桥”战役的损失。这批武器运到时正赶上阿拉曼战役，使英军第一次有了与德军坦克和反坦克炮旗鼓相当的装备。(210)
然而在丘吉尔匆忙起程返回英国之前，他仍挤出时间对“大铁锤”战役发表了一些激烈反对的意见。他描绘了血染英吉利海峡的情景，并回忆了1915—1918年战壕里的屠杀。他相信1942年在一个范围很窄的战线上登陆，必将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常常出现的阵地线。但是罗斯福及其顾问们没有马上就接受丘吉尔的意见。最后，只是同意研究各种进攻的可能性：在法国、北非、挪威或者伊比利亚半岛登陆。同时美国将以可能的最快的速度在英国集结起兵力来。(211)
英国首相回到伦敦时，不得不面对议会的一次不信任投票。尽管在他执政后的这些岁月里，英军遭到种种不幸，内阁那些党的领导仍旧支持他，只有25个后座议员投了不信任票。这是在议会中的一次巨大胜利，因此，也是对领导英国政府的这个人充分信任的突出的表示。
但是英美军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直到1942年7月25日，才作出明确的决定。从托卜鲁克战役到作出在北非登陆的决定，这其间的几个星期诚然是战争的最最危急的关头。盟军的运气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埃及告急，不得不减少中东的驻军，以填补阿拉曼出现的缺口。印度国内有发生骚乱的危险，没有人能肯定日军不会向这个辽阔的次大陆长驱直入，并且以解放者的身份受到那里很多人的欢迎。
中东危机使美国人把原定运往中国的飞机转到中东战区。此外，美国第十航空队的重轰炸机奉命于6月25日从印度（原来打算从这里支援中国军队的）调往埃及。这些决定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他感到中国在紧急关头被遗弃了。当时，由于滇缅公路被切断，盟军能提供的只有空中支援，而这种支援却被大幅度地减少了。蒋要求说明，美国是否还想使中国在战争中支持下去。7月初，他向史迪威将军和美国的参谋部提出了3点最低的要求：派遣三师美国部队到印度来，支援收复缅甸的战斗；运送500架战斗机到中国本土；以及每月经由驼峰空运5 000吨物资给中国。蒋声称，如果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即将“作出其他的安排”。所谓其他的安排，显然是指和日本达成某种谅解。中国政府方面进行和平试探的谣言立即传遍了重庆，史迪威将军信以为真，他这时已经完全不信任国民党政府了。(212)
在大西洋，盟国的船只继续以灾难性的高速度被德国潜艇击沉。7月7日至14日的这一周内，盟国损失的船只共达40万吨。假使再这样下去，则被击毁的船只将比新建造的船只多一倍多。其中蒙受主要损失的是倒霉的PQ17护航队，它在驶往阿尔汉格尔的途中被击溃，几乎全部被摧毁了。这次灾难性的经历使得丘吉尔取消了原定8月间驶往俄国的那支护航队。他于7月17日打电报通知了斯大林。6天以后，斯大林给了他一份措辞尖锐的答复。斯大林说：
我国海军专家们认为英国海军专家们提出的关于中止驶往苏联北部港口的护航队的几点理由，完全不能使人信服。……至于第二个问题，即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我担心它并未得到应有的认真对待。……我必须十分强调地说明，苏联政府不能默认把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事推迟到1943年。(213)
丘吉尔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对斯大林的谴责不作回答，于是保持缄默。
中止护航队驶往俄国的消息，对斯大林一定是严重的打击。当时，德军正在南方冷酷无情地全力向前推进，俄国人的士气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到7月中旬，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希望已成泡影，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希望。这时看来，已经约定的物资与军需品也不能按计划运到了。苏联政府采取步骤以古怪的间接的方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群众。1942年7月23日，莫斯科所有的报纸都刊载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3月间接见美国《生活》杂志记者的一篇访问记，其中着重指出了英俄之间长期的互不信任，以及英国存在着的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把这篇访问记这样古怪地转载出来，显然是想要打消民众对于第二战场即将实现的说法仍然抱有的一点信心。这暗示俄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对英国不能作为一个盟国那样真正加以信任。(214)
当俄国政府和人民受到这些打击的时候，战场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1942年7月27日，有关方面宣布罗斯托夫陷落了。这件事的本身并无特别重大的意义，问题在于它几乎是不战而降的。看来红军的士气似乎已濒于崩溃。除经济方面外，从各方面看，1942年7月是苏联抵抗希特勒战争中的最低潮。到同年的八九月，一种新的精神——斯大林格勒的英勇精神——开始传播开来。在士兵和平民感染了这种精神后，即将崩溃的危险便消失了。德国人不会满足于罗斯托夫，他们在红军的士气可能再度濒于崩溃之前，还需要赢得比这更大的胜利。
就在这几星期中，英美军事领袖之间的分歧到了整个战争期间最为严重的阶段。在伦敦，艾森豪威尔发现英国人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大铁锤”计划的优缺点。在艾森豪威尔来就任新职正好两星期后，即在1942年7月5日，丘吉尔邀请他以及他的主要助手马克·克拉克将军到契克斯举行周末战略会议。首相抓紧机会告诉美国人，他觉得在1942年对法国发动进攻是鲁莽的，而且无论如何对俄国人不会有重大的帮助。他提议改为进攻北非，这样就能最有成效地使用美英两国在1942年所能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215)在随后的一周中，和英国军事领袖们一起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使艾森豪威尔认识到1942年在法国登陆所必须克服的种种障碍。到了7月10日，他已经相信在1943年秋天或者甚至在1944年以前，不可能发动一场有相当希望可以战胜德国的大规模进攻了。(216)
艾森豪威尔和他手下的参谋人员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些意见。他们觉得英国人的意图十分可疑，认为英国人可能夸大了进攻的困难，以掩盖他们决定不发动一场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主要进攻。这种猜疑使艾森豪威尔不愿意接受任何替代的计划（例如，丘吉尔提出的北非计划），因为他认为一旦发动这样的战役，就必然要移用准备进攻法国的人力与物资，以致当1943年或1944年进攻法国的时机到来时，英国人又有新的借口好来阻挠这个计划的执行。(217)美国的军事领袖们既然认识到英国人4月间不是完全坦率的，这时对于英国人在六七月里是否坦率也就产生了怀疑。因此，他们对于最终将会实现的大规模横渡海峡的进攻的保证，也打了折扣。丘吉尔4月间的骗人把戏结果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正当这种交换意见在英国进行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开始讨论在1942年把美国的主要军事努力转向太平洋的可能性。这种想法向来非常投合美国海军的心意。马歇尔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健全的军事战略要求首先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但是他对于他所认为的英国人的阻挠和半心半意感到非常厌恶，因此这时他也改变主意，考虑可能对日本采取什么行动了。
7月8日至15日是严峻的时刻。7月8日，英国参谋长们正式通知他们的美国同僚，“大铁锤”计划必须作为一个毫无希望的计划而予以放弃。美国的三军参谋长细细玩味了这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后，于7月10日正式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把美国的主要力量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218)他们已经提出了两种有关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攻势的计划，一种是麦克阿瑟将军拟订的，另一种是金海军上将拟订的。就在丘吉尔离开华盛顿的那天（1942年6月25日），金向马歇尔将军建议占领所罗门群岛，作为对日本发动攻势的开端。一星期后，1942年7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计划，其内容兼有麦克阿瑟和金的那两种计划的特点。当天他们就下达命令占领“图拉吉及其附近的阵地”，作为收复新不列颠—新爱尔兰—新几内亚那片辽阔的地区的第一步。(219)那个艰难而旷日持久的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附近的阵地之一）战役就是这道命令的结果。这一战役于1942年8月7日开始。除了杜利特尔对东京的空袭（1942年8月18日）外，这是美国在太平洋上发动的第一次攻势。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所罗门群岛发动进攻的决议，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7月2日下令进行的作战，规模较小，并没有使用美国地面部队或空军的主力。这个决议于7月10日呈报罗斯福时还悬而未决。最后，只有罗斯福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才能够决定美国的战略。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过是他的军事顾问。
现在，要完全重述一下当时的思想感情已不可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绝不是团结一致地支持太平洋计划的。约翰·迪尔爵士私人同马歇尔很接近，他于7月15日向丘吉尔报告道：
毫无疑问，马歇尔对于他最初热爱的计划仍然一往情深，但是他深信欧洲计划缺乏真正的推动力。虽然召开了会议，进行过讨论，但时间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德国今后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忙于东线的战事。如果我们今天不利用它当前的忙乱，我们将会在西线面临一个强大的德国，以致我们不可能对大陆发动进攻。到那时，我们只能在空中互相搏斗，但是作出决定的时机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另一方面，他又说：“金的战争是攻击日本人。”(220)
长期存在的那种业务上的猜忌在这里发生了影响：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役中将占主要的地位，陆军则将在欧洲战场上占主要的地位。每一军种认识到这些事实，都偏向于支持那种会提高自己的作用的战略方针。(221)完全丢开这些业务上的猜忌不谈，美国人最初采取的战略——首先进攻德国——至少有3点有利于它的理由。第一，美国集中力量于太平洋会意味着放弃同英国和俄国进行任何有效的合作。第二，德国比日本更为危险的论点不是容易反驳的。第三，在美国舰队取得海军优势之前，很难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可是要取得这种优势，首先必须制造数百艘战舰，而在1942年这些战舰还没有制造出来。如果首先在太平洋发动进攻的决定维持不变，则大批地面部队只得袖手旁观，等候海军实现它的造船计划。
实际上，一时的气愤使得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在太平洋发动攻势的计划。马歇尔将军很可能把太平洋计划看做部分是对英国施加新的压力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认为这种用意是使他在7月中旬倾向于太平洋计划的惟一理由，那似乎是不符合他那种爽直的性格的。他更可能是这样想的：“没有英国人，1942年在欧洲便什么事也干不成，所以让我们在太平洋尽力而为，不要无限期地保持守势。”(222)
当然，罗斯福多少是超越了这种影响到他的军事顾问们判断力的军种之间的竞争的。丘吉尔担心，如果横渡海峡发动进攻，一定会损失惨重，罗斯福对他的这种忧虑也比较同情，他对于同英国结盟也比他的军事领袖们重视得多。此外，罗斯福对欧洲的兴趣和关切通常总是超过对太平洋地区的。所有这一切以及毫无疑问还有些其他的因素——可能还包括对丘吉尔本人的尊敬与敬佩——造成了这个硬要他作出重大决定的局面。罗斯福反复考虑了5天，究竟应该怎么办。7月15日晚上，他和霍普金斯讨论了各项问题，最后再一次考虑了一下7月10日参谋长们向他提出的那项建议。霍普金斯记录下罗斯福说的这一番话：
我不能同意……要我们转过脸去，不对着德国而对着日本。
首先，我不赞成英国内阁的主张。我想知道我们在场的一些人——艾森豪威尔、斯帕茨、克拉克、斯塔克——是什么想法。他们同意英国内阁的主张吗？你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份可靠的报告吗？
即使我们不得不勉强同意1942年不进行“大铁锤”战役，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赶紧为1943年的进攻做好准备。从英国的来文中，我看不出他们对1943年的进攻表示任何冷淡。我对于他们这样乐于放弃1942年感到有些不安。他们还会放弃1943年吗？
但是，我的要点是，我不相信我们能等到1943年才打击德国。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大铁锤”计划出击，那我们就必须退而求其次——那并不是太平洋地区。在太平洋地区，我们正进行着一种成功的牵制战。光靠陆军和空军不能马上就决定胜负，那需要加强我们海军的力量——这需要时间。(223)
所谓其次的方案并不是太平洋地区：罗斯福用这一句话表示了不赞成刚刚向他提出的那个建议。
这确实是影响整个战争进程的生死攸关的决定。两个费尽心机的人，一个跛足，另一个长年患病，餐后，在夏日炎炎的晚上在白宫商谈问题。这情景在每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都应该提及的。
盟国中，只有美国对于如何作战以及在何处作战的问题可以作出抉择。战争是由一个真正的联盟来打，还是分开来由每个国家去打，这取决于美国的决定。1942年7月15日罗斯福作出的决定，实际上是再一次努力使联盟在行动中产生效力的决定。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样重要的一次抉择，这样险峻、这样迫切、这样和个别人物联系在一起地呈现出来，这在历史上是罕有的。
大约两星期后，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作出的另一个决定或者一系列决定，同罗斯福的这个决定一起，应该看做是战争的转折点。1942年7月底左右，罗斯托夫陷落后不久，斯大林立即在红军中推行新的严厉的纪律措施，更换了许多司令员，开展了一次强大的宣传运动，由于同时采取了这一切措施，保住了俄国军队和人民正在动摇的士气。同时，他开始在伏尔加河后面集结后备军，为最终在斯大林格勒发动的反攻进行准备。(224)这时已是11月，这两方面的决定的效果还没有在战场上表现出来。可是11月8日的北非登陆和11月19日开始的斯大林格勒反攻，都是7月份作出的这两项决定的直接产物。
（五）盟国分歧的消除
罗斯福于7月15日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表示拒绝，这只不过是为再一次谋求与英国达成谅解准备条件而已。他当天晚上决定派霍普金斯、马歇尔和金去伦敦再作一次努力。他们3人翌日起程，于1942年7月18日抵达英国。在紧接着举行的一系列会谈中，大家终于真正能够做到推心置腹。
这3位美国特使携带着罗斯福的书面指示。在指示中，罗斯福规定了若干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原则。他指出“重要的是完全协调英美军队的使用”。再则，“最最重要的是使美国地面部队于1942年投入对敌作战的行动”。(225)关于俄国，罗斯福说，已经许诺的物资必须交付。他指示霍普金斯、马歇尔和金充分调查研究发动“大铁锤”行动来支援俄国的可能性，尽管这个计划已经遭到反对。如果他们“完全相信”不可能发动“大铁锤”战役，那么应向总统汇报，并考虑美国军队1942年可以用在其他什么地方。罗斯福还声称，不管俄国是否崩溃，保卫中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设想有两种方法可以保住中东：派遣美国军队到埃及、叙利亚或波斯湾，或是“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发动一个新的战役，攻进隆美尔军队的后门”。这样罗斯福就正式承认了“体育家”计划——在北非登陆——是一种可能采用的计划。总统在指示中最后提出下述几点：“请牢记三项重要原则——计划应迅速决定，计划应统一，进攻与防守应相结合，而不是单纯防守。……希望你们在到达后一星期内达成全面的协议。”
这3个美国人恰巧在到达后第7天达成了协议。他们第一步是同艾森豪威尔及其助手们商量。艾森豪威尔竭力主张发动“大铁锤”行动。他认为任何其他的军事行动都会使大规模横渡海峡在法国登陆的计划最早要到1944年才可能实现，他希望使一切其他的考虑都从属于1943年大举登陆的计划。但是当马歇尔和金同英国三军参谋长讨论这个问题时，英国人竟然完全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大铁锤”计划。经过三次会晤，僵局仍未打开。7月22日，这3个美国人按照所奉的指示打电报给罗斯福，报告他英国人不肯发动“大铁锤”行动。罗斯福回答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并且重新指示他们着手考虑使美国军队能在1942年年底以前投入战斗的其他进攻计划。
对于可以用什么其他行动来替代“大铁锤”行动，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丘吉尔和英国三军参谋长已经于7月18日自己商量好，“惟一可行的建议似乎就是‘体育家’计划”。(226)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当有人第一次向罗斯福提出北非登陆的设想时，他本人就很感兴趣，以致陆军部长史汀生早就把“体育家”计划说成是“总统最宝贝的私生子”。(227)美国的谈判代表面对这些事实，便立即接受了在北非登陆的意见，作为替代“大铁锤”计划的最好办法。(228)到7月24日，讨论的内容已经转到在北非登陆的规模和时间问题上了。7月25日，罗斯福批准了这个决定，并主张发动登陆的日期不应迟于1942年10月30日。
双方商定在北非登陆——7月24日重新定名为“火炬”计划——主要是美国人的事。这种安排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北非的法国人不大会抗拒美国人登陆，但是先前在奥兰和叙利亚发生冲突的往事，可能会使法国人激烈地抵抗英国人。因此双方商定由美国人担任这一战役的最高司令。马歇尔7月26日离开伦敦前，通知艾森豪威尔，“火炬”行动由他指挥。但是指挥的任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达成正式协议。主要是因为英国人作为诚意的一种表示，同时提议任命马歇尔担任“兜捕”计划（在法国登陆）的总司令，他们仍然满怀希望地计划在1943年发动这个战役。不过罗斯福这时还不准备指定一名对德国的主要军事行动的司令官，于是8月14日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火炬”计划的盟军总司令，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229)
决定对北非发动进攻，从丘吉尔个人以及一般英国人的观点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美国和英国的军事领袖之间的摩擦和意见不一并没有消失，不过这种分歧不再严重地妨碍两国之间继续联合作战了。一个原因是艾森豪威尔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来筹划和执行“火炬”计划。艾森豪威尔的个人威望毫无疑问大大促进了这种协调关系，因而联合参谋部的工作在随后几个月中得以顺利展开。英国政府以及英国的军事领袖们确实也表现了很大的容忍，诚心诚意地服从一个未经考验的美国将领的最高指挥，这也是事实。英国人感到他们既然已在主要的战略问题上占了上风，让美国人在联合作战中担任最高领导，是策略的，也是适宜的。美国在北非和欧洲所下的赌注愈大，那么把力量分散到太平洋地区去的阴影就愈加肯定地不会出现。
在进攻北非的战役可以发动以前，细节上存在着大量的困难需要解决——如必须事先把船舶、飞机、兵员等等集中起来，同北非和法国本身的法国军事领袖们举行秘密谈判时所会产生的警报作用和意外情况，登陆滩头的选择，以及英国和美国在准备工作上的协调一致——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还有一个更大得多的困难：如何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斯大林。只有俄国人接受这个决定，同意进攻北非而不是在法国登陆，盟国关系中的裂口才会愈合。
丘吉尔亲自处理这项微妙的工作。1942年7月28日，战时内阁通过了一项建议，派丘吉尔去中东调查局势，如果俄国人同意，再从开罗前往一个适当的地点与斯大林会晤，使俄国领导人了解新近商妥的计划。斯大林对举行一次会晤表示欢迎，但是说他不能离开莫斯科。因此丘吉尔于1942年8月1日同意从开罗飞往俄国首都。(230)
在开罗期间，丘吉尔决定更动驻中东的一些司令官。奥金莱克将军被免去了职务，由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将军接替；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军长。这样就建立了在沙漠中赢得胜利并胜利地一路打进意大利的那个指挥班子。丘吉尔作了这些人事更动并检阅了沙漠中英国驻军的一大部分后，飞往莫斯科。他于8月12日抵达，由艾夫里尔·哈里曼以罗斯福总统的特别观察员身份陪同。
讨论当天就开始。丘吉尔开门见山地告诉斯大林，1942年不会在法国登陆，但是下一年可以指望发动强大的进攻。斯大林或许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意外，但是他在评论西方盟国所表现的谨慎时，愤怒而且带有几分粗暴。他对1943年进攻的许诺的现实意义似乎很不重视。丘吉尔接着把谈话转到夏天已经大大升级的轰炸行动。这个题目使得斯大林有点高兴起来；丘吉尔于是趁着这种比较友好的气氛，提出了“火炬”计划。过了一会儿，斯大林开始对这个计划表现出几分热情，并且主动指出在北非胜利登陆可能带来的种种好处。因此在会谈尚未结束以前，已经造成了一种友好的气氛。丘吉尔许诺在沙漠里打败隆美尔以后，马上就派一支盟国空军到俄国战线南部，这又加强了好感。斯大林表示欢迎这种支援，并“愉快地”接受了。(231)
翌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头一晚会晤快结束时出现的那种友好气氛完全改变了。斯大林交给丘吉尔和哈里曼一份备忘录，说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早已决定了的”。(232)丘吉尔否认对第二战场作过肯定的承诺，并引证了他当时交给莫洛托夫的那份备忘录中的一段话。但是什么也不能缓和这种面对面的冲突。斯大林需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明白表示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计划都不能使他满意。斯大林指责英国军队缺乏勇气，以此侮辱英军。丘吉尔以雄辩的口才愤怒地进行反驳，为整个西方，尤其是英国的诚意和军队的英勇进行辩护。但是这次会晤还是在一种比较协调的气氛中结束的。斯大林叙说了俄国火箭炮的情况，并要求交换有关军事技术新发明的情报。丘吉尔仅仅稍有保留地表示同意。丘吉尔接着询问高加索的防御情况，斯大林陈述了现有的军事力量，并表示他完全相信德军不会在大雪封路以前越过那座大山。
8月14日，丘吉尔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宴。翌日，俄国高级将领和英国的对等人员（丘吉尔的随行人员）举行了会谈。会谈毫无成就，这又一次证明，除了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外，同苏联政府中任何人打交道都没有用。
在这次访问的整个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发生在最后一天。当时，丘吉尔去向斯大林辞行，临别之前斯大林邀请他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私人的住处小饮几杯。他们两人在一起待了不下6小时，随意闲谈，并比较严肃地谈到在挪威北部登陆的可能性。这次欢聚持续到凌晨两点半钟。斯大林和丘吉尔彼此之间建立了私人的、合乎人情的接触，至少暂时是这样。(233)
到丘吉尔访问结束时，他感到斯大林“已经完全相信了‘火炬’计划的巨大好处”。就丘吉尔这方面来说，他也已经被说得相信俄国的军事形势与前景“似乎很有希望”。(234)斯大林绝对秘密地告诉了丘吉尔关于俄国人对伟大的斯大林格勒大反攻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丘吉尔在向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汇报时谈到，他认为现在俄国人有一对一的机会能顶得住。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则比较怀疑，因为他曾在里海沿岸低空飞行过，没有见到俄国人向他保证的可以阻止德军在高加索山麓前进的那种防御工事。(235)还要再过三四个月，英国军事领袖们对于假如德军越过高加索山突进到中东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问题，才可以不再忧虑。
在这次会晤期间，斯大林心情的古怪的变化，使丘吉尔和哈里曼当时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一切经过的记载并没有消除掉这种迷惑。丘吉尔认为在第二次会晤时，斯大林的态度那样敌对，那样坚持必须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的行为可能是由于受了部长会议意见的影响。(236)但是这种说法是把英国内阁具有的权力硬加给俄国的部长会议——一种最不可能的事。看来很可能斯大林是在考验丘吉尔的个性——考验他经受攻击的能力。当丘吉尔寸步不让，有力地回击斯大林的诬蔑和谴责时，据说斯大林仰首大笑，不等译员来得及插嘴，就说道：“我虽然不懂你的话，却喜爱你的精神。”(237)
显然，丘吉尔给斯大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斯大林之所以更加尊重和“了解”丘吉尔，也许是由于他们的社会观点如此截然相反，而他们又是同样不屈不挠地捍卫各自的民族利益。丘吉尔毕竟相当符合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一个资本主义政治家应有的形象，而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和轻松的乐观主义反而使斯大林迷惑不解，并且与斯大林的想法完全不同。总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模型，很难说斯大林在与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曾否有过安全之感，或者他对罗斯福的了解是否能超过罗斯福对他的了解。无论如何，总统同这位俄国领导人从未像丘吉尔在这次访问中那样一见如故。丘吉尔在以后同斯大林的几次会晤中，也没有再达到这样亲密的程度。
正当伦敦和莫斯科进行这些会谈，美、英、俄三国政府就如何对德作战在战略上达成更加坚定的协议之际，美国要把一批飞机转移到中东的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中而在中国引起的那场危机，整个夏天都在酝酿着，不过一直没有达到冒头的地步。罗斯福派了他的一个特别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到中国去进行解释。柯里未能消除史迪威将军同蒋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继续在战争中坚持下去。很多人估计的1942年下半年日本要对中国发动的攻势并未实现，史迪威将军想收复缅甸的计划结果也同样不可能实现。1942年9月27日，美国人答复了蒋在7月间提出的3点要求。他们答应提供265架战斗机，而不是蒋所要求的500架，并表示可以提供100架运输机，飞越驼峰运送物资。但是将不派遣地面部队。蒋不得不满足于这种减半的供应。(238)中国的战争仍然是次要的事，英美同中国政府的合作仍然是靠不住的和不稳定的。
（六）进攻的准备
夏天，利比亚战役进行着的时候，英国有两师人正在海上向东驶往未决定的目的地：印度、澳大利亚或者中东都可能。奥金莱克的挫败，使英国政府决定命令运兵船转向苏伊士。(239)因此，在托卜鲁克遭受损失后，英国的实力几星期就恢复了。在以后的4个月中，坦克和飞机重新得到了补充。同样重要的是，马耳他的力量也获得了增强，成了隆美尔的心腹之患。在此后几个月中，飞机和潜艇从马耳他出击，打沉了隆美尔在地中海的一大部分供应船只。在新任命的司令官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一场决定性进攻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除了自由法国和希腊的军队外，这一场沙漠战几乎全是英联邦在显身手。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部队都参加了战斗。美国的惟一贡献（除了供应物资和宝贵的谢尔曼坦克外）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部分部队提供的空中支援。
相反地，“火炬”计划却需要一切从头做起。首先，必须成立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英美军队联合作战以及两国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中迄今尚未详加探讨的种种困难都必须解决。7月底作出了从事“火炬”行动的决定，但天气恶劣的季节即将到来，其间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以利用，恶劣的天气将使这次冒险行动没有把握，即使不是轻率鲁莽的话，这些障碍也十分难以应付。但是艾森豪威尔及其同僚还得努力解决另外一些困难。7月25日的决定没有解决所有的细节问题。再说，美国陆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很难完全信任这个新的战略，因而倾向于强调种种危险和障碍。这时，两国扮演的角色颠倒过来了，因为英国人正是以这种态度对待“大铁锤”计划的。美国海军不愿意从所罗门群岛战役中抽调任何力量，这一战役发展成了艰苦的战斗，完全超过了原先想象的程度。结果，直到这一战役的后期，金海军上将才肯定地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哪些战舰可以用于“火炬”行动。(240)
美英两国参谋部对于在何处登陆的问题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艾森豪威尔和英国人都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靠东面登陆，这样就能使盟军有机会赶在德军前面占领地中海中部的突尼斯。但是，华盛顿的那些人却认为，深入地中海作战是危险的。他们担心，如果西班牙允许德军进入，从而在直布罗陀切断盟军，那么后果又将如何。因此，他们坚持应在大西洋沿岸靠近卡萨布兰卡一带登陆，这样就不致一切都得依赖通过海峡的运输了。(241)
8月里，双方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辩论。8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命令他决不可试图在阿尔及尔—波尼一带登陆。8月29日，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接到通知，告诉他们罗斯福已经决定英国军队将不参加“火炬”行动，登陆地点应只限于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华盛顿接连发出的这样一些电报使得现场上的美国司令官们深感苦恼。正如克拉克将军对他的参谋人员所说的：“你们当中有些人对于‘火炬’计划还不像另一些人那样糊涂。让我们都给弄得糊里糊涂吧。”(242)
英国人也感到烦恼而迷惑不解。他们在8月的最后一星期内接到华盛顿打来的两次电报后，不得不暂时停止装船，结果使准备工作迟延了三星期。显然，如果要使“火炬”计划成功，就不能再这样长期犹豫不决。丘吉尔于是挺身而出，在9月1日打电报给罗斯福说：
昨天已经下达命令暂停装船，以便遇有必要重新安排一切。……尽管有种种困难，我们认为在占领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的同时，也应占领阿尔及尔，这是重要的。……我们接受了美国的指挥和您的领导。……我们必须十分坦率地说，我们坚信，最好的办法是坚持以8月14日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项大家同意的训令中那么明确地规定的总方针行事。(243)
当时传说要派艾森豪威尔或克拉克到华盛顿去，敦促迅速作出明确的决定。丘吉尔给霍普金斯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但始终没有发出），抗议突然改变计划。(244)但是结果证明激烈行动是没有必要的。9月3日，罗斯福改变了立场，同意在阿尔及尔登陆。两天以后，经过某些次要的调整，达成了全面的协议。但是时机已经失去了。显然，10月底以前将不可能在北非发动进攻。直到9月22日，才把登陆日期最后定为11月8日。(245)
美国人希望把“火炬”计划限制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担心深入地中海作战在军事上的安全问题。政治上的考虑对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更有很大的影响。重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在现场的法国司令官们对此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大家普遍认为，如果单独由美国军队登陆，不会遇到严重的抵抗，但是根据美国谍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如果由英国军队或者自由法国的军队进行登陆，就会遭到激烈的抵抗。根据这种估计，“火炬”行动由美国单独来进行似乎是明智的。这就是罗斯福何以在8月29日发出的电报中提议英国军队不参加第一批登陆的原因。但是如果只用美国部队，那么筹划中的这次战役的规模就不得不缩小。没有英国军队的协助，就没有那么多受过训练的美国军队来完成在三个地点登陆的任务。因此需要放弃的一个登陆点显然是在最东面的阿尔及尔。9月5日的决定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在阿尔及尔将由美国部队组成突击登陆的部队，但主力则将是英国军队。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主力几乎全是美国军队，但是在奥兰，却由英国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
法国人对“火炬”计划的反应如何，整个问题是极其复杂和混乱的。同时，这对整个战役的成败也是十分重要的。从墨守法规的观点来看，进攻北非是对一个中立国家的侵略行为。而法国官员恰恰就是最墨守法规的。在北非的法国官兵都曾发誓效忠贝当元帅，他们有义务遵守誓言服从贝当。很多军官同情贝当所体现的保守的、独裁主义的思想。同时，所有的法国军官都希望恢复法国的光荣与伟大。在他们看来，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种新生：是通过效忠、信赖和服从贝当元帅呢，还是通过重行密谋策划直到最终起来反抗德国。1942年，法国军政界的官员大多数都不愿作这种困难的抉择，甚至那些开始密谋策划反抗德国的人，也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进行活动，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他们是在做贝当实际上希望他们做的事。
北非和法国本土军政两界普遍存在的思想状况很特殊，局外人很难充分了解。盟国由于不了解这种情况，终于陷入了困境。同样重要的是，军政两界的态度和一般公众，尤其是法国大都市的公众的态度之间，隔阂很深，但是普通的法国人或阿拉伯人起初对北非的事态没有什么影响：一开始有重大关系的是官员们的态度与行动，尤其是少数统率保卫法属北非领土的驻军与海军部队的将领的态度与行动。(246)
驻在北非的少数法国军官和一些平民在一起，久已希望有朝一日能举行一次起义来反抗德国人，使法国可以再度参战，并为1940年的惨败报仇雪恨。驻在阿尔及尔的十九军军长夏尔·马斯特将军是这个集团中最突出的人物。1942年5月，马斯特已经同吉罗取得联系，吉罗自从4月间从德国监狱中激动人心地逃往维希法国以后，在法国一下子便出了名。马斯特请吉罗领导他和其他一些人在北非组织起来的那个十分脆弱的组织。吉罗本人在狱中借以消磨时间的一件事，就是计划如何发动一次由陆军军官领导的并得到盟军支援的突然起义，使法国摆脱德国的统治。因此，他欢迎马斯特和他的朋友们那里传来的消息，接受了他们邀他担任的领导职务，并正式指派马斯特作为他在北非的代表。
美国驻北非的外交官把注意法国官员意见的倾向作为他们的任务。马斯特集团的一些领袖已经同美国驻北非的高级代表罗伯特·D·墨菲进行过接触，把他们的计划向他透露了一部分。墨菲于1942年8月回美国述职，向罗斯福汇报了法属北非人士的意见。罗斯福接着也十分机密地把“火炬”计划告诉了他。因此，等墨菲返回阿尔及尔时，他能够很谨慎地提出美国可以给予一些援助。但是他的处境十分微妙和困难。“火炬”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保密，他担心，如果让法国人完全知道英美的计划，那么消息可能会走漏出去，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关于这个计划的一切细节，包括进攻的日期在内，几乎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让这些策划起义的法国人知道。
吉罗、马斯特和他们的同僚们都把这项作战行动看做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事。在北非和在法国南部的起义，要和从英国对法国北部发动的进攻以及俄国在东线对德国发动的进攻同时进行。将要求美国人到非洲和法国南部来援助法国人，可是美国人的前来要听候法国人的邀请，当然也就要受法国人的指挥。吉罗估计他所策划的起义的准备工作在1943年春天以前不能完成。因此，1942年10月10日墨菲返回北非以后，吉罗和他是抱着根本不同的计划试图来达成一种明确的协议的。
“火炬”计划同吉罗制定的计划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首先发生的一项主要困难是指挥的问题。吉罗认为盟国已经答应他将有权指挥在法国领土上作战的盟军，(247)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根本不准备把他的权力让给吉罗或任何其他的法国人。他更不准备按照这些策划起义的法国人的愿望和吉罗对起义的准备情况，来调整为“火炬”计划所作的安排，并规定发动进攻的日期。
当墨菲看清了这种不协调的程度以后，他安排好请一位美国将领秘密到北非来，希望他会解决一些困难。（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副手）马克·克拉克将军奉派担任这项任务。他从英国出发，乘飞机和潜艇于1942年10月22—23日夜间抵达北非海岸外离阿尔及尔不远的地方。他经历了一些不幸事件后，在一所海滨别墅里同马斯特将军和墨菲会晤了。马斯特向他提供了有关军队部署、供应、交通等很有价值的最新情报，但是在政治方面，这次会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克拉克奉命在一切重要的军事细节上向法国人保密。因此他没有告诉马斯特何时登陆，尽管这时离登陆的日期只有两星期。确实，克拉克给人的印象是这次军事行动至少在一个月内不会进行。他明确表示在法国南部的登陆不能同进攻北非同时并进，尽管这是法国人的计划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克拉克还谈到盟军将尽可能迅速地把指挥权移交给法国人，但是他不肯说得更明确一点。当时双方商定应同吉罗将军举行进一步的磋商，看他作为马斯特集团公认的司令官，能否同意克拉克如此含糊而简略地说明的条件。(248)
吉罗的反应是要求加以澄清。他在10月27日致墨菲的函中表示，他“原则上”接受克拉克的建议，但保留由他自己决定登陆日期的权利，并重申他希望同时在法国南部登陆。这封信暴露出吉罗的计划和盟军的计划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墨菲接到信后，心里感到有点惊慌。美国军队不久即将在北非登陆，他想象到如果法国人拼死抵抗，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因此，他打了一份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建议把登陆日期推迟几天，等待把诸事安排妥当，但即使艾森豪威尔和墨菲同样感到惊慌，推迟也已经来不及了。船舰已在途中，事情必须按一定的方针做下去。墨菲只得尽可能处理好这种一定会很不愉快的局面。
墨菲为了要拉拢吉罗，有意含糊其辞地答复了他10月27日的信。吉罗11月2日收到墨菲的复信。墨菲在信里说，盟军将尽快地把北非的指挥权移交给法国人，不过“在这次战役的某些阶段，如登陆，恢复北非的治安，以及提供必要的基地等等，美国人的指挥仍然是必要的”。(249)
同时事情正在迅速走向高潮。11月2日，吉罗接到关于进攻日期的秘密通知，那时相距仅6天了。他惊得目瞪口呆。他所念念不忘的法国人在1943年春天起义的计划，已被随意抛置一旁。美国人没有作为应邀前来的客人光临，而是在他们还不需要的时候跑来，并且正在提议无限期地接管法属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和参与这项计划的其他法国官员都可以理解地被弄得心神错乱，简直有点不知所措。
吉罗这一天从接到登陆日期的通知开始，后来又收到墨菲的含糊其辞的复信，使情况进一步复杂，最后也是最糟糕的，他获悉马上将有一艘潜艇等在法国海岸外面，接他到盟军那里去。这位法国将军面临一项困难的抉择，他应否拒绝参与他认为已经变得这样可悲地错误的一项冒险计划呢？再不然，由于他相信一旦自己掌握了最高指挥权（他认为盟国已对他作过这种承诺），便能使情况至少部分获得纠正，所以尽管出现了这种种情况，他应否把自己的命运和盟军联系在一起呢？
起初，吉罗声称这一切是对法国的荣誉以及对他本人的一种侮辱，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登上潜艇去直布罗陀，以便同艾森豪威尔一起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他不赞成盟军的“火炬”计划，也没有人把这个计划的详细内容完全告诉他。艾森豪威尔这方面并不完全理解吉罗的思想状况，也不知道吉罗认为盟国曾经同意由他担任最高指挥这件事。(250)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谅解。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混乱。登陆那天，弗朗索瓦·达尔朗海军上将出乎意外地在阿尔及尔出现，也并没有减轻这片混乱。
纠缠不清的法国事务还有另一方面是盟国必须考虑到的。戴高乐及其追随者怎么办？曾在吉罗领导下计划发动起义反对德国人的这批军官都是保守派，他们根本不同情法国的左翼党派和团体。1942年，这些团体已经越来越集合到了戴高乐将军和战斗法国的周围。他们的力量在北非是薄弱的，那里法国居民中的殖民地气氛不利于左翼思想的发展，但在法国本土，人们却普遍持左翼态度。各种反抗组织在激进的甚至革命的思想哺育和指引下，已经开始形成并壮大起来。随着1942年事态的发展，它们与伦敦的戴高乐派取得了联系。所以自由法国的影响和重要性明确地日益增长。戴高乐不再是一个可以被看做在法国缺乏有力的追随者而不予重视的孤立人物了。(251)
1942年7月初，当“火炬”计划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而在法国本土登陆的前景仍被列为军事计划的首要问题时，英国政府就已经正式承认戴高乐为“反抗轴心国的象征了”。甚至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变得相当温和。7月9日，美国人给戴高乐一份照会，说明美国“对作为法国反抗轴心力量象征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将给予一切可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252)戴高乐希望把这一认可变成全面承认他的组织是法国的流亡政府，但是在这方面他失望了。美国的态度是僵硬的。赫尔同罗斯福认为未来的法国政府必须在从德国人手里解放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由法国人民自己建立。
“火炬”计划的决定，显然在盟国与戴高乐及其法国政敌的关系中引进了一种新因素。在维持对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方面，有一个新的而且十分重要的理由在起作用。只有维持这种关系，美国领事及外交官员才容易得到“火炬”的军事计划所亟须的情报。(253)
也正是“火炬”计划使吉罗和法属北非的军官进入了盟国解放法国的军事计划的最前哨。在美国政府的眼中，戴高乐不再享有“抵抗”的垄断权了。实际上，罗斯福总统最坚持的要点之一就是，在这次筹划的战役中没有戴高乐的份。驻北非的马斯特将军强调说，自由法国军队的任何登陆行动都将遭到当地驻军的顽强抵抗。这一情报，加上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戴高乐的怀疑态度，使罗斯福深信，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位自由法国的领袖参加进来。甚至当丘吉尔建议在登陆的前一天把这项计划告诉戴高乐，以免对他的自尊心打击过甚时，罗斯福也否决了这个意见。结果，直到英美军队已经登陆后，戴高乐才第一次正式获悉了“火炬”计划。(254)
英国对于戴高乐的态度和以往一样，比美国要友好。接着，在北非登陆前夕，盟国发觉自己似乎同时在支持两个不同方面的法国领袖，因而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吉罗是美国人看中的最高军事领袖的候选人，大概也是在解放区掌握政权的候选人，戴高乐则是英国人看中的同样角色的候选人。分歧并不像公开表现出来的那样大。英美双方的主要兴趣都在于“火炬”计划的军事胜利，都准备采取最有助于促成这一目的的不论何种政治步骤。形势十分动荡不定，各方面都充满了误会，并且一切计划又全被达尔朗海军上将突然打乱了。
“火炬”计划不可避免的风险确实很大。假使法国人长时间地拼命抵抗登陆，那么军事后果只能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德国人。假使西班牙人采取敌对的态度，或者被迫同意德国军队和飞机通过西班牙，那就会对盟国的侧翼造成严重的威胁，以致向突尼斯的进军很可能中途停顿下来。整个战役实在是惊人的大胆——比盟国此后在欧洲的任何行动都大胆得多。不过，大胆总算得到了好结果。
（七）同俄国人之间存在的困难
“火炬”战役的准备工作使盟国的船舶紧张到了极点。在这个计划开始进行的时候，船只被潜艇击沉的情况几乎还没有被遏制住。英美海军力量不得不分布得非常开。“火炬”的计划人员很快就明白了，所有可以利用的战舰都需要用来保护“火炬”的运输船以及掩护登陆。这意味着9月间已经恢复的开往俄国的船队将不得不再次中断。9月初开往阿尔汉格尔的大船队因敌方袭击损失了12艘船，可是27艘平安地抵达了。用来掩护这条航线的战舰不下于77艘。(255)显然，在“火炬”的海上运输队需要海军保护的时候，不可能设法作出同样的安排。早在9月22日，丘吉尔就想通知斯大林，10月间开往俄国的船队将不得不延期，但是罗斯福觉得这种不受欢迎的消息不利于盟国和苏联的关系，可能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于是决定不完全取消船队，而试行从冰岛派个别船只驶往俄国港口，不用护航。(256)10月9日，他们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用不置可否的口吻回答了一句“谢谢”。在此后几周内，莫斯科顽石般的沉默使得丘吉尔很不安心。
沉默更使人感到为难，因为按照丘吉尔8月间对斯大林所作的承诺，英美政府已经开始谈判在俄国南部前线建立一支空军力量的问题。这件事进展缓慢，俄国人似乎在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尽管斯大林格勒战役此时正处于高潮之中。(257)
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另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是开辟波斯湾的路线，以便把补给品运往苏联前线。丘吉尔8月间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就安排好让美国人接管波斯的铁路和港口设施。(258)然而，过了几个月美国人员和设备才大批到达，并且直到1943年，波斯湾这条路线才开始运送很大一部分美国交给俄国的补给品。
英美希望他们所建议的在俄国南部建立一支空军力量以及发展波斯湾路线的努力，会减轻对俄国北部定期船队的中断所带来的打击。然而，在俄国人看来，这是要求他们以目前的、极其需要的援助来换取关于未来的许诺。“火炬”计划的登陆日期推迟到丘吉尔在莫斯科所定的日期以后，这可能也引起了俄国人一定的怀疑。不管是什么原因，俄国政府终于在1942年10月一反常态，在报纸上暗示西方盟国对苏联不忠实。
以下是标志着苏联对西方信心降低的一些主要事件。8月17日，即丘吉尔离开莫斯科的第二天，传来了突击队袭击第厄普的消息。许多俄国人起初认为等待已久的第二战场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消息更使人受不了。撤退和重新上船似乎结束了从西方迅速获得援救的一切希望。(259)
在俄国人看来，第二个令人寒心的体验是波兰军队的撤退。这支军队是用1939—1940年间收容的波兰战俘在俄国境内建立起来的。从1942年7月起，就开始进行谈判波兰人向中东撤退的问题了，(260)但实际撤退则到八九月才开始。在俄国人看来，这些波兰人就像老鼠不可避免地逃离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一般，因为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开始。(261)
从8月的最后两周起，直到以后的9月和10月，斯大林格勒的险恶境况是每个俄国人都时刻担心的。人们很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对西方盟国越来越感到气愤，它们显然还是没有动静。这就是温德尔·威尔基关于第二战场的著名声明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心理背景。威尔基正在作一次环球友好旅行。作为一个落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的地位是特殊的。他在美国政府中没有职位，并不知道英美的计划。但是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眼中，他的声明仍然具有半官方的重要性。在莫斯科，他被捧得很高，和斯大林谈了话，甚至有机会去参观一段平静的前线。离开苏联之前，1942年9月26日，他在莫斯科接见新闻记者时对他们说：“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相信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军事领袖们同意的尽可能早的时刻，和英国一起在欧洲开辟真正的第二战场，来帮助他们（俄国人）。也许，我们的军事领袖中某些人需要一点公众的刺激。”(262)
当然，这席话暴露了威尔基是多么不了解“火炬”计划。但是当时不仅俄国公众不知道那个正在准备中的计划，全世界的公众也同样不知道。威尔基的谈话立即被登载在几乎所有的盟国报纸的头版上，并被理解为（特别是在俄国）一种证明，英美只要愿意，就能够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对这件事异常恼火，(263)丘吉尔也感到难以理解，一个重要的美国政治人物竟然可以以半官方的身份旅行，并且在对政府慎重考虑着的内部计划丝毫不了解的情况下发表公开谈话。斯大林也肯定被美国人这种奇怪的、不负责任的行径弄得迷惑不解。(264)
威尔基这席话的实际影响是，加强了俄国和西方国家报纸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叫嚷。这种激动一周后被斯大林本人进一步加强了。合众社驻莫斯科的代表亨利·卡西迪想出一个主意，用书信方式向斯大林提了三个问题：“在苏联对当前形势的估计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有什么地位？”针对这个问题，斯大林答复道：“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主要的地位。”第二，“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有效程度如何以及可能做些什么来扩大和改善这种援助？”斯大林的回答是：“……到目前为止，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是不大有效的。为了扩大并改善这种援助，只需要做一件事：盟国完全并迅速地履行他们的义务。”当然，这是在“火炬”计划从10月延期到11月的消息刚刚通知斯大林后发生的事，但是对不知内情的公众来说，这种说法只能被理解为要求按照莫洛托夫五六月份访问华盛顿和伦敦的公报中所说的那样开辟第二战场。卡西迪的第三个问题涉及苏联的抵抗能力，对此斯大林作了肯定的答复，但是没有就胜利作任何明确的预言。斯大林的话，如同威尔基的话一样，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并为无数明确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记者提供了根据。(265)
斯大林对卡西迪的答复所引起的激动还未平息，一场和英国的新争论又在苏联报纸上搞得沸沸扬扬。10月14日，莫洛托夫发表了一项关于德国人在占领区所犯暴行的声明。在将近结尾处，他说：“苏联政府认为重要的是，应由一个特别国际法庭立即开审，对于在战争期间落入同希特勒德国作战的国家手中的任何法西斯德国的头目，处以最严厉的刑罚。”(266)这只能是指鲁道夫·赫斯。(267)5天后，《真理报》的一篇尖刻的社论证实了这一点。《真理报》声称，英国已经成为匪徒的庇护所，并指责英国政府不把赫斯当做战犯，而把他当做“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使他享受着一切外交豁免权。(268)此后的一周，审判赫斯的要求在苏联所有的报纸上大肆渲染。这给俄国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德国人的憎恨心情已被煽动到了白热化的程度。(269)
除了赫斯这件事之外，一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著名阐述者尤金教授还于1942年10月28日发表了一篇公开演说。尤金声言，第二战场的拖延只能是由于政治原因，那些有势力的社会集团——受到一批冷酷的专为自己打算的资本家支持的阿斯特集团——正在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使它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直到俄国即使不被击败，至少也已经遭到彻底削弱的时候。尤金甚至表示对丘吉尔的动机感到怀疑，他用赞同的口吻引用了一段谈话，大意是说丘吉尔认为和俄国结盟是一件讨厌但又必要的事。(270)
这篇演讲直率地重复了人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猜疑，由各报广为登载。它标志着俄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友谊的最低点。同一天，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十一月口号》发表了，其中有一条口号又欢呼与英美的战斗同盟。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那天，斯大林照例发表讲话。他用相当缓和的语调谈到第二战场问题，他的讲话有几处表达了对西方盟国友好的地方。斯大林说：“一些事实和事态说明英—苏—美同盟之间日益增长的友谊，以及它们的联合已经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战斗联盟。”(271)斯大林讲话的时候在北非登陆日期前不过两天。登陆的消息传到俄国时，造成了良好的印象。虽然许多人觉得北非登陆是在法国开辟真正的第二战场的一种作用不大的代替办法，但西方最后总算采取行动了。
当然，不可能了解俄国报纸对待西方盟国的那种相当古怪的举动，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或打算。有一点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即英国作为坏人被单独提出来，而对美国则客气得多。反对英国的鼓噪可能主要是做给本国人看的——为俄国民众提供一个方便的替罪羊，以便把战争带给俄国人的痛苦都归罪于英国。另一方面，苏联政府也许相信鼓吹开辟第二战场将会影响英美政府的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的收获是微乎其微的。丘吉尔因为1942年秋天俄国报纸这样对待他的政府而大为恼怒，罗斯福在给这位首相的电报中也说：“我认为他们〔俄国人〕使用语言的目的和我们不一样。”(272)
和俄国之间存在的这些困难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艾森豪威尔和他手下那些制定“火炬”计划的人。(273)尽管有种种障碍，尽管周围一片混乱，“火炬”计划的准备工作却迅速地向前进行。在艾森豪威尔的宽厚的影响下，他领导的联合参谋部的成员之间出现了日益增长的信任和相互了解。这是未来英美军事合作的佳兆，相形之下，过去的种种摩擦与失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从盟国合作的观点来看，1942年7月25日到11月8日这3个月也许是整个战争中最有成果的。在此期间，组成了第一个联合参谋部和第一支联合武装力量，使其发生作用。它们的跨国和跨军种的职能，为未来两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合作树立了榜样。参谋组织的详细情形这里不需要多说，但值得强调的是，来自两个不同国家各军种的一群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制定计划并指挥战役，其中确有不知多少新事物。每个国家和每个军种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传统，职业军官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其中训练成长。这些传统很大一部分不得不丢开。甚至像专门名词这一类的问题虽属次要，但总的来说也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只有通过热诚互让和愿意革新的精神，这些困难以及种种比较基本的分歧才得以克服。(274)“火炬”计划成了真正的盟国事业，历史上像这样的军事行动也许还没有前例。
(1) 这个词是1941年12月29日以前用来专指对轴心国作战的各国的，后来则为“联合国家”这个词所代替，但在提到“同盟国”时一般仍然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术语，尽管并没有正式的盟约将美国跟希特勒和裕仁的其他敌人联系在一起。虽然在技术上是错误的，但似乎也没有理由不沿用旧的习惯。
(2) 丘吉尔，第3卷，第541页；美国版，第3卷，第609页。
(3) 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代替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作为丘吉尔的随行人员。迪尔最近刚辞去帝国总参谋长的职务，丘吉尔宁愿让新任命的帝国总参谋长留在伦敦（同上书，第555—556页；美国版，第3卷，第625—626页）。
(4) 比弗布鲁克的活动也不仅限于经济问题。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57页；英国版，第1卷，第470页。
(5)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60—466页；英国版，第1卷，第473—479页，转载了阿卡迪亚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美国方面的记录。记录是这样开始的：“总统建议应讨论一下‘超级体育家’（即北非登陆计划）的情况。”几小时后，会议记录结束道：“丘吉尔先生于是说明参谋人员将查核这项计划对‘体育家’的实际影响，并确定‘体育家’可以付诸实行的最早的日期，以及如果突然得到邀请的话，可以抽调哪些部队去进行这次远征。”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是全世界各处的问题都讨论到了。如果没有通过一个在北非登陆的坚定的计划，何以不能立即发动的原因却说得很清楚。
这份记录中明显混乱的那部分可能是由于美国秘书人员的不熟练所致。这些秘书人员都是临时召集来的，有些人在某些情况下继续在五角大楼里办理正常的专职工作，因此没有时间仔细地准备这份记录。
(6) 把荷兰包括在内作为可以参加的第五个国家，这显示出起草这个文件的人主要是考虑到太平洋地区的战争。赫尔在他的记述中略去了荷兰，但是官方的出版物〔美国国务院：《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1939—1945年》（U.S.A., Department of State: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reparation，1939—1945），出版物编号3580（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0年版），第62页〕却提到建议中的这一部分（此书以后引用时简称《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
(7)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14—1124页）相当详细地说明了这些文件的由来和命运。
(8)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55—457页；英国版，第1卷，第469—470页；丘吉尔，第3卷，第597—598页；美国版，第3卷，第674—675页。
(9) 金海军上将的前任H·E·斯塔克海军上将曾经积极拟定在发生战争时美国海军同英国合作的计划，他在这项谈判中的多年经验并没有被抛弃掉。斯塔克和金两人都积极参加了阿卡迪亚会议。斯塔克上将直到1942年3月26日才离开海军作战部长的职位。
(1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18页。
(11) 丘吉尔乘船前往华盛顿去的途中，写了三份备忘录，到达后便交给了罗斯福。这些文件的基本建议是，作为对英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支援的报答，美国人应当尽可能迅速地派出大批地面部队和空军到欧洲去。这些备忘录中有几节转载于丘吉尔，第3卷，第574—584页；美国版，第3卷，第646—658页。罗斯福大概看过这些备忘录，但是这些备忘录并没有成为这次会议中正式的军事会谈的基础。
(12)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47页；英国版，第1卷，第451页。
(13) 丘吉尔，第3卷，第590页；美国版，第3卷，第666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20、1123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47、453页；英国版，第1卷，第451、454页。
(14) 详情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15) 罗斯福一向背着赫尔进行私人外交，并且往往没有坦率地把自己所采取的立场完全告诉国务卿，这次谈判为这种方式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因此，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强调说，他对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事件的强烈的，甚至是褊狭的反应是得到罗斯福的支持的（第2卷，第1130页及第1132页）。但是哈里·霍普金斯留下来的记录，从一个很不相同的角度上表明总统一般是赞成英国的立场的（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49页；英国版，第1卷，第453页）。看来很清楚，罗斯福是急于想安慰赫尔，因为为了这个问题赫尔一度考虑辞职（《回忆录》，第2卷，第1137页）。如果战争刚开始，美国内阁就更动阁员，这对罗斯福说来是很尴尬的。此外，他无疑对赫尔怀有一种诚挚的敬意。但是总统用以避免在维希政府问题上同他的顽固不化的国务卿摊牌的方法，结果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了，而且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机构里出现了很大的混乱。
(16)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53页；英国版，第1卷，第454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23页。
(17) 丘吉尔（第3卷，第604—605页；美国版，第3卷，第682—683页）记载说，罗斯福在公务的百忙之中认为，值得私下去和李维诺夫详尽地谈谈“他的灵魂和地狱之火的危险”。要知道那位老布尔什维克对于总统为他所作的努力是如何看法，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18) “……今天，我们是以那些有钱有势的叔叔伯伯不得不时时照顾一下的‘穷亲戚’身份应邀前来的，”这就是波兰大使的评论（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101页）。
(1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22页。
(20) 照顾到俄国人的感情所作的修改，可参看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中转载的宣言摹写本〔第450—451页（英国版没有载入）〕。
(21) 丘吉尔，第3卷，第590页；美国版，第3卷，第666页。
(22) “我有一种感觉，”罗斯福写信给赫尔说，“苏联将不乐意看到自己的名次排在某些实际上没有作出多大贡献的国家之后。”（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20页）
(23)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48页；英国版，第1卷，第452页。
(24) 罗斯福本人的家庭以前同中国有关系，这一点他是充分意识到的〔萨姆纳·韦尔斯：《七项主要决定》（Sumner Welles: Seven Major Decisions），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51年版，第78页〕。几代在中国从事传教工作，也曾给好几百万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5) 1943年1月16日这么晚的时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还发表声明说：“为俄国和中国的人力提供必要的装备，以便使他们能作战，这应是我们的基本政策。”他们作出这项决定的理由是，这两个国家在同德国和日本作战方面分别“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雷·S·克莱因：《华盛顿指挥部：作战处》（Ray S.Cline.Washington Command Post: The Operations Division），陆军部战史编修馆发表的丛书（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1年版），第335页〕。
(26) 丘吉尔在1942年10月21日给艾登的一份备忘录中把个人的看法表达如下：“至于中国，我不能把重庆政府看做是代表一个世界大国。当然，这大概是美国方面企图取消英国海外帝国的更换财产名义的选举票。”（丘吉尔，第4卷，第504页；美国版，第4卷，第562页）
(27) 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所写的一份法律意见书向罗斯福提出保证，在签署一项像拟议中的宣言这样的文件时，他并没有侵犯参议院的权力。他的论点是这样的：总统作为总司令，有权按照他认为最有利的方式指挥作战；为了顺利地进行战争，可能需要得到各盟国的保证，在未赢得胜利之前，它们决不放弃战斗，但是要取得这样的保证，美国也必须向各盟国作出同样的保证。因此，总统作出这样一项保证是正当的（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19页）。
(28) 这个记载所根据的三种权威性著作对联合国家诞生的日期意见不一。丘吉尔（第3卷，第605页；美国版，第3卷，第683页）把采用这个新名称的日期记载为1942年1月1日；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24页）记载为1941年12月31日，而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58页；英国版，第1卷，第470页）则记载为12月29日。赫尔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丘吉尔是12月28日前往渥太华的，1942年1月1日才回到华盛顿。但是，如果假定罗斯福是在12月29日想到这个新名称的，只不过是在首相回来后才立即向他提出，那么就有可能使舍伍德和丘吉尔两人所记的日期一致起来。赫尔的错误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他第一次得知罗斯福的想法是在12月31日。
(2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203—208页；英国外交部：《联合国家宣言，华盛顿，1942年1月1日》（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 January 1, 1942），敕令第638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2年版）。根据现有的记录，无法弄清究竟是谁把12月24日宣言草稿中冗长的措辞简化了。也不清楚原来交给俄国人去要求他们表示赞同的是哪种译本。也可能修改宣言的措辞，并将三条并为二条的正是罗斯福本人。有他亲笔改动的草稿复制出来，刊载在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50—451页上（英国版没有载入）。从那上面看来，罗斯福至少是和丘吉尔共同商量后，自己充作秘书，把商定的修改部分写了进去。
(30) 舍伍德说26个国家都是在1月1日签字的，这是一个错误（《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53页；英国版，第1卷，第455页）。参阅丘吉尔，第3卷，第605页；美国版，第3卷，第683页；以及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25页。
1942年1月4日，国务院宣称它将接受“不是政府，但是适当的当局”表示遵守《联合国家宣言》原则的声明。这显然是为了满足法国的需要，但事实上，戴高乐却并没有利用这个相当勉强地为他敞开的后门（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25—1126页）。
(31)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25页。
(32) 丘吉尔，第3卷，第605页；美国版，第3卷，第683页。
(33) 1942年1月4日的社论。
(34)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45页；英国版，第1卷，第449页。
(35) 丘吉尔，第3卷，第581页；美国版，第3卷，第655页。
(36) “体育家”一词起先是用于夺取卡萨布兰卡的一项美国计划。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由英—美联合行动占领整个法属北非的这项扩大了的计划被称为“超级体育家”，但是在大西洋两岸，这个新建议通常还是仅仅被称作“体育家”〔参阅W·F·克雷文和J·L·卡特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部队》（W.F.Craven and J.L.Cate, ed.: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Ⅱ），空军史编修馆，美国空军（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1卷，第240—241页〕。在英美联合制定作战计划的最初阶段里，变动既迅速又一再地出现，所以代号的正确使用常常是混乱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37) 丘吉尔，第3卷，第583—584页；美国版，第3卷，第657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59页；英国版，第1卷，第472页）说，英国人的估计是，德国的最终失败将是英国从西面发动进攻，美国从南面（即从北非）发动进攻和俄国从东面发动进攻的结果。
(38) 约瑟夫·W·史迪威：《史迪威文件》（Joseph W.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纽约，斯隆同人出版社，1949年版，第20、25页；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2页。
(39) 见上文，原著第3—4页。
(40)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55—457页；英国版，第1卷，第469页。
(41) 1941年12月29日，丘吉尔在给战时内阁的电报中，有一段谈到“保卫卷入战争的各国政府的残存利益”。这必然反映出这一问题的讨论，虽然并没有表明作出了什么决定（丘吉尔，第3卷，第599页；美国版，第3卷，第676页）。
(42) 丘吉尔，第3卷，第597页；美国版，第3卷，第674页。
(43) 同上书，第599页；美国版，第3卷，第676页。
(44) 反映出不赞成马歇尔计划的另一件事是，有人大概受到美国和英国（或者只是一国）的海军将领的指使，竭力想使海军不受韦维尔的指挥。马歇尔、霍普金斯和罗斯福在最后的时刻制止了这种做法（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58、467页；英国版，第1卷，第470、480页）。美国陆军领袖们认为，皇家海军是这件事的主要煽动者。参阅《史迪威文件》，第18页。
(45)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69页；英国版，第1卷，第481页。
(46)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389页。
(47) 克莱因：《华盛顿指挥部：作战处》，第100页。
(48) 同上。一个有助于说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后来所行使的权力的极为重要的事实是：自1942年7月到罗斯福总统逝世时为止，罗斯福和威廉·D·李海海军上将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私人友谊和恒久的交情。李海成为总统派驻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私人代表，遇到出现一个重大问题要作出决定时，几乎能够在任何时刻进入罗斯福的办公室。美国政府或英美联合机构的任何其他组织，都无法如此经常地使其建议获得总统的注意，然而在无数的问题上，总统的裁定却是最终的，而且万一发生争论时，总统的这种最后裁定也是必要的。因此，由于李海海军上将个人的特殊地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从1942年7月以后在同政府其他机构的一切争端上，都有一条内线可寻。李海自己写的书，《我在现场》（William D.Leahy: I Was There），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是他所起的特殊作用的最好的证明。但请参阅克莱因，前引书，第105页。
(49) 李海：《我在现场》，第125页。
(50) 这一解决办法同时解决了美国陆军与海军之间由于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里的人数多寡不同而出现的问题。为了和英国的安排相称，为了满足陆军航空部队的自尊心，一名美国空军代表奉派出席委员会。但是美国海军要求（并且得到了）同等的代表权，尽管这种安排缺乏任何合理的理由。李海的任命所具有的另一个身份，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另一个海军成员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职务——同总统联系——从而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51)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70页；英国版，第1卷，第482页；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389页。
(52) 史迪威对于把军需品分一部分给“英国佬”的这件事所作的评论，反映出了马歇尔的直接下属中十分普遍的一种态度（《史迪威文件》，第16页及第22—23页）。
(53) 见下文，原著第124页以后。
(54) 《纽约时报》，1941年12月23日。
(55) 根据后来公布出的消息看来，12月22日白宫的公告读起来是奇怪的。鉴于罗斯福没有认真加以考虑就放弃了赫尔的成立一个盟国作战会议的建议（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21页），很难认为他当真指望成立一个包括所有盟国在内的合作机构。更为可能的是，罗斯福决定这样宣布丘吉尔的访问，希望避开那些对于英国在华盛顿影响太大持不信任态度的人们的批评。他也许还希望不要给俄国人、荷兰人和中国人这样的印象，认为战争只是英美两国的事业。
(56)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434页。由于采取了许多方法来减少进口商品的体积，总的价值并没有如此剧烈地减少。1942年英国进口商品总值的指数为70（1938年为100）。
(57) 英国：《生产大臣的职责》（Great Britain: Office of the Minister of Production），敕令第6337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2年版）。
(58)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366—370页。
(59) 沃兹涅先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第21页。
(60) 同上书，第16、25页。俄国官方统计的基础和一般可靠性对于外界人士向来是一件神秘的事。沃兹涅先斯基书中的统计常常会引起误解，而且几乎全是用没有明确的数量根据的百分比表示的。正文中所引的一个数字可能是按卢布计算的，它引入了另一个可变数——通货膨胀——结果可能引起了误解。除非1940年战时的产量异常低——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当战争爆发时，俄国人正处于引进像飞机和坦克这些项目的新模型的过程中（同上书，第46—47页）——否则很难相信生产到1942年3月就可以恢复到战前的实际数量了。
(61) 卡利诺夫：《苏联元帅演讲集》，第125、260页。据卡利诺夫看来，1941—1942年冬天苏联的进攻没有能取得较大的成功，一个原因就是军需品的缺乏。
(62) 例如，到1942年年底，在迁往乌拉尔地区的455家工厂中，有55家尚未恢复生产（沃兹涅先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第29页）。
(63) 同上书，第40—43页。
(64) 沃兹涅先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第92页；参阅第67页。
(65) 沃兹涅先斯基说，来自英美的供应品只占俄国生产的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第44页）。这个数字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俄国的产品和英美的产品之间没有可以估价的真正共同的基础。尽管沃兹涅先斯基没有说出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我们可以设想，他的计算方法无非是为了尽量缩小英美两国对俄国胜利的贡献而已。
(66) 关于1942年俄国北部地区半饥饿状态的叙述，参阅亚历山大·沃思：《斯大林格勒的那一年》（Alexander Werth: The Year of Stalingrad），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6年版，第63—65页以及其他各处。
(67) 沃兹涅先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第26页；参阅第64页以后。
(6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45—53页。
(69) 见上文，原著第16—17页。
(70)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73—474页；英国版，第1卷，第486—487页。
(71) 这些数字引自《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534—539页。这份官方文件中发表的数字同其他官方文件中的数字有着很大的出入。例如战时生产局情报处（可能是在1943年初）出版的一份题为《1942年的战时生产》（War Production in 1942）的小册子，举出的数字一律比上文所引的为高——就高射炮而言，差别高达20%。美国战时生产局：《战时生产的成就和复员的展望：1945年10月9日局长的报告》〔（U.S.A.，War Production Board: Wartime Production Achievements and the Reconversion Outlook: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ctober 9, 1945），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5年版〕中所举的数字同上文所举的稍有不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则是一样的。
(72) 关于成立战时生产局的第9024号行政命令的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161—163页。由于对战时生产局权限的明确规定有些争论，行政命令直至1月16日即罗斯福宣布成立战时生产局的消息后3天才发表。
(73) 在这场混乱中，小公司特别不利。采购官员同大公司签订一份数百万元的合同，比把订货单分成几小部分，以便使十二三家或更多的小型工厂能够生产要容易些。此外，大公司能派一些联络员待在华盛顿，把战时生产合同弄到他们手里。结果是订货单大批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而有些小企业则发现难于保持人力和获得供应。这导致国会进行调查，作了一些有意识的努力，想不使战时生产合同集中到大公司的手中，但是这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74) 参阅纳尔逊：《民主主义的兵工厂》（第388—390页）中那些相当尖锐的评论。
(75) 这种一揽子的削减实行过好几次而不只是一次。例如，1942年2月陆军的补给计划要求在该年内拨交价值620亿美元的供应品；4月6日削减到450亿美元，5月29日削减到380亿美元，11月12日削减到31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实际拨交的商品的价值。见美国预算局：《战争中的美国》（U.S.A., Bureau of the Budget: The United States at War），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第301页（本书以后引用时简称《战争中的美国》）。
(76) 关于控制原料流通的最好办法的辩论，有篇详细的叙述，见《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457—485页。
(77) 见下文，原著第226—227页。
(78) 《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202—205页。
(79) 同上书，第450—452页。
(80) 联合原料委员会原来组织条例中措辞的含糊不清，使该委员会和战时生产局之间有发生纠纷的危险，因为战时生产局局长急于要在美国对原料实行控制。然而，实际上，由于后来挑选了威廉·L·巴特担任联合原料委员会的领导人，这一潜在的困难就这样大体上解决了。巴特同时还在战时生产局里兼任领导的职务。参阅《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222—223页。当英国设立生产部时（1942年2月），联合原料委员会的英国代表克莱夫·贝利厄爵士便从供应部改归生产部领导。
(81) 协议的全文见于英国：《首相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协议》（Great Britain: Agreements between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敕令第6332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2年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248页。
(82) 其实，在橡胶问题上，方法还是联营，英国将少量锡兰橡胶分给了美国。参阅英国生产部：《关于1943年1月26日以前联合原料委员会的工作报告》（Great Britain, Ministry of Production: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ombined Raw Materials Board to January 26th, 1943），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3年版，第5页。
(83) 见上文，原著第113—116页。
(84) 1942年早期，英国有时能够供应美国部队一些特殊的武器，例如，防空气球网、高射炮、反潜艇的小护卫舰和雷达装备。参阅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395页；斯退丁纽斯：《租借法》，第163页。
(85)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396页。
(86) 丘吉尔，第4卷，第344页；美国版，第4卷，第383页。
(87) 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1卷，第403页。
(88) 这种分工曾经非正式得到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同意。参阅《战争中的美国》，第36页；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431页。虽然海军军舰的建造和商船的维修都需要英国船厂的设备，可是，在整个战争的年代里新造商船的总吨位是很可观的。参阅英国中央统计局：《统计年鉴，第84号，1935—1946年》（Great Britai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Annual Abstract of Statistics, No.84, 1935—1946），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表164，第157页。该表说明，战争年代里的船舶建造一般等于战争刚结束时期的建造速度。
(89) 敕令第6332号；《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249—250页。
(90) 见下文，原著第234页。同时参阅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428—431页；S·麦基·罗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联合委员会》（S.Mckee Rosen: The Combined Board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26—130页。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5月期间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英美双方的成员在华盛顿发生争吵后，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直至战争结束，它只是名义上存在而已。
(91) 关于这种方式的合作，早期的一个例子是：在1942年初，曾使用“玛丽皇后”号和“伊丽莎白皇后”号作为运输船只来运送美国军队至爱尔兰。
(92) 加拿大在英美共同计划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前，美国和加拿大为了共同防御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曾设立了许多美—加委员会。美国参战以后，这些委员会中有许多个仍然是起作用的。例如，在原料委员会里，加拿大是通过美国成员来代表的，而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则是通过英国成员来代表。由于加拿大对盟国战时经济的贡献日益重要，盟国承认它成为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以及联合粮食委员会的第三个成员。但是早一时期成立的其他联合委员会则仍然没有加拿大代表直接参加工作。人们认为光是为了达到对称而将已在正常工作的机构打乱的这种做法将是不明智的。
(9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250页。
(94) 例如，英国的建议是“原料管理计划”之所以形成的一个因素（参阅《战争中的美国》，第306页）。
(95) 对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的远大期望的第一次打击是来自美国陆军。事实上，美国陆军拒绝给该委员会战略上的必需品，而这些物资英美联合生产方面都必须加以解决（参阅罗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联合委员会》，第145—148页）。受到这个挫折以后，该委员会只能起有限的作用。但英美两国关于生产事务上的重要协商，则通过其他的渠道进行。
(96) 见上文，原著第16—17页。
(97) 参阅R·沃伦·詹姆斯：《战时的经济合作》（R.Warren James: Wartime Economic Cooperation），多伦多，赖尔森，1949年版，第264页。
(98) 斯退丁纽斯：《租借法》，第155页。
(99) 参阅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245页。租借物资管理局自行承担起“监督”英国是否遵守1941年9月那份白皮书的职责（在这份白皮书中，英国政府保证决不使用租借物资来制造出口商品），这一件事使英国特别生气。
(100) 例如，参阅美国总统：《关于租借法于1941年3月11日通过以后至1942年12月31日的工作向国会所作的报告》（U.S.A., the President: Report to Congress on Lend-Lease Operations from the Passage of the Act, March 11, 1941 to December 31, 1942），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3年版，散见各处。
(101)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51—1153页。
(102) 全文见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关于互助协定的实行原则的协议》（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Principles applying to Mutual Aid），敕令第6341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2年版）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235—237页。
(103) 罗斯福只是逐渐开始认为，不偿付租借物资以及其他援助是可能的。例如，1942年5月，他对莫洛托夫讲到一个长期的无息贷款问题（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72页；美国版，第2卷，第576页）。
(104) 赫尔说：“可是我后来常常发觉，虽然丘吉尔首相如此保证，他却坚决要保留帝国特惠。”（《回忆录》，第2卷，第1476页）
(105) 1945年12月1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7卷，第723栏。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07页；美国版，第2卷，第512页。
(106) 到1945年时，已经签订了35个租借总协定（见下文，附录二，原著第780页）。
(107) 协定全文见于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关于互惠援助实行原则所交换的照会》（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Exchange of Not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Principles applying to Reciprocal Aid），敕令第6389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2年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5卷，1942年7月—1943年6月》，利兰·M·古德里奇和玛丽·J·卡罗尔编，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会，1940年版，第234—236页。
(108) 见下文，附录二，原著第781页。
(10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234页。
(110) 例如，见《芝加哥论坛报》，1942年7月12日和18日；《纽约美国人日报》（New York Journal American），1942年3月3日。
(111) 例如，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2年5月27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42年7月7日；《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1942年11月2日。
(112)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2年3月30日。
(113) 又见下文，附录二，原著第786页。
(114) 按人口平均计算，加拿大对联合王国的经济贡献要比美国的贡献大得多。此外，加拿大和英国两国间所进行的国际结算方式对英国也大为有利。例如，加拿大人可从自治领的国库里拿出钱来偿付他们在英国的驻军的费用，并支付由英国提供给他们的所有项目。美国军队驻扎在英国所牵涉到的类似的服务费用则要记入逆租借办法的账目，即由英国国库支付。
(115) 斯退丁纽斯：《租借法》，第205页。
(116) 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1卷，第165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44页；美国版，第2卷，第548页。
(117) 当美国建造的船只移交给苏联以后，这条航线变得十分重要。甚至在那时，日本人也没有干扰这条航线，如果日本人不怕俄国人作出反应，他们是很容易封锁日本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那片狭长的水域的。
(118)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363页。
(119)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74页；英国版，第2卷，第579页。又见下文，原著第182页。
(120) 见附录二所载戴维·韦利爵士关于互助协定的分析，见下文，原著第782—784页。
(121) 这些数字引自R·G·D·艾伦：“美国和英国之间的互助，1941—1945年”（R.G.D.Allen：“Mutual Aid between the U.S．and the British Empire, 1941-1945），《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第109卷，第3部分，1946年版，表4，第250页（这份文件以后引用时简称艾伦：“互助”）。这些数字纠正了原文中所提到的某些缺点。这些数字比美国总统：《关于租借法于1941年3月11日通过以后至1942年12月31日的工作向国会所作的报告》中公布的数字（第36—37页）略低一些。比较之下，给其他国家的租借物资数量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1941—1942年，总数还不到3.6亿美元。
(122) 艾伦（“互助”）企图用以下的折算率对整个时期进行一次统计，军需品方面的折算率为7美元比1英镑，其他货物为4美元比1英镑。这些折算率是挑选来调整美国军需品的高昂的价格的。在战时情况下，官方固定的兑换率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123)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364页。
(124) 菲律宾士兵的作战能力同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人民的态度大不相同。后面这些人中，大多数不是欢迎便是消极地接受日本的统治（或解放，随着本人的观点而定）。诚然，菲律宾人像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人一样，也接受了日本的统治，因此，日本人毫无困难便找出了同他们合作的政治人物。但是在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菲律宾部队的作战，几乎使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对待这个群岛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使美国人普遍相信，他们给了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一些值得学习的东西。
(125)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58页；英国版，第1卷，第471页；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3卷，第311—312页。
(126) 1941年10月政府的一次改组，使澳大利亚劳动党上了台，这是这次危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澳大利亚劳动党没有英帝国的概念，同时首相约翰·柯廷同丘吉尔的关系不很好。参阅丘吉尔的评论（丘吉尔，第4卷，第8、13页；美国版，第4卷，第9、15页）。
(127) 有关这次交涉的负责官员来往的一些电报的原文转载在丘吉尔，第4卷，第138—146页；美国版，第4卷，第157—166页。
(128) 澳大利亚的一个师留在中东直到1942年年底，并在阿拉曼战役中很出色地参加过战斗。因此，尽管澳大利亚本国面临着危险，它对于保卫英帝国却一直作出贡献。
(129) 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3卷，第376—377页）转述了美国亲身经历者对最后一幕的回忆。荷兰人对英国人的不满是非常强烈的。
(130) 丘吉尔，第4卷，第175页；美国版，第4卷，第197—198页。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09—510页；英国版，第2卷，第514—515页。这个建议当然就是接受英国在阿卡迪亚会议上主张的军事分区负责的原则。韦维尔的失败似乎导致盟国放弃联合司令部的主张，至少在欧洲和大西洋战区以外的地方是这样。
(131) 参阅1942年2月25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向澳大利亚议会所作的报告，载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579—582页。
(132) 早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这个委员会便于1943年默默无闻地结束了（参阅丘吉尔，第4卷，第16—17页；美国版，第4卷，第18—19页）。
(13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244页。在伦敦成立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英国与各自治领政府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络，这种联络仍像过去一样继续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但是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了危急的时刻，英国却没有能力去帮助它们，这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见上文，原著第37—39页。
(134)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15页；英国版，第2卷，第520页。
(135) 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4卷，第249页。联合参谋部当然仍旧在各个战区控制着军队的调配工作，因此对太平洋战役仍旧产生重大的限制性的影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太平洋地区的独立性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经重新肯定并说得更为明确（同上书，第6卷，第7页）。
(136) 在1942年8月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时期，所罗门群岛划入了尼米兹负责的战区。
(13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245页。上文已经说过，麦克阿瑟从巴丹逃脱出来时曾经希望担任全面对日作战的最高统帅。这就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后来他同美国海军领袖们的个人关系搞得很糟。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2卷第84—85页的注解，仅限于卡纸平装本，纽约，班塔姆，1950年版。
(138) 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4卷，第13页。
(139) 巴丹战役以后，麦克阿瑟成了个伟大的英雄，尤其是在最反对罗斯福的一些美国报纸上受到特别的赞扬。早在1942年5月，麦克阿瑟就被人吹捧，说他有当总统的才能〔《时报》（The Times），1942年5月19日〕，1943年，一个有组织的“选麦克阿瑟为总统”的运动开始了。因此，对他的权力的任何削减都会被解释为罗斯福方面的一项政治行动，无疑会引起强烈的抗议的。
(140) 驼峰（The Hump），指喜马拉雅山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飞行员用语。——译者
(141) 人们应该记得，马歇尔将军的正式官衔是美军总司令罗斯福的参谋长。当然，罗斯福把军队的训练及军队的部署交给马歇尔去管理，他本人只参加总战略的决定。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史迪威在中国也可以仿照这样的做法。美国人认为凭着简单的意志行为或通过一纸协定就可以把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情况改得同美国的一样，他们这样当然是太天真了。当罗斯福试图为印度制定宪法时，他本人也是这样天真（见上文，原著第40页）。中国的民政权力和军事指挥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与稳定的美国立宪制度没有共同之处。看来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好像从不了解，对蒋介石来说，要他放弃其对军队和将领们的个人控制权，而同时不致损害到他在民政方面的权力，是多么不可能的事。
(142) 关于印度及中国的情况，最详细的记载是《史迪威文件》（散见各处）。这本书包括史迪威自己所写的日记、笔记和摘录等，生动地显示出他的个性以及他对与他共事的人的严厉评价。
(143) 李海：《我在现场》，第128—129页。
(144) 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4卷，第81页。
(145)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25页；英国版，第2卷，第530页；参阅同书第510页；英国版，第2卷，第515页。
(146) 见下文，原著第216—217页。
(147) 莫里森：前引书，第4卷，第276—277页。
(148) 《史迪威文件》，第181、210、262、317、321页；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59页；英国版，第2卷，第756页。
(149) 丘吉尔（第4卷，第184页；美国版，第4卷，第207页）说，他“当然致力”于印度自治的工作，但考虑到自治的障碍，他所承担的义务要在遥远的尚未确定的将来才可以履行。
(150) 罗斯福与丘吉尔关于印度问题的部分通信转载在丘吉尔，第4卷，第185—190、192—196页；美国版，第4卷，第208—214、217—221页。关于英美对印度问题的意见冲突，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82—1497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11—512、524—525页；英国版，第2卷，第515—516、529—530页。
(151) 丘吉尔，第4卷，第183、456页；美国版，第4卷，第206—207、507页。
(152) 见上文，原著第48—56页。
(153) 丘吉尔，第3卷，第475、554页；美国版，第3卷，第535、624页。
(15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65页。
(155) 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42、55页。关于在这几个星期中俄国报纸评论的实例，参阅沃思：《斯大林格勒的那一年》，第80、92、98页。
(156)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66页。
(157) 赫尔说，艾登“向斯大林表示，他将尽力使他的政府作出赞同的决定。”（赫尔：《回忆录》，第1168页）丘吉尔1942年1月8日的电报（引自丘吉尔，第3卷，第615—616页；美国版，第3卷，第685—686页）显然是答复关于对俄国的领土要求作出某种让步的建议的那份电报。但是丘吉尔却一笔带过了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是谁提出什么建议。
(158) 丘吉尔，第3卷，第559—560、615—616页；美国版，第3卷，第630、685—686页。
(159) 丘吉尔，第3卷，第616页；美国版，第3卷，第696页。美国人也估计到俄国力量将会大大削弱，并认为斯大林坚持的一个理由是：他也料到在战争结束后俄国将不够强大，无法去取得他所需要的东西（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69页）。
(160) 直到1941—1942年冬天以前，希特勒毕竟一直不断地获得胜利。当胜利的魔力抛弃了纳粹军旗的时候，认为革命的不满情绪——也许共产国际内提供情报的人向斯大林夸大了实情——可能会在他后方爆发起来，这听来也许是很有理由的。
(161) 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44页。
(162) 关于这件事值得记忆的是，导致1939年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德苏亲善，也是由斯大林于1939年3月10日发表的一篇讲话中作出同样的暗示而开始的。参阅多伊舍尔：《斯大林》，第429—430页。
(163) 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110页。
(164) 丘吉尔，第4卷，第293页；美国版，第4卷，第327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70页；切哈诺夫斯基，前引书，第107—113页。
(165)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70页。
(166) 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50页。
(167) 同上书，第53页。
(168) 参阅沃思：《斯大林格勒的那一年》，第80—81页；并参阅莫洛托夫的一篇关于德国暴行的冗长而详细的记述，该文曾于1942年4月23日作为外交照会公开发表，译文见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34—157页。
(169) 艾森豪威尔于1941年12月应召到参谋总部去，从1942年2月16日起，领导着计划部门的工作。1942年3月9日，上述官衔正式提了出来，作为参谋总部全面改组的一部分，但在3个多星期前，他已经负责制定作战计划了（参阅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6、31页；克莱因：《华盛顿指挥部：作战处》，第145—147页）。
(170)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43—45页。
(171) 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19—520页；英国版，第2卷，第524—525页。
(172) 丘吉尔，第4卷，第289—290页；美国版，第4卷，第324页。
(173) 丘吉尔，第4卷，第283、288页；美国版，第4卷，第317、322页。
(174) 这个计划于1942年3月16日送交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参阅克莱因：《华盛顿指挥部：作战处》，第153页）。
(175)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20页；美国版，第2卷，第525页。
(176)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46—47页；丘吉尔，第4卷，第297—298页；美国版，第4卷，第333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64、569页；英国版，第2卷，第567、573页。
(177) 马歇尔与霍普金斯携带的备忘录中谈到：“……主要的重担将由联合王国来承担。例如，在9月15日，美国对需要的五个师只能提供两个半师，而且只能提供700架战斗机，因此需要联合王国提供的飞机总数可能达到5 000架。”（丘吉尔，第4卷，第282页；美国版，第4卷，第315页）
(178) 丘吉尔，第4卷，第289—290页；美国版，第4卷，第324页。丘吉尔提到1942年4月14日，当时他脑子里考虑到的另一个主要代替计划就是在北非登陆。
(179) 参阅1942年6月8日丘吉尔致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除非德军在进攻俄国的战斗中再一次败北而士气沮丧，否则就不在法国大规模登陆。”（丘吉尔，第4卷，第311页；美国版，第4卷，第348页）
(180)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23、526、534—536页；英国版，第2卷，第528、531、540—542页。
(181) 参阅克莱因：《华盛顿指挥部：作战处》，第157页。
(182) 丘吉尔，第4卷，第286—287页；美国版，第4卷，第320页。
(183) 参阅丘吉尔为阿卡迪亚会议草拟的一份备忘录，其中清楚地表达了他的长期战略观点（丘吉尔，第3卷，第582—585页；美国版，第3卷，第655—659页；并参阅第4卷，第316—318页；美国版，第4卷，第353—355页）。
(184) 1942年春末夏初，美国军方变得较为强烈地支持“大铁锤”计划，这是受了罗斯福的影响，他极力主张在那年年底以前应使美国军队参加对德作战。美国官员们认为“大铁锤”是惟一的途径，因为它可以使美军加入战斗而又不会严重地干扰1943年大规模登陆的准备工作。采取任何其他的行动似乎肯定都会把在英国集结的人力与物资分散出一部分去。因此，迟至1942年6月，艾森豪威尔还认为“大铁锤”计划是应该实行的（参阅《远征欧陆》，第70页）。
(185) 丘吉尔，第4卷，第288页；美国版，第4卷，第323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91—592页；英国版，第594—595页。
(186)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71页；马克·W·克拉克：《故意的冒险》（Mark W.Clark: Calculated Risk），纽约，哈珀，1950年版，第34页（1951年，伦敦的哈拉普出版了《故意的冒险》一书的英国版本）。
(187)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28页；英国版，第2卷，第533页。
(188) 同上书，第534页；英国版，第2卷，第540页。
(18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72页。
(190) 这项规定并不含有斯大林放弃领土要求的意思，因为在斯大林看来，1939年和1940年并入苏联的领土仍旧是苏联的一部分。在批准的仪式上，这一点表达得很明白，当时在发言支持批准这项条约的人中，就有波罗的海一些省份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191) 条约全文见英国《联合王国和苏联为在反对希特勒德国……战争中结盟的条约，伦敦，1942年5月26日》（Great Britain: Treaty for an Alliance in the War against Hitlerite Germany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S.S.R., London, May 26, 1942），敕令第636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2年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256页。
(192) 1942年7月23日国务卿赫尔发表的广播演说，是美国支持战后国际组织的第一个正式声明（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77页）。
(193) 丘吉尔（第4卷，第297—299页；美国版，第4卷，第332—335页）复述了1942年5月22日这次会谈的正式记录。
(194) 丘吉尔，第4卷，第303—304页；美国版，第4卷，第340页。
(195) 同上书，第280—281页；美国版，第313—314页。
(196)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63页；英国版，第2卷，第567页。
(197) 马歇尔脑子里所想到的事，可以从这次会议后罗斯福立即打给丘吉尔的那份电报中看出。电文部分如下：
“经与参谋长们讨论之后，我相信德国空军是无法加以摧毁的，除非使用地面部队发动预备性的或临时性的进攻迫使它们出来迎战。如果我们能在8月初开始这项行动，我们就可以收到下述效果之一：
1．使德国空军从俄国前线分一部分力量过来并设法加以摧毁。
2．如果德国没有这样把空军转移到西方来，我们可以使用地面部队加强攻势，并决心建立永久的阵地，作为我们的目标。”（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69页；英国版，第2卷，第573页）
(198)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74—575页；英国版，第2卷，第578—579页。
(199) 见上文，原著第145页。
(200)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77页；英国版，第2卷，第582页。
(201) 丘吉尔，第4卷，第305页；美国版，第4卷，第342页。
(202) 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61页；英国版，第2卷，第564页。
(203)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74页。
(204) 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36页；英国版，第2卷，第542页。
(205) 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争分夺秒的科学家们》（James Phinney Baxter: Scientists Against Time），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46年版，第420—424页；丘吉尔，第4卷，第340页；美国版，第4卷，第379页。
(206) 巴克斯特，前引书，第428—435页。
(207) 丘吉尔，第4卷，第342页；美国版，第4卷，第381页。丘吉尔没有说明协议的详细内容。协议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不可能完全明确，因为英国和美国当局在英国人可以有权利分享何种情报的问题上，后来发生了摩擦。
(208) 丘吉尔，第4卷，第342页；美国版，第4卷，第381—382页。
(209) 《乔治·C·马歇尔陆军上将、H·H·阿诺德陆军上将及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的战况报告》（The War Reports of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Marshall, General of the Army H.H.Arnold, Fleet Admiral Ernest J.King），费城，利平科特，1947年版，第154页。
(210) 英国在沙漠会战中败于隆美尔的主要原因是，英国的坦克和大炮不如德国。德国坦克比英国坦克优越，在作战中又显得比较坚实。另一方面，英国空军的力量胜过德国空军。英军在6月13—14日的败退后免于全军覆没，主要就是靠制空权。隆美尔的补给困难，当然是使德军没能推进到尼罗河三角洲的另一个首要的因素。
(211) 丘吉尔，第4卷，第344—345页；美国版，第4卷，第384页；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219—220页。
(212) 《史迪威文件》，第119—126页。
(213) 丘吉尔，第4卷，第241—242页；美国版，第4卷，第270—271页。
(214) 关于这个插曲的一篇精彩的叙述，参阅沃思：《斯大林格勒的那一年》，第152—153页。
(215) 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27—28页。
(216)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68页。
(217) 同上书，第70页。
(218)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中有这样一句严峻的话：“除了有力而坚定不移地推进波莱罗计划（即在英国集结兵力，准备1943年横渡海峡发动进攻）外，如果美国还必须从事于任何其他的作战行动，我们的意见明确地是，我们应转向太平洋，给日本以决定性的打击。”〔戈登·A·哈里逊：《横渡海峡的进攻》（Gordon A.Harrison: Cross-Channel Attack），华盛顿，陆军部战史编修馆，1951年版，第27页〕因此，在这项首先转过来攻击日本的建议中仍然有一种假定的成分。
(219) 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4卷，第260—261页）概括地重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42年7月2日下达的命令。
(220) 丘吉尔，第4卷，第396页；美国版，第4卷，第439页。
(221) 美国空军仍旧是陆军的一部分，但是就空军本身的观点来看，它和陆军具有同样的偏见，主张首先进攻德国。因为在海军攻占日本列岛航程以内的基地之前，无法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可是在欧洲，英国却能立即为这种攻击提供适当的基地。因此，空军职业性的兴趣在于首先集中力量进攻德国。
(222) 陆军部长史汀生在1942年7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同罗斯福的谈话，他曾主张利用要转向太平洋地区的威胁，“对英国施加压力”。在回顾中，他把这整个情况写成是一种恐吓，目的在于迫使英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去对德作战（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219—221页）。
(223)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02页；英国版，第2卷，第603—604页。
(224) 参阅多伊舍尔：《斯大林》，第478、480页。
(225) 有关这个指示的全文，见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03—605页；英国版，第2卷，第604—606页；以及丘吉尔，第4卷，第398—400页；美国版，第4卷，第441—444页。
(226) 丘吉尔，第4卷，第400—401页；美国版，第4卷，第443—444页。
(227) 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221页。
(228) 马歇尔和金直到9月15日还希望首先使“大铁锤”计划成为可能实行的计划，以防万一俄国局势变得危急（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110页；克雷文和卡特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部队》，第1卷，第573页；参阅哈里逊：《横渡海峡的进攻》，第28—31页）。威尔莫特又说，甚至当他们回到华盛顿以后，这两位美国参谋长还力图说服罗斯福恢复美国原来的计划，直接进攻法国。威尔莫特没有提出这种说法的根据，这也许是对美国参谋长们所怀动机的一种无情的判断，这些动机使得他们在此后几个月中对于冒险攻入北非犹豫不决，并在其过程中设置了种种障碍。
(229) 丘吉尔，第4卷，第405—406页；美国版，第4卷，第449—450页。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71—72页。
(230) 丘吉尔，第4卷，第410页；美国版，第4卷，第454页。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曾通知俄国，驶往俄国北部的护航队将于1942年9月恢复，所以斯大林的态度比较诚挚。
(231) 丘吉尔，第4卷，第429—435页；美国版，第4卷，第476—483页。舍伍德在《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一书中重引了哈里曼的会谈报告，他在这次会谈中不是主角（第617页；英国版，第2卷，第616—617页）。
(232)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19页；英国版，第2卷，第619页。丘吉尔，第4卷，第440页；美国版，第4卷，第490页。
(233) 这次谈话中最有趣的一件小事是向斯大林提出的关于集体化的问题。首相询问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和30年代初期一样严重。斯大林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说：“那真可怕。它经历了4年，是绝对需要的……”丘吉尔关于这次谈话的叙述中对斯大林个人情绪的描写，提供了那些不是斯大林亲信的人们能有机会看到的惟一的一瞥（丘吉尔，第4卷，第447页；美国版，第4卷，第498页）。
(234) 丘吉尔，第4卷，第450—451页；美国版，第4卷，第501—502页。
(235) 同上书，第445页；美国版，第495页。
(236) 丘吉尔，第4卷，第440页；美国版，第489页；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21页；英国版，第2卷，第621页。
(237)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20页；英国版，第2卷，第620页。
(238) 《史迪威文件》，第152页。
(239) 丘吉尔，第4卷，第325页；美国版，第4卷，第363页。
(240)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77页；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111—114页。
(241)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77—80页。这项决定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因为卡萨布兰卡附近海滩上的浪头一般都很大，这对登陆很危险。结果，一切都很顺利。非常幸运，登陆那天，海面相当平静。
(242) 马克·W·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纽约，哈珀，1950年版，第51页〔引文已得到纽约哈珀兄弟公司及伦敦乔治·G·哈拉普公司（英国版的出版者）的许可〕。
(243) 丘吉尔，第4卷，第479—480页；美国版，第4卷，第535页。
(244) 同上书，第483—485页；美国版，第538—541页。
(245) 丘吉尔，第4卷，第478—488页；美国版，第534—545页。
(246) 关于法国官员的态度的一段饶有兴味的分析，参阅阿尔贝·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到达尔朗的被刺》（Albert Kammerer: Du débarquement africain au meurtre de Darlan），巴黎，弗拉马里翁，1949年版，第11—27页（以后引用时简称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还可参阅温斯顿·S·丘吉尔：《议会秘密会议演说集》（Secret Session Speeches），伦敦，卡斯尔，1946年版，第81—82页。
(247) 吉罗于1942年7月初在法国本土直接同一些美国特工人员发生了接触，当时就同他们商定一起为解放法国而工作。不过，他提出了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如下：“吉罗将军在有法军参加作战的地方将担任盟军最高指挥。”根据吉罗本人的报告，他的那份提出这些条件的备忘录于1942年8月退还给了他，上面批着：“同意。罗斯福。”根据这份文件，吉罗认为他已获得最高当局的承诺，他将对奉派来支援法国人起义反对希特勒的任何盟军部队具有最高指挥权。参阅亨利·吉罗：《惟一的目标：胜利》（Henri Giraud: Un Seul But: la victoire），巴黎，朱利亚尔，1949年版，第16—17、335页。这里这个文件的真实性与收发日期是关键性的问题。在其他地方，据说吉罗曾说过，这项文件是在7月底退还给他的，上面批着“同意”，但是没有签名（参阅卡梅雷尔，前引书，第112页）。而且“火炬”计划就是在7月下半月才决定下来的。如果罗斯福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美国人支援法国人起义这件事似乎还是遥远而不着边际的话，那么他的决定大概会同英美商定大举出击以后他的反应完全不同。如果吉罗的文件确实是真的，罗斯福的确曾“同意”他的计划，我们只能认为总统是在“火炬”计划商定以前处理这件事的。
这些都是无法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决定的问题。重要的是，吉罗认为同意他担任盟军最高指挥的正是罗斯福本人，直到登陆前夕他同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第一次会晤时猛然醒悟以后为止，他的这个信念始终都没有动摇过。
(248) 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329—331页；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165—173页。参阅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78—89页，其中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的详细情况的记述较多，而关于政治方面的材料则较少。
(249) 墨菲和吉罗之间的来往文件都很适当地收集在卡梅雷尔的《从非洲登陆》一书中（第650—659页）。参阅吉罗：《惟一的目标：胜利》（第348—352页）中所收集的不十分完全的文件；还有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333页。
(250) 关于艾森豪威尔同吉罗在11月7—8日的会晤，见下文，原著第245—247页。
(251) 即使对戴高乐最不同情的批评者也承认，1942年他的运动壮大了。参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62—1163页；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291页。戴高乐声誉在法国的增长，是与1942年4月皮埃尔·赖伐尔重在维希政府中掌权并开始为德国工厂募集劳工一事分不开的（详细情形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25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62—1163页。
(253) 美国政府与维希政府在1941年3月间达成协议向北非提供物资以后，大批领事官员被派往现场以便检查根据协议运交的物资的使用情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援助物资不致落到德国人手里去（赫尔：《回忆录》，第951—952页）。这些官员所处的地位很理想，便于搜集详细的军事计划所需要的各种情报。1942年夏天，他们把关于登陆的海滩、通讯联络、法国官员的态度、军队的部署等情况的大量报告送给了艾森豪威尔。没有这些情报，“火炬”计划冒的风险一定会大得多。在决定进军北非的时候，英美关于北非的军事情报是完全不够的。
(254) 丘吉尔，第4卷，第543—544页；美国版，第4卷，第605—606页。
(255) 丘吉尔，第4卷，第244、508、519—520页；美国版，第4卷，第273、567、579页。
(256) 13艘船只参加航行，只有5艘到达目的地（丘吉尔，第4卷，第518页注；美国版，第4卷，第578页注）。
(257) 丘吉尔，第4卷，第521页；美国版，第581页。
(258) 同上书，第461页；美国版，第513页。
(259) 沃思：《斯大林格勒的那一年》，第159、184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26页；英国版，第2卷，第623—624页。俄国报刊并没有认为对第厄普的袭击是第二战场的开始，但许多俄国人有几个小时却觉得这是第二战场。
(260) 丘吉尔，第4卷，第241页；美国版，第4卷，第269页。
(261) 当然，波兰军队的撤离必须得到俄国政府的同意。实际上，斯大林也许因为能去掉这支外国的而且可能怀有敌意的军队而感到高兴。俄国政府不能够（也许不愿意）配给这些以前的波兰战俘以装备和充足的粮食。当他们到达伊拉克归英军管辖时，他们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俄国人与波兰人之间很深的猜疑使得他们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军事合作，可是，1942年秋天，正当俄国人极度苦恼时，撤退使双方的缺乏信任显得非常突出。
(262) 沃思：《斯大林格勒的那一年》，第262页。
(263)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34—635页；英国版，第2卷，第632—633页。
(264) 10月5日，他提出俄国需要飞机，据说“已非常详细地对温德尔·威尔基谈过了”（丘吉尔，第4卷，第518页；美国版，第4卷，第577页）。鉴于当时威尔基与罗斯福之间紧张的个人关系，不妨认为斯大林的这个信息没有直接传到有关人员的耳边。
(265) 关于卡西迪巧妙提问的详细叙述，见卡西迪：《莫斯科通讯》，第275—280页。
(266) 原文见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86页。
(267) 赫斯飞往英国的详细情节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268) 关于这篇社论摘录的译文，见卡西迪：《莫斯科通讯》，第284—286页；沃思：《斯大林格勒的那一年》，第269—270页。
(269) 关于这场激动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英国宣传机关在俄国发行的杂志《英国同盟者》（Britansky Soyuznik）恰巧在这时刊登了一张赫斯太太在伦敦举行钢琴独奏会的照片。这儿所说的赫斯太太当然是指迈拉·赫斯，但是没有一个俄国人会相信她不是鲁道夫·赫斯的妻子。参阅沃思：《斯大林格勒的那一年》，第316页。
(270) 沃思：《斯大林格勒的那一年》，第320—322页。
(271) 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67页。同他在1942年2月的讲话中暗示可能与希特勒达成谅解的语调相反，斯大林这次声称：“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希特勒德国及其鼓吹者。”但是他接下去谈到：“我们的目标不是摧毁德国全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因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从胜利者的观点来看，也是不相宜的。但是我们能够而且一定要摧毁希特勒的军队。”（同上书，第69页）这可以似是而非地说成是争取职业军队反对希特勒及其鲁莽领导的一种姿态。
(272) 丘吉尔，第4卷，第521页；美国版，第4卷，第582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41页；英国版，第2卷，第639页。另一种可以有助于了解俄国报纸所作所为的想法是这样的。美英有几种期刊和杂志在战时和在战前一样，发泄了反俄的情绪。当然，它们的政府不承认与这种言论有关。俄国人也许认为，既然西方国家能允许它们的报纸如此自由，那么俄国报纸偶尔多发表一些对西方的攻讦，俄国政府同样不必出面阻挠。通过这种做法，他们可以对西方盟国在漫长的夏季俄国遭受苦难期间所采取的相当消极的态度发泄一下郁积的怒火。俄国报纸受苏联政府官员严格控制这一事实，使得西方领导人把报纸的齐声诽谤和谩骂当做是俄国政府玩弄的心理战术，但实际上，来自最高层的控制至少可能比表面上松弛得多。有些文章和社论不一定与预定的政府政策合拍，它们多少带有作者本人的感情色彩。即使是斯大林也不能无所不在，他的部下有时一定是自作主张地干了再说，事后再由上级来加以控制。
(273) 为了和俄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感到忧虑的，主要是丘吉尔，罗斯福比较不那么关心。实际上，几乎到最后一刻，俄国的复杂情况使丘吉尔开始怀疑，他决定发动“火炬”行动而不在挪威登陆是否正确，因为如果在挪威登陆，俄国就可以得到较大的直接帮助，在北非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不能与之相比。参阅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59页。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丘吉尔不得不面对内阁中的不满。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曾拟定出一个计划，用来部署英国的全部战争力量，但丘吉尔不同意该计划，于是两人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然而，克里普斯同意收回他辞去政府职务的决定，等进攻北非发动之后再说。后来他又同意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职务而不完全离开政府（丘吉尔，第4卷，第501—503页；美国版，第4卷，第558—560页）。克里普斯在这几周内的行为是非常高尚的。作为一个援俄的主要支持者以及作为英国政界素著名望的左翼分子，他和丘吉尔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任何公开决裂都会极其严重地损害首相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
(274) 另一件有趣的新事物是成立英美心理战小组，他们带着宣传品一直到敌人前线去。这在北非不仅使各国的宣传“方针”合而为一——由于戴高乐—吉罗问题，完成这项任务并非易事——而且还要求把文职人员并进军事总部里去。联合心理战经历了地中海地区不同的国家政策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一直坚持到大战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