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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1942—1945年的日本外交
第一节 日本、德国和苏联
日本与其轴心国伙伴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表面上受到它们在1942年12月11日所订条约的支配。条约规定了三国将“以一切可以采用的有力手段共同战斗”，直至战胜英国和美国为止。他们保证“如果没有相互的完全谅解”，不对英国和美国单独休战或媾和。它们也都同意在战争胜利后，在以1940年9月27日三国公约为基础建立的世界新秩序中，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1)
根据该公约，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而其他两方也同样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领导权。三国同意在努力建立各自的新秩序方面进行合作，并在它们中间任何一方受到未卷入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的攻击时，务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互相援助，但明确规定本条款对苏联不起作用。三国公约还规定建立联合技术委员会来讨论有关执行公约的细节问题。
在这些政治协议之外，还补充了一项军事协定。这项军事协定是1942年1月18日在柏林签订的，签字的有凯特尔将军、马拉斯将军（根据三国公约建立的三国军事委员会的意大利首席委员）以及日本的坂西将军和野村直邦海军大将，他们分别为驻德国首都的陆军和海军武官。(2)当时的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后来宣称这项协定是对他保密的。协定规定了日本作为一方，德国和意大利作为另一方的军事行动范围。(3)日本的范围是“自东经70度左右向东到美洲大陆西海岸的海域，以及位于以上海域中的大陆和岛屿——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新西兰”。(4)它还包括大约同一经度以东的大片亚洲陆地。但是，日本根据以后和其盟国的协议，可以超出这个协定中所规定的区域。
协议还规定，如果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力量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地区进行活动，日本将派出部分海军前去同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会合。反过来，如果英美海军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地区，那么，这两个欧洲盟国的部分海军也将派到太平洋来帮助日本。1月18日的协定还规定，三国公约国在计划和执行重要军事行动方面要保持联络，并交换军事情报。他们还要在进行经济战争中以及发展德、意、日空中和海上交通中共同合作。(5)
但是，尽管有这些条约，德国和日本都选择了单独进行战争的做法。两国都各自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标，很少关心其盟国在做什么以及自己的行动对盟国的利益影响如何。例如，从1940年12月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这段时期内任德国驻东京大使馆陆军武官的冯·克雷奇默尔在东京法庭上说，在太平洋战争前和太平洋战争期间，德国和日本之间不够开诚布公。他本人并不知道德国打算在1941年进攻苏联。他还接到指示，如果日本参谋部问起有关这事时应进行辟谣。日本人也同样不告诉他日本人的战争计划，包括对珍珠港的袭击在内。克雷奇默尔说，事情发生时，“德国不得不尽量设法应付1941年12月8日日本制造的局面，正如日本不得不迁就德国在1941年6月22日所制造的局面一样。”(6)
这种事态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存在。三国公约中曾规定，应在柏林和东京两地各建立一个旨在交换军事、经济和一般性情报的委员会。克雷奇默尔声称，在东京只举行过两次会议，一次在1943年墨索里尼即将倒台前，另外一次是在1944年。在这两个场合，日本人对他们的德国和意大利同事作了一次对太平洋形势的纯粹宣传性的叙述。(7)
一个日本证人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讲述了一个关于柏林委员会的同样的情节。他就是小松将军，1941—1943年期间曾在柏林任助理武官，后来继坂西将军任正式武官。小松声称，柏林的三国委员会在1941—1943年初开了“两三次会”，在这些会议上，德国人对他们的军事形势和前途作了乐观的叙述。根据小松回忆，以后再没有开过会。(8)
冯·克雷奇默尔说，他曾试图使双方真诚地说明自己的处境并有效地进行合作，但是没有成功。“我为敦促德国和日本最高统帅部更密切合作所作的努力全都失败了。看来两国的最高司令部都一心一意只管自己打仗。”(9)
其原因之一是联合行动有实际困难。除了通过潜艇，以及偶然突破海上封锁的船只外，欧洲轴心国无法和它们的东方盟国通过海上进行联系，而德苏战争又排除了陆上联系的全部可能性。它们本来也许还可通过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取得空中联系，尽管这是有危险的。电报通讯是可能的，但是有被人截取和破译的危险。
考虑到这一障碍的严重性，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并没有尽更大的努力来协调它们的战争行动以便互相建立联系，正像它们根据1942年1月8日的协定所规定的那样去做呢？那年春天，有个很好的机会摆在日本人面前。海军大将南云冲进印度洋，那里的英国舰队由于在力量上大大不如日本海军，撤退到了东非洋面。印度洋的控制权似乎落在日本人手中了。1942年4月15日，丘吉尔警告罗斯福，日本海军对西印度洋的控制“将造成我们在中东整个局势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这样就阻止了我们去中东和印度的海上运输，并且还由于中断了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没有石油，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无论是海上或陆上的地位。”(10)就在那时，德国人盼望着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3月23日，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日本应占领锡兰并在马达加斯加取得基地。(11)德国人非常愿意让日本超越其原定范围的界限，进攻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部队手中的这个法属大岛。日本的这一行动将和隆美尔在的黎波里的进军以及德国即将对俄国南部和高加索的进攻相配合。日本如果切断了英国经红海达埃及的交通线，从而有利于强悍的非洲军团的挺进，那么很有可能同它的轴心国伙伴会合。
但是，日本并没有这样做。海军大将南云率领他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舰队回到了日本，印度洋上就没有再出现过一支相当强的日本海军力量。日本舰队后来行动时，是向太平洋前进得更加深远，也就是向远离它的欧洲同盟者的方向前进。接着日本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战役中的失败，使日本海军失去了攻击力量。这时，日本被削弱到进行战略防御了；在企图救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日本军队时，它更加消耗了自己的力量。虽然这不过是事后聪明，说来容易，但现在看来，如果日本当时能满足于战争初期它在太平洋地区得到的利益，而在印度洋上进行一次可能成为决定性的打击，那才是日本的上策。由于日本没有这样做，德国和日本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很薄弱的。1942年夏，德国军械专家尼默勒上校乘着一艘德国船胜利地通过了同盟国两面夹攻的封锁线而来到日本。但是，他无法再回去了，因此他留下来专门组织那些被切断归路留在日本的德国工程师，把他们编成一组，在军备生产方面给予日本技术帮助。(12)除了做其他事情以外，他们还帮助日本人生产雷达设备，并组织他们的防空保卫工作。即使这样，日本也还不能在技术方面跟上最新的发展。在这方面，他们还远远地落后于自己的敌人，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惟一的其他合作行动是，曾经有一些德国潜艇被派遣到印度洋和太平洋。他们的船员同日本人相处得不好，特别是在战争的后几年中，那时日本油船的损失和储备油的耗尽，使德国潜艇指挥员很难得到其同盟者的石油供应。(13)1943年德国人迫切要求日本人在德国潜艇战役中合作，派出他们的潜艇部队去袭击同盟国的商船，而不是袭击军舰。但是，日本的潜艇并不是为这个目的设计的，他们的船员也缺乏必要的作战训练。因此，1943年春，希特勒给了日本两艘德国潜艇，用来作为日本建造新潜艇的样品。(14)然而此事效果很小，这与其说是日本海军不愿意，还不如说日本海军没有能力建立和训练一支能有效地攻击商船的潜艇舰队。确实是这样，他们在失去海面控制权后，竟然把自己的潜艇用作运输工具，以竭力维持对他们在太平洋岛屿上已被孤立的部队的供应。
在德国和日本之间没有做到真正有效的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各自在心里怀疑和不信任对方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的几年里，就有足够的证据。日本在1937年进攻中国，德国起初是不赞成的，而日本则强烈抗议德国人卖武器给中国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在蒋介石军队中活动。1938年德国在这些事情上向日本作出让步，站到了日本一边，但结果发现并没有得到它想要的报偿——它希望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给予德国工商业特惠地位。1938—1939年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的三国联盟谈判失败，因为日本不愿意严格承担义务保证对英国和法国作战。于是，德国暂时抛弃日本，不让日本知道德苏互不侵犯协定谈判成功。签订这一协定的消息使日本感到非常恼怒，并且导致当时的日本政府倒台。的确，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曾经一度有过恢复友好关系的趋势。1940年夏天，当德国似乎肯定会在欧洲取得胜利的时候，日本人很担心，惟恐德国会谋求荷属东印度群岛作为其战利品的一部分。根据1940年9月缔结的三国公约，德国承认了日本在东亚的霸权。这个公约暂时减轻了日本的担忧。但是，德国人已经表明，日本人也曾希望，这个公约的缔结将促进苏联放弃它对自由中国的外交上的支持，并成为三国公约国的朋友。当情况并非如此，而德国完全改变了其政策并进攻苏联时，日本再次感到惊讶和恼怒。日本拒绝照德国那样做；在和美国的会谈中，如果能够使美国按照日本所希望的方式解决远东问题，那么即使不是在形式上，至少在实际上，日本是会抛弃三国公约的。当日本没有能达到目的时，它没有和德国商量，自己作出了作战的决定。而且，东京意识到德国有可能拒绝正式和美国开战，但这并没有影响日本的作战决定。希特勒决定对美作战，显然不是为了顾及日本，而是为了想借此放手派其潜艇部队给予英美海上交通以决定性的打击。
希特勒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最初胜利的反应是：既为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受挫感到高兴，又为以后白种人在亚洲的威信降低感到忧虑。的确，在纳粹德国这个北欧日耳曼民族优越观的拥护者，和日本这个自命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亚洲捍卫者，这两个同盟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1942年1月27日，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美国正在拼命想使我们卷入有关种族问题的讨论中去，特别是关于日本。……我甚至已经禁止德国新闻界提到这些相当棘手和微妙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对日本和东亚问题的立场是相当不坚定的，因为我们在种族观点方面的意见是不可调和的。(15)
戈培尔写道：他曾被迫采取“有力措施”去阻止在德国进行关于黄祸的任何讨论。(16)他谈到了希特勒对于白种人在东亚遭受的重大损失深表遗憾。(17)根据冯·哈塞尔的《日记》，据说希特勒在1942年3月曾经说过，他将乐意派遣20个师去帮助英国击退黄种人。(18)无论他是否确实表达过这种意见，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真实感觉，而且很多德国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德国并不真正希望看到日本在亚洲胜利，而日本也担心在欧洲已占优势的德国今后在远东会谋求些什么。
可是，希特勒像他的主要对手丘吉尔和罗斯福一样，的确是从总体上来看世界冲突的，并且把握了全球的战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和他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经几次警告日本人，三国公约国必须坚定地站在一起，否则它们将被各个击败。但是，日本的眼光比较短浅。日本的战略家似乎曾经认为，并且心里希望，西方几个大国会自相残杀到大家筋疲力尽为止。这样就能够使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巩固其既得利益。因此，日本人宁可打自己的仗，而让其他轴心国打它们的仗。1940年三国公约缔结后，德国人曾经迫切要求日本人参加反对英国的战争，并进攻新加坡。虽然日本大本营那时口头上答应照此建议办理，但心里决意按兵不动，除非德国真能入侵和征服英国，那时再作考虑。甚至连叫喊得最响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1941年春访问希特勒时，也在这方面回避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尽管他表示他个人是热烈赞同这个意见的。
接着，德国进攻苏联，这在德国和日本政府之间引起了持久的政策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的隔阂也就扩大了。也许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德国和日本在1942—1945年期间缺乏合作的最主要原因。最初，希特勒以为他能迅速地压倒苏联——的确，在同盟国军界中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日本人一开始就对此怀疑。他们曾经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同俄国人交战过，在后一次战争中遭到了惨败。这使他们对苏联的武装力量有所畏惧，他们宁愿观望一下，而不愿投入到德国一方。1941年7月，日本政府在一系列会议以后同意了日本最高统帅部的意见，他们将不进攻苏联，除非等到德国在欧洲对俄国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再作考虑。在那种情况下，日本可以稳稳当当地采取行动，在苏联远东地区捞到几块土地。再不然，只有在莫斯科允许美国在苏联远东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的情况下，日本才去打。1941年余下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人一直坚持这个决定。实际上，当日本人要求德国参加他们和美国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时，倘使德国提出要日本参加对苏联作战作为条件的话，日本是准备放弃德国的援助的。希特勒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显然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相信自己已经大大削弱了苏联的战斗力，使之无法恢复了。他未能攻下莫斯科，而且后来在1941—1942年冬天俄国反攻期间，他的军队又处于危险境地，这样就很快使他醒悟过来。他总算把受挫的德国军队集中起来，避免了由德国人重演法国人在1812年的悲剧。但是，他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做到这一点的。因此，他在1942年决定在俄国发动一场新的进攻时，他希望得到日本人的援助，以便尽其所能使新的打击起决定性作用。
1942年1月，日本政府授权驻柏林大使大岛将军同德国讨论关于两国间可能发生的所有一般政治性和战略性问题，只留下一些技术细节问题让三国委员会去讨论。(19)所以，3月23日里宾特洛甫就总的轴心国战略问题同大岛进行了讨论。里宾特洛甫指出，虽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获益很大，但是只有彻底打败其敌人，才有希望保持这些利益。因此，三国公约国应该采取大胆的、进攻性的军事行动。至于德国，它打算在1942年给苏联一个致命的打击。如果日本加入这场战争而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20)并向贝加尔湖挺进的话，这将大大有助于彻底打垮苏联。然后，德国将在中东推进，以便和日本会合。这样就能决定战争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英国将达到崩溃的地步，而美国也就无法作出任何严重不利于三国公约国的事情了。根据里宾特洛甫所述，大岛回答说，他还没有接到有关他的政府意向的消息，但是他个人完全同意里宾特洛甫的说法，并将尽力说服东京介入反苏。(21)大岛本人在东京法庭上受控而为自己辩护时，说在这次和以后的几个场合，他除了向东京转达里宾特洛甫的建议这一项本分工作以外，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22)但是这种答辩是没有什么分量的。4月19日，德国国务秘书魏茨泽克会见了大岛，并告诉他来自波斯的有关苏联对日本准备插手而感到不安的报道。根据魏茨泽克所述，大岛回答说，这样就必须分散日本的海军力量，因此日本政府似乎至今尚未决定在什么时候同苏联作战。魏茨泽克提出，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国潜艇部队并没有什么可怕。大岛答道，他正在努力工作，以便结束在德国和苏联打得难解难分之际而日本仍与俄国和平相处这种完全反常的局面。(23)
但是，这并不是大岛第一次和他的政府有争论。日本大本营和外务省都十分不愿介入反苏，竟然非常一致地都愿意在德国和苏联之间进行调解。1942年3月，日本海军参谋部派了一个密使去试探驻东京的德国海军武官的意见。日本的使者宣称，按照海军参谋部的看法，只有同苏联和平谈判才能使德国不至于耗尽力量而灭亡。虽然他们没有从莫斯科接到关于同德国接触的任何请求，但是日本海军当局相信俄国人是不会断然拒绝接受调停的建议的，因为苏联政府为了日本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的胜利曾向日本在莫斯科的代表祝贺过。这个德国海军武官显然是根本就不赞成同苏联打仗的许许多多德国军官中的一个。他抓紧时间立即向海军上将雷德尔汇报了这次谈话的情况，以便转告希特勒。但是，希特勒恼火了，结果他受到了连累。这个不幸的武官被告知说，元首不接受日本主动提出的这种荒唐的建议，他怀疑这是由于这个武官流露出了失败主义情绪而促使日本提出的。(24)
日本海军没有再作任何试探。但是1942年6月底（按照1941年以后担任德国驻东京公使的埃里希·科尔特所述），日本陆军参谋部指示最干练的年轻参谋官之一——辻中佐提出调停建议。辻中佐通过一个德国中间人同科尔特进行接触。日本参谋部提议派出由一个将军和一个日本内阁成员率领的日本特别代表团乘飞机到柏林去讨论关于德国和苏联之间取得和平的可能性。
这项计划准备对驻柏林的日本大使馆保密。科尔特对此很感兴趣，但对要使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同意则不存多大希望。他告诉辻中佐，这个使团的目的应当说成是就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进行商讨。于是，就照他的话办了。驻东京的德国大使奥特拍电报给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关于日本建议派遣代表团前往的事。据科尔特说，里宾特洛甫起初很热心，同意为这次旅行提供一架远程飞机；但是，接着里宾特洛甫拍来第二个电报，询问日本提出的访问究竟目的是什么。(25)显然，他心中产生了怀疑。科尔特没有具体提到这些电报的日期，所以，事情发生的前后进程是不清楚的。但是，里宾特洛甫最初知道日本提议派代表团一事，大概是在7月初。那时，德国在俄国南部进行的大规模夏季进攻刚开始大踏步前进，里宾特洛甫可能猜想日本是想来讨论关于日本从远东进攻俄国的问题，这件事是里宾特洛甫一直迫切希望的。但是，大岛在7月27日接到自己政府的指示，并在三天以后把指示内容转达给里宾特洛甫。日本政府声称，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行动已使美国和英国受到严重打击，因此，这对总的战斗的胜利具有重大贡献。如今，日本希望采取措施，消灭重庆政权，使之不再成为战争中的对手；日本还要防备美国反攻。对日本来说，如果要对苏作战，那就有分散力量的危险，同时又有招致美国反攻的危险。因此，日本在始终防备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希望避免在北方增添麻烦，而想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26)
大岛试图使里宾特洛甫不太失望，于是对他说，日本政府给他的这一指示并不就是一个拒绝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最后决定。日本仍然可能在1942年秋天或1943年春天进攻苏联。当前，它还必须切断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并占领中途岛。(27)大岛和里宾特洛甫都相信了日本官方关于这些战役的说法，并不知道日本在珊瑚海上的挫折和在中途岛所遭到的惨败。
德国大使馆在回答里宾特洛甫的询问时说，日本代表团是想来讨论有关共同作战的问题。但是这次联系，就像他们询问这个使团是否可以启程一样，没有得到回音，可见事情不妙。据科尔特说，在月底，里宾特洛甫又发来一个电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真相已经泄露了。东京有惯常的泄密漏洞，而日本报纸上也登载着日本想为德苏战争进行调停的谣言。看来大岛也知道了这回事，因为里宾特洛甫已和他讨论过这件事情，并且对他说，日本参谋部无权向德国提出这样的建议。德国将在1942年彻底击败苏联，因而不想进行和谈。
不久，科尔特又得到辻带来的消息。辻说，大岛已把自己和里宾特洛甫的晤谈情况向参谋部作了汇报。里宾特洛甫明确指出，日本军队缺乏勇气。参谋部着实为此烦恼，而且感到生气的是，大岛和坂西已经知道了这个调停计划，特别是他们也指责这个计划，并认为德国肯定会打败苏联。辻说，日本参谋部认为德国将在俄国耗尽力量而灭亡，但是，由于调停已遭到拒绝，日本人将不再为促进德苏和平而努力，除非德国有这样的要求。(28)科尔特又说，辻不久就调离东京了，在日本参谋部里，对于德苏战争的政策很可能有过意见分歧。
这件事使里宾特洛甫更加怀疑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此人本来就一直被纳粹党认为不是自己的心腹。确实，起初委派他到东京担任武官，后来任大使，这与判他流放没有什么两样。如今，奥特在试图促进日本参谋部的调停计划后不久，又激起了柏林新的愤怒。1942年10月，奥特接到里宾特洛甫的指示，要求日本政府给英国战俘戴上镣铐。希特勒已命令对在德国的英国战俘这样做，作为对英国命令其突击队捆绑被俘的德国士兵的一种报复手段。希特勒要他的日本盟友也这样做，以表示对他的支持。据科尔特说，这是因为当希特勒说“我们抓住的英国战俘要比他们抓的德国战俘多”的时候，英国政府威胁说要把意大利战俘也包括在内，这样就使战俘数目在对比上大大有利于他们。因此，希特勒想把日本的英国战俘也计算在内，以达到平衡。科尔特说，奥特和他都认为这整个事情说明双方都有点发疯了，应该加以阻止。因此，奥特回答里宾特洛甫说，由于日本军事当局的“武士道精神”将不会允许他们对战俘采取这种手段，所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是不可能的。里宾特洛甫对于这个回答非常愤怒，特别是由于大岛好像已告诉过他，日本政府可能会同意这个建议。然而，英国政府宣布，他们已经取消了原来那个引起希特勒愤怒的命令，因此整个不愉快的争论就此平息了。(29)但是，里宾特洛甫并没有忘记和原谅奥特的反对意见。1942年11月底，德国政府指示奥特征求日本政府同意由海因里希·施塔默尔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奥特自己则不得回国，他接到命令要他留在日本，但又不准他参加任何政治和外交活动。其表面理由是，奥特曾信任过一个名叫理查德·佐尔格的海通社记者，并向他透露了秘密，而此人实际上是个苏联间谍，因此奥特的柏林上级认为，日本再也不能把他看作是受欢迎的人了。但是，佐尔格及其间谍集团在一年多以前就被逮捕了，所以里宾特洛甫此时才作出这个结论，实在是相当迟了。据科尔特说，1942年4月，里宾特洛甫确实曾拒绝奥特自己提出的离职请求，也拒绝让他通过科尔特了解一下日本政府是否希望把他更换。科尔特自己也被调职，派往南京。(30)奥特后来到了北京，在那里过退隐生活，一直呆到战争结束。
日本参谋部——或者是其中一部分人——试图劝说希特勒同意让日本为德苏战争进行调停而没有成功。与此同时，日本外相东乡也一直在试图使莫斯科对这一调停建议感兴趣。东乡自己在东京法庭上说，他曾希望在德国和苏联之间重建和平，以此作为走向全面和平的一个步骤。他说，1942年2月天皇曾对东条说，他希望看到战争行动尽早结束。东条没有把这件事传达给外相。东乡说，他是在1942年7月，当他报告天皇，内阁决定拒绝德国提出的要求日本参加对苏战争的建议时，才从天皇那里知道这件事的。(31)
东乡是在被控阴谋加紧侵略时，为给自己辩护而说这番话的。不过，他确是一直赞成保持日本和苏联之间的和平关系的。我们很可以相信，他确曾想促进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和平，以便使日本摆脱一种尴尬处境，并在一种妥协的基础上促成全面和平。甚至在日本进攻珍珠港以前，东乡就曾告诉苏联驻日大使斯米塔宁，日本愿意尽力帮助恢复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和平。1942年1月，斯米塔宁正准备回莫斯科休假时，东乡托他带信给莫洛托夫。这封信中重申：如果苏联政府愿意为了和谈而同德国政府接触的话，日本愿意任调停人。(32)苏联政府显然没有对这一提议作出反应。1942年2月，佐藤尚武接替建川任日本驻苏大使。据佐藤自己说，同年7月，东乡要他一有机会就从外交使团的临时驻地古比雪夫到莫斯科去，看看他在促进苏德之间的和平方面能做些什么。但是，佐藤回答说，按照当时的情况，他看不到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在8月中旬，东乡寄给佐藤一份关于日苏间新的捕鱼协定的草案。东乡说，这将给佐藤提供一个借口，让他到莫斯科去一趟，在那里寻找机会提出日本愿为德苏和平进行调停的建议。然而，在佐藤还没有来得及照这些指示去办时，东乡就辞职了。这似乎暂时中止了日本外务省在这方面的努力。(33)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日本陆军试图在莫斯科进行调停。据说，他们曾在1942年9月向伏罗希洛夫元帅探听关于在恢复领土原状的基础上由日本在德苏之间进行调停的可能性。根据那个说法，伏罗希洛夫回答说，苏联还要德国进行赔偿，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并默许苏联对土耳其提出的苏联与土耳其共同管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要求。但是，政治局指责伏罗希洛夫讲得太多了，拒绝了日本的建议。(34)
近卫亲王也似乎曾对促进德苏和平很感兴趣。1941年12月28日，意大利驻东京大使英德利向本国政府报告了他和亲王的一次会晤情况，会晤中亲王向他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个主意使墨索里尼感到兴趣，他也希望看到在俄国的战争结束。但是，他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即同希特勒谈这个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35)
因此，在1942年内，德国和日本在对苏政策上一直是分道扬镳的。德国要求日本进攻苏联，希望加上日本这股力量，选择时机，配合德国的进攻，就能使苏联一败涂地。而在日本方面，则希望德国和苏联讲和，这样就可腾出手来对付英美。若不这样，日本担心——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德国会负担过重，腾不出手来，因而要使日本单独对付西方民主国家的联合力量，后来的事实表明，情况也确实是如此。
但是，日本人自欺地认为希特勒或者斯大林可能或者愿意在1942年放弃这场斗争。两人中无论哪一个，这样做都不可能不损害其自己的地位。对希特勒来说，在他的部队已经深入苏联国土的这个时候，接受恢复原状的和平，那就将使当时在德国人中广泛怀有的虚妄信念破灭，即认为希特勒是不可战胜的，是无所不能的。另一方面，对斯大林来说，如果要放弃某些领土而取得和平，同样也会有损于他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这种传说。因此，日本人企图在1942年促进德苏之间的和平，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的确，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即日本人苦于在政策上存在着内部分歧，同时又太专心致志于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计划，结果在1942年丧失了作出某些有决定性的行动的机会。因此，尽管他们在早期取得了胜利，最后还是遭到失败。因为里宾特洛甫同大岛的谈话中明白地指出了一个真理，他告诉大岛说：三国公约国必须同生共死，他们取胜的最好时机，是在他们的敌人还没有能够发挥其潜在力量之前就大胆发动进攻。如果日本人能切断同盟国与埃及和波斯之间在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其结果将会是一次粉碎性的打击。1942年春季，当前线抗击德军的苏联部队中出现士气低落的不祥之兆时，如果日本人把已作好全部作战计划的关东军开入苏联远东地区，(36)那么力量对比就会不利于苏联而导致苏联的崩溃。如果他们不进行这些决定性打击，那么也可执行对重庆的进攻计划，那样他们也可能推翻自由中国，从而把冻结在那个土地辽阔的国家里的大部分日本军队抽调出来。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却决定远离其他的轴心国而深入到太平洋地区中去。从把这次战争看作是纯粹的日美冲突这样一种观点来看，虽然他们试图去做而未做到的事情，也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从全球观点来看，这种战略是目光短浅的。即使他们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也不能就此给美国以致命的打击。如果由于他们介入而帮助德国打垮了西方在中东的同盟国，或在旧大陆的“心脏地带”打垮了苏联，那么，他们就可以同德国在欧洲称霸一样，在亚洲保持绝对优势。
到了1943年春季，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当时三国公约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彻底失败。在俄国，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遭到了惨败，他们想迅速打败苏联的希望破灭了。在地中海地区，同盟国在阿拉曼得胜，并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成功以后，着手征服北非。对于墨索里尼来说，这种在非洲的败退如果不能加以制止的话，就会给他带来毁灭。日本自己还未曾遭到任何决定性的失败，但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和新几内亚的战役中损失了大量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日本领导人中比较具有远见的那些人也能够看到，一旦德国和意大利被他们的敌对联盟所打垮，日本也将遭到同样的结局。
另一方面，苏联已遭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它是否会有力量把德国人赶出自己的领土，还不清楚，更不用说攻入德国了。据加濑所述，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陆军将领们倾向于认为，在苏德前线上可能会形成一种僵持局面。他们认为这将延长欧洲的战争，从而给日本以充裕的时间来加强大东亚的防御。据加濑说，外务省则相反，认为德国可能会屈服，日本最好还是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设法摆脱战争。(37)
军人和外交官员们都一致认为日本绝不可卷入对苏战争。克雷奇默尔在东京法庭上说，1942年秋季，一直回避表态的日本参谋部明白地告诉他说，日本不打算介入对苏作战。(38)确实，据说他们在12月底又一次试图调停，把内川上校派往柏林，提出在下列基础上实现和平：德国从苏联领土上撤退到1941年6月的边界线以内；把巴尔干半岛划分为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德国支持苏联迫使土耳其接受一个苏联和土耳其共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39)这项建议的证据来自哈尔德将军的供述。但是，科尔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在辻的提议遭到断然拒绝以后，日本参谋部是否愿意再去碰一次壁，这似乎是颇成疑问的。无论如何，根据里宾特洛甫自己的说法，虽然他此时已开始赞成同斯大林讲和，但希特勒仍决心要打倒苏联的这位领导人，并且仍然相信自己能够做到。(40)因此，希特勒再一次要里宾特洛甫通过大岛催促日本政府在远东配合德国，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是，日本政府的答复实际上是最后的拒绝。1945年3月6日，大岛根据东京的指示，把在日本首都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所作出的下述决定通知里宾特洛甫：
……日本政府完全认识到来自俄国的危险，并完全理解盟邦德国要求日本方面也参与对苏战争的愿望。但是，考虑到当前的战争形势，日本政府不可能参与这个战争。日本政府相信，目前不发动对苏的战争，是为了共同的利益。(41)
然而，他们答应在别的地方重新发动进攻。事实上，他们自己已被逼得越来越紧，已没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德国了。里宾特洛甫怀疑——从加濑后来的陈述来看，这种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东京有那么一些人愿意让德国和苏联都打得筋疲力尽，并相信日本有充分的时间可资利用。他继续要求日本参战，并抱怨说，德国在战争中首当其冲，而日本的地面部队却远远没有全部投入战斗。如果德国由于压力过重而崩溃，日本的处境将会如何？(42)但是，他的呼吁没有得到反应。东京的那些认为俄国还不至于筋疲力尽而崩溃的人，仍在考虑苏德之间实行妥协和平。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也在考虑这一点。他对迟迟不开辟法国第二战场感到气愤；他怀疑他的同盟国，因为由于美国的反对，他还未能从它们那里获得条约上的保证，在战争结束时承认并确认苏联在1939年损害了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利益而获得的领土。(43)据说，俄国人曾在1943年春天试探过德国是否可能在恢复1941年6月战前领土状态的基础上讲和。驻斯德哥尔摩的日本海军武官显然是此事的中间人。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但是对未来的和平试探者并未关门。(44)正如戈培尔在3月20日的日记中所写的，希特勒仍然相信，俄国人在人力耗尽时就会出现崩溃。(45)所以，希特勒正在计划向苏联发起一场新的进攻，希望这样就能加速取得他所指望的结果。因此之故，他仍然不理睬墨索里尼的恳求，墨索里尼要他和苏联讲和，或者至少在俄国采取守势而给予意大利更多的援助。(46)但是，希特勒一意孤行，这给他本人以及他的不幸的独裁伙伴带来了灾难性的结局。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夏季攻势遭到了惨败，接着，苏联军队转入了反攻。到1943年9月，苏军收复了哈尔科夫，向第聂伯河逼近。在这期间墨索里尼垮台了，巴多里奥投降了，盟军在意大利登陆，而德国的师团则集中在那儿进行抵抗。
这种形势的变化使日本外相重光认为在德苏间进行再一次调停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了。(47)现在，希特勒肯定会听从劝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愿意从俄国的泥沼中脱出身来。当苏军的推进由于春季的融雪而停顿下来时，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低落的士气又有点重新振作起来了。而且，戈培尔尽量地利用了盟国在卡萨布兰卡所公布的无条件投降公告中的词句。他一直对德国人民说，他们必须战斗到胜利，否则就会面临毁灭。有许多人相信他，但是，在新的重重灾难面前，这种暂时的对士气的刺激不可能持续长久。如果希特勒能够同苏联讲和，从而拆散了与德国作战的敌方联盟，那么，他将能恢复一些自己有政治魔力的名声，并将能使德国脱身出来对付西方盟国即将发动的进攻。但是，尽管希特勒现在显然已不再反对同斯大林实现最终和平的想法，他认为当苏联军队仍在向前挺进的时候去和这位苏联统治者打交道是不合时机的。(48)为了这个理由，他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调停建议。(49)
接着，重光决定想看看苏联政府是否更愿意接受日本进行调停的做法。因此，1943年9月10日，佐藤向莫洛托夫探询，苏联政府是否准备接待一个日本特别代表团。当这位苏联外交部长问到这样一个代表团是否有权处理纯属苏日关系以外的事情时，佐藤告诉他，它拥有这个权力。他的回答使得这一目的足够清楚了；但是三天以后，莫洛托夫在第二次会见佐藤时拒绝接受这个建议。他说，拟议的这个代表团无疑是打算在苏联与德国之间进行调停。但是，“既然苏联政府没有看到任何与德国停战或媾和的可能性，那么，它就不能接受日本政府的这一建议，尽管苏联政府对提出建议的这种精神表示欣赏”。加濑说，莫洛托夫“高声读了一份措辞有礼貌的照会，其中包括一项声明：如果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可能会认为它有责任接受日本调停的建议”。(50)
9月16日，苏联驻华盛顿代办葛罗米柯对美国国务卿谈到日本的建议。葛罗米柯说，他的政府“认为与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卫星国实行任何停战或和平都是绝对谈不到的，因此拒绝了这一建议”。赫尔对此表示热烈感谢，并且说，他认为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对日本的试探表示坚决反对的一种答复”。(51)
苏联的态度是否像赫尔所设想的那样坚决，是颇有疑问的。斯大林无疑希望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因为，联合起来一道与德国作战的话，德国的决定性的失败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但是，如果苏联弄得太筋疲力尽，以致无力利用战胜的好处的话，那么就是胜利了，苏联也不会有多大得益。因此，斯大林坚持要求西方盟国攻入法国。如果苏联继续在陆上战斗中首当其冲，就会耗尽精力。那时，美国和英国就可以将其战后解决办法的主张强加于人，而斯大林在1943年9月的时候还不知道这种主张究竟如何。如果这些主张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对他说来，与希特勒单独媾和或许更好些。在当前，不要太粗暴地拒绝日本人，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他毕竟还怕日本与德国联合起来同他作战。另一方面，他让美国人知道日本的建议，可以略起一种暗示作用，表示除了继续与德国作战以外，他私下可能还有另一个办法。
然而，接着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斯大林获悉了美国和英国政府关于战后对德国处理办法的非正式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德国全面解除武装，瓜分其领土的可能性，盟国共同占领德国，允许所有非纳粹党人的德国人政治活动自由，以及偿付赔款。按赫尔记述，斯大林高兴地接受了这些建议。(52)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于赫尔坚决主张把中国包括在“四大国”之中，并作为正在考虑建立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并不那么高兴。(53)他们和丘吉尔一样，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起一个强国的作用。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在这个次要问题上继续反对罗斯福和赫尔以致与他们产生隔阂，那是不明智的。斯大林很可能想到，如果总统和他的国务卿是如此支持中国，他们可能已打定主意想在远东看到日本力量的彻底毁灭，正如他们想在欧洲看到德国力量的毁灭一样，而这对于苏联的前景来说将同样是有利的。不论怎样，在10月30日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告别宴会上，斯大林特意告诉赫尔，苏联将在德国失败后参加对日作战。赫尔十分高兴，特别是因为那时斯大林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没有提出任何条件。(54)
接着，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召开。参加开罗会议的有蒋介石、丘吉尔和罗斯福。会议决定在日本失败以后不仅要剥夺它自1931年以来所攫取的一切领土，而且包括长期来被其占领的殖民地：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朝鲜和太平洋中前属德国的岛屿。11月28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德黑兰的首次会谈中，罗斯福似乎就把这一决定告诉了斯大林。(55)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期间重复了他的许诺，说一等到打垮德国后，只要给苏联一定的时间把增援部队开到远东去，他将立即参加对日作战。(56)他在那时不愿透露他要什么报偿，虽然他暗示他是有一些要求的。事实上，还是罗斯福主动建议苏联可以进入大连，大连可以在国际监督下成为自由港。斯大林说，中国人可能会反对这样做，但罗斯福确信他们不会反对。(57)
德黑兰会议主要谈的是对德作战的计划。斯大林取得了在1944年春季将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然而，这个诺言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德国在法国的空中和地面力量不超过一个预计数字。对丘吉尔来说，这里可能还有个空子可钻，他对这次计划中的进攻肯定不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斯大林很可能对英国和美国在这件事上的信用抱有怀疑，如果他确是如此的话，那就可以说明1944年1月发生的一个稀奇事件，当时苏联报纸指责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正在进行单独媾和的试探。俄国人也像纳粹分子一样，有一个习惯，喜欢指责别人在做他们自己正在打算做的事情。有些迹象证明，1943年12月和1944年1月，柏林曾通过驻斯德哥尔摩的日本公使馆把和平试探者派到莫斯科，而这次俄国显得比以前有更好的反应。但是，德国要求让乌克兰自治，并要求苏联在德国对西方大国的战斗中给予德国经济援助，这些要求是斯大林所难以接受的。(58)
下述事实使上面所谈的一段情节更添上几分真实性：1944年1月24日，重光再次企图促使德国与苏联讲和，他还对施塔默尔说，为了脱出身来去对付西欧和地中海方面对它的威胁，德国应当放弃乌克兰。(59)从这件事上看，他似乎知道，希特勒想对乌克兰保持某种控制，这是使苏德可能达成协议的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但是，正如里宾特洛甫的答复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仍然是固执的。重光被告知，希特勒现在想等到他打败了——他指望能打败——西方盟国对法国的进军后，再作考虑。希特勒认为，这样将会促使斯大林按照希特勒要求的条件讲和。(60)
重光并不因碰壁而气馁，他又一次转向莫斯科。在1944年4月8日的一次会谈中，佐藤向莫洛托夫提起日本在1943年9月提出的派遣一个进行调停的特别代表团的建议。莫洛托夫问，德国是否现在已请日本调停。对此，佐藤只能作否定的回答。接着，4月12日莫洛托夫声称，鉴于形势依然未变，所以苏联对这个建议的回答只能同样保持不变。(61)4月13日，葛罗米柯再次通知赫尔，日本提出调停的建议，遭到了拒绝。(62)
其后，德国遭到了一系列新的灾难。1944年8月底，西方盟国已经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彻底击败了德国在法国的军队，将其残余部队全部驱逐到低地国家(63)和德国。德国在东线的崩溃几乎同样严重。芬兰和保加利亚被迫求和，罗马尼亚倒向对方，而俄国军队正在威胁着东普鲁士，并涌进波兰中部。希特勒彻底崩溃已指日可待。
在这种新形势下，重光决心再次试图恢复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和平。他亲自和施塔默尔谈了这件事，并指示大岛去同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谈这件事。(64)约在9月中旬，施塔默尔得到了希特勒的回音，并即向重光报告说，大岛和希特勒已经谈过了关于在日本主持下德国与苏联单独进行和谈的建议。希特勒答复道：
我们看不出苏联政府愿意同德国达成谅解的迹象。我们认为，斯大林只有当他深信已无法胜利地继续进行战争时，才会试图与德国达成谅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德国政府十分感谢日本政府的建议。然而，由于上述原因，如果日本政府对此事不再采取任何步骤去与苏联政府接触的话，德国政府将表示感激。(65)
斯大林现在既有把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的确丝毫不会考虑单独媾和了。9月16日，佐藤奉东京指示，再次要求莫洛托夫同意由日本派一个特使到莫斯科去。(66)莫洛托夫再次拒绝了，并再次把这一情况通知了美国。(67)
如今，日本政府除了坐看纳粹德国的垂死挣扎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1945年5月，德国的末日来到时，日本对德国的投降发表了一份正式抗议，并重申他们自己将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68)5月15日，他们接着宣布，1936年的共同防共协定，1940年的三国公约，1941年12月11日的三国公约，以及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其他协定，此后一律无效。(69)这时，日本也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它的结局不会像德国那样惨，因为日本没有那么一个独裁者有足够的权力能使他的国家与自己同归于尽。
第二节 日本投降的背景
1941年12月，日本作出了决定其命运的作战决定，这是好几个月来内部激烈斗争的高潮。如果华盛顿会谈未能产生一种使日本实际上成为东亚霸主的解决办法，那么，由先是任陆军大臣后来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将军所领导的主战派一开头就决心要挑起战端。反对这一派的，为方便起见不妨称为主和派，这些人在内心情愿放弃东亚新秩序而不愿向美国挑战。主和派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摇摆不定的近卫亲王。在他们的行列中有许多宫廷官员和实业家，特别是历史较久的财阀或大联合企业的董事。但是，自从1931年以来，时常发生针对他们的暗杀和暴动，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对发动战争是畏首畏尾的，因为他们怀疑日本是否有能力获胜，也因为他们料到即使日本获胜，这种胜利将确保军人在日本社会中的优势，而这是他们所担忧与憎恨的。但是，1941年11月26日美国的照会要求日本放弃自1931年以来为之而战的一切，这使他们对战争政策持勉强默认的态度。因为东条讲得很清楚，如果政府不采取战争手段的话，军队就要暴动；在1941年12月那个时候，他还能够指望日本人民大众的支持，因为日本人民被灌输了憎恨西方民主国家的思想，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横加干涉日本在合法范围内的事务，是使那场令人厌倦的在中国的冲突持续下去的心怀恶意的人。天皇本人不想打仗，但他受到宪法条文的制约。根据宪法规定，天皇对于他的武将与文官一致作出的决定，总是要批准的。只有在他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他才有机会作出纯属他本人的决定。假定大臣们选择了战争而他拒绝批准，那么很可能会发生反叛，导致他自己被废黜。
就这样，日本开始作战了。在战争的头两年，东条统治着日本，从外界的观察者看来，他成了不亚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独裁者。1942年4月，东条与他的亲信武藤彰将军以威吓与贿赂相配合的方法保证了新国会的选举，使新国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军方提名的人员。随后，又把各旧政党合并成为翼赞政治会，企图创建一个极权主义的一党政体。在用上述办法谋求降低国会和政界人物作用的同时，东条任命他自己在军队中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为“宪兵队”这一盖世太保式军警恐怖组织的高级指挥人员，旨在保证他在国内政界和军界一切方面的个人优势。(70)东方会的领袖中野正冈所遭到的命运，就是东条利用这一罪恶组织的一个例子。虽然东方会的纲领带有极权主义的味道，但它是反对东条统治的。1943年8月，东方会被宪兵队解散，中野本人被迫在同年10月自杀。(71)在内阁里面，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惟一的具有独立见解的内阁成员东乡，就为了大东亚省的问题而被迫辞职。
然而，把东条看作是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是错误的。一则把以前的所有政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并没有使这些政党间的竞争完全结束，而其结果，它也并不真正等于德国的纳粹党。纳粹党成功地清除了一切有组织的反对派，而且只要这个党由希特勒指挥，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效地反对希特勒。只有在德国国防军的将领中才可能出现反对他的密谋，而这些将领的种种图谋总是以失败告终的。希特勒把他的政敌或者关押或者杀掉，而东条只是击败了他的政敌。再则，尽管东条作了种种努力，他从来没有能够把日本的实业家置于绝对从属于他的地位，也未能任意驱使他们竭尽全力为日本的战争效劳。(72)实际上，财阀在暗中进行的大量阻挠和破坏活动，以及在一般的缺吃少穿的工人中所滋长的不满和厌战情绪，使东条在1942年以后为组织和增加军火及其他军需品生产所作的为时已晚的努力，归于无效。(73)最不利于东条的，也许是他没有能力对武装部队本身进行全面控制。他干脆把军队中他所不喜欢、不信任的非嫡系将领解职或赶到遥远的部队里去。在这些人中，有新加坡的征服者山下奉文将军，他在新加坡呆了没有多久，以后就被调到满洲的一个不大重要的部队里去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东条不能这样傲慢地对待，其中有东南亚战区司令官寺内元帅。因此，他无法清除在军队内部的所有派系分歧。
东条也无法缓和陆军与海军之间长期的勾心斗角。海军大臣
田海军大将的确是他的亲信，但是在海军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抱怨情绪，认为在物资的分配、特别是飞机的分配方面，偏向陆军。这种抱怨情绪使两个军种之间的鸿沟扩大到各自试图控制自己所需要的每一种物资的生产而不给予对方的程度。1943年11月，东条建立了一个军需省，但也没有能结束这种不良情况。陆军甚至坚持要自己建造潜艇供运输需用，而不要海军建造。(74)
最后，东条不能消除内阁和统帅部之间的分歧。1944年2月，当他的地位处于危急状态时，他试图通过自己兼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并让田海军大将兼任海军军令部总长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用东条自己对东京法庭讲的话说，“我很遗憾，已经太晚了，干不了什么事情了。甚至用这个办法我也不能插手海军统帅部的事务”。(75)
日本最初的胜利掩盖了这些造成不团结和分裂的潜在势力，但是以后的失败使这种潜在势力越来越大，并且不断地在挖东条政权大厦的墙脚。1943年春天，一个确凿的反对东条的密谋开始在重臣（担任过总理大臣的一些人）之间酿成。其中，发起者似乎是东条的老对手近卫。近卫感到有失败的先兆，并且一直提心吊胆，惟恐接着会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近卫物色了两个心腹：内大臣木户侯爵和另一个高级宫廷官员松平侯爵。3月底，木户和同样急于要尽快看到战争结束的天皇谈了一次。(76)从那时起，包括若
、平沼和冈田在内的重臣们定期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讨论推翻东条和停止战争的最好办法。(77)冈田有一个女婿叫迫水久恒，是内阁企划厅的成员。迫水一直向重臣提供真实事态的情报，与内阁所提出的虚假的胜利喜报恰成对照。1943年4月，重光接替谷正之担任外相，这样，重臣们在东条政府里就有了一个与他们看法一致的人。第二步是试探天皇的弟弟高松亲王，看他是否愿意领导一个旨在谋求恢复和平的新政府——这种和平意味着结束日本对大东亚的控制，因此只有具有亲王地位的人才能劝说军队接受这种和平。但是，这件事没有立即奏效，而且主和派在建议什么样的和平和实现这种和平的最好办法等问题上，实际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木户考虑了一个解决办法，即通过日本和其对手达成的协议使日本的战前领土保持原状，并承认日本在战争中占领的领土独立。按照以上所提出的方针，即用一批新产生的弱国来代替西方列强原先的殖民地，并保证日本对这些新国家的自由经济来往，这样实现和平将使日本实际上仍是受益者。(78)英美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1943年1月第一次发表时，东京并没有理解其严重性。日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剥夺日本海外所有殖民地的声明只不过是鼓舞自由中国低落士气的一种手段。(79)然而，重光似乎很早就意识到日本的对手是要说到做到的。
东条则认为，即将到来的敌方对大东亚的袭击一旦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就可以达成一种和平，使日本永久控制它已获得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东条的态度有些类似1943—1944年希特勒对苏联所采取的立场。但是也同希特勒一样，东条在1944年遭到了失败，而不是胜利。1944年6月美国在塞班岛登陆，大批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在菲律宾海的战役中被消灭，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内线防线已被打破，其海上力量已被削弱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而其本土则处于敌方轰炸机有效攻击的范围之内。东条隐瞒不了这些事件的真相，一些重臣通过他们与军队和内阁的接触获悉了这些情况。(80)原先顺从东条的国会现在开始转而反对他，而他在军队里的敌手则着手推翻他。他想通过邀请米内、广田和安部3位前首相参加他的政府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米内和广田拒绝了他的邀请，安部起初似乎赞同他的意见，但最后也同样拒绝了。1944年7月17日，重臣们在平沼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除安部以外都同意要东条辞职。一直在幕后非常活跃的木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天皇。(81)
东条是不甘心不挣扎一番就屈服的。他已抛弃了显然是这次海军失败的替罪羊田，并任命从柏林回来的野村直邦海军大将接任海军大臣的职务。野村直邦接受了这个职位，这对他本人来说是不幸的。7月18日，东条辞去了陆军参谋本部总长的兼职，并任命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将军接替。但是，在木户的支持下，重臣们阻止了东条为继续担任首相而进行的涉及面较广的改组内阁的一切努力。因此，东条把重臣们痛骂了一顿，并在同一天被迫辞职(82)。但是，东条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因为作为一个前任首相，他自己也成了重臣中的一员，在陆军中也还有追随他的人。但是，他掌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东条就这样倒台了。就某些方面来说，东条要比他的那些对手受到更大的钦佩，这些对手起初顺从他，当战争开始不利于日本时又转而反对他。按照东条自己的看法，他是一个爱国者。他认为他的国家既有权也有需要使它自己成为东亚的领导国，而他愿意冒一切风险来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投降以后，同盟国把他列为日本的头号战犯。起初，他由于笨拙地企图自杀而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但是，他在受审的过程中挽回了名誉。他并不否认自己一直主张要进行他所说的一场自卫性的战争。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并谨慎地为天皇开脱。他还为日本的失败承担罪责。
〔他声明〕我坚信并将一直坚持，这是一场自卫性的战争，一点也没有违反当前公认的国际法。至于另一个问题，即失败的责任问题，我感到作为首相，应由我来承担。在这一点上，我不仅是愿意而且是真挚地要求承担全部责任。(83)
东条具有勇敢和果断的优良品质。但是，在任何意义上，他都不是一个伟人。他没有希特勒那种不容置疑的天才——尽管希特勒的天才可能是反常的，甚至是疯狂的。东条也没有丘吉尔和罗斯福所具有的全球战略的见解。的确，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他的周围尽是些奉承他的追随者。因此，他经常在有关国内和前线的真实事态方面受到蒙蔽。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他为什么犯有公布虚假的胜利报告和掩盖失败的严重错误。当这种骗局不再起作用，而他也意识到有必要让人民看到日本状况的真正严重性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政权的幻想就归于破灭而不信任了。
主和派赢得了使东条倒台的巨大胜利。然而，他们在他的继任人问题上，意见却不一致。一般认为由一个亲王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初被提名的米内拒绝接受这个职位。他的借口是，今后担任总理大臣职务的应是文职人员，而不是陆军或海军的人员。这个借口意味着担心日本可能面临新的失败，米内将无法回避这个失败，而他是不愿为此承担责任的。此外，那些对于东条倒台感到不愉快和不安的陆军将领可能会阻止来自重臣行列的继任人。因此，主和派同意选择一个将军来继任。有人提议寺内元帅，但是他远在南方任职，再则东条也反对这个建议。最后选中了当时的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将军。一贯害怕军队叛乱和某种本国共产党建立政权的近卫，并不信任小矶。他设法达成如下的协议：天皇的委任令应给小矶和米内两个人。因此，米内不仅担任了海军大臣，这是他愿意或者是被说服接受的职务，而且实际上还当上了副总理大臣。(84)在任命陆军大臣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冲突。东条想保留这个职位，但这是重臣们能予以阻止的。另一方面，东条能够阻止他们把小矶从后备役重新调到现役中去，而小矶是希望调动的，因为调动成功的话，他就有资格同时成为总理大臣和陆军大臣。最后，杉山将军担任了陆军大臣。重光仍然是外相，并兼任大东亚相。这两个职务合并到重光手中，预示着外务省势力的复兴和东条得意创立的机构的衰落。(85)
以上就是小矶内阁命运不济的根源。这个内阁从其诞生的时候起就注定要失败的。陆军中很大一部分人反对小矶，并准备刁难他。就米内来说，他并不愿意为了维护其副首相的权力而招致麻烦。组成这样的内阁，表面上是为了以更多的精力进行战争，但是后来表明这是根本不能做到的。另一方面，虽然大部分重臣似乎认为战争已到了不可挽救地要失败的地步，但他们惟恐军队要反叛而没有公开这样讲。同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一个吓人的东西，日本军队仍准备战斗到底。如果无条件投降意味着同盟国不但要摧毁日本军队的力量，并且还要摧毁日本的君主制度本身，那么连宫廷派也是不会赞成的。除非有明显迹象表明不会取消君主政体，重臣们和他们的伙伴才能奉劝天皇命令他的军队投降。所以，日本虽然希望有机会通过妥协取得和平，但暂时除了继续进行战争之外别无他法。
小矶不想重复那个由陆军大臣兼任参谋本部总长的试验。他通过另一个办法来解决确保内阁和大本营之间的协调问题。1944年8月，他成立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这个会议在宫中召开，并由天皇主持。该会议的正式成员有六人——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相、陆军参谋本部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必要时得召其他国务大臣、参谋次长和军令部次长列席会议。这个新的机构与原来的联席会议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天皇出席政策的讨论，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天皇能够介入，作出最后决定。这样，主和派就有机会了。但是，同联席会议一样，这个新机构设有干事，由有权势的陆军省军务局长和海军省军务局长充任。这意味着，制定的任何政策，一般武装部队，特别是浮躁的“少壮派军官”没有不立即知道的。因此，在小矶政府里，主和派没有多少左右决议的机会。实际上，干事们比他们的名义上的上司拥有更大的权势。(86)
尽管军队将领摒弃了一切投降思想，但是，如能通过妥协实现和平，他们是并不反对的。在外交关系方面，在迅速变暗的地平线上可以窥见一丝光亮，那就是日苏关系。日本人谨慎地遵守1941年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像张鼓峰和诺门坎冲突的那种规模的边界战争没有再发生过。日本海军也同样小心地避免冲突，对待苏联船只非常谨慎。德国要求日本阻止苏联船只把战争物资从美国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对这个要求置之不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标出了可以让这些船只通过的无水雷航线。日本巡洋舰拦截和检查挂着苏联旗帜的船只，这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情。而且，即使这些船只无疑是1941年12月以后美国转让给俄国的，因而可以根据国际上公认的海战规则予以俘获，日本却还是把这些船放过了。(87)俄国人方面也很小心，他们不允许美国人在他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空军设施，日本人对这一点本来是很担心的。苏联当局扣留了在苏联远东被迫着陆的任何美国飞机，不过苏联还是悄悄地让飞行人员设法回到美国去。
1944年3月，日本政府放弃了萨哈林岛苏属部分的石油和煤矿开采权，以报答苏日渔业协定延期5年的决定。(88)在1941年4月签署中立条约的时候，松冈就曾秘密答应斯大林在6个月内采取这一行动，但是德苏战争爆发后，这笔交易就中止了。为了消除这个长期存在的摩擦根源，这个诺言就勉强履行了。
这样，日苏关系在表面上是友好的。日本人发觉斯大林很谨慎，他没有参加有中国人出席的开罗会议。日本人不了解斯大林已作了最终将介入对日战争的诺言，日本军队里有些高级将领认为，德国失败后，斯大林将同西方同盟国争吵。他们推测，果真如此的话，斯大林可能考虑与日本联合以反对西方列强；即使不这样，苏联至少也会对日本这个较弱的一方提供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等秘密援助，以拖延太平洋战争。
总的说来，日本政府的信心并不那么足。但是，他们认为斯大林可能不想看到日本彻底失败，因为这样的结果会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称霸。如果斯大林是这样考虑的话，日本政府希望斯大林会愿意由俄国出来调解为日本取得妥协的和平。日本人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向斯大林付出重大代价。1944年9月12日，小矶内阁讨论了重光提出的对苏政策的备忘录。重光建议与莫斯科接触，并陈述了各种可能性——现有俄日中立条约继续有效；通过日本调解使苏联与德国进行和谈，如果此项和谈不成，则由苏联在日本及其敌对国之间进行调解。外相建议派一个特使去莫斯科，看看能够做些什么。假如莫斯科除了维持中立条约以外，拒绝考虑任何其他可能性的话，日本为了确保这项条约，可能提议修改外蒙古和“满洲国”之间的边界，并在这些地区建立非军事区，或许还要提议相互裁减驻扎在这些地区的军队。作为苏联同意由日本在莫斯科与柏林之间进行调停的交换条件，必要的话，日本准备：把中东铁路归还给苏联，这条铁路是1935年由“满洲国”以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下来的，这种价格反映了当时日本得以对苏联施加的压力；(89)同意苏联在北满和内蒙古的势力范围；放弃日本在苏联水域的捕鱼权；通告废除反共产国际协定和1940年的三国公约。倘若斯大林准备发起全面和平的话，重光认为，如有必要，日本不仅可以作出上面列举的种种让步，而且，如果苏联政府提出要求的话，还可以割让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如果苏联出面调停与蒋介石达成和平，日本也准备付出同样的代价，只是不割让千岛群岛。(90)日本内阁同意派一名特使（实际上就是广田弘毅）到莫斯科去，按重光制定的方针进行谈判。由于苏联政府不同意日本派遣这样的使团，因此关于作出这些牺牲的决定没有奏效。(91)然而，作为日本已陷入困境的证明，作为如果苏联政府愿意帮助日本取得妥协的和平，他们可能向日本索取的代价，日本政府的这一计划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不过，这并不是俄国人的意图。相反，俄国人正打算对日本进行干预。1944年10月，在斯大林和丘吉尔、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少将举行莫斯科会议的期间，迪恩问斯大林，苏联将在何时参加对日作战。同丘吉尔的预料相反，第二天斯大林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说，苏联有60个师在远东的时候，苏联就将对日开战，就是说，除已在那里的30个师以外，再增加30个师，如果美国肯帮助增加这样一支军队所需的物资供应，同时如果苏联的参战在政治上将获得的结果能明确化的话。但是他不同意把这样一个安排写下来——表面上是为了保密的需要。然而10月17日，他交给美国人一份苏联军队为进行拟议中的对日干预所需的物资清单——一支由150万军队、3 000辆坦克、75 000辆机动车辆和5 000架飞机组成的兵力所需的两个月的粮食、燃料和运输装备以及其他物资。总数为860 410吨干货和206 000吨燃油，全部要在1945年6月30日前交货。迪恩说，由于俄国人的单子上开列的有些物资缺货，美国建议用代用品，而俄国人为此制造了一些困难；不过尽管有主要是俄国人自己造成的障碍和延误，美国人还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80%的货物。(92)这样，斯大林受到了他的同盟者的慷慨相待——特别是要考虑到，在1944年10月，他的领土要求尚未充分暴露。
11月7日，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的惯例的讲话中，公开地称日本为侵略国。这对日本人来说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佐藤奉命探询其中预示着什么。然而，莫洛托夫告诉日本大使说，斯大林的意思仅仅是指日本过去的行为，并没有指责日本现在的政策。日本人不得不以得到这一回答为满足。虽然他们不知道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如何，但他们已经明白，现在不是与苏联接触要求它出面调停的有利时机。
同时，日本主和派的某些人似乎抱有这样的希望，即英国在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方面可能不会像美国那么强硬，因为在1944年9月中旬，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社社长铃木文四郎与瑞典驻东京公使维多·巴格进行了接触。铃木交给巴格一项据说是由近卫及其朋友们起草的和平建议。实际上，这项建议就是，如果日本能获得和平，那么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准备放弃所有在太平洋战争中征服的地方；此外，如有必要，还将放弃“满洲国”。铃木要求瑞典公使把这项建议递交给他的斯德哥尔摩政府，再转给伦敦。巴格照办了。显然，日本人得到的答复是日本将不得不无条件投降的某种暗示。巴格谈到，在随后和铃木的会谈中，铃木告诉他无条件投降是对和平的一大障碍，因为每一个日本人都宁愿战斗到底，而不愿看到天皇蒙受羞辱。(93)
巴格和铃木之间的会谈没有直接涉及日本政府。然而，1945年春，当这位瑞典公使准备回国的时候，他同重光进行了一次谈话。巴格证实，当时重光把发动这场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日本军事领导人，并说，现在日本的外交官不得不设法使日本从战争中摆脱出来。他要求巴格回国以后，同驻瑞典的日本公使冈本季正共同探索和平谈判的机会。(94)
瑞典政府显然是准备进行斡旋的，因为据加濑说，瑞典国王在1944年12月曾告诉日本驻斯德哥尔摩的武官，他对保存日本君主政体感到真正的关切。而且，瑞典首相表示，古斯塔夫国王的话是暗示日本可以要求瑞典出面调停。但是在感情上，这位武官是强烈地亲德的，他从来没有把这一情况报告东京。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以后，这一情况才为人所知。(95)
巴格到达瑞典后，发现冈本根本没有接到过东京的什么指示。与此同时，小矶内阁已经倒台，东乡再次当了外相。在回答冈本的询问时，东乡说，通过瑞典与西方同盟国接触的可能性尚须作进一步调查。根据东乡本人的供词，他说，向巴格提出的建议并没有结果。(96)但是很明显，他宁愿与莫斯科接触，而且他已着手这样做了。
至于聚集在近卫周围的日本主和派，就他们而言，他们正在努力借助于蒋介石来促进和平。乍看起来，抱有这种想法似乎是荒唐的，其实不然。1944年，重庆政府处在绝望的境地，日本再次发动的进攻已经席卷华中和华南的大片土地。蒋本人同史迪威将军有激烈的争吵，因为史迪威在马歇尔将军的支持下企图得到一种使自己能统率全部中国军队（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地位，并把租借法物资也分配给共产党方面。(97)蒋坚决拒绝了这些要求，结果罗斯福让步了，并召回了史迪威。但是，蒋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内政无理干涉，仍很恼怒，而且疑虑重重。他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广大地区的势力很巩固而感到惊慌，对苏联的未来意图也有疑虑。与此同时，几乎连续不断地从东京通过上海或香港向重庆提出秘密的和平建议。1944年10月，近卫的弟弟水宫川忠麿男爵（他是过继给水宫川家的）到了上海，并在那里同近卫的一些中国朋友进行了接触。这些人是重庆政府的秘密代理人，他们同宫川已有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他们曾把他们所说的中国方面的和平解决条件交给宫川：日本停止在中国的一切军事活动，然后在开罗宣言的基础上进行停战谈判。现在，宫川告诉他们，总的说来，日本的主和派是可以接受这些建议的。同时，他要求中国政府提出某种正式的建议。但是，他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中国对前些时候日本的和平试探的非正式反应，似乎仅仅是为了判断日本国内的情况。(98)同时，如果罗斯福试图把史迪威强加于蒋介石，或者直接向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美国武器，蒋介石也许会对宫川和近卫作出比较积极的反应。
1945年3月，一个自称是蒋的密使的名叫缪斌的中国人，被小矶邀请到了东京。缪斌说，如果日军撤离中国，抛弃南京政权，蒋就抵制任何美军在中国登陆，并同日本合作反对共产党的威胁。小矶对此非常高兴，并确信他即将大获成功。但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看法却不同。他们怀疑那个自称中国密使的人是个骗子，因此他们禁止同他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接触。他们这样做，看来是对的。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反而损害了小矶的声誉。(99)
到1945年春，日本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它的海军在莱特湾战斗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结果，它的许多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了。美国人重新占领了菲律宾，现在正在进攻冲绳。美国飞机正在对日本城市雨点般地投掷燃烧弹；日本的汽油和其他战争物资以及食品的供应，正在迅速枯竭。在无条件投降和彻底毁灭之间的选择，对于明眼人来说，变得越来越清楚了。
小矶为缪斌事件和军方一再拒绝恢复他的现役军官职务，感到懊恼。如果他是现役军官，那么他除了首相职务外，还能够接过陆军大臣的职务。1945年4月4日，他告诉木户，他打算辞职。(100)第二天，他辞职了。当天晚上，重臣们会见木户，以确定由谁来领导下届内阁。枢密院议长海军大将铃木男爵也在场，但即将卸任的海军大臣米内没有出席。大多数重臣赞成由铃木继任首相职务。但是东条宣称，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应当求和，甚至以无条件投降为代价。如所预料的那样，东条是一个鼓吹奋战到底的人。他提出的候选人是畑俊六将军，理由是预料盟军将侵入日本本土，而畑俊六将是能够组织抵抗的最好的领导者。当东条的同僚们表示他们反对组织另一个陆军内阁时，(101)东条以陆军将推翻任何其他首相的威胁进行反击。但是，他遇到了他的对手木户。木户回答说，日本人民已十分厌恶战争，很敌视军事统治，如果陆军再次采取破坏内阁的手段，那么预料日本人民将起来造陆军的反。东条勉强地让了步，于是选择了铃木。(102)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男爵被选任为首相时，已年近80。他在海军服务时立过功勋；他是日俄战争中的老将；退役以后，他当了侍从长。他是1936年2月陆军叛乱分子预定要杀死的人之一；当时他遭到了袭击，受了重伤，只是由于他妻子的勇敢才把他从死亡中救了出来。铃木是一个同引起太平洋战争的事件毫无关系的人，而且他在海军服役时，日本是英国的盟国，美国的朋友。重臣们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正如东条所意识到的那样，是向英美两国表示和平愿望的一个姿态。
然而，在日本上升到强国地位的过程中曾起过作用的铃木，不愿轻易地接受日本投降、被占领和解除武装的主张。而且，在他接受任命时，他对局势还不熟悉。起初，他甚至还说要把战争再继续进行两三年。(103)但是，主和派——现在他们因参谋本部有一些下级军官的参加而加强了，这些下级军官是了解日本真正绝望的处境的——立即试图启示他明白过来。(104)他们知道一旦形势允许，不会冒武装部队叛乱的严重危险时，天皇就准备公开宣布赞成和平。同时，他们也确信，一旦天皇下令，铃木将服从天皇的命令。在新内阁里，他们还能依靠留任海军大臣的米内和再次担任外相的东乡茂德。反对他们的有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将军和两个总长，即梅津将军和丰田海军大将。但是，这3人只是本能地反对无条件投降，没有一个会反对到激起叛乱的程度。
主和派还进一步赢得了改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胜利。从此，这个机构除了包括天皇外，将由内阁的4个大臣和两个总长组成，但是陆军省军务局长和海军省军务局长被排除在外。这将使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定有可能对狂热的“少壮派军官”集团保密。另外还组成了一个新的干事处，其成员有：代表首相和陆军大臣的松谷大佐，代表海军大臣的海军大将高木，代表外务大臣的加濑俊一，以及可以代表木户讲话的木户的私人秘书松平侯爵。他们4人都反对战斗到底，准备必要时接受无条件投降。(105)阿南、梅津和丰田同意这些改变，这就证明他们意识到战争失败了。但是，他们这一派仍然希望日本能与对方达成一些协议，以避免投降和被占领的耻辱。同时，他们还得考虑到武装部队的普遍态度。他们的看法是，日本能够击退对它本土诸岛的入侵，然后取得体面的和平条件。这一看法由于日本在冲绳的拼死抵抗和美国人在那里遭到的惨重损失而加强了。主和派却不相信能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看到，日本的经济正在迅速枯竭，粮食和原料贮备正在迅速耗竭，城市正在遭到空袭的摧毁。他们担心，如果让战争拖延下去，其结果几乎肯定是完全崩溃和毁灭，从而引起君主政体本身的垮台。为了避免这样一场大灾难，如果必须投降的话，他们准备投降。他们希望投降至少能拯救王朝，即使失去了其他一切。(106)
然而，在1945年4月，双方都同意必须不放过任何一个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机会。在这方面，选择东乡当外相是重要的。东乡一直主张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任命他为外相是对苏联的一个间接呼吁。(107)日本人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在8月间进攻日本，其交换条件是秘密保证他获得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并在满洲获得铁路和港口的租借权。(108)2月22日，莫洛托夫在回答佐藤的询问时，向这位日本大使保证，在雅尔塔会议上完全没有讨论远东问题。他说，苏日关系是建立在中立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关系仅仅同苏日两大国有关，正如日本同正在与之交战的英美的关系仅仅与英美日三大国有关一样。(109)其后，4月5日，莫洛托夫派人把佐藤请来，告诉他，1941年的中立条约于1946年4月期满后，苏联不打算延长该项条约。佐藤询问苏联政府的这项决定的含义，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政府认识到该条约的有效期还有一年，他声明他的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将取决于这一法律事实。他向佐藤保证，苏日关系在这整个5年期限过去之前不会回复到订约前的状态。(110)
鉴于莫洛托夫的这些肯定的保证，并由于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因此日本政府设想可以诱使这个强大的、神秘的邻邦同它保持目前这种和平，甚至或许还可以为他们从中调停，这种想法并不是不自然的。倘若苏联和美国闹翻了，莫斯科政府可能会发觉，使日本免于彻底失败，免于被美军占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德国的投降为日本提供了重新与莫斯科接触的机会。1945年5月6日，东乡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到希姆莱和邓尼兹力图通过谈判使德国向英美投降而不停止对苏战争。他宣称，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不符合三国公约的，因此日本方面将不受该条约和日德间其他政治协定的约束，而可以完全自由行动。(111)这意味着那些协定要被废除。在德国最后投降后，如所宣布的那样，日本真的废除了那些协定。
这样，日本政府在与苏联的关系上，已经尽其所能来消除过去的事情，以顺应斯大林在1944年11月7日的指责，(112)因为苏联曾向他们解释说，斯大林指的是日本的过去。5月14日，日本最高作战会议决定向苏联呼吁，首先是要求延长中立条约。倘若苏联表示赞成的话，那么就将提议签订明确的互不侵犯条约。前首相和前驻莫斯科大使广田奉命探询苏联驻东京大使马立克的意见。(113)
他们于6月3日和4日进行了几次谈话，当时马立克对广田的建议的反应，在广田看来，似乎并不是完全不赞成。但是两星期后，广田要求继续谈下去时，马立克借口身体不好，拒绝会见这位日本使者。(114)尽管如此，后来还是进行了两次会晤，一次在6月24日，另一次在6月29日。在29日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中，广田明确提出了订立“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保证互相支持以建立日苏之间持久诚挚的友谊，从而为维护东亚持久和平作出贡献”。(115)作为报答，广田提出，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就从“满洲国”撤军，然后“满洲国”可以在一项中立化的协议下保持中立。广田还告诉马立克，如果苏联能保证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准备放弃在苏联水域的捕鱼权。他还暗示，日本愿意同意苏联政府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条件。然而，马立克显得很冷淡，仅仅答应他将通过定期信使（这是一个缓慢的途径）把这一提议转告莫斯科。这时佐藤已经获悉广田和马立克谈话的情况，并向莫洛托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发现苏联外交部长对日本的提议也不感兴趣。(116)
与此同时，日本的处境正在一天比一天危急。在德国投降时，日本政府宣布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决定。在陆军的要求下，最高作战会议于1945年6月6日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战斗到底的军事方针。6月8日，这项决定在一次正式的御前会议上获得批准。(117)这对主和派来说是一次挫折。尽管如此，主和派的成员并没有放弃希望，因为他们正在稳步扩大力量和影响。他们知道，人们认为是不可违反的御前会议的决定，过去曾有过被撇在一边的情况。这时，送交给最高作战会议的一份“关于当前物力情况的报告”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不可能继续战斗到1945年秋天以后。(118)军方现在试图用动员和控制人力、物力的新的激烈措施来凑集新的资源。这些措施是：“战时紧急措施”和“义勇兵役法案”，两者都于6月22日由国会通过。前者实际上赋予政府运用资本和劳动力的专权；后者规定实行战时全国总动员。但是，这些绝望的措施无法抵消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日本，一个已失去了舰队的岛国，正逐渐被掐死。到6月中旬，冲绳岛的激战临近结束了。6月22日，美国人宣布该岛战斗结束。日本政府在6月26日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中承认了该岛失守。(119)
6月18日，最高作战会议的6个高级成员召开秘密会议，同意通过苏联的调停来谋求和平，并争取取得至少要保证得以保存君主政体的条款。(120)主和派敦促木户去劝告天皇取消6月8日御前会议的决议(121)，这位掌玺官照他们的要求办了。结果，6月22日天皇召集最高作战会议，命令不必考虑6月8日的决议，立即采取步骤恢复和平。最高作战会议不顾梅津的竭力反对，同意服从。(122)
现在的确需要赶快进行了。日本政府得到了即将在波茨坦举行会议的消息。他们还获悉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已在莫斯科，而且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这一消息，连同苏军正从欧洲向远东调动的情报，是具有可怕的含义的。因为现在关东军已经不是一个能抵抗俄国进攻的像样的部队了。它的一些精锐师团已在1944年调至前线作战或调去防卫日本本土，虽然它们已由后备师团接替，但是这些后备师团战斗力弱，装备差。(123)这时，关东军的行动计划仅仅是一种防御计划。它设想从北满和中满撤退，并把最后一个立足点放在东南面及朝鲜边境沿线。(124)但是，要阻止苏军进犯满洲和朝鲜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而丧失这两个国家，会切断由亚洲大陆通向日本的最后一条供应线，造成对日本的全面封锁。
因此，7月7日，在木户的劝告下，天皇召见铃木，催促他不要再拖延时间，赶快要求苏联斡旋以恢复和平。为此，天皇下令派一名特使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莫斯科。(125)7月10日，最高作战会议同意了这一行动，两天以后，天皇召见早先已被指定执行这项任务的近卫，委托他执行这项使命。(126)近卫渴望尽快成行，因为他相信除了迅速结束战争之外，现在已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拯救王朝了。(127)
7月12日，东乡打电报指示佐藤告诉莫洛托夫，只要能够避免无条件投降，天皇愿意和谈，并要求苏联外交部长同意接见由近卫率领的使团。(128)第二天佐藤报告说，莫洛托夫即将出发去参加波茨坦会议，因此不能接见他。但是，他已把这些话转告外交部副部长洛佐夫斯基，并附上了他自己的一封信，信中解释了拟议中的近卫使团的目的不同于1943—1944年间计划的几次使团的目的。但是，洛佐夫斯基回答说，要在莫洛托夫到柏林去之前作出任何答复是不可能的，不过他愿意将此事转告莫洛托夫，并进行安排，等莫洛托夫到达德国首都之后，再同莫洛托夫商议。(129)
这件事看来完蛋了，因为7月18日洛佐夫斯基通知佐藤说，他奉苏联政府之命声明：鉴于天皇的那封信没有包含任何具体的建议，鉴于所提的近卫使团的目的也不明确，苏联政府对那封信和允许日本派遣使团的要求，都不能给予任何肯定的答复。(130)7月19日，佐藤将此结果报告了东乡。几乎与此同时，他似乎劝告外相说，日本将不得不明确地阐明自己的意图，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131)
东乡在7月21日的答复中发出两个指示。第一个指示是要转达给苏联政府的，指示说：近卫的使团是为了请求苏联斡旋以结束战争，并明确表示日本很希望奉行一项在战争中和战争后都与苏联实行合作的政策。然而，这并没有使事情有多大的进展。(132)在第二个指示中，东乡宣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他说，如果敌人坚持这一要求，日本人民将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来反对他们，但只要不是以彻底投降为代价，日本是要和平的。东乡接着说：
我们不能要求苏联不附带任何条件地进行斡旋；同时，鉴于国内形势及国际关系，现在马上提出具体的和平条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利的。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近卫亲王将根据天皇的希望把日本的具体意图告知苏联政府；在充分考虑俄国在东亚的要求以后，他将要求苏联政府在经过磋商后同英国和美国举行谈判。(133)
换句话说，近卫将要求苏联政府为日本争取他们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条件，而日本政府则准备为此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东乡7月21日的指示传到佐藤那里较慢，以致佐藤到7月25日才得以执行这些指示。(134)这一天，他向洛佐夫斯基保证，近卫一定会带来明确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包括结束战争和改善苏日关系的内容。总之，佐藤暗示，近卫将带来某些东西奉献给苏联。(135)
同时，杜鲁门和斯大林于7月17日在波茨坦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斯大林指出，他还没有同中国人达成协议，特别是关于大连的管辖问题。在第二次会议上，斯大林把日本请求苏联调停并提议派近卫出使苏联的事告诉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并说已经告诉日本，他们的提议太笼统，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136)讲出这件事来，当然是一个忠实的伙伴所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另一方面，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暗示，即如果斯大林对中国的要求得不到充分满足，他还另有一套办法。
波茨坦公告于7月26日发表了（关于它的来历将在后面的一章里予以叙述(137)）。同一天，召开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苏联成员在会上说，红军将在8月下半月对日作战，确切的日期将取决于当时正在进行的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谈判的结果。(138)7月29日，莫洛托夫奉斯大林之命拜会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同他们讨论怎样公开解释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行动。他建议同盟国正式要求苏联采取这一步骤。他补充说，他是设想苏中协定将会在苏联参战以前签订而提出这项建议的。(139)
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不想使自己处于正式要求俄国人违反他们和日本所订协定的那种境地。事实上，贝尔纳斯后来说，要是俄国人干脆决定不介入，他倒会感到满意的，因为如果他们参加进来，他担心在满洲会发生什么事情。(140)自从雅尔塔会议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已开始意识到日本的资源已消耗殆尽；此外，这时美国已拥有随时可供使用的原子弹。经过华盛顿政府成员的讨论以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呼吁苏联履行1943年10月30日莫斯科宣言的义务和尚未批准的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规定的义务。(141)这样，道义和权术得到了妥协，良心也过得去了。俄国人在这么晚的时候还表示出明显的踌躇和疑虑，这可以说是反映了俄国人头脑里还存在着怀疑，他们怀疑杜鲁门是否真的打算让俄国人得到罗斯福在雅尔塔所许诺的战利品。如果杜鲁门不打算尊重罗斯福的许诺，俄国人现在知道他们可以迫使日本拿出罗斯福已许诺的一切东西，也许还可更多些，作为他们同日本保持和平的代价。他们也许从来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为日本进行调停，更谈不上以任何方式帮助日本了，因为他们希望看到日本被打垮。他们也不希望在这时候同美国发生任何公开的冲突，因为考虑到自己已被削弱到筋疲力尽，这样做可能危及自己在欧洲的既得利益。所以，如果能使美国同意他们得到他们想在远东得到的东西，这将是满足他们的利益的最好办法。因此，当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在道义上和法律上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对日本进行背信弃义的进攻时，斯大林感到满意。日本现在已是一个受了重创的国家，它正在恳求和平，除彻底投降外任何条件都肯接受。(142)如果希特勒在1941年或1942年决定性地击败了苏联，东条或许也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远东进攻苏联的，但是，他是否会像俄国人在1945年那样，把向一个遭难的邻居背后戳一刀的行为装扮得如此神圣呢？这是很可怀疑的。
7月30日，佐藤再次拜会洛佐夫斯基，谈到波茨坦公告，对他说，要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办不到的；但是，假如日本的体面和生存能得到保证，日本准备“以重大的妥协条件”结束战争。(143)他还比以前更加明确地宣布，日本准备为苏联的调停付出高代价。(144)但是，洛佐夫斯基只回答说，鉴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在柏林，现在还无法给予答复。于是，佐藤便预先通知他的政府，波茨坦公告的发表可能已使要求苏联调停的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了。(145)
波茨坦公告(146)使日本主和派感到宽慰，因为这个公告表示投降以后毕竟还有和平条件，日本不致遭到完全无情的对待。7月27日，最高作战会议在东京开会讨论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外相指出，同盟国虽然仍要求无条件投降，但事实上他们还是提出了有条件的和平。因此，他表示赞成接受，并告诫他的同僚们，如果拒绝同盟国的要求，将给日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47)天皇本人也宣布，他认为这个公告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军队首脑们坚决反对接受。他们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考虑到，接受这个宣言就意味着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解散日本军队，军人的势力就此完结了。陆军勉强同意发表这个公告，但是须删去其中有关允许日本军人回到家乡过和平生活和从事生产的词句，以及那些据他们说公众知道以后将危及国民士气的其他词句——这是对日益增长的厌战情绪的意味深长的注解。(148)军队首脑们坚持政府应该发表一项声明坚决拒绝同盟国的要求。东乡反对任何这样断然的拒绝。(149)
在这种情况下，达成了那种常见的妥协。最高作战会议同意等待苏联方面对他们要求调停的呼吁的明确答复，在这以前，将不对同盟国作出答复。同时，日本报纸得到指示，要把波茨坦公告的重要性压到最低限度。(150)陆军对此决定还是不满意，并继续迫使铃木拒绝接受。看来铃木是同情他们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海军大将，无疑，他和他们一样觉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是令人厌恶的。不管怎样，据报道，他在7月30日对记者们说，日本将不理睬波茨坦公告，将“按既定方针把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记者援引他的话说，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铃木的讲话发表在国内报纸和被占领国的日本报纸上，加上一些军方发言人的点缀性文章，说波茨坦公告是同盟国的厌战情绪的征兆。《昭南新闻》（1945年7月30日）甚至宣称：“如果敌人想结束战争，那么让他们向日本投降吧。认为日本会向他们投降的想法是荒谬的。”
铃木的错误判断和陆军在宣传上的虚张声势，给日本，事实上是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已明确地拒绝了波茨坦公告，所以作出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使空前恐怖的阴影笼罩了全世界。8月6日上午在广岛市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此以前，该城还没有遭到过严重的破坏。现在，广岛几乎完全被摧毁，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死亡。
当时对整个日本人民立即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仅仅是由于他们不知道这种新式武器的真相。但是当东京从旧金山电台的广播中收听到杜鲁门总统关于原子弹的性质和威力的讲话时，东乡立即谒见了天皇。天皇坚持日本必须立即谋求和平，必须停止关于和平条件的争论。这是发生在8月7日的事，(151)但是陆军首脑们仍然很顽固。就在同一天，他们发表了一项公报，简单地提到“一种新式的炸弹”对广岛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禁止报界讨论这件事。尽管8月9日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尽管设在冲绳和菲律宾的美国电台用日语向日本广播了，陆军仍能在一段时间里禁止发布关于原子弹所造成的浩劫的全部情节。(152)
但是，现在另有一个隐瞒不住的打击落到了日本头上。如前所述，最高作战会议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曾决定等待莫斯科的答复。8月2日，东乡指示佐藤让苏联政府了解需要赶快调停。他还指示佐藤，可以在波茨坦公告的基础上同他们进行谈判。(153)看来这就是对佐藤关于日本将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告诫的回答。佐藤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于8月6日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们还是让佐藤继续等待，而同时他们却接见了宋子文。当佐藤将此情况报告东京以后，东乡和加濑才一致认为不能再指望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好结果了。(154)
8月7日，莫洛托夫通知佐藤，将于次日下午8时会见他。后来，又把时间提前到下午5时。当日本大使到达时，莫洛托夫打断了他对莫洛托夫从柏林安全返回所表示的礼节性的祝贺，而向他宣读了将于8月9日晨生效的苏联对日宣战书。(155)这意味着几乎立即生效，因为莫斯科时间8月8日下午6时就是东京和新京(156)时间8月8日午夜，而在那个时间以后，俄国人在满洲的首次进攻就立即开始了。(157)佐藤表示遗憾，但他在早已预料到的事件面前保持着镇静。他问莫洛托夫，怎样才能向他的政府报告这个消息。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可以打电报给东京，如果他想用密码，可以用密码。于是佐藤向俄国当局送交了一份电文，但是这份电文始终未到达东京。(158)
东京是在8月9日凌晨由同盟社收听到的一则外国广播和来自新京的关于战事爆发的报道中得知战争的最初消息的。(159)马立克要求在8月9日上午会见东乡，但东乡推迟到8月10日上午11时15分才接见他。(160)当时马立克交给他一份正式的苏联宣战书。全文如下：
希特勒德国被打败后，日本成了惟一的仍在继续战争的国家。7月26日美英中3国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遭到了日本的拒绝，于是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远东战争的建议便失去了一切基础。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加入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以缩短战争的时间，减少牺牲，并促进迅速恢复普遍和平。苏联政府忠于其同盟的义务，接受同盟国的建议，并已参加7月26日同盟国的公告。苏联政府认为，这项政策是惟一能够使和平尽快到来的手段，它将使人民免于进一步的牺牲和苦难，并给日本人民提供一个可能性，使其免受德国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到的那种危险和毁灭。鉴于上述理由，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政府将认为它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161)
经常有人断言，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苏联的宣战。事实也许是如此，但是没有确知的证据可以证明莫斯科在这一事件以前还未确定进攻的日期。(162)在波茨坦，安东诺夫将军说过，待中苏关于满洲和有关问题的协议签订后，苏联将在8月下半月对日宣战。但是事情很可能是这样：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从洛佐夫斯基那里了解到日本请求调停的极端迫切心情后，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这方面拒绝调停，或者甚至拖延答复，就同样可能导致日本的投降。莫洛托夫所以要提前3小时会见佐藤，肯定是因为他顶先得到通知，如果不这样，将会使佐藤在苏联军队开始敌对行动以后才收到宣战书。但这件事不能证明宣战决定是直到那时才作出的；如果它能说明什么的话，也只能说明情况是恰恰相反的。
虽然到此时此刻，日本同苏联交战的消息已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但是对东京政府是一个粉碎性的打击。同时，这也大大加强了那些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人的势力。8月9日上午，木户谒见天皇并奉告天皇，现在必须接受了。(163)天皇同意了，并命令木户使铃木深刻认识投降的必要性。铃木和东乡也谒见了天皇。(164)然后，上午10时，由6人组成的最高作战会议开会。(165)在这次会议上，东乡提议“原则上”接受波茨坦公告，全体成员对此表示同意。他们还一致商定，如果同盟国不保证维护日本皇室，他们便不能接受公告。但是，陆军大臣阿南将军和两总长坚持另外3个条件，即：同盟国不应占领日本本土；应由日本自主地将它的武装部队从其占领地撤回，并由它自己来解除武装和遣散军队；应由日本政府自己审判那些可能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臣民。(166)在这个问题上，最高作战会议上的意见仍然不一致，(167)8月9日下午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68)东乡向大臣们解释了形势，除4个“内阁核心”成员外，这些大臣先前都不知道日本向苏联提出的历次建议。但是，把争论的问题摊给他们时，他们认为不能同意。阿南宣称，仍然有一半的取胜机会，而且在国外的军队是不甘心投降和解除武装的。倾向于军方观点的内务大臣支持阿南，宣称如果投降，他不能保证国内的和平与秩序。他回顾了自己掌管秘密警察时的1936年2月政变，并说他知道军队会干出什么事来。好几个大臣显然是抱骑墙态度，不肯承担责任。所以，再一次没有作出决定。(169)
于是，作为最后办法，召集了全体出席的御前会议。到会的有天皇本人，最高作战会议的6个常任委员，陆军和海军军务（政治）局的首脑，内阁官房长官，联合企划厅长官和枢密院议长平沼男爵。(170)8月9日晚上11时30分，他们全体拥进了宫中的防空洞。但是，这一次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东乡、米内和平沼反对阿南、丰田和梅津。经过好几小时毫无结果的争论以后，一直没有说过什么话的铃木宣布他打算请天皇圣断。(171)主和派预见到这种僵局，事先已通过木户让天皇准备好采取这一步，而这一步是他们的对手所猝不及防的。(172)这在明治天皇统治时期（1868—1912年）是有过先例的，虽然在正常情况下，按照一项不成文的、但已牢固地确立而有约束力的宪法惯例，天皇是从来不参加辩论的，而只是接受他的顾问们的决定。
现在天皇讲话了。他说，他同意东乡关于应当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主张，惟一的条件是不废黜皇室。按照木户的记述，天皇当时继续说，他不忍看到他的忠诚的军队被解除武装，也不忍看到那些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人遭到惩罚，因为他们对他的忠诚一直是坚贞不移的。但是，他的结束语是：“我想现在是忍其所难忍的时候了。回想起明治天皇面对三国干涉的心情，我忍住眼泪批准这一计划草案。”(173)就这样，作出了这项重大的决定。
这一决定先在另一次内阁会议上确认，然后外务省用英文起草一份照会，它的副本发到伯尔尼，分别转交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还发到斯德哥尔摩，由瑞典政府分别转交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174)8月10日上午东乡会见马立克时，把照会的一份副本交给这位苏联使节。同盟社也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一照会。(175)
波茨坦公告原先的草案中有这样条款：如果日本讲和，日本的君主政体可予以保存。贝尔纳斯在动身去波茨坦的前夕，他征求赫尔对这一点的意见，并告诉赫尔说，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高级官员已同意这一点。可是，赫尔不同意，并于7月16日把他的理由电告贝尔纳斯。赫尔并不想坚决推翻日本的君主制，但他也不想为保存它而承担义务。他想等着看看日本国内的情况，而且他要在利用天皇的权威的同时，毫不含糊地要把天皇置于盟军最高统帅的权力之下。这个观点占了上风（这也许不仅仅是由于赫尔反对公告草案的结果），因此发表出来的公告，没有提到日本的君主制。(176)事实上，第6、第10两段，倒可以认为是包含着推翻君主制的意图的。
华盛顿在8月10日上午（华盛顿时间）收到日本的照会后，总统同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举行了会议。会上，贝尔纳斯坚决反对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后退，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贝尔纳斯起草了一份复照，总统批准了这份复照。(177)东京于8月13日上午收到复照，不过它的内容已在前一天从旧金山的广播中收听到了。(178)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8月13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但意见仍有分歧。美国的答复是保证维持皇室呢，还是没有保证这一点？首相认为答复是令人满意的，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和内大臣都支持这个看法，因此认为应该接受。但是，陆军大臣和两总长持相反意见，枢密院议长平沼也表示反对。据加濑说，平沼“从〔答复的〕字里行间看出了一种鼓励旨在推翻君主政体的颠覆活动的险恶用心”。加濑指责平沼在这方面过分猜疑了。(179)事实上，平沼并不是完全错的，因为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引证了1949年5月9日的一份关于战后政策的国务院备忘录，其中建议“如果一个废除天皇制度的巨大运动在日本人民中间开展起来的话，盟国军事当局除了维持法律和秩序之外，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来反对这个运动，并应停止利用天皇作为政治工具”。(180)在美国占领的初期，有许多事情，包括对共产党活动的解禁，确实是倾向于削弱君主制的地位和威信的。
军队首脑们强烈提出，日本能够而且应该战斗下去，不应该接受这样的屈辱。他们的态度是受到许多“少壮派军官”的影响的，这些军官现在已经获悉当前所发生的事情了。他们威胁要处死“卖国贼”，而且事实上他们力图组织一次政变。但是，现在武装部队中有一些人，包括一些下级军官，意识到继续战争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不断向主和派报告那些反叛分子的活动。米内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效地维护了海军的纪律。阿南，虽然痛苦地感到投降的耻辱，但他没有听从别人的怂恿，去充当企图叛乱者的首领。(181)重臣们，甚至包括东条在内，是准备接受投降之议的，如果这是天皇的意旨的话。(182)8月12日，召集了一次亲王的会议，看来他们也都同意支持天皇。(183)这使得“死硬派”不可能利用某个亲王作为叛乱的傀儡首领了。
全体阁员于8月13日下午开会。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和法务大臣反对接受美国的复照；其余12名阁员则准备接受，虽然其中有些人也有相当大的疑虑。这样，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按照宪法惯例，是要作出全体一致的决定的。(184)所以，主降派决定争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他们打算，如果意见还是不一致，就坚持由天皇决定，而他们知道天皇的决定是什么。但是，军队首脑们显然猜测到有某种诸如此类的花招，因此他们反对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事实上，两总长根本拒绝在要求召开御前会议的请求书上签名。他们要求答复同盟国，要让天皇免于盟军最高统帅的控制，并让日本人民完全自由地决定未来的日本政治结构。(185)
然而，不满分子的计谋终于被挫败了。8月14日上午，天皇突然召集内阁阁员进宫，同时派人请来了两总长和枢密院议长。这样，在对方还没有机会组织反对之前，御前会议就开起来了。以铃木、东乡和米内为一方，阿南、梅津和丰田为另一方，激烈地争辩了两个小时。这3个“死硬”分子力主按照他们已经提出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被拒绝，他们主张继续战争。这时天皇按照木户和铃木的事先安排进行了干预，作出了决断。他说，在发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命令时，他是仔细考虑过国内外形势的；他看不出现在有什么理由要改变他的看法，而且他认为继续战争是不可能的；君主制的前途主要将取决于日本人民的意志，他不认为同盟国的答复中包藏着任何阴谋。他继续说：因此，
朕同意外相的看法，认为答复是可以接受的。望诸位都同意朕的看法。如果在此关头还不结束战争，我国独有的国体将遭破坏，民族将被消灭。如果我们能够保全一点，不论是如何微小，就还有希望在将来重建国家。(186)
就这样，御前会议在情绪激烈的争吵中结束。阿南极为悲痛，不久以后便自杀了。(187)
阿南和两总长主张继续打下去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日本约有200万人员处于战备状态，还有好几千架飞机可供使用，其中大部分是准备用来对入侵者进行敢死攻击的；日本有许多起伏的山峦，有利于防守。而且，日本人民虽然已经疲劳和营养不良，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可能会听天由命地服从抵抗到底的命令。而美国人已被他们在冲绳岛战斗中的损失弄得焦虑不安，他们在冲绳一役中，死伤达48 000多人。盟军入侵日本将遭到更大几倍的伤亡。事实上，使用了原子弹正是因为希望避免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流血。
但是，日本军队首脑们竟认为如果他们能击退或抵住对日本本土的首次进攻，那么同盟国将被迫给日本较好的条件。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想法。为侵入日本本土而调集起来的、得到大批海空力量支持的庞大的军队，是不会被最初的挫折和重大的伤亡吓住的。最后，日本的抵抗一定会被压下去，日本国土一定会像德国一样被强力占领，而在这一过程中，一定有数百万日本士兵和居民丧命，同时国家一定会遭到破坏。天皇的决定把日本从那种可怕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他维护了自己的臣民的生存，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采取了尽可能的有效行动来保全帝国王朝。
御前会议的决定，理所当然地被接着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接受了。同时，按照天皇的旨意，起草了一道致全国的诏书。8月14日晚，在皇宫里把诏书录了音，以便第二天向全国广播。这一消息显然有人泄露了出去，因为一部分已被陆军省的一批反叛军官争取过去的皇宫卫队在那天夜间冲进皇宫，企图找到那张诏书的录音唱片并予以毁坏。内大臣木户和宫内大臣石渡差一点未能从叛乱者手中逃生。但是，这些叛乱者未能达到目的，最后被召来救援的当地部队敉平了。(188)在以后的两天中，东京和其他地方发生了好几起由狂热的军官发动的暴乱，但是没有一处暴乱的规模大到足以使政变成功。所有的暴动都被平息了，大多数参与者都自杀了。(189)
与此同时，8月15日上午（日本时间），外务省向瑞士政府发出接受同盟国条件的照会，(190)请瑞士政府转给同盟国。当天中午，日本人民在惊愕的沉默中听到了天皇诏书(191)的广播，天皇在诏书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投降条件。
阿南将军的自杀使日本内阁失去了陆军大臣，而这正是陆军似乎可能发生叛乱的紧急关头。因此，8月15日，年迈的铃木首相向天皇递交了内阁的辞呈。木户认为，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刻，即一直到盟军来占领以前，应该由一位亲王站出来把全国团结在一起。他选中了东久迩亲王。东久迩亲王是一位国舅，也是现役将军，因而有权指挥陆军。他于8月17日就职。近卫亲王为副首相。同一天，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项敕谕，命令他们和平地投降。(192)敕谕宣布如下：
朕往时对英美宣战，阅三年又八月。其间，朕亲爱之陆海军人挺身效命，奋勇战斗于瘴疠不毛之野，炎热狂涛之海，朕深嘉之。
现新有苏联参战，自内外各种形势观之，今后战争之继续徒增祸害，终使帝国有丧失存在的基础之虞。虽然帝国陆海军之斗志尚为壮烈，然为保持维护我国光荣之国体，朕现欲与美英苏及重庆媾和。对毙命于锋镝，死于疫疠之众多忠勇将士，衷心哀悼，同时深信汝等军人之诚忠遗烈为万古国民之精粹。
汝等军人，克体朕意，坚持巩固团结，严明出处进止，以期克服千辛万苦，忍所难忍，而遗国家以永远之基础。(193)
亲王们被指派到各地去进行劝说，以便有助于确保服从天皇的命令。为此，闲院宫亲王到新加坡，朝香亲王到中国，竹田宫亲王到“满洲国”，以促使这些地区的日本军队服从天皇的命令。(194)这个任务，他们完成了。在国内，高松亲王发挥了作用，他说服特别攻击队——敢死飞行员们——放弃了他们明确表示的要攻击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意图。(195)不过，只是在首批美军到达而没有发生任何不幸事件的时候，朝廷和政府官员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同盟国商定由麦克阿瑟将军担任盟军最高统帅。这是在莫洛托夫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之间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后才决定的。莫洛托夫建议可以有两个最高统帅，即麦克阿瑟和苏联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哈里曼用尖刻的话回答了这一建议。他对美苏在太平洋战争中各自所作的努力作了一番比较，声称，由任何别的人而不是由美国人来担任盟军在日本的最高统帅，这是“不可思议的”。苏联政府放弃了自己的主张；8月12日，斯大林毫无异议地同意了杜鲁门的提名——麦克阿瑟。(196)美国方面所表现的这种坚定性，无疑使美国和日本避免了将来可能产生的任何其他麻烦和僵局，使日本从而免遭战后德国那样的命运。斯大林对美方提出的即将由驻日最高统帅发布的总命令第一号也没有剧烈反对。该命令是由美国陆军部在8月11日起草的，然后由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讨论，并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进一步审议。最后，命令经总统批准后，转达给英国和苏联政府。这是一份头等重要的文件，因为它除了其他规定以外，还规定了日本各部队应向谁投降。(197)苏联政府在8月16日的答复中提出了两条修正。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指定北纬38度线为投降分界线是美国的文本中原有的条款之一，并不是苏联的修正条款。(198)第一批美国占领部队于8月28日到达日本，因天气恶劣比预定的时间推迟了两天。9月2日，同盟国的代表和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199)日本方面参加签字的是再度担任外相的重光葵，还有梅津，他是经天皇的劝说才勉强担任这个令人厌恶的差使的。(200)这样，在海军准将佩里来到日本近一百年之后，日本再一次在它首都的海上大门口看到了“野蛮人的黑船”，并且不得不再一次屈从于他们的意志。
(1) 美国国会，珍珠港事件两院调查委员会：《意见听取会记录》，（Hearings…），第35部分（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第691—692页。三国公约的全文见《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Hitler's Europe），第81页。
(2)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49号。
(3) 同上书，《记录》，第35664页。
(4) 同上书，《证物》，第49号。
(5) 同上。
(6)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4616—24617页。
(7) 同上。
(8) 同上书，第33961页。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将军的证词大致相同（同上书，第34043页）。
(9)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4616页。
(10) 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Winston 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卡斯尔，1951年版，第4卷，第161—162页；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52年版，第4卷，第183页。
(11)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7943—37944页。
(12)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4635页。
(13) 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142—143页。
(14)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3968—33970页，第34045—34047页。
(15) 《戈培尔日记》，路易斯·P·洛克纳编泽（The Goebbels Diaries, translated and ed．Louis P．Lochner），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8年版，第17页。
(16) 同上书，第79页。
(17) 同上书，第26页。
(18) 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冯·哈塞尔日记，1938—1944年》（Ulich von Hassell：The Von Hassell Diaries, 1938—1944），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8年版，第221页。
(19)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7906页。
(20) 即海参崴，下同。——译者
(21)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7943—37946页。
(22) 同上书，第34026—34027页。
(23) 魏茨泽克的回忆录，1942年4月21日（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7959页）。
(24) 埃里希·科尔特：《不是档案材料》（Erich Kordt：Nicht aus den Akten），斯图加特，德国联合出版社，1950年版，第418—419页。
(25) 科尔特：《不是档案材料》，第420—421页。
(26)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7960—37962页。
(27) 同上书，第37963—37964页。
(28) 科尔特：《不是档案材料》，第421—422页。
(29) 科尔特：《不是档案材料》，第422—425页。
(30) 同上书，第425—433页。
(31)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39—35740页。
(32) 野口的证词（日本外务省欧亚局，1940—1943年），同上书，第35378—35384页。
(33) 佐藤尚武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553—35554页）。
(34) I·克雷洛夫：《苏维埃参谋人员》，菲茨杰拉德译（I．Krylov：Soviet Staff Officer, trans．E．Fitzgerald），伦敦，福尔肯出版社，1951年版，第200—202页。但是这本书所提供的材料是以第二手的晤谈形式来写的，其真实性可疑。当德国人呆在斯大林格勒时，竟会想出这样的条件，这似乎是难于置信的。而作者确实是这样记载的。
(35) 马克西姆·穆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平的尝试》（Maxime Mourin：Les Tentatives de paix dan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巴黎，帕约，1949年版，第120页。
(36) “乙”号作战计划设想日本最先攻击苏联的滨海省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向西推进到贝加尔湖（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8095—8142页）。
(37) 加濑：《亏蚀》，第67—68页。
(38)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4617—24618页。
(39) 穆兰：《和平的尝试》，第141页。
(40) 见《纳粹的阴谋和侵略》〔（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英美检察官员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准备的文件证据及参考资料集〕，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附件乙，第1203—1204页。
(41) 见《纳粹的阴谋和侵略》〔（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英美检察官员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准备的文件证据及参考资料集〕，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附件乙，第1卷，第857页。
(42) 《纳粹的阴谋和侵略》，第1卷，第857—858页。
(43)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292—300页；美国版，第4卷，第327—335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65—1174页。
(44) 穆兰：《和平的尝试》，第188页。
(45) 《戈培尔日记》，第242页。
(46) 穆兰：《和平的尝试》，第149—150页。
(47) 加濑：《亏蚀》，第162页。
(48) 《戈培尔日记》，第377页。
(49) 加濑：《亏蚀》，第162页。
(50) 同上书，第162—163页。
(51)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63—1264页。
(5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84—1288页。
(53) 同上书，第1281—1282页，第1299页。
(5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09—1310页。
(55) 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珍闻秘史》（Robert E．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纽约，哈珀，1948年版，第777页；英国版，两卷集，《哈·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enry L·Hopkins），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1948—1949年版，第2卷，第772页。
(56)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珍闻秘史》，第779页；英国版，第774页。
(57) 同上书，第792页；英国版，第786页。
(58) 穆兰：《和平的尝试》，第188—189页。
(59) 见1944年2月13日里宾特洛甫给施塔默尔的一份电报。里宾特洛甫在电报中谈到重光1月24日的建议，并提出了拒绝的理由（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各种文件》）。
(60) 见1944年2月13日里宾特洛甫给施塔默尔的一份电报。里宾特洛甫在电报中谈到重光1月24日的建议，并提出了拒绝的理由（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各种文件》）。
(61) 加濑：《亏蚀》，第164页。
(6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62页。
(63) “低地国家”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总称。——译者
(64) 施塔默尔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4483—24484页）和大岛的证词（同上书，第34284页）。
(65) 施塔默尔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2745号）。
(66) 加濑：《亏蚀》，第164页。
(67)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62页。
(68) 《昭南新闻》，1945年5月12日。
(69) 同上书，1945年5月16日。
(70) 见加藤增尾：《失败的战争》（Masuo Kato：The Lost War），纽约，诺夫，1946年版，第101—163页。
(71) 同上书，第104—105页。
(72) 关于这一点，见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特别是第2章。
(73) 甚至连在日本的英国战俘也看到了这种迹象〔见黑斯台：《白人苦力》，第230—237页；马丁·威登：《天皇的客人》（Martin Weedon：Guest of an Emperor），伦敦，巴克，1948年版，第36页，第40页，第65页，第66页〕。
(74) 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73页。
(75)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6480页。
(76) 木户的证词（同上书，第31065—31070页）。
(77) 冈田的证词（同上书，第29263页）。
(78) 见上文，原著第96页。
(79) 加濑：《亏蚀》，第90—91页。
(80) 同上书，第73—75页。
(81) 加濑：《亏蚀》，第75—80页；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9623—29664页，第31077—31079页。
(82) 加濑：《亏蚀》，第81页。
(83)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6487—36488页。
(84)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9264—29266页，第31080页；加濑：《亏蚀》，第83—84页。
(85) 同上。
(86) 加濑：《亏蚀》，第87—89页。
(87) 藤田（1942—1945年在海军省军务局任职）是这样告诉东京法庭的（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3505—23512页）。
(88) 佐藤的证词（同上书，第23583页）。
(89) 见《概览，1935年》，第1卷，第301页。
(90)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3537号。
(91) 见上文，原著第113—114页，第116页。
(92) 约翰·R·迪恩少将：《奇异的同盟》（Major-General John R．Deane：The Strange Alliance），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47年版，第246—249页。
(93) 巴格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4559—34561页）。
(94) 巴格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4561—34562页）。
(95) 加濑：《亏蚀》，第221页。
(96)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4562—34564页，第35780页。
(97) 见下文，原著第165页以下。
(98) 见韦斯利·R·费希尔：“1944年的日本和平策略”（Wesley K．Fishel：“A Japanese Peace Manoeuvre in 1944”），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1949年10月第8期，第387—397页。
(99) 加濑：《亏蚀》，第108页；又见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15—31116页。
(100)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19页。
(101) 加濑：《亏蚀》，第111页。
(102) 加濑：《亏蚀》，第115—116页。
(103)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578—35579页。
(104) 主和集团中有后来成为内阁官房长官的迫水，以及陆军参谋本部一个处长松谷上校（加濑：《亏蚀》，第75—76页，第114页）。
(105) 加濑：《亏蚀》，第145—146页。
(106) “陆军说：‘给我们最后一个机会来证明我们的价值和维护我们的荣誉吧。’我们回答说：‘决战的后果是非常容易预见到的，因此，在本土尚未受侵犯、我们尚未完全丧失抵抗力之前停止敌对行动是明智得多的。’”（同上书，第150页）
(107) 松平侯爵和迫水两人都证实他们曾力劝东乡接受这一职务（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394—35606页）。广田、冈田和木户也都这样劝过他。
(108) 关于雅尔塔会议和中国，见下文，原著第172—175页；关于雅尔塔会议的概况，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31—566页。
(109) 佐藤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3579页）。
(110) 同上书，第23579—23580页。
(111) 加濑：《亏蚀》，第127—128页。
(112) 见上文，原著第127页。
(113) 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2页）；又见加濑：《亏蚀》，第170页。
(114) 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170—171页）。
(115) 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187页）。
(116) 加濑：《亏蚀》，第187—188页。
(117) 同上书，第171—173页；又见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46—31147页）。
(118) 加濑：《亏蚀》，第172页；又见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日本争取结束战争的努力》（U．S．A.,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4年版，第6页，第16—21页。
(119) 加濑：《亏蚀》，第186页。
(120) 同上书，第184页；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59页）。
(121) 加濑：《亏蚀》，第185页。
(122) 同上书，第185—186页；又见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60—31163页）。
(123) 笠原幸雄将军（1942年8月—1945年4月任关东军参谋长）的证词。他说，到1944年底，没有留下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师团，坦克和飞机也很少，军火和燃料储存也很有限（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3201页）。
(124) 笠原幸雄将军的证词。松村将军（1943—1945年任关东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8138—8150页）证实了笠原的证词。
(125) 加濑：《亏蚀》，第188页。
(126) 同上书，第188—189页。
(127) 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70—31171页）。
(128) 同上书：《证物》，第2696号。
(129)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2697号。
(130) 同上书，第2699号。
(131) 加濑（《亏蚀》，第204页）说，佐藤曾反复如此劝告。
(132)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2700号。
(133)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2701号。
(134) 加濑：《亏蚀》，第205页。
(135)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2703号。
(136) 见詹姆斯·F·贝尔纳斯：《坦率的话》（James F．Byrnes：Speaking Frankly），纽约，哈珀，1947年版；伦敦，海涅曼，1947年版，第205页。
(137) 见下文，原著第310—315页。
(138)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70—271页。
(139)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7页。
(140) 同上书，第208页。
(141) 莫斯科宣言规定，4个签署国“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起见，在法律与秩序重建及普遍安全制度创立以前……将彼此磋商，并于必要时与联合国会员国中其他国家磋商，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运用这一条，是本·科恩想出来的，他曾作为波茨坦会议的顾问和贝尔纳斯的3个顾问之一出席该会议（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67页，第208页）。关于贝尔纳斯根据科恩的建议起草的杜鲁门致斯大林的信的摘要，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8—209页。
(142) 杜鲁门后来告诉贝尔纳斯，斯大林高度赞赏总统的信（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9页）。
(143)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2704号。
(144) “预料苏联政府会为进行斡旋提出各种要求，发出各种指示，据我了解，近卫亲王将授予广泛的权力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同上）
(145) “预料苏联政府会为进行斡旋提出各种要求，发出各种指示，据我了解，近卫亲王将授予广泛的权力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同上）
(146) 公告全文见下文，附录（五），原著第492页。
(147) 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5页）。
(148) 加濑：《亏蚀》，第210—211页。
(149) 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5页）。
(150) 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5页）。
(151) 加濑：《亏蚀》，第212—213页。
(152) 加濑：《亏蚀》，第212—213页。
(153) 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5页）。
(154) 加濑：《亏蚀》，第212—213页。
(155) 佐藤致吉田的报告，1946年6月15日。该报告是佐藤被遣返回国后写的，当时吉田已任外相〔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各种文件》（因与主题无关，未列入法庭证词）〕。
(156) 伪“满洲国”的“国都”。——译者
(157) 竹内隆治〔1944—1945年任日本外务省第三司（俄国司）司长〕提供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各种文件》）。
(158) 佐藤致吉田的报告（出处同上）；又见加濑：《亏蚀》，第223—224页，引证佐藤的回忆录（日本出版）。
(159) 加濑：《亏蚀》，第224页；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5页）。
(160) 同上。
(161) 《纽约时报》，1945年8月9日。苏联照会中说，西方盟国因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而要求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苏联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见上文，原著第137—138页；又见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纷乱：从珍珠港事件到马歇尔使团期间美国在中国的努力》（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u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327页，第339页。
(162) 1945年5月，斯大林告诉哈里·霍普金斯，最迟到8月8日苏军将在满洲边界充分部署完毕（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902页；英国版第2卷，第891页）。
(163) 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72页）。
(164) 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72页）。
(165) 加濑：《亏蚀》，第231页。
(166) 同上书，第231—232页。
(167) 同上；又见《日本争取结束战争的努力》，第7页。
(168) 加濑，前引文。
(169) 同上书，第232—233页；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6—35787页）。9个大臣同意东乡，3个同意阿南，3个犹豫不决（《日本争取结束战争的努力》，第8页）。
(170) 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6—35787页）；又见加濑：《亏蚀》，第233页。
(171) 加濑（《亏蚀》，第234页）说，这时已是8月10日凌晨2时。当时出席会议的内阁官房长官迫水说是凌晨3时（《日本争取结束战争的努力》，第8页）。
(172) 加濑：《亏蚀》，第236页。
(173) 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78—31179页）。三国干涉指俄德法三国同盟于1895年强迫日本修改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
(174) 加濑：《亏蚀》，第238页。照会全文见下文，附录（六），原著第493页。
(175) 同上书，第239页；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6页）。
(176)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93—1594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6页。
(177)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9页。美国复照的全文见下文，附录（六），原著第494页。
(178) 《日本争取结束战争的努力》，第8页；加濑：《亏蚀》，第240—241页。
(179) 加濑：《亏蚀》，第243—244页；木户和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85—31186页，第35788—25789页）。
(18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92页。
(181) 加濑：《亏蚀》，第245—246页。
(182) 同上书，第240页。
(183) 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86页）。加濑（《亏蚀》，第240页）把日期说成是8月11日，但似乎较大的可能是在收到美国的答复之后。
(184) 加濑：《亏蚀》，第246—247页。
(185) 同上书，第247—248页，第251页；又见《日本争取结束战争的努力》，第9页。
(186) 加濑：《亏蚀》，第252—253页。
(187) 同上书，第260页。
(188)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94—31197页；加藤：《失败的战争》，第241—243页；加濑：《亏蚀》，第258—260页。
(189) 加濑：《亏蚀》，第261—262页。
(190) 照会全文见下文，附录（六），原著第495页。
(191) 诏书全文见下文，附录（七），原著第497页。加濑（同上书，第256页）说，诏书原稿上有“战局日益恶化”的字样，但在陆军大臣的坚持下，改为“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
(192) 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98页）；又见加濑：《亏蚀》，第262—263页。
(193) 《昭南新闻》，1945年8月21日。
(194) 加濑：《亏蚀》，第254页。
(195) 同上书，第264页。
(196)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78—279页。
(197) 总命令全文见下文，附录（九），原著第499页。
(198) 副国务卿J·C·韦布的声明，1949年6月1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对韩国援助的意见听取会》（Hearings on Korean Aid），第81届国会第1次会议（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9年版），第118页〕。斯大林要求由苏军接受千岛群岛日军的投降，杜鲁门同意了。但是，总统拒绝了斯大林的第二个要求，即苏军占领北海道的北半部。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41页，注④）。
(199) 投降书全文见下文，附录（八），原著第498页。
(200) 加濑：《亏蚀》，第4—10页；加藤：《失败的战争》，第260—262页。
