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上篇）

法国的政治背景

（1939年9月3日—1940年5月10日）

菲利普·莱恩少校

第一节　1939年9月的国内政治形势

（一）政府

向纳粹德国宣战的那届法国政府，是激进社会党领袖爱德华·达拉第于1938年4月10日作为一个“国防政府”向国家提出的，⁽¹⁾1939年9月3日，政府成员如下：

总理兼国防部长　　爱德华·达拉第

副总理兼协调部长　　卡米耶·肖当⁽²⁾

外交　　乔治·博内

司法　　保罗·马尔尚多

内政　　亚尔培·萨罗

空军　　居伊·拉·尚布尔

财政　　保罗·雷诺

海军　　塞扎尔·康平希

商船　　路易·德·夏普德莱恩

教育　　让·泽

农业　　亨利·克耶

殖民　　乔治·芒代尔

抚恤　　奥古斯特·尚普蒂埃·德·里贝斯

商业　　费尔南·冈坦

交通　　朱尔·朱利安

卫生　　马克·吕卡尔

劳工　　夏尔·波马雷

市政工程　　阿纳托尔·德·蒙齐

政府成员主要来自激进社会党，该党被称为“最善于判断一般法国人将支持什么——如有必要，在壕沟里作战”。⁽³⁾这个党代表小自耕农和城市中层社会的下层——如小自由职业者和政府雇员及大多数零售店主。在这些人中间，希望平等的心情胜过要求自由的本能，这一点经常表现为妒忌别人的地位或优点，以致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说，此党几乎总是自发地支持小的反对大的。⁽⁴⁾

达拉第的政府必须应付这样一个国民议会，它是1936年5月在反对法西斯分子于该年2月发动巷战的怒潮中选举出来的，在全部618个席位中，社会党占155席，激进社会党和激进共和党集团占116席。参议院的情形恰恰相反，它是1938年在人民阵线瓦解后选出的，为达拉第提供了几乎绝对的多数。⁽⁵⁾可是，不论国民议会还是参议院，都没有被要求对政府处理国事进行非常严格的监督，这是因为，当政府首脑在1938年4月提出他的国防内阁时，曾被授予特别“全权”，这种“全权”到战争爆发时已展期过两次；而1938年7月11日的“战时国家组织法”，在宣战的当天就生效，根据第36条规定，批准和扩大了政府首脑的管理权限。这些条文授权总理，只要他认为必要，就可单凭法令进行统治，而把议会批准的手续留到以后更方便的时候再办理。

爱德华·达拉第这个将要行使这些全权的人，他的性格并不使人担心这些权力会被滥用。这位“不得已而实行独裁的人”，其突出的品质是聪明正直，道德高尚，牢固地扎根于农民的淡泊寡欲，但受到了自我怀疑的戕害。他是普罗旺斯的一个面包师傅的儿子，当过学校校长，得过大学学位，这个学位兼有牛津大学的文学士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历史学位的荣誉，他在巴黎政界混了20年以后，仍然不脱农民本色，具有农民的质朴的性格和粗鲁的举止。他有直觉，但他只是对于辨别各种思想而不是对于如何识人有直觉；他也不乏议会中常见的那种机敏灵巧。可是，除了这些才干之外，他没有强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有些政论家在看到他那粗壮的脖子和强健有力的双肩时，说他是一头公牛，其实，能够恰当地象征他的，并不是公牛，而是一个把着犁在耕作，双脚沾满法国大地的泥土而步履沉重的庄稼汉。

担任副总理兼协调部长来辅佐达拉第的卡米耶·肖当，属于职业政客的类型，他的指导方针是时局需要什么政权，他就在这个政权下面混下去，并维护他在巴黎银行界和商界的许多朋友的利益。这位天生的“息事宁人者”和中庸之道者在这届内阁中的任务，就是平息批评，让他的头领腾出身来独力对付怀疑的恶魔。

在外交部，勤勉而非常干练可是生来就不爽直的律师乔治·博内，他为人颇似肖当，但是有点不像肖当那样轻快活泼；他的绥靖政策的破产是公认的，因此在宣战以后的10天之内，当总理未能说服赫里欧（国民议会的议长，激进社会党员）担任外交部长之后，自己就兼任了这个职务，此后经常每天在外交部办公4小时。博内留在内阁中，代替马尔尚多任司法部长。与此同时（9月13日），另有三起更动：里奥、德尔博斯、贝斯分别代替德·夏普德莱恩、泽、尚普蒂埃·德·里贝斯担任了商船、教育、抚恤部长。另外成立了一个军备部，由多特里主持。⁽⁶⁾

尽管协调部长作了种种努力，达拉第的内阁仍然不是一支统一的队伍；在任何原则的问题或紧急的事件上（尤其在对外政策上），这个内阁往往分裂成两个相当稳定不变的阵容：雷诺（财政）、芒代尔（殖民）、萨罗（内政）、德尔博斯（教育）、康平希（海军）、拉·尚布尔（空军）、多特里（军备）认为，应把同英国密切合作坚决进行战争放在首位，其他一切考虑次之；其余的人，特别是波马雷（劳工）和德·蒙齐（市政工程），则拥护肖当的妥协方案或博内的希望，认为通过墨索里尼这个“诚实掮客”的斡旋，可把德国人收买过来。⁽⁷⁾

在坚定的爱国者——后来通称主战派——中间，有两个人是突出的。雷诺这个人，我们将在谈到他于1940年3月组成的政府时较全面地加以研究；至于乔治·芒代尔⁽⁸⁾这位精明强干、体力充沛、见识广博的殖民部长，只要顺便提一下就行了。他原名路易-乔治·罗特希尔德-芒代尔，在“德雷菲斯案件”⁽⁹⁾中初进政界时，决定改姓他母亲的姓而不姓父亲的姓，⁽¹⁰⁾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和克列孟梭相处多年，最初是在《震旦报》当记者的时候。后来，在内政部当过一个小差使以后，当克列孟梭在1906年组成他的第一任政府时，担任了“特别秘书处主任”。他是1917年的战时内阁的秘书，后来又成为1934年弗朗丹主管的部里的一名属员。

（二）反对派：赖伐尔和通敌的种子

政府在宣战时得到了社会党和以路易·马兰⁽¹¹⁾为首的一部分右翼国民共和党员的支持。真正的反对势力（除了后来发展起来的共产党以外）来自赖伐尔和他的友人，来自其他某些未参加党派，或是在性格、职业或思想上超越了党派界限的个人。赖伐尔的实际经历，以间接的方法证明了“利器得有巧匠使”这个道理作为施政方针的荒谬性，没有哪个天才的讽刺作家，能够想出一个比这件事更妙的例子。在拉·封丹⁽¹²⁾的许多同胞看来，这个丑小鸭⁽¹³⁾的故事中一定寓有发人深省的意义。他不知怎样长成了一个酷似秃鹫的人物，并且将被要求代表法国，以与德国鹰相颉颃。他12岁时失去母亲，他想读大学，但这个志向受到父亲的阻挠，只得偷偷地实现，他成了政客和律师（又是一个大富翁），多次担任部长，三次任内阁总理（并非像他在受审时小心地向高等法院法官说的那样，仅仅两次）：他培养“神志清醒的人们的惶惶不安的心理”⁽¹⁴⁾〔即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最后又鼓吹同敌人合作——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学无术，不仅对其他国家的地理、历史之类，甚至对法文的句法（如他在巴黎律师界的同行所知道的）以及法国的法律也愚昧无知。

赖伐尔同亲德的政策真正地发生关系，始于国家社会主义得势之时，当时他受到费尔南·德·布里农伯爵的影响，布里农是法国方面的策动者（与他对等的是奥托·阿贝茨），在法德委员会的幕后活动，为两国的社会和知识界的修好而努力。到1933年底，赖伐尔已服膺了布里农及其友人的观点，即法国同德国合作对欧洲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从此他就未动摇过。

1936年以后，反对这种亲德政策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国民议会中共产党席位的激增。在这个国家里，农民占了总人口的48%，而农民中有60%是耕种自己的土地，自耕农中又有87%除了自己家里人外，不雇用劳工，因此，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在这里发动革命的危险性是很小的。但是，在大工业家中有许多人离开乡间虽然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却已经不了解农民，而只是根据他们在自己办的大工厂里所熟悉的那几十万有组织的雇员来判断农民，认为法国（即他们自己）从内部受到了威胁，因而宁愿冒着惊人的风险去同经常来自外界的威胁妥协。然而，对于这种情况，由于“神志清醒的人们惶惶不安的心理”而引起的种种活动该负多少责任，社会党人在终于得势以后仍然空谈理论无所作为又该负多少责任，毕竟是要由一般的法国人而不是由那些从未自愿地尝过“生活的痛苦”的人们来断定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有些缺少民族自卫的本能。另外还有一件事看来也是确凿无疑的：这就是，从来不曾有过共产党发动政变的严重危险，按照任何清醒的估计，都将认为，在1938年4月至1940年6月之间的任何时候（甚至在1938年11月发动总罢工未遂时），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大，远不像防范德国那样具有迫切的需要。

第二节　达拉第政府的外交政策

法国的战略姿态是采取守势，从客观和主观意义上看，大多数居民都显著地缺少对抗的精神；因此，法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只能是（除了不屈服以外），尽量使战事远离法国边界，以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和平解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在边界遭到侵犯之前进行更好的准备。根据这点，其次的目标就是保持和扩大同英国的联盟，并在无法劝使其他国家接受结盟的全部内容时，使之保守中立（如果可能的话保守友好的中立）。美国的善意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久就将提供主要的供应线。罗马尼亚位于德俄之间，局势极不稳定，不能寄予多大希望（像卡利内斯库在1939年9月21日被铁卫团暗杀一事所表明的那样）；⁽¹⁵⁾但是在土耳其，却作出了一个可喜的开端，谈判的结果，在1939年10月签订了英—法—土联合条约。⁽¹⁶⁾西班牙不仅宣布决意不卷入这场争斗，而且还保证，不会停止供应制造炸药必不可少的黄铁矿砂。⁽¹⁷⁾

在中立的国家中，最成问题的是意大利。要是它决定在德国已经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站在德国的一边进行干涉，将是对法国的一大威胁；假如它有机会能限制战争范围的话，它显然是个调解人；只要它认为同法国保持良好关系对自己有利，它就可能成为法国的供应来源。据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保罗-邦库尔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法国对意大利全神贯注，这一点在议会的辩论中居于支配地位⁽¹⁸⁾（应当看到，参议院甚至比国民议会更不想打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法、英两国舰队联合起来在地中海所占的无可争辩的优势，⁽¹⁹⁾以及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进行冒险后军事力量大大损耗的情况，使意大利陷于这样一种处境，在法国人看来，如果对之施加足够的压力，可以指望它迅即让步。由于苏联通过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缔结的协定⁽²⁰⁾而含蓄地使1935年5月的法—苏互助条约归于无效，因此法国比以往更需要意大利真正而有效的中立。盟国从意大利的中立所得到的好处，将是更有效地封锁德国，长驱直入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并有可能把更多的德国兵力吸引到那里另打一场“边缘战役”，侥幸的话，这条东南战线甚至可能严重地威胁到德国的石油供应。

至于如何向意大利施加压力的问题，法国普遍的看法是，不必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更加明确地表明立场。⁽²¹⁾由于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强制行动，因而认为在经济上打交道最可能收效，1939年9月中旬，法、意两国在圣·雷莫开始会谈，最后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缔约的结果是，意大利后来供给了法国大量炸药、反坦克地雷，甚至还有飞机。⁽²²⁾此外，在战争已开始后，仍作出种种努力，使英、法海军的封锁方式，能尽量减少意大利海运遭遇到的不便。⁽²³⁾

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对意关系问题上，当时法国的政策同英国的政策没有多大差别；⁽²⁴⁾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一般的法国人民中间，还是在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6月30日之间先后执政的三届法国政府中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存在着若干程度的仇英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如果时间不是更久远的话——法国人本来就有仇英的情绪；虽然赖伐尔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把这种情绪斥之为“一时的感情冲动”，但是他在不那么公开的言论中，却称之为法国内部政治生活中一个永久性的因素。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都未能看到，即使俄、德两国本质上都是侵略者，但是就盟国来说，仍以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为上策，因为德国是更加迫近的危险敌人。由于未能看清这种情况，因而仇视英国的情绪就越发强烈了。英国因为地理上的缘故，受到这种错误估计的影响较小，但是这一点反而加深了法国人一贯对英国人的虚伪所抱的怀疑。即使不能说仇英的情绪对法国在军事上确实战败有重要的关系，可是这种情绪肯定在贝当元帅的政府利用战败做文章上大起作用。

法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候所奉行的实际外交政策，都是由于两种观点互相牵制的结果，一种观点着眼于可能发生的事，另一种则着眼于希望发生的事：前一种观点是外交部常任官员们的现实主义，⁽²⁵⁾他们对法国利益的观念不因政府的更迭和舆论的向背而变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因此而在种种办法施尽后，最后仍不向政府和舆论屈服）；后一种观点是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和政府首脑比较短视的权宜之计，这些人的地位直接地取决于他们怎样投合国民的心理。常任官员们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德国，因此必须同俄国友好，反之，达拉第及其同僚们却知道，人民无意打仗，因此他们首先急于千方百计地避免同德国冲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同英国结盟，不论英国的行动和动机多么令人可疑。

第三节　头三个月战争中的法国

博内在回忆录中写道，9月4日，在战争行动开始以后几小时内，他和波兰大使谈妥了互助条约，⁽²⁶⁾而为了履行这个条约，在此之前就已宣战。的确，纯粹形式上的“战争行动”，于9月3日已在法国开始，但是那时波兰有组织的抵抗实际上却已结束了。

在战争的开头两个星期内，迫切需要做的事是向焦虑的法国民众隐瞒这样的事实，即法国本身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却已经和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波兰结成同盟参加了战争。因此，法国驻波兰大使向世界各国报界驻华沙代表保证说，波兰在波尼亚托夫斯基、科希秋什科或毕苏茨基时代所面临的只是暴虐的统治，而这次却有法国和英帝国无穷无尽的资源为后盾；⁽²⁷⁾与此同时，在巴黎，法国情报部正在对波兰军队的规模加以吹嘘，认为波军的战术虽然已经过时，然而英勇善战，产生出一种精神上的效果，而与其实际的简陋装备形成可笑的对照，情报部一面又指出，德国人还不曾打赢过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战争第三个星期的开头，当苏联军队已经冲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边界全线，与德军在历史上有名的要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时，《时报》仍然硬说，波兰人的抵抗还不能肯定已被击溃。

俄国人入侵波兰，在法国引起人们对苏联这一行动的含义作了许多推测，它使法国恢复了这样的希望，认为德国这时也许会倾其全力对付苏联，好让法国再推迟行动。

这件事也使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起了变化，并随之而使法国其他各方面对法国共产党的方针也起了变化。法国总工会花了一个月功夫仔细研究了8月23日莫斯科协定的含义以后，在9月25日发表了一件议事记录，认为这个协定背叛了工人，并且宣布，以后不可能同赞成这个协定的共产党员合作。因此，在第二天，达拉第得以顺从右派的吵吵嚷嚷，颁布法令解散了共产党。社会党领袖勃鲁姆提醒他，这样做在国外产生的后果，将给人这样的印象，以为几十万法国工人全是不爱国的。但是，达拉第对勃鲁姆的话充耳不闻。

10月6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中，⁽²⁸⁾要求像墨索里尼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夕所建议的那样，举行一次会议，⁽²⁹⁾并且着重指出，他并不向法国要求殖民地，也无任何其他要求；实际上，他是在劝说法国同英国的堂吉诃德式的顽固不化一刀两断。尽管法国国内存在着反英的情绪，但是法国报界仍然异口同声地对这篇演说嗤之以鼻。这时尚无迹象表明德国军队在从波兰前线大批调回，以暗示即将在西方发动猛攻；而且要开始进攻，当年已为时太晚。这篇演说中不含有威胁，也没有提到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这件事正是巴黎某些方面的人所害怕的。法国得出的结论是，鉴于苏联在战略上的巨大收获，尤其（像这时正变得很明显的）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收获，希特勒不再那么确信他有能力把战争限制在局部地区，而是需要喘息的时间，好让他在同法、英两国拼个你死我活之前，补充粮食和军火的储备来对付封锁。

10月6日，达拉第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发表的一则临时声明中，对希特勒作了答复，他提到，全面的声明要等同英国磋商后才能作出。他说，盟国作战的目的，在于结束像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那样的侵略，并结束每隔6个月就需要进行一次动员的情况；他说，和平只能在尊重诺言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必须对法国的安全和一切民族都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提出可靠的保证；他说，法国在同意和德国开始会谈以前，先要知道明确的细节和得到真正的让步。在张伯伦10月12日发表演说⁽³⁰⁾干脆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以前不久，达拉第在10月10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³¹⁾告诉法国国民和德国总理，法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决心证明自己无愧于其军民克服困难赢得公正和平的愿望。他指出，英国远征军携带了装备，正在法国领土上迅速进入阵地，英国飞行员经常活跃在前线，两个盟国的海军共同控制了海上。他谈到法国军队在上个月曾进军到德国在萨尔的领土，这些军队并无意识形态上的幻觉或兴师问罪的幻觉，而是知道自己正在为了实践已经立下的誓言而战，这乃是西方的自由传统的精髓。他在描绘法国军队的这种心理状态时，把它同德国的那些亦民亦兵的人们的心情作了对比，他说，这个德国，“在征服了许多地方以后，却不得不对面包、肉类、奶类、糖以及许多其他商品实行配给来开始这场战争”，它不但不能使其人民免于这类匮乏，反而把更多的责任强加在他们头上，使他们在民族问题上感到内疚。⁽³²⁾

这一外交上的遭遇战，通过再度把道德标准放在首要地位，提出了什么是法国明确的“战争目标”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冬季的几个月内又经过详细的讨论，而罗马教皇在1939年10月27日传阅的《教皇最高通谕》中，也通过强调要尊重条约这一点，为商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³³⁾与此同时，军备的问题，在这个“两次侵犯的间隙”——如这位总理所说的——也使法国政府花费了许多时间。

达拉第本人在重新武装的问题上所负的责任，也许比其他任何法国人要大。⁽³⁴⁾在法国，即使就一个国有化工业来说，要使其能适应军备上巨大扩充的需要，也还需要加以改组，但这项改组的工作却迟迟直到成立了一个军备部方才真正开始，而军备部的成立，则是法国已处于战争状态10天以后的事。新的部长拉乌尔·多特里是一个第一流的工程师，惯于从事大规模的经营。他又是一个保守分子和天主教徒，他的坦率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热忱博得了所有党派的公认。可是，他那种有条有理的作风和按部就班的做法，在早些日子虽然极为可贵，⁽³⁵⁾但要应付1939年秋季的紧急情况，却是过于从容，缓不济急了。政府先前已接到许多警告说，到1939年1月以后，法国军备工业将达到饱和点，除非改变原定计划，否则无法接受新的定货。然而直到任命多特里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向国外（在美国）大规模购货，而且甚至在那时，仍是着重购买原材料和机床，从美国的进口中，这些东西逐渐占到80%，可是在需要几千架飞机的情况下，定货却只有几百架。甚至在原有的工厂只要采用某种提高效率的方法就能大大增加产量时，这位部长还是宁愿造新厂。这样做法是冒着使法国丧失独立的危险来保护法国的工业。

第四节　法国对俄国入侵芬兰的反应

正如本卷其他部分已经叙述过的那样，⁽³⁶⁾苏联于1939年11月30日沿着芬兰的整个陆地边界发动了全面进攻，而且开始轰炸赫尔辛基。这件事立刻对法国的舆论产生了影响。11月30日，在这消息公布以前，达拉第已到国民议会去要求在紧急时期扩大总理的全部权力。⁽³⁷⁾他唱的老调是，自从9月1日以来，法国已经并且还在积聚军备和加强防务，在这背后，法国正在建立戴高乐（任雷诺及其友人这些主战派的军事顾问）所要求的快速“机动部队”，⁽³⁸⁾达拉第还说，如果德国破坏了这场“古怪的战争”在实际上休战的状态，法国将以牙还牙予以回击；可是法国决不要在西线主动挑起战争——这场战争将不是单靠军事行动所能决定胜负的。但是苏联在其同盟者攻打波兰以后紧接着就无缘无故地进攻芬兰一事，吓坏了全体法国人，使他们完全警觉起来，并且使他们在权衡了可能发生的种种新情况后，暂时取得了近乎一致的意见。内阁以内和内阁以外的主战派，都认为这种局势为切断德国必不可少的瑞典铁矿砂供应提供了机会，而且，如果同时能在斯堪的纳维亚获得基地的话，甚至还可威胁柏林。极右派看到自己怀疑同俄国结盟的价值得到了证实，他们希望把这场战事变成一场意识形态上的讨伐，并有可能说服意大利参加。左派（自然不包括共产党在内）急于表白，他们对侵略者的态度不因阶级而异，他们同其他任何爱国者一样是现实主义者，本着这种精神，他们施展其全部影响使苏联受到国际联盟的谴责，此后又使法国对芬兰的援助收到效果。因此，对达拉第说来——他执政18个月以来，除了同德国作战这件事以外，在国内为了应付批评他的人而一直打着防守战——这真是一次天赐的良机，能在作战努力的背后统一舆论，同时又使战事不在身旁发生，直到慢条斯理的法国重新武装的计划赶上战略形势的需要为止。

法国对德宣战书中写明的理想主义的动机，是“保卫波兰和捍卫国际联盟的原则”，蒙蔽了许多法国人的耳目，使之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即法国（同英国一样）已预料到自己不可避免要遭受进攻，正在采取公开的防御措施。坚持这种态度，就使芬兰的情况看来酷似波兰的情况，实际上却不同，但是这样做的作用，却是重新展开长期以来在最终同俄国结盟的价值这个问题上产生的争论，使反对这种同盟的人能利用下述强有力的理由：“这个野蛮的国家不仅道德十分败坏，而且衰老无力；因此，作为一个盟国，它是没有价值的，但作为一个敌国，它却很可能吸引住距离我们较近的另一个敌国的注意，直到后者满足了征服的欲望为止；然后我们就可能共同建立起大欧洲的新秩序。”

在这个阶段，同英国结盟的可靠性从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人们问道，既然俄国已经拒绝了美国在芬兰问题上进行调停的建议，⁽³⁹⁾假如法国把俄国当作敌国，这对美国的舆论将起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样做会使美国的支援增加呢，还是减少呢？

如果单纯从战略观点来估计，那么承认俄国对芬兰的进攻并没有危害到法国，甚至也没有威胁要危害法国，如果单从这场进攻为法国提供了对德国采取更有效的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点来加以判断，那么，就应当优先考虑利用由此而造成的局面，加紧封锁德国和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施加最大的外交压力，来切断瑞典的铁矿砂供应。法国人相信，在这样做时他们能指望得到美国政府和民主党的赞同。在法国，人们普遍认为，如果采取这种政策，俄国由于已经牢牢地保住了它的西北边界，或许会再发表一个中立声明，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样将使法国的主要敌人德国的注意力更加分散。

可是，如果目光看得远些，那就得承认，俄国人就其本身来说，是潜在的直接敌人，由于他们同德国结成同盟，因而又是事实上的间接敌人，这样，在盟国面前就摆着两条路：或是坚持不懈地消灭那个距离较近和更加不共戴天的伙伴，或是抓住这时出现的机会，打击其中那个较弱的伙伴，以拆散他们的合伙关系。如果像雷诺建议的那样，走第一条路，就有可能去袭击油田和铁矿（只要盟国力所能及，就同时进行）；但是轰炸高加索的油田，在这个阶段却不应进行，而对芬兰的援助数量虽大，也不应公开予以承认（正像先前对西班牙内战两方给予的援助不曾公开承认一样）。这样苏联就不会为了威信的缘故而被迫立刻宣战；然而，法国如表现出明明白白的主动性，那么可望削弱美国国内反对美国政府支持盟国的政策的那股势力，因为共和党已经在对俄国入侵芬兰大为愤慨了。

其他像弗朗丹那样的金融政治家和像魏刚（他已于12月初从中东到巴黎）那样的军人政治家，他们的目光仅限于成立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欧洲联邦，或者发动一场欧洲精神的天主教进军，向亚洲那些反对基督的邪教异端进行讨伐，⁽⁴⁰⁾他们认为，坚决作出努力，直接对付苏联，有可能赢得德国人的尊敬，有可能使德国武装部队转而反对俄国，并且，在意大利的支持下，还有可能使盟国在西方获致光荣的停战。假如决定采取这种政策，那么可能给予芬兰的任何援助就都应当公开地运出去，但是更为重要的战线却在中东，因为瑞典的铁矿砂对于德国的战时经济固然必不可少，但高加索的石油却是除了供应德国战争机器的需要之外，甚至对俄国平时的经济也是必不可少的——俄国的集体农庄制度完全依靠石油。因此，应当一面对芬兰提供十分迅速和大量的援助，以把局面从牵制那里的苏军转而击败苏军，并为防止俄国在中东先发制人，一面加速实行轰炸高加索油田和在萨洛尼卡登陆的计划。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主动行动，不会得不到美国两党的最大支持，以及南美各共和国，当然还有意大利的支持。

在12月19日于伦敦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甘末林将军对于波罗的海战线并不热心，尽管他在次日派了一个军事联络官到曼纳海姆陆军元帅的总司令部去。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中，表面上看不出有这样的疑虑。12月21日，它宣布赞成给予芬兰一切援助——尤其是逐渐过时的武器和弹药，甚至还有装甲车和飞机——只要交货的技术困难能够解决就行（第一批货物事实上于20日就已发出）。22日，达拉第向国民议会阐明了他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使法国人少流血，必须拒绝任何发动有计划的，尤其是时机未成熟的攻势的建议。人们在看到法、德这两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相对峙，各自呆在工事里无所举动，不禁大惑不解，而“古怪的战争”这个新名词，恰好表现出他们的这种心情。但是他们能抱怨吗？在1914年12月间，法国的伤亡人数共达45万人之多；而这次，截至11月30日，总共才伤亡了1 433人。⁽⁴¹⁾同时，甚至在国际联盟于12月14日作出决议开除俄国盟籍以前，⁽⁴²⁾对俄国宣战的问题，或者至少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就已在法国报纸上广泛地展开了详细的讨论。⁽⁴³⁾

到1940年1月初，两种轮廓鲜明的思想表现了出来。第一种思想由亨利·德·凯里利在《时代报》上作了概括：“不要去同俄国较量；一场战争已经够我们打的了。”这种看法得到了莱翁·勃鲁姆的支持，他在社会党办的《人民报》上提醒人们，德国仍然是主要的敌人。另一种思想的代表者是路易·马兰（右翼共和联盟的领袖）以及外交界的喉舌《费加罗报》与钢铁业巨头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喉舌《时报》（弗朗丹当时正为该报撰稿），强调对俄国开战在战略上和外交上的好处，认为俄国是“一个泥足巨人，是蛮横残暴而不是真正强大”。1月8日，《时报》向老牌的主战派乔治·芒代尔呼吁，要他承认“我国至高无上的安全要求我们同俄国绝交”，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殖民地”。《时报》在第二天的社论中把雷诺的话重复了一遍，要求拿出更大的“劲头”，它说：“封锁摩尔曼斯克只会有好处，这样做将有助于芬兰作出的决定转向正义和正确的一面，而海军在黑海上的行动，则使敖德萨受到盟国炮火的威胁，这将鼓励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遭到任何攻击时坚决不让步。”

由极右派发起的这个援助芬兰的要求，得到了中央党（弗朗丹）的赞同，在曼纳海姆防线开始受到攻击时，进而获得了激进社会党的同意，2月上半月在勃鲁姆与一个从前线回来的英国社会党代表团会晤后，又得到了社会党的支持，⁽⁴⁴⁾最后到2月中旬，又由法国总工会建议其会员加以采纳。1940年2月5日，在巴黎的一次最高作战会议上，达拉第曾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应当给予芬兰最大的援助，如果必要的话，还要劝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通力合作。这一点得到了赞同，但是计划未能实现，直到这场冬季战争在3月间由于芬兰投降而告结束时，盟国之间对这个问题仍未作出最后决定。⁽⁴⁵⁾随着俄国的胜利，由于它的侵略而造成的情况，即需要采取措施以使不同政见的法国人趋于一致，这种情况业已消失，此后有许多年未再出现过。

第五节　达拉第政府的垮台

芬—苏和约在1940年3月12日的签订，事实上给予达拉第致命的一击，结束了他对法国政府的不稳定的领导。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就人力使用问题经过冗长的辩论以后，政府曾获得一致的信任投票。在冬季，人们曾猛烈抨击从农庄和工厂抽出大批人力而结果却让这些人在前线或兵营中闲着无事可做的政策，并且日益提出要求，对于那些并非全部时间都在接受军事训练或者从事紧急军事任务的人，至少应当让他们回去春耕和春播，至于熟练的技术工人，则应让他们回到工厂去生产军火和军需物资。⁽⁴⁶⁾军备部长（多特里）一开头曾受到责备，因为他过多地征用了农村劳动力在兵工厂工作，但是他能证明军备工业中的工人，来自农村的至多只占1%，而且这门工业本身严重缺乏熟练工人。于是批评又转向臃肿不灵的战时政府，因为它除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免于应征⁽⁴⁷⁾）以外，还从生产岗位上雇用了过多的人员。此外，也对军队进行指责：说在征用家畜以供应部队食用和在征用马匹的工作中有混乱和贪污的现象；并说有过多的青年人在基地上担任着舒适的职位，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却在前线。将近2月底时，达拉第以国防部长的身分采取措施以稍稍平息这类怨言。军队指挥官接到命令，将每次至多30天的特别农忙假制度扩大实施到所有的军队（正在受训的部队除外），准假者可达部队人数的50%，同时使所有年龄在45岁至49岁之间的农业工人免服军役。属于前方部队中的第二类预备役的军人，也将由后方年纪较轻的人代替。

这些措施使政府得以答复那些批评它的人，并在3月份第一周内在国民议会中得到了他们的信任票；但在3月12日，国民议会要求就芬兰问题进行辩论，这件事肯定地意味着，政府由于盟国未能进行干涉，必将遭到猛烈的抨击。达拉第告诉国民议会说，法国将参加盟国的远征军，张伯伦在11日已宣布即将派远征军去芬兰，⁽⁴⁸⁾这样，达拉第就得以使这场辩论延期到芬—苏谈判见分晓后再进行。可是，在3月13日，即芬兰投降的第二天，达拉第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以赖伐尔为首的、非难他的参议院，赖伐尔自从4年前实际上弃政从商以来，第一次预兆不祥地行动起来了。芬兰防务的土崩瓦解，再度猛烈地掀起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战略上的争论，即究竟应把德国还是俄国当作主要的敌人。达拉第看到自己这时要对付的是政治花招而不是真正的舆论动向，就敏锐地坚持，一切质询，无论是芬兰问题，或是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均应在当时当地提出，不得休会，以免他的政敌借机集聚力量。随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激进社会党几乎占绝对多数的势力，表现在参议院以236票对零票宣布信任政府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也强烈要求它更有力地进行战争。不过，也有60票弃权，这暗示了相当程度的无言的不信任。⁽⁴⁹⁾

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参议院3月13日投票以后，总理将会着手在内阁中进行一些更动，这些更动至少足以使他不再兼挑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重担，让他能腾出身来倾全力于总的政策指导。人们认为，倘若先前有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法国在芬兰的严重外交失败可能避免，而在法国这时面临的新局面中，⁽⁵⁰⁾任命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比以往更有必要。人们可能期望的另一个变化，是任命一个情报部长：人们普遍批评检查制度在执行中的专横顽固，尤其在对待报界方面，尽管不久以前总理曾亲自过问此事，保证有政治评论的自由，⁽⁵¹⁾但是他长期来迟迟不任命一个能由议会召去质询的部长，却进一步激怒了这些人民的代表。此外，人们还责备他在12日的国民议会会议上避而不向议员们坦白说明芬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责备他从而实际上用欺诈的手段使有关芬兰问题的辩论休会。在他们看来，他在拒绝了国民议会要求进行辩论的建议之后，却同意在参议院展开辩论，这对他们不啻在伤害之外又加侮辱。

因此，当国民议会在3月19日开会时，达拉第所面临的乃是一个愤怒的会场。经过一次连续（没有间断）将近12个小时的秘密会议（一直开到20日凌晨），激进党的一项表示信任政府的决议以239票对1票通过，但是有300票弃权，其中包括社会党集团、弗朗丹的所谓“中央党”（左翼共和党）的全部议员以及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的大约1/4的议员。⁽⁵²⁾这一次的警告可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按照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两位议长的劝告，达拉第在当天即3月20日向共和国总统递交了他本人及其内阁的辞呈。⁽⁵³⁾

第六节　雷诺政府的组成

谁来接替达拉第当政府首脑，这一点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保罗·雷诺在报界的朋友们一直在领导这场运动，要求以更大的“劲头”来领导战争，这批才子们好久以来一直戏称他为“太子”。雷诺同出生于外省的达拉第迥然不同，“没有什么能深深地打动他，正像没有什么能打动那些生在巴黎的人一样”。⁽⁵⁴⁾他的头脑生来就灵活，又在“工艺学校”受过严格的理性主义训练，他坚信只要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精力，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更确切地说，凡是能够按照逻辑解决的事，就也能够在物质和社会的领域内得到解决。他这种本质上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爱好当众发挥其出色的雄辩口才的习惯，使他的同伴们目眩神迷，也吸引住了其他的“工艺学校的人”，⁽⁵⁵⁾但是在一些不是那么聪明机智的人看来，雷诺却只不过是镁光照明弹发出的一道寒光罢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人们通常对他是羡慕而不是喜欢，甚至也不是尊敬，连那些最最拥护他的人，往往也是从他同自己事业的关系来考虑怎样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或者决定法国命运的人。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雷诺早就在其中察觉出逻辑上的缺点，并且立刻臆测到其可悲的后果。

雷诺原先是代表他在下阿尔卑斯的故乡的议员，这时是巴黎布尔斯选区的代表。他在1935年12月底由于反对霍尔—赖伐尔计划⁽⁵⁶⁾和拥护集体安全的政策而脱离了弗朗丹的左翼共和党以后，到这时已有好些时候保持着自由身分，去潜心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和在国民议会中充当戴高乐军事理论的代言人。由于这些原因，他既受到左翼，尤其是保罗·富尔领导下的和平主义派别的怀疑，又（同芒代尔一起）由于反对慕尼黑协定的立场，而受到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的怀疑，这种立场自然而然也引起了激进社会党及其主席达拉第的不快。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他很可能在挑选部长人选时，单单根据他们的能力，根据他们是否已经受过考验忠于他，或者估计会忠于他，来决定取舍。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宁可沿用党派政治的惯常做法（他在这方面丝毫不内行），并且企图像达拉第在1934年那样，把内阁组成得像是议会的一个缩影。他能够组成内阁，要大大感谢莱翁·勃鲁姆的宽宏大量，后者本人虽然不愿担任职务以免激怒右翼，可是却让6个追随者参加内阁（有3人担任部长），并且答应在国民议会中给予全力支持。至于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雷诺只给了它一个海军部副部长的职位。

批评达拉第的人们先前曾要求成立一个小型的、紧密团结的战时内阁，这个内阁通过经常举行会议，至少应能像一个工作过度的总理——他兼任两个部长，有脱离内阁和国民议会的倾向——同样迅速地作出决定。为了满足这个要求，雷诺在提出他的新班子时（他急欲尽可能讨好很多方面，把人数从18名扩充到35名），宣布其中有8人将作为战时核心内阁⁽⁵⁷⁾每周开会三次，此外，各部之间的经济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为了响应进一步的要求，应有更大的洞察力来处理外交事务，新总理决定把这个部长职位留给他自己兼任；⁽⁵⁸⁾与此同时，又说服德·蒙齐留任市政工程部长。最后，达拉第本人也未经多少劝说就留任国防部长。⁽⁵⁹⁾

人们看到，雷诺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这份内阁名单时，⁽⁶⁰⁾神态紧张而不自然，一反常态，在过去，他在那里经常是骄横自负，盛气凌人的。他这时62岁，第一次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出现。他的简洁练达的内阁声明，能言善辩，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得力于高乃依，⁽⁶¹⁾而不是得力于国民议会所喜欢的那种更热情、更有个人特色、更流畅奔放的文体。雷诺说，法国进行的是总体战。敌人“从苏联的背叛中得到了帮助”，正在把斗争推向一切能够料想得到的方面，在打击的同时，还伴之以可憎的恶魔般的破坏。因此，法国也要全力以赴孤注一掷：战胜就挽救了一切，而屈服就失去了一切。在结束演说时，他说，他的政府的目的，是“激励、集中、指导法国的全部精力于战争并获得胜利；镇压一切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叛国行为”。他说，法国人将由于知道有“本国和帝国的巨大资源”而获得勇气；他们将坚定地密切注意他们的“令人钦佩的盟国”；他们的思想将“念念于法国的永恒的天才”。议会很不耐烦地听取了这个声明。尽管雷诺提到“苏联的背叛”，但是他吸收社会党党员入阁一事仍然受到了右翼的指责，说他又在走回人民阵线的老路：为了报复，右翼就联合大多数激进社会党党员，指控雷诺串通勃鲁姆推翻了达拉第（顺便提一下，达拉第同意参加新内阁的事，他自己一派的人事先并不知情）。对于这种“预先制造好的危机”的说法，勃鲁姆以雄辩的言词愤怒地予以驳斥，可是他的话虽然驳倒了对方的论点，却丝毫未能使那些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平息怒气。事实是，随着抗议的信件从各个选区纷至沓来——在这些信中（尤其在农村选区的来信中），激进党领袖的个人威望仍然很高——国民议会正在开始后悔它迁怒于达拉第的做法不对：事实上，对于芬兰的瓦解，法国国内当时的反应根本不像巴黎报界的夸大宣传和一些打着如意算盘的小集团曾经设想的那样混乱。事情变得很清楚，雷诺内阁只有达拉第支持，才能维持下去，但也不会维持得更久。至少，右翼人士的悔恨，流露了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愤怒心情之几乎轻浮的冲动：他们先前的批评，实质上是反对法国未能做到向苏俄宣战。⁽⁶²⁾

在答辩时，雷诺为他的内阁的规模（激进党进行批评的主要目标）辩护，提到了今后要求内阁处理的工作是繁重的。⁽⁶³⁾他宣布将继续执行前任的政策，努力使法国人少牺牲（这时有些人鼓掌）；他作出保证，要在法、英阵营内，把那些使两国的经济，也许甚至还有财政分割开来的障碍一个一个地排除掉，希望其他国家有可能聚集在这个合作核心的周围。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有必要使这些国家看到一幅新欧洲的美景，而不仅仅是恢复战争以前的原状。⁽⁶⁴⁾

在投信任票时，新政府以268票赞成、156票反对和111票弃权（共和联盟和激进社会党）获得通过：这就是说，实际上只有1票多数。⁽⁶⁵⁾雷诺立刻召集内阁会议，要求全体阁员，尤其是10名激进社会党阁员表明立场。这批人退出了会场，达拉第（在内阁投票时，他由于出席参议院欢迎他的仪式而未在场）极力主张他们全体辞职。但是肖当、康平希、克耶、拉穆勒指出，这样做将意味着同社会党决裂，到下次选举时将造成灾难；于是他们决定留任，但在两星期内阐明立场。雷诺得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坚持干下去；在国民议会下次于4月2日开会以前，他还有整整9天的时间可以活动。

在议会中得到的这次险胜，此刻必须在外交领域内取得更加引人瞩目的成就来加以巩固。雷诺的第一个行动具有双重的目的：一是恢复张伯伦的计划（1939年12月被法国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搁置了起来），这个计划要求法、英两国政府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说明任何一方不得单独议和；二是采用赞扬、鼓励的办法，来恢复英国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从9月以来一直极力主张的计划，在挪威领海内敷设水雷，以制止其继续被德国船只滥用。因此，应雷诺的要求，最高作战会议于1940年3月28日在伦敦开会。雷诺并不向英国首相讳言，对他个人来说，完成这些任务以使法国的反对党哑口无言，是何等的重要；他得以对这第一个步骤深为满意地回到了巴黎。最高作战会议已决定正式对运送铁矿砂的航线布雷，并使法、英军队做好准备，假使德国进行回击，就占领纳尔维克；会议发表的公报以一篇联合声明作结束，大意是两个盟国均不得单独谋和或签订和约，声明中包含有一个协议，规定对于德国可能直接或通过第三者向它们提出的任何和平建议，都要预先经过共同讨论，在此基础上来执行对安全的“明确保证”，以对付一个战败的德国，⁽⁶⁶⁾声明中还保证在战后继续维持这个同盟，使之成为重建欧洲的核心。这样，雷诺由于此时已使英、法之间的关系除了12月间单纯在财政金融上的团结以外，又进而在政治上得到了加强，因此就能实现3月22日他在国民议会中演说时所作的预言。这一切在他回国后都作了充分的宣传。

不幸的是，雷诺虽然由于掌握了总的战争形势而得以深深地打动最高作战会议这样一个机构，但是他在着手对原有的各项计划的制订者展开批评以前，却没有花功夫去详尽了解这些计划的细节，因此，当他要求这些人拿出更大的劲头时，甘末林就不厌其烦地大谈其细节问题，而达拉第则报之以愠怒或嘲讽。事实上，雷诺从一开始就下决心要以魏刚来代替甘末林，但是如果不同达拉第争吵并从而失去激进社会党的选票，他就无法作出这一更动；因为达拉第支持甘末林，并且决意不放弃他由于担任国防部长而在内阁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内阁实际上有两个首领，⁽⁶⁷⁾其中那个挂名的首领虽然总的说来在大多数问题上是做得正确的，但是却未能使同僚们对他的诚意或对他的见识和判断的正确可靠产生任何的信任。

不过，内阁之外的情况却证明了雷诺最初的估计是正确的。虽然在挪威领海内的航道上布雷以后，德国人紧跟着就侵入了丹麦和挪威（4月8—9日），但是已经决定由英国方面，尤其是英国海军予以反击，4月13日获悉，英国军舰已强渡纳尔维克峡湾，这时控制了那个港口。法国方面认为，西方的战线又可免于开辟，战争仍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法国人的生命正在被保全下来，同时由于没有进行陆战不需供应大量军备，故而重整军备的工作直到那时为止也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不曾中断。4月4日，激进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的执行委员会已批准了雷诺的政策，而在纳尔维克传来了消息（报道得比实际的情况更乐观）以后，雷诺在这一群反对党中间所得到的成功，又于16日、17日、18日在参议院和19日在国民议会的秘密会议上重复了几次。雷诺已经成功地投身进去；这时，他又在努力利用挪威做他后盾重新团结法兰西民族，正如先前达拉第曾经努力利用芬兰为他自己起到同样的作用一样，他准备提供同样多的人力和物资，把这一仗打赢。

但是，事情逐渐变得明显起来，由于一开始时对于是否要冒着风险去侵犯中立国家的权利或者采取任何其他的进攻行动犹豫不决，这就等于宣告盟国将在斯堪的纳维亚失败，正如它们在芬兰已经失败了一样。对挪威领海内航道上布雷的事延误了过久，而对德国人必然会产生的反应也未充分准备好如何予以回击。当盟国终于发觉到德国的目标有多么大时，它们就暂时放弃了夺取并守住纳尔维克的企图，⁽⁶⁸⁾而赞成在特隆赫姆采取规模更大的行动计划。到了月底，这个企图也不得不放弃。随着盟国军队开始从挪威撤退，英国议会和公众舆论长期以来隐而不露的不安心情，先是表现在投不信任票上，后来，在5月10日荷兰和比利时遭受入侵的消息传来后，又表现在完全抛弃了张伯伦内阁。在同一天，法国也因内阁危机而处在痛苦之中。上一天晚间，雷诺曾向阁僚们提议解除甘末林的法国陆军总司令和盟国陆军最高统帅的职务，达拉第拒不同意，于是雷诺就向共和国总统提出他的政府辞职。经过决定，这件事应保守秘密至新政府组成，到10日，在听到德国行动的消息后，雷诺撤回了辞呈，并暂时打消了更换甘末林的念头。⁽⁶⁹⁾因此，当战争终于打到西线时，正在领导法国的那个人却是一个远不能孚众望的总理，他对自己内阁的阁员不怎么信任，同时也不能得到他们——尤其是他的国防部长——的信任；而正在指挥法国武装部队的人则是一个穷于应付、军费支绌的最高统帅，他的防务计划在新闻记者中是无人不知的，⁽⁷⁰⁾最重要的是，法国进行抵抗的斗志，正在被萎靡消沉、冷嘲热讽、自欺自哄的反对党逐渐地消磨掉，这批人认为，似将来临的这场灾难，看来并不像是一次极其艰苦的考验，而像是一种解脱自己和履行诺言的方法。

(1)　见《概览，1938年》，第2卷，第84页。

(2)　这是肖当第18次担任部长，克耶第20次担任部长，萨罗第30次担任部长。

(3)　D·W·布罗根；《近代法国的发展》（D.W．Broga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rance），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0年版，第723页。

(4)　A·西格弗里德；《法国政党一览》（A．Siegfried: Tableau des partis en France），巴黎，格拉塞，1931年版，第139页。

(5)　激进社会党在参议院称左翼民主党，在314个席位中占150席。

(6)　见下文，原著第177页。

(7)　9月8日从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发回的一封信，报告说博内仍在努力寻求同德国议和的基础，可能有墨索里尼从中帮忙（《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5号），而意大利驻巴黎大使在10月2日也谈到“法国内阁中的媾和倾向”（同上书，第180号）。

(8)　他于1940年6月22日和达拉第及其他国民议会议员刚到北非就遭逮捕，他被押送至维希，再转往布痕瓦尔德，然后作为菲利普·昂里奥之死的人质移交给达尔南的民团，于1944年7月7日在凡尔赛附近从一所监狱解往另一所监狱时，途中被“官方”杀害〔参阅保罗·科布朗；《乔治·芒代尔》（Paul Coblentz: Georges Mandel），巴黎，贝利埃出版社，1946年版，第225—242页〕。

(9)　法籍犹太军官德雷菲斯（Dreyfus）于1894年因法国反动军人诬告犯间谍罪，被法庭判处终身苦役的案件。此案发展成为法国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尖锐斗争，在舆论压迫下，德雷菲斯获释，1906年复职。——译者

(10)　罗特希尔德家族，是欧洲闻名的犹太银行财阀。因此在德雷菲斯案件掀起的反犹浪潮中，芒代尔不愿用他父亲的犹太姓。——译者

(11)　路易·马兰和尚普蒂埃·德·里贝斯这样一些右翼人士，即使不（像激进社会党那样）善于判断国家将支持什么，却善于判断什么是国家的最永久的利益所在。

(12)　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法国寓言作家和诗人。——译者

(13)　丹麦作家安徒生童话中的一个孩子，小时候被家里人看不起，长大后却出人头地。——译者

(14)　经过天主教小说家乔治·贝纳诺斯使用而流传的警句。

(15)　见下文，原著第320页注②（即本书第439页注①。——译者）。

(16)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Survey for 1939—1946: The Middle East during the War），第444—445页。

(17)　参阅乔治·博内；《欧洲的结局》（Georges Bonnet：Fin d'une Europe，日内瓦，飞马出版社，1948年版），第379—380页；并参阅《时报》，1939年12月18日。

(18)　约瑟夫·保罗–邦库尔；《两次大战之间》（Joseph Paul-Boncour: Entre deux guerres），纽约，布伦塔诺，1946年版，第3卷，第162页。

(19)　丘吉尔，第1卷，第324—325页；美国版，第1卷，第415—416页。

(20)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496页以后。

(21)　见下文，原著第219—220页。

(22)　见下文，原著第234页。

(23)　丘吉尔，第1卷，第593页；美国版，第1卷，第741页；又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第13—14页。

(24)　见下文，原著第234页。

(25)　外交部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在幕后对法国外交政策的执行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直到他在1940年5月被雷诺免职为止（见下文，原著第192页）。

(26)　见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76页；参阅《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175页。

(27)　《时报》，1939年9月6日。

(28)　这篇演说的详细内容，见上文，原著第99—100页。

(29)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569页以后。

(30)　关于这次演说的比较全面的报道，见上文，原著第100页。

(31)　见《时报》，1939年10月12日。

(32)　雷诺在一个月以后广播时，有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德国的这些战争准备，不如说是表现其力量和决心（雷诺；《混战方酣》，第343页）。

(33)　在冬季，对法国战争目标的讨论，集中在成立一个欧洲联邦的想法上。这个想法由雷诺及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提出。支持者中也包括雅克·马里坦，他认为这个概念使西方文明的价值有机会得到鲜明、有力的表现〔见他的《论政治上的正义》（Jacques Maritain: De la justice politique），巴黎，普隆，1940年版〕。鼓吹欧洲联邦的人期待成立一个庞大的自由贸易单元，其面积（包括德国在内）至少要大于苏联，而人口则比苏联多1／3〔例如，见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为勋爵）的《组织联邦以求和平吗？》（Sir William Beveridge，Peace by Federation？）一书，该书于1940年2月写成，8月间在英、法两国的联邦制拥护者于巴黎开会后出版（伦敦，联邦同盟社版）〕。人们希望，美国将准备全力支持这样一个联邦的内部组织和保护它不受俄国的侵犯。当萨姆纳·韦尔斯在他的欧洲之行（见下文，原著第455页）中于1940年3月访问巴黎时，达拉第和雷诺都向他保证，限制性贸易条款的废除——这是韦尔斯正在建议的——为12月13日与英国缔结一项财政协定奠定了基础，法国政府希望，其他国家以后也会参加这个协定。

(34)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697—698页，第710—711页。

(35)　法国军备生产的70%集中在巴黎地区，因为那里有劳动力供应。然而，这个地区非常容易受到敌人攻击。早在1935年就已决定疏散，但计划丝毫没有实现。

(36)　见上文，原著第73页以后。

(37)　这个要求引起了许多批评，因为人们担心，权力最终可能落入歹人手中。社会党拒不投票，但达拉第仍以318票对175票获胜。

(38)　雷诺的《法国军事问题》（Reynaud，Le Problème Militaire Franèais，1937年版）一书中的军事部分，据说是戴高乐执笔的（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553页注③）。戴高乐认为，需要有机动的装甲部队，由受过高级训练的职业军人指挥，他的这些观点在1934年出版的他本人所写的《建立职业军队》（Vers l'armée de métier）一书中已经作了详细的阐述（见同上书，第549—550页）。

(39)　见上文，原著第73页注④（即本书第105页注②。——译者）。

(40)　流亡到巴黎的波兰难民能说会道，在加强这种观点上起了很大作用。

(41)　1939年12月9日，第一名英国士兵在法国阵亡，到圣诞节时，又损失两名〔J·F·C·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战》（J.F.C．Fuller: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艾尔与斯波蒂斯伍德，1948年版，第55页〕。

(42)　见上文，原著第75—76页。

(43)　报上指出，断交的一个好处将是再也不让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太太平平地指挥法国共产党的活动，人们这时普遍认为，这个党是既为柏林又为莫斯科工作的第五纵队（里宾特洛甫对这一点的证词，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501号。当时他正在同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商量施加“影响……于法国共产党人”的可能性）。12月21日，国民议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将其副主席加布里埃尔·佩里和秘书弗洛里蒙·邦泰免职，这两人都是共产党员；1940年1月16日，国民议会的共产党议员被撤销了他们作为议员的特权。可是，人们认为，单单使共产党议员失去法律保护，而对那些向他们发号施令的人仍然听之任之，那是无济于事的。至于苏联商务代办处，事实上早在1940年2月就遭到了搜查。

(44)　勃鲁姆当时曾说过：“如果芬兰的抵抗被打垮，将有一股巨大的怒潮席卷法国”〔《人民报》（Populaire），1940年2月13日〕。

(45)　见丘吉尔，第1卷，第442—443页；美国版，第1卷，第560页。关于英、法就干涉芬兰战争而进行的商谈，见上文，原著第77页以后。

(46)　这种使几百万法国青年闲着几个月没事干的情况，以至建立一支庞大的、然而武器和运输工具均告不足的征兵制军队的原则，戴高乐曾撰文强烈批评，他自己把这篇文章印了若干份，于1月底有选择地发给一些人，其中包括甘末林、魏刚、乔治等将领，以及达拉第和雷诺。在这篇文章中，戴高乐将早先一件备忘录（1939年11月11日）的内容加以发挥，从德国武装部队在波兰的胜利中得出结论（他认为这件事证明了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并再度恳求建立一些装备齐全的、高度机动化的装甲部队。

(47)　虽然有了战时国家组织法（见上文，原著第169页），但是1939年夏季的动员工作仍然过于草率和过于笼统，另外，政府各部门由于工作人员不可缺少而提出留守的要求，在一开始也比私营企业所提出的类似要求得到相当优先的考虑。

(48)　为何在这个为时很晚的阶段作出这一决定，其动机见下文，原著第260—262页。

(49)　雷诺；《混战方酣》，第375页。

(50)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3月18日会见（见下文，原著第237—238页），法国的舆论注意到了这两个独裁者在这个关头举行会谈的重要意义。

(51)　第一个结果是要求按照雷诺和戴高乐的方式采取行动：“盟国必须无所不在，能攻则攻，要寻找和发现新的战场，使其巨大的兵力能够在那里部署调度；要主动打仗，而不仅仅是被动应付；要在敌人采取行动以前先发制人，而不仅仅是予以回击；要毫无例外地同一切敌人作战；要同俄国绝交”（《时报》，1940年3月15日和16日）。《法国行动报》（Action Franèaise）则建议由贝当元帅组成政府。成立一个贝当政府（真正的权力将掌握在赖伐尔及其一伙的手中）的可能性，从上一年秋季以来一直是“沙龙中谈论的话题”。

(52)　见雷诺；《混战方酣》，第375—376页。路易·马兰本人却投了达拉第一票。

(53)　雷诺《混战方酣》把达拉第下台的日期误作21日。

(54)　埃莱因·利翁：“保罗·雷诺；个人的印象”〔（Aline Lion：“Paul Reynaud: a personal impression”），《小报》（Tablet），1940年6月8日〕。

(55)　尽管不是没有例外——至少勒布伦总统对于不得不找他的这位工艺学校同学担任最高作战会议的主席一事是不自在的，要是英国政府肯接受博内或德·蒙齐担任此职，勒布伦根本不会去找雷诺。

(56)　霍尔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霍尔—赖伐尔计划准备让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因遭反对而作罢。——译者

(57)　内阁的连续性由于下面这一点得到了保证，这就是，除了拉穆勒接替雷诺主持财政部和除了洛朗–埃纳克主持空军以外，其余的人全是上一届内阁的阁员。副总理、国防部长、海军部长、军备部长、殖民部长都留任原职。

(58)　过去能从内阁内部来批评达拉第处理外交事务不当的博内，被排除出新政府，他此后只得在国民议会中进行公开批评。

(59)　达拉第在3月21日晚间说明了他决定留任的原因，他说，总之还是不让雷诺单干为妙。在这以前，他曾发表意见认为这种联合是不能持久的〔阿纳托尔·德·蒙齐；《往事》（Anatole de Monzie；Ci-devant），巴黎，弗拉马里翁，1931年版（原文如此，年份恐误。——译者），第204页〕。可以设想，他的动机中包含着如下的希望；时刻提防雷诺，并在一旦发生任何进一步的变化时，可以亲自在场。这样的设想看来是合理的。

(60)　原文见《时报》，1940年3月24日。雷诺（《混战方酣》，第378页）又把发表这次演说的日期误作3月23日。

(61)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国悲剧作家。——译者

(62)　参阅费尔南–洛朗（共和联盟）在同一场辩论中的观点，他认为必须抓住出现的任何机会来打击俄国——这场战争的事实上的作俑者（《时报》，1940年3月24日）。

(63)　丘吉尔说过（丘吉尔，第2卷，第11页；美国版，第2卷，第11页），“当时〔1940年5月中旬〕的英国内阁拥有60至70名政府大臣。”把他和雷诺的话对照来看，是很有趣的。

(64)　新任的商业部副国务秘书为阿莫里·德·拉·格朗热，他被新闻界誉为“同英帝国和美国在商业上打交道的行家”。

(65)　雷诺；《混战方酣》，第379页。

(66)　保罗·博杜安；《从政九月》（Paul Baudouin: Neuf mois au gouvernment，巴黎，圆桌出版社，1948年版），第18页。

(67)　博杜安于3月22日向新任总理指出了这一点（《从政九月》，第12页）。达拉第不论是任总理，还是任国防部长，都不把他得到的军事情报告诉他的同僚；所以要建立小型的战时内阁，原因即在于此，其目的在迫使他把这些情报公开。直到德国人侵入法国领土以后，雷诺才得把这个受到他怀疑的对手撵走，而且甚至到那时，他也全靠诉诸共和国总统才得成功（见下文，原著第191页）。

(68)　纳尔维克确是被贝图阿尔将军率领的一支法、英、挪、波混合军于5月28日即敦刻尔克撤退的那天占领；但是随后不得不立刻撤出。盟国对挪威的政策，又见上文，原著第112—118页及下文，原著第264—265页。

(69)　雷诺；《混战方酣》，第409页以后。

(70)　的确，根据1949年2月10日《每日电讯报》刊登的詹姆斯·W·德劳贝尔的一封来信，这个计划是当时士兵们平常聊天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