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

斯大林在联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后5天，德国军队拿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进入了布拉格。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就捷克斯洛伐克被消灭掉一事提出了正式的抗议，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算是同西方国家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它还参与了最初几次外交方面的交换意见，这也就是英法两国为了反对德国进一步的侵略行动而试图组织一个安全体系的序幕。此事在前面的一章中已作了叙述，⁽¹⁾这里只需要再提一下的是，俄国为响应西方第一次提出的新的外交方针，在3月18日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但遭到了英国的拒绝，这就不能不在俄国人的心中重新引起愤懑和怀疑（这原是1938年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西方对待苏联的态度所造成的，而且斯大林在3月10日也公开这么表示过）。在以后几个星期里，西方政府集中精力同当时看来正处在大难临头危险中的东欧各小国打交道，而在向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保证的谈判中又不把俄国人当作主角看待，这就进一步得罪了莫斯科。对于莫斯科被抛在一边一事，李维诺夫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不满，而英国外交部却回答说，他埋怨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对他在伦敦的代表迈斯基“在每个阶段都打过招呼”。⁽²⁾

英国打算在3月底派一位大臣到莫斯科去，这样就可望把由于上述原因而笼罩在英苏关系上的乌云驱散掉一些，特别是因为这位大臣在3月15日德国发动军事政变之后已取消了他在柏林停留的计划。派海外贸易大臣R·S·赫德森（后为赫德森子爵）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在3月下半月访问柏林、华沙和莫斯科一事早已安排定了。虽然后来放弃了访问柏林的计划，但计划中的其他地方都去了。赫德森和他的同事们是在3月22日到莫斯科的；在这之前一天塔斯社发布的一份公报曾经用指责的口气报道说，俄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议已经被英国认为是不成熟的。⁽³⁾赫德森公开宣布的促进英国和苏联之间贸易的目标被某些方面认为是其某种政治使命的烟幕弹，这也许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如果李维诺夫曾经希望同赫德森就当前的政治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那他肯定是大失所望了。他和赫德森的确有过一两次谈话，⁽⁴⁾但赫德森在谈到英国的政策时显然是小心翼翼的，而且他和他的同事们的谈话范围也根本没有离开他们的主题——贸易关系。⁽⁵⁾3月28日赫德森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提到了在经济问题上有很多重要的意见分歧，希望这些分歧在伦敦的进一步谈判中将会获得解决。公报还提到“双方就国际政策友好地交换了看法”，表明俄英两国“在巩固和平方面的态度上有着共同之点”，并表示相信这种个人间的接触将“有助于巩固苏英两国的关系和为解决和平问题而进行的国际合作”。⁽⁶⁾遗憾的是，就连这个公报后来也变成了产生摩擦的新的根源，因为伦敦的外交部一直希望不要公开宣布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无疑是为了不要妨碍它同波兰的谈判，这项谈判当时正处于微妙阶段）。⁽⁷⁾然而，当西兹去向李维诺夫转达此意时，他发现已经太迟了，已无法阻止公报的发表了。他这样做反而引起了进一步的怀疑，认为英国的动机就是不希望使赫德森的访问带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⁸⁾

就西方国家政府试图组织一个安全体系一事而言，苏联政府事实上在4月中以前一直是被撇在一旁的。在那时提交给李维诺夫的新建议和以后双方的交换意见将在下文叙述。⁽⁹⁾在4月15日收到英国新的建议之后，苏联政府立即向德国进行了试探，⁽¹⁰⁾但在3周之内莫洛托夫就接替李维诺夫担任了外交人民委员。

也许李维诺夫已意识到他的地位不稳，所以他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还争取主动，作了最后一次的尝试，把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派到英国外交在那里特别活跃的东欧和巴尔干各国首都去作一次亲善旅行。4月25日，波将金到了布加勒斯特，次日又到了索非亚。他在安卡拉停留了一个星期（4月28日至5月5日），⁽¹¹⁾在5月7日和8日再度访问了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并在回国途中于5月10日访问了华沙。在波将金第二次到布加勒斯特时见过他的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后来说，波将金在访问期间并没有做什么事，不过是散布了一些“安慰人的空话”，并表达了苏联对其近邻们的善意。加芬库还宣称，波将金特别对苏联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的前景抱乐观态度；并对苏联同轴心国可能和解的传闻进行辟谣，说这是德国为了阻挠英、法、俄三国谈判获得成功而采取的一个行动。⁽¹²⁾

5月3日，当波将金在安卡拉的时候，他换了一个新上司的消息公布了。李维诺夫因“他本人请求”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已由莫洛托夫接任。李维诺夫在莫斯科的外交部当了8年的领导，在此期间，尽管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关于清洗的消息以及其他震撼西方的俄国国内事态的变动等问题从中作祟，他还是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国家在国际讲坛上的威望。的确，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可与塔列兰在1814年的那些成就相辉映。根据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李维诺夫的离开外交部显然是政策发生激烈变化的一个预兆。正如丘吉尔后来所写的：“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大名鼎鼎的犹太人，顿时像一件破工具似的被扔到了一边，不容许讲一句申辩的话，就被赶下了世界舞台而从此湮没无闻。……李维诺夫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¹³⁾

当时，莫洛托夫的被任命以及它的含意，曾是使西方深感不安和纷纷揣测的主题。有一些观察家对这种变动也做了正确的解释。英国外交部则倾向于把这事看成是一个警告信号：斯大林可能认为孤立和完全中立（实际上这会对德国有利）要比与西方国家联合更为可取，⁽¹⁴⁾不过它认为斯大林正在打算“和德国达成协议”那是不大可能的。⁽¹⁵⁾不过，法国的外交界和官方倒是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例如，库隆德勒5月7日从柏林写给巴黎的信中就曾警告他的政府：导致再次瓜分波兰的那样一个俄德协定可能就近在眼前。⁽¹⁶⁾5月5日，弗朗索瓦-蓬塞在罗马也提醒他的英国同行说，斯大林“搞掉他（李维诺夫）是为了要同希特勒勾搭”——这种意见洛赖因却感到“难以接受”。⁽¹⁷⁾5月20日，哈利法克斯往日内瓦途经巴黎同法国部长们碰头时，他问后者是否认为，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俄德达成一项协议的严重危险就会发生。达拉第和博内回答说，这种危险“不能忽视，因为在德国有赞成这种和解的一派人。俄国的政策十分捉摸不定，很可能突然改变”。⁽¹⁸⁾

但是，法国对德俄和解的恐惧使巴黎政府比以往更加迫切地想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英国政府也认为最好不要改变它的试图把苏联同自己的“和平阵线”挂起钩来的政策，虽然张伯伦及其部分同僚本来就带着几分厌恶来承认有必要向苏联递送秋波，而现在他们必须同莫洛托夫这种人打交道，这就无疑更加深了这种厌恶感。苏联政府这方面则对西方及其卵翼下的国家保证说，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一样，将会执行原来的政策；⁽¹⁹⁾但是对德国人说的却是另一种话。⁽²⁰⁾

(1)　见上文，原著第72—80页。

(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号。这是对西兹关于4月1日同李维诺夫会晤所作报告的答复中的话（同上书，第4卷，第597号）。此后，在4月6日，哈利法克斯把他刚刚同贝克在伦敦会谈的概况告诉了迈斯基（同上书，第5卷，第19号）；4月11日，哈利法克斯和迈斯基就当前局势的发展再次进行了讨论（同上书，第42号）。

(3)　见上文，原著第75—76页。

(4)　见上文，原著第85页。

(5)　赫德森从莫斯科寄往伦敦的关于他同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谈判的报告，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519号，第531号，第533号；西兹关于这次出使的报告，见同上书，第593号。赫德森发现米高扬开始时“态度僵硬，不肯迁就”，虽然谈判的气氛有时又“几乎是很欢洽的”（同上书，第519号），但是俄国人最后总算同意了英国人渴望得到的主要东西，那就是长期贸易协定的谈判和解决俄国尚欠英国的债务的谈判都将在伦敦继续进行。然而，就在赫德森返回伦敦还不到三个星期，迈斯基在与随同赫德森去过莫斯科的英国外交部官员阿什顿-格沃特金的一次谈话中唱的调子却变了，说是苏联政府认为有关贸易和债务问题的讨论用不着再进行下去了（同上书，第5卷，第175号）。不管怎样，在7月末，英国政府还是打算正式邀请苏联政府在9月的某个时候开始贸易谈判（同上书，第6卷，第487号，第496号）。

(6)　塔斯社公报的法文本，作为西兹关于赫德森出访的报告的附件刊印出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593号）。可以一提的是，俄国报刊对于赫德森离开莫斯科三天之后英国向波兰提供保证的声明，总的说来还是欢迎的，虽然也有一股怀疑的暗流，认为西方国家的诺言是靠不住的。例如4月2日的《消息报》就刊登了这么一段评论：“如果法国和英国真正下定决心要抵抗侵略和维护集体安全，那么它们就可以指望得到惟一对慕尼黑事件不负有责任并始终一贯地维护和平和各国独立的那个国家的全力支持。”

(7)　见上文，原著第80页以后。

(8)　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11号。

(9)　见下文，原著第437页以后。

(10)　见下文，原著第436页。

(11)　见上文，原著第118页。

(12)　见加芬库：《欧洲的末日》，第2版，第248—249页。

(13)　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Winston S．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六卷本（伦敦，卡斯尔，1948—1954年版），第1卷，第286—287页；（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48—1953年版），第1卷，第366页。而且，还是用丘吉尔的话说，李维诺夫是让位给了一个“比谁都更适合在一个捉摸不定的国家机器中充当推行其政策的代理人和工具”的人。关于丘吉尔刻画莫洛托夫的这段有名的论述，分别见同上书，第288页和第368页。

(14)　这是西兹最初所持的看法（《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59号）。关于这位大使后来的看法，见同上书，第509号。6月初，西兹写道，在任何时候他都不曾想到俄德勾结并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他还以为西方国家现在对俄国许的愿已足以抵制要它来个180度大转变的任何巨大诱惑（同上书，第681号）。

(1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98号。到5月最后一个星期，英国外交部不得不承认，德国方面已经有了准备同俄国和解的迹象，但是仍然认为这不等于说，“俄国人会立即迎合（德国人的）意愿”（同上书，第668号）。

(16)　《法国黄皮书》，第123号。库隆德勒是根据“一位能了解元首及其高级副手们的意图的重要人物”提供给他的情报作出这个警告的（一般认为这位“要人”是戈林的得力助手包登夏茨）。美国在柏林的新闻记者们也觉察到风向变了。5月的第二个星期，《纽约时报》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些标题的通讯：“德国愿同俄国签署一项条约”，“希特勒寻求同斯大林达成交易”，“柏林同莫斯科调情”（见1939年5月7日、9日和14日该报）。

(1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72号。

(18)　同上书，第576号，第625页。

(19)　5月6日迈斯基告诉哈利法克斯说，“不会因最近M·李维诺夫的去职而有政策上的改变”（同上书，第401号）。5月8日莫洛托夫也亲自向西兹重复了这一点（同上书，第421号）。俄国大使苏里茨向法国政府（同上书，第509号），驻罗马的苏联代办向英国大使馆（同上书，第372号），波将金向土耳其政府（同上书，第509号），都曾作过类似的保证。加芬库在记述中也提到，5月8日当波将金见到他时，也曾告诉他说，莫洛托夫将严格遵循李维诺夫时的政策（加芬库：《欧洲的末日》，第2版，第251页）。

(20)　见下文，原著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