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实力的较量和妥协的失败（1946年6月—1947年3月）

由于英国政府对英美委员会报告的态度，这一次他们在工党惠特森年会上受到了批评。这次批评主要来自该党的政治哲学家和主席哈罗德·拉斯基教授。他虽然承认巴勒斯坦的局势是过于复杂，以致人们难于接受一个犹太国的“方案”，但是却提出要求说：不应该容许“阿拉伯的讹诈”和大不列颠的中东战略把10万名欧洲犹太难民变成“唐宁街犹豫和怯懦不决的牺牲品。……把那些从希特勒主义折磨下逃出来的犹太人牺牲给阿拉伯国家领导者的一个英国政治家，是不理解社会主义者的设想的基本原则的。”⁽¹²⁸⁾对于这种诉诸社会主义原则的作法，贝文在6月12日以他的实用主义态度作了回答，但有些地方几乎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¹²⁹⁾他宣称，如果采纳立即容纳10万名犹太人的建议，就需要另派一个师的英国军队到巴勒斯坦去，并且要花费2亿英镑，⁽¹³⁰⁾财政大臣也认为这是办不到的。因此，政府已向美国政府建议，任命一个专家联合委员会来考虑这些有关的实际问题，“财政、军事、运输、住房，以及或许是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即土地问题”；而杜鲁门总统也在前一天任命了一个内阁委员会来研究英国提出的有关这些项目的一份调查询问表。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杂志6月21日的一篇社论问道：“贝文先生是否如此确信，把犹太人拒于巴勒斯坦门外比起放他们进去——从军事观点来看——会使他花钱更少？”按当时的情况看，这就是在宣战，因为16日傍晚“派尔马契”就炸毁或破坏了4座公路桥、4座铁路桥和约旦河上的艾伦比桥，而在第二天傍晚，斯特恩集团又袭击了海法铁路的工厂厂房。⁽¹³¹⁾犹太抵抗运动如此重新恢复其阴谋活动，⁽¹³²⁾促使英国政府决定采取军事当局所力求采取的措施，⁽¹³³⁾即授权高级专员对那些据知是参与这些暴力行动的人起诉。在6月29日开始的军事行动中被捕的人当中，有犹太代办处的这样一些著名的成员，如谢尔托克和伯纳德·约瑟夫（但没有本-古里安，他仍然在欧洲），以及犹太民族会议主席戴维·雷梅兹。耶路撒冷的犹太代办处大楼曾一度被占，以便查封文件，特拉维夫的许多大楼也曾被占，据信，一些非法组织把这些大楼用作司令部。最后，英国军队受命尽量逮捕“派尔马契”的成员。两年以后，“派尔马契”的一位营长承认说，英国人“完全知道到哪里去搜查和逮捕哪一个。……我们许多最高指挥官及时得到了警告，但是我们有200名军官被捉住并被投入监狱”；⁽¹³⁴⁾总计有2 700人被捕，其中约有700人在审讯之后被拘留起来。⁽¹³⁵⁾当军事行动开始时，还没有料到有可能彻底搜查军火；⁽¹³⁶⁾但是在靠近海法的亚瓜尔定居地（后来，“派尔马契”一位营长承认，这是他们的主要军火库之一），⁽¹³⁷⁾经过一周的搜查，发现33个隐藏在幼儿园的地板下和牛棚等处的军火库，包括10挺机关枪，325支步枪，96门迫击炮，800磅炸药，425 000发小型武器弹药等等。后来，在8月28日和9月2日之间，英国军队搜查了杜鲁特和鲁哈马，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巴勒斯坦建立的两个定居地，被“哈加纳”用作收藏从埃及偷运进来的偷窃来的英国军火的寄存处。“我们希望让他们知道，我们只要高兴，随时都可以查封他们的武器，使他们无法活动，”威尔逊少校写道，“或许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让他们放老实些。这种希望是很有根据的，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哈加纳’以其行动一再显露出他们很明白他们是有隙可乘的。”⁽¹³⁸⁾

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年来一直在试图强使英国人屈从于他们的不妥协的要求，他们对英国人的这种正面攻击感到恼火，并在一些无稽的批评中表现了这种怒气。韦茨曼把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现在的地位同谢尔托克之被拘留作一对比，谢尔托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拉起一支25 000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军队，与英国人并肩作战，而穆夫提则是“一个战犯和一个英国的不共戴天之敌”。穆夫提在5月29日，作为一个政治难民在巴黎附近从半监视的情况下逃脱，并冒名用一张叙利亚护照，乘一架美国飞机飞往开罗，韦茨曼说，现在他“坐在一座宫殿里”——似乎这次成功的逃跑是得到英国赞助的。⁽¹³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宣传说，围捕“派尔马契”，目的是反对犹太工联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和合作村社居留地，克罗斯曼在下院宣称，军队已逮捕了“全部……政治左派……认为他们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¹⁴⁰⁾贝桑地区的定居地所发表的一个荒谬透顶、颠倒黑白的声明中宣称：“男女老幼，孕妇病人以及跛子，均被用枪托野蛮殴打，用刺刀戳，用脚踩，被踢得不省人事。……很多人手足断折，失去知觉。”⁽¹⁴¹⁾然而，后来一位犹太代办处所赞同的历史学家⁽¹⁴²⁾承认，全国“在第一天军事行动结束后，只有1名英国士兵和4个犹太人被打死。……此后，再也没有人被打死。……在数十名受伤的人当中（据官方公报的说法是80名）——移民们计算的数字加在一起就高得多了——只有1个人……在医院住了一个相当的时期。”⁽¹⁴³⁾

杜鲁门总统听从了英国人一再坚持的意见，认为英美委员会的报告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并派遣他的巴勒斯坦问题内阁委员会中的“代表”们到伦敦去，在亨利·F·格雷迪大使领导下，与英国巴勒斯坦问题专家寻求一个谅解。与此同时，伊-兹-卢和“哈加纳”的指挥官看到，由于6月20日英国大规模的逮捕，使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的自信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并判定“只有通过一次成功的反击，才能使他们重振士气”。⁽¹⁴⁴⁾早在春天的时候，伊-兹-卢就想出了一个炸毁巴勒斯坦政府总部的计划，这个总部与军事司令部同设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的东侧和上面几层楼上，下面几层楼通常用作旅馆。对这个计划及时提交“哈加纳”的指挥官加以考虑，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当时认为尚不成熟。然而，在6月29日英国的围捕之后，他们立即批准该项计划，作为一种报复，⁽¹⁴⁵⁾并决定在下班之后执行，以免人命损失。⁽¹⁴⁶⁾在以后几周内，显然他们曾两次或三次要求过推迟拟议中的日期，⁽¹⁴⁷⁾最后，伊-兹-卢决定在7月22日中午单独行动。卡车上放着装满炸药的牛奶桶，车上配备有穿着阿拉伯人衣服的恐怖分子，开进了（显然是没有设岗的）饭店的厨房入口处，并沿着底层走道一直开到东侧的底层：厨房人员被阻止入内，一位在场碍事的英国军官被开枪打死。恐怖分子在一个不伤人的“爆竹炸弹”掩护下安全逃脱，并嘱咐一个女党徒打电话警告饭店经理人员从大楼撤退，还对靠近饭店的《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邮报》的办公室和法国领事馆发出警告。⁽¹⁴⁸⁾定时信管拨准在半小时后引爆500磅梯恩梯炸药和硝酸甘油炸药。这次爆炸造成了饭店东侧的整个南部一半房屋的倒塌，炸死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91名，伤45人。

在这次暴行事件发生后的当晚，“哈加纳”最高指挥部命令其下属对英国当局采取顺从态度，“以表示犹太人反对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件”；⁽¹⁴⁹⁾正如以往发生这类事情时的情况一样，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对犹太人发表了一个敷衍塞责的呼吁，号召他们“起来反对这些令人憎恨的暴行”；然而，与此同时，新的“哈加纳”指挥者显然恢复了和恐怖分子领导人的共谋活动，摩西·斯奈在哪里停下来，他们就从哪里接着干。“我觉得，”伊-兹-卢领导人写道，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也许最为亲密”；“我们长久继续准备协同行动的计划”。⁽¹⁵⁰⁾与此同时，代办处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些多种多样的宣传途径再次做了他们对摩根将军1月记者招待会所做的事。⁽¹⁵¹⁾他们发现，现在正好有一个办法，可以用来转移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运动的注意力。巴勒斯坦地区的总司令（陆军中将伊夫林·巴克爵士），发布了一项限于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传达的命令：着即停止军队和犹太人之间的一切社会接触。其措辞如下：

巴勒斯坦犹太人对于一连串暴行事件（其顶点是炸毁大卫王饭店中的大部分政府办公室，造成人命的惨重损失）决不能逃避罪责。如果没有一般犹太老百姓的现行的或消极的支持，则真正进行这种犯罪行动的恐怖主义匪徒们一定会很快被挖掘出来，从这方面来说，这个国家内的犹太人都是同谋，都在参与犯罪。

我决心要使他们受到惩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以蔑视和憎恶看待他们这种行为。……

我估计到采取这些措施将使我们的士兵遭到一些困难，然而，我确信，如果把我的道理向他们讲清楚，他们就会懂得这些措施是适宜的，就会用这种措施（这也是犹太民族或任何民族所最不喜欢的方式）去惩处犹太人——打击他们的巢穴，显示我们对他们的轻蔑。⁽¹⁵²⁾

这个命令的全文很快就落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命令的希伯来译文贴满了巴勒斯坦的三座主要城市，一位犹太记者乔恩·金奇把它传到了国外。⁽¹⁵³⁾7月31日在下院辩论巴勒斯坦问题的过程中有人就巴克将军的这个命令提出质问时，英国政府感到他们同这份命令的实际措辞必须摆脱干系，尽管他们“表示满意，认为这些指示……是正当的”，并且“完全谅解我们部队所遭受的这种挑衅”；⁽¹⁵⁴⁾这个命令在8月9日被撤销了。

英国首相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时，贝文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使他在后来的几年中逐渐丧失工作能力），于是便由枢密院长赫伯特·莫里森勋爵来宣布政府的目前政策。⁽¹⁵⁵⁾他说，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代表团”已作出“双方一致的建议”，打算首先使相当数量的在欧洲和国外的欧洲战时流民重新定居下来，并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省，在中央政府管辖下，这些省享有较大程度的自治。为此，这个国家将划分为一个犹太人省和一个阿拉伯人省，⁽¹⁵⁶⁾其中前一个省将“包括犹太人已经定居的大部分地方，以及在各定居地之间和周围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而后一个省将“几乎把全部阿拉伯人的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都包括进去”；中央政府将继续直接管理包括伯利恒在内的耶路撒冷地区，以及“目前耕种范围以外的巴勒斯坦南部的三角地带的荒地”。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将在内部实行自治，而中央政府将单独拥有国防、外交、征收关税和消费税的权力，并在开头时拥有管理法律和秩序的权力。高级专员在同他们选出来的立法机关协商之后，任命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的各部部长，并可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那些法案行使否决权，倘若该法案与所规定的保卫国内和睦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不相一致的话。犹太人省有权在其经济吸收能力的限度以内容纳移民（中央政府有权最后控制），希望在计划付诸实施的一年之内，容纳来自欧洲的10万名犹太人；但阿拉伯人省完全有权拒绝犹太移民。鉴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双方都需要大规模发展经济，共同的水源应当尽快地进行勘测，但需征得外约旦政府的同意。当下院在第二天继续进行辩论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解释说，政府虽然不打算“把犹太代办处放在次要地位，却有意在伦敦同‘来自世界各地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代表’讨论这个地方的自治计划”；并且也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¹⁵⁷⁾进行讨论，虽然并不把穆夫提从他在开罗的新避难所请来。⁽¹⁵⁸⁾

在辩论过程中真相就立刻清楚了，原来这个地方自治计划并不是英国和美国顾问们的新创造，而是战时联合政府属下的殖民部搞出来的一份计划，准备在万一最后确定的分治计划不被采纳时作为替代的方案（当时的殖民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及其许多同僚都认为这个分治计划是切实可行的，“许多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威人士也认为它切实可行而接受了下来”）。斯坦利补充说，他始终把地方自治计划看成是次好的计划。此外，1月份有一套与此十分类似的建议提供给英美调查委员会，但被它拒绝了，“因为它似乎并不具有完美无缺的优点”。⁽¹⁵⁹⁾工党政府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第一次遭到来自议会中其他方面、而不是他们自己这边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人的严厉对待。奥利弗·斯坦利批评他们说，现在这份计划一直都搁在殖民部里，却又听任英美委员会去毫无目的地白费时间和精力；但政府本来是可以回答说，在令人烦恼的管理巴勒斯坦问题上，如果（尽管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能够最终地导致美国政府对一项解决办法分担责任的话，那么消耗一年的时间，将不算是付出重大的代价。或许最激烈的建议是丘吉尔所提出来的，他主张，政府应当说：“如果美国不来分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重担（作出规定或是达成协议都可以），我们现在就应公开声明：我们要把我们的委任统治的职责还给联合国组织，我们还要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从巴勒斯坦撤退。”⁽¹⁶⁰⁾大约两年以后，一位保守党党员宣称，政府在那时没有听从丘吉尔的这番劝告，是“由于顽固不化和用错了的乐观主义两者相结合，并且也是因为它拒绝……相信社会党不能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达成协议”；⁽¹⁶¹⁾这种指责的前一半或许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就整个事实而论，就不那么有道理了。1946年8月，对任何一个英国政府来说，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上绝不是一个可以采取决定性步骤的时刻，这时候，同埃及的条约谈判，以及能否把眼看可能落到苏联卫星国地位的波斯挽救回来，⁽¹⁶²⁾这两个问题都正处于一种微妙的似稳非稳的状态；而在下一年，我们将能看见，在中东总的形势中，变化不定的成分已从这两个重要因素中暂时消除了，于是英国政府至少在那样一个程度上，可以变得比较没有拘束地选择他们的巴勒斯坦政策了。

在丘吉尔发表演说之前，事情已十分明显，政府希望美国能接受地方自治计划（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格雷迪—莫里森计划，或称莫里森—格雷迪计划），看样子不会实现。⁽¹⁶³⁾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姑且不谈美国政府和人民传统上一向厌恶在平时对海外承担义务，目前正逢到11月要举行的国会选举的硬仗，无法指望民主党会有所作为，它只可能与反对党共和党争着去讨好那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压力集团。⁽¹⁶⁴⁾早在地方自治计划的内容公布之前，詹姆斯·G·麦克唐纳，即英美调查委员会美国成员中两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就曾说服两名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参议员同他一起向杜鲁门总统抗议这个新计划。总统在接见他们时态度非常冷淡，以致他竟想不准麦克唐纳宣读一个表示他看法的简短的备忘录；但他的民主党顾问当中的犹太人显然警告过总统说，如果他的政府继续支持新计划的话，⁽¹⁶⁵⁾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可能使“犹太人选票”受到影响。杜鲁门举棋不定，在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主持下，他重新召集英美调查委员会中的6名美国成员同新从伦敦回来的内阁委员会“代表”一起讨论这项新计划；这6名委员自然而然地把这个计划看成是一个激进的方案，认为它已经背离了他们早些时候所推荐的方案，便一致建议予以拒绝。总统这才放弃了这个计划，没有听从国务卿的劝告，而且美国也没有参加即将举行的由英国政府召开的讨论这个计划的伦敦会议。⁽¹⁶⁶⁾

与此同时，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在巴黎开会，这是为了本-古里安也能参加，他与他的其他“行动主义分子”同僚仍然列于巴勒斯坦政府要拘捕的名单之中。这个委员会在8月5日宣布，它拒绝地方自治计划；但是十分明显，尽管在大卫王饭店暴行之前，一位犹太抵抗运动的宣传家曾经威胁说，如果英国在移民问题和购买土地问题上⁽¹⁶⁷⁾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就要显著地加强斗争”，然而巴勒斯坦的英国军事当局采取的更为坚决的反措施，已动摇了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信心。⁽¹⁶⁸⁾它现在答应撤回比尔特莫尔计划所提出的极端的政治要求，虽然为时已晚，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仍然把这个计划作为他们的正式政策向英美委员会提出。现在他们在巴黎起草一个计划，要“在巴勒斯坦的一个适当地区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犹太国”，⁽¹⁶⁹⁾除了地方自治计划所建议的地区之外，它应当包括整个加利利地区（这是1937年皇家委员会建议过的）以及整个内格夫即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将占有从杰兹里勒谷往南到希布伦和贝尔谢巴两地中间的一条界限为止的那个地区，并且在雅法还有一条通往地中海的走廊。⁽¹⁷⁰⁾这个计划用飞机送到华盛顿，提交杜鲁门总统；8月15日，韦茨曼和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中的两名美国代表，向英国殖民部建议，把它作为谈判的基础。⁽¹⁷¹⁾然而，关于代办处正式参加建议中的巴勒斯坦问题伦敦会议的程序并未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坚持地方自治计划作为第一项议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代表可以充分提出修改意见；而代办处则要求完全自由指派自己的代表，“包括一切现在已被拘留或作为拘留对象的人”，⁽¹⁷²⁾并要求在与英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邀请犹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该代表团中将包括代办处以外的重要团体和组织的代表。⁽¹⁷³⁾

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最高委员会也拒绝派遣一个代表团，除非这个代表团是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惟一代表参加会议，因此，只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出席了9月10日召开的会议。他们建议巴勒斯坦的权力应移交给一个单一的国家，这个国家由分别按人数比例普选出来的各方代表来治理。只有在奥斯曼帝国或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期出生为本地公民的人，或在1939年白皮书发表之前通过入籍取得巴勒斯坦公民身份的人，或在以后取得公民身份并曾定居10年的人，或根据同样条件可能在后来取得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然而，任何情况下，在立法议会中的犹太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1/3。现行的土地转移限制应该保留，将来犹太人移民应受到完全禁止，除非立法议会中占大多数的阿拉伯人议员投票通过其他决议，方可解禁。在犹太人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希伯来语应成为第二种官方语言，而犹太人以及其他团体可以保留私立学校和大学，但必须强制教授阿拉伯文，并受政府监督，“以保持教育水平，防止讲授颠覆性内容，从而创造一种普遍的忠诚”。原来保证给予犹太人的各项权利，未经立法议会中大多数犹太人议员的同意，不得变更。⁽¹⁷⁴⁾会议就以这样的调子休会2—3个月，直到美国举行选举以及联合国大会和外长会议开会之后再开。

与此同时，当恐怖主义组织在9月重新恢复他们的暴力活动时，代办处谴责他们；而“哈加纳”虽然没有重新恢复与政府的合作来反对他们，也发表了一个小册子，谴责他们是靠“匪徒行为、走私、大规模贩毒、武装抢劫、组织黑市和盗窃”⁽¹⁷⁵⁾的办法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的。10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同韦茨曼及其代办处的同僚初步交换意见，在会议上，贝文提出一个想法（和克罗斯曼在下院早已建议过的一样），⁽¹⁷⁶⁾暂时安排为期3年、5年或10年的托管，最后导致自治。十分清楚，政府像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一样，急于想沟通他们之间的分歧。10月4日，作为内阁改组的一部分，克里奇·琼斯从政务次官提升为殖民大臣，他本人是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¹⁷⁷⁾同代办处代表的对话继续进行，尽管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¹⁷⁸⁾威胁要给英国谈判人拆台。对犹太人定居地的军事搜查停止了，另一方面，10月21日在阿拉伯抵制委员会的海法办事处捉了人，因为该委员会的人员曾阻止和没收过境的犹太货物。第二天宣布巴克将军（他对大卫王饭店暴行的无法衡量的愤怒大家还记忆犹新）不久将提升为一支国内部队的司令官。⁽¹⁷⁹⁾29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会议在伦敦举行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他们一方面拒绝考虑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权利的建议，拒绝在释放现已被拘留达4个月的他们的领导人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也谴责了恐怖主义，并号召犹太人拒绝对那些犯有这类罪行的人提供任何帮助。⁽¹⁸⁰⁾因此，新的殖民大臣在11月5日宣称，政府已经同意释放犹太领导人和在6月中旬围捕中所拘留的其他人。⁽¹⁸¹⁾这个月稍后时又宣布，有2 800名被拘留在塞浦路斯的非法移民，将被准许移居巴勒斯坦，作为11月至1月（1946年）名额的一部分，尽管同时新到达的非法移民继续被送往塞浦路斯。⁽¹⁸²⁾20日获悉：政府部门前因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而迁地办公，凡属为之提供房舍而被逐出的犹太人店主以及其他一切人等，将从政府得到补偿；⁽¹⁸³⁾自从对“派尔马契”采取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停止为犹太人定居地招募警察（它的核心就是这种警察），这种招募工作将恢复进行。用一位犹太代办处所赞同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这些姿态，尽管半心半意，确实达到了消除紧张气氛的目的。……如果没有给人以一种新开端的耳目一新之感的话，如果没有重新恢复真正的自信的话，那么至少给了人们一种可以喘一口气的感觉”。⁽¹⁸⁴⁾

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这时正在选举出席第22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代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这是第一次举行；而犹太代办处的领导人需要有这样一个喘息时机，以便使他们能够组织起对他们最近的政策改变的支持，即他们现在愿意接受仅仅在巴勒斯坦的一部分（既然不可能在全巴勒斯坦）⁽¹⁸⁵⁾建立一个犹太国。然而，当12月9日大会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时，十分明显，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中更好战的一翼有希望形成一个强大的阵线。⁽¹⁸⁶⁾韦茨曼以勉强的51%的代表票数当选为大会主席；他在他的主席致词中推荐执行委员会的分治计划，⁽¹⁸⁷⁾本-古里安也同样推荐，他们受到毫不妥协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副主席伊曼纽尔·纽曼博士的斥责，说他们放弃了在1945年8月伦敦会议上予以重申的比尔特莫尔决议，⁽¹⁸⁸⁾该决议要求在一个“不可分割和不能缩小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执行委员会中两个美国成员之一，内厄姆·戈德曼博士，曾把新的计划带到华盛顿，并同韦茨曼一起在8月15日把它交给英国殖民大臣；他回答说，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必须准备作出“惨痛的让步来打破目前的政治僵局”以摆脱外国统治并给大规模移民打开大门；1942年的比尔特莫尔计划，以及它所要求的对整个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是建立在战后几百万犹太人能够立即移居巴勒斯坦的设想这个基础之上的；但此事并未实现，而设想美国会同英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占有巴勒斯坦问题上认真地发生争吵，也只是一种幻想。⁽¹⁸⁹⁾拉比西尔弗再次抨击他所说的英国政府的“有组织的阴谋”，即企图否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权利”；他表示担心，执行委员会的分治计划将会削弱他们在伦敦会议上进行讨价还价的力量；他并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代表参加会议。这场政治辩论是由韦茨曼来收场的，他回忆说，1944年他曾希望从丘吉尔政府那里获得一个“或许是建立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上”的犹太国，由于斯特恩集团杀害莫因勋爵，⁽¹⁹⁰⁾这个希望便被粉碎了，他说，这是“最近几年来使我们一蹶不振的一场最大的灾难”。韦茨曼所持的论据是本-古里安在驳斥拉比西尔弗与伊曼纽尔·纽曼时候用过的，他宣称，在南巴勒斯坦建立的新定居地，⁽¹⁹¹⁾要比讲100遍关于抵抗的话还有价值，“特别是准备在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进行抵抗，却在华盛顿和纽约讲这种话。……当你把别人送去充当英国枪炮和坦克的炮灰时，在道义上、财政上和政治上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对美国好战分子进行的一场正面攻击，它显然使这位年高德劭的主席遭到来自伊曼纽尔·纽曼的反击，被斥为“蛊惑人心”。韦茨曼在讲话结束时对想走捷径的办法提出警告，特别是警告恐怖主义，说这是“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国家身上的一块癌肿”：

我们经常对我们自己援引爱尔兰、布尔人和其他民族革命运动的例子。但是忘记一件事。……假如你们对好时光终将到来这一点失去信心，而想通过与犹太人的道德、犹太人的信条或犹太人的历史不能相容的手段来获得赎救，我对你们说，你们这是在对冒牌的神灵烧香。……去重读一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吧，按照我们伟大的先知和圣人的教义去检验一下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想做的事吧。他们知道犹太民族的本性和品格。“犹太国将通过正义而得到赎救”——而不是用任何其他手段。⁽¹⁹²⁾

用一位当代历史学家⁽¹⁹³⁾的话来说，这次大会

呈现出一片混乱不堪和令人惶惑的景象，最后对各项决议的表决，总是与局外人的，也往往与投票者本人的分析大相悖谬；不过……尽管有某些集团投票反对他们所支持的建议，又中了别人的圈套，把他们所憎恶的领导人选进了领导机构里，尽管大会及其各种委员会被徒尚空谈的风暴所席卷，被个人恩怨搞得七零八落……其结果倒也大体上是准确地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状况及其政策所遭到的失败。

本-古里安的马拜党（工党）与韦茨曼在中产阶级的普通犹太复国主义者之中的支持者，联合提出一项决议案：如果自由移民，大规模定居和在巴勒斯坦一部分地区上建立一个犹太国等条件得到承认，执行委员会有权决定参加或不参加重新召开的伦敦会议；但是早在12月24日，这个决议就被否决，仅得到154票，却有171票赞成一个限制更大的决议。支持这后一个决议的有：来自美国的拉比西尔弗的追随者，修正派，要求占有整个巴勒斯坦的精神中心党，以及想在整个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而反对分治的左翼政党。鉴于人们反对他的渐进主义政策，韦茨曼放弃了他的代办处主席候选人资格，结果这一职位无人承担，因为他本人的卓越地位还没有人能取而代之。从拉比西尔弗一派人中多少有点儿生硬地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

然而，大会禁止参加伦敦会议，并没有能阻止本-古里安和代办处其他领导人对克里奇·琼斯进行初步的试探，根据某种理由，克里奇·琼斯暗示：如果能有3个月不在巴勒斯坦搞恐怖活动或非法移民的话，那么英国政府那时也许会变得慷慨些；而困难在于，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正因为禁止移民才激起了恐怖活动”。⁽¹⁹⁴⁾事实上，恐怖活动是在10月29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会议谴责它之后才变本加厉的，但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期间，出现了一种“不稳定的停战”，这显然是受到“哈加纳”压力的结果。在整整一年中，有28名巴勒斯坦警察被打死，45名英国军人被打死，93名受伤，巴勒斯坦各种团体的300名平民被杀害（包括大卫王饭店的牺牲者）或受伤，在这些犯罪行为中，没有一个直接参与其事的犯人被判过罪。⁽¹⁹⁵⁾恐怖主义者得以逍遥法外的主要原因，是犹太人与英国当局的不合作，而这部分地也由于他们害怕在恐怖主义者手中受到报复，由于犹太人从传统上希望避免同外国军官接触；但是，或许还有一部分是由于犹太人对他们的民族敢作敢为所怀有的某种自豪感，甚至这种行为采取了一种不正当的恐怖主义形式时，他们也为之自豪，而且也由于他们相信，他们那些在希特勒手下死去的亲人，如果没有被英国逐出国外的话，现在还会在巴勒斯坦活着。⁽¹⁹⁶⁾与此同时，英国军事法庭处理被捕的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的例行诉讼，正遭到伊-兹-卢的大肆报复。⁽¹⁹⁷⁾据信这又引起英国军事当局方面再次要求放手采取反击措施。12月29日，由于对一个年轻的极端分子参与武装抢劫一家银行判处鞭刑之后，伊-兹-卢捉去了一个英国军官和3名军曹，把他们也痛打了一顿。⁽¹⁹⁸⁾在高级专员离开耶路撒冷去伦敦进行磋商期间，秘书长（亨利·格尼爵士，他新近继任约翰·肖爵士的职务）赦免了陆军总司令批准的另一起鞭刑；⁽¹⁹⁹⁾而在1947年1月21日，又宣布了一项国防条例的修正案，把可受鞭刑的青年人的最高年龄从18岁降低到16岁。⁽²⁰⁰⁾与此同时，在本-古里安和从伦敦返回的高级专员会谈以后，犹太民族会议在1月20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它痛恨把暗杀作为政治抵抗的一种手段，但又申言它支持政治斗争并斥责任何一种想对恐怖主义采取积极对抗的主张：“我们不是在挑起内战，我们也不希望挑起互相残杀的格斗，当我们在外面为我们的权利进行战斗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在内部进行任何争斗。”⁽²⁰¹⁾

从1942年发生犹太恐怖主义活动以来，在巴勒斯坦从来也没有对恐怖主义分子执行过死刑，尽管在1946年有19个人被判死刑，而后来则被减为终身监禁；⁽²⁰²⁾但是在1947年1月24日，巴克将军批准了对道夫·格鲁纳判处死刑，由于他参加袭击一处警察岗哨，有一名警察在岗哨中被打死。⁽²⁰³⁾伊-兹-卢立刻反击，在1月26日和27日绑架一名特拉维夫区法庭的英国法官和一个英国平民作为人质。高级专员发布了一个最后通牒，宣称，除非在48小时之内，不加伤害地释放他们，否则即对特拉维夫地区实行军管。1月28日和29日，有人告知说，格鲁纳的律师在申请向枢密院上诉，反对判处死刑；陆军总司令答应暂缓执行，尽管格鲁纳已拒绝在上诉书上签字；两名人质被释放了。这个时候，英国政府正身受双重压力，在内政上大伤脑筋：一是战后的财政虚弱；二是遭到燃料生产的严重不足，这种情况更因为遇上了66年以来最冷的冬天而愈加恶化。⁽²⁰⁴⁾这时，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妇幼可能会遭到绑架，并被拘留起来作为人质，他们对这种威胁的反应是：1月31日，下令妇幼和其他一些平民撤退，以便不妨碍政府和军队执行他们的任务；2月4日透露说，仍然留在3个主要城市的英国基本人员，将集中在许多筑起围墙和进行戒备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里，有2 300名犹太人和80名阿拉伯人被赶出自己的住房，以便为他们腾出地方。⁽²⁰⁵⁾在这前一天，秘书长接二连三地建议犹太代办处进行合作以阻止恐怖主义活动⁽²⁰⁶⁾（这些建议全都遭到拒绝或回避），并要求它必须“立即断然表态：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是否准备协助政府在7天之内同警察和军队合作，找出恐怖主义集团的成员并把他们缉拿归案”。⁽²⁰⁷⁾尽管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谣传说，即将颁布戒严法，⁽²⁰⁸⁾但代办处在2月10日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秘书长的要求：

犹太人……不能应召以受政府的驱使，去同一种政策的恶果作斗争，这种政策是政府自己制定的，而且伊休夫把它看成是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威胁。政府建议向犹太人发出的任何呼吁，将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很可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²⁰⁹⁾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这次还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月27日在伦敦恢复了他们与英国政府的谈判，而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在29日开始同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分别举行非正式的会谈。据说，在这些讨论中，贝文透露，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政府打算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前景，他们提出，如果在委任统治下，英国能够承认他们一贯的要求，使移民“达到国家经济尽可能吸收的程度”和不受限制地购买土地的话，“就不提成立一个犹太国的目标而留待以后再说”，⁽²¹⁰⁾然而，如果英国寻求一种立即解决的办法，他们就将重申他们的要求，在巴勒斯坦适当地区建立一个能以生存的犹太国。据说⁽²¹¹⁾在英国内阁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克里奇·琼斯主张：既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的要求显然地不能调和，那就应该提出分治；但政府的法律顾问说，企图把分治强加于任何一方，都将与委任统治的条款不符；在阿拉伯人这种毫不妥协的情绪下，⁽²¹²⁾外交部显然感到英国或许会卷入与他们的严重冲突中去。⁽²¹³⁾因此一致同意贝文应当提出一项最后的折衷建议：英国继续管理5年，并事先言明，以准备实现该国独立为目的；中央政府将在较大的范围内把它的权力移交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地区的地方政府，⁽²¹⁴⁾而高级专员将尽力组成一个由这些地方行政当局和劳工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以后两年内犹太人的移民将保持在每月4 000人的名额，以保证近10万人左右进入，此后则由高级专员与咨询委员会协商后决定，如果意见不一致，则提交联合国仲裁法庭解决；⁽²¹⁵⁾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地方行政当局，分别控制他们地区范围内的土地转移；在4年结束时，在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成员的多数的赞同下，一个选举产生的立宪大会将应邀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这个打算行不通，则请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就以后该怎么办提出意见。⁽²¹⁶⁾

这个在2月7日作出的建议，被双方所拒绝，谢尔托克抱怨说，“分配给犹太人的地区不够用，没有进一步扩充的余地，而只是把他们围起来罢了”，并再次提出要“建立一个适当的犹太人地区，能充分控制移民问题……并至少在巴勒斯坦一部分地方最终承认犹太人的独立”。⁽²¹⁷⁾而阿拉伯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则再次强调他们拒绝包括任何形式的分治或犹太人移民的任何建议。僵局就这样造成了，于是，2月14日，贝文宣称，政府决定把整个问题提交联合国，自己不提出任何特别解决的办法。⁽²¹⁸⁾当25日在下院辩论这种新的形势时，代表反对党的奥利弗·斯坦利和代表另一方的克罗斯曼都批评政府没有早在数月之前看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的要求是不可调和的，因而未能及时把这个问题提交给1946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他们催促说，如果联合国不能同意某种英国能够支持的政策，英国就应当讲明一个日期，到时即放弃委任统治，并让联合国去制定政策。英国议会中的一位犹太籍无党派议员丹尼尔·L·利普森，他经常批评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这次向政府和阿拉伯人呼吁，准许每月4 000人移民的名额，正如在2月7日被否决的英国建议中所规定的那样，直到这件事提交联合国为止；⁽²¹⁹⁾但外交部的看法是，正如后来所表示的那样，移民政策对于法律和秩序的维护“极为重要”，而政府不仅有责任维护法律和秩序，而且也有责任保证不发生任何足以损害联合国最后决定的事情。⁽²²⁰⁾

现在伊-兹-卢恐怖分子加倍努力⁽²²¹⁾来迫使英国政府放松对移民的限制。3月1日下午，他们用炸药炸毁了耶路撒冷的戈德史密斯军官俱乐部；同一天，海法一处停车场上的一些车辆遭到了破坏，在别处还发生小规模的暴行，总共有18人被杀，25人受伤，其中一些是平民。因此，高级专员决定把一些犹太人地区置于成文的戒严法管制之下，人所周知，绝大多数恐怖主义行动是从这些地区搞起来的：这些地区是一条宽约三四英里的狭长地带，从特拉维夫向东延伸7英里，直到佩塔提克瓦，和一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半贫民窟地区；在这些狭窄的区域内约住有24万犹太人，超过犹太人总人数的1／3。这个决定生效后，该地区的正常的文官政府，包括民事法庭在内将停止活动，银行关闭，并按照军事指挥官的命令，⁽²²²⁾对进出这个特殊地区的人和车辆加以控制。这个禁令一直延续到3月17日，这时正式宣布说，有78人因与恐怖分子共谋而被捕（然而，恐怖分子的活动始终没有减弱）；同时也宣布说，在犹太人中有许多自愿协助当局的“事例”；⁽²²³⁾并称“不希望无限制地扩大损失、失业和经济情况的混乱”。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记者认为，这条禁令是“正当其后果眼看就要变得真正严重时”才被取消的，据估计直接损失是20万英镑，而恐怖分子却怀着“一种真正胜利之感”依然健在。⁽²²⁴⁾在温和派报纸《国土报》上刊登了一系列社论（1947年3月11—23日），谴责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对比尔特莫尔计划和“行动主义”的口号采取墨守成规的态度，来鼓励和提高恐怖主义极端派的威信，并要求由韦茨曼博士领导的新的执行委员会，应当在此事提交联合国之前再作一次努力，以求寻找一个同英国政府谈判的基础。然而，执行委员会举行了10天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否认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中间出现任何分裂，⁽²²⁵⁾本-古里安对犹太民族会议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用最不妥协的口气斥责了英国的政策。⁽²²⁶⁾

第四节　联合国的调查和辩论（1947年4—11月）

4月2日，出席联合国的英国代表团，要求秘书长召集一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来建立一个研究巴勒斯坦问题并向9月间的大会常会提出报告的特别委员会；在大会特别会议上，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表达英国的意见说：英国“不应单独负起责任强迫实施一种双方都不接受的和违背我们良心的解决办法”。⁽²²⁷⁾大会根据地区原则，并（违反苏联的意愿）排除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选出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²²⁸⁾特别委员会被授予“最广泛的权力……去调查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一切问题和争论”，“在巴勒斯坦和它可能认为有用的任何地方进行调查”，并于9月1日之前向秘书长提出报告。苏联集团在这个特别会议期间的政策是要致力于结束英国和巴勒斯坦的联系：苏联代表团和它的3个卫星国代表团支持阿拉伯国家提出的、但没有获得成功的一项修正案：把结束委任统治和宣布巴勒斯坦独立列入这次特别会议的议程。葛罗米柯在他的最后发言中说，如果一个单一的独立国家难以实现的话，他赞成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之间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²²⁹⁾

其间，巴勒斯坦犹太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犹太人方面，恐怖行动持续不断；在英国人方面，军队和警察在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攻击的次数也有一些增加；⁽²³⁰⁾4月16日道夫·格鲁纳和另外3个恐怖分子的被绞死，更加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本来期望对这些政治犯所判的死刑能有所减轻。⁽²³¹⁾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之后，当联合国秘书长应英国的请求，要求所有成员国在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期间尽可能阻止前往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时，⁽²³²⁾犹太代办处谴责英国的这种行动是“一种不正当和不道德的诡计”，并指责秘书长的依从英国的要求也是不道德的。⁽²³³⁾

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里有一位对犹太复国主义坦率地表同情的危地马拉成员——豪尔赫·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他并且得到乌拉圭代表们的支持，在乌拉圭有一个组织得很好并且很活跃的犹太人团体集中在它的首都。⁽²³⁴⁾当这个委员会于6月2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正如预期的那样，瑞典法官、原海牙国际法庭成员埃米尔·桑德斯特勒姆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加西亚-格拉纳多斯这位与之竞争的对手也得到了由他自己和乌拉圭、南斯拉夫的代表所构成的少数票。⁽²³⁵⁾在这个委员会到达巴勒斯坦之前，受开罗的穆夫提势力控制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曾决定抵制它的行动；比较更有远见的阿拉伯社会的成员也许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事业可能要遭到损害，但是，因为确实害怕激烈的报复，使他们不敢违背穆夫提的命令，⁽²³⁶⁾于是阿拉伯人一致持这种消极态度。

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接近这个委员会却是积极的和投机性的。当巴勒斯坦政府由于安全的理由要求该委员会的发言人在秘密会议上听取意见时，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和委员会的另外两个成员就出来反对；当犹太代办处派驻于这个委员会的两位联络员被排除在秘密会议之外时，犹太代办处也表示抗议。这些抗议的目的就是要在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政府之间建立一个“严格平等”的待遇。⁽²³⁷⁾这时恰巧军事法庭刚刚通过对3名伊-兹-卢恐怖分子判处死刑，使得巴勒斯坦政府处于一个很为难的地位，这3个恐怖分子的罪状是在5月4日参加了一次组织得很好的对巴勒斯坦主要监狱阿卡（阿克）要塞的袭击，让41名犹太人和214名阿拉伯人（后者主要是普通罪犯）得以从狱中逃跑。⁽²³⁸⁾伊-兹-卢已经宣布，在联合国委员会来访期间，他们准备停止他们的恐怖活动，但是惟一的条件是英国人同样应该不再阻挠非法移民，不再宣判死刑，不再进行搜查或实行宵禁。⁽²³⁹⁾犹太代办处的一位发言人评论说，这个委员会将要在“绞刑架的阴影”下开始它的工作，这是“非常可悲的”，⁽²⁴⁰⁾于是，这就成了这个委员会内部争论的一个问题。经过将近两天的讨论之后，以11名成员中6人赞成的勉强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判刑的执行“可能会引起的不利反击表示关切”。政府的秘书长回答说，除非经总司令批准，否则判刑没有法律效力。⁽²⁴¹⁾

在这个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整个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表示他们自己行动的独立性和使英国当局为难方面始终保持主动，而英国当局现在也使用了比过去英美委员会时期更为尖锐的语言来议论犹太复国主义者。⁽²⁴²⁾这种气氛，还受到当时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同犹太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相关的一些事件的影响。据说，联合国委员会的两位成员，曾出席参加在特拉维夫为“派尔马契”分遣队的一名成员举行的“英雄葬礼”。这个人是在封锁一条地道时被隐藏的炸弹炸死的，恐怖分子掘这条地道是打算炸掉特拉维夫的英军司令部。⁽²⁴³⁾一件英国警察也卷进去的非常严重的事件是，一名曾参加恐怖组织斯特恩集团的16岁犹太青年亚历山大·鲁博威茨，在5月6日失踪了。⁽²⁴⁴⁾他显然是被巴勒斯坦警察的一支突击队抓去的，这支由陆军十字殊勋勋章获得者、26岁的罗伊·法兰少校指挥的新近组成的队伍，是专门为了以机智来击败恐怖分子的。⁽²⁴⁵⁾从此没有找到过鲁博威茨，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²⁴⁶⁾法兰后来也从未被绑架鲁博威茨一案中的任何犹太见证人指认为案犯，他还声称那时候他到别的地方去了。⁽²⁴⁷⁾但是，一位朋友在6月2日警告他说，当局为了抢在犹太复国主义向联合国委员会陈述之前，已经决定要他对那个青年的被害负责；因此，法兰两次从拘禁中逃走，又两次回来自首，这自然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抗议增添了力量。7月7日，犹太代办处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陈述巴勒斯坦的混乱状况，要法兰的突击队对鲁博威茨被拷打致死负责，并说一些警察成员应对3月16日炸毁代办处的新闻处负责。⁽²⁴⁸⁾

当联合国委员会还在巴勒斯坦的时候，那里的英国当局由于“1947年出国”号这只船的到达而感到很为难（可能是故意选择这个当口）。这只船装来的非法移民，其数目之大是过去任何一只船所不曾有过的。这只船是“‘哈加纳’的朋友们”从美国一家轮船公司买来的，并配备有一个“哈加纳”的船员班子，在中美洲的一个国家登记后，从美国东海岸的一个港口出海航行的。由于英国伙同葡萄牙和意大利政府进行干预，这只船受到追踪和耽搁；⁽²⁴⁹⁾有人领航，这只船进入了马赛以西85英里的一个法国小港——塞特。“哈加纳”组织的卡车队在6月底把总数有4 554名的犹太人从德国装运到了塞特，他们都持有去哥伦比亚共和国的护照和签证。虽然由于英国的建议，派了一名哨兵去防止这艘船起航，但是它再一次成功地溜出了港口，⁽²⁵⁰⁾并且在7月17日到达了离巴勒斯坦海岸大约60英里以内的地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海法记者写道：“在这里的犹太人相信，要促使委员会信服，一艘‘非法的’船，也许抵得上1 000万句空话”。⁽²⁵¹⁾“哈加纳”的“地下”电台开始转播这只船的无线电广播。英国的办法照例是只在巴勒斯坦3英里的领水之内拦截这种船只，据官方所声明，这一次就是照此办理的；⁽²⁵²⁾但是这只船的无线电则声称它仍处于领水之外14英里。它采取了“急剧的逃避行动”，企图再次驶往3英里的界限之外，以致使它自己和正在拦截它的几艘英国驱逐舰都受到损伤。英国海军的上船检查队伍受到了“喷气、浇油、放烟幕弹和爆竹、投掷罐头和瓶子以及催泪弹”等等的反击，及至这只船被控制住的时候，有两名犹太人被棍棒打死。⁽²⁵³⁾当“出国”号被押送到海法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哈加纳”总部便对于“罪恶地违犯国际法在领水外进行海盗式的攻击”一事，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发出了一份抗议；犹太代办处也对“一种肆无忌惮的、恶毒的行为……一种毫无人性的残暴行为”提出控诉。原来想要得到的效果，事实上在这个委员会于7月20日离开巴勒斯坦去贝鲁特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的代表叫喊说：“这是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证据。”⁽²⁵⁴⁾

联合国委员会发现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代表们仍旧毫不妥协，不亚于他们在伦敦会议上的表现；当7月30日在日内瓦开始考虑委员会的建议时，它的成员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是这样的大，以至于委员会在8月5日同意正式会议休会，改为非正式的讨论。讨论一直持续到27日，距离应该向秘书长作出报告的限期只剩下5天了。一致同意的一点是委任统治已证明不切实际，但是波斯和印度两国的穆斯林代表以及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赞成两个民族的联邦国家。八国的多数派则开始拟订一个“实行分治但在经济上联合”的方案，但是像他们的前辈英国人在1938年时的情况一样，⁽²⁵⁵⁾他们发现要分配西部加利利、南部沙漠（内格夫）和耶路撒冷地区的领土，就会遇到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经过一系列仓促的磋商和互让，结果是把这个只比威尔士或马里兰大一点的国家从纵的方面分为两半；然后再从横里分三段；此外，还建立一块被包围在中间的国际化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地区；设置了各“交叉点”，以便使阿拉伯和犹太的南北各两块土地同它们各自的中心地区之间得以沟通。⁽²⁵⁶⁾按照这个方案，各由三段领土构成并像两条互斗的蛇一样纠缠在一起的阿拉伯和犹太这两个国家，只有当它们签署了一项10年经济联合条约，并于其中规定，由经济上较优裕的犹太国给予较贫弱的阿拉伯国以财政补助时才能得到独立；这种规定使得这个“割成千段而死亡”的方案更加不可能实施。据估计，在犹太国内，起初至少有45%的人口（如果贝督因人也计算在内，则占人口的50%）是非犹太人，但是，在过渡阶段提供犹太移民，将很快地改变这种反常状态；另一方面，在建议中的阿拉伯国内，少数民族犹太人将只占它的人口总数的1%稍多一点。⁽²⁵⁷⁾

9月2日，犹太复国主义者总会政治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关于早日建立一个主权的犹太国家的建议。这一决议还写道：“但是，建议中的领土，只是原先根据犹太人民的历史权利而答应给予犹太人的领土中的一小部分，并且没有包括那些最重要的地区。”韦茨曼在7月8日曾亲自告诉联合国委员会说：“我相信有很多认真思考的阿拉伯人，如果他们感到这个计划是以联合国所拥有的全部权威、尊严和……道义力量来推动的话……最终将会予以默认。也许穆夫提将不会予以默认，但是我不认为这将引起不可克服的困难。”⁽²⁵⁸⁾“一般普通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据说对这个报告“在目前基本上是乐观的和满足的”，这种满足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一位正式记者对阿拉伯人可能会有反应的估计中也反映了出来。⁽²⁵⁹⁾不顾阿拉伯国家的不可避免的反对，联合国大会设立了一个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就巴勒斯坦问题的各种建议进行研究和提出报告。在这个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英国还宣布了一项决定：把英国主要的中东军需仓库从运河地区迁往肯尼亚；这项决定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虑后作出的。⁽²⁶⁰⁾克里奇·琼斯于9月26日这个委员会开幕时致辞说：

……联合王国政府不准备用武装力量在巴勒斯坦强制推行一项政策。在考虑它将参加执行一项解决办法的任何建议时，它必须考虑到两个方面，即这种解决办法固有的合法性和实行这种办法将需要多大力量……在缺乏解决办法时，它不得不计划从巴勒斯坦早日撤出英国的部队和英国的行政机构。⁽²⁶¹⁾

最初，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英国意图的这种警告当作是“讹诈”，不予理睬，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驻耶路撒冷记者却注意到，高级专员10月8日重申的，除非犹太人和阿拉伯达成协议否则就要撤离的意图，“肯定造成了一个局势严重的印象”。⁽²⁶²⁾

阿拉伯国家拒绝作出最微小的让步（这种让步可能会影响一部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未承担义务的联合国成员国转过来支持它们），这就再一次表明它们十分缺乏建设性的政治理智。⁽²⁶³⁾相反地，从9月16日至19日在苏法尔（黎巴嫩）举行会议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政治委员会，却作出决定，要用一切实际可行的和攻击性的手段，来抵制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建议的实施。开罗《金字塔报》也写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来击退对他们国家的这种攻击，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将支持和援助他们，供给他们人员、金钱和弹药。”⁽²⁶⁴⁾犹太选举会议立即宣布犹太人力总动员，并且以“狂热的活动”开始改组“哈加纳”，把它从地下部队改变成一支正规军。“哈加纳”部队被部署在叙利亚边界沿线，据未证实的谣传，那里有阿拉伯军队在集中；夜间，他们给碉堡和装有探照灯的岗楼配备人员。⁽²⁶⁵⁾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记者，对于真的会跟阿拉伯人发生一场冲突仍旧表示怀疑。⁽²⁶⁶⁾英国下院议员、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丹尼尔·利普森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呼吁，“不要追求一种将会增加另一次战争危险的政策”，但没有成效。⁽²⁶⁷⁾

在特别委员会的一般辩论中，美国和苏联的代表都支持分治建议，尽管对于建议中的犹太和阿拉伯两国之间的边界有所保留。⁽²⁶⁸⁾美国代表指出，在通向独立的过渡时期内，巴勒斯坦的行政管理责任仍由委任统治国担负；独立之后，为了维持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可能需要建立一支由联合国在自愿基础上征募的特别保安部队或警察部队”。⁽²⁶⁹⁾克里奇·琼斯在10月16日的答复中表示，英国政府拒绝“单独地或在起主要作用方面”承担责任；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者“造谣和断言”巴勒斯坦政府正在鼓励阿拉伯人暴动表示悲愤；⁽²⁷⁰⁾他还抗议，“某些政府默许由它们的国家提供船只、武器和金钱”来帮助非法移民，“这种做法大大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的感情，并且对不大容易控制的工作施加了不负责任的影响”。⁽²⁷¹⁾但是，美国代表赫谢尔·约翰逊，还是在小组委员会上竭力敦促英国部队在一个联合国三人委员会的监督下负起法律和秩序的责任，一直到1948年7月1日犹太（和阿拉伯）国诞生的那一天为止。⁽²⁷²⁾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则想让委任统治在1948年1月1日结束，要英国军队在那个日期之后三四个月内撤出；到11月10日，美苏两国就下列两个日期达成了协议：委任统治在5月1日结束，两个国家在1948年7月1日建立。

因此，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在11月13日宣称：英国政府打算到8月1日把他们的军队从巴勒斯坦撤退完毕，尽管由于联合国大会显然已经不能订出一个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民政管理随时都可能结束。他反对小组委员会在11月19日向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所包含的那项建议，即联合国大会一旦采纳了一项解决办法，巴勒斯坦的行政管理应立即移交给由大会委任的一个5人委员会，而英国的委任统治则仍可继续维持到不迟于1948年8月1日。他说，只要英国政府还掌握委任统治权，它就要坚持不可分割的统一管理，但是一旦已从那个领土上撤走军队时，它就会把它的权力移交给建议中的委员会。在逐步撤离期间，英国军队将维持他们仍驻守地区的秩序；但不能把英国军队作为无论是对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强制实行一种解决方案的工具来使用，也不能用它来替建议中的委员会维持秩序，尽管它将不妨碍委员会的工作。卡多根的副手补充说，委任统治国“只能是注意到”小组委员会的这样一个建议（最初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曼纽尔·纽曼博士提出来的），⁽²⁷³⁾即委任统治国应尽最大努力来保证尽早地、无论如何不迟于1948年2月1日，从犹太国领土内具有能为广大移民提供一切方便的海港和内地的地区撤走。⁽²⁷⁴⁾犹太代办处表示，如果小组委员会的建议被接受，它愿意对拥有6 500名阿拉伯居民的贝尔谢巴镇，对该镇以北和东北的106平方英里地区，对内格夫南部沿埃及边界的大约700平方英里地区，均放弃其要求；但阿拉伯代表仍旧不屈服。⁽²⁷⁵⁾小组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要求，在过渡时期内委任统治国和5人委员会之间应尽可能地协调一致和进行合作；但是万一要把联合国的一项决定强加给不情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那种可能性，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正视，因为除了苏联集团外没有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亟于想卷进去。⁽²⁷⁶⁾当各种建议回到特别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时，委员会首先表决并否定了一项主要是由穆斯林国家支持的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然后于11月25日再表决分成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的建议。委员会如要通过一项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只需要有一个简单的多数就够了；但是大会最后采纳这个建议，就需要有投票总数的2／3的多数票，弃权除外。委员会中投赞成票的只差一票就达到了这个2／3的多数：25票对13票（后者包括穆斯林和亚洲国家，再加上古巴），而缺席和弃权的也有19票之多。⁽²⁷⁷⁾

当联合国大会于11月26日开始研究这个决议草案时，在举行“大集会”⁽²⁷⁸⁾于公众旁听席上的纽约犹太人的面前，卡多根根据他政府的指示，明确地重申：英国的军队和行政机构不能被用来保证不为巴勒斯坦双方所接受的决议。赫谢尔·约翰逊代表美国表示遗憾地说，英国正在为它们的合作制造“不可能办到的条件”；他说，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需要“使用刀子”；但是他希望阿拉伯和犹太两国之间的边界将像美国各个州之间的界线那样可以自由跨越，并且像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边界那样可以友好地通过。⁽²⁷⁹⁾某些在特别委员会上曾经弃权的代表团现在宣布他们的立场：荷兰、新西兰和比利时赞成这个解决方案，因为除分治之外惟一的抉择是“如果不是完全的混乱，也是更为严重的麻烦”；希腊和海地反对。菲律宾仍旧摇摆不定；在特别委员会上曾经反对这个解决方案的暹罗代表，则已被政变后新近掌权的暹罗新政府免职。联合国大会在感恩节休假，在这期间争取选票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²⁸⁰⁾据非官方的一项估计，现在可望有31票赞成分治，或许能保证稳得2／3的多数。可是，当大会于11月28日继续举行时，法国（它的一票仍未确定，这也许是因为它在非洲有几百万穆斯林归它统治）怀着在最后一分钟达成一个双方让步的协议的希望，建议再休会一天；尽管美国和苏联代表团反对，这个建议还是以25票对15票被采纳。但是以前在小组委员会上曾打算在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之间进行的调解，没有成功。⁽²⁸¹⁾尽管担任英国代表团顾问的哈罗德·比利提出了一个新方案，⁽²⁸²⁾黎巴嫩代表11月29日的首次发言表明，阿拉伯国家联盟方面的立场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于是，分治建议得到33票对13票的胜利，大大超过了2／3的多数，10票弃权。⁽²⁸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